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初是被自己的一只手麻醒的。

在意识逐渐回笼的过程中，他眼前科室里的景象也逐渐清晰了起来。在办公桌上趴了一夜令人腰酸背痛，他试着在椅子上支起身来，掏出手机轻触屏幕。

已经早上7点多了。

打开通信界面，里面空空如也。

江组长昨天晚上依然没有联系他。

“哟，昨天晚上又睡科室了？”他的办公桌前不知什么时候站了两个人。他们手上还提着包，看起来刚刚来上班。

张若初连忙起身，站好军姿，屁股下的办公椅一下子滑得老远：“赵组长，肖组长。”

他来重刑科不过一个星期，科室里的人还没认全，不过这两位前辈他却是知道的。和他搭话的这位是赵岸前辈，四十来岁，平时也没什么架子，特别爱找新人侃大山。另一位肖恩前辈就年轻许多，看上去比自己年长不了几岁，为人缜密而严肃，据说刚刚升任组长不久。以这样的年纪快速晋升，即便是张若初这样的菜鸟也明白，他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

赵岸看他一副紧张态度，笑着摆了摆手：“不至于啊，小伙子，不至于。我们又不是你直系领导，用不着这样，咱们好好说话。”他环顾了一下办公区：“你们江组长还没来啊？”

张若初稍稍放松些：“还没。”

“你昨天怎么不回家睡啊？”他指了指那张属于张若初的办公桌，上面除了配套的办公用具，连一份文件都没有，干净得仿佛桌子的主人一会儿就要办离职了一般，“我记得你们江组长最近在办长安区幼儿园投毒案，照理说工作量应该不大呀……对吧？”最后两个字他是扭头对着肖恩说的。

肖恩默认了。

“江组长说我刚来，这个案子时间紧、任务重，怕带着我拖后腿，让我留在科室里随时待命。”张若初如实回答道。

这话让赵岸和肖恩都沉默了，他们俩心照不宣地对视了一眼，前者叹了口气又问道：“那你到了下班时间怎么不回去呢？我看你都在科里熬了好几个大夜了。”

张若初挠了挠脑袋：“我之前问江组长，他说收队了会给我消息。在那之前他让我待命。”

“……这，这样啊。”赵岸一时也不知道该跟张若初这孩子说什么好，关键是他好像真没察觉出这有什么不妥。最终赵岸叹了口气，以一个老前辈的姿态拍了拍张若初的肩膀：“年轻人工作别太拼了，日子还长着呢。”然后错身走开了。

张若初下意识地回答道：“谢谢赵组长……”还没等他回过神，就听从刚才开始没怎么说话的肖恩前辈问道：“你牛奶过敏 吗？”

“啊？”有那么一瞬间，张若初根本没有反应过来他是在对自己说话，“哦！不，不过敏，我吃啥都不过敏。”

紧接着，一个装在纸袋里的可颂和一杯咖啡被放在了他的办公桌上。肖恩前辈的脸上依然没什么多余的表情，只说了句“买多了，你吃吧”，便朝着赵岸前辈离开的方向走去。

张若初等他们走远了才反应过来，他刚想出声道谢，却发现两人的身影已经隐没在逐渐熙攘的办公室里。他拿起咖啡尝了一口，是没有加糖的拿铁。

赵岸走到他们组所在的办公区域时，嘴里才开始发出“啧啧啧”的叹息声：“遇上老江也算他倒霉。”他点了根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即使科长三令五申，要求所有人必须去吸烟室抽烟，但赵岸始终虚心接受，屡教不改。奶白色的烟从他的鼻腔和嘴里钻了出来：“老江是摆明了不想带啊，一个新来的小屁孩能待什么命？”

带着全组人出外勤，却把新来的排除在外，作为张若初的带教师父，江组长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看不上，不乐意，爱谁带谁带。

如果仅仅是这样，其实也没什么，只是他还特别嘱咐张若初在科室里待命。别人看不出江组长的用意，但共事了十多年的赵岸不会不明白，他是想耗着张若初。精力再旺盛的年轻人也会被这种无意义的消耗拖死，届时不用老江开口，张若初自己就会向科长请求换带教师父，或是请调离开重刑科。

肖恩与赵岸两人所在的小组距离很近。前者走到自己的工位，将手上的公文包放在办公桌上：“江卫东前辈……平时也不是个难相处的人，这次怎么非跟一个小孩过不去？”

肖恩在重刑科工作的年份虽然也算不上长，但是和重刑科的这些前辈都有过一些接触。在他的印象中，江卫东前辈甚至算得上和蔼可亲。

赵岸嗤笑了一声，弹了弹烟灰：“你会这么说，是因为你‘学院派’的出身。”

“学院派”这个名词肖恩并不陌生，这甚至是他初入职场时身上撕不掉的标签。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从燕都警察大学和春城重刑侦查学院毕业的学生，才有可能通过层层选拔来到重刑科工作。事实上，能在毕业后拿到重刑科入职通知书的人，必然是在过去四年的学习生涯中综合成绩最优异的学生。

重刑科对这两所大学，乃至全国有意从事刑侦工作的年轻人而言，无异于金字塔顶端只可远观而也许永远无法企及的圣殿。

不过情况在十年前发生了变化。

官方出台新政策，允许符合条件的应届毕业生通过自考应聘重刑科的职位。这是一项影响深远的政策，它意味着，过去几十年间燕都警察大学和春城重刑侦查学院对重刑科的垄断就此终结。

