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夫拉维克十二月的夜晚。

我把手提箱交给我和阿里的远房表哥，他和两只猫一起住在一栋双层小木屋里，在凯夫拉维克最老的小区——他曾经试过养一只仓鼠，却被猫吃了，后来又买回一只活泼的长尾鹦鹉，也被猫害死了，活活吓死的。我把手提箱放在我住的房间的小桌上，接着表哥对我说，这两只猫显然忍受不了鹦鹉的歌声，他心不在焉地用手摸着那个舍不得扔掉的鸟笼；猫儿们站在门口，它们的黄眼睛一直盯着我，心里暗恨着一个事实，想除掉我，可这比除掉仓鼠和那只该死的鸟麻烦多了。它们是我的好伙伴，表哥说，仿佛在为两只猫的行为和它们黄眼睛中的冷酷开脱。他的冰箱塞满了各种各样的食物，包括三组六听装的啤酒，他让我随意拿取，后来我们坐在客厅里喝咖啡，佐以从面包店买回的大理石蛋糕；他问起阿里和波拉，我一直搞不明白他们为什么分开，他沮丧地叹了一口气说道。他的客厅十分舒适；角落安放着一台庄重的老式座钟。这种又大又旧的钟表现在已经不常见了，真让人遗憾；指针走得很轻，我甚至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奔忙的必要。两个庞大的书架上堆满了宗谱和历史文献，这增添了房间的宁静，但走动时需要小心，留意别撞了脑袋；十八架巨大的飞机模型用细铁丝悬起，几乎离地两米高，就在表哥的头顶上，用它们无声的飞行填满整个空间——包括美军战斗机从首次设计到今天所有的机型。关于阿里的生活，我有所回避；我该怎么说，又该怎么解释呢？我反过来问表哥这些飞机模型，他内心的火花点燃了。他忘了其他的一切，咖啡凉了，在他玫瑰色的杯子里变成了冰冷的黑暗，他满怀激情，甚至是满怀爱意地谈论着每架飞机的英勇事迹，它们参加过的战役，以及它们得以闪光的机会。这是他的措辞，“得以闪光的机会”，因此它们在军中，在那些发现飞机模型之美的人的心目中变得出名并成为传奇。我看着窗外的暮色，它已落向这个位于世界偏僻一隅的奇特小镇上，这个地方远离我们了解的一切事物，尽管它高处的荒野上正在兴建一个国际机场，停机坪下古老的牧场自然受到了限制。夜晚降临，它用画笔把窗玻璃涂得漆黑，高高的路灯亮起，它们紧紧挨在一起，像是害怕黑暗，想要彻底结束它。我和表哥道过晚安，他独自留在小小的客厅，留在客厅的中央，陪伴他的只有玫瑰色杯子里的冷咖啡、座钟里的时间，以及他头顶上默默飞行着的十八架战斗机和轰炸机。

*　*　*

我穿过他家的院子，这是通往哈布那加塔街的捷径，我向右转，朝旅馆的方向走去。这是十二月一个漆黑的夜晚，但头顶的路灯却很耀眼。光线太强，以至于凯夫拉维克或许没有任何黑暗之地，除了一两户人家的后院，还有住着两只猫的一栋破旧的双层木屋。我走到新影院，天色突然变得暗沉，起风了，下起一阵冰雹。我沿着哈布那加塔街奔跑，经过“1976年1月”酒吧，再跑三百米就是飞行酒店了。酒店外的四面旗帜分别代表冰岛、挪威、美国和欧盟，它们向着同一个方向飘动，拼命逃跑，冰雹仿佛是来自天堂的惩罚，倾泻而下，猛烈而微小的拳头击打着我和停车场的汽车。最后几米我全力奔跑。

