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汤姆·琼斯唱到“德莉拉被杀害”时[《德莉拉》是英国歌手汤姆·琼斯于1967年12月发行的一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曲《德莉拉》由巴里·梅森作词、莱斯·里德作曲。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男子在窗外看着他的女友和另一名男子待了整晚，他去质问女友时受到了嘲笑，愤而杀人的故事。]，我们都跟着唱了起来。我们庆祝激情犯罪，一个男人杀了他的女人，因为她在嘹亮而富有感染力的合唱中欺骗了他；歌词透露了对女性的占有，而她的被害是对不忠的复仇。整个“激情犯罪”的叙述就在这短短几句歌词里。

甚至还有一个词叫“戴绿帽子”，用来形容一个男人的妻子在性事上欺骗了他，由于这欺骗，男性仿佛被阉割了。《德莉拉》是被阉割的戴了绿帽子的赞歌。但深入研究这两个词以及这两个词甚至会存在的事实，就会发现占有、操纵以及权力对“男子气概”（masculinity）的重要性。（请注意，“男子气概”和“男人”是不一样的：男子气概是我们强加给男人的一种行为模式，有一些女性也采用了这一模式。表现“男子气概”有不同的方式，但肯定有一种主导的模式受到青睐并且备受推崇。）几乎没有针对男性的强烈侮辱，有意思的是，“被阉割的戴了绿帽子的”就是最猛烈的一种，死死地铆住了对占有或地位的失控。

如同这首歌和它所称颂的激情犯罪的童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一样，德莉拉和她的男友只是角色而已，并不比灰姑娘和白马王子更现实。他们是亲密伴侣凶杀案表演中主要角色的理想化版本。他是被阉割的戴了绿帽子的人，被逼迫去夺回他的地位；而她不忠，是漠视、取笑他的男子气概的无形杀手。他们具有很强的象征性。

然而，在现实中，触发凶杀的很少是偶然的私通。

第四阶段是触发阶段：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事件，意味着某事已经改变或者对操纵者来说正在变动。这说明他们可能正失去某种他们想要的或他们认为理所应得的东西。对一些人来说，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是他们有权得到的，但是社会对一些人认为他们理所应得的东西设定了规则。有权得到就像是一种权利——你可以合法地为你的权利而战。失去你的权利，或者不战而弃，多半意味着你的地位的丧失。

以特权来衡量的地位对某些人来说十分重要，这是他们做一切事情的基础。他们可能会谋求地位的增长，他们可能会对此沾沾自喜，他们可能会通过他们眼中地位所隐含的权利来权衡他们认为自己应得的东西。这些不仅仅是基本的人的权利；它们还可能是文化的、宗教的、历史的或者其他认可的权利。

文森特认为他清楚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位置和地位。当唐娜说她想要分手的时候，他感到她正在剥夺他理应拥有的那些不足挂齿的权利。

对伴侣的操纵或占有很有可能被视为一种权力，而操纵也是衡量这一权力是否完整的尺度。一旦对伴侣的操纵在减弱，一旦事情开始发生变化，整个纸牌屋就可能要倒塌。

分手

虽然分手是迄今为止最为常见的导火索，但任何变动都可能与潜在的分手以及失去对伴侣的操纵有关，比如财务危机、破产、退休、裁员或疾病的威胁。操纵欲强的人很少喜欢强加在他们身上的变动，他们乐于维持现状。

举例来说，一个逐渐痴呆的受害者，恐怕无法像过去那样对操纵做出回应：他们的伴侣可能不愿意顾及他们的需求，同时有可能对护理专业人员的介入感到不满，而后者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决策。他们的伴侣也可能会为自己没有成为另一半关注的焦点而心生怨恨。绝不应当假设杀害生病的伴侣是一种“悲悯”的谋杀，如果曾经有过情感操纵的历史，就不该如此。如果是操纵者罹患疾病，他们可能会丧失他们实施操纵的能力，这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不可忍受的。

