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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以为只要过了豆满江，故乡就近在咫尺。她没有想到，过了豆满江，足足又过了五年，她才回到老家。

过了豆满江，她又走了一个多月才到达平壤站。平壤站挤满了来坐火车的人、来找工作的人、算卦的、卖打糕的、看起来像劳工的男人们、乞丐们、背夫们。一想到坐上火车就能回到家乡，她既激动又害怕。

她随便瞅准一个卖打糕的便跟了上去，央求说，如果有那种能干活儿挣口饭吃的地方，请介绍给自己。

“你是小女孩还是大姑娘？”

卖打糕的直勾勾地盯着她黑瘦的脸问。

“我二十多岁了。”

卖打糕的把她介绍到了一家佐酒汤饭店。那家店在平壤火车站后面，一个罗锅老妇独自在卖佐酒汤。妇人说自己的儿子被抓去当学生兵了，他一定会活着回来，儿子回来后自己要和儿子一起生活，所以这些年一直拼命攒钱，好买房子。她在这里有一日三餐，也有衣服穿，但没有工钱。睡觉是在饭店旁边的房间里和妇人一起睡。要回老家就得有钱，但她开不了口问人家要钱。

在佐酒汤饭店干了三个月左右，一天，她向每天晚上来喝佐酒汤的年老的劳工讲起了自己。她没有说自己在“满洲”的事情，只是瞎编说，自己本应该坐开往大邱的火车，结果坐错了车，所以才来了平壤，因为把装着钱的包袱弄丢了，现在连老家都回不去了。

“那就得去卖身的地方。”

这句话在她听来是要把她再送到慰安所。所以那天晚上，她趁妇人上茅厕，偷偷从她的褡裢里抽出几张纸钞，然后头也不回地去了平壤火车站。

她在平壤站坐上火车去了京城。她以为只要在京城站坐上火车就一定能去大邱站，然而下车的地方是釜山站。

一个发缝整齐得像用粉笔画过般的老奶奶，缓缓走几步又回头看看，然后老奶奶向她走了过来。

“孩子，你是没地方可去吗？”

老奶奶叫二十多岁的她为孩子。

“没有。”

“怎么会没有地方去呢？你是从哪里来的？”

“我不识字，我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的。”

她实在没办法说自己在“满洲”接待军人的地方待过，只好这样说。

“你真的没地方去吗？”

“真的没有。”

“你要不要到我家去看孩子，帮着打杂？”

她跟着老奶奶去的地方是一家澡堂。在那家日式澡堂里，她照看着七个月大的婴儿，同时给澡堂干杂活。这家人也没有给她工钱。

在慰安所整整待了七年，从慰安所逃出来又过去了五年，整整过去了十二年，她终于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她不知道老家的地址，仅凭邑内的地名一路打听。在邑内的巴士车站，她拉住人便问黑幕谷该怎么走。她的老家在距离大邱一小时三十分钟车程的邑内坐上巴士还要再走三十分钟，非常偏僻，而且两小时才有一辆车。从脚下传来的颠簸中她能感觉出，像发怒的黄牛般的巴士所行驶的这条公路，就是十二年前载着自己和女孩们的卡车跑过的那条路。

车子像扔一包土豆一样，“啪”一声把她卸了下来。她在那里愣愣地站了好一会儿，才向着村子走去。

走进老家的院子，迎面走来的是她的嫂子。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中风卧病在床。两个妹妹都出嫁了，她不在的时候出生的妹妹离开老家，去鱼丸工厂工作了，只有成了家的哥哥留在老家陪着父亲生活。

嫂子端着装有污水的木盆从厨房出来的时候看到了她。

“谁啊？”

她正想问这句话。她做梦都想不到，这个怀了第四胎、腹部像山一样隆起的女人是自己的嫂子。

她什么话也没说，环视了一下自己的家。家里和十二年前她离开时一样，巴掌大的窝棚周围，围着一圈枳子枝篱笆。

“谁啊？”

这句冷漠的问话让她坐在院子里痛哭起来。父亲精神正常，却没能马上认出她。现在的她已经变丑了，脸色蜡黄蜡黄的。

对于家人来说，她早就死了。十二年来，一直没有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哥哥以为她死在了外面，于是进行了死亡申报。

