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开车朝圣迭戈平稳而缓慢地行驶着，并在行车时不出所料地接到了瓦尔德斯局长打来的电话。

“你把克莱顿局长逮了？”

瓦尔德斯的话既像是陈述，又像是在表达震惊。

“他不再是局长了，”博斯说，“连警察都不是。”

“是不是警察无关紧要，”瓦尔德斯说，“你想没想过这事会对我们和洛杉矶警察局之间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一定会增进两个警局之间的关系。洛杉矶警察局没人喜欢他。你在那儿干过，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我当然不喜欢他，但这和眼下的事情没关系。我刚刚把那家伙放走。”

博斯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为什么要放他走？”尽管他知道原因，但还是问了。

“因为没有实际的事由，”瓦尔德斯说，“洛佩斯只知道你们吵了一架。你说你受到了威胁，他可以反过来说受到威胁的人是他。这完全是小孩子在斗气。你没有帮你说话的证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人会愿意来搅这浑水。”

博斯心想洛佩斯应该就是那个前台值班的警官。瓦尔德斯释放克莱顿前，至少对自己提交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博斯觉得这很不错。

“你什么时候放他走的？”

“他刚走，”瓦尔德斯说，“走的时候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你在哪儿？为何要离开？”

“局长，我正在办一件与圣费尔南多警察局无关的案子，我必须走。”

“现在和我们有关了，克莱蠢说他要起诉你和圣费尔南多警察局。”

博斯听见瓦尔德斯用基层警察对克莱顿的称呼叫他，觉得这很好。这说明局长是站在博斯这边的。博斯这时想到同样威胁要打官司的米切尔·马龙。

“让他等着排队来打官司吧，”博斯说，“局长，我得挂手机了。”

“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无论干什么都要多加小心，”瓦尔德斯说，“克莱蠢那种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

“听你的。”博斯说。

进入圣迭戈后，高速公路非常通畅。下午两点半，他把车停在洛根·巴里奥区[圣迭戈的一个拥有墨西哥文化根基的艺术工业区。]5号高速公路下的一个停车场，站在奇卡诺公园里。

网上的照片没能反映公园壁画的全貌。在博斯看来，这些画出奇地美，颜色非常鲜艳。这些画的数量多得令人震惊。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一根根柱子和一面面墙上都绵延着这些画。博斯走了十五分钟，才找到标有原画者姓名的那幅壁画。百日草长得更高了——隐没了更多原画者的姓名。博斯蹲下身体，用手分开百日草，查看留在画上的名字。

为了保证画的主题鲜明，颜色持久鲜艳，这些年来公园里的大多数壁画都被重画过。但百日草后的那些名字褪了色，很难辨认清楚。博斯掏出笔记本。他想记下那些能看清楚的名字，从而找到加芙列拉。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名字已经被隐没在土层底下。他放下笔记本，伸出手，开始拨开土，拔出百日草。

他找到的第一个名字是卢卡斯·奥尔蒂斯，接着往右继续移土松草，双手很快被潮湿的黑土弄脏了。他很快找到了加芙列拉的名字。他兴奋地加快速度，清除盖在加芙列拉的姓氏“利达”上的泥土。这时身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吼声。

“混账东西！”对方用西班牙语骂着。

博斯吃了一惊，侧过头，看见身后有个男人张开双臂，仿佛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叫骂着：你他妈的都做了些什么！来人穿着套绿色的工作制服。

博斯连忙站了起来。

“对不起。”博斯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连说了两遍。

他把土从手上拨开，但两只手上都是泥泞的湿土，土怎么拨都拨不掉。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留着厚厚的一层胡子，腰板宽厚。衬衫口袋的椭圆形徽章上写着“哈维尔”这个名字。哈维尔虽然戴着墨镜，但他怒气逼人的目光还是清晰可见。

“我想找到……”博斯说。

他转过身，朝石柱的底部指了指。

“在西班牙语里名字是怎么说来着——”

“傻蛋，我会说英语。你这个人到底怎么了，把我的花园搞得一团糟？”

“对不起，我在找个名字，一个最早在这里画画的画家的名字。”

“最早在这里画画的人有很多。”

哈维尔走过去，蹲在博斯刚刚蹲着的地方。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把博斯挖出来的花归回原位，拨弄花的姿势远比博斯小心。

“你找的是卢卡斯·奥尔蒂斯吗？”

“不是，”博斯说，“是个叫加芙列拉·利达的画家。现在她还在吗？”

“谁想找利达？”

“我是个私人侦——”

“我在问谁想找她？”

博斯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了。

“可以帮忙的话，我很愿意赔付对这儿造成的损失。”

博斯想伸手从口袋里拿钱，但他的手很脏。他看了看周围，发现公园的中心位置有个砖头砌出的喷泉。

“你等等。”他说。

博斯走到喷泉旁，把手伸进水池，洗去手上的土。接着他甩了甩双手，把手伸进口袋。他看了看钱包，从四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里拿出三张，走回哈维尔身旁。博斯不希望付了六十美元，却换来加芙列拉·利达已经死去的事实，像石柱上的名字那样已经埋在地下成为某种符号。

回到哈维尔身边时，哈维尔对博斯直摇头。

“现在你把我的喷泉也弄脏了，”他说，“泥土会附着在过滤网上，我还得去洗过滤网。”