引爆点或者说触发点不只是嫉妒。当伴侣离开的时候，女性很少会杀害男性。她们更有可能是出于自卫，或者担心自己和孩子受到伤害而杀人；比起杀害伴侣，她们更有可能自杀。这是因为女性不会吃醋吗？我们很清楚这不是真的；我们也都知道，在文化脚本中，女性应当忍受不忠和外遇，一般而言她们也应当容忍被操纵，采取不那么主动的姿态。女性维持与男性同等地位的压力较小。

有些女性，比如西蒙娜，当她们的地位、控制权和自我意识受到威胁时，会表现得与男性极其相似。事实上，男性比女性更经常地诉诸杀戮，这其中有非常复杂的原因，包括生物学、心理学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我确实认为有一个共同点是，女性通常不会被教导她们对男性有所有权——恰恰相反：她们更多地被教导她们为男性所拥有。

比如，文森特知道唐娜计划离开他。她把这打算跟他说了。文森特内心恐怕五味杂陈。他担心他所熟悉的生活会发生太多的变化；他觉得唐娜没有权利离开他；他感到在他的生活里又一次地遭受了不公正；他多半觉得他被羞辱了。

当邦妮不愿意撤回她对卡尔的性侵犯所做的起诉时，他十分恼火。他无法终止起诉，也无法阻止她脱离他的控制范围。他很沮丧。通过杀死她，他惩罚了她，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地位。在他看来，他还颇有成效地制止了她，不再让她对他行使更多的权利。他终止了起诉。

当西蒙娜感到自己受到亨利公司同事的不公正对待，而他没有和她同心协力的时候，她也很是愤慨。她觉得他应当和她站在一起，认识到她所遭遇的无端指责。她还偏执地认为，这是他打算离开她的信号。这是她所无法容忍的。

我在采访另一个名叫德温的凶手时，偶然发现了操纵者应对触发的另一个层面的方式。德温正在服刑，他因杀害女友而被判终身监禁。生命中有些时刻会改变游戏规则。它们是闪现的灵光，有能力影响或者改变你对某事的思考方式。对我来说，就在我和德温在一所A级监狱[A级监狱（category-A prison），关押对公众、警察或国家安全构成高度威胁的囚犯的监狱，通常戒备森严。]的小小会见室聊天的时候，这样的时刻降临了。他无意中向我透露，针对伴侣的暴力行为，在他看来什么是可行的，什么又是不可行的，以及那又如何与触发有所关联。

德温

我到的时候，德温已经坐在那间会见室里了。那是最小的一间，太小了，我紧挨着坐在对面的年轻人，背倚着墙，感到很不舒服。他微笑着向我致意，彬彬有礼。他只有二十多岁，身上有一种脆弱的气质，与他那骇人听闻的暴行犯罪记录并不相配。当我们回顾他的生活时，我意识到这种脆弱可能是相当真实的。暴力和漠视毁了他的生活，并且逐渐变成了挥之不去的顽固而无情的阴影，起初偶尔降临，随后无法摆脱。

德温的口音意味着我必须很仔细地听。他有一口抑扬顿挫的苏格兰拖腔，还掺杂了大量的方言。他向后靠在椅子上，以一种非常随意且男子气概的方式把椅子靠得往后支在后面两条椅腿上，尽可能地占据了所有空间。他似乎想给我留下一个印象，那就是他是一个高大、有力的人，自信并且满不在乎。我还觉得他几乎是不顾一切地要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与文森特不同的是，德温并不愿意看起来像一个受害者，但他确实想让我知道他生活中的事，那些事情透露了他是一个受害者。

“我爸是个混蛋，”他说道，“他说了算，但我一点都不喜欢。我妈走了之后，情况更糟了。我本来想和她一起走的，但我做不到，他不明白。”

