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在学校的时候，我是一群比我大的女孩旷日持久而又令人不快的欺凌对象。我不确定她们是怎么开始的；我只知道她们偷走了我生命中整整两年的时光，余波一直影响到我成年。暴行以令人费解又十分残忍的攻击形式直直地冲击了我的意识，给我留下的更多是震惊，而不是身体上的伤害。在那一刻，我的脑袋因为一记重拳而眩晕，我试图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也是在那一刻，我与自己的关系改变了：我对人身安全的感受在一瞬间发生了深刻的重构。我突然间意识到，坦率地说，我相当可悲，并没有足够的能力来保护自己。我失去了对自己的尊重，也不再信任自己。我仍然觉得我应当像忍者一样从地上爬起来，用超人的身体战斗技能去痛击殴打我的人。我当真相信，如果我有能力这么干的话，会更容易与自己和解。

现实和孤立让我只能设法应对这局面，我必须迅速上手。我没有能力去结束这种欺凌。然而，大多数情况下，我可以报告这一情况。我取得了巨大成功，避免了更多的身体上的攻击：我对付了暴行。我不得不保持高度警惕。我必须计划好在学校里的每一分钟；我必须想方设法安排要去的地方以及何时去；我必须时刻保持警觉。我生活在将来，而不是当下，为此我精疲力竭。

那些女孩在我脑海里操纵着我每一天的每一分钟。直到家庭搬迁，我去了一所新的学校，才摆脱了她们。但是与安全的新关系，与我自己的新关系，也随我而去了。

这与情感操纵有很强的相似之处。由于对我的第一次动粗所灌输给我的混合了恐惧与不确定的感受，以及不断提醒我这一点的持续的欺凌，她们能够控制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成功地应对了威胁，但它耗尽了我的精力，令我疲惫不堪。

对于许多遭到情感操纵的人来说，困难和危险的信号不像身体遭到攻击那么显而易见。不着痕迹和潜移默化为情感操纵打开了大门，由于我们甚至都没有料想到它，这就变得更容易了。每一种高风险的行为都有看似合理的解释，蛊惑我们忽略它。每一种操纵的方法都意在确保和维持对其主体的顺从。而在最初的阶段，顺从并不总是感觉像是在操纵。

在一段亲密关系中，操纵有两大柱石，它们往往会启动一切方法令顺从得以维持。我把它们称为嫉妒法则和忠诚法则。

嫉妒法则

我们已经看到，在“激情犯罪”的叙事中，嫉妒常常被用于为谋杀辩护，因此它被当作使操纵合情合理的缘由也就不足为奇了。嫉妒被视为浪漫爱情的天性流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真实的。有些偶尔的嫉妒多半也是情有可原的。但是试图用来改变别人的行为和选择的嫉妒模式则决不是合乎情理的。

操纵欲强的人通常希望他们的伴侣不要做令他们感到嫉妒的事情——或许这就是他们的问题所在。他们可能会说这样的话：“当我看到你和别的男人说话，我就是受不了。这实在是因为你让我妒火中烧。”或者：“我不喜欢你穿那条裙子，它会让别的男人盯着你看，我就是太嫉妒了。”

想一想吧：我们如何才能确保我们不让别人嫉妒？我不是指某个特定的场合，我是说当你处在一段关系中，而这个人嫉妒成性。我们是否就应当避免与别人交谈，不管是快递员、护士、老师、同事还是邻居？或许我们不应当穿得让我们太有吸引力；或许我们不应当在没有伴侣的情况下外出；或许我们要避开前男友，甚至不去看主角迷人的电影。又或者我们不应该有亲密的友情，不应该在社交媒体上和别人聊天；我们应当决不、永不与任何一个人调情，甚至不能对他们微笑；甚至也许我们应当让自己的手机受到监控，让我们的伴侣清楚所有的密码。我们不可以做的事情的清单恐怕是无穷无尽、无法预料的。

事实上，嫉妒法则可能会诱使人们过上孤立且悲惨的生活，令自由受到严重的限制。这也可能是她们在一段关系开始的时候很乐意去做的事情，她们多半会认为自己正处于一段伟大激情的阵痛之中。或者，也许这是她们愿意接受的，因为她们想要强加给自己一些守则。毕竟，如果她们没有什么见不得光的，她们会去做所有这些事情的，对吗？不对。这是一个简单却又有效的诡计，让她们同意去服从别人的要求。它透露的是一个伴侣的偏执和权力，而不是他们的爱。

同时，嫉妒往往通过冥顽的性别双重标准而得以巩固。这种双重标准试图控制和约束女性的性欲望、性表达和性行为。极端嫉妒的人通过这些社会规则来验证他们的权力感。因此，服从于嫉妒的压力来自两个方面：通过情感勒索以及通过文化习俗。

初次恋爱的年轻人格外容易把极端嫉妒视为深刻爱情的标志。当男友出乎意外地出现在某个地方，那是由于他们牵挂你，或者是他们渴望见到你。当他们因为你和前任说话而生气时，他们说那是因为你而妒火中烧，所以它就这么发生了。乍一看，这似乎令人欢喜，但是嫉妒法则所带来的控制像潮水一般毋庸置疑地、势不可挡地上升。

过度或者反复出现的嫉妒一直是一种警告的信号，因为极端的嫉妒反映出一种行为的模式、一种思维的方式、一种持续的威胁。嫉妒使操纵和摆布变得情有可原，它让我们更为切近地理解情感操纵是如何掌控一个人的生活，并使之每况愈下、不复当年的。嫉妒法则以及激情犯罪的神话赋予操纵者权柄，是因为它们给了实为操纵的情形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忠诚法则往往紧跟在嫉妒法则之后，并构成了一个有效的操纵闭环，其他的控制则在其中得以培育萌发。

忠诚法则

忠诚法则是通过一系列不易察觉的考查实行的，其目的是让某个人在两方之间做出选择，并证明她们对操纵者的忠诚。对于消除或者操纵其他人可能对受害者产生的影响来说，这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朋友和家人往往会是焦点所在。朋友可能被视为“坏的影响”，而家人则可能被形容为“试图拆散”这段关系。受害者可能会被唆使更少地与朋友或家人见面，或者要负责确保这些亲友“喜爱”操纵者，或者表现得他们像是对他有好感的。情感操纵一个十分常见的构成是，受害者被要求笑脸迎人，这是一种忠诚测试。如果外人产生怀疑，或者操纵者受到了批评，受害者就会承担后果。表面的快乐可以是一种保护手段，但它增强了操纵以及那些支持操纵的情形。

在社交上较为自如的操纵者或许会和受害者家人保持密切的关系，这样他们就能被监视到，甚至被用以帮助操纵受害者。家庭成员在一开始可能会认为操纵者是有爱心也是有才干的，对受害者提出的任何批评都加以质疑。这是操纵者有意为之的。

萨达

嫉妒和忠诚法则都曾被用于一位名叫萨达的女士身上，令她崩溃。我会用她的语言来讲述她的故事，以表明这两大柱石是如何暗中转化但又行之有效的。有一天晚上，萨达的爸爸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我们彼此并不认识，但他当时深陷绝望。他在电视上看到我讨论情感操纵式的谋杀，他觉得我是他最后的希望。一天早晨，萨达相当意外地过世了，身边放着收拾好的行李。她正打算离开她的丈夫。萨达的父母十分肯定她的死亡是存有疑点的，但没有人听他们的。

我们极大地低估了谋杀的真实数字，如果警察、法医以及其他人已经先入为主，那么很难让他们相信一桩死亡是可疑的。我同意与萨达的家人见面，听取他们的疑虑。

萨达做了一些令她父母觉得莫名其妙的事。他们已经发现事情不对劲，也清楚这是什么时候开始的，但他们不知道何以如此。萨达很爱她的家人，他们一直亲密无间，所以奇怪的是，有一天当他们去看望她时，她无视了他们——她和丈夫待在卧室里，而他们和孩子们在客厅里玩耍。萨达喜欢大家庭和盛大婚礼，因此当她并未邀请家人参加自己的婚礼，也没有像她一直承诺的那样邀请侄女们做伴娘时，已经让人心生疑惑了。她通常每周会有两三天和姐妹们待在一起，所以她忽然不再拜访了也令人费解。自打她认识罗恩之后，人人都知道她性情大变，他们意识到有点儿不对劲了。

萨达记日记——秘密日记。父亲在她去世后发现了它们。我获准阅读这些日记，立即意识到她生活在情感操纵之中。这些日记中随意打开的一页写道：“今天早上，我漂亮的小宝贝给了我一个美妙的微笑。我迷人的萨马尔！我决定今天出去玩，阳光好极了，只有我和萨马尔。我们大概11点出发，他在去公园的路上睡着了，上帝保佑他的小心心。”[上帝保佑他的小心心（bless his little heart），祝福语，但通常指对不足或缺点的原谅，此处约是针对“萨马尔睡着了”所言。]

我对萨达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富有爱心的年轻姑娘，做些寻常不过的事情，琐碎日常；有些寻常不过的情感，平淡无奇。下面一行写道：“我们到公园里面去喂鸭子。然后罗恩打电话来了，简直天翻地覆，我又焦虑不堪了。我就坐在椅子上哭了起来。可怜的萨马尔，他有一个糟透了的妈妈。”

她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个电话能“天翻地覆”，她为什么哭了起来，或者她为什么认为自己是个糟糕的母亲。

萨达二十出头的时候就认识了罗恩。他们很快地搬到了一起住，而萨马尔不到一年就出生了。罗恩一开始很体贴也很浪漫，萨达为之着迷。根据她的日记，他会说这样的话，“我只是一个爱吃醋的家伙”，或者“我看到别的男人靠近你，我会怒不可遏”。而萨达表示她明白。