还记得她的一些乡亲见到她纷纷问：

“你小小年纪就离开了家，这是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

村里人大多是她的四寸、六寸，或八寸。住在山沟里的堂婶实在难以置信，用手去掐了下她的脸。

麻雀、鸡、山羊都问她，你小小年纪就离开了家，这是去哪儿了现在才回来？

她撒谎说自己去当保姆了。自己还小的时候，去错了地方，到了釜山，然后就在别人家里当保姆了。她实在说不出口，说自己曾被抓到“满洲”。

天黑了，她经常背着嫂子偷偷去妈妈坟头以泪洗面。她死也不会去河边，去了河边好像就会看到十三岁的自己在那里摸螺蛳。

嫁出去的堂妹回老家的时候来找过她。她们同岁，但堂妹已经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了。

堂妹一边哄着背上的孩子，一边问：

“姐，听说你一直给人当保姆。那你应该挣了很多钱吧？”

“挣的钱做衣裳穿了，买鞋子穿了。”

堂妹从背上把孩子放下来，解开上衣的纽扣，给孩子喂奶。

以前她总想着，死也要做家里的鬼。可在故乡的家里，她是个多余的人。哥哥在碾坊做工勉强养家糊口，嫂子只能做大麦米稀粥给家里人吃，因为实在没有东西可吃。哥哥从不直视她的脸，她不在的时候出生的那个妹妹回老家的时候，看到过她。她站在柿子树下面，妹妹愣愣地看着她。已经嫁人的妹妹们说会来看她，但一直没来。

她经常在酱缸台那里转悠，并抚摩着酱缸。曾经妈妈就是舀了水放在那里祈祷的。

河边，她是躲得远远的。

一天，她看到村里的男人们拖着一条黄狗去了河边。狗那布满血丝的眼珠牢牢地盯着她。在前往偏远地区军营慰安的途中路过的中国村庄，叼着少年尸体的狗也是黄色的。

烧狗的腥臭味从河那边吹了过来。腥气里面，有冬淑姐被烧毁的时候散发出的味道。

嫂子从河对岸的娘家回来后说：

“江面上结了薄冰呢。”

她抬头望向河的方向，河堤上停着一辆挂着黑色帐子的卡车。那五六个女孩坐的车也是一辆有黑色帐子的卡车。十二年前，她像鸟一样飞进来，落在了女孩们面前。

“卡车为什么停在那里？”

“卡车？那里除了牛什么都没有啊。”

“牛？”

“就是山沟里的德寿叔家的牛啊。”

在她的眼里，牛就像一辆卡车。她走进厨房，拿着锄头和箩筐出来了。

“要去挖什么吗？”嫂子问道。

“荠菜。”她说。

“冬天还没过完，难道荠菜已经长出来了吗？”

她踩着稻茬走进了稻田。她用锄头写了个“地”字，然后抬头仰望着天空。

荠菜长出来的时候，她离开了老家。对哥哥来说，少一张嘴就能减轻很大的负担。在晋州有钱人家当保姆的堂妹回老家时，把她介绍到了晋州一个银行职员的家里。

在邑里见到了婶婶，婶婶问她：

“你去哪儿？”

“去当保姆。”

“你想一辈子当保姆，然后老死吗？女人就应该嫁人，然后生个一男半女啊！”

这次是自己要离开的，可她却觉得像是被强行拉到陌生的地方。即将迎来三十岁的她，身上穿着一套正装裙，脚上穿着皮鞋，头发烫过，别着发夹。

虽然她活着回来了，但没能保住户籍，因此她还是个死人。兄弟姐妹没有一个人急于恢复她的户籍，再说这也不是马上就能解决的事情，于是一天天拖了下来。

*

哥哥应该知道她去了哪里。和着急上火的姐妹们不同，哥哥一次也没有说过叫她嫁人。时隔十二年后重回到家里，过完秋天和冬天，她又要去当保姆的时候，哥哥对她说：

“光是活着回来就谢天谢地了。”

过完八十一岁生日，哥哥在一片麻地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麻地主人发现的时候，哥哥的头埋在田埂里，距他二十几步远的地方滚着一个农药瓶。他死前可能挣扎得很厉害，指甲缝里都结满了血痂。

