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本翻译作品是在怀孕时完成的——以后我就可以骄傲地讲这个话。这个工作来得很突然，我国内的研究生导师推荐我翻译一本日语小说，她当时并不知道我已经怀孕。我几乎没多想就接下了这个工作，尽管报酬少得可怜。

我们住进这个房子时，并没有考虑我工作的情形。所以至今我一直在客厅饭桌上工作，吃饭时再把电脑移开。

妈妈看到后说：“你应该买张书桌，一把椅子。”

我哑然失笑，我们三十平的套房，哪还能放得下一套桌椅？

“把沙发处理掉就行了，反正也没人坐。”妈妈说。

也许这事她说得对，只不过我懒得重新布置，以及我知道渡边不会喜欢这个决定。

正如我所说，在和渡边结婚后我就辞掉了工作，靠他一个人的工资生活，因为渡边希望我能在家里，也因为这是日本社会上最常见的一种选择。

我们都没有奢侈的消费，所以生活不成问题。我告诉自己，不用像妈妈那样一心扑在工作上，也许是我的幸运。我可以有自己的爱好，自己的时间。

我看看书，做做家务，骑自行车去好几个超市比价，精挑细选购物。有时百般无聊，在家一看就是半天电视。

跟妈妈打电话，她偶尔会在我聊得起劲时说：“我要去上班了，挂了。”那时我才记起我又做了一个和她相反的选择，继续过着和她不同的生活。

就像她总能从我的选择中挑出毛病一样，我不工作，也是她不喜欢的。当然，她不会直接说。但我能感觉到。比如，她会说：“那个谁谁整天无所事事，我就不愿意退休，退休了我做什么呢？我不在，那几个年轻人根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问题。”典型的自大，大包大揽，人家巴不得她“能者多劳”多干点活呢，只是她不知道而已。

对于这些我无法反驳，因为她不会留下把柄，她把事情说得完全和我无关。

只有一次她不够精心，说了一句“你整天在家不无聊吗”？我立即抓住机会，跟她辩驳有多少女人想要这样整天在家的生活而得不到，而我得到了她为什么不能真诚地表示赞许呢？

现在我已经忘记那场对话是怎么结束的了，但我记得当天晚上我和渡边有一次前所未有的大吵。起因是我在一起看电视的时候问了他一个不认识的日语单词。凭着对上下文的理解我大概知道那个词是什么意思，但我想跟渡边确认一下我的理解对不对。

说了两句后他突然大怒，说我总是影响他看电视，很烦。我呆在那里，他用了“总是”这个词，说明他已经忍我很久了。同时，我意识到我真的习惯性问他太多了，他又不是辞典，他怎么能跟我解释得那么准确呢？就只因为他是个日本人吗？如果他总是问我中文词语的意思，我又能回答得上多少呢？我难道不会烦吗？

我脸颊通红地跑去了卫生间，坐在马桶上感觉呼吸急促，这件事让我又羞又恨。当我调整好一个计算过的笑脸再平复了心情，准备出去和渡边道歉时，发现他就站在卫生间门口等着我，表情严肃。

“你是不是在家无聊？”

我呆在那里。同一天，他和妈妈问了我同一个问题。只不过妈妈用中文，他用日语。

而我没法用日语给他回答出和给妈妈同样的答案，诸如许多女人想要这样的生活而得不到，他为什么不能赞许之类。我发现之前的那个答案是糊弄妈妈的，而真正的答案我根本没有。

我更害怕去想的是，为什么他会把这件事归结为“我在家无聊”。

我用词不达意的日语和他大吵大闹，只因为我恼羞成怒。我以为我在家是他的愿望，没想到我好像也不了解他。

“如果你想工作，我当然是支持的。”他把球踢给了我。这是他擅长的玩法，理解、支持、尊重，他都挂在嘴上，占据道德高地，这样我的选择结果就与他无关，如果我错了我就得自己承担。

“什么你都支持，什么都是你对。”

“你想把错怪在我身上，我可不愿意。”

我们把话扯得越来越远，战火升级。最后他提出一个说法，说我们有了孩子就会好。注意力都会转移到孩子身上，我们都会成熟很多，整个家庭都会不一样。我想他说得对。得知怀孕的时候，我觉得又有了一次新的机会和他重新开始。