他说，我就是忍不住，是你激起了我的这些情绪。他生气的时候总是这么说。他大发脾气，当着我的面大喊大叫。星期二他摔我手机的时候，把它砸坏了，然后他只是说，对不起，我不是有意吓唬你的，我就是太爱你了。我也不是故意惹他发火的，但如果他就是那样的人，那也没有办法。我必须做得更好。

罗恩迅速地实施了嫉妒法则，使他那令人害怕的行为变得合情合理，也模糊了其中的威胁。萨达觉得他的解释是说得通的，所以她不知不觉中心甘情愿地改变了她的行为。在最初那段日子里，罗恩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太多了，她甚至没有真正注意到他们的生活已经夹缠不清，她似乎只和他待在一块儿。

他们住在一起看起来是顺理成章的，因此没有经过太多的计划或者事先考虑，就在几周内合租了一套房子，不到一年的时间就成为一家人了。与罗恩的争吵很快就成了家常便饭，萨达发现她似乎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违背了嫉妒法则。她穿了不该穿的衣服，和不该说话的人说了话。很难料想是什么让罗恩感到嫉妒。她说她觉得自己如履薄冰。“我当时穿着蓝色的夏日连衣裙和凉鞋。”她在日记中吐露心声。

他以前抱怨过我穿那条裙子，所以我把它换成了一条红色的。不过我知道他对这一条也有意见。我只是不知道该穿什么才能使他高兴，他总是说三道四。我试了三条裙子，全都不对。我浑身发热，哭了起来。一切的压力都源于我害怕他会说些什么。我费了劲儿地想要做好，可他还是讲了很难听的话。但愿我知道如何取悦他，我再也受不了了。

每次罗恩发脾气，萨达都会想办法解决问题。即使她有自己的立场，就像她在开始阶段经常坚持的那样，但这让她觉得自己不是在阻碍问题的解决，就是在让事情更糟。她感到愧疚，而罗恩鼓励她这么看待自己。萨达很清楚惹恼他的后果，于是她做了很多女孩在她这样的情况下都会做的事情——向她的母亲倾诉了。

我告诉妈妈，我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事实上，我一直都蠢透了，常常做些愚不可及的事情，搞砸了一切，我让他很生气。我真希望我能做得好一点儿。妈妈说，你需要摆脱他。她说，你知道的，这根本不会好转，这只会变得更糟。

回到家里，罗恩认为萨达的妈妈对她影响太大了。

他说我母亲讨厌他。他说，她总是用那种眼神看着我，让他觉得他在自己家里也像一个罪犯。他说他认为她想要拆散我们，而我总是站在她那一边。我没有站在她那边，我对他说，她是我的妈妈，仅此而已。

萨达给夹在中间。她想同她的妈妈倾诉，她想要发泄对罗恩的不满。但他是对的，她妈妈不喜欢他。

罗恩不断地在家里施加压力。

“他说，我能辨别你什么时候见过她，因为你举止不对劲儿。他说，我见过她后，我会不一样，然后他说你就是和她一个样。他绝不会罢休的。这真的让我心烦意乱。”

这是罗恩在强行施以忠诚法则。萨达被操纵了，要在罗恩和她母亲之间做出选择。“我要去看望妈妈，”她在日记中写道，“但我不会告诉他，也不会在他在的时候这么做。或许最好还是把他们分开。”

当阅读萨达的文字时，我越来越绝望地看到罗恩正在实施操纵。下一条日记显示，她的关系预料之中地倾斜了，从“糟透了”转向“危险极了”。

罗恩开始朝我咆哮，他认定了样样都是我的错。他说是因为我脑子不正常，才让他痛苦不堪的。他说我失魂落魄的。我对他说他总是把一切都怪罪于我。他说我脑子从来没有正常过。我希望我们能再次合为一体，就像最初那样，我会尽力做出改变。他说他要带我去医生那里，给我好好看一看。

有一个术语——煤气灯效应——指的是一种意图让被操纵的受害者觉得自己情绪紊乱的行为模式。这个术语来源于1938年的戏剧、后来改编成电影的《煤气灯下》（Gaslight），讲述了一个男子操纵他的妻子，让她相信自己正逐渐发疯的故事。

煤气灯效应通常是通过使受害者无法信任自己的认知和直觉来起作用的。在没有帮助的情况下，她们会变得害怕做出决定。很多时候，女性的月经周期会被用于加强煤气灯效应这一策略：我十分沮丧地发现，罗恩已经开始在厨房的墙上挂日历，记录萨达经期的预测日期。“我同意他的看法，我很不稳定，也很虚弱，”萨达在日记中写道，“我觉得我快要发疯了。他清楚这个月我来例假的时间。我开始害怕这个，我感觉事情超出了我的能力，这对于他或任何人都不公平。”

萨达意识到她陷入了与罗恩之间的恶性循环之中，她既矛盾又痛苦：她在秘密日记中写了一张便条，说出了她觉得无法当面说的话。

罗恩，你太残忍了，太霸道了。你必须永远是对的。我真希望你不要把我当成一个傻瓜来说话。你不知道照顾一个小宝宝是什么感觉，也不清楚我有多累。你以为你什么都知道，知道我该怎么表现、我该怎么做事……我不想让你难过，也不想拆散我们的家。我很努力了，我觉得我们以前是一体的，我们一起对抗世界，但这会儿我感到我是这么的孤单。都结束了。我要走了。

随后她决定当面告诉他自己的感受：

他勃然大怒，真的太吓人了。他说他受够了，他要跑路。他打包了行李，我无话可说。经过这件事，我不认为我们的婚姻还能继续下去。我想我们已经走到了尽头。他走了出去，拿起行李，砰的一声关上了门。大约半小时后，他就带着一大捧花回来了。他很难过，我能看到他眼中的泪水。我想这伤透了他的心。

萨达以为她强硬的姿态让罗恩屈服了，完全忘记了她曾经有多么痛苦。她为“击垮了他”而感到愧疚。罗恩突然向萨达求婚，使得这一转变更为可信了。她欣喜若狂，一切都会改观的希望主导了她的想法，所有分手的念头都烟消云散了。她开始为婚礼做准备。但求婚是要付出代价的，忠诚法则的使用造成了毁灭性的一击：“他说，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们，她们就是讨厌我。如果她们到场的话，她们会毁了婚礼那天的。你知道她们是什么样的人，她们只会胡说八道，她们只会让我不好过。这也是我的好日子，她们会毁了它的。”

受害者的家庭被诋毁、被削弱，操纵者的观点以及他们的价值因此显得更为优越，这种情况并不少见。“罗恩不希望妈妈来参加婚礼，”她写道，“我不怨他，因为她并不喜欢他。我不想这一天给毁了，尤其是在他这么努力了之后。他说等我们有了更多的钱，我们再办第二次婚礼。这只是一个匆忙的婚礼，只是为了表明他爱我，而我们是一体的。”

萨达以最委婉的方式告诉她的家人，这将是一场很小的婚礼，没有一位宾客；但是，稍后会有第二场庆典，他们将被邀请参加。

当然，第二场婚礼从未发生过。罗恩的家人出席了婚礼。这向萨达的家人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罗恩说了算。这让他感到非常满意。现在，罗恩已经非常有效地把萨达与任何他无法控制或者施加影响的人隔离开来了。如今他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人了。

罗恩需要确保萨达遵守了他的规则，即使他并不在场。萨达提到了持续不断的短信和电话，一整天都是。她说，他总是打电话来“看看她还好吗”：

罗恩大约11点的时候又打电话来了，再次问我是否还好，但他为了盘子的事情气呼呼。他说他整天都在干活，而我就坐在那里偷懒。他说这很不公平，我应当更努力地做一个好母亲和好妻子。

我在Gumtree[Gumtree，英国分类信息网站，类似于赶集网。]上看中了一辆很棒的童车。我和那位女士约好了等罗恩到家后去取。我已经开始慌了，我应当先问问他的。一想到他会说些什么，我真的坐卧不安。我径直取消了这件事，我不该就那么做出决定的。当我告诉他这事时，他说我应当直接去取，他不会介意的！我太蠢了。

萨达的日记中没有丝毫记录可以表明她做过任何挑衅、伤人的事情，所以她不应该害怕决定购买一辆二手婴儿推车的后果。这些都是普通不过的日常行为，甚至都没有违背嫉妒或忠诚法则。但事情远不止此：萨达的自由和地位都渐行渐弱，如今她的世界小了很多。

到了这个时间点，萨达已经在控制她自己的行为：罗恩甚至都不需要在场。仅仅是知道他会让人恶心、会有威胁就够了，这意味着她总是在试图息事宁人。她写道：

我时时刻刻都感到痛苦和不安，似乎无缘无故就会哭泣，并且越来越难以起床。我都不能告诉罗恩，他认为我只是无病呻吟。我今天偷偷地在沙发上睡了一个半小时，希望他不会发现。我去看了医生，告诉她我害怕罗恩，但我恳求她不要把这个写进病历里。我不能让他发现。我真的不该说的。

18世纪后期，社会改革家、哲学家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设计了一座监狱，叫做“圆形监狱”。这是一个全新的想法，由一个巨大的环形建筑构成，里面有许多带窗户的囚室；还有一个中央监视塔，窗户是不透明的，警卫可以看见囚犯，但囚犯看不到警卫。这个想法在于，由于囚犯永远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被监视，他们就会自我监视，会始终循规蹈矩，以防正被监视。这也是情感操纵会产生的结果：习惯性的恐惧让受害者约束自己的行为，即使操纵者并不在场。