哥哥喝下农药痛苦地挣扎的时候，荠菜、野蒜和艾草在嗖嗖地往上长。想到这里，她感觉心情很奇怪。

已经活了八十年，但死活都不愿意再多活一天了吗？一天都不想再活下去了吗？

她还想，她在慰安所的事哥哥连对嫂子都没说，他可真是个狠人。

某一年祭祀父亲的时候，一无所知的嫂子若无其事地对她讲述了自己六寸姐姐辈的一个人的故事。

听说她也被抓去做过慰安妇。

“大冬天的冒着雪出门，鞋子也不知道穿，兄弟姐妹们把她送进了清凉里精神病院。”

嫂子还说自己也看到过那个叫金学顺的女人在电视上哭。

“好像有人说，那些参加过挺身队的女人在日本做生意了？”

嫂子把慰安妇称为挺身队。

“生意？”

“卖身的生意呗，还能是什么生意。”

“如果是那样的话，她就不会在电视上哭成那样了……”

“听说妓生们也跑去赚钱了。”

在“满洲”慰安所，或许也有妓生出身的女孩，也有像香淑一样券番出身的女孩。香淑以为自己要去的是像餐馆一样的地方，她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一天要接待十名、二十名军人。

“女人们怎么可能自己往火坑里跳呢？”

“火坑？”

“十二岁的孩子能知道什么？”

“还有十二岁的孩子？”

正在往冻明太鱼脯上抹面糊的嫂子眼睛瞪得溜圆。

“那么小的孩子知道什么……大人骗她说能挣到钱，所以什么都不知道就乖乖跟着去了。”

她怕嫂子看出自己去过慰安所，不再说话，闭上了嘴。

香淑活着回来了吗？香淑的日本名字是百合子，这也是死去的己淑姐的日本名字。己淑姐死后没过多久，哈哈对欧多桑带来的香淑说：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百合子。”

哈哈把死去女孩的名字送给了新来的女孩。就像把死去女孩身上脱下的衣服穿到活着的女孩身上一样。

没能从战场上回来或致残了的军人不计其数，但爬到女孩身上的日本军人却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福子姐即使躺在房间里也能知道日本军人正从哪个方向过来。“东边来了很多军人。”然后真的有很多军人从东边过来了。

不仅从东边，从南边、北边和西边都拥来了日本军人。日本军人的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加了数百、数千人的同时，女孩的人数只从三十二人增至三十九人，仅仅增加了七人。

接待了将近七十名军人的第二天，她拿着装了避孕套的铝桶去盥洗室，看到香淑一个人在洗避孕套。她在离香淑远一点的地方坐了下来。下面像被刀割了一样刺痛不已。虽然想小便，但一滴都尿不出来。来过自己身上的军人，她一直数到了六十八。

香淑瞟了她一眼，但她装作不知道。香淑没有对她做过特别过分的事，但她总是和香淑保持着距离。因为每次看到香淑的时候，她就会想起带着“百合子”这个日本名字死去的己淑姐。每次哈哈或日本军人叫百合子时，她都觉得他们是在叫死去的己淑姐。

她正要把铝桶翻过来，倒出里面的避孕套时，香淑对她开口说：

“没看到你来吃早饭，没能起来吗？”

“……”

“我那里还有隆史留下的罐头，饿的话拿给你吧。”

隆史是偶尔来找香淑的日本军人。

香淑洗完自己的避孕套，朝她走过来，把散落在她脚前的避孕套洗好装进铝桶。

“隆史说，有的日本军人也很可怜。”

香淑一边洗着避孕套一边同情日本军人。她对此无法理解。

“听说，有的日本军人也是像我们一样，和父母兄弟生离死别，舍命来到‘满洲’。昨天我哭着说想妈妈，他对我说，不能死……无论如何都要活着回到有妈妈在的朝鲜……”

在“满洲”慰安所七年的时间里，到过她身上的日本军人大概有三万人。这三万名军人中，没有一个人对她这样说过——不要死，无论如何都要活着回到祖国。

*

背靠着里屋窗户坐着的她手里拿着一部黑色翻盖手机。她像是不知道这个东西的用途一样，用手抚摩了一会儿，才掀开翻盖。液晶屏幕像墨一样黑。她用大拇指按下电源键，伴随着一阵音乐声，屏幕亮了。

她以为自己早就把哥哥家的电话号码忘得一干二净了，结果她还记得。她用大拇指用力按下数字键。

一阵叮咚声连续响了起来，是接收信息的声音。一条，两条，三条，四条。这是她关机期间没有收到的信息。

她急忙关掉手机电源。手机一直关机，是因为除了哥哥和妹妹们以外，她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的号码，但总是有不认识的人突然给她的手机打来电话。每次接到这样的电话，她就像躲起来被发现了一样，感到极度恐惧。