酒店看起来空荡荡的，我几乎一打开门，冰雹就停了。只有沉寂向我打招呼，我意识到自己饿了，我还没吃饭——除了表哥家的一块大理石蛋糕——上一顿饭还是在港口上狼吞虎咽而下的“限额欺诈”汉堡，当时海鸥在空中犹豫地盘旋着，天色有些浑浊。凯夫拉维克的天空很少有明媚的时候，除了一些风平浪静的日子，但这种时候十分罕见，那时的清晨安静得就像有人死去了似的；其他时候，风似乎总能卷带着点什么，让天空肮脏不堪，能见度大大降低：干土、灰尘、海上的泡沫、失望和失业。在酒店里能清楚地听见旗帜在猎猎作响，但除此之外，寂静十分深沉，我甚至能听见长长的、向外凸出的接待台上方八国时钟的指针轻轻跳动的声音，东京、悉尼、纽约、伦敦、开罗、莫斯科、新加坡和凯夫拉维克的时钟正在一秒一秒地跳动着。每一只钟都按照各自的时间走动，清楚地看着穿门而入的人，像是在提醒人们每一秒世界上都会有事发生，我们却毫无知觉，提醒我们自己如此无足轻重，所作所为如此无关紧要。

我的心跳得比平时更快；我感到有些不自在，寂静和时钟的嘀嗒声让我焦虑，记住时间，倾听它在你头顶跳动并不那么容易，那就像倾听死神的脚步声从远处传来。也许我们不该过多地思考时间，它让我们如此不安，让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提醒我们生命的流逝快得远非我们所能理解，有时候不到一瞬。你很年轻，可又不年轻：将近三十三年前，我和阿里一起，就正是站在这个地方，或者说离它很近的地方，接着我们又站在斯库利百万的冷冻室外，刚刚关上奥斯蒙迪尔和居尼尔迪尔身后那扇沉重的门，我们直挺挺地站着，就像哨兵，就像生命和我们各种冲动的仪仗队。

三十三年了。

我深吸一口气，像是在闻鱼和鱼类加工的气味，闻一段旧时光的气味，闻一座大约三十年前被烧成灰烬的建筑的气味。那时候限额制刚出台几周，凯夫拉维克就被剥夺了捕鱼的权利；建筑随着主人的债务，随着人们的生计一起化为灰烬。这座钣金包层的木质建筑几十年来一直是凯夫拉维克规模宏大的冷冻厂之一。我深吸一口气，闻了闻工厂和冬季的气味，那个天寒地冻的冬季，我和阿里的工作很辛苦，我们整天泡在鱼下脚料、男人的咒骂声和女人的下流话里。表哥告诉我酒店经理不是别人，正是西加，西里聚尔·埃吉尔斯多蒂尔，我和阿里的老朋友，但这并未缓和我内心的骚动，我们第一次遇见西加，是在一九七六年一月的一个清晨，当时她躺在马路上，戈用脚死死踩住她。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她，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当时我们已在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上了几周班，拆除烘干架以赚取我们印刷一本诗集所需的费用。我们已经二十五年没见过她了，不过偶尔也听说过她的事，除此之外，还曾起劲地在《每周新闻》上阅读她充满激情、偶尔夹带粗话的文章，这些文字在她的系列文章《谁是冰岛的主人？》中达到顶峰。这个系列让她失去了工作，此后我们再没听说过关于她的任何消息。她最后竟跑到凯夫拉维克做了一家四星级酒店的经理——那只野猫！谁又能预料呢，难道她看起来必须身量苗条、充满活力、焦躁不安，并且带有一些我们永远无法确认的东西吗？

沉浸在回忆和往事中的人容易忘记自己身在何处——此刻在酒店接待处的并不是只有我一人。感觉有些异样，我从回忆中抽身，抬起头，目光对上一位酒店员工，他站在向外凸出的桌台后，或许已经站了一会儿了，他很沉默，是个大个子，身高将近两米，肩膀很宽，仿佛他的降生是为了负担一些极其沉重的东西：水泥袋、我们的失望和世界的重量。当我向他询问的时候，他那张强硬而毫无表情的脸几乎变得敌意十足，这个大个子盯着我，也许是我问得有些急躁，把他吓了一跳，你把西加藏哪儿了？我是说西里聚尔，你们的酒店经理——我是她的老朋友！

男人把他的大手放在接待台上，像是为了展示他的力量。她不在这里，他说，他的声音像一台强力的柴油发动机发出的轰鸣，一辆大型的SUV。接着他把我带进餐厅。我看见阿里坐在一张靠窗的桌边，面向哈布那加塔街，面前摆着一本书，他读完几行，抬头看了看窗外，仿佛正在对比书里的文字和外面的世界。