萨达再次怀孕，失去了财政权，也丧失了体力。“我不喜欢那个助产士，”罗恩说，“她想告诉你该怎么做。你不必听她的话，她不像我这么了解你。”他对怀孕的麻烦几乎没有耐心，但同时也感受到了萨达越来越脆弱的好处。然而，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如今他有了一个终生的把柄，可以永远维持他的操纵，这就是他的孩子们。

萨达在圣诞节前几天生下了孩子，要依靠罗恩来帮她购买礼物。她先是拜托他，接着是乞求他带她去买礼物，但他一直让她希望落空。他把带她去购物的事拖到了最后一刻，然后苛刻地控制了她可以花的钱。圣诞节那天萨达十分难过，因为她觉得给孩子的礼物太少了。她说这几乎把她击垮了：

我几乎没有礼物给萨马尔，我哭了又哭。妈妈和爸爸在圣诞节那天来做客了，实话说，我真的不知道他们要来。他气愤极了，他说我是知道的，但我欺瞒了他。他不肯从卧室里出来，他就待在那里面。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希望他们走掉，不然会有麻烦的，我只想快点结束。我把妈妈和孩子们丢在一起，我和他一块儿坐在卧室里，只想相安无事。

罗恩还强迫萨达参与那些令她觉得很不自在的性事。“我不愿意做他想做的事……这太糟糕了，我现在甚至不能忍受他碰我，”她在日记中倾诉，“我以前真的从未喜欢过做这些，感觉就是不对劲，尤其是我有了孩子之后。我对他说了，可他还是逼我这么做。现在，就连提起这件事都让人觉得恶心。”萨达描述道，情况变得越来越险恶：

有一天，他就那么坐在沙发上，没有穿裤子，硬了。他就那么坐在那里，他决不说一句话，他就那个样子坐在那里一句话也不说。我也什么话都没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会儿，我就是极度地厌恶他……

最终，萨达决心一刀两断，离开罗恩，无论后果如何。她打包了全部的行李。她把它们堆在卧室里，告诉他，她打算第二天早晨带着孩子们一起离开。

几个小时后，萨达死在了卧室里，周围是打包好的行李。罗恩告诉医护人员这是一个意外。萨达的死因始终未能确定。警方有他们的怀疑；我们共同合作，寻求起诉的可能性，但最终收集证据太难了。

***

那些目睹操纵行为的人并不总是清楚他们所看到的东西的重要性。我们全都一板一眼地寻找暴力的蛛丝马迹，但或许无法想象操纵是很隐蔽地潜伏着的，而且往往是由那些低级的攻击和威胁所构筑的。受害者面对恐惧的行为方式有时候令人费解，但是从情感操纵的角度来看，还是相当合乎逻辑的。

操纵欲强的人会试图把受害者困在一段关系中，让她们难以离开。埃文·斯塔克教授形容这类似于人质困境。受害者会花很多时间来试图使操纵者相信她们是专一的、忠诚的，因为这能息事宁人，也更安全。

20世纪美国作家和哲学家埃里克·霍弗（Eric Hoffer）曾经说过：“你可以通过观察你的敌人恐吓你的方式，来发现他最恐惧的是什么。”情感操纵通常是由施暴者的恐惧所驱动的，同时由受害者的恐惧所维持。施暴者往往恐惧失去令他们觉得牢靠的东西，或者失去他们认为有权得到的东西。这是两种不同但又相关联的恐惧。恐惧失去某种能给你带来稳定的东西或许比较容易理解，但失去某种你认为是理所应得的东西，就涉及对你地位的冲击，也挑战了你的正当性。失去地位或者你视为权利的东西，会让人丢脸以及感到耻辱，有些人会因此暴怒。

这种理所应得的权利感可能部分来自自恋的倾向，或者来自以自我为中心的世界观，但它们同样与把人们分为三六九等的文化信仰体系交织在一起。比如，直到1823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还存有一种被称为“轻叛逆罪（petty treason）”的普通法罪行，这是一种由“下级”对“上级”犯下的罪行，比如，一位仆人杀害了主人。它在法律上规定了等级制度：在凶杀案中，一位女性杀害或试图杀害丈夫会被指控为轻叛逆罪，而不是谋杀罪；一位丈夫杀害妻子则会以较轻的谋杀罪起诉。这项法律的目的是确保人们各安其位，这在当时是一项紧要的社会需求，尤其在阶层和地位格外重要的情况下。

操纵欲强的人通常会认为伴侣和孩子都是从属于他们的，更有可能把分手视为对他们的自我（ego）和权力的挑战。他们会把世界看作一系列的阶层，他们总是凌驾于他们的伴侣和孩子之上。比起身体上的威胁，羞辱往往给了他们更强烈的恐惧感，这使得我们对他们的世界有了一些了解。

恐惧是复杂的，但我们倾向于用非常简单的方式来看待它。如果我们能考虑到两种类型不同但又相关联的恐惧，受害者对情感操纵的行为和响应的方式或许会更加清晰。

恐惧

加文·德·贝克尔认为，我们都有一种直觉，会在自身安全面临威胁的时候警告我们。他称之为恐惧给予的礼物。恐惧是所有正常人都会经历的一种相当复杂的生理反应。它是一种生存机能，是由大脑中一个叫作杏仁体的部分来调节的；当它被激活时，会临时接管我们的有意识思维。当我们感知到威胁时，杏仁体会首先做出应答，激发出我们称之为战斗或逃跑（fight or flight）的应激反应。就在几分之一秒之间，多种物理能量被激活，使我们专注于面对威胁。我们的心跳和呼吸会加快，血液会涌向我们的肌肉来帮助我们奔跑或者战斗；我们的瞳孔会放大，让更多的光进入眼内；我们会充满肾上腺素，让自身保持警觉；在受伤的情况下，皮质醇的分泌会使我们的血液变稠。我们会经历听觉排斥（或相对耳聋）、视野狭窄以及膀胱失控。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的状况大多都在我们无意识中发生。一旦威胁消除，大脑会分泌神经递质和荷尔蒙来逆转这些变化。人们会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一切都会恢复正常。

这种即时的恐惧应激往往很容易识别和理解。我们多半会帮助表现出这些迹象的人，会表达担忧。但这并不是恐惧的唯一类型，这些也不是人们感到恐惧的唯一迹象。

通常所说的长期的恐惧则是完全不同的。它更难识别，因为对于个体来说，它更多的是尽力预测和避免伤害，而不是对明显正在发生的威胁做出反应：很像我在探讨校园里那些欺凌我的女孩时所描述的恐惧。

长期的恐惧是在经验中逐渐累积起来的。受害者清楚是什么激怒了操纵者，也了解他们是如何回应的。埃文·斯塔克教授说，操纵欲强的人会“让他们的受害者逐渐意识到反抗的代价”。那位不愿意上救护车的年轻姑娘很有可能经历过接受帮助的代价，所以她拒绝上救护车。如果受害者反抗操纵或者惹恼了她们的伴侣，她们很快就知道会发生什么。萨达害怕罗恩，但她的恐惧表现在她避免任何会让他不安或者发怒的事情：她不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她不穿自己喜爱穿的裙子，甚至没有让家人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她觉得自己快疯了，这一点也把她给吓坏了。许多人觉得萨达讨厌她的家人；但还有一种可能是，当她站在罗恩这一边诋毁她的亲戚时，他会感觉更好也更平和。因此，被操纵的人的公开言论并不总是反映真相。

所以对我来说，情感操纵既是动机，也是施暴。动机在操纵者这里是对他们伴侣的生活拥有操纵权和权力的需求，强迫她们服从。施暴是对他们的伴侣以及她们做自己想做事情的能力的限制，也是她们生活中的那种恐惧、害怕触怒操纵者的后果。

受害者策略——劳拉

劳拉是一位非常有趣的女性，她从一场致命的殴打中活了下来。在交往时间不长的男友克里斯因为殴打她入狱后，我和她见了面。

劳拉是快三十岁的年轻女性。她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起住在自己的家里。她的朋友圈很广，社区小而密切。克里斯是这个社区的一员，他们住在同一片区域，去同一个酒馆，并且拥有共同的朋友。他被劳拉迷住了，开始和劳拉眉来眼去，并表示他有意开始一段恋情。他过于殷勤，有点咄咄逼人，不过这在劳拉的朋友们看来只是情切难耐。他是一个英俊友善的小伙子，但劳拉不感兴趣，拒绝了他的殷勤。“他就是没完没了，”她解释道，“这不是说他让人心惊肉跳什么的，实际上他相当好玩，但是我并不感兴趣。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

劳拉一直委婉地告诉他，她无意于此，但他并没有住手。他不达目的就誓不罢休。

“所有人都知道了，”劳拉对我说道，“他告诉每一个人他有多喜欢我。人人都觉得这真是太甜蜜了，然后他们全都热衷于说服我去和他约会。他们说这样的话：他是个蛮不错的小伙子，你应当试一试，他太好了。”

克里斯开始和一些共同的朋友一起出现在劳拉的家里。他会坐下来喝咖啡，和她的孩子们聊天。后来他开始独自出现，只是来说说话。

随着事情的发展，来自每一个人的压力越来越大，并且克里斯看起来也不错，劳拉同意和他约会。“我们出去了几次，并且约会了几个礼拜，但他不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就提出分手了。”

克里斯不接受这段关系的结束，甚至劳拉的朋友们也一直想要说服她再给一次机会。劳拉很坚决，她不愿意再同他约会了。克里斯到她家里拜访了几次，同样只是聊聊天。她很温和地重申她不愿意再和他做情侣了。他看起来很友好，但劳拉开始担心他就是不愿意分开。

