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一直把1990年代看作“时代的转折点”，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在第一章提到的，家长主义这个概念是在1990年代出现在英国的（Brown，1990年），当时恰好是撒切尔夫人实施战后最大规模的教育改革的最高潮。

探讨日本教育时，时任日本首相的中曾根康弘设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后称“临教审”）时常会被拿出来探讨，这也被看作教育改革的一个巨大转折点。审议是在1985年到1987年间进行的，最后被整理成了4份报告，对之后的教育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报告的大背景正是我在第四章探讨过的学校与监护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即从父母与学校捆绑在一起拉着孩子向上爬升的形式，变成了父母和孩子结合起来评议学校的形式，这一变化也可以巧妙地表现为从倒三角形变为正三角形。这个转变是临教审出现的社会背景之一，但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临教审的审议结果也反过来加速了这一转变的进行。换句话说，临教审其实是扣动日本的家长主义进一步加剧的“扳机”。

临教审一共设置了4个部门，其中第一部门和第三部门之间的冲突最为激烈。第一部门的研究课题是“展望面向21世纪的教育方式”，所以其立场是推进“教育的自由化”。与此相对，第三部门把“初等中等教育的改革”当作使命，因此立场上极力反对自由化路线。用本书的说法来看这一结构，是提倡新自由主义的第一部门和与此坚决唱反调的第三部门之间的对峙。前者强烈反映了中曾根首相和财阀们的想法，而后者则强烈体现了以当时的文部省为首的教育行政群体的特色。最终结果是大家提出了折中方案，取消“自由化”这一表达，取而代之采纳“重视个性的原则”这一说法。换句话说，在当时的时间节点上，基于政策宽松化给教育注入自由竞争的原理后，试图使其活跃的“自由化”原则并没有被采用，取而代之的是基于“重视个性”这一理念给教育带来的灵活化和多样化，当时大家看到的大方向就是如此。教育行政学者市川昭午用了一个公式来形容这一变化，即从“教育的自由化”转为“自由的教育化”。临教审之后，一系列方针也被积极采纳，包括以学校设置标准为主的政策宽松化、制度的灵活化和实践的弹性化、教育内容和方法的多样化、对学习者自由的包容（甚至有“不去学校的自由”）、选择范围的扩大、增加私立教育的占比及教育产业的振兴、控制公立教育的支出及扩大自费比例等（市川，1995年，第一章）。

其中，关于高中形式多样化的探讨成了1990年代的中心争论之一。在此之前，日本的教育一直把“唯一最佳制度”（the one best system）当做目标。但随着家长主义的深化，多样化的选项也随之出现，从而让消费者（监护人、孩子）能现实又高效地做出选择，这也成为被越来越多人接受的想法（市川，同上，第25页）。高中成了这一变革的焦点，一些基于新理念的学校类型也随之被设计出来，比如普通科目综合选择制高中、学分制高中、综合学科等，各地也都在推进这样的高中教育类型的多样化。这背后一个很重要的社会因素是基于偏差值一刀切的体制的常态化以及高中新生数量的减少使得高中重组变得越来越迫在眉睫。学校类型多样化的目标在于弱化偏差值一刀切的状况，哪怕只是微弱的变化也能提高初中阶段成绩处于中下游学生的学习动力（耳塚、樋田编著，1996年）。

进入2000年之后，教育改革方面已呈现出了愈发明显的新自由主义倾向，最能代表这一倾向的便是越来越普遍的择校现象，尤其是2000年东京都品川区引入择校制度后一度引起轩然大波。所谓择校制度是指可以选择公立小学和公立中学的制度，既可以选择自己所在自治体内任意一所学校升学，也可以选择自己所在校区附近的中小学，实际运作中有各种不同的方式，但无论表面形式如何，都意味着可以自由选择学校。日本社会的常识里，私立学校可以随便选择，但公立的中小学是不能随意选择的。择校制度完全改变了这一常识。

关于这一点，我在前一本书（志水，2021年，第四章）里做了详细说明，有兴趣的读者可以阅读参考。2006年进行的一项文科省调查显示，全国地方自治体中以某种形式引入了择校制度的自治体有240个（占整体的14.2%），正在研究中的有569个（33.5%），不打算引入的有887个（52.3%）。时至今日，除了2014年开始引入择校制度的大阪市，这一风潮已经出现了热度减弱的趋势。品川区原本是这一制度的急先锋，但也开始重新审视其实际运作（具体来说是把这一制度变得温和了），甚至有些自治体因为废除择校制度而受到了关注。最终，模仿欧美而开启的择校制度没能在日本扎根下来。

另一点我想探讨的是与新自由主义高度契合的国家政策的施行，即“全国学测”的实施情况。“全国学测”始于2007年，经历了各种变迁后，现在成了小学和中学的年度活动。引入这项政策的目的不仅在于追求教育的多样化和个性化，更在于试图提高学生的竞争力。这一政策的背景离不开经合组织自2000年以来进行的国际比较学习能力测试，即PISA（OECD学生学习成绩评估）的存在。设计这项测试的出发点是试图培养个体能适应社会的不断变化的优秀能力，因此各国政府一直关注其结果并对此做出反应。

可以说，学习能力的国际竞争也成了日常现象。

例如在英国，撒切尔改革导致了全国性的学习能力测试与择校制度的配套出现和贯彻。测试结果通常按学校名称公开，家长可以根据结果自由选择学校，这一制度的实施自1990年代以来延续至今。日本尚未达到这种程度，如前文所述，日本择校制度的实施仅限于部分自治体，而且一般情况下学校的测试结果并不公开。

一言以蔽之，英国在义务教育领域彻底贯彻了家长主义的原理，日本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这一步。各位读者认为哪种方式更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