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森特家人谈论的是一个简单的举动，只是在事后他们才意识到这是一个迹象：他正变得越发危险。

当文森特意识到无法让唐娜改变主意的时候，他的行为改变了。突然间，操纵唐娜的企图似乎终止了，他的家人注意到他看起来平静多了。但他们认为那并不是那种放下心结的平静，他们形容这几乎像是一种嘲笑。他们对此感到不安，并非威胁或者恐惧，只是不安。

这是在文森特杀害唐娜的前一个晚上发生的，那件事让他们全都议论纷纷。唐娜那些不再住在家里的孩子们，每个人都接到了她打来的电话。

“你一辈子都猜不到，”唐娜说，“我们今晚没有看《科里》！”[《科里》（Corrie），英国人对电视剧《加冕街》（Coronation Street）的昵称，该剧自1960年12月9日起播映至今。]

“什么？你在开玩笑吧。不可能，这不会是真的。”他们都这么说。

“我什么都没有对他说，”唐娜继续说道，“但他只是在微笑。这很奇怪。”

一般而言，没能看心爱的电视剧显然不是一个人即将成为杀人凶手的征兆。但这是一个值得提上一嘴的事情。由于文森特一直都很坚持这个规矩，自孩子们从小时候有记忆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对此犹豫不决，因此让人十分不安。

文森特改变了策略。这倒不是说他改变了日常习惯，而是指他不再需要遵守它了，这对他而言不再重要也不再有用。他不需要实行那种控制，也不需要这个预警系统了，因为他已经决定要杀死唐娜。

亲密伴侣暴力和凶案的专家罗素（Russell）和丽贝卡·多巴什（Rebecca Dobash）两位教授认为一种策略可以从试图挽留伴侣保持关系转变成为防止离开而毁了伴侣，这对第六阶段是一个非常简明的总结。这也很精准地抓住了想法改变的原则：在大多数以分手为触发点的案例中，操纵者开始相信必须毁掉受害者才能恢复他们的地位。这是第一个切实而又关键的变化，在此凶杀从有可能转变成了可能性有多大。这一想法的改变并不总是很容易识别，而那些最亲近的人最有可能注意到细微的差异。有时候，唯有在事后这些变化才变得显而易见。

文森特的家人说，在这个阶段最骇人的一点是他面带嘲讽的微笑。这是一种只有他才知道的微笑。很难对任何一个人说，他们感到不安是因为他自个儿古怪地笑着。但我们把它放在前因后果中来看，他发生变化的行为举止就有了不同的含义。这是一个警告。

“我不可能伤害她，因为我爱她……”

2005年，《卫报》记者凯瑟琳·瓦伊纳公布了在十二个月内被伴侣杀害的七十二名女性的名字。我研究了每一个案例，着眼于它们是如何在法庭和媒体报道中被解释的，并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谋杀、性别和媒体：危险的爱情叙事》（2012年出版）一书中。凯瑟琳·瓦伊纳的名单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样的案例整理——毫无疑问，在那个时期它从未被正式整理过。从那个时候起，其他人也承担了这项工作，收集被伴侣杀害的女性的名字，并公之于世。卡伦·因加拉·史密斯是慈善组织尼亚（Nia）的首席执行官，她主持了一个名为“统计死亡女性”（Counting Dead Women）的项目（去访问网站吧，简直骇人听闻）。随着人们日益认识到这一问题的规模之大，全球各地都在创建类似的网站。

在我重新审视的七十二个案例中，大多数对女性死亡的辩护和解释都令人震惊。最糟糕的例子是，律师们都主张把谋杀指控减轻为过失杀人。比如，一个男人说他在冲动之下杀害了妻子，因为她醉得无法去度假。然而，据透露，他对她有一段严重的虐待、折磨和暴力的历史。在杀害妻子之后，他任由她的尸体留在合租公寓的椅子上，自顾自地度假去了。在报纸上和法庭上，他被形容为一个因失去伴侣而心碎的人，他被判过失杀人罪而不是谋杀罪。