自考的路径虽然存在，然而在最初的几年，普通人要想通过层层选拔进入重刑科依然不是一件易事。纵然他们能够侥幸通过笔试、背景调查和政治审查，95%的人还是会在科室终面环节被刷下来。

后来就发生了“阿尔戈斯事件”。

监控与摄像头的大幅削减，使许多原本可以借助现代技术侦破的案件变得寸步难行，重刑科破案效率降低的同时，对警员的需求也大大增加了。在此背景下，更大范围地接收自考生成了大势所趋。

而随着自考生人数的增加，他们在重刑科中也渐成规模，这些人在科室内部被称为“山雉”。

成不了凤凰的山鸡。

事实上，重刑科有相当一批老警员是瞧不起这些自考生的，认为他们不过是钻了政策的空子，妄图通过几场考试就与燕都警察大学和春城重刑侦查学院的优秀毕业生们平起平坐。他们认为“山雉”们对什么是刑侦都一知半解，更不要提作为警员应该有的信念和使命感。

不幸的是，张若初的带教师父江卫东组长就是这样的老警员，而张若初偏偏是一只茫然无措的“山雉”。

赵岸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张若初工位的方向：“听说老江之前还跟分管人事的副科长闹过。你看他手里的这些兵，哪个不是学院出身？”他凑近肖恩小声询问道：“我听说这孩子最早是打算分派给你带的？”

这句话唤起了肖恩先前与副科长在饮水间谈话的记忆，他原以为不过是随口一提，不想却对张若初产生了这样的影响：“副科长是问过我愿不愿意带新人。不过我当时刚升组长，对业务还不熟悉，就拒绝了。”

“唉。”赵岸听了，叹了口气，“阴差阳错了不是？可惜咯。”

肖恩抿着嘴，不再赘言。

而那边，张若初刚刚吃完可颂面包，就见一位警员正拿着一个牛皮纸的档案袋朝他们组所在的方向走来。这名警员他见过，似乎是副科长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只是叫不上名字。

那人环顾了一下他们组空荡荡的座椅，不死心地朝张若初问道：“你们江组长还没来吗？”

张若初从椅子上弹了起来：“还没。江组长他……这两天出外勤。”

那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哦，对。长安区幼儿园投毒案嘛。”旋即他像是想到了什么，先前那一副为难的表情烟消云散。他清了清嗓子，将手中的档案袋递给张若初：“这是安汇区委那边托来的人情，殷副科长让江组长帮忙盯着点。你一会儿等江组长来了把材料交给他。”

“好的。”张若初双手接过档案袋。这可以说是他自报到以来获得的第一份工作，他按捺着好奇心，没有将档案袋打开，以至忽略了那位警员转过身时如释重负的表情。

此时的张若初还不知道，这牛皮纸袋中的材料对自己究竟意味着什么。

*

和往常不同，江组长竟在半个小时后单肩挎着包走进了办公室。他个子不高，身材也不是很壮硕，却有足以震慑他人的气场。路过工位时，面对向他起立打招呼的张若初，他仅斜视了一眼，没有搭腔。

纵然如此，这也算是这些日子里张若初与江组长为数不多的面对面交流了。所以当张若初双手奉上档案袋，并向江组长如实转述那名警察的话时，他实在无法从江组长严肃的脸上辨出喜怒。

汇报完，他乖乖地站在办公桌一旁，静静地看着江组长打开档案袋翻阅里面的资料，脑子里猜测着今天自己是否会被委派一些实质性的工作。

直到啪的一声，档案袋连同里面的材料被狠狠地摔在桌上。

原本嘈杂的科室内瞬间降低了十几分贝，大家依旧在忙着手上的活儿，但若有若无的目光却瞟向了这里。

张若初对江组长的怒火是始料未及的。他僵直地站在那里，大脑一时间有些空白，只能听见耳蜗传来的嗡鸣声。他抬眼正对上江组长阴沉沉的目光，后者脸上还挂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冷笑。“你倒是行得很啊！”他这话像是砸向张若初的惊雷，叫人手脚冰凉，“一个还没转正的新人，倒是已经开始做主帮我接活儿了？”

张若初大气都不敢喘，更不敢辩解。

江组长用两根手指狠狠地敲了敲桌面上的材料：“我都不知道重刑科什么时候连失踪案都接了。二十多岁的人了，能被拐卖了不成？下次谁家狗跑丢了，要不要我也一起帮着找找啊？”他后半句话是冲着殷副科长办公室的方向喊的，很显然是在指桑骂槐。

此时，重刑科这些听墙角的警察基本上已经明白怎么回事了。殷副科长和江组长不对付算不上什么秘密，这些年，两人只要对上就免不了一通阴阳怪气，手下的警员们夹在中间被当撒气包也是常有的事。再加上江卫东本人是个顽固的“学院派”，对张若初的嫌恶自然小不了，现在他更是被牵连着“罪”加一等。

其实市里区里每年托来的人情不在少数，每个小组几乎都遇上过。有点权势和人脉的人遇上了事，总想着重刑科更专业、资源更多，费尽心思地托了关系想让重刑科出人帮着调查。殊不知术业有专攻，如若事态没有演化成情节格外严重的恶性事件，重刑科的警员能做的或许并不比基层公安机构更多。

很多事情最后都不了了之。

故而重刑科的所有警员——无一例外——都不喜欢沾染上这种案子，若是流年不利，硬是被分派上了，也大都是应名点卯，蒙混过关。可是如此不成文的规矩张若初是一概不知的。

江卫东发作完，调整了一下坐姿，动作幅度之大使得办公椅发出痛苦的哀鸣声。他用大拇指摩挲了一下来不及刮干净的胡子，用另一只手招了招张若初，像是一个暴发户蛮横地招来餐厅里的服务生：“来。这不是你接的吗？你不是能耐大吗？”他将材料连同档案袋一并甩进张若初的怀里：“你来跟，不给我解决了就滚蛋吧！”

