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长主义究竟给学校和老师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呢？这一节里，我想围绕以下两点展开论述。一个是老师和家长打交道的不易，另一个是孩子们学习能力差距的扩大。

我们先来看一下和家长打交道这个话题。

各位读者一定都听说过“怪兽家长”[日语原文为“モンスターペアレント”，英文为“Monster Parent”，通常指那些对孩子过分溺爱、过分保护、过分干涉孩子生活的父母。]这个词吧？这个说法是曾任小学老师的向山洋一提出来的，指那些“以自我为中心，对学校提出无理要求的家长”（《教室Two Way》，2007年8月号）。进入21世纪后，这一说法用得更普遍了。在美国有个类似表达是“直升机家长”，意思是家长时刻盘旋在孩子上空，孩子一旦遇到不利情况，家长会迅速降落在学校，提出各种要求（日本教育社会学会，2018年，第436页）。

小野田正利堪称研究如何与家长打交道的第一人。根据他的研究，家长对学校的投诉过程大概分为三个阶段。首先是理所当然认为学校要接受他们的“诉求”，之后是觉得学校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处理“投诉”，最后当事人眼看再怎么争取也得不到满意结果，就“提出难办的无理要求”（纠缠不休）（小野田，2013年）。学校面对监护人不断增多的诉求、投诉、难办的无理要求，要如何接收信息，又如何回应处理呢？举例来说，我在前一节提到有些家长认为“我家孩子没错，错的是周围那些孩子”，学校如何回应这样的家长呢？这就是和家长打交道的问题。小野田主张不能一开始就把对方当作怪兽家长回应，而是有必要先和家长做深入透彻的沟通，理解父母的期望和想法，但这中间的过程确实不是一星半点的辛苦。为了做到这一步，学校要向商场和制造商学习处理投诉的实际案例，同时教育委员会和专家学者们也要编写和家长打交道的手册，分发到教学一线，组织老师们研修来训练这一能力。

根据文部科学省2013年做的《关于教职员精神压力问题的应对方法》这一调查，校长们感到压力最大的是“学校经营”这一项，达到了74%，“和家长打交道”紧随其后，是第二大压力来源，有65%之高。此外，同样由文部科学省于2015年做的《针对中小学教师工作压力的调查》显示，“应对家长和地方政府的要求和投诉”（71%）、“应对国家部门和教委的调查”（87%）、“写研修报告和总结”（72%）这几项是教师普遍感觉压力数值最高的内容（日本教育社会学会，2018年，第436页）。

当下多数老师，尤其是年轻老师感到对和家长打交道苦不堪言，不少人甚至因为这一点而被迫辞职。细想来也不足为奇，一个刚毕业的新任教师被指定为年级负责人，首先要了解学生的想法，掌握整个年级的概况；其次要备好课，小学老师每天有4到6课时的工作量，一学期大概要教8到9门课，仅仅完成这一项就筋疲力尽了。资质好的新任教师往往还被寄予厚望，被期待着表现得好一点，再好一点。这些都做好后还要应对比自己年龄大、比自己社会经验丰富、带着一种近似消费者立场的家长的期望。虽说也有家长能理解老师，但更多人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没有同事和管理层来给自己做后盾，不难想象一般年轻人根本做不来如此重负荷的工作。

在家长主义的大环境下，好坏先不论，学校变得越来越像服务业了，而老师在某种意义上也不得不集中精力来“接待顾客”，不知不觉被置于一种要满足顾客期待的处境里。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学习能力差距方面，这也是我过去20年间最倾注心力研究的教育问题。大概刚好20年前，我的研究团队发现了“学习能力的两极分化”这一现象（苅谷等，2002年）。孩子们在学习能力上呈现的“双驼峰”化现象如今已经成了全国中小学的常态，教育界的普遍共识是这背后隐含着“家庭的两极分化”问题。