当我告诉渡边我要翻译一本书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奇怪，他解释道如果需要钱可以告诉他。我说我觉得可以给孕期留个特别的纪念，他笑了：“如果是这样，你不如去照一张孕肚照。”

“我是认真的。”

“你确定你可以吗？”他直视着我的眼睛。

我可以把他的“可以”理解成两个意思，一是我孕期的身体状况，能不能支撑我每天按部就班完成进度，如约交稿；二是我的日语水平够不够格。

这两个意思我都没法自信满满地给出肯定的答案，所以我说：“差不多吧。”

渡边喜欢纠正我的日语口音，尽管我相信即便有一点口音也不影响其他日本人能理解我的话的意思。

“但你可以理解对吧？”

“但这样发音听起来更地道。”

我用错了一个词，他会立即指正：“你是不是把这两个词搞混淆了。”

作为律师，渡边的口才和逻辑都是一流的，我们讨论事情总是他最终胜出，我曾开玩笑说他如果用中文和我辩论一定会一败涂地，但他严肃地说这和语言无关。怎么可能无关？他只会日语这一种语言，怎么可能知道用非母语和母语完全是不同的表达？但我懒得再去争。

还有一次我打电话预约餐厅，挂了电话后他告诉我，第一句应该说什么，我说的意思虽然没问题，但一秒就会被认出不是日本人。

我知道渡边是为我好，作为一个外国人能掌握熟练的日语，在工作上有极大的优势，虽然我把工作辞掉了，但那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理想的妻子、妈妈的形象。

那个形象太鲜明，是我从小一点点堆积起来的：温柔、慢声细语、不轻易指责伴侣、考虑对方感受、始终挂着微笑。

我把这几点特质总结出来才发现，这是妈妈的对立面。

我想成为的，就是和妈妈完全相反的人。

我很少生气、大怒。渡边说我是冷暴力。冷暴力又怎么样？热暴力无疑更糟糕。两个发誓要一起度过一生不离不弃的人，在彼此面前暴露出最丑陋的嘴脸，用最尖刻的话来指责对方，哭天喊地，丢人现眼。我自从记事起就知道，不可能有比这个更糟的了。

爸爸和妈妈吵架，尖利的叫声混杂着玻璃碎掉的声音。爸爸把自己锁在书房里，妈妈像疯了一样追上去敲门，坐在地上哭。她哭得那么伤心，好像爸爸做了天打雷劈的坏事。但其实事情起因只是爸爸下班忘记买一瓶醋回来。

我听着他们从醋吵到家务分工，又吵到工资的事，最终失去了所指，成了一团热气腾腾的怒气。语言是如何被误解、被扭曲、被滥用，最终变成了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这些我都被迫学到了。我后来的专业，对文字的敏感度训练也许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另外一方面，我也形成了发生冲突时刻意沉默的性格。

我害怕变成妈妈那样的人，她把别人的好意踩在脚底下伤害，挑剔别人献给她的一片真心，让人心灰意冷。我看着爸爸一开始还会安慰她几句，后来无可奈何地把门锁上，最终离开了家，不再爱她，而是和别人再结连理。我怎么可能恨爸爸？我觉得他好可怜，他能走是他的幸运。

当我还是小女孩的时候我的性格就被这样决定了。所以在婚前当渡边跟我坦承他出轨了一段时间之后我没有大闹。

“现在已经结束了。我会做个好丈夫的。”他看着我的眼睛说。

“她叫什么？”

“这不重要。”

“她叫什么？”为什么他不肯回答我这么简单的问题？

“古井纯子。”

“我知道了。”

“我们已经结束了。”

渡边说，我有时候对他很冷淡，这让他很没有安全感。他似乎想把这个作为他出轨的理由，告诉我是我逼得他无路可走非常可怜。他想让我认识到他犯错我也有责任，是我没有做个好伴侣，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我并不觉得他说的内容之间有因果关系。他也有他的缺点，我却不会因为他的缺点去找另外一个人弥补。退一步说，如果我是完美无缺的，我又为什么需要他呢？但我不想表现得咄咄逼人，我知道语言的力量有多大。看着他不安的眼神，好像一个担心自己的把戏被拆穿的孩子。我没有追问下去，他松了口气，他以为我对他的理论没有意见，甚至我也会反省自己的不足。那之后我没有再提这件事。

