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思考一下，在压倒人类想象的残酷现实面前，作者可能感受到的混乱。小说能做什么呢？最初打算写这部小说的时候，也许作者这样问过自己。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因此是任何人都不得不相信的历史的一部分，尽管如此，在那难以置信的残酷程度面前，恐怕任何小说都无法轻易涉足其中。而当直面如此痛苦的记忆的瞬间，对于那些在如此可怖的记忆中活了大半生的人来说，小说并不能为她们提供食物、住处，或者呼吸的空气。这份无力感是否让作者首先感到了绝望呢？小说历来只通过想象来讲述人的生活，对于超越人类想象的那段历史，小说能告诉我们什么呢？更何况，那段残酷的历史还处于现在进行时——面对那些企图否定和抹杀历史的势力，活着的受害者至今仍要不断回忆和证明自己那些痛苦的记忆。正因为如此，对于作者来说，带着受害者们那些残酷的证言去写小说，只能是更加艰难和谨慎的事情。

可是，作者为什么要把超越小说的历史、超越人类想象的真实发生的事情放进“小说”这个容器呢？我认为其原因便是“最后一人”。为给本书写作品解读，我要来了小说原稿，白纸中间的“最后一人”这几个字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可能是“最后一人”带来的孤独感和崇敬感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看着仿佛漂浮在白茫茫的大海上的那几个字，我的心似乎缩成了一团。作者在书中追随着孤独的“最后一人”的行迹，那是独自留在世上的最后一位慰安妇老人……

如果说“最后一人”能引起某种悲壮的感觉，也许是因为，这个词中既有“一个”的含义，又有“整体”的意义。所谓的“一”不仅仅是表示数量的单词，也具有“一样”“一致”的意思。英语中的“一个（one）”不是也有“联合（united）”的意思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小说中的“一人（individual）”既是不能分离的单一名词，也是所有个体以同等的、不可分离的资格聚集在一起的集合名词。不能再分离了，其中不正蕴含着不能被毁损的个人、应该以全体的名义守护的个人——不，自己就是全体中的个人，因此谁也不能随意破坏或夺走的“一人”的崇高。

为了以历史的名义讲述被破坏、毁损的个人的故事，作者从“最后一人”开始了小说的创作。因为小说最终只能是“最后一人”的故事，所以它比其他任何文学体裁更能深入个人的内心。小说以呼唤被历史抹杀和埋没的“最后一人”，并通过小说的方式复原其内心世界的方式，对抗那些企图使历史获得正当性的集团的虚构。在以全体的名义残忍地践踏个人生命的历史当中，最残酷的就是抹去个人的内心。历史是不会记录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无数的事件、人名、年份和数据中，个人在哪里？个人经历过的无数内心的历史消失到哪里去了？人的内心及内心拥有的记忆才是个人所无法分离的、最隐秘的、最独特的历史领域。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就是他（她）的全部。只要没有死，只要死后精神没有消失，人的内心就不能被任何历史无情地破坏。即使遭受恐怖的拷问、身体受到严刑拷打，烙印着痛苦的内心还是会被保留下来。因为有这样的内心，人可能直到死亡的瞬间都无法从历史留下的痛苦记忆中摆脱出来，但人与世界对抗的力量不也是来自个人的固有领域——内心吗？记忆是只有个人才能拥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在删除和否定自身存在的历史中，慰安妇老人们唯一拥有的也是记忆。从某一瞬间开始，那些看不见的记忆开始借着肉身的嘴发声——这里还有一个人，没有死，还活着。只要“最后一人”还活着，慰安妇的历史便没有结束……

