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我就本章的标题“深陷焦虑的家长”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看法。

英国著名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提出了“存在性焦虑”的概念，并将其解释为“近代社会的成熟带来了价值观的多元化，人们感觉到自己的生存基础受到了威胁，因而产生了焦虑”。简而言之，生活在传统社会里的稳定感和安心感被动摇了，人们不得不时常问自己：“我到底是谁？我究竟该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吉登斯把这种普遍存在于现代人当中的情绪称之为“焦虑”（Giddens，2015年）。另一方面我们的确每天都会感受到日常的私密焦虑。“我有没有关好煤气灶？”“我刚刚那句话会不会惹她不高兴了？”这样的时刻层出不穷。可以说，家长主义背后父母的焦虑恰好命中这一情绪指向。

父母为何对育儿和教育如此焦虑呢？因为他们没办法处在全然安心的状态里。也可以理解为，因为没有“只要这么做就行”的明确方法，而以前的社会或者上一代人却拥有这些。今时今日，这一旧日形态已经全面瓦解。心中有明确育儿原则的人面对这一变化倒还好，没有自己想法的人只会一直处在持续焦虑的状态里，每次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通过网络或者和其他妈妈的聊天等）时做出当下认为最合适的选择。问题是哪些人能拥有坚定的育儿原则呢？只能是那些能把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各种体验都消化为自己的东西，从中找出适合自己的育儿标准和方法的人。育儿过程中有的人非常焦虑，有的人则不那么焦虑，我觉得区别正在于此。

我们重新回到家长主义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第二节提到了我的一位朋友，她经历了陪女儿备考初中的升学考试后，说了下面这段话：

我算是幸运的，相对轻松地走过了这个阶段。其他妈妈会更辛苦，也真的很烦恼，会付出很多行动。我觉得最典型的就是不停给孩子换补习班的妈妈。是哪些妈妈没有主见容易摇摆，哪些妈妈又在积极行动呢？我的理解或许只是一种模糊的印象，但我觉得可能和妈妈的最高学历有一定关系，不单纯是本科学历，而是跟出身学校有关。毕业于旧帝国大学还有早稻田、庆应这种大学的妈妈多少会不太一样。换句话说，虽然现在拥有高学历的妈妈越来越多了，但其中毕业于旧帝国大学，早稻田庆应的妈妈在面对孩子的初中升学考试的时候，大多都看起来更从容。她们给我的感觉是，即便孩子没考上理想的初中，后面还有高中考试，还有高考的机会，她们相信每个人的成长都有自己的节奏。所以比起上哪个补习班，她们更在意孩子是否自己在努力，因为越早努力就越有机会考上被称为御三家的那些初中。与此相对，毕业于短期大学和女子大学的妈妈们给我的感觉是，她们更在乎找补习班，比如刚刚提到的不断给孩子换地方，或者找家教到家里补习，她们的选择似乎没那么多，但的确是拼尽全力在想办法。

很多人对“旧帝国大学”这个称谓似乎不是很熟悉，它是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经建校的“帝国大学”，具体包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大阪大学等学校。简而言之，那些毕业于偏差值排名靠前的大学的妈妈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能有乐观的远见，觉得“总会有办法”。与此相对，学历差一个等级的妈妈们似乎“真的很烦恼，付出了很多行动”，也“更辛苦”。也就是说，即便是拼教育的阶层，其中也分出了两个层级。

或许可以这么来理解，家长主义愈演愈烈的这股上升气流里，虽然中产阶级被卷入其中，但处于气流上层的人并没有采取过激行动，反而是处于气流中层的人的动作比较大，对育儿最焦虑的往往也是这一层级的家长。

前一节提及的伊佐的研究其实已十分贴近中产阶级内部育儿和教育战略的本质。其中善用全资本型和文化资本型的家庭极其明显地体现了拉鲁所说的“协作培养”育儿的一面，而善用社会关系资本型的家庭则让人强烈感受到“自然成长”的一面。拉鲁把这两者描画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区别，而伊佐在中产阶级内部看出了两个不同的侧面。

如此看来，今后有待继续拓展的研究领域是对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育儿状况的探究。拉鲁以美国为研究对象所揭示的实际育儿情况，我们已经在日本见到了完全一样的现象。而且，拉鲁一直把“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育儿当作同一种情况来处理，事实果真如此吗？坦白说，我不认为工人阶级和贫困阶层的育儿完全一致。我们作为这一课题的研究者，也被大众期待着来解明其中的区别。这个“不主动内卷”的群体对教育有着怎样的认知呢？还是说他们其实根本没什么想法呢？此外，这一群体里又以怎样的形式分成了哪些不同的小群体呢？进而，减弱这一社会差距的各项措施又会带来怎样的效果呢？要想掌握这些情况，今后的调查研究应避免从高视角俯瞰，而是从低视角来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