欧美国家一直对“能促进学习的学校”（effective schools）有研究。我参考了这些研究后，对如何消除学习能力双驼峰化的教育实践积累了自己的心得。所谓“能促进学习的学校”是指能帮助处于不良教育资源环境中的孩子提升学习能力的学校（锅岛，2003年）。我在关西地区，尤其是以大阪为中心展开调查研究后发现，日本也存在着“能促进学习的学校”。而且这一现象的背后离不开有着悠久历史的同和教育[同和教育，是日本为了消除历史上固有的部落差别问题而进行的教育。“同和”有“同胞融合”之意。]的践行。当时为了改善同和地区孩子们偏低的学习能力和偏低的升学率，政府给这些地方加配了同和教师[加配同和教师是指每所公立学校的教师数量是根据义务教育标准法和高中标准法算好的，在此基础上文部科学省另外配备的教师。同和加配教师最鼎盛时期在全国有1000人以上（部落解放、人权研究所《部落问题、人权事典》，第722页）。——原注]，也尝试了有系统的教育实践，内容以打造共同体和学习被歧视部落的问题为主轴（志水，2018年）。这一尝试带来的成果是形成了一种良好的教育氛围，使教育体系能帮助那些学习吃力的孩子提升学习能力。但2002年3月之后，一系列的同和政策失效，加配的同和教师数量也锐减，以前的同和教育也被纳入了一个称为人权教育的全新概念里。

在当下这个节点，以大阪为中心的关西地区仍旧有一些学校在支援困难阶层，而且近几年的教育社会学里也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比如“有力量的学校”（志水编，2009年）、“拒绝排外的学校”（西田，2012年）、“有人文关怀的学校”（柏木，2020年）等，有些研究已经在尝试整理这些学校的特点以便从中提炼出新的专业术语。

另一方面让人担心的是“学校的两极分化”这一表达所指出的公立学校的现状（志水，2021年）。如本章开头所述，刚进入21世纪的时候，“学习能力的两极分化”这一趋势开始变得明显，但我认为当时也能看出“学校的两极分化”同步进展的趋势。所谓学校的两极分化是指在公立学校内部逐渐分化出“被好评的学校”和“被差评的学校”，而且这一倾向越来越明显，其背景正是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的阴影。

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之间原本就存在着威信上的差距。在小地方，学生报考公立学校的意愿大概率高于报考私立学校的意愿，但在大都市圈，私立学校的名声压倒性地优于公立学校。时至今日，不仅仅是公私立学校之间有差距，连公立学校之间的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了。

最能代表公立学校两极分化的就是新自由主义政策下的择校制度[择校制度指一种家长和学生可以考虑学校的声誉、教学质量、地理位置、特色课程等来自由选择希望就读的学校的教育制度。]。2000年日本以品川区为开端，越来越多的自治体开始采用择校制度，鼎盛期全国大概有一成的市町村都采用了不同形式的择校制度（志水，同上，第116—117页）。随后这一制度被重新审视的倾向又开始增强，势头慢慢弱了下来。但在如此大背景下，大阪市还是于2014年在全市采用了择校制度。如各位读者所知，大阪市是全国“维新”[“维新”通常指的是“维新会”，是日本一个政治团体，主张政治改革和地方自治，在大阪地区的政治中具有一定影响力，试图打破传统政治势力，推动改革和创新。]势力最强的地方，也是当下推进新自由主义教育政策最为激进的自治体。这样的大阪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以下引用的图表4-2最集中体现了其变化趋势。

这张图表显示了引入择校制度前后，大阪市24个区之一的西成区里6所学校考试成绩的变化（志水，同上，第160页）。图中数值是把全国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状况调查的结果换算成了偏差值。

西成区居住的大多是大阪市社会经济地位最低的居民。从上图左侧2014年的数值（偏差值）可以看出，没有一所学校的偏差值超过50。换句话说，区内原本就没有一所公立学校的成绩能超出全国平均成绩。再看右侧2019年的数值，有3所学校的成绩呈现出了直线上升的趋势，但另外3所学校的成绩下降得更严重了。我想强调的是图中括号里的数值，它表示的是“外校区希望入学的人数”。反过来，其实我也想知道“外校区希望入学其他学校的人数”，但这个数字没有公开也就无从得知。但无论如何，仅从这一指标上也能看到成绩上升的学校数字达到了两位数，而成绩下降的学校都是个位数（或者几乎没有）。换句话说，“受欢迎学校”的成绩在齐头并进，而“不受欢迎学校”的成绩则同步下跌。其中人气最低的F学校的偏差值甚至下滑到了44，可以说相当之低。

简而言之，我们在这张图里可以看清楚一个事实，即引入择校制度后，公立学校的两极分化在这5年间变得更明显了，而且无法忽视的一点是西成区作为大阪市经济最差的区域，即便这里公立学校的老师们团结一致想提高孩子们的学习能力，给他们更多未来的选择，现实却是教育政策（教育改革）在唱反调，带来了“断层”。各位读者如何看待这一现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