我之所以会再想起这件事，是因为我怀疑他在我怀孕后又出轨了。他最近回家很晚，而且回家后什么东西都不吃。

一开始我以为是他的贴心，不想搞出声响，就像他洗澡时会把水量调很少，声音就会小，这样就不会影响我睡觉。后来发现他连只用烧一壶开水就能吃的泡面都不吃了，应该是真的不饿吧。我想他可能已经在外面吃过了，但他回家时酒气并不大，说明不是跟同事一起吃的。不需要太费工夫，几天后我就在他的口袋里找到了一张意大利餐厅的收据，人数写着两个人。

我在社交网络上搜古井纯子的账户，发现她在同一天发了同一家意大利餐厅的照片。照片上当然没有渡边，但照片一角露出了渡边放在桌上的手机。

通过这些几乎可以肯定，渡边和古井纯子还在继续。

我这样抽丝剥茧地分析过后才记起我多讨厌这种思维方式。这是属于妈妈的思维方式。

“你十二点半下班，在食堂吃个饭最多三十分钟吧。十三点从学校回家，路上最多二十分钟，你怎么可能十四点才到家？”

我记得妈妈站在大门口怒气冲冲的样子，爸爸被她拦在门外，她一心笃定“晚回家”的爸爸是去做了对不起她的事。

妈妈的话并不无道理，按她的算法爸爸十二点半下班，在食堂吃饭，回家应该是十三点二十分，而不是十四点，多出的四十分钟，爸爸去干什么了？他不肯解释。刚会算数的我在心里想，是爸爸错了，我默默地站在妈妈这边。

可当妈妈也这样计算我应该回家的时间，怪我到处贪玩不按时回家时，我不得不恼羞成怒地跟她解释：我肚子疼多蹲了会儿厕所；我贪吃嘴去小铺买了个零食；我不知羞耻绕了远路去看了暗恋的别班的男生。我红着脸把生理和心理的褶皱都摊开给她看，就为了证明我没有骗她，我还是她的乖女儿。这时我才明白被指责的爸爸沉默是因为他还想保留最后一点成年男人的尊严。

从那时起我发誓不会像妈妈这样逼人太甚，没想到我还是来到了这一步。我靠蛛丝马迹确信了渡边出轨的事情，用我曾经不屑的方式。双重屈辱在拉扯我，但当妈妈来到东京时，我只能表演一个幸福的我，和她完全不同的我。

妈妈站在我东京的家里，在狭小的厨房里忙碌着。新鲜的蔬菜在沥水，锅里的热油滋滋响，全副武装的妈妈手拿锅铲身穿围裙，抽油烟机全力运转中。

“你去那边，别在这里。”妈妈对站在厨房门口的我说。

我知道她是说油烟大，怕我恶心想吐。妈妈说过她怀我时受了多么大的罪——她吃不下任何东西，一直吐酸水。瘦到了人生的最低水平，孕吐严重还要逼自己吃，生怕把肚里的我饿死。

她描述的那些苦，我一样都没有经历过。孕前我就健身，感冒都少有，身体壮得像小牛犊，怀孕后几乎不知道孕吐的滋味。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大家都说孕吐这个事完全是看体质天生。至于妈妈说的“酸儿辣女”什么的，我也觉得对不上号，我没有特别想要吃某一种口味。而日本医生不会隐瞒婴儿的性别，在某次产检里就会自然而然地告诉你：现在能确定是男孩/女孩了，根本不管你想不想立即知道。

我们的厨房很小，整个套房才三十平方米，可想而知厨房有多袖珍。妈妈看到这个厨房第一眼，那表情就像看到一个怪物一样，眉头紧锁。她没说出口的话我再清楚不过：这是厨房？你们两个人是怎么吃饭的？