“就在一天晚上，他深夜跑到我家里，一切都变了，”她回忆道，“外面一片漆黑，孩子们都上床了，我听到了砰砰的砸门声。我一看就是他。我打开门叫他离开，他搞出的声音响得要命。我没有理由特别害怕，我也不想他吓到孩子们。他从我身边挤进屋里，强奸了我。”

对劳拉来说，那个晚上确实一切都变了。她没有尖声叫喊，她呆住了。她十分害怕孩子会下楼。她几乎没有伤痕，而且是她给他开了门。大家都觉得他是个蛮不错的小伙子。劳拉觉得她不能去报警。她甚至认为她不能告诉她的朋友们。

克里斯跑掉了，她有好几个礼拜都没有再看到他。但她不再去那些他可能会在的地方，她尽力避开他，现在她完全给吓坏了。

一天晚上，他又露面了，砰砰地砸劳拉的门。这一次她没有开门，而是报了警。警察叫克里斯走开。他告诉他们，他只是想见见他的前女友。他们看上去很理解，事情非常迅速地解决了。但是克里斯在他们离开后回来了，又一次砰砰地砸门，大喊大叫。他不在乎警察了。他可以很轻易地辩解，他是一个为爱痴狂的前男友。他们或许会叫他走开，但仅此而已。

“我现在给吓坏了。我知道他不会放过我。我知道他不在乎警察。我十分担心我的孩子会被他吓到。我得护着他们不受伤害，他们还很小，”劳拉回想道，“接下去就是开始打电话了。他会没完没了地打电话，有时候拨打数百个。我发现如果接了电话，即使只是很短的时间，他也会消停几天。我甚至计算出了在他上门之前我可以忽视的电话次数：大约十九个电话。要是我在那个时候接了电话，他就不会上门。”

克里斯有时候仍然会在深夜出现，使劲捶门，要求放他进来，也吓坏了孩子们。警察并不总能迅速地赶到。

我看了闭路电视监控画面，克里斯在深更半夜砰砰地砸劳拉的门，又嚷又叫，甚至还踢门。劳拉想，就像那些电话一样，如果她打开门，他或许就会离开。这对劳拉来说是一个高风险的举措，但是骚扰正在升级，接触也是不间断的，而她的孩子需要保护。

你能拿一个不怕警察的人怎么办？一个能让警察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的人？为了换取自己的安全，劳拉开始顺从他的要求。

没过多久，她就明白了，如果她允许克里斯强奸她（这是她的原话），那么她就可以为自己换来大约三个礼拜的安宁。这不是一个妄想劳拉渴望得到他垂青的男人，这是一个享受支配她的权力的男人。

劳拉陷入了一个怪圈。她一直让他进入她的房子，接他的电话。劳拉不是一个百依百顺、唯唯诺诺的人，所以她的朋友，还有他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只是分分合合的关系。实际情形是如此不同。通过这种屈服，劳拉设法让自己平安无事。但是压力和恐惧正在摧枯拉朽。

劳拉决定在警方这里再碰碰运气。她设法拿到了一份针对克里斯的限制令。朋友们对她颇有微词，指责她勾引他。克里斯也没能很好地遵守限制令。

一天晚上，劳拉独自在家，她的孩子和他们的父亲住在一起，克里斯破门而入。他把她拖到卧室，把她和他一起关在里面。他怒不可遏。在接下来的四个小时里，他殴打、强奸了劳拉，打断了她的肋骨，划破了她脸上的皮肤，刺穿了她的肺部，扯掉了她的头发，把她勒至昏迷。

外面天光渐亮的时候，克里斯决定挪个地方，把劳拉带去别处。殴打已经结束了，劳拉的直觉告诉她，他打算杀了她。当他试图把她弄进他的车子时，她赤身裸体地跑到街对面，引起了一个邻居的注意，并且收留了她。这真是一个奇迹。劳拉被送往医院，住进了重症监护病房。

当克里斯由于伤害劳拉而被捕的消息传开后，引起了普遍的震惊，人们的反应多少有点褒贬不一。有些人替劳拉感到毛骨悚然。然而，还有些人为克里斯鸣不平，认为他只是一个在无法承受的压力下崩溃的男人，是他自己的嫉妒以及劳拉三心二意的牺牲品。

但劳拉被操纵了，在她竭尽所能地保护自己的平安时，人们却认为这是轻率的。这恰恰与轻率相反。在她心里，阻止克里斯的唯一办法就是顺从他的要求，这能保她平安无事一阵子。当她不再顺从时，就是克里斯变得更危险的时刻。

她本来有可能会由于他造成的伤害而死去，但一连串事件中的一个短暂破绽使她得以逃脱，并且在重症监护病房的一段休养挽救了她的生命。劳拉若不在人世，是因为克里斯在那天把她揍死了；劳拉还活着，是因为她在他杀死她之前逃脱了。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克里斯由于伤害罪而被起诉，并判入狱服刑。

***

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人们眼前发生的。克里斯成功地得到顺从，这种顺从看起来并不像是恐惧，它看起来像是同意。

邦妮在卡尔这里，也有过相同的经历。她不得不让卡尔回到她的生活里，保证自己的安全，而不用承受拒绝他接近的后果。对邦妮而言，并非她的朋友们不理解她的担心与恐惧；对她来说，是来自警察的不理解。她求助警方，无数次地针对卡尔报案。警察会出警，让卡尔走开，叫他安分。他们没法理解，只不过是两个礼拜之后，邦妮又一次在同样的情形下报警求助了。

对受害者来说，需要解决的是后果。比如，假设有人受到了恐吓，而我们，无论是作为朋友还是作为专业人士，想就她们的安全问题给出建议，我们可以对她们说：“这有可能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呢？”如果我们的建议是更换她们门上的锁，就问她们这又会带来什么后果：那个人会尝试直接把门踢开吗？他们有可能接受更换过的门锁吗？随之而来还会有其他令人担心的事情发生吗？我本可以对那位不愿意上救护车的女性说：“要是你上了救护车，可能会对你有什么后果？”或者：“我们能如何帮你渡过难关？”但我当时还没能对暴力有这样的理解。

我和警察谈起过邦妮，就在她被杀害之后，一位警员告诉我“邦妮不会离开卡尔的”——她不断地重新回到他身边。我暗示说，也许是他不放她一个人待着，或者是她无法摆脱他。又或者回去会更安全一些？很像是许多年前我的第一位警长那样，这位警官无法理解受害者的行为。求助的电话被当作邦妮和卡尔之间的一场小小的争执，两人各有各的错，这对其中实情的判断错得离谱了。

***

我第一次真正经历针对我的极端暴力是在一天晚上的加油站。我和两个朋友在一起。当我们下车时，看到一群年轻人在前院殴打一个服务员。那个服务员跑进商店，锁上了门，把一伙大约四五个年轻人锁在了外面。他们看起来似乎还想要接着打架。我走到前院的紧急电话前，报了警。当我还在和指挥中心通话的时候，那些人靠近了我，叫我放下电话。我继续打电话，突然之间，我的脸上被猛击了一拳，然后那一伙年轻人就开始对我和我的朋友们拳打脚踢。

每一次我被击倒在地，都硬撑着站起来；我记得有好几次，爬起来又倒下去，整个人晕晕乎乎的。不知怎么回事，我觉得站起来要安全一些。殴打似乎持续了很长时间。我既没有力气也没有本事去和这帮人干架，我知道警察已经在路上了。最终，当这些人听到警笛声跑掉的时候，我和朋友们都已经鼻青脸肿了。这是我头一回被狠辣地、用力地反复击打头部和脸部。这段经历让人不寒而栗。十分幸运的是，我们没有受到更严重的伤害。

过了一阵子，其中有几个人被批捕了。这场审判本身就让人饱受折磨，因为那些人每人都有一名大律师，我们遭到了他们无情的盘问。最终他们被判有罪，并处以有期徒刑。

要知道，这种经历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所遭遇的在很多方面都是不同的。首先，我不认识那些殴打我的人，这种生疏使得举证更加直截了当。作为一个受到陌生人袭击的受害者，陪审团和法官都以同情的眼光看待我，而这在家暴案例中是很罕见的。

我确实觉得司法系统是为了处理事件而不是模式而设计的，而这就是其中一个问题。为模式（情感操纵和跟踪骚扰都属于模式）收集证据与在事件发生之后收集证据有很大的不同。法律的设计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当事人之间的权力差异。他们让受害者与施暴者并排出庭，尽管有专门的措施用以解决与施暴者面对面的问题，但整个诉讼过程都要求受害者与那个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人，或者是有权操纵他们的人做抗争。

解决证人恐吓（witness intimidation）的进程不像它们能够做到或者理应做到的那样进展顺利。对抗制司法系统要求人们像战士一样互相争斗，并且就其本质而言，跟踪骚扰和情感操纵对受害者尤为不利。这些罪行的受害者更倾向于逃离暴力，让模式停止，而不是投入与她们的施暴者的战争，让事态升级：那正是她们拼命想要避免的。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把世界分为赢家和输家，对战斗得心应手，甚至乐在其中的人，就相对无所畏惧。在法庭上，这是属于他们的法条，合法并且永恒。许多关于抗制司法系统的假设都是有缺陷的，那些熟知该系统的人，举个例子来说，像是凯尔·斯塔默爵士（Sir Keir Starmer），他在担任总检察长（Director of Public Prosecutions）的时候，就曾质疑这一制度的有效性。

西蒙娜

西蒙娜过着田园牧歌般的生活：和亨利结婚三十多年，住在位于风景优美之地的漂亮房子里，没有金钱上的顾虑，孩子们业已成年，还有健康、快乐的孙辈。但看似完美的东西往往并非如此。

