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上最早种桑养蚕的国家，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对“蚕神”十分崇敬。每年开春时节，皇帝要亲领文武百官在先农坛行“籍田礼”，皇后要带领后妃们去祭祀先蚕坛。如清代著名学者高士奇便在《金鳌退食笔记》中记载：“蚕坛方可二丈六尺，叠二级，高二尺六寸，陛四出，东西北俱树以桑柘。”也许正是因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都是蚕宝宝的粉丝，所以民间对蚕神就有了各种各样的传说。不仅如此，人们还将发生在明朝弘治年间的一件真实的分尸大案归结为“蚕神的报应”。

“蚕神”和我国的大多数神祇一样，也是“官方”有一个说法，民间另有一个说法。

在我国古代，“官方”往往奉嫘祖为蚕神。《史记·五帝本纪》中有云：“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于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生二子，其后皆有天下。”唐代思想家赵蕤也在一篇碑文中说：“嫘祖首创种桑养蚕之法，抽丝编绢之术……是以尊为先蚕。”

与官方树立的出身好、血统正、地位高的蚕神不一样，民间认可的蚕神其实源于一个言而无信遭到报应的神话故事。

清初文学家褚人获在其笔记《坚瓠集》中简明扼要地记载了此事：“蚕家所祀先蚕之神，实马头娘也。”据说蜀地有个女子，“夫在外久不归”。她就赌气说：“谁要能把我丈夫带回家，我就把女儿许配给他。”话音刚落，“家有一马，闻而跃去”，没过几天就载着那女人的丈夫回来了。女人高兴极了，忙着给丈夫接风洗尘，马则在一旁长嘶不已。丈夫问是怎么回事，女人才想起自己发的赌咒。丈夫悻悻道：“我旅费用完，正不知怎么回家，便见这匹马过来，骑上它回了家，但岂能因此就把女儿嫁给牲口？”竟举刀杀马，“曝皮于庭”。正巧这天他家的女儿路过庭院，“皮忽卷女飞去，挂于桑上，遂化为蚕，食桑叶，作一茧，大如瓮”。后人为了纪念，就把那女孩的像塑造出来，取名马头娘，以祭祀蚕神。

其实，早在晋代，干宝的《搜神记》就讲过此事。所不同的是女儿想念父亲，求家中所养之马载亲人回家，并许诺与之结亲。等马将其父带回后，其父不但不认账，还“伏弩射杀之”，随后又将皮挂在庭院里。女儿心地歹毒，竟用脚去踢那张马皮，耻笑道：“你是一个畜生，还想娶我当老婆吗？”话音未落，“马皮蹶然而起，卷女以行”。很多天后，人们才在一棵大树上发现一个巨大的蚕茧，见“女与马皮尽化为蚕”。这个蚕茧纶理厚大，可以抽丝，“邻妇取而养之，其收数倍”。人们便把那棵大树取名为桑树，谐音“桑者，丧也”。从此百姓竞相种植桑树和养蚕，并奉此女为蚕神。

女人和桑树的关系无须多言，只消读一读枚乘在《七发》中的“女桑河柳，素叶紫茎”，以及王夫之在《九昭》里的“飘女桑之季叶兮，哀弱丧之便娟”便可知晓。但马头娘的传说还是让人感到诡异，传说总有其源，为什么会出现“女人+马=蚕”这样一个奇怪的等式呢？笔者以为，可以从荀子的《赋蚕》一文中找到答案：“此夫身女好，而头马首者与？”意思是在古人眼中，蚕的身材柔婉像女人，而脑袋缓慢摇摆的样子很像马。另外，《周礼》注云：“物莫能两大，禁原蚕者，为其伤马也。”意思是养蚕丰收之年，往往养马业会受损，古人又搞不清其中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于是便出现了死马活蚕的传说。

这一传说在民间的影响之大，《太平广记》可证：“每岁祈蚕者，四方云集，皆获灵应。宫观诸尼，塑女子之像，披马皮，谓之马头娘，以祈蚕桑焉。”

