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笔记中，有很多关于动物的志怪传奇。我总结出了一个一想即明的“潜规律”：越罕见的动物篇目越少，比如麋鹿；常见的动物篇目在其次，比如猫狗；而篇目最多的往往是那些与人不远不近且略带神秘感的，比如狐狸……所以，常人难得一见的大象，极少会有志怪的故事。即便在古代笔记中偶尔一现，往往也都是“非虚构”内容。

有关研究证明，在汉唐之际的中原地区，大象就已经成了多为官方豢养的稀罕物。比如《新唐书·百官二》中记载：“开元初，闲厩马至万余匹，骆驼、巨象皆养焉。”可见，养大象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观赏或仪仗，更重要的是安保。如胡玉远主编的《京都胜迹》中说，相传大象能“鼻验铁器”，所以一旦有刺客携带武器经过它的身边，它都会甩着鼻子嗅之。是故帝王临朝时，相关的管理人员必率大象列队立于朝门左右进行“安检”。随着“钟鸣鞭响，六象严肃分立两旁，四足不动，若有携带武器者，必被大象鼻摔于地，然后就擒”。百官入内后，它们就以鼻子相交而立，示意朝门封闭。

朝廷豢养大象的地方，名曰象房。明清时代的笔记，多认为象房最初在北京的设立时间是在永乐、宣德年间。比如，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就说：“当由成祖平安南，以象入贡，始建此。”此记载其实不确，因为元人熊梦祥所编《析津志辑佚》中就有“象房在海子桥金水河北一带，房甚高敞，丁酉年[即1297年。——编者注]元日进大象，一见其行似缓，实步阔而疾撺，马乃能追之。高于市屋檐，群象之尤者”的记载。说起来，象房在明代才从金水河北转移到宣武门西。明人蒋一葵在《长安客话》记载：“象房在宣武门西，城墙北，每岁六月初伏，官校用旗鼓迎象，出宣武门洗濯。”此地即今天的北京长椿街一带。笔者幼时，每次去长椿街，长辈们总会说“象来街”，其实就是沿袭了旧称。

洗象一事，在晚明渐成盛会，刘侗、于奕正所撰《帝京景物略》中记载：“三伏日洗象，锦衣卫官以旗鼓迎象出顺承门，浴响闸。象次第入于河也，则苍山之颓也，额耳昂回，鼻舒纠吸嘘出水面，矫矫有蛟龙之势。象奴挽索据脊，时时出没其髻。观者两岸各万众，面首如鳞次贝编焉。”这里的“象奴”是指大象的饲养员和训练员。朝廷使用象奴是因为大象初运到京，野性未驯，不经过严格的训练是不可以上朝的。《元史》有载：“帝一日猎还，胜参乘，伶人蒙采毳作狮子舞以迎驾，舆象惊，奔逸不可制，胜投身当象前，后至者断靷纵象，乘舆乃安。”说的是元世祖忽必烈有一次打猎回城，乘坐大象拉的车辇，结果有个伶人表演狮子舞来迎驾，把大象给惊了。大象狂奔乱逃，谁也没办法挡住。多亏有个大臣[大臣名叫贺胜。——编者注]上前阻拦，能令后面赶来的人砍断连接车辇与大象的绳索，才使忽必烈平安无事。《池北偶谈》中的一则笔记更是直接讲述了康熙皇帝目睹的一次“虎象斗”：“康熙中，驾幸南苑，观象与虎斗，虎竟为象所毙。”可见大象发起脾气来，真不是闹着玩儿的。

所以，《日下旧闻考》记载：“盖象至京，先于射所演习，故谓之演象所。而锦衣卫自有驯象所，专管象奴及象只，特命锦衣指挥一员提督之。”可见其虽称之为“奴”，但因职责重大，级别不低。不仅如此，象奴还有“外快”可捞。如晚清黄钧宰在《金壶浪墨》中就说，有人想进象房看大象的，要以钱贿赂之。而象奴也会教给大象一些绝技，比如甩鼻子作铜鼓声，那都得另外加钱才能观看：“观者持钱畀象奴，如教献技，又必斜睨象奴，钱满数，而后俯首昂鼻，呜呜然作觱篥、铜鼓等声，万众哄笑而散。”

象奴有象奴的收益，亦有象奴的威风。如清代学者方朔在《洗象行》中就有这样的诗句：“蛮奴驯象如调马，以钩为勒随上下。蛮奴洗象如浴牛，拳毛湿透归悠游。”象奴对大象的训练，重点当然不可能放在杂耍上，而是要教它养成良好的规矩。据传这些大象会按照训练的水平分成不同的品秩，而根据品秩享受不同的待遇，即不仅吃的、用的都不一样，在皇帝上朝时的站位也不一样。如果犯了过失，如不该叫的时候叫了，不该动的时候动了，都会受到相应处罚。如柴小梵在《梵天庐丛录》中便提到过，“有过伤人者，则宣敕杖之”，即两只大象会用鼻子缠住受杖大象的腿，将它缠趴在地，“杖毕，始起谢恩，一如人意”。此外，大象还有一股傲气，如果有一头象生病了不能上朝侍立，象奴不仅不能随便拉头大象来顶替，还应当牵着生病的大象到象房里，找到可供替补的大象，“面求代行。不然，终不往也”。