在另一个案例中，法官说受害者“有充分的理由”把一把刀放在她的枕头下，因为她被前任伴侣以及他要杀死她的威胁给吓坏了。这位法官接下去说，受害者在凶手杀害她的那天严重地激怒了他——正是用的那把刀——当时她嘲弄了他的性能力。虽然并没有提出任何证据说明这些话是真的，但是凶手被相信了。我感到惊讶的是，一个被吓得在枕头底下藏了一把刀的人，还能有足够的信心来奚落这个男人在性事上的刚猛。

法庭上的辩论和判决都不是凭空而来的。律师们很清楚什么样的辩词更容易胜诉，他们需要文化和社会情绪的晴雨表来尝试预测什么是陪审团认为合理的辩词。从研究中我发现，法庭、调查员、记者以及其他人似乎真的相信这些谋杀是“一时冲动”，是被受害者激怒所导致的。很长时间以来，这种说法并没有受到主流多大的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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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听说南希的案例时，当即感到极度愤慨，有太多的谋杀以这种方式被合理化了。似乎没有人真的相信这些凶案哪怕有一丁点儿是预先计划或下定决心的。通过与南希家人的交谈，我能够证实第六阶段想法改变的确切证据，即当权利失控时就会做出杀人的决定。

南希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医务工作者，最近被诊断患有癌症。她很清楚自己的婚姻状况一塌糊涂——事实上，对她来说甚至是很危险的——在经年累月的恐惧和控制之后，她决心告诉丈夫安格斯，她打算离开他。“我想要离婚，安格斯。”她平静但不容置疑地对他说道。

她告诉家人，他就站在那里盯着她看，像是有几个世纪之久。南希期待他能说点什么，这样她就能知道自己该如何面对了，至少是眼下。他会生气吗？他会哭泣吗？还是他只会嘲笑她？她说她开始感到头晕。

安格斯终于打破了沉默。“你不会有机会做这样的决定。”他平静地说道，转身离开了。

“原来如此啊。”她想道。随后，脑海里还想着他对她说的最后一句话，恐慌突如其来。她给家人打了电话，她这会儿知道自己有危险了。“他要杀了我。”她对家人说道。

南希很清楚安格斯的能耐。多年的威胁、操纵和性暴力使她确信无疑。至于她能否让别人相信她，则是另外一回事了。但南希的家人绝对地相信她。

第二天，她收到了一封信，很长、很伤感，但令人不安：

南希，我的妻子，你是最棒的女人，充满爱心的母亲，也是优雅迷人的人。这些年来我对你很不好，你不应当受到这样的对待，而我也应改过自新。我知道我错了，我将永远为我对你所做的事情感到悔恨。我要结束这一切。你就可以摆脱我了。

这看起来像是一封遗书，安格斯表达了多年来对南希暴力相待的自责。或许吧。

在这种情况下，操纵者给出的自杀威胁令人担忧，但它们也相当常见。其中有些是真实的：这个人可能打算结束自己的生命，但在存在情感操纵的情况下，把它们看作隐含的凶杀威胁不失为一种审慎。当对话涉及死亡时，它暗示了对事情的终极看法。

南希本能地知道这一点，她意识到事态升级了。她不相信安格斯在自责，她太了解他了。这只是一场一心一意、毅然决然的战斗的第一波攻势。

他并没有得到他想要激起的回应：南希没有回到他身边，而安格斯也没有试图自杀。这一自杀威胁多半是为了促使这段关系回到他的掌控中，尽管我并不觉得这种威胁是空泛的。他想到了自杀，但不是作为个人的行为。在安格斯的脑海里，他表现出的悔恨是南希改变主意的最后一个好时机，是她纠正错误的最后机会。他恐怕认为自己相当公正，给了最后一次机会。所有这些都失败了，此时死亡威胁和跟踪骚扰开始了。

南希依然坚信安格斯想要杀害她。于是她去报警了。她惊慌失措，恳求帮助。警方认为安格斯对自己的威胁胜过了他对其他人的。

很有可能，安格斯在自杀还是杀人的想法之间发生了改变，从一个计划（让南希回来）转到了最终的计划（杀死她）。有一些专业人士把这个称为“最后一搏思维”，但并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多年以来，它在其他类型的凶杀案中得到了描述和确定，并且在出现跟踪者的情形中得到了广泛的讨论。由于大多数跟踪者是前任亲密伴侣，因此这两者之间有很强的关联。