抹去记忆，就是抹去“我”本身，就是抹去“我”的历史，抹去蕴含在“我”和“我们”的记忆中的整个历史。作者在小说的最前面说过：“本书写于若干年后，在世的韩国日军慰安妇受害者只剩下最后一人的假想时间。”在这里，“只剩下最后一人”的状况设定，不能只单纯理解为作者试图为之后展开的故事赋予极端悲壮感的意图。只剩下的最后一人，那是抵抗肉身消失的记忆，那是对抗历史删除的个人，那是否定结局的开始。小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全身心遭受过历史伤害的她们还活着，写一部有关她们历史的小说无疑会受到诸多制约。更何况，慰安妇老人们的证词甚至超出了任何小说的想象，岂能随意加工……为了将那些超越了想象、令人难以置信的历史置入“小说”这一容器，作者首先需要解决的难题是，如何调整老人们证言引出的历史现实和作者想象力的介入程度二者之间的问题。这是因为，由于素材带来的冲击力太大，稍不小心小说就会被素材本身的威力所压倒，从而止步于罗列枯燥无味的历史事实，不然就会像电影《鬼乡》那样，率先打出“和解”或“治愈”这类草率的解读标签，刺激大众浅薄的感性，最终诞生的是一部无法传达慰安妇老人们证言内容的、含金量不足的作品。韩国电影《鬼乡》是第一部正式讲述慰安妇故事的电影，虽然它得到了大众的普遍关注和支持，但所谓的“第一次”显然无法理所当然地保障作品价值。不仅是电影，小说也是如此。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这部小说将小说和纪实文学的中间地带作为叙事展开的战略支点是非常明智的选择。也许，这正是为了将历史的证言引入小说内部，然后将无数“一人”的故事注入作者“最后一人”故事之中的无法回避的选择。在“最后一人”的故事中，作者将从韩国慰安妇老人们的证言中摘录的无数记忆碎片连接起来，像缝拼布被子一样拼凑出记忆的拼布，把世上独自流浪的所有故事完整地用“一人”的记忆来复原。看看作者在小说后面添加的无数脚注吧！作者想象出的“她”虽然只是小说，但她的故事中包含的无数的“她们”不就是历史吗？为了将“她们”的历史包容进小说里面，作者创造了“她”的内心世界，在作者想象的“她”的内心世界里面，包含着无数的“她们”的历史。因此，“她”的故事正是历史的证言，而“她们”的故事也获得了小说的躯干，那便是一个人的内心。历史赋予了小说的骨架，小说则为历史提供了内在的血肉，这应该就是作者决定写“最后一人”的原因。

就剩下最后一个人了。本来还有两个人，昨天晚上，其中一个人撒手人寰……（第001页）

小说从这里开始了。自始至终她从没向任何人透露过自己是慰安妇，而是躲起来独自生活。从电视上她得知在世的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只剩下最后一人了。孤身一人的她听到了据说是最后一人的消息，低声喃喃着：“这里还有一个呢……”

她……这是书中对隐姓埋名生活的“最后一人”的称呼。“富子，吉子，千惠子，冬子，惠美子，弥荣子……”她曾经有过无数名字，那是军人们爬上她的身体后随意起的。但在小说中，她没有名字，只是第三人称的“她”。

在慰安所的那段时间里，她最无法忍受的就是自己只有一个身体。身体只有一个，扑过来的却是二三十个，就像蚜虫堆。

可就连那唯一的身体，其实也不完全属于她。

可是，拖着这不完全属于自己的身体，她走到了现在。（第028～029页）

“脚腕被军用腰带绑着，浑身一丝不挂。”就像世上独一无二的她的身体不属于她一样，扑到她身上的军人给她起的名字也不属于她。名字可以增加，身体却不可能变多，所以她，不，她们唯一的身体只是二十人、三十人，甚至一天超过七十名军人扑上来的“躯干”。拖着一个“躯干”生活，这意味着它不属于任何人，因此任何人都可以随意对待，任谁都可以随意抹杀或删除。她们是被强征的二十万人，其中虽然有两万人活着回来了，但活着回来的两万人并不是完整地活着回来了。“虽然她活着回来了，但没能保住户籍”，因此她过得无异于死人；“她怕自己曾是慰安妇的事为世人知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此总是尽量避开人；思考自己这件事情实在太过痛苦，于是她尽量什么都不想，什么也不说，最后“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就是“活”着回来的她们拥有的生活。

近代描写人类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的最极端、最空前绝后的暴力事例便是日军慰安妇的人生，那段残酷的历史从她们身上夺走的不正是她们作为“一人”生活的权利吗？沦为匿名工具的无数身体，不仅仅是被记录为“二十万人”和“两万人”的数字，她们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肉身，是将其称之为“我”的无数“一人”的人生。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这二十万人中的一人在电视上首次承认自己是慰安妇。五十年的岁月之后，她终于开始讲述“我”的故事，并说出了“我是受害者”。继金学顺老奶奶公开发言之后，隐藏在全国各地生活的慰安妇老人纷纷站出来说“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把自己的经历公之于世。随着老人们一位位站了出来，证明“历史的记忆”的“记忆的历史”才得以拉开序幕。至此，长久以来隐姓埋名生活的慰安妇老人们才终于得以在世人面前袒露自己的心声。