张若初默默地夹着那些纸张，既不回答也不回自己的工位，好半天才憋出了这些天的第一声：“师父……”

江卫东挥手打断：“别！我担当不起。”

这个初入职场的年轻人此时是真的束手无策了。他垂着眼，像是脚下生了根，不知如何离开。江卫东看见他这副样子越发来气，“啪啪”拍了两声桌子：“还戳在这儿干吗呢？等我开车送你啊？不知道去定位失踪人员最后出现的地点和社会关系吗？你就算在学校没学过，这点基本知识还没考过吗？真不知道你是怎么考进来的！”

张若初被他吓得一激灵，嘴上连说了五六个“是”，将材料一股脑儿塞进档案袋里，抄起工位上的斜挎包，一路小跑着离开了科室。

直到在等电梯的时候，张若初才觉得自己的血液又开始流动了。他注视着手中的牛皮纸袋。虽然这些日子他一直希望能够被分配到一些实质性的工作，好让他看起来不至于像个来重刑科参观的游客，但他并不希望是以这种形式。

“打算先去哪儿？”声音从身边骤然响起，张若初猛地一转头。

是肖恩前辈。

他手里提着公文包，似乎也是要出外勤。

张若初想了想：“接警的基层公安，然后是报案人。”

肖恩点了点头，看上去并无异议。

此时电梯门开了，他先走了进去，然后用手替张若初挡着门问道：“你不进来吗？”

“哦。”张若初赶忙钻进了电梯。

电梯从十九层开始下降，狭小的空间里只有他们两人。肖恩前辈看上去是个冷淡疏离的人，但是很奇怪，和他相处时张若初却丝毫没有感到局促。

“江卫东组长……”

“什、什么？”此时的张若初已经对这个名字产生了应激反应，肖恩冷不丁提起，他觉得自己血压都高了。

看着虎躯一震的张若初，肖恩叹了口气：“你只需要知道，江卫东组长发脾气不是因为你……”他顿了顿：“至少不全是因为你。”

“啊……”

肖恩扫了一眼攥在张若初手中已经有些潮了的档案袋：“案子的事情，努力就行了。能自考进重刑科，就不要质疑自己的能力。”末了，他补上了一句：“不管怎么样，每天还是要向江卫东组长汇报一下进度，跟他说说你的想法。真遇上不懂的，直接问就好。”

大不了挨一顿骂。肖恩在心里默默补上了一句。

“我……明白了，谢谢肖恩前辈。”张若初暗自鼓励自己要克服恐惧，拼命向江组长汇报工作。

他深吸了一口气，打开档案袋，第一次看到了里面的资料。

那是失踪者的基本信息。照片上的女子二十多岁的模样，长着姣好的鹅蛋脸和洁白而整齐的牙齿，一双杏眼清澈且坚定，一头乌黑的鬈发精致而慵懒。

那无疑是一个出身优渥的女孩才会有的样子。

这个女孩，名叫姜雪飞。

*

张若初在接警的基层公安处做足了功课才去见报案人，也就是姜雪飞的父母。

他们的家坐落在安汇区靠近市中心的一个花园小区内。这里虽然算不上别墅区，但都是每栋仅三户的复式小楼。这在寸土寸金的春申市，纵然是二十多年前也价格不菲。据张若初所知，姜雪飞就是在这里出生的。

为张若初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矮小中年女人，她手上戴着黑色的呢绒袖套，看见来者，她略显疑惑，待张若初表明身份并说明来意后，她侧身将他请进了门，并朝客厅的方向高声道：“先生、太太，警局来人了。”

很快，还没等张若初换好鞋子，他就听到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抬头，正撞见一男一女从里面迎出来。男的五十来岁，头发已经掺杂了不少银丝，梳着四六分的发型，即使在家里依然服帖。他有一米七五以上的个子，身姿挺拔，也没有发福。女的看上去也就四十来岁，不过这很有可能是她常年保养的成果。

这两人无疑是姜雪飞的父母。

张若初例行向他们出示了证件：“我是重刑科的警员，我叫张若初。目前正在协助调查姜雪飞的失踪案。”

女主人在看到他以后脸上一闪而过的失望并没有逃过张若初的眼睛。事实上，她后来的问题也证实了这一点：“你好，你好，张警官看着挺年轻啊！年轻有为。”她笑着回头看了一眼身后的丈夫，旋即转头问道：“冒昧地问一下，飞飞的案子……重刑科那边，是你全权负责吗？”

兴许是觉得这样的问话实在冒昧，姜先生没等张若初回答便接了话茬儿：“最近天气热起来，还劳烦张警官特地跑一趟，里面请。”他扬声道：“何阿姨，上茶。”与此同时，在张若初看不见的地方，他用手势制止了姜太太未说出口的话。

待三人坐定，张若初从挎包里掏出了自己的笔记本。那是一个布面的本子，是他特地为这份工作准备的，因此到目前为止仅用了几页，内容还是几个小时前他刚刚从接警的基层公安处了解到的信息。

姜雪飞今年24岁——下个月马上要过25岁生日了，现在是一所重点综合类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读的是民商法学专业。姜雪飞平时都是住在学校宿舍的，一般只有到了周五晚上才会回家过周末。只是，姜父姜母报案的时间是周四的早晨，这一天姜雪飞理论上应该是住在宿舍的。