安格斯的下一封信不是写南希有多棒的，而是指责南希是一个“婊子”以及为什么她“该死”，因为她夺走了他的一切，他所有的权利。他的信表面上说的是一回事，实际指的是另一回事。

安格斯和他的孩子们保持着联系，尽管孩子们不是很信任他，觉得他会伤害他们的母亲，但他们还是会和他见面。有一种观点认为，当两人不在一起时，愤怒是有限的，对另一个人也构不成威胁。在另一个案例中，一位家事法庭的法官在与一位女性交谈时完美地阐释了这个观点。这位女性受到了前夫无休止的跟踪、骚扰和威胁。他们正在争夺孩子的探视权。法官对这位女士说道：“夫人，他憎恨的不是孩子们，而是您。”这完全误会了情感操纵及其带来的威胁。这种行为是一种举措，像大多数的举措一样，它有目的也有计划。计划往往是极为严格的，优先于任何事情，这对所有处于风暴眼之中的人都是危险的，包括孩子们。

安格斯杀害南希的那一天，他通过孩子接近了她。他按照平时的安排去接他们。他操纵了局面，进入了房子，这是自从他和南希分居后第一次和她单独待在一间屋子里。孩子们也在家里。南希知道就是今天了，她慌忙报了警。这通电话记录了她的死亡，非常不幸地，也记录了孩子们的死亡。安格斯当场自杀。

这不完全是安格斯计划实施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留下了他实施计划的证据。他已经筹谋这个计划有几个月之久。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套“杀人工具”，正在伺机而动。有些线索只有在事后看来才有其意义。第一封遗书之后，安格斯的语气发生了变化，从乞求原谅转变成了更加阴险的措辞，并且隐含了死亡的威胁。这本应引起警觉，这是策略的明显改变。安格斯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来执行他的计划，在这段时间里对南希的骚扰和跟踪从未停止。

暴风雨前的平静

当文森特改变了想法后，他看起来更平静了，讥嘲地笑着。他改变了他的规矩，尽管这一异动被注意到了，但它们没有被当成危险的信号。西蒙娜也改变了：她也变得更平静，就好像愤怒被控制住了。另一方面，卡尔似乎变得更加怒不可遏、不顾一切，并且更加毅然决然。

德温几乎是立即做出了杀害女友的决定。他听到她在和一个朋友谈论离开他的计划。他怒火中烧，并且耿耿于怀。就在这一天里，他出去买了一把刀，下定决心要用它刺死她。他把刀藏在夹克里，等待时机，因为他们已经约好了当天晚一点一起去逛街。就是在这一趟他们谈好了的约会里，就在市中心，德温突然拿出刀，当着所有人的面刺杀了她。他捅了一刀又一刀，超过了致死的程度，一如文森特所为。她绝对是害怕德温的，她也知道他很危险，但我不认为她意识到德温打算在那天杀了她；不像南希，她是确实清楚的。

第六阶段的变化很微妙，但值得注意。有时候，这些人会真的把他们的决定告诉朋友们。这比你想象得更为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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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利奥特·特纳告诉朋友，他打算杀死前女友、十七岁的学生艾米莉·朗利；他甚至对他们说了他打算怎么干。据报道，他询问他们是否可以在他们身上试着掐一掐，他的朋友都没有当真。2011年，他在伯恩茅斯父母家的床上勒死了艾米莉，被判谋杀罪。

自杀或者杀人的威胁并不一定都是虚张声势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两种威胁都可以是未来凶案的征兆，每一次都应当认真对待。有些会非常明确，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变得越发确切。埃利奥特·特纳说他打算掐死艾米莉：这非常明确，至少表明他在脑海中描绘过这一袭击的画面。他决定杀了她，把这事告诉朋友让他感到了自信。很有可能的是，当他们并没有公然地质疑他时，他把这理解为一种认可，他们是和他站在一块儿的。