想起为恢复户籍而吃尽的苦头，她就觉得心累。恢复消失了三十年的户籍并领取到居民身份证的那天晚上，她心里想着，今晚就算死了也不怕了，然后松了一口气。没有户籍的尸体即使死了也是个问题，既不能随便拉到一个地方埋起来，也不能拉去火葬场火化。

居民登记上的出生年份和日期也与实际不符。她的爸爸在她出生一年后才进行出生申报，居民登记显示她出生在十一月，但她的妈妈说她出生在阴历的六月初一。妈妈说生下她清醒过来的时候，晨光照亮着窗户纸。

想到因为没有进行迁移申报，重新领取的居民身份证很可能被注销，她难过极了。

她总觉得这个世界上只剩下自己了，于是很想有一个自己的女儿。

在釜山当保姆的时候，有个小伙子追求过她。原本见到男人就会心惊胆战，可如果能生个孩子，她就打算今后和那个男人一起过日子，像别人那样生活，所以她去妇产科做了检查。妇产科医生没有对她说别的，只是说她的子宫转到了一边，很难生产了。她实在无法说出自己去过“满洲”的事情，于是瞒着小伙子偷偷离开了釜山。

她不到四十岁就绝经了。

快要闭经的那段时间，下身就像整个要掉下来似的沉重、肿胀不堪。由于站着洗碗都困难，她只能辞掉保姆的工作。下身开始肿起来以后，她既弯不下腰也伸不直腰。她煮南瓜吃过，炖鲤鱼吃过，也去中药房开过药吃，可都不见好转。听说瓦片有用，她找来碎瓦片，用它给小腹热敷，但也只能管用一阵而已。只要电视上播出打架的画面或听到枪声，她就吓得浑身发抖，然后赶紧换频道。她听到人唱歌也觉得吵，玩什么都不喜欢，什么都觉得讨厌。

听人说庆山河阳有一家用热敷治疗女性疾病的地方，她没多想就打听着去了，在那里待了三个月。他们在火炕上撒上粗盐，铺上厚厚的一层松叶，再盖上草袋，让人躺到上面，从头到脚再盖上草袋。火炕要烧一整天，直到烧得滚烫滚烫的，到了晚上才让人出来。如此进行热敷的第五天，她身上的肉皮开始四处剥落，随之渗出了黄色脓水。

除了她以外，那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女人。她觉得其中一个也和自己一样，曾是慰安妇。那个女人的故乡是蔚山，但她不说庆尚道方言，而是首尔话、江原道话和日本话夹杂着说。那个女人经常叹息着给她讲自己的故事，说自己小时候去日本赚钱，后来身体不中用就回来了。虽然在别人眼里看起来好好的，但浑身上下没有一处是不难受的。

“我什么罪过都没有，却每天都觉得被人追着。即使一个人静静待着，心脏也会跳个不停。这个时候就觉得，至少要喝一碗米酒啊，真的感觉要死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米酒成了晚饭。我走在路上，用拳头捶打着胸脯，天妇罗工厂的女人说，我这是郁火病。”

在首尔二村洞一家世代开中药房的人家里当保姆的时候，那家的老头闲着无聊就给她看了生辰八字。老头在药房里不仅给人看脉，还会看面相和生辰八字，然后再开药。老头经常让她在中药房跑腿，有一次问了她出生的年、月、日和时、分。她说她只知道是阴历的六月初一，天刚刚亮的时候。那时她的年龄已经五十多了。老头说她是卯时出生的，为人虽然不懂得变通，但是很真诚，而且母爱深厚，就算是丈夫在外面的非婚生子女，也会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疼爱。

她心里反问，既然这样，那为什么自己一个孩子也没有呢？既然天生母爱深厚，至少应该有一个能够享受母爱的孩子才是啊！母爱和儿女福难道是两码事吗？那样的话，没有儿女福的母爱就不是祝福，而是诅咒吧？

她也怀孕过。那是初潮后不久，她不知道自己怀孕了，是去接受每周一次的例行检查时，军医给她打了一种针，后来从下面掉下了一团血块。

她用眼睛看清了那个血块，是一个人形的血块。

血块从她身体里掉出来的时候，子宫好像也掉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