“我们周三那天给飞飞安排了相亲，就在家附近。时间定在下午5点，结果到了6点多，人家小伙子打电话过来说在餐厅等了飞飞一个多小时了。我给她发消息，她不回，电话也不接。”姜太太的描述和张若初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基本一致，他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姜雪飞对这场相亲是否态度勉强？

“她之前说过不打算，或者不愿意相亲这样的话吗？”

“说是说过。”这个问题似乎让姜太太有些吃瘪，“现在的年轻人嘛，让去相亲，十个有九个是不愿意的。不过她最后也是同意了的，否则我也不会约人家了呀，你说是不是？”

“或许她只是嘴上说说……”

“不可能的。”对此，姜太太倒是颇为笃定，“我们飞飞从小到大还是很听话的。更何况我早上还给她打过电话，她也答应了的。”

张若初记录的手停顿了一下：“周三上午你跟姜雪飞通过话？具体是什么时间，还记得吗？”

“9点多，快10点的样子吧。”她打开手机翻了翻，将通话记录展示给张若初看。上面显示，在9点11分、9点18分和9点33分，姜太太分别给姜雪飞打了三通电话，只有最后一通电话被接通了，通话时长六分半。之前了解到的资料里只提及姜太太最后联系到姜雪飞的时间是周三上午9点半，这也是他们目前掌握到的姜雪飞失踪前打的最后一通电话。

“你那个时候找她有什么急事吗？我看你打了三通。”张若初问道。

“就是提醒她下午相亲的事情。”

“你有注意到姜雪飞当时有什么异常吗？”

“没有。”这是姜太太下意识的回答。不过她旋即沉思了一会儿：“就是跟我说不想相亲，不打算结婚之类的。我都跟人家约好了，当时就急了，说了她两句。不过她最后也答应了的。”

她答应了的。

这句话已经不是姜太太第一次说了。此时此刻，张若初开始重新审视起这句话：它背后包含的姜雪飞的主观意愿究竟有多少？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你们周三上午9点半左右的那通电话其实并不怎么愉快？”

“其实也没……”姜太太下意识地直起身来反驳，却被坐下来以后第一次出声的姜先生给打断了。因为没有参与那通电话，所以姜先生的语言更加中立客观些：“你可以这么理解。”

“那么是否存在这种可能性：姜雪飞电话里最后的妥协只不过是托词？她选择不去相亲，同时也非常清楚，无故爽约无疑会在事后引起你们的责难，因此选择暂时切断与你们的联系，去一个你们找不到的地方？”

根据姜雪飞室友们的证词，她周三晚上并没有回宿舍，这也是其父母选择在周四一早报案的直接原因。然而，她没有回宿舍的消息是姜太太从其两名室友处直接获得的，这就意味着，就算不通过姜雪飞这个中间人，她的父母依然可以与其室友保持联络。显然，只要她回到宿舍，这种单方面切断联络的行为就变得毫无意义。

姜先生听完张若初的话，沉重地叹了一口气：“张警官，我理解你刚才的推断的合理性。事实上，我相信所有人听到有关飞飞失踪前经历的描述，都会或多或少地产生这样的念头。我相信你的基层公安同事们或许也有类似的推断，这也是为什么我费尽周章，希望请你们重刑科协助调查的原因。在你们看来，这或许是一次合情合理的离家出走。你们讲求证据和逻辑的连贯性，但是我们也有我们的原因，我们相信情感和对飞飞的了解程度。”他说话的样子认真而坦诚，并非像是在为自己开脱，或者是为了引起警员们注意而故弄玄虚。

“飞飞是我们的独女。我承认，出于种种原因，我们对她的关注和限制确实远超一般父母。像她这个年纪的小姑娘，有的人已经到异国他乡打拼了，有的人甚至已经是一个孩子的母亲了。我们对她唯一的要求就是无论学习工作，只要留在春申市就好，可以方便我们照顾她。现在的许多孩子到了年纪就开始觉得父母管东管西，变得对父母不耐烦起来，可是飞飞呢，一直很体恤我们。”

姜先生说到这里停了下来，摆了摆手转换语调：“当然，张警官，我说这些并不是为了向你发牢骚或者试图打感情牌。我知道，在你们重刑科眼中，这或许都是没有意义的供词。”他的语言情感充沛却又极度克制：“我想向你证明的是，飞飞与我们的亲子关系或许比你们想象中的要更加亲密一些。她每次出门前都会给我们发消息；回宿舍以后也会报备，让我们放心；偶尔哪天她在宿舍里待了一整天，晚上睡觉前也会向我们道晚安。这是许多年来的习惯，即便在她和她的母亲爆发更加激烈的争吵时，这样的习惯依然没有中断。这源于飞飞小时候与我们的约定。那年麻城突发地震，以张警官的年纪，这件事情我想你应该也是有印象的。”

张若初点了点头。那是他，乃至他的父辈有记忆以来，地震等级最高、死亡人数最多的一次灾难。地震发生在凌晨2点38分，睡梦中的人们甚至来不及反应，就被埋在了废墟之下。

“飞飞那个时候刚刚上小学，守着电视看24小时滚动播放的新闻。里面有个被营救出来的母亲扒着废墟撕心裂肺地痛哭，说那里面还埋着她7岁大的孩子，而她睡觉前刚刚因为一件小事骂了他。飞飞看到以后就对我们说，未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争吵，我们起码要在睡前互道晚安，即便发生了意外，那我们之间的最后一句话，起码是一声‘晚安’。”听到这里，姜太太下意识地撇过头去，张若初注意到，她的眼眶已经开始泛红。