德温的父亲是一个残暴的人。几乎没有必要对这个说法做进一步的阐述了。残暴的人在他们的身边制造了一个痛苦的世界，并且这种痛苦会延续下去。对德温来说，这种痛苦构造了他与世界的关系，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深受其害。连锁反应以他妻子的死亡而告终，却不见得会以他自己的监禁而结束。他的孩子们，如今无父无母，正是他暴行的受害者，如同他是他父亲的受害者一样。他们正在痛苦中煎熬，如是周而复始。施暴者留下的破坏性遗产是一个社会事实。

德温决意要成为那个做出选择的人，他要做施暴者，而不是受害者。他未能免俗：把世界分为赢家和输家。他的内心可能更像一个失败者，但希望世人看到一个胜利者。“我拿着刀和父亲干了一架。我大概只有十三或者十四岁，”他对我说道，“真的是糟透了，但我也受够了。他把我赶了出去。我无处可去，大多数夜晚我都睡在格拉斯哥大街上，或者睡在一个朋友的家里。”

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德温面带微笑，就好像他很为自己用上刀而感到骄傲，好像这赋予了他地位。即便如此，我觉得他不只是在吹嘘，感觉更像是他很坚决地让我别把他看成一个弱鸡。德温所做的一切，从他坐在椅子上的样子，到他讲故事的方式，都是为了显示他有多么“硬气”。我相信他是一个习惯于暴力并且乐于使用暴力的人。我还认为他是一个在社会边缘生活的人。但我不相信他会自以为“硬气”，不是在监狱里。然而，我相信这一点对他来说十分重要。

我告诉你这些事情，不是试图引起对德温的同情，而是想要表明他觉得自己需要控制权，可能植根于缺乏安全感以及对受害或者被遗弃的恐惧。我并不是说所有的操纵问题都源于缺乏安全感，但大多数操纵问题都有其缘由。

我们经常忽视的一个重要而隐匿的缘由是社会化。在许多方面，男孩被社会教化，相信也期待自己有权掌控他们的家庭：这是天经地义的，这是生物的适应指令（biological imperative）。这既是一种期望，也是一种压力。男性可能会不择手段地来实施操纵，感觉自己完全有理由来捍卫这一绝对的权力。失去这种控制，或者权利被篡夺，感觉就像是羞辱、懦弱和失败。我颇有兴味地读到，大多数权力的显摆，大多数男人之间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所发生的争执，大多数怒火的发作，都是为了其他男人的利益，而不是女人。维持地位的压力也是巨大的。

当然，所有这些事情似乎都集中在德温的生活中，他的妻子是所有可能打击到他自尊和大男子权力的焦点。整个事情演变成了家庭暴力和情感操纵。

德温非常害怕妻子可能会离开他。他常常在晚上把她锁在家里，确保她在他睡觉的时候没法逃跑。暴力是他非常熟悉的一套话语，他把它用出了使人无能为力的效果。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把意志强加给她，用尽了一切能用的手段来征服她。其中最有效的一种，甚至比身体暴力更有效的是强迫怀孕。德温让她一直怀孕，每个孩子都让她跟他绑得更紧。

在怀孕期间，情感操纵和家庭暴力会变得更加明显。有人说，情感操纵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但同样有可能的是，怀孕是一个引爆点或者一次触发，使得情感操纵变本加厉，也使它们更加显而易见。当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她的优先顺序会发生变化，医护人员和家庭会变得更有影响力，也更令人有兴趣。对操纵欲强的人来说，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压力，因此他们的操纵策略会升格，原本一直就存在的问题会变得更加明显和严重。

相比之下，像德温这样把怀孕和养育孩子视作困住和操纵伴侣手段的人，会让她们不断地怀孕。孕妇不仅身体脆弱，在经济和情感上也格外依赖他人。德温的女友去世时只有二十四岁，有四个孩子。她不顾一切地想要离开德温：她再也不能忍受怀孕了；她再也不能忍受他的操纵和暴力。她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担负了许多的责任，她的生活中有许多恐惧和焦虑。