大象如果病重，耳朵里便会先流出油状物来，“名曰山性发”。这个时候象奴一般都知道大象恐怕是不行了，就会先以粗大的绳索将它捆绑住，然后由“管象坊缇帅申报兵部，上疏得旨，始命再验，发光禄寺”……这么一来一回少说也要半个月，大象早就病死了。待巨大的尸体腐烂后，“秽塞通衢，过者避道”。那种景象，不仅惨不忍睹，还臭不可闻。

清中期以后，由于南方长期战乱，没有大象进贡到京，朝廷仪式中就渐渐中断了用象。再加上财政支出相当大，象奴的收入也日益减少，在驯养大象上更不用心。光绪十年（1884年），一头发疯的大象突然冲到西长安街上，不仅伤人，还毁坏了不少东西。据说疯象还用鼻子将一名太监卷起来抛到城墙上，令此人当即死亡。一直折腾到很晚，銮仪卫才将这只大象捕回去。这之后，大象们慢慢死去，“象房余一老象，时人有南荒遗老之咏，至己亥，此象亦毙，遂永绝响”[此句出自黄浚《花随人圣盦摭忆》。——编者注]。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出洋考察归来的端方耗资两万九千两白银，为慈禧购买并献上一百三十多种动物，其中就有两头大象。而且为了改善大象的生存环境，还高薪聘请了两名德国人看管，但仍由于食物不足，其中一头竟被活活饿死！慈禧对此十分不满，便产生了要专门辟出一块地方来养这些动物的想法。恰好有大臣奏报建立万牲园，立刻就得到了慈禧的批准。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农历六月十日，万牲园作为农事试验场的一部分先行开放，售票展览。宣统元年（1909年）的《农工商部章程》记载，万牲园内“建有兽亭三座，兽舍四十余间，鸟室十间，水禽舍、象房……各一所”，而象房就是为那另外一只活下来的大象“大力”建造的。

笔者最近读到一本书，是著名文史作家夏元瑜先生撰写的回忆录，他曾在20世纪30年代当过万牲园园长，回忆录中的一篇便谈到了“大力”的最后下落。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知是出于什么考虑，北平动物园（即万牲园）的一位工友下毒毒死了“大力”。“大力”中毒后，毒性很快发作。那时时局混乱，根本找不到合适的兽医，大家便只能看着“大力”慢慢咽气，“大力”临死前“还用鼻子揪着前任管理员孙久山的手，相对垂泪，凄然永别”。

按照北平动物园的惯例，死了的动物都要做成标本。当时正值盛夏，又赶上日本侵略军入城，出入城门很不方便。而且动物园在西直门外数里之遥，大象又不是小动物，运输起来是个难题。另外，做标本要剥皮，必须翻来翻去，一两个人根本翻不动。这么多问题都摆在面前可怎么办呢？夏元瑜灵机一动，想到卖羊肉的会剥皮，于是约了六七位给动物园提供饲料的牛羊肉老板来帮忙。这时距离“大力”死去已经过去三四天了，“死象臭了，肚子鼓得像座小山……以一公里为半径，全在臭气笼罩之内”。夏元瑜和那几位羊肉店的老板、十几名杂工，就在臭气的中心待着，照理说常人早就被熏跑了，但按老北京的习俗，既然答应了帮忙，绝不能半途而废。所以大家用纱布做了厚厚的口罩戴上，口罩中撒了“太伤避瘟散”，才能继续工作。

“红头绿身、闪着金光的大苍蝇，不但成千上万地来“观光”，而且大量地“生孩子”。又白又肥的蛆爬满了象身，望过去好像会冒白气一般”。工人们足足泼了几十桶石炭酸水，扫出了整整四大筐的蛆才能继续做事。当时，他们用极粗的麻绳拴住死象一侧的前后肢，十几个人一起拉，才把侧卧的死象拉得肚子向上，然后便开始剥皮。为了方便，员工在象肚子上把该切的线用粉笔画了出来：“第一切线是从象的鼻端内侧开始，一直到尾巴尖儿为止；第二切线是从左前脚心垂直横过腹面到右前脚心；第三切线是后肢的左右脚，也就是横那条中心线。”

开始动刀后，先切开中央线，“腹部的皮比胸部薄，只比皮鞋后跟略厚些，切开处露出下面一层灰绿色的腹膜——内脏腐败则腹膜变绿”。谁知这一下出了意外，死象的腹中气体突然膨胀起来。之前之所以没有破裂，是因为有层皮在外面包着。这一刀切开，顿时大裂，站在腹面上的一个人一下子陷到腐烂的肚肠里去了。众人赶忙将他捞出来时，此人已经臭昏过去了。

一般来说，一只死去的动物可以做成两件标本，一件是用皮做的外形标本，一件是用全套骨骼做成的骨骼标本。但“大力”被剥皮煮骨之后，因为战乱，皮和骨就那么搁置了很多年，也没做成标本……黄浚在《花随人圣庵摭忆》中曾经为朝仪用象一事从盛到无而感慨：“区区小点缀，亦有六百年以上之史实，且与吾国声威制度之消长相关，弥为叹息。”却不知山河破碎之时，“区区小点缀”又岂止消长，只怕死无葬身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