“可是，已经这么多天了，我们再也没有收到过来自飞飞的任何消息。作为飞飞的父母，我们绝不希望将事情往糟糕的方向想。但是如果你们了解飞飞就会知道，她绝不是这样明知家人会担心却故意消失的孩子。如果她这么长时间没有联系我们，这就意味着……”姜先生说到最后声音开始颤抖，但是他深吸了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说完了接下来的话，“这就意味着，她应该是遇上麻烦了。”

*

张若初是带着沉重的心情离开姜雪飞家的。这与他预想的截然不同。可以说，他早期的判断受到接警公安的影响很大，或多或少地偏向离家出走的假设。张若初觉得这是自己缺乏经验的表现。如果是肖恩前辈，或者是江组长，他们或许就能够排除一切干扰，更加客观中立地看待事件吧。

接下来，他走访了姜雪飞就读的大学，那是春申市数一数二的综合类高校。他到达宿舍门口的时候，姜雪飞的室友们恰巧出门了，张若初等了二十多分钟才见到刚刚从食堂吃完晚饭回来的两个女孩。

她们一个剪着短发，干净利爽，穿着一件藕粉色的卫衣和运动短裤；另一个的头发是雾蓝色的波浪卷，穿着香芋色的雪纺长裙。对于张若初的忽然造访，她们有些错愕，但却十分配合。

研究生的宿舍是三人间，有独立的卫生间和一个晾晒衣物的小阳台，每个人都配备了一张标准大小的单人床、一张木质书桌、一个落地书柜和一个衣柜。不过这间宿舍的主人们显然很懂生活。她们在靠近阳台的空间摆上了龟背竹，窗帘被换成了淡粉色布艺与蕾丝的搭配，公共空间被铺上了毛绒地毯，并放置着一张小矮桌，当作休闲娱乐区域。

张若初仔细观察了属于姜雪飞的空间。桌面上被收纳盒归置得井井有条，摆放笔记本电脑的阅读架和乳白色的无线键盘还在上面，只是电脑并不在那里。一个大卫脑袋状的白瓷花瓶上插着一束嫩黄色的干花，散发着香橙与鼠尾草的气息。

桌面布置让人感受到，姜雪飞是一个认真生活，且擅长把事情安排妥当的女孩。

接下来与姜雪飞室友的对话进一步证实了张若初的这种印象。令他意外的是，这两个女孩对姜雪飞父母的评价都很正面。他们这一代年轻人通常会对这样保护欲和管控欲过强的父母产生抵触情绪，但这样的事却并没有发生在这间宿舍。

“严格来说，我并没有觉得叔叔阿姨对飞飞的保护欲让人不舒服。他们是有我们的联系方式，但仅仅是以防万一，不至于找不到人。刚开始我们也担心他们会要求我们监视飞飞，事实却没有。他们仅是确认我们的安全，也不会对我们的生活指手画脚。”那个短发的女生说道。

“没错。而且阿姨人也很好，有的时候她知道我们宿舍要开派对，还会特地给我们订奶茶来。”另一个女生补充道。显然，她们与姜雪飞一家相处得很融洽。

“姜雪飞自己呢？”张若初问，“她知道你们和她父母有联系吗？”

“知道啊，我们的联系方式还是她给叔叔阿姨的呢。”

“她不会有顾虑吗？”

“什么顾虑？害怕自己父母渗透到生活里吗？”短发女孩轻笑道，“坦白说，要是我爸妈也能像叔叔阿姨那样，我也愿意把室友们的联系方式给他们。”

张若初记录着的笔停顿了一下，看来姜先生和姜太太所描述的亲子关系，倒不是一厢情愿。他继续询问：“听说姜雪飞周三那天上午是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这是在档案中就提到的信息，参会地点是普江区的一所政法大学，从宿舍所在的松山区出发，得横跨大半个春申市。

“没错，那是他们民商法领域的年会，规模非常大，可以说是这个领域今年最大的会议了。”

“放在平时，像我们这样的研究生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那个雾蓝色头发女生感叹道，“但是飞飞试着投了一个摘要，中了！”

两个女孩的脸上都是一副与有荣焉的表情：“要知道，就算读了博，想要参加民商法年会也不是能保证次次都中的。”

张若初点了点头：“那她真的很厉害。”

“没错！这次机会很难得，所以她准备得非常认真。我记得她提前一周就已经把要用的PPT做好了，还找她导师帮忙改了好几版。只要有空，她就会在宿舍里练习，还让我们当过好几次观众。”

“是。”短头发女生笑着说道，“到后来，她的稿子我都快背下来了。”

“看来她很重视了。”

“其实她这样重视还有一个原因。”雾蓝色头发的女生说道，“我们快要研究生毕业了，飞飞她想跟着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继续读博，这位教授这次也会参加年会，据说还正巧和飞飞在同一个讨论小组里，所以……”她没说后面的话，做出了一副“你懂的”的表情。

在张若初原本的认知中，姜雪飞在周三上午需要出席的不过是一场普普通通的学术会议，是一个研究者一生需要出席的千百次会议中平平无奇的一次，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果某些会议具有改变研究者学术生涯的重要意义，那么对姜雪飞而言，这次民商法年会显然就是这样的会议。

