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从电影《至暗时刻》讲起。在面对德军这个强大的对手时，丘吉尔故作坚强，往乐观的方向扭曲现实。不过，现实很快会显露它凶狠的獠牙。

面对被围困在敦刻尔克的英国陆军很可能全军覆没的状况，丘吉尔想不出任何解救的办法。他不得不派出驻扎在附近的四千多名战士当炮灰去进攻德军，唯一的作用只是延缓德军的进攻。当他要承担起这些战士无谓牺牲的责任时（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延缓的时机作用巨大），他才真正意识到德军的强大。盲目乐观转为纠结，他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屈从现实。

这时，英国外交部部长建议跟德国和谈，因为希特勒承诺，只要英军保持中立，就尊重英国的独立和主权。丘吉尔开始趋利避害，想看清楚，战斗与和谈，究竟哪一个对英国更有利。他甚至听从外交部部长的建议，试着通过墨索里尼跟希特勒接触，商讨和谈的条件。

就像电影里的丘吉尔一样，人在不得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时，第一反应常常是觉得现实太强大，自我太渺小。于是，很多人会选择屈从现实。

什么是屈从现实呢？假想一下，你有一位严厉的父亲。如果你做的事顺他的意，你就会获得奖励，不顺他的意，则会受到惩罚。那你就会逐渐习得一种应对方式：忽略自己的想法和感受，只根据现实的利弊得失来做决定。这时候，屈从现实就成了你的最佳选择。

如果说，在与现实融合的阶段，人们分不清什么是愿望、什么是现实，那么在屈从现实的阶段，领教过现实威力的人们，思想开始被现实左右，陷入一种短期的功利主义思维：怎么做对我有利，怎么做看起来能成功，我就怎么做。现实，而且常常是短期的现实，成了他们决策的唯一依据。

他们并不相信自己，而是相信现实。

不过，无论如何，人是没有办法长期忽视自我的。一个人在自我与现实的夹缝中痛苦、纠结得足够久，就会进入第三个阶段——超越现实。

在这个阶段，人们内心有一些重要的东西开始生长。他们开始摆脱趋利避害的限制，不再通过外在的线索去找行动的依据，而是回到内心。

就像丘吉尔，在经历一段痛苦的挣扎后，他去跟国王接触，又去地铁倾听普通民众的心声，最终下定决心要跟德军对战。

电影里有一场特别重要的演讲，是他在下议院与议员沟通时做的即兴演讲，揭示了他内心的变化。

“今天下午，我将跟内阁的各位讲一讲跟我们国家安全有关的事。在这个非常时期，战时内阁正在起草文件，表达我们愿意通过墨索里尼那个希特勒的马屁精跟希特勒展开和平谈判的意向。

“最近这几天我仔细思考了一下，考虑跟那家伙展开和平谈判是不是我职责的一部分，不过之后，我跟奥利弗·威尔逊、杰西·萨顿夫人、阿比盖尔·沃克夫人、马库斯·彼得斯、莫里斯·贝克、爱丽丝·辛普森及玛格丽特·杰罗姆小姐聊过。这些我们国家勇敢、正直、真实的民众们，强烈认为我们现在考虑和平谈判根本没有意义，我们应该继续战斗到最后一刻。

“我问了民众一个更深入的问题，也就是现在我要问你们的：“和谈最后会让我们处于什么境地？”

“有人可能会受益，我是说那帮达官贵族或许能享受到好的待遇，在自己的乡间安全屋里苟且偷生，可他们无法亲眼看到纳粹的旗帜飘扬在白金汉宫、温莎城堡以及我们的议会大厦上。

（台下的议员们大喊着：“不行，绝对不行，我们不妥协！”）

“所以我才来找你们，在这个生死存亡的时刻来问你们的想法。知道吗？我这些新朋友跟我说，哪怕我有一丝和谈或者投降的想法，你们可能都会反对我，甚至要把我撕成碎片。他们说错了吗？”

（议员们大喊：“没有！”）

“他们说错了吗？”

（议员们大喊：“没有！”）

“你们的心声我听到了，我全都听到了。看来你们的愿望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英国的悠久历史势必终结的话，那就让历史随着我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前赴后继地牺牲而彻底终结吧！”

为什么丘吉尔不像他在第一个阶段那样说“我们一定会胜利”，而是说“如果我们英国的悠久历史势必终结的话，就让它彻底终结”呢？因为丘吉尔做出选择的判断依据变了——从能否赢得这场战争，变成英国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如果国家也有自我，那一刻，这个自我超越了胜负和生死，变成了决策最重要的依据。

这才是这场演讲具有巨大感召力的原因。

丘吉尔的故事并非特例，很多伟大的作品都描述了自我超越现实的重要时刻，那种在转变过程中发生的、人类心灵成长的伟大时刻。

回顾本书前面关于“保护性价值观”和“契机”的内容，你会更理解对自我的坚持为什么如此重要。如果说，那时候我们坚持的自我还是模模糊糊的，那么当我们走完整个转变历程时，自我的轮廓会越来越清晰。你会惊奇地发现，整个转变的历程仿佛都是在等这一刻：你想要的自我超越了现实的利弊得失，成为决策最重要的依据。这把你带到了一条更辽阔的道路上。

从这时开始，你不再是现实的奴隶，你的自我开始为现实“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