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已经很难想象：在依靠井水生活的年代，如果胡同里有一口甜水井，是有多么的幸福！《京师坊巷志稿》一书里提到：清朝时北京胡同一半以上有水井，哪个胡同有井，都会注明井的数字。比如大小雅宝胡同注明“大胡同井一”。大小方家胡同会注明“大胡同井二、小胡同井一”。不过，这些水井绝大多数都是苦水井、咸水井。而一旦有一口甜水井，那么整个胡同都要改名，直接称呼为“蜜罐胡同”“甜井胡同”等等。直到1909年东直门水厂开办前，北京人就没见过自来水什么样，而真正意义上的全北京普及自来水，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

现在的城市已经很难见到一口水井，而年轻一代对水井的印象大多来自恐怖片，好像是个井口就可能爬出个女鬼似的。这大概是因为水井本身就幽邃、阴森、凄寒，象征着某种绝望的深渊，而在过去又是一些想不开的人——尤其是女性寻求解脱的去处吧。

那么，笔者就跟您聊聊古代笔记中和“井”有关的诡案。

古人吃水，主要靠挖井。但即便再丰盈的井水也有枯竭之时，所以枯井在古人眼中便成了充满“杀气”的大凶之物。

枯井杀人，不绝于书。《太平广记》中就提到：有一年大旱，濠州酒肆门前有一口巨大的枯井，“埋塞积久”。有一天，酒店老板召集井工疏通之，希望能重新打上水来。“有工人父子应募者，乃子先入，倚锸而死；其父继下，亦卒。观者如睹，无复敢入”。一口枯井竟然要了两条命！后来，人们用绳钩将尸体拉上来，便再也没人提疏通枯井的事情了。

比这桩案件记叙更加详细的，是《南村辍耕录》中的一件雷同案件。

《南村辍耕录》是元代学者陶宗仪撰述的史料笔记。这书来得奇特，据说当时陶宗仪在松江（今上海）隐居。劳作之余，辍耕于树荫之下读书。按照他自己的说法，“遇事摘叶书之”，然后装在罐子里。前后十年，积下了数十罐，然后编录成书。不过笔者认为他这是故意神化了自己的创作经历，因为绝大部分树叶上面写不了几个字，而且一旦干枯后极易破碎，万难保存。不过无论怎样，书还是写出来了，而且对当时的朝廷典章、法令制度、风俗趣闻均有涉及，极为后世研究者看重。

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农历八月，湖南平江城内有个叫峨眉桥的地方，住有一户姓叶的人家，“门首檐下有一枯井，深可丈许”。因为这口水井早已失去了汲水功能，街坊们干脆拿这口枯井当垃圾站，经常随手往里面扔垃圾。这一日，叶家养的猫突然掉进井里去了。如果是平时，可能就算了，但恰好邻居家在挖一口新的水井，老叶就过去找到浚井的工人，许给他一缗钱，让他帮忙下到枯井里去找一下猫。工人答应了，搭了个绳梯下到井底，却很久都没有爬上来，也没有任何声音。老叶觉得好奇，也踩着绳梯下了去，同样也是就此再无声息。

老叶的儿子小叶趴在井口，往里面看去，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虽然是一口枯井，却寒气逼人。小叶大喊了几声父亲，只有井壁沉闷的回音，父亲和那个浚井的工人都仿佛被无底的黑暗吞噬掉了。小叶越想越害怕，但又不能不下去查看，便在腰上系了一根绳索，让家人和邻居拉着绳子的另一头，一点点将他往井底放，“将及井底，亟呼救命”，大家赶紧把他拉上来，只见小叶“下体已僵木如尸，而气息奄奄”。乡亲们又掐人中又灌药的，好不容易才把他救活，遂一起问他井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叶说：只觉得头昏眼花，越来越喘不上气，连那几声“救命”都是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才喊出来的。