警方有德温对她实施暴力的记录。有很多次，她以及其他人都因为这件事情报了警。关于这个，我询问了他。

“我从来没有对她动过手。”他对我说道。

“但是警方告诉我，他们多次到你家出警，因为你正在揍她。”

“这不是家庭暴力，”他回答道，“我们俩有意这么做的。要是他们认定她是受害者，好比我揍了她，他们就得给她重新找个房子，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公寓。这从来不是家庭暴力。这不是真的，是我们一起计划的。”

“你是说，”我问他道，“你从来没有对她动过手吗？”

“从来没有，”他回答道，“我们有意这么做的，我告诉你了。我必须被逮捕，这事儿才能看起来是真的。”他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他真的想让我相信这一点。

“你是说，她对你做的每一项指控都是计划的一部分，想要改善你们的住房或者获得福利？”

“说得对。这从来不是家庭暴力。从来不是。你知道的，这是我们一起打算好了的。”

德温给我的解释是，每一项关于暴力的指控或定罪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东西，为了拿到福利、获得住房或者其他什么谋划。他矢口否认他曾经殴打、操纵以及恐吓过她。

我们知道德温实际上恐吓过她，因为她向社工、助产士以及任何愿意倾听的人吐露了和他在一起的生活有多么可怕。其他人也目睹了这一切。她下定决心要摆脱他，再也不和他生孩子了。

德温突然卷起运动衫的袖子，露出一块很大的文身，看起来相当粗犷，是新近的。他说他是在监狱里做的。他没有明确地告诉我为什么要给我看。这显然是在转移话题，是德温想聊一聊这个。他绝对不愿意讨论家庭暴力。

他再一次转移了话题，开始跟我讲很多故事，讲他如何智谋过人地在格拉斯哥大街上讨生活。有些故事显然不是真的，但他似乎想要我知道，他在监狱那伙人里颇有地位，他可以坚持自己的立场，并且受到其他人的尊重。他言谈中流露，这地位对他来说十分重要，这也是他唯一想谈论的话题。就像文森特只想说他是受害者，西蒙娜只想谈那些琐碎的争执一样，德温也透露了他本来的面目。

然后，悄无声息地，那个改变游戏规则的时刻来临了……

越过了界线

“这儿有个家伙，”德温继续说道，“下作的混蛋。要是他撞到我手里，我会杀了他。他打老婆。他老是揍她，你知道，没必要的。后来他就把她打死了。那个家伙，他越过了界线。”

这个看法让我震惊万分。他一本正经地说，这个又踢又打、弄死了妻子的人“越过了界线”。我不得不怀疑这一界线到底是什么，因为德温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刺死了自己的女友。他使用的是专门为此购买的刀。但在他的头脑里，他并没有越过天知道他指的是什么的那条界线。

这句话在那之后的几个礼拜、几个月里一直让我念念不忘。如果德温认为他并没有越过那条不成文的界线，那么这条界线是存在的。在他的世界里的某个地方，有人已经画了一条线，这条线为施暴者的行为法则设定了标准。似乎没有越过这条界线，就让他觉得他的所作所为以及如此行事的理由都正当了。他比另外那个人有道德优越感。从确有一条线存在以及德温认为——或者他希望别人认为——他没有越过界线的角度出发，我思考了他对我说的几件事。

首先，德温不承认有家庭暴力。他声称，他和女友串通好了，让他看起来像一个施暴者。他并没有与使用暴力划清界限，但他给那些认为他殴打或恐吓了女友的人画了一根线。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德温似乎是共情了，或者至少是意识到了社会的伦理标准。他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不对的。

