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一节中，我们简要回顾了日本教育政策的变迁。简而言之，以1990年为转折点，新自由主义的立场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其核心关键词是“政策宽松化”。实际上还有另一个关键词，即“权力下放”。权力下放是指上级机构将其权限移交给较低级别的单位（Witty等，2000年）。具体来说，这包括将国家权力下放给地方自治体，以及教育委员会将其拥有的权力下放给各个学校。在如今的教育领域里，这一趋势已发展为常态，但在不同都道府县和市町村呈现出不同的形式。

本节中我将以大阪府这一特定自治体为对象，从教育行政负责人的视角探讨“家长主义”这一主题。为什么选择大阪呢？主要原因是我对大阪的情况有较深入的了解，但不仅限于此。首先，如前一章所示，大阪目前是日本最倾向于采取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自治体，因此它是代表家长主义最前沿的案例。此外下文也会说到，大阪在教育实践方面积攒了漫长的历史经验，这在全日本都堪称独树一帜。而且就这些实践的历史脉络而言，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好与新自由主义针锋相对。基于这些因素，大阪可以说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特殊案例。

在这里我想引入两个词：“公正”（equity）和“卓越性”（excellence）。这两个词作为教育社会学概念，一般用来评估“教育成果”，即教育行政的结果（志水、铃木编，2012年）。

首先公正这个概念用于考察“每个人是否都受到了同样平等的对待”，以及“尤其是有困难的人是否得到了适当援助”等问题。另一方面，卓越性则涉及“是否每个人的能力都得到了提升”，尤其注重“是否培养了社会的精英群体”等问题。以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方面为例，卓越性考量可以设定“提高水平”这一目标，公正考量可以设定“减少差距”这一目标。只有当孩子们的学习能力达到较高水平且同时彼此之间的差距较小时，教育行政才会被视为取得了理想成果。反之，如果孩子们的学习能力水平普遍较低且差距较大时，社会舆论肯定会一致发出批评声音：“教育行政到底在搞什么！”2008年大阪的确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那一年，桥下彻成为大阪府知事。在此之前，大阪因其重视公正原则的教育政策而备受好评。由大阪府教育委员会事务局工作人员编写、于2005年出版的《火热行政：大阪如何改变教育》一书中，充分展示了教育内容的丰富以及教育行政工作者们致力进一步发展教育实践的热情。

这些教育政策源自同和教育的历史背景，与1969年《同和对策法》颁布后逐渐形成的教育体系一脉相承（志水，2018年）。当时，同和教育提出的一个口号是“重点关注困难学生进行年级建设”，政策也旨在保障和推进同和地区的孩子以及其他“困难学生”的学业和职业发展。这里所说的“困难儿童”很难具体对应某个群体，但包括了各种“在条件困难的家庭环境中长大，并在求学阶段的生活和学习上面临各种挑战的孩子们”。以同和教育为经验，日本在解决残疾儿童的问题上渐渐积累了可称之为“共生教育”的实践，其目标是尽量让残疾儿童和正常儿童在同一地方接受教育。此外，关于在日韩国人和新移民儿童的问题上，当时的日本政府也提出了“让差异变为多元”的口号，一点点尝试着多元文化共存的教育实践（志水，2022年）。

值得注意的一个事实是，参与这些实践的教师和教育政策制定者并没有特别强调上述的公正原则。换句话说，他们在开展这些教育实践的时候的确想为改善“困难学生”的境况做些什么，但从教育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这些实践也好，经验也罢，都可以被描述为“强调公正的教育”。我认为这些实践内容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可以说是出类拔萃的。

但2008年大阪迎来了维新会的桥下政权。桥下是新自由主义的信奉者，自然也想将其理念直接导入教育领域。然而，新自由主义的一个特点是过度强调两个原则中的卓越性原则，几乎不顾公正原则，使二者像水和油一样难以混合。因此，一向坚持公正原则的大阪教育政策在桥下政权下被迫经历了180度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