*　*　*

他在阅读但丁的《神曲》，这三本书描述的是但丁穿越地狱，再经历炼狱，最终抵达天堂的旅程。阿里正身处地狱，我说，在文学领域很难再有什么比它更深刻的了。我在桌旁坐下，呷了一口阿里给我点的啤酒，一瓶黑卡尔迪，我喝了两大口，感觉啤酒在腹中慢慢流动开来，接着到来的微醺感十分美妙——生活也没那么糟糕，我说。是的，阿里表示认同，他合上书，合上但丁，合上地狱，合上诗歌，有时候诗歌似乎没有边界，因此能够永远地、更长久地、更深刻地、更高尚地传承下去，以便寻找我们并不了解却依旧渴望的东西。

餐厅里没几个人，除了我们之外只有四个人。一对步入中年的美国夫妻，两个人的身材都很肥胖。还有两个看不出年龄的男人；他们是挪威人，阿里说，两个人看上去都睡眼惺忪，像是厌倦了生存，厌倦了身为挪威人，那个地方坐拥丰富的石油资源，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没有债务的国家，厌倦了财产、富足与安全。

阿里：他们是西于尔永市长邀请来的客人，再过几天就是市长的六十大寿，他要办一个聚会——这些都是他在田纳西大学行政和市场营销专业的老同学。

挪威人，我说，他们很有意思。你会有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谨慎、虔诚、诚实和健康的人，因为他们经常滑雪，此外，他们还颁发诺贝尔和平奖——好像和平就住在挪威似的。然而，有史以来最著名的挪威艺术家却是一位半疯的画家，他那些令人过目不忘的画充满了黑暗、不安和情欲的张力，是的，充满一切一般来说不会和挪威人扯上关系的东西。

阿里：我是从机场坐出租车来的，尽管不是直奔酒店，因为我就像一个白痴，让司机先开到桑德盖尔济，这条路绕得有趣极了，你永远也猜不到司机是谁，随你猜一整晚！不过，在开往酒店的途中，我看见了挪威国旗，就问了几句，挪威国旗，我说，我问司机挪威游客是不是真的是来凯夫拉维克挥霍钱财的。然后，她，一个女出租车司机，告诉了我一个博客，这个博客显然已经成为凯夫拉维克的热门话题，一些人对它很狂热，另一些人则希望它关闭。她说，博客最新更新的内容是一篇关于挪威游客的文章；我刚刚读完，她说。回到酒店房间之后，我也读了，文章说挪威人不仅仅是作为生日聚会的客人和老同学来到这里，同时，或许最重要的，也是作为西于尔永试图引进的美国公司的员工，随之而来的还有就业领域的希望。在我看来，这些挪威人既是形象顾问，又是营销专家。

形象顾问和营销专家，我自言自语，这难道不是魔鬼与天使的结合吗？

在但丁的地狱里给他们找个住处也许不是什么难事，阿里笑着说，用手拍拍书，后来我认出了这本书：这是阿里的舅祖父，特里格维，将近一个世纪以前从一位旅行中的推销员手里买回的丹麦语旧译本，他反复读过多遍，接着传给阿里的伯伯索聚尔，他们两个人在空白处做了许多笔记，对文本的回应，生活的反思，其中一些评论就如同那本书的内文一样，那首七百年前的诗歌，深深触动了阿里。我忍不住要说：他读的不是新译本，而是在时间和思维方式上更接近我们的丹麦语旧译本，因为大多数译本似乎都比原文老化得更快；这是文学的奥秘之一，尽管译本有其自身的重要性和品质，但似乎与之联系更为紧密的是它们存在的时代，而并非原著。我没法开口问他为何不挑一个新译本阅读，因为服务员正拿着菜单来到我们这桌，让我惊讶的是，服务员正是带我进餐厅的人，那个在接待处一脸严肃地盯着我，当我问起西加，就把一双大手放上桌面，像是在对我展示自己的力量，甚至意图威胁我，或者干脆让我闭嘴的人。此刻他完全变了个人似的，脸上挂着温暖的笑容，原本咆哮的声音变得令人愉快。他一边微笑，一边麻利而友好地给我们递来菜单，尽管他专业又礼貌的态度几乎无法削弱从他身体里满溢而出的巨大力量。他怎么没在别处，用健壮的手臂和宽厚的肩膀去拯救世界呢？等他走开我低声说道。我们点了烤鲽鱼配朝鲜蓟作为开胃小吃，主菜是羊肉，正如菜单上写的那样，“来自北部的荒野，那里的山呼吸着天空”。

