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刚才她还坐在檐廊地板上，现在却不知去了哪里。只有脱下的鞋子整整齐齐地摆放在那里。

左脚和右脚的鞋子紧紧贴在一起，似乎一刻都不想分开。

她蹲坐在里屋的角落里，面前放着几张报纸。她从中拿起一张，拉到自己跟前。

发黄的报纸一角，印着一张比证件照稍微大一点儿的黑白照片。照片上女人的脸给人一种刚毅的印象。

她双眼的焦点集中在女人的脸上。金学顺，就是她。那个数十年前在电视节目里哭泣的女人。

金学顺……有一天晚上那个人在电视上哭。正在吃着饭的她嘴里含着饭粒也哭了起来。看到那个人哭，自己的眼泪也跟着流了下来。

她还记得那一天的日期，一九九一年八月十四日。她像往常一样一个人看着电视，得知和自己有着同样遭遇的人当中有人还活着时，她很吃惊。

有证人还活着，可有些人却说世界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流下眼泪的同时，气愤又迷茫……

金学顺说，正因为如此，她决心将自己所遭受的事情公之于众。

新闻报道的很多地方用红笔画着下划线。她拿起报纸，开始朗读用红笔画线的部分。她不能一下读完一句话，只能像切冻明太鱼那样，断断续续地读。

我是孤身一人，

也没什么好顾虑的，

那么残酷的日子里，

上帝让我活到现在，

就是为了这一天。

谁会关心像我这样死不足惜的女人的悲惨一生……

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堂堂正正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我是受害者。

继她之后，曾做过慰安妇的女人们一个个都开始坦承——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我也是受害者……

有一段时间，她经常听到国家正在接受慰安妇受害者申报的说法。只要持有能够证明自己曾是慰安妇的照片或物品，来到洞事务所、区厅、道厅进行申报，就可以被登记为慰安妇受害者，被登记后政府会提供生活补助。

她拿起那张十六开大小的报纸，读出声来。报纸的一侧，有一张年老女人的黑白照片。

“……实在吃不上饭了，所以我才申报的。一九九三年的时候我曾亲自到道厅进行申报，因为听说政府会给补助金。在道厅那里，接待我的人一直问这问那。他们想确认我是否真的去过慰安所，一直说那些我不想提的往事，我的心里非常烦躁，头也疼起来。让人坐在那里，像审讯一样问了三四个小时啊！

“你一天要接待多少军人？军人进来以后，是怎么把军服的裤子脱下来的？你没得梅毒吗？

“一听到那些不愿意再提起的问话，我真的要疯了。审讯也没有这样的啊！他们以为我明明没去过慰安所，却撒谎说自己去过，是为了得到政府的补助金。

“但凡有个帮我付医药费的一子半女，我也不会去申报。

“我隐姓埋名地活到现在，如今都快死了，干吗还要去说那些呢？一直以来我都只怨自己命不好，现在我对国家感到很愤怒。我做错什么了？我的罪过就是，出生在贫穷的家庭，又轻信了别人说的去了可以赚到钱的话。

“从慰安所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有梅毒。为了治好这个，我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啊！

“我认识的一个人，她婚后把梅毒传染给了丈夫，结果被揭穿身份后赶了出来。不久后她生下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一开始是正常的，可不到四十岁就得了精神病。后来精神病院让他把自己的妈妈带过来，所以她去了，结果医生说除了妈妈，其他家人都先出去。然后医生问她有没有患过梅毒，她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只是流着眼泪走了出来。原来梅毒那么可怕。她也很可怜，这等于是无意中毁掉了孩子的人生啊！儿子虽然从精神病院出来了，但好像偶尔还会发作。医生应该不会告诉他的，可儿子却总是叫着要杀了妈妈，说自己是从肮脏的狗洞里出生的，所以才会变成这样。

“那该是什么样的心情呢？……我每天都吃一粒头痛药，那天吃了两粒。

“申报后我变得更孤独了。大姐极力劝阻，说如果过去被公开，会影响侄女们的婚事，所以还是别声张了。但我还是去申报了，结果姐姐和侄女们都和我断绝来往了。

“从一九九四年正月开始，补助金下来了。”

她很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隐藏着生活的。虽然她本人也遮遮掩掩地独自生活了七十多年。