坦露心迹意味着什么呢？只有“我”才能坦露自己的心迹。这样做可以唤起我内心的记忆，同时会发现那些记忆完全属于我，不，那些记忆就是我。当说出那句“我也是受害者”，她“切实地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有忘记”。金学顺奶奶也说过：“我是孤身一人，也没什么好顾虑的，那么残酷的日子里，上帝让我活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一天。”“活到现在，就是为了这一天”，即“将自己所遭遇的事情公之于众”，这不正是自己坦露的心迹吗？她“陷入了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的冲动”，然后说“我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然后死去”……她们拖着匿名的身体活到现在，唯一拥有的便是记忆，那是谁也不能从她们身上夺走的记忆，是“一人”开始发声以后，隐藏在全国各地的无数个“一人”相继开始发声的记忆。夺走她们纯洁身体的历史通过她们的记忆，暴露出丑恶的面目。

在她的生活中，过去就是现在。在无法抹去的记忆里，她生活在比现在更鲜明的过去之中。“在“满洲”慰安所经历的事情就像冰块一样散落在她的脑海里。每一片冰块都是那么冰冷，那么鲜明。”十三岁时，她被突然出现在河边的男人们抓走，带到了“满洲”慰安所。当时她的手里攥着六只螺蛳，螺蛳们蠕动的感觉，直到九十多岁她还记得清清楚楚。从前的记忆从各个方向渗透进她的现在，她觉得再回故乡的河边，仿佛还能看到十三岁的自己在摸螺蛳；闻到烧狗的气味就会想起冬淑姐尸体被烧的气味；洗澡的时候，瞥见沾在稀疏的阴毛上面的水珠，会猛然间以为那是在慰安所的时候她们身上的阴虱，接着不寒而栗。

她虽然不知道“满洲”慰安所的名字，但清楚地记得吃了自己的血和鸦片死去的己淑姐的牙齿像石榴籽一样闪闪发光，还有避孕套里的分泌物散发出的又酸又腥的味道，以及饭团里像撒了黑芝麻一样密密麻麻的米虫的数量。

有时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非常冷，只记得非常非常冷。（第122～123页）

无可奈何的是，那些如此鲜明生动的记忆已经深深地刻进了让她们陷入比死亡更痛苦的无名的身体上。她说：“如果所有的一切，从头到尾都记得，她是活不到今天的。”可头脑不记得的过去，身体却在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多年后，依然清晰地记得。只有自己的身体才记得的记忆，这不正是用全身心经历过残酷岁月的慰安妇老人们才有的记忆吗？那些刻在身体里的记忆是谁也不能代替、谁也不能做证的完整的“一人”的记忆。无论她们如何表明、如何解释，又有谁能切身感受到慰安妇老人们亲身经历的那段岁月呢？她在心里这样想：“如果可以，她不想说话，而是想拿出歪到一边的子宫给人们看。”在她们无名的身体里留下的，是比任何证词都更强有力的记忆。而在许久之前便“不属于她们自己”的身体上刻着的记忆又吊诡地让她们成为她们，并且成为只有她们才有的专有名词。

“只要还活着，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小说中她言辞恳切地喃喃自语给我们带来了更深刻的共鸣。因为只有身体活着，才能记住自己。慰安妇老人们全部去世，不就意味着身体的记忆全部消失了吗？只要还有“一人”活着，便意味着慰安妇老人们的生活不是书中记录的历史，而是在某人的生活中完整地以现在进行时的历史存在着。

她不停地呼唤出自己的记忆。“只要是在‘满洲’慰安所发生的事情，她什么都不想记得，可如果得了老年痴呆，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该怎么办？”她开始恐惧。作者通过她的记忆，将她认识的所有的她们，不断呼唤到现在的时间里。她尤其不愿意忘记的是和自己一起在“满洲”慰安所待过的那些女孩的名字。“己淑姐、寒玉姐、后男姐、海今、金福姐、秀玉姐、粉善、爱顺、冬淑姐、莲顺、凤爱、石顺姐……”“顺德、香淑、明淑姐、珺子、福子姐、叹实、长实姐、英顺、美玉姐……”漫长的岁月之后，她依然记得她们的名字，因为“她经常默念她们的名字，就像背小九九一样”。她不想忘记她们的名字和故事，难道不是从地狱般的地方活着回来的自己向她们致以的最恳切的哀悼吗？通过记住她们的名字，她向世人证明，被历史遗忘的她们，作为不能被任何历史玷污的唯一的“一人”而存在过。