大家赶紧报官，官府派人来检验，坠下一个灯笼，查看井底的状况，那盏灯笼往下探了很深很深，才看见井底有两个死人，正是浚井的工人和老叶，“一横卧地上，一斜倚不倒”。大家用钩子钩住两具尸体的头发提出之后，“遍身无他恙，止紫黑耳”。围观的人们大哗，都说必定是井底藏着什么妖魔鬼怪，比如有毒的蛟龙之类的，一时间闹得沸沸扬扬，官府也只有将枯井一填了事。

对此，陶宗仪倒是有一番比较科学的见解：“余意山岚蛮瘴，尚能杀人，何况久年干涸，阴毒凝结，纳其气而死，复奚疑哉？”后来陶宗仪读《酉阳杂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他在自己的书中写道，凡是坟坑和水井，秋夏多有杀人之气，应该先投入鸡毛试毒，如果鸡毛径直下落，则无毒气，“回舞而下者不可犯”，必须先用泔水往里面浇上数斗，除去毒气，人才能下去。

“枯井杀人”直到今天依然不鲜见。如2001年灵宝市一对祖孙为了下枯井找钥匙，双双毙命；再如2006年新密市一对夫妻为了捡掉在井底的50元钱也一命呜呼；还有2011年，景泰县一位农民为了救掉进枯井中的孩子，不幸去世……

事实上，现代科学对“枯井杀人”已经有了非常清晰和合理的解释：井坑内空气长期得不到流通，又因为积压了大量垃圾的缘故，产生了大量的硫化氢和一氧化碳气体。而这两种气体都有毒，尤其是硫化氢。少量的硫化氢气体呈臭鸡蛋味，且无色，达到一定浓度后会沉淀到井底，下井的人们一旦呼吸到它，就会迅速致死。

不过古人认为枯井杀人是蛟龙作怪，也并非全是他们胡思乱想。因为从我国古代笔记的一贯记述来看，井和龙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比如唐末五代时期的道教学者杜光庭在笔记《录异记》里，只要写到“龙”，多半与井有关联。“荆州当阳县倚山为廨宇，内有井极深，井中有龙窠，傍入不知几许，欲晴霁及将雨，往往有云气自井而出”，“成都书台坊武侯宅南乘烟观内古井中，有鱼长六七寸，往往游于井上，水必腾涌，相传井有龙”。宋代学者孙光宪在著名史料笔记《北梦琐言》中则认为，夔州的龙大多藏在盐井之中，盐井是指钻井汲取地下天然卤水制盐用的矿井，这种龙“或白或黄，鳞鬣光明，搅之不动，唯沮沫而已”，有人便生了感慨：“龙之为灵瑞也，负图以升天，今乃见于卤中，岂能云行雨施乎？”看来哪怕是龙，一经腌渍也会失去鲜活的性质。

按照我国古代笔记中的逻辑，在井中冒出云气，可能是龙要布雨；如果爬出一个“贞子”，那可能真的是要死人了。如明代著名学者黄瑜在笔记《双槐岁钞》中，便写过一个听起来比较吓人的故事：香山教谕张辉平时自负文学才能显著，“为人甚温雅疏俊，士子敬之”。景泰元年（1450年）的一天，他正要主持一场讲习，忽然见官署的井口，慢慢地爬出一个穿红衣服的人，而且那红衣人还在冲他招手。当时所有人都吓得目瞪口呆，唯有张辉“素有胆气”，他上前怒骂道：“什么妖魔鬼怪，还不赶快退下。”那红衣人不紧不慢地越过房顶，“走上莲峰而灭”。第二天，张辉去县衙赴宴吃酒，因为座位的事情，跟县丞发生了争执，结果“交相拳殴”。晚上回到官署，张辉越想越不是滋味，自己满腹诗书，仕途不顺，竟连座位都争不过一个县丞，还老拳相向，实在有辱斯文。一时想不开，竟投井自尽了。回想起来，那穿红衣服的人竟是招魂的使者。县官将张辉的尸体打捞上来后，便将那口井匆匆填埋了事。

