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想起过去的事情让我精神恍惚，有些事情发生的时间顺序成了谜团，有些记忆明显出了破绽，但不知道该怎么办。空气好像是在一瞬间变化的，一切发生得太快。但这怎么可能？我问我自己。我怎么会一点都没觉察到危险在靠近，我怎么会忘记多个心眼呢？

萧岗村的快乐日子让我放松了警惕，那也正是做孕妇该有的生活——心情舒畅，亲近自然。尤其是当我知道政策在放宽，城里传来的小道消息说：计划生育政策即将结束。村里不止我一个躲着等生产的孕妇，其他五六个孕妇也是这样说的。

我们傍晚在麦地头坐着聊天，其中一个孕妇就要临盆了，她激动地告诉我们，她生完就要回城里了，丈夫都算好日子来接她了。

我们的眼睛里都是亮晶晶的期待，大家算着自己的预产期，我还记得有个肚子还不明显的孕妇叫芬如，她说：“说不定到我生的时候，就没有计划生育了，我就回城里生啦。”

大家互相打气，至少在那时都相信事情一定是往好的方向发展的。

我和光辉每周都通信，就像毛毛出生前他在外地进修时那样。从今天吃了什么，到身边发生的有意思的事，事无巨细地分享给对方。有天我的信里写道：我第一次看到了小麦，小孩很馋，大人把小麦在火上轻轻一烤，吹凉后给小孩，拨开麦穗被烤焦的外壳，里面的小麦胚很香。光辉的回信说：看来有人已经吃过了，不然怎么知道很香呢？我还记得在偏房的床上读到这句话的时候脸颊一红，他在逗趣我呢。我们是经熟人介绍相亲结婚，彼此都是初恋，甚至没有说过爱这一类的字眼，但这种温情的时刻对我来说足够了。

最让我脸红心跳的一封信，光辉写道：要不是这里的工作太忙我走不掉，真想立即去萧岗村陪你和毛毛，让你一个人在那里待产，实在是心疼。他在用他的语言说他想念我，而我也把我的想念回信给他：如果你在我身边，我会多么高兴呀。

还有一次，光辉的信很长，他说还想考个在职硕士，虽然当时大学生已经够稀少的了，他还是想更出类拔萃。在信里，他分析了省城的两所院校的招生情况，最终得出结论，某某大学应该是最好的选择。信的末尾他还说，如果你也去进修，回校后就能更被器重。我被他的进取精神感动，告诉他我也会努力的。

光辉不仅是我的孩子的爸爸，也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最贴心的爱人。不管后来我们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忘记这些日子。

来到萧岗村一个月后，有天舅舅急匆匆回家后就把门锁死了。舅母问他怎么了，他低声说：“城里来人检查了。”

我一时没理解他的意思，再听他和舅母吩咐让我和毛毛都不要出门，不要和人交谈，我才明白：我是被检查的对象。

那时我已经怀孕六个多月了，我虽然很害怕，但心里总有侥幸，大概是村民不会告发我们，我们和村民关系都很好。再说了，就算发现我们又怎么样？我的肚子已经那么大了。于是在给光辉的信里，我把这件事一笔带过：舅舅说城里来人检查了，我想应该只是走个形式。要开除就开除我一个人吧，我可以到农村当老师，积累经验。

我现在回想起这些，都难以接受我当时竟然是那么天真。但当时我才二十五岁，能和光辉分享全部，和毛毛、肚子里的川川过着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怎么可能不天真？

舅母回邻村的娘家两天，走时嘱咐我连晚上也不要出门。家里三道门反锁，毛毛一直闹脾气。

“妈妈，走。”毛毛拉我的衣袖，她往门口走，我就把她抱回床上，她又往门口走，我再抱回来，这样来来回回折腾几次后她哇哇大哭。我怕她哭了被路过的人听到，就一遍遍给她唱儿歌，讲故事，牵着她的手在狭窄的偏房里走来走去，吸引她的注意力直到她困了要睡觉。