阿里：我想你肯定是好莱坞电影看多了，满脑子都是英雄用他们的勇气和肌肉拯救世界。体力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狡猾比长矛跑得更远。我真正想说的是，西于尔永费了很多工夫想把这家美国公司引入凯夫拉维克；如果公司在这里开设店铺，那将会是一场真正的政变。不过，这是个微妙的问题，一项难以达成的协议，因为这家公司专门处理美国的工业废品，并且有意购买赫尔古维克的废品处理设施。对凯夫拉维克来说，这是一笔大买卖，能在一夜之间解决所有的问题。这难道不是太合适了吗？这五十年来，我们从美国人和他们的军队那里得到了不少好处，如今还能从他们的废品中获利。

在我看来，这都是很不着边际的事，我一边说，一边摇头，没人想要处理工业废品，更别说其他国家的废品了！而且一家美国公司为什么要雇用挪威人呢？

阿里：这一点显而易见：因为大家都信任挪威人。他们，如你所说，都是一丝不苟的人。他们颁发诺贝尔和平奖，住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但性格却很谦逊、不张扬。你几乎没法把不好的名头强加在他们身上。不过这当然是不着边际的事，你说得很对！经济利益才是人类社会背后的驱动力，这就是简单的解决方法看似遥不可及，甚至幼稚的原因。我们正在用自己的生活方式摧毁地球，这一事实每天都摆在我们面前，可我们却无所作为，不去改变，好像我们根本不在乎我们的后人一样。我们无所作为，无疑是因为我们的自我感觉太好：那些生活优裕的人并没有兴趣努力改变世界。那些想要操控我们生活的人很清楚这一点——那些看不见的，大工业和连锁零售企业的所有者，或是任何可能的人。他们的目的就是维持现状。或者，假如你愿意，也可以说成是维持荒谬的法则。

荒谬的法则，阿里重复道，似乎他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荒谬和不着边际的一面，他开始说起和奥斯蒙迪尔的重逢，说起那根为了验证谎话而插入他直肠里的手指。我不知道更该相信哪一种说法，究竟是他口中那个大腹便便，已不再高大、强壮、光彩照人、出类拔萃，甚至和这些一点边都不沾的中年海关官员奥斯蒙迪尔，还是阿里不得不脱得精光，俯身趴在凯夫拉维克一张小学课桌的小讲台上，以供他的表弟，同一个奥斯蒙迪尔，把食指插入他的直肠？我唯一能说的，以一种相当沮丧的口吻，仿佛世界的荒谬已经消除了我的怨气，就是：我原以为他们的追求是不同的。阿里微笑着，脸上全是昔日我所熟知的那种表情，一种难以言喻的表情，像是在说，对于这个世界，我们究竟了解什么？

是的，我们究竟了解什么？

尽管如此，事情还是有光明的一面，以助世界变得更好：这里的食物绝对上乘，服务员推荐的阿根廷红酒使菜的味道更加可口；当大个子问我们是否满意的时候，我们赞不绝口，他笑得很开心，像个大孩子。我们没有恭维的理由；菜肴的品质的确让我和阿里印象深刻——主要是因为有手艺如此高超的厨师，如此优质的餐厅，应该隐藏在凯夫拉维克；没有人会将这片黑暗之地和烹饪艺术联系在一起，自本国成立以来，这一小片土地上的冰岛人挨饿最多，苦难最深重。如此优质的菜品令我们感到惊讶，并没有多少人来到这片不幸之地寻找答案，寻找某种可以信赖的事物，除了我和阿里。那对美国夫妇正用勺子互喂对方吃布丁——丈夫穿着百慕大短裤，他粗壮的小腿肚上血管肿胀，它们像小溪一样蜿蜒而下，马上就要淹没河岸——而两个挪威人看起来憔悴而佝偻，像两把大刀。在其他任何地方，报纸上都会刊载有关这家餐厅的文章；在其他任何地方，你都需要提前预订。显然没人会想到在凯夫拉维克还有这样一流的餐厅，连本地人都不会光顾，他们也许更喜欢镇上无数售卖汉堡和热狗的快餐车。酒店的厨师很难媲美约恩尼汉堡的人气。

