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迭戈县人口档案统计局每天开放到下午五点。四点三十五分，博斯快步穿过门，发现没有人在标着“出生证、死亡证和改名事宜”的窗口排队。博斯只需查找一份文件，这时能找到的话，博斯就不用在圣迭戈过夜了。

离开马查多住宅楼后，博斯便确信维比亚娜和吉尔伯托·贝拉克鲁斯是惠特尼·万斯的后代。得到证实以后，他们便能继承惠特尼的财产。基因证据当然是重中之重，但博斯希望收集足够的法律文件，作为证据链的一部分，让法庭信服。加芙列拉告诉他，登记出生证明时她把多米尼克的名字写在了上面。这类细节能让证据链显得完整。

到窗口以后，博斯提交了维比亚娜·圣阿内洛的名字和她的出生日期，要求得到出生证明的副本。等待工作人员去打印时，他琢磨起从加芙列拉那儿获得的其他发现和经确认的情况。

博斯问她是怎么知道多米尼克在越南牺牲的，她说她有一周没收到多米尼克的来信，就知道多米尼克已经死了。多米尼克给她写信从没间隔过这么长时间。当一架直升机被击落的消息登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报纸上时，她的直觉被悲惨地证实了。飞机上的所有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是加利福尼亚人，先前驻扎在奥兰治县的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基地。牺牲的唯一一个医务兵是奥克斯纳德人，在彭德尔顿基地受训。

加芙列拉还告诉博斯，多米尼克的画像在公园的一幅壁画上。那是她多年前画上去的。这幅壁画名叫《英雄的脸》——由对几个男女的描绘组成的一张脸。博斯记得先前走过公园时见过那幅画。

“先生，给你复印件，”工作人员说，“请在左边的窗口付钱。”

博斯接过复印件，到窗口付钱。他一边走一边审视着出生证明，看见上面把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标明为父亲。这时他意识到惠特尼·万斯的委托快要完成了。他对老人没能等到这一刻感到很失望。

他很快把车开上5号高速公路向北行驶。离开前，他告诉加芙列拉，为了她好，最好别把这次谈话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没能很快找到维比亚娜，加芙列拉说她女儿过着与电子产品绝缘的生活。维比亚娜没有手机，在工作和生活的阁楼工作室也很少接电话。

博斯计划第二天一早去维比亚娜的工作室。在回洛杉矶的残酷高峰时间的车流中，他和米基·哈勒打了个长时通话，对方说自己也做了一番巧妙的调查。

“帕萨迪纳警方把惠特尼看作自然死亡，但会有个尸检，”他说，“卡普尔想上头条，会利用名人的死因制造一番噱头。”

伯文·卡普尔是洛杉矶县的首席法医。法医室一年要处理超过八千具尸体，由于有很多处理不当、延误的情况，他最近日子很不好过。执法部门和一些杀人案和事故的受害者的亲朋好友抱怨，有些尸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在调查、葬礼和结案中有极大延误。有人披露，几百具尸体被储藏在一个巨大的冷冻储藏中心——大地下室，一些尸体的脚趾被维持低温的风扇扇叶割断后再用别人的脚趾重新接上。此后媒体更是大肆炒作。

卡普尔想借惠特尼·万斯的尸检上一次不是丑闻的头条，以此举办一个超出部门和职权范围的记者招待会。

“有好戏看了，”哈勒说，“一些聪明的记者会说普通人得排队尸检，亿万富翁却不需要排队。即便在死后富人还是能享受优先权——再怎么上头条，卡普尔还是免不了被人抨击。”

博斯觉得哈勒的分析非常精准。他心想，如果有人给卡普尔出主意，怎么没提醒他这一点。

哈勒问博斯在圣迭戈找到了什么，博斯告诉哈勒，惠特尼在世上可能有两个血亲。他对哈勒复述了与加芙列拉的对话，告诉哈勒也许很快就能做DNA测试了。他罗列了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自惠特尼的密封基因样本，尽管没看到提取过程；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几件物品，包括也许有血迹的一把剃须刀；一份需要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加芙列拉·利达的基因样本。第二天见到维比亚娜的时候他准备再给维比亚娜提取一份样本。目前他还不准备把维比亚娜的儿子——推定的惠特尼曾孙——卷进来。

“唯一能起作用的是维比亚娜的DNA，”哈勒说，“我们需要展示基因链，这个你已经有了。但归根结底还要看作为直系亲属的维比亚娜和惠特尼的基因是否匹配。”

“事先不该揭示受试者的姓名吧？”博斯说，“别对人说DNA来自惠特尼。就说是从维比亚娜身上提取的，看看他们会做何反应。”

“同意。我们不希望他们知道检测的DNA是谁的。我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给你的那些实验室中挑一家最快的，等你提取到维比亚娜的血液样本就可以开始了。”

“最好明天就能提取到维比亚娜的血液样本。”

“那再好不过了。惠特尼的基因样本放在哪儿？”

“我家冰箱里。”