其次，他把一般暴力和杀人暴力区分开来。德温杀人是有理由的：他感觉自己是正当的，这就没什么了。对他而言，谋杀是一种足够显示男子气概的行为，他能认可。但是打一个女人，那是懦夫干的事情。然而，他确实揍了女友，隔三岔五地揍。他不仅仅是在尽量减轻对暴力行为的司法回应（judicial response），它要更复杂。同辈的尊敬对他很重要。他把尊敬与权利和安全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他认为同龄人不会尊重家庭暴力，但是会给家庭凶杀以敬意。他不是一个打老婆的人，而是一个杀老婆的人。

我得让自己弄明白这一切，才能理解我听到的事情。我发现那个不起眼的看法比我一开始认为的还要可怕。德温刺死女友的时候，他感到理直气壮。他觉得会得到支持和尊重，同辈、法庭、社会，莫不如此。从某方面来说，文森特与此相似，他认为自己会找到同盟，得到法庭和那些认识他的人的支持。

德温和文森特、卡尔和西蒙娜一样，在整个会面过程中都没有提及已故伴侣的名字。他一点都没有提起她在短暂的一生中所遭受的苦难。他从未表达过任何悔恨——尽管我怀疑在他的潜台词中，在他关于暴力的谎言中，隐含了羞愧之意。但这种愧意并不存在于他对她的杀害中。暴力，不管以何面目出现，都是为了维持操纵。凶杀的暴力是为了表达合情合理的愤慨，并施以最终的操纵。

犯罪学家格雷沙姆·赛克斯（Gresham Sykes）和大卫·马茨阿（David Matza）提出了一种理论[指“中和技术理论”（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 theory），由赛克斯和马茨阿于1957年合作提出。该理论认为大多数罪犯都有正确的价值观念，能通过一定的技术方法来实现自我合理化。一般包括五种“中和技术”：1．否认责任；2．否认伤害；3．否认受害者； 4．谴责那些谴责他们的人；5．诉诸小群体内的忠诚。]，认为罪犯与社会中的其他人有着相同的道德和伦理法则，当他们违反社会规则的时候，他们能够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开脱和辩解。赛克斯和马茨阿把这些托词称为中和技术（techniques of neutralization）。从广义上说，这些技术为不法行为提供了正当的理由，允许人们继续他们的犯罪活动，尽量避免伤害自我和认同的意识，并减轻批评。这意味着他们否认他们伤害了别人，或者他们声称自己比受害者遭到更大的不公，从而推卸责任。他们喜欢把自己与那些谴责他们做错事的人相比较，并且忠诚于他们与同龄人分享的行为准则。

通过与德温、西蒙娜、文森特和卡尔的交谈，我发现他们都是这么干的。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全都把现在的自己归咎于他们的过去，这就免去了一部分的责任；他们全都指责受害者激怒了他们，这让受害者也承担了他们的责任。

这是我觉得德温有关越界的言论非常重要的原因之一。他告诉我，在他的世界里，有一条界线、一个道德准则。在他的世界里，有这样一种理解：如果你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杀死女友。

那么，德温的这个道德准则存在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呢？杀手的世界？不可能是这样的，因为在杀害女友之前，他并不属于那个群体。它会是街头罪犯的世界吗？这也不是真的，因为任何社会经济阶层的人都会谋杀他们的女友，并且号称有类似的理由。它会是家庭暴力的世界吗？较有可能，但他不承认是这个世界的一员。会是男人的世界吗？这种可能性更大，因为主要是男性犯下了这些谋杀罪行；然而，并不是只有男人才相信这些理由。那么，德温的世界很有可能就是我们全都栖居于其中的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我们习惯了妻子和女友是被所谓的激情犯罪所杀害的；在这个世界里，她们，那些死者，对自己被杀负有责任；在这个世界里，谋杀可以是理所当然的。德温就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和文森特、卡尔、西蒙娜以及我们这些人一起。

下一个阶段，即第五阶段，是关于一个操纵欲很强的人面对一次触发时会发生什么，以及他们如何想方设法夺回控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