我采访的一个失亲家庭给我看了一份很长的遗书，是一个杀害了妻子和四个孩子并且自杀的男人留下的。从表面上看，他言词中透露出懊恼与悲伤：他把受害者形容为善良的人。但是，和安格斯的遗言十分相似，这是一种策略，说明他何以认为谋杀是“必要”的，是一种合乎逻辑的解释。当这个案例第一次登上新闻头条时，凶手被描画成悲情而不是狠绝的，是感到绝望而不是理所当然的。那些最初的关于他的假设从根本上来说是误导。他并不是由于一时绝望或者抑郁症去杀害妻儿的。他有逻辑、有计划、有决心。他决定了，解决办法就是谋杀。他根据自己的想法而不是别人的，选择了一个日子、一个时刻，把这件事干了。为了逃避一件迫在眉睫、不可逆转的生活巨变所带来的耻辱，他决定杀死妻儿，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发现，接下去他就自杀。并没有商量。一旦决定已下，他就感到自己有了更多的把控和权力。

在谋杀发生前的一段时间里，他的言行举止有所改变，但没有引起任何疑问。这些细微的变化是后来才察觉的。这个案例的触发点是凭空想象的分手：他对一位朋友说，万一妻子发现了他犯下的一件火烧眉毛的祸事，他担心她会离开他。

首先，他移动了主客厅的家具，受害者的姐姐注意到了这一点。其次，他一直对妻子的家人很亲热，从来没有发生争执和问题。他们经常与受害者和孩子们相聚，但从来不是她一个人，也从未落下他。有一天晚上，他突然送妻子去探望她的母亲，让那两个女人一起聊了好几个小时，然后才回去接她。这是以前从未有过的。她的妈妈在电话里对另外一个女儿说道：“他把我们俩单独留在一起。”她还说道：“他从来没有这么做过。”

“这真奇怪，”她的女儿回答道，“不过，昨天我去那里的时候，他搬动了家具。家具都在同一个地方放了二十年了……”

就其本身而言，这两件事似乎无足轻重。然而，它们表明有些东西正在发生变化，是他内心的某些东西。他一直是一个主导型、有操纵欲的人，虽然表面上并不暴力，但他恪守规矩；他的姻亲认为他有点儿“过于紧张”，但从未对此提出质疑。

谋杀是精心策划的：他们被安排了顺序，并且所设计的环节都是为了保证他不会被打断。孩子们在被残忍无情地杀害之前被堵上了嘴；家具被移动了，以确保他能够出其不意。他一直有自杀的打算，在写完遗书之后就这么做了。

这个男人不想丢脸，怕失去地位。他不愿意家人看到他可能受到的任何羞辱，也不希望妻子离开他。妻子和孩子们没有发言权，也没有机会支持他度过或许会遇到的困难。他生性如此，觉得每个人都必须以死捍卫他的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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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能被更好地了解和更清晰地认知，那么我们就会占领先机，更早地发现这些改变，并且可能采取措施保护人们。

这个观点在蕾切尔·威廉斯这里得到了证实。蕾切尔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她那暴力而有操纵欲的丈夫经历了全部的这八个阶段，她可以追溯他在每一个阶段的所作所为。在最后一个阶段，他拿着枪进入她工作的地方，并朝她开了枪，任由她奄奄一息地躺在地上。他随后逃离了现场并上吊自杀。

尽管身受重伤，蕾切尔还是活了下来。如今，她在为情感操纵、跟踪骚扰以及家庭暴力的受害者而奔走，运营了一家名为“反对家庭暴力”的慈善组织。现在，她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丈夫行为中包含的第六阶段。在试图杀害她的前几天，他开始“清理”他生活中的事情，这表明他一直在计划自杀，也打算杀了她。蕾切尔的丈夫去找了他的前女友，为他的暴力行为道歉，然后又为他的狗找了新家。到了这个阶段，他已经就如何解决他的问题做出了决定，他的想法已经改变。他决心已定，他知道自己要杀了蕾切尔并且自杀。事情并没有按照他的计划进行，蕾切尔幸免于难。这起谋杀未遂以及自杀事件的一个极其悲剧的结果是，蕾切尔十六岁的儿子在不久后自杀了。许多案件显示，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可能不止于亲密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