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和朋友相聚，突然聊起日本新生代推理作家白井智之来。此人在中国最初的扬名，很大程度是因为那部以诡奇、变态而闻名的《晚安，人面疮》。因为这本书的流行，朋友便以为人面疮是源于日本的一种鬼怪传说。其实不然，人面疮其实就是一种罕见的、生于膝肘部位的疮疡疾病，因为创面很像人脸而得名[也有些学者认为人面疮即寄生胎的一种。——编者注]。古人则将其视为妖异，于是编撰出很多志怪故事，在中国的古代笔记中颇为常见。

目前学界一致认可的第一篇“人面疮”笔记，出自唐代段成式所著《酉阳杂俎》。据说荆州有个叫侯又玄的人，一次在郊外如厕时，在荒冢之上大便，结果下来的时候跌伤肘部，摔得很重。走了数百步，突然遇到一位老人。老人看他伤得很重，便问他怎么了？他据实以告。老人看完伤处说，我有良药，可以为你包扎伤口，十天不要打开，十天后即可痊愈。侯又玄“如其言”。可等到十天后，侯又玄一打开，一只胳膊竟直接脱落下来。接着，侯又玄的兄弟五六人接连患病，“病必出血”。一个月以后，侯又玄哥哥的两臂也生了六七处病疮，“小者如榆钱，大者如钱”，每一处都酷似人脸，皆人面，而且到他死都没有痊愈。

载于《酉阳杂俎》的另一事发生在江左。“有商人左膊上有疮，如人面，亦无它苦。”商人每次用酒滴在其口中，人面疮就会变红。用食物喂它，它也会吃，吃多了便“觉膊内肉涨起”，好像里面有胃在消化似的；如果不给它食物，时间长了左胳膊就会麻木。对此，商人非常想去除。正好当地有个名医，教他用各种药物喂之，看它到底“怕”哪种药。结果试来试去，无论什么药，人面疮皆张口就吃。最后，只有贝母，“其疮乃聚眉闭口”。商人大喜，立刻把贝母捣碎了用小苇管往人面疮的“嘴”里强灌，“数日成痂，遂愈”。

从这两则笔记不难看出，在唐人看来，人面疮的成因乃是因为患者对神鬼不敬而遭此“报应”，治疗方面可以用贝母等药物。如明代著名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一书中就曾经说：“人面疮……疮象全似人面，眼鼻俱全，多生膝上，亦有臂患者……服十全流气饮，外用贝母为末敷之，乃聚眉闭口，次用生肌敛口药，亦可得愈矣。”相当于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古代对这种疾病的认知。

不过陈实功也提到，人面疮“据古书云”是因“积冤所致”，所以除了服药和敷药之外，还要“清心告解，改过自新”。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酉阳杂俎》中侯又玄的患病实在算不得什么“积冤所致”，搁到现在顶多算“违背公序良俗”，而演变成的“积冤所致”，大概故事是取唐末高僧知玄法师之逸事改编。知玄法师的生平为《宋高僧传》收录，其中有一段文字说的是他去世前“有一珠[像珠子一样的疮。]自玄左足下流去，苦楚万端，谛视其珠中，明明有‘晁错’二字，乃知玄是袁盎也。曾因七国反，盎奏斩错以谢吴楚诸王”。大意是说知玄法师前世乃是袁盎，袁盎在西汉七国之乱时曾怂恿汉景帝诛杀建议削藩的晁错以平叛，所以现在遭到晁错的报应。但在《慈悲三昧水忏法序》中，记载的是知玄法师膝盖上生人面疮，眉目口齿均备，每次喂食都“开口即吞”。遍请各医就是无法医治。后来在迦诺迦尊者帮助下，以三昧水洗疮，得以治愈。但并未提及他因此亡故。想来后人是将林林总总归纳一起，便有了因果报应。因此，后世的笔记中但凡提到“人面疮”，也多半是因命案形成的“酷报”。

“按医书言：人面疮云是袁盎、晁错之冤。诸药不效，以贝母啖之遂愈。”明代徽州学者程时用所撰笔记《风世类编》中的这句话，充分证明人面疮的“病因”和“治疗”已经成为某种“定式”。但接下来，程时用所叙之故事对这种“定式”反倒进行了破坏：“正德丁丑，临淮贡士彭庸邀栋塘公饮于神乐观。”酒宴上，神乐观有个姓陆的道士聊起自己也曾患过人面疮。自称他十七岁那年，夜里与本房的老仆人发生争执，失手将其打死。道长不愿意把事情闹大，恰好道观后面有块空地，那夜风大，便集薪于此，将老仆人焚化，“天亮无知者”。三年以后，陆姓道士突然“足外肿，发毒成疮，疮口似唇而有舌无齿”。这人面疮会说话，只听它说，我就是被你杀死的老仆人！然后向他索要酒食。每次它开口说话时，陆姓道士都痛不欲生，只有它闭上嘴才能止痛。给它喝酒“则四周皆红”，喂它吃大鱼大肉，它也嚼咽如常。这人面疮还经常流出脓血，疼得陆姓道士死去活来，用贝母治疗也毫无效果。

