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认为在日本做老师是很不错的工作。

1970年代到1980年代这段时期里，欧美研究者常常夸赞日本教育工作者的了不起（Cummings，1981年）。基于平等主义的教育系统不仅支持了战后的日本经济的高速增长，也塑造了日本国民勤奋和正直的品质，这帮助了日本整体国力的飞跃。当时日本的学校教育致力于引导孩子们人格上的全面发展，教师们也以此为目标勤勤恳恳地工作，全面接纳孩子们。

但进入1990年代后，风向发生了变化。

有一件事情让我印象很深。1991年到1993年间我在英国，出国前我还感觉日本的教育界处在十分平稳的状态，回国时却一下子感受到了剧烈的变化。经济上的确出现了如我旅居英国后期时听说的泡沫经济现象，也难怪回国后明显感觉到日本的不景气。说句极端的，我觉得日本的精气神消失了。这种大环境下，教育界自然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

1990年代后半期，我在关西某城市做过一个问卷调查，主要是向教师们请教他们观察到的孩子们的变化。当地一共有60多位中小学和高中老师配合了我的工作，他们的教龄都在10年以上。我最后大致整理出了四点孩子们身上发生的显著变化（志水，1997），具体来说是“变得脆弱了”“渴望一对一的社交关系”“没有学生领袖”和“对社会不关心”。反过来说，以前的孩子更坚强，更习惯在集体中行动，有学生领袖，对社会的关心程度也更高。至少在骨干教师和老教师们的眼里，孩子们身上出现了这些变化。

不过，发生变化的不只是孩子们。与其说是孩子们，不如说是他们出生成长的环境发生了改变，甚至是社会发生了改变。从本书脉络来看，这种变化首先是随着家长主义的进行同步发生的，具体来说是家庭环境的变化以及家长们的意识和行动变化带来的。其次，新自由主义理念引发的教育改革动向和由此产生的学校氛围、文化上的变化也给孩子们带来了很大影响。刚好是这段时期，校园霸凌和拒绝上学的现象一度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无论哪一种原因，日本教师对孩子们在这期间的变化都深感“以前的方法全都不通用了”。

这一章的主题如标题所示是“困惑的老师们”。这里的“困惑”可以理解为老师口中说的“以前的方法全都不通用了”这一实际感受。

1990年代不仅发生了上述转变，也是所谓“宽松教育”这一模式被大力推广的年代。这一模式把综合学习时间置于学习指导纲领当中，提倡推广超出教科书框架的课程和教育活动。但进入2000年代后，文部科学省对孩子们学习能力普遍下降有了危机感，提出了所谓“培养扎实的学习能力”的提升口号，与此同时，为了满足新时代的教育需求，英语、信息（ICT[ICT的全称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指信息及通信技术或信息通信科技。]），还有道德课等内容也在课程表里占据了新的重要地位，也是为了拓展孩子们在这几个方面的能力。然而每一次引入新内容，老师们的困惑和不安就会增多一层，时代却不会停下来等待。学校随着新变化而掀起热火朝天的气氛，教师们只能跟着一天天忙起来。

直到2010年代后半段，经合组织（OECD）做了一个调查（2018年的《国际教师指导环境调查》，TALIS[Teaching and Learning International Survey的首字母缩略，中文是“国际教学与学习调查”。]2018）后，才发现日本教师普遍过劳，于是又催生出了面向教师的“改革工作方式”这一政策。矛盾的是，工作明明多得堆积如山，文部科学省和教育委员会却在紧急刹车，大喊不要长时间工作。老师们心里肯定会想：“到底要我们怎么做？！”加上这几年疫情，我推测老师们的困惑只会有增无减。

这一章我将按照以下思路来解读家长主义对教师们意味着什么。第二节里，我会站在历史的视角用图表来审视家长和老师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我将在第三节探讨家长主义给学校和教师带来的变化，具体会涉及父母的态度和学习能力差距这两个当下最热门的话题。紧接着第四节里，我将围绕家长主义不断被推行的大背景与新自由主义教育改革带来的教学一线之间的摩擦来听一听教师们的心声。最后的第五节是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