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主义”这一概念是英国教育社会学家布朗提出的。我在第一章介绍过布朗理论中关于“家长主义”的两个侧面，“作为实际情况的一面”（拼家长）和“作为理念的一面”（家长主义）。在这里，我将对这两方面分开进行讨论。首先讨论前者，即“拼家长的实际情况”。

在第一章中，我们用了三个关键词，即①二代化，②血统化，③差距扩大化来体现了实际情况。其中①的二代化现象指各个领域中被称为“二代”的人不断增多，②的血统化指社会更注重出身好坏，③的差距扩大化指各种差距不断扩大的现象，尤其是教育领域。考虑到三者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认为①和②是③存在的基础。因此，我在这里将焦点集中在③提到的教育领域的差距问题。

如果用公式对差距扩大化问题进行呈现，我们可以得出下面的结论：“家庭条件差距导致了学习能力差距，进而产生了学历差距，结果进一步扩大再生产了最初存在的家庭条件差距。”如果用图来表示，即如图表6-2所示。

图中所示的差距化过程可以分解为三个箭头的合成结果。“过程A”“家庭条件差距带来了孩子们学习能力差距的过程”，“过程B”代表“学习能力差距产生学历差距的过程”，而“过程C”代表“人与人之间的学历差距进一步带来了家庭条件差距的过程”，这些结合在一起就完成了教育差距在代际间再生产的结构。

正是因为这种差距化的过程不断被强化，才出现了当下被称为“父母盲盒”的现象，而且这一现象表现得越来越显著。我想在这里探讨的主题是如何减缓这一过程，哪怕只是减缓一点。

我将分三个部分依次进行讨论。

首先是过程A，即家庭条件差距带来了孩子们学习能力差距的过程。我认为这里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对困难阶层进行支持帮助”。

说到缩小学习能力差距，许多人很容易想到缩小会学习的孩子和不会学习的孩子之间的差距。要实现这一点，我们有两个选择，一是提高成绩差的孩子的分数，二是压低成绩好的孩子的分数。前者是合理的方法，后者当然是不合理的做法，也不可行。成绩好的孩子很可能越来越优秀，导致两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但我认为这并不是本质上的重要问题。问题在于“如何支持成绩不好的孩子”，因为帮助他们扎扎实实地获取日后在生活中所需的知识、技能，以及帮助他们形成价值观和人生态度等十分重要。同时，这也是重视公正原则的公共教育的第一使命。

家庭条件的不同如何影响孩子们学习能力差距一直是教育社会学的一个重要课题。过去20年间，我也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调查研究，探索了很多实际情况和改善方案。围绕着如何理解“家庭条件的不同”，至今依然存在许多争论，但最广泛使用的理论框架之一是布尔迪厄提出的，上述大阪大学学生的意见中也有提及。这一理论框架将家庭条件视为父母拥有的“经济资本”“文化资本”和“社会关系资本”三者的结合。因此有观点认为，要想支持那些（不能享受足够资本的）困难阶层的孩子，有必要通过学校和校外活动的作用提升他们能接触到的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资本的质量和数量。换句话说，通过经济支持、改善文化和教育环境、加强孩子所处环境的人际关系，可以给他们赋能，进而带来学习能力上的提升。

接下来是过程B，即学习能力差距产生学历差距的过程。我在这里想探讨的是个有些陈旧的说法，关于“如何改变偏差值一刀切体制”。

在现代社会几乎所有的国家中，一个人就读于哪所学校及在教育体系中读到什么阶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的学习能力，因为几乎所有国家都采用了精英制度。但与其他国家相比，日本社会中学习能力高低与学历之间的相关性似乎更强。正如大阪大学学生的文章中所提到的，拥有较高学习能力的孩子半自动地沿着父母预先铺好的人生轨道前进，最后进入高偏差值大学的概率会更高。换句话说，日本社会里，学习能力高低更能决定一个人的人生道路能走多远。

正如大阪大学的学生告诉我的，如果他们在读大学之前通过学校教育，或者通过社区等场合与他人的交流接触到更多关于职业、工作和人生的各种丰富的“选项”，他们或许能在真正意义上行使“选择的自由”。我们也希望能创造一个社会，让拥有较高学习能力的孩子即便不去读大学，也可以不被周围的压力淹没，同样，在某个阶段学习能力表现不够好的孩子如果在某一瞬间起了兴致，也能得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然而，学习能力和学历不相关的社会在当下的时代是难以想象的。只是平心而论，像日本这样把二者如此紧密地绑定在一起的社会也实在让人窒息。真希望能创造一个减弱这种紧密关联的教育环境，让孩子们不再被周围的压力所束缚，得到更多理解，也能让孩子们自己做出对未来的选择。

最后是过程C，即人与人之间的学历差距加剧了家庭环境差距的过程。坦率地说，这部分是最为棘手的，但这也是家长主义的核心部分。

其实，真正导致家长主义出现的是父母“希望孩子过上幸福生活”的夙愿。这个愿望从广义来说是我们作为动物的本能，是相当普遍的想法。希望孩子幸福是正常的，毕竟没有父母会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幸福吧。

问题在于幸福是什么，以及如何才能获得这种幸福。从最大公约数来说，现代日本社会往往认为“经济上能过稳定的生活”是幸福的基础。而且大众也普遍认为这种生活是通过“考上好大学”带来的。当然，也存在许多反例。如果进行详细调查，完全可以找到反驳这一说法的证据。然而问题是许多人仍旧顽固地相信这一点。

或许他们觉得高学历的人过着相对富裕的生活，而这种生活也被认为是高学历带来的。于是从结果来看，人们自然希望自己的下一代（子女或孙辈）能获得尽可能高的学历。这种愿望成了家长主义的原动力，因为高学历家庭的文化资本水平较高，这些资本也将通过家庭中的育儿和教育传承给孩子。经济资本，尤其是为了教育而注入的经济资本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父母拥有的社会关系资本（人际关系和社交网络）也在孩子的教育中经常被动用到。因此正如家长主义的定义所示“选择=家庭的财富+父母的期望”的公式由此成立。

对于非高学历的人来说，这本质上是一场“劣势战”。因为他们拥有的财富是有限的，而且这一群体中怀有“让孩子拥有高学历”这样的教育愿望的人原本也就不多（当然也有心怀强烈抱负的人）。但问题是，只要“以学习成果论输赢”这种游戏规则没有得到改变，高学历的人和非高学历的人之间的竞争将不可避免地呈现出一种“非公平赛”的局面。这就像个子较高的人在篮球比赛中更占优势一样。

总而言之，缩小教育差距的关键点是上述三个过程。其中最难介入的是最后提到的过程C，其次是处于中间的过程B。反过来从政策和实践的角度来看，最容易介入的是过程A，即如何缩小学习能力差距的过程。

这里可以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应采取各种措施来最大程度地缩小孩子们的学习能力差距。此外，我们也可以通过校内外的各种努力，给孩子们多样化地呈现看重学习能力和学历之外的选择。虽然我们无法完全消除家长主义，虽然这一现象的根本在于家长一厢情愿地希望“让孩子过得幸福”，我们还是可以尽量减少其弊端，通过采取上述措施来减缓差距继续扩大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