“我给你六十美元，”博斯说，“柱子和喷泉的修整费用都包含在内。好了，告诉我去哪儿才能找到加芙列拉·利达。”

博斯递出三张纸币，哈维尔用满是泥土的手接了过去。

“她以前在这儿上班，负责管理这个公园，”他说，“可她已经退休了。上一次听人提起时，据说她住在马查多。”

“她住在集市吗？”[西班牙语发音的“马查多”有“市场”之意。]

“不，我说的马查多是一处住宅楼。就在牛顿那边。”

“她还姓利达吗？”

“是的，没错。”

博斯只需要知道这个就够了。他坐回车里，十分钟后把车开到一幢低收入阶层住的新式土砖公寓楼的主入口前。他查看了一眼主通道里的住户列表，很快走到一扇刚漆过的绿色门前敲了敲门。

博斯把放着“闪电图像”翻拍照片的文件夹拿在身侧，用另一只手再次敲门，手还没敲到门，一个长相清秀的老妇人就为他打开了门。博斯估计，老妇人应该有七十多了，但长相要年轻些。她颧骨鲜明，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嵌在仍然光滑的棕黄色皮肤上。她留着一头银色长发，耳边戴着两只擦亮了的祖母绿耳环。

博斯缓缓地放下手。他很确信眼前站着的就是几十年前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怎么了？”老太太问，“你迷路了吗？”

“我没迷路，”博斯说，“你是加芙列拉·利达吗？”

“我是，找我有事吗？”

哈勒告诉博斯，必要时刻欺骗对方一下也无妨。此时正需要，但博斯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耍弄眼前这个女人。

“我是哈里·博斯，”他说，“是来自洛杉矶的私人侦探，我正在找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女儿。”

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名字似乎使老人的眼神锋利起来。博斯从目光中看到了好奇和关切。

“我女儿不住在这儿。你怎么知道她是多米尼克的女儿的？”

“因为我一开始调查的是他，继而查到了你。给你看点东西。”

他拿出文件夹，解下套在上面的橡皮筋，在加芙列拉面前打开。他像拿着个乐谱架一样拿着从文件夹里取出的文件和照片，以便老太太看清。看到抱着女婴的那张长方形照片时，加芙列拉伸出手，喉头哽咽了。博斯发现她眼里闪着泪光。

“太好了，”她说，“我从没见过这些照片。”

博斯点点头。

“它们随着照相机在阁楼上躺了许多年，”博斯说，“你女儿叫什么？”

“我们叫她维比亚娜，”加芙列拉说，“他要给她起这个名字。”

“随他母亲的名字。”

加芙列拉的视线从照片转向他。

“你是谁？”她问。

“可以进来的话，还能告诉你更多。”博斯说。

加芙列拉犹豫了一下，然后退了半步让博斯进门。

博斯告诉加芙列拉，他此行是因为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家有人雇他，想知道多米尼克生前是否有过孩子。加芙列拉接受了这点，之后一小时，两人坐在她狭小的客厅，博斯听她讲述了她和多米尼克之间短暂的爱情故事。

加芙列拉讲述的角度和塔拉哈西的哈莱·刘易斯有明显区别。两人在欧申赛德的一个酒吧相遇，加芙列拉本想唤醒多米尼克的文化根源和自豪感，但很快这些动机就退居次位，他俩开出爱情之花，成为恋人。

“我们为他退役回国后做了些计划，”加芙列拉说，“他想做个摄影师，我们计划去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做个专题，他摄影，我画画。”

加芙列拉说彭德尔顿集训即将结束，在多米尼克等待越南出征令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个令人心碎的时刻，多米尼克多次表示他要开小差，留在加芙列拉身旁。但加芙列拉每次都说服他听令出征。她知道多米尼克在海外牺牲以后，一直为自己的坚持感到撕心裂肺的自责。

加芙列拉证实，多米尼克的确偷偷从越南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参加奇卡诺公园的落成仪式，一次是见刚出生的女儿。一家三口在科罗纳多酒店待了仅仅四小时。加芙列拉说，博斯拿给她看的照片是一个担任墨西哥民间宗教法师的艺术家朋友为他俩在海滩上举行即兴“婚礼”之后拍的。

“婚礼很有意思，”她说，“我们想，年末等他回来以后肯定能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

博斯问加芙列拉在多米尼克死后为何没去找他的家人，加芙列拉说她担心他的家人会把女儿从她身边夺走。

“我住在简陋的西班牙语区，”她说，“我没钱，我担心上法庭他们会胜诉，从我这里夺走维比亚娜。那就等于杀了我！”

博斯没有告诉加芙列拉，她的境况和与她女儿同名的祖母是多么相像，但他通过接下来的问题弄清了维比亚娜的近况和住址。加芙列拉说维比亚娜住在洛杉矶，是个艺术家。维比亚娜在市中心的艺术家聚居区做雕塑家。她结过一次婚，但已经离了。她一个人抚养那次婚姻所带来的九岁儿子。她儿子名叫吉尔伯托·贝拉克鲁斯。

博斯意识到自己又给惠特尼找到一个后代。惠特尼·万斯有个从没见过的曾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