他看向姜雪飞的生活空间，看向那张书桌、那个落地镜。他仿佛看到这个积极且心怀志向的姑娘，站在笔记本电脑前一遍遍地播放着PPT，练习着自己的演讲稿。

“周二那天晚上飞飞还试了半天衣服。”雾蓝色头发的女生指了指落地镜，“她周三晚上不是有相亲吗？年会开完已经很晚了，从普江区回来再赶去安汇区，时间肯定来不及，我们就建议她穿条合身的连衣裙，开会相亲两不误。但是她想了半天，觉得年会和我们以前参加的会议都不一样，最后翻箱倒柜找出了一直备着的商务休闲装……”

“浅棕色的西装外套和米色的西裤？”张若初几乎是下意识地背出了报案信息中所记录的姜雪飞失踪时的着装。

“没错。”那女孩先是一愣，但是很快想到张若初是重刑科的警员，“她周二晚上还特地用熨斗熨好了。”

“要我说，飞飞那几天有点儿紧张过头了。她什么都想提前做好预案，生怕周三开会的时候出什么错。我看她一连好几天都没怎么睡好觉，周三那天也是，6点刚过就起来了。”

张若初翻动着手中记录的本子：“我记得那个会是10点开 始？”

“没错，可是她睡不着，一早就起来洗漱化妆，一个人悄悄地在阳台上练了好久。我记得她大概是8点半出发的……是吧？”短发女生侧头问了问同伴。

“没错，8点半刚过。”

张若初记下了这个时间，进而问道：“从你们这儿到政法大学差不多需要多久？”

“一般坐地铁的话……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吧。不过飞飞那天应该是打车过去的，打车快一点儿，最多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就能到。她怕路上被什么事耽搁。”

张若初在笔记本上画了一条长长的时间线，线的起点是8点30分；接下来的时间节点是9点至9点10分，这是她预计到达学校的时间；然后是9点33分，也就是姜雪飞和姜太太通最后一通电话的时间。这条时间线向远处延伸，张若初在上面重重地打上了一个问号。

他的脑海中盘踞着一个巨大的疑问，这是档案材料与现实的矛盾带给他的困惑。

事实上，基层公安在立案后也了解到了姜雪飞这天的会议行程。为了确定她失踪的确切时间，他们找到了会务老师，却发现姜雪飞这天根本没去报到。他们的签到单上不仅没有她，预定的演讲她也没有出席，更不要提后来的讨论环节和茶歇。

可是，在上午9点33分姜雪飞与姜太太的通话中，依照姜太太的证词，她并没有显示出什么值得注意的异常。因此，如果姜雪飞确实失踪了，那么她的失踪时间理论上应该在9点40分至10点之间，这不到半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更重要的是，明明8点半就已经出门的姜雪飞为何直到9点半都依然没到学校？

或许她临时起意更换了交通工具？

“从你们校区到地铁站要多久？一般都是怎么过去，走路或者坐公交车吗？”

“其实，可能你也发现了，我们校区周边是没什么公交车站的，去最近的地铁站都要走半个小时。最早我们读本科的时候会几个人一起拼黑车，但后来学校觉得这有些危险，就开通了专门的校巴，把我们送到临近的车站。你等一下……”雾蓝色头发的女孩翻出手机里的一张图给张若初看，那是校巴的班次和停车点。张若初用自己的手机翻拍下来仔细看了看：“好像线路挺多？”

“是的。除了松山区的几个大学城和那个最近的地铁站，它在临近的长安区、安汇区和海港新区都有站点。你看，到这个最近的地铁站的校巴十分钟左右一班，然后从那里坐地铁到政法大学附近的站点差不多五十分钟左右。算下来差不多就是五十分钟到一个小时。”

“那姜雪飞那天有没有可能出于某种原因临时决定坐校巴？”

“这……”女孩显然被这个问题问住了，“这我就不知道 了。”

短发女生却斩钉截铁地回答：“不可能。”

“为什么？”

对方没有急着回答，而是向自己的同伴问道：“飞飞晚上相亲不回来吃饭。我们那天下午就想出去逛街，结果到了校巴车站看到他们贴的告示，你还记得吗？”

经她一提醒，雾蓝色头发想起了什么：“哦！对，对。那飞飞应该是坐不了校巴了。”她转向张若初解释道：“其实我们学校的本科生已经放暑假了，学校里只剩一些在校老师和研究生，对于校巴的需求量也就没有平时那么大了，他们偶尔会减少班次让司机师傅放放假。那天我们到车站的时候发现，去最近地铁站的班次改成了一个小时一班，去其他区的线路也被取消了，估计那天就一个司机师傅在跑线路。”

“他们总是这样临时削减班次吗？”

“其实也算不上临时，校园系统上应该会提前几天公示，只不过我们是临时起意要出去逛街，就没注意。”

“也就是说，如果姜雪飞8点半出门，按照那天校巴的频次，她应该是赶不上会议的？”

“是的。就算她那天突发奇想打算坐地铁去，但到了车站发现校巴变成一个小时一班了，应该也会改坐出租车的。”

“原来如此。”

姜雪飞应该是按照计划坐出租车去的政法大学。

但是张若初脑海中的疑问依然没有被解开。

如果她按照预定的计划坐出租车去了政法大学，那又为什么会迟到？9点半那通电话接通时，她究竟在哪里？

经验并不丰富的张若初此时此刻也意识到了基层公安倾向于姜雪飞并非失踪，而是离家出走的根本原因：他们认为姜太太说谎了。出于某种不可抗力，或许是堵车，或许是遇上了事故，姜雪飞并没有按照预定的时间到达学校。而姜太太在那通长达六分半的通话里与姜雪飞爆发了激烈的争吵，这甚至有可能是姜雪飞选择消失不见的根本原因。