我和阿里喝完瓶里的酒，又点了威士忌；我们的选择堪称典范，夜幕降临在小镇上，居民们的生活节奏因黑暗而变得缓慢，至少大街上来来往往的汽车开得更慢了，几乎算得上是小心翼翼，仿佛有什么东西就要被打碎：夜晚，路灯的光芒，生活。我们向窗外望去，看着酒店对面那排斜斜地排列着的房子。这是格洛津餐馆以前的地址，我说。阿里说，是的，就是那里。

格洛津——余烬——过去一直是西南区的唯一的餐馆，总是人满为患，自从雷克雅未克的一家报纸，《冰岛晨报》或《每日时报》，也可能是《周末邮报》对它进行报道后，它拥有了很大的名气；尽管记者的兴趣主要在于悬挂在其中一张餐桌上方的四名美国宇航员的大幅签名照。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些宇航员来到冰岛，为一次最终未能成行的月球探险进行集训；我和阿里在去德朗盖岛鱼类加工厂上班的路上，曾撞见过他们两次，他们在米涅斯荒原之间漫无目的地徘徊，仿佛正在无望中寻找某种极其珍贵的东西，寻找从这个世界上遗失的东西。偏僻的荒野和它的孤独本是为了帮助宇航员们做好心理准备，以适应月球上的景观，适应孤身一人站在月球表面，站在不祥的寂静中俯视地球——我们的蓝色居所——时感到的不安与痛苦，那就像难以忍受的孤独渗入他们密不透风的宇航服。

出于某种原因，宇航员们更喜欢去格洛津吃饭，而并非基地中的军官俱乐部，尽管后者的食物更好吃，可供选择的酒类也丰富得多。格洛津给客人供应有鸡肉和薯条、羊肉配焦糖土豆、炸鳕鱼配洋葱薯条，还有三种品质低劣的红酒。当然没有啤酒；冰岛允许售卖啤酒是几年后的事了，但那时市面上的伏特加却很多；这些宇航员们每晚能干掉一两瓶。这张长约七十厘米、高约八十厘米的大幅人像照在餐桌上方挂了很多年，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全都醉醺醺的。当地人都希望能坐在这张照片下面，坐在著名宇航员坐过的位子上就餐，他们更接近天堂，那是普通人一生都梦寐以求想要抵达的地方。太空英雄，群星的朋友。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心情不错，像是在笑，不仅如此，其中两个人似乎还在摄影师按下快门的瞬间大叫着什么。他们非常开心，其中一名宇航员在照片底部潦草地写了一句话：

美国夫妇站了起来，两个人不知是因为喝得太多还是体重太重，走起路来一摇一晃的，妻子像少女一样咯咯地笑着，丈夫把粗壮的胳膊搭在大个子服务员的肩上，似乎有意让这对肩膀暂时帮忙分摊一下自己的体重，好得到片刻喘息，或是想确认这对肩膀能够承受多少重量，是否可能承受整个世界的重量，他接着说，声音很大，足以让大家听得一清二楚，他知道这座小镇，曾在这里当过兵，驻扎在基地的某一处，就在那片该死的、上帝都不情愿认领的荒野上，别说上帝了，连魔鬼也不愿意，他又补充了这一句，接下来有好一会儿，他没再开口，仿佛在充分领悟自己的话，后来他接着说，胳膊仍然搭在服务员肩上，真该死，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是一名该死的宪兵，他突然大喊一声，从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去他妈的！我和阿里迅速交换了眼神，我们都记起，同样在那个时候，一九七六年一月那个星期六的清晨，也许就是他在格赖瑙丝闸口站岗，他一脸严肃，看着货车如同受伤的巨兽一般缓缓驶过。有趣极了，服务员说，真是有趣极了，他使劲盯着那个美国人，仿佛正努力想象那位年轻瘦削的士兵就住在他庞大的身躯里。