我是在医院与西蒙娜见面的。我从她的笔记中看出，情感操纵已经主宰了她的生活。这是一种已经不着痕迹地融入了婚姻生活的操纵，让人毫不怀疑、心甘情愿。正是这根绳子把她和亨利绞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紧紧的交错缠绕的结，经过这么多年已经不可能解开了。

我驱车数英里去探望她。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我满心欢喜地走下车，在和煦的微风中稍站了一会儿，就为了欣赏一下医院的花园。医院十分整洁，管理得井井有条，尽管我记不清桌上整整齐齐地堆放着什么杂志，但我感觉《乡村生活》绝对是很相衬的。这正好提醒了，任何人都可能受到情感操纵的影响——无论阶级、年龄、种族或教育程度。一切皆有可能。

一位身材高挑、发型漂亮的深棕色头发女子伴随着自信的嗓门出现了；她大约五十岁，目标明确地朝我大步走来。我能看到她身后还有一个女人，不那么居高临下，更安静、更内敛。我猜她年龄大致相仿，但不可能相差更大；她头发花白，很是随意。她稍跑了几步，好跟上前面那位女士。后者正向我伸出手，开口说道：“你一定是简。很开心见到你，往这边走。”另一位女士微笑着，我们一起步入了咖啡区域，坐下来聊天。

我此前没有见过西蒙娜，在听说了她的故事之后十分好奇。因此，当我们坐下来，那位自信的女士大步跑去拿咖啡时，我对她同意与我谈话表示了感谢。“噢，我不是西蒙娜，”她微笑着说道，“西蒙娜是拿咖啡的那一位。”

我们一起转过头去看西蒙娜，她正端着一托盘咖啡大步流星地走回来。我刚刚以为，因为西蒙娜是这么自信、有主见，应该是她在帮助照料另一位女士。

西蒙娜在我对面一张色彩淡雅的扶手椅上坐下，并且在身边放好柔软的靠垫。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她一直在跟我说出院后为自己打算好的生活。“我全都想清楚了，我简直等不及了，”她解释道，“这将是全新的生活。”她设法回自己的祖国法国购买了一处房产，打算开办一家餐厅，并且已经雇用了一对夫妇，在她待在医院这段时间里照看一下。西蒙娜表现出一种热切的兴奋与幸福之感，她期待开启生活的新篇章，并且激动不已地谈论着它。我不得不敦促她和我聊一聊在她杀死亨利前几天以及前几周所发生的事情。

女性仅占杀人凶手的10%左右。杀害丈夫或伴侣的女性在其中所占的比例更小一些；女性有预谋地杀害她们的伴侣，而不是为了反抗家庭暴力，这样的情况又只占其中一部分。因此这个数字要远低于男性杀手。然而，尽管像西蒙娜这样的女性并不常见，但她们确实存在，并且她们表现出与卡尔和文森特这样的人相类似的模式。她们往往有很强的操纵欲，很自我中心，当她们被拒绝时，更多的是感到愤慨，而不是爱。

二十五岁的哈斯娜·贝居姆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她在2017年6月杀害了前伴侣彼得罗·桑纳，在一次蓄意疯狂的袭击里刺了他三十六刀，让他完全措手不及。贝居姆只有四英尺十一英寸高，身材娇小，说她杀死彼得罗是为了自卫。陪审团没有采信她，她被判犯有谋杀罪，处以无期徒刑，裁量刑期为二十年。

西蒙娜的丈夫亨利是一个很有能力的人，开了好几家餐厅。他在社区里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尊敬。从大家所说的方方面面来看，他为人和善、慷慨大方。西蒙娜就不那么受欢迎了，似乎经常与人争执不断，也包括她的同事和家人。她当然十分强势，她完全主导了在这家精神病院陪伴她的监护人员，这相当有意思。我可以想象，她多半很容易挑衅别人，并且极难对付。

她告诉我，她和丈夫的同事在一家她有点兴趣的餐厅发生了龃龉，而这正体现了那天我们谈话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我没有得到尊重，”她在提及丈夫的同事时说道，“我对菜单和装潢有一些妙不可言的方案，但他们就是看不到我的想象。我知道我在说些什么，而他们并不喜欢。不管怎么说，是我们拥有这个地方。”实际上，西蒙娜和亨利的生意并没有什么关系，但她突然决定要参与进来，或者说，更重要的是，她来负责。

她的语调从头到尾都是愤愤不平的，就好像自己受到了某种不公正的对待。和许多杀害了配偶的人一样，西蒙娜对自己的权力有着不容置疑的信念，并且对于未能确保她得到应得的一切似乎有种不可接受的挫败感。在西蒙娜的世界里有严格的阶级分层，而她坐在大多数阶层的顶端。虽然性格跋扈，但我发现她脸皮很薄。她会在鸡蛋里面挑骨头，而且每每如此。我很容易想象，和她生活在一起会穷于应付。“要是他们听了我的话就好了，”她接着说道，“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告诉过他们了，事实证明我是对的。”

这是西蒙娜对我说起的一件不相干的社交事件，发生在数年以前的另一家餐馆，涉及另一拨人——她看起来是在一个毫无关联的记忆上偏离了方向。但其中是有相关的联系的，那就是挑战了她的人。这一事件仍然让她耿耿于怀：她的指示没有得到执行，她就是无法释怀，她的恼怒可想而知。她怀恨在心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甚至会觉得在一次有关她为什么会杀害丈夫的采访中提起这一点也是恰如其分的。

这就是我不想引导同操纵欲强的人谈话的原因之一。让他们来告诉我，什么对他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什么是真正驱动他们去做的，这更有意义。西蒙娜正在向我透露，无论这一谈话的背景如何，她的脑海里都充塞着鸡零狗碎的争执和显而易见的不公正。

因此，听到她几乎与每个人都有无数的争执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些能够应付她，也不会惹怒她的人，可能会像亨利一样同她相处得不错。他的生活看起来就是围绕着满足妻子的期望团团转。当她与他的员工发生冲突时——一些确实与她完全无关的事情——这就是件大事情了，因为她受到了挑战，她不能随心所欲，而她讨厌这样。她要亨利为她挺身而出，与她的立场保持一致。她想让亨利解雇餐厅里的所有人，以示惩罚。可是亨利想要她来让步，多半是因为他觉得她理亏了。在她看来，这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不忠行为，也决定了婚姻全部的不忠。

她开始疑神疑鬼，认定亨利不忠，并且很快就怀疑他或许会离开她。这引发了一系列跟踪和操纵的举动，给亨利的生活蒙上了阴影。当他在工作时，她会从早到晚地给他发短信，要他留意并且即刻回复；她会翻看他的东西，执拗地认为他有外遇了；她会搜他的口袋，察看他的手机和网络动态，这样她就清楚了他所有的事情；她开始威胁要自杀，亨利不得不担心她的安全。她开始出现在他的餐厅里，对他的同事进行口头威胁。警察不止一次地被叫来。大家都认为她有点崩溃了。

所有认识他们的人都清楚，亨利搞不定西蒙娜。大多数人，包括亨利在内，只看到了她给自己带来的危险，而忽视了她对他的日益增长的危险。当西蒙娜杀害亨利的时候，是蓄谋已久并且冷酷无情的。营业结束后，她在餐厅的厨房里捅了他好几刀。她随后报了警，称对所发生的事情毫无记忆，并且丧失了意识。由于西蒙娜行为反常，几度威胁要自杀，这一历史有目共睹并且记录在册，她被认定不具备自我辩护的能力。她并没有否认杀害了亨利，被判住院令。这对于那些被认为需要心理健康治疗的人来说，是一种替代徒刑。

西蒙娜不愿意和我谈论亨利：看起来她已经从那段生活中走了出来，专注于她的新生活，以及当她离开医院后会是什么样子。她告诉我，她能够在十二到十八月内说服医疗专家自己足够健康、可以出院。我相信她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这让我脊背发凉。

亨利生活在恐惧之中，但他并没有像我所描述的其他受害者那样，随着时间的流逝，一再地缩在角落里躲避暴力的打击。他的恐惧是复杂的，这从他顺从西蒙娜的要求就可以看出来。他害怕激起她的焦虑，尽量地试图处理好他们的生活，安抚西蒙娜。他尽心尽力地应对他以为是精神病的疾病。回顾西蒙娜的过往，她始终有很强的操纵欲，很难相处。这也是一种模式。即使有可能是精神疾病，操纵历史也是相关的。

我与西蒙娜的会面结果无疑是发人深省的。此外，尽管文森特、卡尔和西蒙娜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别，对我来说，他们的相似之处才是最有说服力的那部分。这三个人都有一种想当然地要操纵他们伴侣的需求；他们把这个看作他们亲密关系中不可协商的一部分。当他们杀死伴侣时，他们都是在回应彻底的失控——无论这失控是确凿的、威胁的，还是疑似的。他们全都觉得控制权的分崩离析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尽管他们的受害者截然不同，但都被操纵得服服帖帖。受害者牺牲自己的需求，优先考虑他们那些有操纵欲的伴侣的要求，每个人都很害怕惹恼他们的后果。所有的受害者都经历了不一样的恐惧和操纵，但都以几乎一致的方式来应对——顺从。从这些看似差异很大的案例中可以很容易看出，操纵者并不总是一模一样，但是也有关联和相似之处，我们不应忽视这些。

比如，同性恋中的男性，在亲密伴侣凶杀中比大多数普通男性面临更高的风险。他们的生活中往往有更为复杂的因素，使得情感操纵变得十分强大。比如他们并不想要或者觉得不能公开他们的性向，这就使得他们很容易受到威胁。同样地，在某种程度上，许多被边缘化的团体也可能会发现孤立的威胁特别有害。