在火车上说自己要去针头工厂的女孩是寒玉姐；说自己要去一个好地方的女孩是爱顺；去大邱站途中，在落脚的旅店外面要摘桔梗花给自己的女孩是冬淑姐；说去山田工厂理线的女孩叫凤爱……（第027页）

“就像那些锄地时、采棉花时、顶着水罐去村里井边打水时、在小河边洗衣服时、去上学时、在家照顾生病的爸爸时被强行抓走的女孩”；那些“听说是来这里当护士”、以为去的是“制衣厂”“他们说给我介绍好工作”所以登上了开往“满洲”的列车的女孩；那些“身为一个人，活得还不如猫狗”，有时连自己的名字都记不起来的女孩，在九十多岁的“她”的记忆中，依然完整地保留着自己十三岁、十四岁、十五岁，甚至十二岁时的样子。英顺便是那个在泉边打水时被抓走的十二岁少女。刚来的时候她甚至不明白“军人来了就得陪他们睡觉”是什么意思，最后却患上了梅毒，“肚脐都溃烂了，变成了暗红色”。石顺姐只因说了一句“我们犯了什么罪，要接待一百个人”，结果就受到了滚在钉有三百个钉子的木板上的酷刑，最后死去。日本军人将石顺姐扔进茅厕时还说“找地方用土埋她简直是浪费”。东淑姐得了肺病，在严冬寒冷的房间里吐血而死；春姬姐疯了；秀玉姐生下了死于腹中的胎儿；对十六岁怀孕的珺子，他们说“这丫头年纪还小，脸蛋也漂亮，还有不少用处”，然后手术摘除了她的子宫。

痛苦不仅仅存在于地狱般的那个地方。活着回来的她们只能隐瞒自己曾是慰安妇的事实，靠卖饭为生或者寄人篱下，艰难地讨生活。“没有人知道她去过哪里，又经历过什么。”金学顺老奶奶公开了自己是慰安妇之后，共有二百三十八名慰安妇向韩国政府申报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她们之后的生活也没有多少好转。因为“实在吃不上饭了”她们才无奈进行了申报，得到的却是周围人的冷眼，日子也过得更加凄凉。比起那些把她们看作肮脏的女人的视线，更痛苦的是她们投向自己的视线。“不管怎么洗，她还是觉得自己很脏”。“她每天都换内衣，每隔三四天换一次外衣”。“无论第一个发现自己尸身的人是谁，她都希望对方触碰自己的时候不要觉得脏”。“尽管那并不是她们的错”，可她们却“以自己为耻，觉得无颜面对世人”。只要还有没有站出来的人，她们开始于曾经的慰安所里的人生便还没有结束。

她在电视上看到，在政府登记的二百三十八名慰安妇中，最后一个幸存的慰安妇现在只能靠人工呼吸机勉强维持生命。虽然“任何语言都无法形容自己的痛苦”，但是“我不能死。一想到我死了就没有人把那些事说出来……”电视上那个人用尽全部的力气说着。那个人还呼吸急促地说：“闭眼之前我想幸福地活着。”看到那个人之后，她才开始正面凝视那张堵着嘴的纸面具，那是在即将拆迁的家附近一个女孩送给她的。她用刀一下又一下地划着纸面具的嘴，直到“堵住的嘴终于被划透了”为止。

九十三岁之前一直隐藏自己慰安妇身份生活的她，终于要去见在电视上说出“我是尹金实”“历史的见证者尹金实”“靠着呼吸机，刺绣一般一口气一口气地呼吸着”的她。直到作品的结尾，作者才把“十三岁被抓去‘满洲’前在故乡叫的名字”——“风吉”这个名字还给了她。找回自己的名字那么难吗？为了找回自己曾经的名字，她甚至用了七十多年的时间。

名叫“风吉”的她，现在要去见名叫“金实”的她。还活在世上的“一人”去见活在世上的另一人。“她觉得去见那个人的同时是去见金福姐，还有海今、冬淑姐、寒玉姐、后男姐、己淑姐……”她不是去见一个人，而是去见二百三十八个人，两万人，不，二十万人。她见到她，于是她的记忆成为她们所有人的记忆。“一人”见到了另外“一人”，就变成了“她们”。当“她”变成“她们”，记忆就成了历史。那么，和她一起去见那二十万人的另外“一人”，不就是正在读这本小说的我们——各位读者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