第一个在电视上坦承自己曾是慰安妇的金学顺也是在五十年以后才站出来的。

她也想站出来承认——我也是受害者。每当这时，她都会用纱布手帕捂住自己的嘴。

“我也是受害者……我也被带到‘满洲’的哈尔滨遭遇了那些……十三岁的时候被抓走遭遇了那些……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被抓走了……”

每次见到姐妹们的时候，这些话就顺着喉咙要冒出来，但每每还是被咽了下去。

不久前还听说，政府登录在册的慰安妇有二百三十八人，现在怎么只剩下一个了呢？她摇摇头，耳朵里传来了秒针走动的声音。

她抬头望着孤零零地挂在墙上的钟表。钟表的边框是圆形、黑色的。

没有时间了……

鸟儿飞上树枝再飞走的时间。看似永久的一个人的一生，顶多也不过如此。

*

不知什么时候，她面前的报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张白纸。她的右手握着一支黑色的签字笔。

她活到现在从没有写过日记，也没有写过信。在“满洲”慰安所的时候，她很想给老家写信，但她不知道老家的地址，也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慰安所的女孩大多都跟她一样，不会读也不会写字。没能往老家寄信，她觉得是万幸。因为很明显，如果写信，里面的内容一定是这样的：

爸爸，妈妈，我现在在“满洲”。

在这里，军人们从早晨开始就排着队进来。

我就要死了。

以前她一直是文盲，在一个大学校长的家里当过保姆，结果半个月后就被赶了出来。原因是女主人给了她一张字条，让她按照上面写的去买菜。她不知所措，女主人看出她不识字，第二天就把她赶了出去。

年过五十她才勉强会认字。她在小学前面的文具店买了书写韩文的教材，然后从部首“ㄱ”开始学习。整整三个月过去了，她终于可以写出自己的名字。虽然写了不下一万次，可不知为什么，每当写自己名字的时候，手就会颤抖和迟疑。

读字还可以，写字却完全没有信心。

我

她好不容易写出这个字，然后停下了手中的签字笔。

我？

她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人。善良还是恶毒，明朗还是阴暗，固执还是随和，慢性子还是急性子。她也不知道自己的感情，是悲伤、高兴、幸福，还是生气。她做过保姆的人家的女主人都说她是个沉默寡言、温顺的人，但姐妹们却都抱怨她刻板、固执。姐妹们都是话多的那种人，她有些怀疑，自己是不是天生就不爱说话？

每当想思考自己的时候，最先产生的感觉就是羞耻和痛苦。

因为从来不敢去思考，而且从来不说话，她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什么样的人。

她那因为不知道自己是谁而不知所措的手指又有了力量。

我也是受害者。

还要写什么呢？她感到无比茫然，但真真切切地意识到，自己什么都没有忘记。

她不记得一小时前做了什么，但她记得七十多年前的事，她甚至记得慰安所房间天花板上忽闪忽闪的灯泡。

她还听说有人指责她们的话可信度不高，前后矛盾。因为面对着那些为慰安妇奔走宣传的人，她们说不清楚自己是几岁时被抓走的，被谁抓走的，被带到哪里去了。那些人根本没有考虑过，大部分女孩连自己家乡的地名都不知道，而且由于没上过学，她们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已经过去数十年了，她们的记忆早就破成了碎片，杂乱地交织在一起。

她虽然不知道“满洲”慰安所的名字，但清楚地记得吃了自己的血和鸦片死去的己淑姐的牙齿像石榴籽一样闪闪发光，还有避孕套里的分泌物散发出的又酸又腥的味道，以及饭团里像撒了黑芝麻一样密密麻麻的米虫的数量。

有时什么都不记得，只记得非常冷，只记得非常非常冷。

所有的一切，如果从头到尾都记得，她是活不到今天的。

在“满洲”慰安所经历的事情就像冰块一样散落在她的脑海里。每一片冰块都是那么冰冷，那么鲜明。

开口说话容易吗？更何况是隐藏了五十年、六十年、七十多年的故事。

如果不是万分困难，她会连对躺在坟墓里的妈妈都开不了口吗？她觉得至少要向死去的妈妈倾诉才能活下去，所以去了妈妈的坟地，但她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只是拔了几棵瓜子金便回来了。

只要是在“满洲”慰安所发生的事情，她什么都不想记得。可如果得了老年痴呆，真的什么都记不起来了，该怎么办？

我也是受害者。

她把写在白纸上的字大声读了出来，随即陷入了想把一切都说出来的冲动。

我想把一切都说出来，

然后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