这样过了整整一年，有一次人面疮连续七天没有说话。正当陆姓道士以为痊愈时，谁知它又开了口，说两个人的冤仇可以解了，不过要求道士明天要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第二天早晨，陆姓道士果然在山下遇到一个樵夫，恳求他治病。樵夫生气地说，那“业畜”居然敢牵累我，好吧，今夜三更时分我去为你治病。然后就消失不见了。陆姓道士回到神乐观，“夜梦胸挂‘赤心忠良’四字”的金甲神人对他说，药在神案上，煎汤服用。喝完后拿着药渣，出水西门外第二十户人家，门口有个妇人在泼水，将药渣丢弃在那里就可以了。醒来后，陆姓道士看神案上有一物，“如乱发而无端”。他便按照金甲神人的叮嘱去办，“疮遂愈”，最后只在脚上留有一个疤痕。

同样是明代笔记的《狯言》中，亦记载有一奇特的“人面疮事件”：苏州有个老刀笔吏名叫李祝恒，有妻妾二人，相互间一直不和。有一天，妻子突然暴死，街坊四邻都怀疑是妾将其杀害，却又拿不出什么证据。“万历癸丑年春，妾忽患阴中痛，不堪其苦”。不久竟突出肿块，“状并如蛇，时时昂首于外，细视之，喙目备具”。知道的人都说，这就是人面疮。如果取来肉喂它，它便吞噬，此后每天必须吃肉四两，“痛才定矣”。有邻居劝这妾念经洗忏，“多方以禳之”。于是李祝恒“乃建斋七日，礼忏精劝”。法席既终，可妾的病情毫无好转，痛苦如故。于是他又找来女巫，女巫抱着琵琶一边弹奏一边起舞。良久，忽然听见帘子下面有咬牙切齿之声，初远渐近，“巫惊而起，至者李氏大娘子也”。李家的人都惶恐不安。不久，空中忽然传来声音，说自己是李家正房，小妾你为什么要害死我？我已经在天帝前请示，让你患上此疮，以雪我冥恨。就算你用三昧法水洗，也洗不掉这积愤！那声音凄厉，一如李祝恒妻生前一般。从此，那妾无论白天夜里都能看见李祝恒妻站在身前，“禳谢竟不能止”，她在极度的恐惧中发出凄厉的呼喊，到第二年四月终于一命呜呼……

要说人面疮最为“魔性”的一则笔记，我以为当属明代笔记《妄妄录》中的一则。故事说“某市侩生一人面疮，经年不治”，于是他到处求人，声称只要能治好他的病，愿意以百金相酬。当地的医生虽然都想挣那笔钱，但面对他的病情，都束手无策。有个叫杨三芝的郎中，认为应该重病用猛药，“乃用雷丸、白砒及诸毒药研末涂之”。谁知第二天那疮溃烂更甚，市侩真是疼得死去活来，而人面疮也变得焦黑如炭，“向之可辨为口鼻耳目间尽渗鲜血”，其状又凄惨又恐怖。杨三芝被请来复诊。刚进门，只见杨突然抓起一把刀挖向自己的膝盖，然后又把给市侩治病的那些毒药涂抹在伤口上，同时破口大骂。可是，他说出的却是一口粤语：“无耻贼，欲毒死我耶？汝贪病家酬，不若令妻女倚门卖一笑，便保三日饱，岂我千金资为滑侩昧心吞去。日食渠四两肉，尚不容我哉！”然后杨三芝又抽自己的耳光，“辱骂良久，晕倒复起”。回家后，杨三芝的膝盖伤口竟然也形成了一处人面疮，直到几个月后才愈合——自古人面疮只害宿主，这个居然连郎中都害！从此再无人敢进市侩家门。“市侩痛楚三四年，竟以此疮死”。

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个市侩曾经欠一位粤商的钱，导致其没有返乡的路费，死在本地，所以才得此报应。

既然人面疮乃是冤冤相报，那么除了像前面陆姓道士那样受尽折磨，才得“苦主”指点救治之外，还有其他的办法能免一死吗？清代王士祯所撰笔记《池北偶谈》中便写过一个名叫胡明勋的人，“顺治丙戌居京口，两膝忽患疡，痛入骨髓，数日宛成人面，眉目口鼻皆具”。为了治疗人面疮，先后请了一百三十多名医生，用了许多药都无济于事，而胡明勋也“濒死者数矣”。直到有一天，人面疮突然开口说话：自称是梁时卢昭容，被胡明勋的前世害死于洛阳宫。“今日报汝，医何能为？诣佛忏悔可耳”。于是，胡明勋不再请医生诊治，改为开始抄经拜佛，先后手书《慈悲三昧水忏》《法华经》《华严经》等，之后渐渐能行走，又抄写《金光明经》《心地观经》《报恩经》《金刚经》凡五百万字，“疮竟愈”。

在这则笔记的结尾，王士祯看似无意地提了一句：“胡天启中官中书舍人，尝收左忠毅公骸骨云。”笔者发现，古人很爱在正文之后的闲笔之中微言大义。如胡明勋这一则，就藏着一层深意，他之所以能获得卢昭容的谅解，抄经拜佛还在其次，关键是曾经在阉党横行时挺身而出，为被迫害致死的“东林六君子”之一左光斗收敛遗骨。天启时的举动，为顺治时的患病留了一线生机。古人的这种观点虽然迂腐荒唐，但也颇有可爱之处。因为它告诉每个人，一次殒身不恤的勇敢，多少可以救赎一些昔日种下的罪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