可张若初心底的声音却没有办法被这样的判断说服。

他所勾勒出的姜雪飞是一个对自己负责、对学术有理想和目标的女孩。纵然和母亲爆发了争吵，她也不会因为相亲这样的“小事”放弃这次难能可贵的演讲机会。更何况这两者其实并不冲突，她完全可以在年会之后再考虑这些令人心烦的琐事。

张若初渐渐开始相信姜先生的判断。

那时的姜雪飞或许真的被什么糟糕的事情绊住了脚。

*

接下来的两天，张若初将调查重点集中在从宿舍到政法大学的这条路上。他能想到的，是从那天这一时段所发生的几起交通事故入手。

他想要找到姜雪飞的乘车路线。

按照肖恩前辈的建议，他每天早晨都会先去科室报到，向江组长汇报前一天的进展。不出他所料，江组长对他这种上赶着的汇报并没有什么好脸色。往往是他追在江组长屁股后面，利用坐电梯、吃早饭甚至上厕所的时间汇报完，然后收获一个鄙夷的眼神，得到一句“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最后目送江组长毫不留情地走远。

不过张若初发现，江组长的态度还是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当他尝试着在汇报中加塞一些自己的想法时，江组长停下了正准备伸向烘干机的手，冷不丁问道：“这个政法大学，你去过了吗？”

张若初习惯了江组长的漠视和轻蔑，对这样正经的提问，一时有些错愕，但他很快反应过来：“去过几次。我想要模拟姜雪飞从宿舍到学校的行动路线，也约了他们的会务老师了解情况，不过是在学校附近的咖啡厅。”

“也就是说，到现在为止，你都没有进过学校？”江组长的语气又习惯性地加重了。这让张若初不寒而栗，却又意外地觉得亲切。

“没、没有，”他只能如实回答，“但是根据现有的调查结果，姜雪飞那天根本就没有去学校报到……”

江组长打断了他：“你是在拿别人的调查结果向我汇报？”然后将手伸到烘干机下，机器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继续对话的可能性。很快，江组长就离开了洗手间，单方面结束了今天的汇报工作。

张若初愣在那里。他忽然意识到自己这两天所犯的错误：他个人虽然不认同现有调查结果对于姜雪飞失踪性质的判定，但是却不自觉地使用着现有的成果。想到这里，他掏出手机拨号：“喂，叶老师吗？我是张若初。是，姜雪飞的案子还在调查中。不好意思，你今天在学校吗？我可以到学校向你了解一些情况吗？”

兴许这些天被许多人盘问过，同时又害怕警方到学校调查影响不太好，所以叶老师语气有些勉强，但好歹答应了。于是张若初便在约定的时间来到政法大学的正门口，由于没有教工卡，他不得不到门卫处登记。那个门卫是个操着春申市近郊口音的老大爷，个子不高，精瘦，皮肤黝黑。

张若初出示了证件，老大爷也没多问，只是尽职尽责地填写好时间、姓名、入校事宜，最后让张若初签字。

待大爷给张若初开了边门，正巧叶老师也从里面走了出来：“张警官，又见面了。”她是一位四十来岁的女老师，身量有些富态，娃娃脸，看上去很和气，或许正是因为这样才在这次年会中承担了会务老师的角色。据说她的本职工作是政法大学的副教授。

“不好意思，教学工作这么忙，又来打扰你。”

“哪里哪里。姜雪飞同学我也知道，虽然还只是硕士研究生，但提交来的摘要很有洞见。我们系里的一个同事还想收她做博士呢。这样一个有潜力的年轻学者失踪了，还是在来参加年会的路上失踪的，我们这两天也都在讨论这事。”她说着，将手上一份黑色的塑料文件夹递给张若初，“这是你要的签到表。我现在带你去会场，在主楼东翼。”

“好，麻烦了。”张若初接过文件夹，边跟着她走边翻看了起来。签到表的纸张大都有些皱皱巴巴的，名单是以表格形式打印的，按照各自的讨论组划分，罗列了姓名、工作单位、论文题目等信息，后面则留了一格签字位。

张若初翻看了两页，很快就找到了姜雪飞。这并非难事，因为她是少有的几个没有签名的学者。

叶老师也注意到了张若初在看什么：“那天没到的学者一共有三名。一名因病，一名因为飞机延误，他们都提前给会务组发了邮件，只有姜雪飞没有联系我们。她的报告是开幕式结束后的第一场，时间在10点半到12点。我们发现她没有按时签到后马上给她发了邮件，还打了她留的电话，但都没回音。”

他们很快就进入了教学楼的东翼，建筑很新，卫生间、电梯、紧急逃生通道等各种各样的指示牌都很齐全。一楼有个很大的报告厅，叶老师比画了一下：“当时我们的接待处就在这里，放了两个大长桌，一进来就能看到。那天说实话人挺多的，所以只有开幕式在这个报告厅举行，然后与会者就会被分流到各个会场。一至三楼都有小报告厅，学者在不需要作报告的场次可以自由地去其他分会场旁听。”

张若初拿着名单环顾周围，脑海里想象着周三那天这里繁忙的景象。

叶老师还很尽职尽责地带他参观了姜雪飞原本预定要发言的报告厅。那个报告厅在二楼，不是很大，最前端设有一个讲台。

他想象着穿浅棕色西装外套在上面演讲的姜雪飞。因为对文本的熟悉，所以她显得自信满满。

可是很快，那个他想象中的姜雪飞就不见了。

只留下空荡荡的讲台。

他调查了一圈下来，并没有什么新发现。临走前，他不死心地问叶老师：“你们学校有没有什么地方安装了摄像头？”他知道这样问大概率是多此一举，《公民隐私保护法案》出台以后，学校、医院、博物馆、餐厅等场所的摄像头被大规模拆除，即便想要保留一两个，也需要获得在职人员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赞成投票。