我通过正在进行的凶案审查听说了一个年轻人和年长男性发生关系的案例。研究发现，无论男女，假如一段关系的年龄差异很大，并且年长者在实施操纵，那么伤害的风险就会更高。那位年轻人在处世上不如他的年长伴侣老练，他还有滥用药物的问题。

他的伴侣清楚这一点，并且利用他的这个短处来操纵他。伴侣怂恿他，为他提供并且购买非法药物。在朋友们的帮助下，这位年轻人最终决定要摆脱这段关系，因为他发现操纵之厉害，简直难以共同生活。然而，在分居那天，他服用了年长伴侣给予的过量非法药物，遭受了毁灭性的一击。

有时候，当一个人的死亡涉及毒品时，它可能会掩盖问题所在，情感操纵也变得不那么明显。毒品几乎就像是确凿的证据，转移了注意力，轻易地给出了错误的答案。大多数案例都是很复杂的，但因为某人有酒精或毒品问题，或者是精神健康问题，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受到操纵。事实上，毒品和酒精增加了操纵的可能性，会被操纵者加以利用，吸毒者也会被唆使滥用。它们也会被用于自我麻醉。精神健康的缺陷也会被用来削弱人们对虐待的指控。这些东西都使人变得更容易受到操纵，也更容易令人心生疑窦。

西蒙娜一直偏执地认为亨利要离开她，这个念头越来越支配了她的思维。她用自己的精神疾病来操纵他。她没完没了地指责他企图离开；她会指责他和别的女人有染，那些他俩都认识的女人；她会定期检查他的手机寻找证据，并且指责他背着她做坏事；她会上演自杀未遂，并确保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她身上。分手的威胁萦绕在西蒙娜的脑海里。亨利可能会离开她，但对此她并未感到悲伤：像许多操纵欲强的人一样，她只觉得愤慨、恼怒以及怨恨。

我提到过嫉妒法则和忠诚法则，它们会引发和维系操纵；也提到了煤气灯效应，它会削弱反抗。第三阶段往往还交织着另一个明确的模式——刻板规矩的运用。

刻板规矩

如果你想看一个关于刻板规矩是如何运作的辛酸小品，那就看看保林娜·科林斯和伯纳德·希尔在电影《雪莉·瓦伦丁》（Shirley Valentine，1989，又名《第二春》）中关于“薯条和鸡蛋”的对话吧。同名主角雪莉在某一个星期四给她丈夫配了薯条和鸡蛋来喝茶，而星期四原本是配牛排和薯条的，薯条和鸡蛋则是用来配星期二的茶的。她的丈夫乔——由希尔扮演——如果发现不仅茶点迟了，而且配菜也错了的话，会变得万分焦躁。最后他怒气冲冲地把食物猛地推向她，打翻在她的大腿上。

在影片的后面，雪莉离开乔，去希腊为自己开创新的生活。我们听到他谴责她让他沦为了笑柄。轻描淡写的现实在这部影片中被很好地观察到了，捕捉到情感操纵的某些细微差别。

我和皮特会面的时候，我想到了薯条和鸡蛋那一幕场景：他私下里对自己处境的洞察对我颇有启发。就像嫉妒和忠诚法则打开了灌输和实施情感操纵的大门一样，刻板规矩的用处不仅是作为操纵的方式，同时也被当作施暴者的早期预警系统，因为他们的操纵受到了挑战。皮特和我见面是为了谈一谈他的生活：考虑到皮特的状况，这对他来说是一大步。他知道他不快乐，他知道他的婚姻并不美满，他也知道他想要离开妻子。

我认为皮特很清楚是哪里出了问题，但他不相信自己，他似乎需要某种确认。他需要别人来说：“这是不对的。”

我们在一家咖啡馆里并排坐着，没有人会猜到我们在谈什么。皮特是一个十分职业的人，对他的工作很负责。无论从哪方面看，他似乎都毫不顺从，也并不缺乏自信。在这种情形下，许多和我坐下来谈话的女性都会透露她们有多么害怕。但皮特没有这么说，他并没有跟我说他很害怕。

“那么，是什么促使你来找我谈话的呢？”我问道。他笑着，低头看了几秒钟，然后直视我的眼睛。“我不能选择吃什么东西，被管得太死板了，”他说道，“甚至也不准我说要吃多少。她一进门就做饭。我并不总是知道那会是什么时间，但我必须等待。”

皮特停顿了一会儿，陷入了思考，把他的经历整理成有意义的东西。这或许是为了我，但可能更重要的是，为了他自己。

我知道一件事，它不仅仅是吃的问题，也不仅仅是皮特结婚二十年的妻子控制了他饮食的问题，是比那些要严重得多的事。

“有一天，我带了一些预包装的蘑菇回家，”他继续说道，“有人告诉我它们真的美味，我很想尝一尝。而她只是从我手里接过去，把它们放进了冰箱，说不健康。第二天，我想把它们从冰箱里拿出来的时候，发现不见了。或许在垃圾桶里。”

“你为什么要找它们？”我问道。

他看着我，笑了。“你问得没错，”他说道，“我不可能去煮的，我也知道它们给扔了。这就像是一种确认，看看我变成了什么样的人。反正我也不敢去烧煮它们的。”

“为什么呢？”我问道。

“因为这会是一个表态，也会是一种挑衅。在这么多年循规蹈矩后，现在去烧蘑菇就像是宣战。实话说，我并不认为我会赢，所以对于我无法预测或者把握结局的事情，最好不要开始。”

“那么，你有多少次回避了这种冲突的爆发？”

“好吧，这很奇怪。但当我站在那里，冰箱的门打开着，”他说道，“我的腿会真的发冷。我环顾厨房，并不是第一次地意识到我是一个入侵者：这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生活。我没有权利打开冰箱取出食物——我刚得到了许可，但很清楚自己没有得到吃那些蘑菇的许可。这事儿没有明说，但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我腿上的寒意给了我信心。接着，我开始害怕了，怕冰箱里的食物会解冻，而她会发疯。所以我关上了门。”

皮特把视线从我身上移开，低下了头。

“你这么做的时候，她在哪里呢？”我问道。

“她在上班。”他说道，又一次直视我。

“所以，当她不在，而你只有一个人的时候，你是否经常去做不被允许做的事情？”

“并非如此。我真的很无聊，”他回答道，“我每天都在重复差不多的事情。嗯……我早晨6点开车上班，晚上6点30分回到家里。想想我有多无聊，这会很有意思。我年轻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很叛逆。我用同一种古龙水已经二十年了！这有多乏味啊！”

“好吧，我猜你很喜欢这香味，”我说道，“或许试试另一种？”

我故意这么说的，这样皮特就不得不去思考，是什么阻止了他换一种古龙水。

皮特想了一会儿。“不，”他说道，“我需要一个理由。如果我要换掉它，我想过这件事，她会想要了解是为什么。她会以为我有外遇之类的。我必须让一切都丝毫不走样。任何变化都逃不过她的注意。我不得不小心翼翼。有一天晚上我在看电视，但那是一个我此前没有看过的节目。当她进来的时候，想知道我为什么要看这个。这就变成了一场争吵，因为她不相信我给出的理由。但我确实没有理由，我只是在看而已。我就那么接着胡编乱造，然后又扯到了别的上面，这使得她又为了别的什么事情来指责我。”

“所以你做同样的事情，是因为改变会带来麻烦？”我说道。

“房子里的东西，”他继续说道，“它们必须保持原样。我什么都不能动。橱柜是按照一定的方式摆放的，毛巾必须朝向一定的方向，我不能改换任何东西。就好像我是这幢房子的客人。这不是我的家，也不是我的规矩，总是如履薄冰。这也不是那种爱干净的问题。她不是一个很整洁的人，但她的事情几乎就像是陷阱。坦率地说，我渴望逃离。”

“你想过离开吗？”我问道。

“始终都想，”皮特说道，“但她会和我干架，她太可恶了。她会把我的生活变成地狱。我一个人连一瓶威士忌都买不起，怎么会有胆量离开呢？”

他拿起咖啡，想喝上一口，但随即又放下了，有点兴致勃勃地说道：“大概在三年前，我确实提起过。一开始她只是崩溃了，哭着乞求我，接着变得恶意满满，说了一些很可怕的话。然后她告诉我，她正在医生那里检查，她得了一种真的很严重的疾病，她说我离开会要了她的命。”

“那之后发生了什么？”我问道。

“那时候，我意识到离开是毫无可能的。不论我如何打算，我知道都会被她毁了。那次对话后的第二天，她有几个朋友来访，她们在谈论我，她一直在哭。我知道我被谴责有外遇，或者诸如此类的。她们坐在那里，都在憎恨我。”

“离开最让你害怕的是什么？你觉得她会在身体上伤害你吗？”

皮特考虑了一会儿才开口。“我从来没有真正地思考过这个问题。我只是在想，比起身体上的伤害更要紧的，你知道，是她会毁了我，从方方面面彻底地毁了我。如果她真的对我动手——她生气的时候的确会打我——我会自卫，我只是知道她会说是我攻击她的。这吓到我了。我不想要一个案底。我害怕她，我变得逆来顺受，因为我甚至不能告诉你是怎么回事，但我知道她会摧毁我。我必须对此有所准备，我得有个计划。我似乎从未得到过我想要的一切。”

与皮特相似，亨利也不怎么害怕来自西蒙娜的暴力，但他担心她所制造的混乱。有时候，西蒙娜把亨利给吓坏了，推推搡搡的样子就好像快要失控了。然而，他更担心的是他自己或许不得不使用暴力来自卫，以及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有时候她会威胁要伤害自己，亨利会担心她的心理健康，为她寻求帮助，而不是为自己。