这样的日子过了多久？也许是两个星期吧。在给光辉的信里我把这段足不出户的日子写得很喜剧，我告诉他我和毛毛已经用脚丈量了舅舅家的每寸土地，现在这个家里没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

舅舅有时候会带回家一点新的消息，“风声紧了”“听说成立了专门小组，有妇联的人管”“说不定过几天就没人在意了”。我分不清哪些是真的，哪些是舅舅说来安慰我的，可能舅舅自己也不知道吧。

有天舅舅回家说：“听说有个孕妇生了。”

我很高兴，一定是那个上次见面时快要临盆的那个人，算日子差不多。听舅舅说，是个女孩，健健康康，母女已经一起回城里了。我又充满了期待。

因为不能出门，毛毛一直在翻一本破破的童话书，已经不记得给她念了多少遍了，同样的内容每次她都听得聚精会神，我累了靠在一边的时候，她还在一个人看那些她完全不认识的字，不哭不闹，好像被字吸了进去，小小的手指摸着那些天书。后来我经常想，她喜欢读书、文学是不是和这个经历也有关？我脑子里全是什么时候能顺利带着他们回城里的想象，无暇顾及她那么小的心里承受了什么，她只能一个人面对沉默的书籍，在那里面交朋友。这也是我后悔的。

我生活在舅舅家的偏房里，每天获取一点不准确的小道消息，在忧心忡忡和满怀期待中徘徊，度过了我的孕晚期。舅母信佛，每天早晚为我祈祷两次，希望我能顺利生下来，不要受罪。我已经把丢工作的事情想好了，丢就丢吧，我要生下来，就像我说的，怎么可能有母亲能放弃自己的孩子呢？工作又算什么，我生毛毛的时候命都可以不要的啊。我和光辉写信说到这个时，他的回信说，他赞成我的想法。

就快到预产期的一个晚上，三更半夜有人来咣咣咣砸门。我把偏房门锁紧，抱着毛毛不敢发出声音。我知道是检查的人来了。不止一处响起了同样的砸门声，妇女孩子的哭喊声，狗叫声，锅碗瓢盆被打翻的声音，最脏的骂声，一切都在深夜里那么刺耳。如今过去那么多年我想起来还是会颤抖不已。

我把毛毛紧紧抱在怀里，可能因为太过害怕，毛毛竟然没有哭，而是睁大了眼睛看着门那边。突然一阵踹门声，我上的锁头掉在地上，手电筒的强烈光线照在我脸上，好像我是个罪大恶极的混蛋。紧接着，几个妇女过来拉我的胳膊，两个男人抬我的腿，四肢被分开，我圆滚滚的肚子朝上撅着一览无余。我本能要挣扎，鱼死网破地要我的自由，但我立即顺从了。为什么？因为我是个妈妈，我要保护我的孩子。我怕他们把我扔在地上。于是我任凭他们把我抬走。一切都发生得很快，也许只有几分钟时间。

我听到一个像是很有文化的妇女在跟我舅舅解释：“我们只是暂时统计人数。明天到妇联来接她就行了。”我还听到毛毛哭着喊：“妈！妈！”那时候我没法顾及她，听着她的哭声我的眼泪也一直不停掉。不可思议的是在那种情况下我还是清醒地提醒自己：保持平静，千万不要伤到肚里的孩子。我深呼吸，咸咸的眼泪灌到了嘴巴里。

那一晚我在“妇联”过夜，我们都叫它红房子，因为房顶尖儿是红色的。和我一起被用平板车拉来的还有四个孕妇，其中就有那个芬如。她最年轻，肚子也最小。

地上铺着两床被子，自称妇联小组负责人的妇女让我们挤一挤，凑合一晚。大家都在哭，只有芬如咬着嘴唇说：“不要哭，哭就是输了。”