结果可想而知。

不出张若初所料，叶老师摇了摇头，嘴角的笑意仿佛幼师无奈地应对着小朋友们异想天开的问题：“没有摄像头被保留。你知道，这是不合法的。”

张若初告别叶老师后，独自离开了学校。门卫室的大爷认出了他，主动为他开了门。这本来没什么，只是旋即张若初看见大爷摊开一本簿子，在上面写写画画。

一个念头在张若初的脑海里一闪而过。

所幸他没有放跑这个念头。他折返了回去，敲了敲门卫室的玻璃门。

大爷不明所以地为他开了门：“阿是[方言，表示“是不是”的意思。——作者注]忘了什么东西？”

“不，不。”张若初指了指大爷摊开的簿子，“这是我刚才登记的外来访客单吗？”

“哦，你是说这个啊？”大爷将簿子拿了过来，“是的呀。我得记录一下你的出校时间。”

“所有外来访客都需要这么登记吗？”

“是的呀，我们领导要求的。填写不规范还要被扣工资呢。”大爷义愤填膺。这显然也是他尽职尽责的重要原因。

“那，周三那天的外来访客名单，您这儿还有记录吗？”

大爷没想到他是要问这个。“上周三？”今天是周二，严格算起来，距离姜雪飞失踪很快就要满一周了。

“是，就是他们开民商法年会那天。”张若初这么一说，大爷马上就反应过来具体的日子，走去一沓簿子中翻找出了一本：“那天来了少说也有一百号人呢！”

他将簿子翻到某一页，递给张若初：“喏，这些都是，旁边有日期和进出校园的时间。”

张若初从接过簿子的那一刹那起，心率就在不知不觉中加快了。等他意识到的时候，已经能明显感受到心脏快速而有力的跳动声。他用食指在姓名那一栏逐一寻找。

他很清楚这可能只是无用功。

他可能看完整本簿子都不会找到那个名字。

叶老师已经反复确认，姜雪飞那天并没有来政法大学。

可是他脑海中盘旋着江组长问他的那句话：“你是在拿别人的调查结果向我汇报？”这句话令他无地自容，让他意识到自己与一名成熟的警员之间的差距。

他需要学会质疑。

然而，仅翻动了一页，张若初的手指就停了下来。

那个明明绝对不会出现的名字，赫然出现在了第二行，后面甚至还有属于姜雪飞自己的签名。

这个发现让张若初浑身发烫。

他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将思绪集中在访客单上。

姜雪飞的进校时间是上午9点06分，而出校时间则是9点46分。这意味着她准时到达了学校，却在会议开始前匆忙离校了。甚至9点33分与姜太太通话的时候，她依然在学校，只是她在挂断电话几分钟后离开了学校，放弃了这场对她学术生涯而言至关重要的会议。

她为什么会离开？

那通六分半的电话里，她们真的只聊了和相亲有关的话题吗？又或者姜雪飞在进校的这四十分钟里，是否真的遇上了什么事？

张若初毫无头绪。

他长长地吸了口气，对门卫大爷道：“我可能需要将这本簿子带走。”

*

张若初几乎是一路冲刺冲进重刑科的。他的思绪虽然是一团乱麻，但精神却十分亢奋。

他冲到江组长面前，往日里对江组长的恐惧在这一瞬间不知被抛到了哪里。他两只手撑着江组长的办公桌，眼睛里好像迸发出了光芒：“他们是错的，您是对的！”

这样没头没脑的话，纵使是坐在椅子上用保温杯喝茶的江组长也无法理解，他皱着眉头：“你在说什么？”

张若初站直了身子，缓了口气道：“您是对的！姜雪飞那天确实到了政法大学，门卫室有她的出入记录。她在里面待了四十分钟，但是没有去签到，也没有参会，最后选择在会议开始前离开！她不是在去政法大学的路上失踪的！她在学校里一定遇到什么事了！”

江组长的眉头随着张若初的话慢慢舒展开来，随之出现的是他每次遇上棘手案件时才有的眼神，那是捕食者瞄准猎物时才会出现的表情。

就在这时，肖恩从科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径直走到了江组长的办公桌前：“江组长，不好意思，您现在有空吗？”

江组长的脸转向肖恩时，表情肉眼可见地和煦了起来。张若初从认识他起就从来没有见他摆出过这样的表情，他甚至觉得组长有点儿……慈祥。

“小肖啊，有空有空，什么事啊？”

肖恩看上去却对江组长的态度习以为常：“科长刚才布置了一个紧急任务，我想向您借个人。他或许能对我们案件的推进有重要帮助。”

“借人哪？行啊！你要借谁？”

肖恩朝张若初的方向扬了扬下巴：“他。”

“这小子？”江组长一脸“你眼神没事吧”的表情看向肖恩， “他才刚来没几天，是个‘山雉’，而且还没转正，你要他……”

张若初其实并不能理解“山雉”的含义，但是却依然随着江组长的每一句话将头越埋越低。

然而肖恩既没有认同江组长的说法，也没有反驳，只是语气平静地陈述道：“姜雪飞的尸体找到了。”

仅一句话，就让张若初抛开了所有杂念，猛地抬起头来。

“在海港新区，是典型的‘雕塑师’的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