其实在中国古代，“蚕神”的神力体现在各个方面，除了保佑蚕农丰收之外，还有破获杀人案的功能。

如明代文学家陈洪谟所撰，专记明朝弘治一朝见闻之笔记《治世余闻》。弘治是明孝宗朱祐樘的年号，也是明朝历史上经济最为繁荣、人民安居乐业的和平时期，素有“弘治中兴”之称。陈洪谟是弘治九年（1496年）的进士，其活动时间集中在弘治年间和嘉靖初年。所以《治世余闻》是典型的“当时人述当时事”，具有极高的可信度和史料价值。而其中记载的“蚕神杀人事件”，便是当年江南一带轰动一时的大案。

陈洪谟先是告诉大家，“湖州人以养蚕为生，然蚕神甚异”，然后才开始讲述故事。弘治中期，湖州安吉县有个伍姓大家族，以养蚕发家，富甲一方。由于该家族每岁畜蚕，造成蚕越来越多，桑树种植却没有跟上，导致很多蚕没有“口粮”。伍家的家主就派三个家丁“弃蚕十余筐”，埋在地窖里。完事后，三个家丁向家主汇报时，家主说：“虽然抛弃了十几筐的蚕，但剩下的蚕还有许多，你们仨赶紧去集市上买些桑叶回来。”

“三人仍驾船往市桑叶”，结果没有买到，只好回家，一路上只是发愁怎么跟家主交代。正在这时，忽然河面波涛汹涌，隐隐若有怪物游来，三个家丁吓得面无人色，却听扑啦啦一声响，一条巨大的鲤鱼猛地跃上了他们的船，在甲板上翻滚不停。三个人连忙将其网住，觉得虽然没有买到桑叶，但将这么大一条鲤鱼拿去给家主当晚餐，也可以少挨几句臭骂了，遂赶紧划着船往家走。

正在这时，当地巡检司的捕吏驾着小艇驶了过来。原来，他们见前方一条船的船身虽然小，但吃水线压得很深，且划桨的人划得好像很吃力，便追上去“临检”。三个家丁说船舱里只有一条鲤鱼，别的什么都没有。捕吏不信，细细搜索后竟在甲板下面的暗格里发现一条人腿，而且是新近割下来的！

三个家丁“自相惊骇”，吓得说不出话来。捕吏们则立刻将他们缉拿到浙江按察司，问他们这条腿是谁的？那个死者的尸身所在何处？三个人谁都说不上来。按察司大刑拷掠，打得三个人皮开肉绽。其中一人实在受不了，不得已承认说：“人确实是我们杀的，尸体就埋在伍家大院的地窖里。”主审官员立刻带着他们到了伍家大院，下到地窖，先前认罪那人“妄指一地，发之，正是瘗蚕之处”。令人震惊的是，那里的十几筐死蚕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具死尸，身躯完全，只是少了一条腿，断裂处的伤口正与船中的那条人腿相合！

铁证如山，三个家丁和家主一起认罪伏法。

“此事江南人盛传其事到京”，引起各方议论，以为伍家是杀害家蚕过多，蚕神给予之冤报。不过在笔者看来，此案很可能是家主和其中一个家丁串通杀人的案件。杀人之后，家主和那个家丁准备分尸后扔掉尸块，但发现只切下一条腿就已经十分费劲，倒不如将尸体埋在地窖里。但万一被人挖到，还是会有暴露的可能，于是他们使出了李代桃僵之计，先以蚕多桑少为借口，公开埋掉十几筐蚕。这样做便形成了一条“心理诡计”，没有人会挖掘一个已知埋有蚕尸的地方。然后，家主再以买桑叶之名，派三个家丁划船去集市上——其中一个家丁就是帮凶，准备抛腿于河，但很可惜，由于路上另外两个家丁形影不离，帮凶的家丁没机会下手。与此同时，在家中的家主，则把埋蚕尸的地方挖开，填进死人的尸体，再将蚕尸抛掉。谁知一条鲤鱼和“多管闲事”的捕吏，竟会让罪行败露。帮凶的家丁熬不住刑，冥冥间又觉得这事儿是头上三尺的青天让他“恶有恶报”，所以才指认了埋尸地点。不过，另外两个家丁死得冤枉，因为从事件的前后经过来看，三个家丁不可能都是帮凶，否则分尸不会半途而废；也很难想象三个凶手不赶紧抛掉人腿，反而好整以暇地先去买桑叶。