我的肚子看起来是最大的。其他几个孕妇都给我让位置，让我姿势能舒服点。

“她们还是人吗？这样对快要生的孕妇。”

“真出了什么事，谁来承担责任？”

后来没人说话了，黑暗里大家都抽泣着。我一夜都没睡着，因为惊吓过度，也因为对将要发生什么完全失去了判断。

天蒙蒙亮，有人来把我们五个孕妇分开，带到不同的小屋子里去。分开管理，让我们的恐惧更深。

“等着家属来接吧。”那人说。

舅母来接我的时候，带了家里的储蓄：五百块钱。想塞给妇联的人，妇联的人拒绝：“你们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这不是钱的问题。”

舅母大字不识一个，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一辈子在耕田。被这么一说眼泪不停流，问那人该怎么办，舅母一定在想，要跪下也行，要怎么都行。但那人只是骄傲地看着舅母，好像是在看一个低等动物，不屑于和她多解释一句。他的眼神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其实他并不知道这是什么问题，因为这一切不是他能决定的，他也只是在等别人来传递给他一个消息，然后他再行动，只不过现在被困的不是他，只是这一点就足够他高高在上。

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自己读书受教育，学一些美德，但从没看过人能有那样的眼神，那与其说是人，不如说是某种精明的动物的眼神，一种掌控其他生命时的残忍眼神。我感到悲哀。我所相信的、我的天真正在一点点被击碎。我感到一种绝对力量在朝我涌来。

“让你直系亲属来接你。”那人扔下这句话就走了。他和其他几个妇联的人一起在门口吃着早点，喝着热乎乎的汤。我看着舅母把五百块钱小心翼翼地包在手帕里，再把手帕塞到袜子里，最后把鞋穿上。她侧过脸抹了抹眼泪，挤出了个笑脸给我：“夜里你舅舅就去城里送信了，这会儿毛毛爸和毛毛奶奶已经在路上了，你别急啊。”

舅母一辈子信佛，吃斋念经，种地耕田，对人极其善良。但她一生没有生育，村里诊所也查不出是什么毛病，为此被人指着后背骂了半辈子。毛毛奶奶来红房子接我的时候说得很难听：“一个孕妇，住在生不出娃的家里，真晦气。”

毛毛奶奶是大小姐，没干过粗活，看不起农民。她哪知道舅母平时对我很亲，有肉都让给我吃，自己啃菜帮子。我第一次感觉到川川在肚里踢我，舅母摸着我的肚子热泪盈眶，我知道她也想有个孩子，她心里很苦。就为这个事，我也不会原谅毛毛奶奶。

三年后舅母来城里找过我，她说在县医院看病，医生说她脑子里长了个瘤子，压迫视神经，过不了多久就会失明。我问她要不要手术，我借钱给她，她说手术风险很大，万一下不了手术台怎么办？今年的稻子还没插完。在我家客厅聊着，她的眼泪像断线一样不停流，她问我：“蓉蓉，都说好人一生平安，我做错了什么？”我说不出话，只能把当时家里的米花糖都包起来让她带走，我知道她最喜欢吃甜的。就在当年年底，她因为脑癌突然恶化去世了。听到消息时我哭了，我跟毛毛说萧岗村的舅姥姥去世了，毛毛扑闪着长睫毛满脸困惑，她不记得了。

至于光辉，我想我们的分歧点正是从红房子开始的。当我第一次在红房子里过夜时，还在心里想过应该怎么跟光辉说明这里发生的事。“这里的房顶是红色的。”太过冷静。“我们几个孕妇后来都不敢说话了，真的很害怕。”太轻描淡写了。“舅母哭了，我也哭了。”那又怎样呢？我第一次感觉到无法和光辉共有一段经历，无法描述我的心情，以及一件事在客观上到底意味着什么。