厨房小，可以解释因为日本房子都是这样，东京寸土寸金。但我也承认，厨房里没有足够的做饭用具，是因为我天生就不爱做饭，对做饭没有兴趣。其实最早这点是和渡边同居后他发现的，他说他从没见过任何一个人能连续一个星期吃蛋炒饭，并且不觉得痛苦。在那之前我从不觉得吃饭这件事值得花多少时间在厨房里劳作，我的味蕾也很简单，一个鸡蛋半碗米饭一点葱花，热火一炒就够我一顿饱腹。健康快捷好吃，在维持我的生命能量之外竟然还好吃，这还不足够吗？我一直觉得很够了。

渡边不一样，他爱吃，懂吃，吃饭对他明显不是维持生命能量而已，他追求的好吃的级别也和我有天壤之别。他分用途使用不同的橄榄油，冷门的香辛料如数家珍，新鲜的鱼他最喜欢，生鱼片、黄油煎鱼、盐烤秋刀鱼、煮鱼，鱼的种类决定哪种料理方式能最大程度实现它的美味。两个煤气炉同时开着火，拌沙拉调酱汁，他不亦乐乎，在厨房里他有乐趣。第一次看到他在冷制意面上洒下现磨芝士碎，我的心狂跳不已。我没法解释那个心动的瞬间，但我知道他让我看到了一种从没看过的可能：厨房里是有乐趣的。为了吃是值得的。这颠覆我一直以来对厨房、对做饭这件事的认知，对我有一种致命吸引力。

我还记得那天的冷制意面里有罗勒、小西红柿、大蒜、黄油、茄丁。我也记得那是他第一次来我家做客，那时我们刚开始正式交往。我记得是在我单身时住过的第四个家，没错，那时我已经在日本搬了三次家，那个家只有十六平方米，没有厨房，只有一个电磁炉，一个微波炉。我还记得我试探性地问他，是不是觉得我不会做饭很糟糕。

他笑了，他说从没见过任何一个女生这样讨厌做饭，就连男朋友第一次来自己家都做不出像样的东西。“你真的准备就给我吃蛋炒饭吗？”他问我。

我应该是说了一些俏皮话，类似“这样才能检测你是喜欢我本人还是只想要一个贤妻良母”之类吧，我甚至不能确定我有没有用对日语语法，毕竟这个句子并不简单。但我心里的终极不安可能一直存在，只不过事到如今我才敢承认，那就是：我就是这样一个不会做饭也不想要做饭的人，你还会喜欢我吗？

渡边当时给了我一个肯定答案，他说，这不重要。

他既没有问我为什么会这样，也没有说我需要改。他只是说，这不重要。于是我感激地拉起他的手，紧紧地握住了。

结婚第二年，渡边好像忘记了他说过的话。他有意无意地问我要不要去料理教室学一下。“看看你喜不喜欢。”他温柔地说。“也许你会喜欢。”这是他的期待。

几天后我撒谎说去过了，有点贵，算了。他很平静地说：“是吗？好吧。”我知道他期待落空，但唯独关于这一点我实在无力去抚慰。

偶尔，我在某个重大纪念日之前会产生一种错觉，觉得既然是非日常，我是不是可以做一桌菜？于是我走进厨房，把手机里查的菜谱放在一边，准备要切的菜，要用的碗。也许这样的时刻有两次？或者三次？我告诉自己，我能一个人在日本生活十年，能考到最难的资格证，我难道会做不了一顿饭？但这两次，或者三次，我都以失败告终。

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做不到。当看到菜谱上写的酱油几勺蚝油几勺的时候，我手忙脚乱，因为我的锅开始变煳，我把火调小，但为时已晚；我倒调味料的时候手一抖就倒多了，咸得没法吃只能扔掉；我炒的青菜叶子已经过分枯萎，而菜帮子还夹生。过程里的失败各种各样，我只能在渡边回家之前赶紧把残局收拾干净，逃离那儿，好像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