张辉的故事虽然恐怖，但一望即知是杜撰出来的。而说到古代和“井”有关的刑事案件中，最有名的一个故事，当属北宋科学家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录的“张杲卿断案”了。故事说张杲卿在润州当知州的时候，有个妇人离家外出，数日不归，她的丈夫也不知道去了哪里。忽然有个人在她家附近菜园的井中发现一个死人，顿时引来许多人围观。正在这时，那妇人突然来了，只往井下看了一眼就号啕大哭，便说死的是她的丈夫。有人报告了张杲卿。张杲卿听完属下汇报的事情经过之后，也不着急打捞尸体，而是召集了住在附近的邻居们一起来到井边，往井底观看，让他们看看那具尸体是不是那个妇人的丈夫。结果“众皆以井深不可辨，请出尸验之”。张杲卿冷笑道：“既然大家都觉得井底很深，看不清尸体的衣着面貌，为什么那个妇人来到井边，马上就能说出死者是她的丈夫呢？”因此他立刻命令捕役将那妇人抓起来。刚一审讯，妇人便招供了，“果奸人杀其夫，妇人与闻其谋”。

因为书生意气愤而投井也好，被如潘金莲一样的老婆杀害投尸井中也罢，总之在中国历史上，造成“井中积尸累累”的主要原因，绝不是个别的自杀或谋杀，而是战乱时期对黎民百姓的屠戮。如著名历史小说家高阳先生在《胭脂井》一书中，便曾对珍妃的遇害给予了无限的同情。事实上，与珍妃差不多同一时间葬身井中的国人还有很多。

庚子国变，八国联军打进北京，京师百姓惨遭侵略者荼毒，令人发指。刑部主事李希圣在《庚子国变记》中这样描写：“王公士民四出逃窜，城中火起，一夕数惊。京师盛时，居人殆四百万，自‘拳匪暴军’之乱，劫盗乘之，卤掠一室，无得免者。坊市萧条，狐狸画出，向之摩肩击毂者，如行墟墓间矣。”

民国学者郭则沄在笔记《洞灵小志》中虽然没有直接描写当时的种种惨状，却通过“诡案”这一独特角度，反映出那个时期平民遭受的残害与杀戮。如有个从欧洲留学归来的人，买了裱褙胡同一座宅子。有一天晚上，恍惚间看见土炕里有无数双鞋，男式的、女式的，还有孩子的，仔细看时却又没有了，他坚信自己不是老眼昏花，“拆炕视之，中皆积尸”——都是死在庚子国变中的人，吓得他赶紧搬家；西城旧兵马司的一座旧宅，原本住的都是旗人，被八国联军杀光了，“入夜每见满装妇女幢幢往来，老少不一”。

其中，也包括锡拉胡同王懿荣的故宅。

王懿荣是中国杰出的金石学家、鉴藏家和书法家，他的最大功绩就是发现并收藏甲骨文，堪称我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人物。在庚子国变的那段时间，他担任京师团练大臣，承担了一部分京师防御工作。说是团练大臣，其实手下只有一千五百余名老弱残兵，而且连兵器都没有。王懿荣心里明白，自己只剩下殉国一条路可以走，于是便提前做了准备。他寓所的庭院里有一口又宽又深的井，井口比一般的井要大。平日为安全起见，在井口上放了一块横石，并有巨石作为井栏。当八国联军逼近京师时，他率领仆人启开横石，当侵略者攻入东直门时，他纵身投井自尽，之后他的妻子和守寡的长媳也相继投井自杀。

据《洞灵小志》所记，由于王懿荣之死受到了光绪皇帝的表彰，他的旧宅的主屋也被立为祠堂，但其他的房间不能保留，便辗转被卖给别人。但“居者恒见凶异”。在后来的人看来，那是王懿荣报国不能、忧愤不已的鬼魂依然在寻找着那些侵略他的祖国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