皮特的妻子似乎操纵了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它并非如同一套需要遵守的规则那么简单：只要不违背规则，就能获得自由，那有点像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它与那种关系很不一样。它更像是广义上的征服：嫉妒以及对绝对忠诚的期待诱导了每一次的互动，并为每一次选择灌输了意图。

对皮特行为的监控很容易，因为他一直都逆来顺受。到处都是陷阱，其目的是让任何违抗都变得显而易见。任何行为上的异动以及选择上的表达都会被解读为不忠或者挑衅；更要紧的是，这是操纵正在减弱的警报。

皮特的妻子与西蒙娜很像，她无所不至地管着她的丈夫，使得他规行矩步、自我约束，也把他的世界缩小到她能管控的范围。一旦实现了这种事无巨细的管控，即使最微小的变化也会非常明显，并且可以用来先发制人，粉碎任何更为紧要的挑战。这种微妙的平衡意味着，即使烧煮几只蘑菇也可以被解读为基本的挑衅与密谋的迹象，并且在很多方面都会如此。再加上对其后果的真切的恐惧，打算离开会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

那些操纵欲强、怨天尤人或者睚眦必报的人可能比那些泰然自若地接受拒绝和挑战的人风险更大。我们都知道有些人对怨恨耿耿于怀，并且有仇必报。这或许是一个征兆，表明他们有操纵的问题以及格外不堪一击的自我意识。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如果一个人坚称“没有人像这样跟我说话”，或者坚持把尊重他视为一种权力，这种人有可能更难应对拒绝和挑战。

众所周知，分手是把操纵者推向临界点的关键触发因素，对它的反应会非常极端。操纵者的脑海里总有可能会分手的念头，这是他们最大的恐惧和偏执。

西蒙娜的所作所为说明分手不一定非得是真实的，它可以是想象的和信以为真的。恐怕正是亨利行为上的细微变化，以及假想出来的挑衅和不忠的举止，导致了操纵的升级。他没有顺从卷入争执的要求，而这种不顺从对西蒙娜来说是不忠诚的征兆。她的意志受到了挑战，她的操纵正在减弱。

对出轨和不忠的不断指责是一个警告的信号，表明一个人的脑海里充斥了这种念头，也清楚自己对这种可能性无能为力。但是，如果认为这是他们的一个缺点，可以通过对他们展示足够的爱来治愈他们的恐惧，那就错了。大多数操纵欲强的人不会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因为分手而崩溃；他们更经常的是对此感到愤怒。他们所捍卫的并不一定是失去某个人，而是失去某一段关系。一些操纵者同时保持几段关系——比如，婚姻之外的外遇——但他们会对每一位伴侣都实施操纵。

皮特觉得自己被困住了，他很清楚他的离开可能会激起雷霆之怒。所以他留下来了，等候机会，让一切安然如故。这也是唐娜和邦妮的生活的完美映照，是情感操纵中我们很难理解的一部分。

操纵是阴险狡诈，并且带有欺骗性的，它们往往不露形迹。人们能够看见暴力，他们可以听到威胁，他们也能看到泪水、听见恳求，但他们瞧不见操纵——除非他们相信它就在那里。加文·德·贝克尔明确地表示，在我们看见之前，我们首先要相信。当我们看不到任何暴力、听不见任何威胁，当我们只剩下操纵时，这就是一场完美的不可察觉的风暴。

成年人会做出选择，受害者也不例外。皮特选择和妻子在一起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在权衡了离开卡尔的后果之后，邦妮做出了类似的决定。当我们看到一些受害者所做出的选择，并且它们看起来不像是我们认为自己会做出的选择，或者我们误解了发生的事情时，实际上，我们可能在不经意间助长了操纵者的力量。

操纵之网

操纵并不简单，并且很少是单向度的。多种类型的操纵交织在一起，织就了一张看似难以逃脱的网。

比如，财务上的苛待增加了另一层，它不仅限制了一个人能做的事情，当这个人打算离开时，它还制造了另一个需要克服的障碍。或许他们没有银行账户，或许他们根本拿不到钱，或许是他们的伴侣管着所有的账单。受害者也有可能是那个挣钱的人，他们的伴侣依靠他们过活。就想要离开而言，这同样是要命的。要供养两套房子可能会捉襟见肘，或者让一个人无家可归。我曾经见过操纵者故意放弃工作的案例，然后把他们的时间用来监视控制他们的伴侣。即使一个人拿到钱的途径不受限制，但他们使用钱的方式可能会受到严格的管控，被百般盘问或者考量。有很多种方式可以卡住金钱与财物，使得操纵得以维持。福利或许会被冻结，而一个人的信用也有可能被破坏。如果受害者要带着孩子建立一个新家，信用记录不佳或者没有存款是不可能搞定住所的。

操纵之网还包括了与其他人明里暗里的共谋。在洁丝敏的案例中，她的婚姻是包办的，她是嫁过去和姻亲住在一起的。她谁都不认识，在当地没有朋友，也没有联系人。接下来的十八年对她来说是可怕的。她成了类似于奴隶一样的存在，承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粗活，被整个大家庭[大家庭（the extended family），包括祖父母、父母、叔伯、姨姑等在内的数代同堂的家庭。]所控制。她的自由受到了公婆、丈夫以及大家庭的限制，随着时间的流逝，还加上了她自己的孩子。洁丝敏感到被困住了，无路可走；她不认为有离开的可能。她得不到帮助，也无处可去。她很清楚如果她设法离开，丈夫和公婆会直接把她带回来。洁丝敏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的遗书透露了她的痛苦和孤立。

这种类型的共谋控制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家庭团体和社群中见到，当我们考虑到所谓的“荣誉暴力”（HBV）[HBV，Honour-Based Violence的缩略语，意为“基于荣誉的暴力”，指施暴者对家庭成员实施暴力以挽回家族荣誉。]的时候，就尤其典型了。英国慈善机构“卡玛·尼尔瓦纳”[卡玛·尼尔瓦纳（Karma Nirvana），原文意译为“业·涅槃”，皆为佛教用语，此处采取音译。]是为了帮助陷于这一境地的人而创立的。当我在伯明翰的一个活动上发表演讲时，他们正在那里致力于提高人们对有关荣誉暴力问题的认识，而这种暴力有时候也会以谋杀终结。某些类型的荣誉暴力的过程和动机与凶杀时间轴的八个阶段有非常近似的平行对应，这一点在活动上得到了讨论。操纵或强迫一个人服从的动机是一样的，对操纵的威胁或者受害者试图挑战操纵也会终结于荣誉暴力式的死亡。在洁丝敏的案例中，她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认为逃跑毫无可能。

当受害者在乎的人受到胁迫时，逃跑也变得越发困难，甚至宠物也可被视为一种威胁：有些操纵者会恐吓要对宠物实施安乐死；或者伤害它，不给它喂食。如果这个宠物一直是与世隔绝的生活里的可靠陪伴，这或许会是一个可怕的要挟。更常见的是利用儿童来实施操纵和威胁。

阿米塔是一个年轻女子，在和穆罕默德的整个关系中，她一直在怀孕。他会强迫她做爱，并且不准她采用避孕措施。阿米塔害怕违抗穆罕默德，极其渴望离开他。他曾在不同的时间折断了她所有的手指，强奸也是隔三岔五的事情。他们有五个不到十岁的孩子。穆罕默德放弃了工作，好保证自己能够监视阿米塔。他整天待在家里。她告诉我，当天确实要离开屋子的时候，他总是至少带上一个孩子一起。“他知道我不会跑掉，不会扔下我的孩子们，”她说道，“所以他身边总是带着其中一个孩子。我不会跑的。我不会把他们留给他。我做不到。他们是我的孩子。所以我就给困住了。”

阿米塔有一个朋友，我和她们俩一起谈过话。那位朋友频频点头，赞同阿米塔跟我说的每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没有布沙拉我该怎么办，”阿米塔说道，朝她的朋友点了点头，“她让我保持清醒。”

布沙拉笑着说道：“我讨厌他，我极端厌恶他，但如果一旦让他知道这一点，我就会被阻止。我就再也进不了屋子了，然后她就只能靠自己了。我一句话都不会说。我总是面带笑容，真的是一团和气。我讨厌这么做，但我别无选择。我们能怎么办呢？”

在这里，布沙拉也陷在操纵的网络之中。她没有挑战穆罕默德。事实上，没有人这样做。他的所作所为肆无忌惮。这种情况延续得越久，他的权力就越大。布沙拉是一根救命稻草，但她不得不与操纵方虚与委蛇才能做到这一点。对她来说，这是一个可怕的两难困境。

“我很害怕法院会把孩子判给他，因为没有人知道，”阿米塔说道，“他们觉得一切都很好。要是我对别人吐露真相——嗯，我是说，如果他发现的话，他真的会杀了我。”

我记得在为我的一本书做研究时读到过一个故事，一个女人说丈夫常常威胁要体罚孩子们，但给了她选择的机会。他说要么是他来揍，要么由她来。最终这个女人打了孩子，她知道这会比他来动手要温和一些。毫无疑问，任何对孩子的采访都会向社会服务机构透露，是妈妈对他们动了手。有人曾经告诉我，有些女性会给她们的孩子服用镇静剂，这样他们就不会在半夜醒来哭喊，惹怒操纵者。有些孩子在操纵欲强的人的怂恿下开始虐待受害者。所有这些对孩子来说都是创伤性的。我们倾向于认为孩子“目击了暴力”，但他们不单纯是目击：他们正在经历暴力，他们受到了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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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法庭实际上是这种操纵的同谋。有一个在国际上广泛传播的运动强调了这个问题。“法庭说”（The Court Said）是一个对家事法庭及其歧视性举措做出挑战的非营利性组织。在家事法庭系统中，由法官和律师所做出的令人不可接受的评论和裁决层出不穷，这一运动提醒人们家事法庭亟需改变，并且产生了真正的影响。