“练习，多练习就会了。一开始大家都不知道怎么做，什么和什么搭配，又该怎么调味。”渡边曾经告诉我。

但我不好意思跟他说的是，他说的如何搭配食材和调味已经算是高阶了，我至今还没有看到那个影儿。

起初渡边会自己做饭，兴致勃勃练习新菜式，还把我的那份也一起做了。后来可能因为工作太忙，他开始更多在外面吃完饭再回家。我不介意，因为我又回归了蛋炒饭的生活。只有我自己的时候，我们的厨房永远是空空荡荡的，只有最基本的食物，最简单的设备。

“也许有人就是天生这样。”渡边说了这句之后就不再期待我会做饭。

我没有问他“天生哪样”？我想起交往时他对我笨手笨脚的我束手无策的样子，把我“请”到厨房之外，留给我一个匆忙的背影，但当他转过身来看我，嘴角还是上扬的。

现在我们的厨房空无一人。

当妈妈来东京照顾怀孕的我时，毫无疑问，她看到的那个厨房怪物，问题肯定不止是太小，也太冷清。我们已经分开生活太久，也许这是我成年之后她第一次进入我的生活，她吓到了。

在妈妈的理解里，吃饭是人生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吧。在她和爸爸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她就很爱做饭，干劲十足。我猜她跟众多中国女人一样，被那句老掉牙的话影响了：“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要先抓住他的胃。”

时代已经不同了。双职工家庭没人有时间整天在厨房里转来转去，更何况外面买的东西好吃又方便。

我说我不在乎吃什么，随便做点就行。

“你小时候嘴很挑的。”妈妈的意思是我现在完全不讲究。她说我只吃某一家店里现磨的嫩豆腐，超市卖的不吃。她有一次把超市的和豆腐店的放在一起煮，结果我只吃了豆腐店买的那一半，剩下一半整整齐齐留在盘子里。

我不记得了。就像妈妈总告诉我奶奶是如何欺负我们娘俩的事一样，我不记得了。脑科学家说我们的大脑只被开发了一小部分，但我的感觉却是容量不够。新的事情会更新掉旧的事情，不然怎么解释很多过去的事情妈妈记得，而我不记得了呢？我的生活每天都在发生那么多事情，日新月异地占据着我的大脑，而妈妈的生活一成不变，停滞在了过去，她的记忆没有被更新。

妈妈做的菜也是熟悉的味道，蚕豆炒鸡蛋，糖醋小排，西红柿汤，米饭。

“营养均衡最重要，中国人什么事都讲究均衡。主食、青菜、肉类、汤。”我们坐在客厅饭桌吃饭时她说。

“太麻烦了。”我头也不抬。

“不麻烦。”

“那是你觉得不麻烦。我觉得麻烦。”我真的很讨厌这种强加给我的东西。什么事妈妈都觉得不麻烦、没问题，那当然是她的自由，但为什么要让我也像她那样想？我完全不那么想。我怀孕五个月，还坚持在家工作，翻译一本日语小说，工作之余我怎么可能有时间做什么营养均衡的饭菜？

“我给你做，你吃就可以了。”妈妈平静地说。

“你不要我做，但你要我陪你每天去超市买菜，哪怕超市离家走路只要三分钟。”我猜妈妈不会想到我现在变得这么伶牙俐齿。我以前不爱顶嘴，甚至不爱说话。别人说什么我都听听就算，很少反驳。但现在不同，我一个人在异国生活那么多年，所有自己的权利都需要自己去捍卫，不然我就得不到。哪怕是跟渡边在一起，我也需要费比以前更多的力气来表达自己的需要和不满——因为日语不是我的母语。

妈妈没说话。这反而激起了我的斗志。

“有时候我在工作，你就不能自己去超市吗？我们已经一起去了那么多次，你怕什么呢？”我要把握住这个机会，这样以后就不用每天花时间陪她去超市了。

“我觉得你总是坐在电脑前，也需要走走路什么的……”妈妈又在说她“觉得”的事。

“需要走路的时候我会去散步的，主动散步和被动去超市是两回事。”我立即指出她的逻辑漏洞。

“好。”妈妈不再反驳了。

没想到我赢得那么轻松，就这样，来东京住了两个月后，妈妈终于敢一个人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了。我的负担一下子减轻不少，孕中期我的腿脚很容易肿，工作又总需要坐着，闲下来时只想躺着把脚跷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