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作为理念的家长主义。我在第一章也提到，家长主义是一种尊重父母选择自由的政治立场。正如我们在各种案例中看到的，它与新自由主义的教育改革十分契合。

我们很难公开否认让教育系统充满多样性并尊重父母和孩子有选择自由这件事本身。过去，日本的公共教育系统一直被视为“唯一最佳系统”而运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僵化和单一性开始受到质疑，1990年代以来，随着“尊重个性”和“多元化”等口号的提出，政策逐渐被放宽，也出现了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和教育内容。

与这一趋势相背而行绝非易事。只是这样发展会导致公共教育和以补习班和兴趣爱好班为核心的私立教育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公共教育的意义也开始变得不明确，不得不说这是自然而然产生的弊端。简而言之，所谓多样性和尊重选择的自由等理念其实变成了精英阶层的一种措辞，用来掩盖他们追求个人欲望的本质。对此，创造了“家长主义”一词的学者英国的布朗也用“家长主义理念的意识形态作用”这一表述来描述这一现象。公共教育本应该向所有人敞开大门，让每个人都能享受到其福利。然而现实中大家被分为了“受益者”和“受害者”，而且这一倾向越来越明显。

如前文提到的，与其说家长主义与当前主流的精英主义原则是两回事，不如说把前者理解为后者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更为合适。换句话说，当今的日本社会是一个高度强调个人能力和努力的社会，但这里“个人的能力和努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家庭条件，也取决于父母的财富和愿望，于是成了拼家长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与“有能者”相较处于光谱另一端的群体，即那些被视为“无能力”或“不努力（没条件努力）”的人一直受到低估，甚至被置之不顾。这就是日本的现实。但是这一现实必须得到纠正。

与精英主义相对的理念是“平等主义”（Bellanca，2019年）。平等主义的观点把人类的绝对平等视为目标，旨在实现所有人都拥有相同政治权力的政体（《社会学小辞典 新版》，1997年，有斐阁，第592页），日语中也翻译为“万民等权主义”。简单通俗地说，这一理念指向的是每个人都能得到尊重，每个人也都拥有平等发言权的社会，也可以将其理解为近似于民主主义的理想的东西。

现实中我们或许很难想象平等主义的社会是何种模样。小规模的原始共同体另当别论，但在当代全球化的大规模民族国家中，是否可能存在一种让“每个人都拥有同等力量”的政治形态？坦率地说，这种可能性很低。因此，平等主义更应该被看作是一种努力去实现的方向或理想，而不是现实中可实现的选项。

我在前一本书（志水，2020年）里提出，我们的目标之一是在教育场所创造一种同时尊重“有能”和“本然”的文化（志水，同上，第234—235页）。学校原本就是为了把“做不到的事情变得能做到”而出现的。从历史上看，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只是，仅仅如此就够了吗？我认为并非如此。我们要时刻记住学校不仅是学习的场所，同时也是生活的场所。与家庭生活或社区生活一样，只要是生活的场所，就会有许多不同的人，无论他们能力如何，作为这个场所里的一员都应该受到尊重。

如果我们把这个场所限定于教室内，会发现有的孩子因为先天或后天的原因有残疾，有的孩子刚从外国来日本，日语说得不流利，有的孩子家庭贫困甚至无法解决温饱，也有孩子学习很差一问三不知，但他们都应该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也应该被给予某种“机会”。我也希望能培养出孩子们的意识，让他们感到这个班级中的所有人都缺一不可。我深信，这是当代公共教育的重要使命之一。

在第五章中，我介绍了公正和卓越性这两个原则。在精英主义，尤其是从中进一步发展出来的家长主义的背景下，卓越性原则往往占据主导地位。当家长考虑“让孩子上稍微好点的学校”时，“好学校”往往更倾向于指代“聚集了成绩优秀的孩子，升入好学校机会更多的学校”。我不能说这种趋势本身是坏事，或者说本身必须被纠正。但我也绝不认同对此置之不理，任由其发展。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个方案。

首先，必须将实现公正作为第一原则。评估教育应该同时考虑卓越性和公正的双重因素，但要优先考虑公正原则，在实现一定的公正后再追求卓越性；反过来，无视公正的卓越性非常危险，这种危险对孩子们造成的影响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深远。孩子们只有在所有人都被充分尊重的教育氛围中度过安全又安心的校园生活，才能充分发挥出自己的潜力。

其次，还需要追求卓越性的多元化。许多大阪大学学生自己也觉察到，一边倒地强调学业价值的卓越性是很偏颇的，也对孩子们的成长产生了巨大阴影。除了“擅长学习”，孩子们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卓越性，比如“擅长运动”“在音乐或艺术方面很出色”“通晓外语或外国文化”“心灵手巧”“有幽默感”“沟通能力强”“具有想象力和创造力”，等等。我们希望能打造出平等地尊重所有卓越性的教育环境，换句话说，希望能提供让孩子们的个性和多样性都闪闪发光的“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