前述的“蚕神杀人事件”的发生地在浙江湖州，也是明代丝织业最发达、技术水平最高的地区。

据明代学者朱国祯所著笔记《涌幢小品》所记：“湖地宜蚕，新丝妙天下……湖丝惟七里丝尤佳，较常价每两必多一分，苏人入手即识。用织帽缎，紫光可鉴。”这样好的蚕丝，来之不易，蚕农必须极为精细地照料蚕宝宝的一生：“其初生也，则以桃叶火炙之，散其上。候其蠕蠕而动，濈濈而食。然后以鹅羽拂之……其既食也，乃炽炭于筐之下，并其四周，锉桑叶如缕者而谨食之。又上下抽番，昼夜巡视，火不可烈，叶不可缺。”

与养蚕业关系最密切的，莫过于桑树的栽培。而湖州养蚕业之所以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湖之畜蚕者多自栽桑”。那时的桑叶买卖，跟现在的期货买卖似的，“价随时高下，倏忽县绝，谚云：仙人难断叶价”。因此，如果能够预估桑叶价格，低价买进高价卖，就能赚上一大笔。

当地有个姓章的人，预估桑叶价格惊人地准确，“凡二十年无爽，白手厚获，生计遂饶”。既然成了富家大户，一些鼓乐手就常常来到章家大门口表演一番，要点儿零花钱。某日，这些人敲敲打打完毕，章家老爷散了几两碎银子。突然有个“矮而肥白”的老妇人上来求一碗饭。章家看她就是个乞丐，便赶她走，老妇人却“卧于地，不肯去”。

这时章家上上下下，连主人带奴婢都酒足饭饱，每个人脸上都带着暴发户特有的志得意满、狂妄自大表情。见老妇人赖着不走，极其厌恶，让她赶紧滚。那老妇人说：“我跟你们家老爷的曾祖母是好友，所以每年暗中帮助你们沽准桑价，如今一顿饭都不给我，怎么能吝啬到这个样子？”章家人一听大怒，一群人上去就踢打她，可是老妇人竟突然消失不见了。

众人“且骇且疑，其佛堂忽有声，曾祖母牌已裂为二”。章家主事的赶紧朝老一辈人打听，才知道曾祖母乐善好施，尤其见到野蚕，必然带回家收养，直到其吐丝破茧，变成蚕蛾飞走。而那个老妇人，很可能就是“蚕神”……此后，章家再也沽不准桑价，日益败落。

明代丝绸业和桑蚕业发达，蕴含着巨大利润。为了牟取暴利，从业者之间尔虞我诈，互相倾轧，也是寻常之事。不知道当年有多少见利忘义的嘴脸。也许这个故事所要反映的就是这种现实。

同样寓意着“蚕之惩罚”的，还有明末清初历史学家谈迁。他在《枣林杂俎》中记载过一种“金蚕”：“金蚕，闽中有之，形似蚕，色黄。”如果在路上看到这种蚕，附近往往会有遗落的金子。但建议最好不要捡，因为一旦捡了就必须将金蚕一起带回家饲养。否则，金蚕就会缘足而上，无论怎么都扑打不掉，“延及身手，胶手掣足，聩耳窒鼻，两目眊眊，颊无色泽，四肢百骸，惝恍若失，而死迫矣”。关键是带到家后，家里每天还都会死一个人，“无论亲疏怨德，触之必死”。如果想将金蚕请出家门，则必须拿出捡回时数倍的金子放在最初捡到金蚕的那块地方，“否则不出也”。

这似乎是在讽刺当时日趋严重的牙行现象，樊树志先生在《晚明大变局》中谈及晚明丝绸业中的牙行时有云：“牙行存在不少陋规陋习，上下其手，使得买卖双方利益受损。”如果不与牙行打交道，蚕农手里的丝卖不出去，而且牙行占据着流通渠道，是不折不扣的“黑中介”；请他们“进家”的话，又肯定会被盘剥得底儿掉。可见，所谓“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绝非诗家的杜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