“应该不用冷藏吧，冰箱也并不怎么安全。”

“我没有刻意冷藏，只是把它藏在那儿而已。”

“和遗嘱和金笔分开存放的确是个好主意。我不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集中放在一个地方。我只是对放在你家有点担心。要找的话，他们最先会去你家。”

“你又说‘他们他们’了。”

“可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也许你该另想一个地方。”

博斯把自己和克莱顿的冲突告诉哈勒，他说他怀疑自己家也许被安上了监视探头。

“我明天一起床就检查，”他说，“今天回家的时候天一定已经黑了。今天早晨出家门时我没发现有人跟踪，在车上又没找到GPS跟踪器，可克莱顿不知怎么还是在月桂谷大道跟上了我。”

“兴许是该死的无人机，”哈勒说，“现在到处都有无人机。”

“我以后会抬头注意一下。你也千万注意。克莱顿说你也牵扯进这个案子里了。”

“他这么说并不奇怪。”

这时博斯透过风挡玻璃看到了中心城区的灯火。终于快到家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天开车带来的满身疲惫。他累极了，迫不及待地想马上休息。他决定不吃晚饭多睡一会儿。

想到食物时，他意识到必须打电话给女儿，告诉她自己已经开车回家，明天不会路过校园和她一起吃饭了。父女俩的相聚必须再推迟些时日。

“哈里，你没挂手机吧？”哈勒问。

博斯从无关的念头中摆脱出来。

“你的声音消失了一会儿，”他说，“刚才经过的地段信号非常不好。你继续说。”

哈勒说他想和博斯讨论下打官司的策略，比如他们应该在哪个法庭起诉，什么时候起诉。这是一种微妙的法官选择策略。他说他觉得，遗嘱认证可能要在帕萨迪纳法院进行，那里离惠特尼生活和去世的地方很近，但那样就不需要诉讼方了。如果维比亚娜·贝拉克鲁斯下定决心了要被认证为万斯家族的后代，那找家维比亚娜出入方便的法院会更好。

选择法庭和法官不是博斯这个薪资层级能做的，他把这话告诉了哈勒。博斯这次的工作只是尽力帮惠特尼找到后代，并收集能证明血缘关系的证据。事关惠特尼遗产分配的法庭策略还得由哈勒来做。

博斯向哈勒提出了和加芙列拉对话后一直在想的问题。

“万一她们不想呢？”他问。

“你说谁不想？又是不想什么？”哈勒问。

“我是说不想要钱，”博斯说，“如果维比亚娜不想要钱又该怎么办？她们是艺术家，万一她们不想经营公司、进入世俗世界加入董事会，该怎么办？我告诉加芙列拉她女儿和外孙也许能继承一大笔钱时，她只是轻轻地耸了耸肩。她说她已经过了七十多年穷日子，不需要什么钱了。”

“等她听到钱的数量就不会了，”哈勒说，“这是笔能改变世界的钱。她会收下的。哪个艺术家不想改变世界啊？”

“大多数艺术家想用自己的作品改变世界，而不是用钱去改变。”

手机上出现呼叫等待的信号，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号码。博斯心想，电话也许是贝拉打来的，想报告第二次搜查萨哈冈家的结果。博斯告诉哈勒，自己得挂手机了，等第二天找到维比亚娜并和她谈过后再找他谈。

博斯转到另一路通话，但来电的不是贝拉。

“博斯，我是瓦尔德斯局长，你现在在哪儿？”

“刚过市中心往北开。出什么事了？”

“你和贝拉在一起吗？”

“贝拉吗？为什么我会和她在一起？”

瓦尔德斯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转而问起另一个问题。局长的声音很严肃，一下吸引住了博斯的注意。

“今天和她联系过吗？”

“早晨通过一次电话，之后就再没联系过了。为什么这么问？局长，出什么事了？”

“她人不见了。手机和警方对讲机都联系不上她。早晨她在侦查处签了到，但下班时没有签名。她从来没做过这种事。特雷维里奥今天一直在和我弄预算的事情，没有去侦查处。他一直没见到她。”

“贝拉的车在停车场吗？”

“她的私人用车和她驾驶的警车都在停车场。她的女伴打电话来，说她一直没回家。”

博斯心中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

“你找西斯托谈过了吗？”博斯问。

“他也没见过她，”瓦尔德斯说，“他说贝拉早晨打电话找他，问他能不能一起出现场，但他正在处理一起盗窃案，无法和她一起去。”

博斯把油门猛地往下踩。

“局长，派辆车去萨哈冈家。她要去的是萨哈冈家。”

“为什么去萨哈冈家？发生什么事了？”

“局长，派辆车去。让他们里里外外好好搜一遍，尤其是后院。之后再和你细谈。我马上过来，半小时左右到。先派辆车过去。”

“我马上派车。”

博斯挂断手机，拨打贝拉的手机号码，如果她没接局长的电话，也不太可能会接他的，但他还是打了。

通话转入语音信箱，博斯挂断手机。他心头的阴影变得更浓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