继续说红房子的事吧。第二天中午，毛毛爸爸和奶奶来接了我，把我送回舅舅家，毛毛正在偏房的床上睡觉。我听到她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像是在做一个噩梦。我躺在她身边，从背后轻轻抱住了她的肩膀，没多久她就安静下来了。

后来的事情发生得很快，没有时间给我多想。两天之后我在萧岗村村卫生室生下了川川，七斤半的大胖小子，乖得不得了，眉眼跟毛毛一模一样。当我能坐起来后，第一件事就是给光辉写信：我们母子平安，数着回家的日子。

农村条件比城里更艰苦，但都能忍受。我记得舅母给我带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苹果，我产后一点力气都没有，咬不动，看着可馋了。舅母想法子借了一个大碗，一个铁勺，把切成块的苹果硬生生磨成了汁给我喝，真甜。我这辈子没喝过这么甜的果汁。

出院那天，舅母跟我说隔壁运进来一个孕妇。透过墙壁，我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从抽泣到哭得撕心裂肺。

给我接生的卫生员说那是芬如，她因为不满六个月所以要被强制引产，这是新的规定。

引产，不是流产。因为肚里的孩子已经成形了，所以没法流掉，只能喂孕妇吃一种药，毒死肚子里的孩子，再把孩子的尸体取出来。卫生员这样跟我解释。她说芬如的孩子已经死了，她们现在要把那个尸体取出来。

“都已经死了，只能取出来，还能怎么办嘛。”我听到墙壁那边一个妇女冷静地说道。

这句话之后，芬如的声音渐渐听不见了。也许是我记忆出了问题，我记得自己听到了不锈钢器械碰撞的声音、拉帘子的声音，但那应该是不可能的。

我害怕得要命，心里只有一个想法：赶快离开这儿。

抱着川川走出卫生室的时候我腿直发软，不仅是因为身体虚弱，而是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川川能活下来只是一个偶然，而不是一种普遍的幸福。那个时代，如果有一张纸上宣布怀孕超过六个月的人可以生下来，而六个月以下的必须引产，我又怎么不可能是不幸的那个呢？不知名的地方来的一阵风，都可以轻轻改变我的命运，就像改变芬如的命运一样。我们都一样，等着所谓的风声、政策、消息，哪怕它没有理由、没有定论、随时会变。芬如生下了被杀死的孩子，我只不过比她运气好一点而已。

我从没这么清楚地意识到我们都伸长了脖子，在等着命运来光顾。

偏房有锁，但我已经知道随时都有可能被人踹开。一种不安全感始终漂浮在空气里，尽管如此，川川的存在还是让我感觉很幸福。舅母给川川做小衣服，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疼，整个家里都变得热闹。

“川川是天使。带给我们所有人笑脸和幸福，这不是天使是什么？”舅母连做饭时都背着川川，川川在她背后咯咯笑。

回城的日子一拖再拖，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在妇联工作的熟人，她说了实情：“现在城里抓得正紧，回不去。”

我咬咬牙说工作我不要了，辞了。还有女儿和丈夫在等着我们呢。

熟人说，现在回去丢工作还是小事，川川上不了户口，一辈子黑户怎么办？听说成了黑户之后就不能正常上学，只能像个鬼影子一样活着。还有毛毛，因为有个超生的弟弟而被人歧视怎么办？“你们得为两个孩子想想，不要逆风而行。”

我和光辉最终决定再避避风头，看看事态发展。毛毛先跟着他回城，我和川川晚些再回去。

忙着照顾刚出生的川川，每天都精疲力尽，但还是睡不着，失眠，想着要是毛毛也在就好了，不知道毛毛一个人睡觉有没有做噩梦，有没有哭，光辉工作忙，谁给她读童话书？做妈妈，真的是要把心都挂在外面的。

我依旧在舅舅家的偏房里生活，只不过收起了刚来萧岗村时那份愚蠢的天真。我把脖子伸得长长的，祈祷着我的命运，就像终生未能生育的舅母想要一个孩子一样虔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