阿里：时间带我们前往陌生的方向——大多数都出人意料。

夜色愈加深重。

挪威人已经回房间了，其中一个手里拿着黑色公文包。他拿包的样子仿佛正把我们的命运握在手中；那些统治世界的人不再东奔西跑，到处喊叫，他们避开报纸头版，隐身在幕后，我们几乎察觉不到他们的存在，他们会变成空气，形影模糊，假如我们联合起来对付他们的话。

服务员清理了挪威人的餐桌，每个动作都显示出他健壮的体格，他无法将之隐藏，阿里看着他。阿里的眼神很遥远，似有无限悲伤，和刚才一点也不像，是的，刚才他的眼神自然也流露出一丝悲伤和懊悔，但仍是喜悦的，这双眼睛能够轻而易举地变成两只活泼的小狗。我想念那些小狗。

其中一个挪威人又返回餐厅，对服务员说了几句话，服务员点点头，走进厨房，挪威人站在桌间，长长的胳膊悬在身体两边，他低着头。他看起来好像被孤独和憔悴打上了烙印，让人不快，就像一把长刀——突然，他让我意外地想起我们的恐惧。不一会儿，服务员就回来了，手里拿着一瓶威士忌，拉弗格，一种苏格兰威士忌，带着一股浓重的烟熏味。他递给挪威人，后者向他道了谢。我看着他离开，正想说说和刀与恐惧有关的话题，但这时阿里开始朗读《神曲》，他用丹麦语小声读了几行，好像它们能帮他更好地理解这个世界似的。接着他合上书，若有所思地说，仿佛被自己的话吓了一跳，是的，也许贪婪是最恶劣的罪行；它是人类的黑洞。它吞噬一切，只留下悲苦与空虚，绝望与无聊。

你是在描述自由主义的世界吗？我问道，顺便喝光了杯里的威士忌。还是仅仅因为难以忍受？

我只是在思考那个博客最近更新的文章——等你的时候，我在手机上读过了，文章说贪婪是人类的黑洞。想要统治世界的人首先必须让我们相信我们总是有更多需求，让我们相信今天的我们比昨天值得拥有更多。权力的秘诀和它巨大的影响力，就是让我们变得贪得无厌，变成瘾君子。

一切会在黑暗中结束吗？

至少是一次唯物主义的胜利，没想到阿里竟然这样说，而且一副高兴的样子。他看着窗外的汽车在哈布那加塔街上穿行不断，看着那些家用轿车和SUV。一辆巨大的白色货车慢慢驶过，大小几乎相当于我们在斯库利百万工作时用的卡车，司机摇下车窗，伸出赤裸的胳膊肘，他把音乐声开得很大，我们在酒店里都听得很清楚，立刻听出了这首歌——这是布里姆克洛乐队的一首苦乐参半的歌曲《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出自他们一九七九年热卖的专辑《真正的流行歌曲》[布里姆克洛，冰岛流行、乡村和西部音乐乐队，成立于1972年。主唱是比约格温·哈尔多松，又名博或博哈尔，1951年出生于哈夫纳夫约杜尔，在其整个职业生涯中，他一直是冰岛音乐界的杰出人物。《真正的流行歌曲》（冰岛语：Sannar dægurvísur）：《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冰岛语：Ég mun aldrei gleyma þér；作词：约恩·西于尔茲松，作曲：马丁·罗宾斯）。]。比约格温·哈尔多松那醇厚柔软的声音充满了大货车，在哈布那加塔街上回荡，溜进窗缝，进入我们的耳朵：“请握住我的手／无论我去向何方。”

动听的老歌。

这首歌像昔日的时光一样击中我们，像箭一样穿透我们，箭头沾满悔恨、毒药和指责。又是一批旧时的货物，仿佛有人特意运来这辆播放着这首歌的卡车，只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思绪，让我们安静下来，让我们的回忆开始转动，盼着它们能让我们忘记现在，忘记人类的黑洞，忘记我们的过失，忘记并让我们停手，别再追究令人疑惑和头疼的问题。真正的流行歌曲：“请握住我的手／无论我去向何方／因为我永远不会忘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