让受害者和曾经操纵他们的人、曾经令他们感到恐惧的人待在一个法庭上，将永远找不到真相。对抗制系统假设每一个人都做好了战斗的准备，并且没有人被吓破了胆。这种情况十分罕见。由于这个系统的自大，它甚至假定它对双方都有控制权，并且它的决定是一锤定音的。当施暴者公然违抗法庭所施加的法令和法规时，这一系统中的缺陷日益清晰。法庭往往并不认真对待这些违抗，这已经成为一个问题了。情感操纵只为了取胜，这是一场复杂而险恶的游戏，社会规则和司法系统对受害者百般刁难，让他们得不到保护，有时甚至令他们死亡。

不过这些运动正在不断地增长，并且在全球范围内传播开来。家事法庭系统面临着巨大的变革压力，需要变得更加明智和开放。这个系统将受益于对操纵策略的识别，正是这些策略使受害者麻痹，让他们看起来“歇斯底里”，而施暴者却显得冷静而理性。

我曾经参与了一部有关家庭暴力和执法记录仪的纪录片《全景》（Panorama）。一个警用相机捕捉到了两名警员出警处理一位遭到毒打的女性偷偷拨打的999电话的时刻。那个殴打她的丈夫不知道她报了警。

暴力令人震惊，而这正是视频所捕获的。但更令我吃惊的是听到受害者告诉我的对操纵行为的描述。她提到了施暴者用来让她明白该如何表现的暗号。这些暗号以及另外一些信号不会被其他人识别或者察觉，甚至给人以施暴者并没有在操纵受害者的印象。在民事和刑事诉讼程序中，这些暗号和特殊的“表情”常常被用来动摇受害者的证词。这位受害者还讲述了暴力的施加方式。她的丈夫很清楚她为遭受暴力而感到羞耻，如果她身上有明显的伤痕，她就不会外出。她在一家慈善商店做志愿者，但丈夫并不乐意她去那里。在她病休了一段时间打算回去上班的前一天，他揍了她，这是一场有预谋的理智的攻击，就为了让她羞于上班。他的暴力不是冲动的，他也不是他自己那不可控制的脾气的牺牲品。这和情感操纵一样，都是深思熟虑、冷酷无情和嗜虐成性的。

性暴力

性暴力几乎总是以某种形式出现在情感操纵中。这是一种特别下流但是有效的手段，可以使人降伏，尤其是对于女性来说。它同时也是一种特别下流但是行之有效的凶案辩护手段。

性强迫行为被施暴者描述为“好玩的”，或者是双方自愿的，这并不少见。随之，那些可怕的或者下流的性侵犯在事后会被说成“只是闹着玩”，或者是受害者的过错。受害者会被指责为“反应过度”，又或者说是在自己的性行为上不够开放。“香草味”[由于香草味是冰激凌中最为基础的一个口味，被引申为“平凡的”“寡淡的”。]这个词被当作侮辱，就好比“性冷淡”一词也仍在使用，这些都使得受害者感到自己不够好。这些词可以用来操纵成年女子和年轻女孩，让她们答允那些使她们恐惧、痛楚、受伤以及焦虑的性行为。在法庭上，“性爱游戏过了头”的辩护有所增加，也就是所谓的“《五十度灰》[《五十度灰》（Fifty Shades），英国作家E.L.詹姆斯（E.L. James）所创作的情色小说，涉及虐恋。]辩护”。

这一特殊辩护的增加，令人相当震惊，而所谓的性生活中的残暴行为也令人十分不安。2016年，二十六岁的纳塔莉·康诺利之死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因为她是遭受了严重的伤害才导致死亡的，其中包括眼眶骨折，而据她的伴侣所言，这是性爱游戏造成的。他被判过失杀人罪，处以三年八个月的有期徒刑。2018年，英国游客格蕾丝·米兰在新西兰的死亡也受到了广泛的关切，凶手称她是在双方你情我愿的性过程中窒息死去的。他被判犯有谋杀罪，处以十七年的有期徒刑。

在看到频频出现声称受害者是死于两相情愿的危险性爱游戏之后，总部设在英国的“我们不能同意这么做”（We Can't Consent to This）组织发起了一项运动。最常见的辩护理由是，女性享受在性爱中被勒的感觉，通常会被勒至昏迷。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辩护被广泛报道是在格雷厄姆·库茨被控谋杀音乐教师简·朗赫斯特的审判中。杀害她的凶手并非亲密伴侣，他指称她喜欢被勒，并且她的死亡事出意外。他还收藏了大量性窒息的色情作品，而她并没有。病理学家说，库茨在简去世前三分钟左右，应当意识到她需要医疗急救了。通过即将出台的《家庭暴力法案》，英国削弱了以“粗暴性行为”为理由的辩护。法案于2020年6月宣布，在性行为中发生严重伤害或死亡的情况下，任何人都不能使用“当事人同意”作为理由，因此也没有人能减轻指控或避免调查。

勒杀是最常见的威胁生命的暴力行为，在性虐待和非性虐待的情形中皆可见。性窒息侵犯和凶杀之间也有很强的关联。任何限制呼吸或者让人感到生命面临危险的行为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操纵方法，并能让人了解那些操纵者打算做些什么。我说存在这种关联，并不是因为有时候性窒息会不小心害死人，远非如此；关联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把性窒息作为操纵策略的人，更有可能故意杀害他们的伴侣。

在美国的某些州，勒杀被视为一种单独的罪行；在多数州，它必须被指控为重罪（公诉罪行）而不是轻罪（即决罪行）[即决罪行（summary offence），英美法系民事诉讼中指法官可以不经开庭审理而直接判决的罪行。]。这是因为它与故意杀害有关。研究还发现，在所有年龄段中，它都与日后的中风以及创伤后应激障碍有关。

决不应当笼统地假设，任何遭受控制的人都会同意那些可能致命的做法，或者对性窒息的迷恋在女性中十分普遍。有报道指出，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伴侣的逼迫而遭遇性窒息。大多数人说她们害怕这个，觉得它令人痛苦，而不是性高潮。这种做法也与慢性病有危险的关联，即使在年轻女性中也是如此。长期以来，自慰式性窒息（为达到性高潮而限制自己的呼吸）都与男性联系在一起。为了性高潮去勒别人与勒自己之间是有很大区别的。那些沉迷于观看别人挣扎呼吸的人，与那些陶醉于自己缺氧的人相比，是基于不同的刺激而感到性高潮的。有越来越多的男性操纵者声称是他们的伴侣要求进行性窒息，但调研并不支持性窒息是一种普遍存在的女性癖好这一观点。我曾经和“反对家庭暴力”（SUTDA）[SUTDA，Stand Up To Domestic Abuse的缩略，意为“反对家庭暴力”。]组织一起就非致命的性窒息发起一项调查，发现在超过90%的案例中并无一人同意，而实际上它被用作恐吓和伤害的手段。假设——尤其是在有证据表明存在情感操纵、跟踪骚扰和家庭暴力的情况下——应当是女性或男性不会要求他们的施暴者来实施性窒息，他们不曾同意过。

事实上，只要存在有记录的或者有目击者的家庭暴力或情感操纵的地方，我们都绝不应该认为受害者只是做出了不可理喻的决定。

所谓的用以维持操纵的“色情报复”的出现是另一种形式的性暴力。有一种情形正愈演愈盛——格外明显，虽然并非总是如此——一些伴侣操纵或向他们的女性或男性伴侣施压，分享私密视频或照片。影像可能是受害者自愿给的，但日后被用来操纵、惩罚、恐吓和困住他们；照片或视频也有可能是未经他们同意甚至是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拍摄的。一旦关系终结或者操纵出现问题时，这些影像就会大有用处。无论如何，尽管有许多罪行从未被揭发过，但对这一类型罪行的起诉和举报还是越来越多了，而且对受到这种威胁的人也有了更多的支持和建议，比如，来自“色情报复救助热线”（the Revenge Porn Helpline）的帮助。

这就是为何探讨必须改变的原因：我们应该对类似的说辞更加怀疑，并且承认一个事情，情感操纵的历史意味着在这段关系中完全没有自由选择和同意，而且还会出现暴力、操纵，有时甚至是残忍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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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第三阶段就是要确保伴侣是顺从的，并且被困在这段关系中。所有的受害者都是不同的，也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受到操纵。

比如，有学习障碍或者身体残疾的受害者会面临一些不同的挑战，年纪大的受害者也是如此；男性与女性受害者也会面临不一样的挑战，如同年轻人和性少数群体那般。操纵并非以某种特定的方式进行的：受害者和他们有操纵欲的伴侣都是形形色色并且迥然相异的。我们能够认识到的是各种模式，通过运用不同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像是嫉妒法则、忠诚法则以及刻板规矩。因此，我们不应当只是指望看到瘀伤和骨折；如果我们这么做了，我们就会只关注卡尔们，而完全忽略了文森特们和西蒙娜们，而他们潜在的危险是不相上下的。

第三阶段可以持续终身。如果操纵未曾受到挑战，或者挑战被轻而易举地克服并击败了，那么双方或许会一直维持这段关系，直至死亡。我看到过第三阶段持续了三周的案例，也看到过长达五十四年的。第三阶段的长短取决于第四阶段的出现，以及随之而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