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前一节所讨论的，父母的离世几乎同时在解构和再构年轻子女的自我结构。然而，父母丧失所造成的冲击事实上超出了这一范围，还会修订他们还在形成之中的意义体系。譬如年仅19岁的卫小姐在我们进行第三次访谈时，就颇为“老气横秋”地说，自从母亲1年前离世后，她从此觉得除生死，无大事，“可能我之前的生活都挺顺利的，过去那一年，就好像比别人知道的、经历的多了很多，不知道是成熟还是……就比以前想得多了很多，人死了，人活着，除了这个之外，好像也没有太重要的事情”。

类似的叙事广泛存在于年轻子女身份改变的经验之中，更确切地说，父母的死亡修订着这些子女关于“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这一问题的答案。因此，本节将探索的是，父母之死如何改变着年轻子女的生命意义。首先，我将说明父母的离世是如何将死亡真正带入到年轻子女的生命里；而当“死亡成真”后，年轻子女调整后的生命意义又会落脚在何处。

厄内斯特·贝克尔（Ernest Becker）在其极富影响力的代表作《死亡否认》中曾指出：“既然对死亡的惊恐能够压倒一切，我们就图谋让它保持在无意识状态。”的确，为了免受想象死亡时的惊恐情绪的影响，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对死亡采取的是一种避讳的态度，也就是试图通过将死亡从生活中排除掉而暂缓面对死亡。依照德国哲学家埃德蒙德·胡塞尔（Edmund Husserl）采取的对研究客观自然事物“搁置”的态度，死亡也被我们用括号“括起来”了，也就是将死亡是否存在的问题搁置起来，但这并不是否认死亡的存在，而只是说我们不去讨论它。

相较于传统社会，现代社会在“搁置死亡”这一点上做得尤为成功。乔治·瑞泽尔（George Ritzer）在其讨论现代社会合理化进程的著作《社会的麦当劳化》中，曾描绘了“现代的死亡方法”：“现代的死亡发生在医院里，可能十分隐蔽，在清洁了萎缩的身体之后，尸体最终被送往现代墓地。”就这样，医院和医生（某种意义上，他们也就是身处现代社会之中的我们）对死亡的控制越来越强：我们不仅将死亡隐藏起来，甚至还“消除了死亡”。再加上中国人自古以来受到孔子那句广为人知的“未知生，焉知死”所影响，可以说，在经历父母离世之前，年轻子女其实从未在真正意义上思考/经历过死亡。

存在主义的观点认为，死亡在本质上是私有的，是真正属于个人所有的，也就是“本己”的。强烈主张“他者”哲学的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也在其著作《上帝·死亡和时间》中写道：“他人之死比我本人之死更能使我动感情。这是我对他人的接待，而不是对正等待着我的死亡、作为死亡之参照的死亡的忧虑。”用列维纳斯的话来说，在经历父母的离世后，死亡第一次被这些子女“思想到了”，他们和死亡产生了“明确的关系”。因此我们可以说，在经历父母的死亡后，死亡才在真正意义上成为年轻子女生命的一部分。

李女士：妈妈去世了之后，我可能就变得更悲观、更（相信）宿命。因为当死亡在你身边真正发生的时候，你就发现人的生命真的……嗯，怎么说呀，就是生命真的太奇特了，生命跟死亡，我每天就（算）谈论它怎么样啊，都没法说出它真正的样子，只有它真正地发生在你的生活之中的时候，你才能知道。我妈妈去世了之后，我就突然觉得原来死亡就是这个样子的。人这一生，不管怎么样，不管怎么过也好，总有一天你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李女士，3年前母亲因自杀离世，是我的第4位研究参与者，她的这一席话细腻地传递了母亲离世是如何让“死亡成真”，让她意识到了原来她有一天也会死。和她类似，许多年轻子女也向我叙说了极其相似的经验。沈先生也告诉我，正是父亲3年前的突然离世让他认识到了生命只有一次，而他自己将这一“发现”诠释为成长：“我看到的成长，最最直接的一个，就是让我立刻认识到生命只有一次。”

在这样“死亡成真”的情境下，年轻子女开始更深入地思考死亡。当我问半年前父亲去世的金小姐是否想过自己的死亡时，年仅21岁的她很肯定地回答：“有过。”现在的她意识到死亡不仅是一件“每个人都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死亡，尤其是意外，可能会随时出现。这样的“发现”让她的内心充满了恐惧，尤其是想到人在临死前脑海中闪过的遗憾和不舍，“我特别恐惧，我就在想，人临死之前都在想些什么呀？肯定会有很多留恋的事情，肯定也会很害怕”。1年前父亲去世的蒋小姐也告诉我，前一秒还很健康的父亲被送去急救并在短短几小时内去世，这一经历也让她“发现”致命的意外可能随时会来，而且还明显增加了她对未来的担忧，甚至变得更消极，“我明显发现，我会担忧一些意外的发生，然后呢，对未来的期许可能没有以前那么乐观，或者说抱有希望”。

如果我们说，“死亡成真”的一面是让年轻子女意识到了死亡终将来临，甚至开始恐惧战栗，那么“思想到死亡”的另一面却让他们中的一些人在承认了死亡的客观存在后，在面对死亡时开始变得坦然，甚至是勇敢。

王先生：这里我还提到一个最大的（改变），可能就是我以前怕死，然后现在不怕死了，哈哈哈哈。

我：为什么？

王先生：因为我觉得死是很自然的，就是说，比如在未来的几十年，甚至二三十年后，如果自己故去了，那就很正常，就坦然地接受嘛。

我：就是说，死也是一种生命的状态？

王先生：对，只要到了那个时候，不要有太多遗憾，不要有太多自己想做却没做的事情就行了，有遗憾也是正常的，能尽力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好了。

正如4年前父亲猝死的王先生在承认/接受了死亡后，继而将害怕死亡诠释为害怕遗憾那样，8年前母亲去世的冯小姐也说：“我觉得死亡根本不可怕，对，以至于我根本就不怕死，连痛都不怕。”对此她的解释是人们害怕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死亡所带来的失去：失去一辈子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金钱，或是还未养育成人的儿女。所以，冯小姐解释道，现在的自己孑然一身，没有什么害怕失去的，自然也就不用害怕死亡了，“像我，毫无牵挂，了无牵挂，我不怕死。如果现在死了，我可以把我的遗体捐献给医院，可以把器官捐献出来”。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3–5，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当年轻子女通过经历父母丧失和哀伤开始真正觉知到死亡时，他们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避谈死亡”或“搁置死亡”了，而他们看待生命意义的“范式”亦会随之改变。死亡如同一张滤纸，过滤掉了许多他们曾经认为重要的东西。根据与他们的对话，年轻子女在觉醒后的生命意义，也就是回答“生命中什么才是重要的”这一问题时的答案，大致可被归为四个选择，分别是自己重要、关系重要、体验人生重要，以及意义感本身重要。

类似于“分离-个体化”的经验，死亡本身同样升高了“自己”在年轻子女生命意义中的排序。譬如，当我追问1年半前父亲去世的曹先生，当他意识到“死亡让很多东西说没就没”，留下来有意义的东西是什么时，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复了我：“就是自己啊，就是做自己想做的，做自己觉得正确的事情就可以了。”也就是说，在面对死亡时，年轻子女很容易产生的一个转变是，他们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独立的主体，才是真正重要的。

那么，当谈到“自己重要”时，他们谈论的究竟是什么呢？第一种情况，正如曹先生所强调的，指的是遵循自己的价值标准进行选择。这一情境下，年轻子女通常指的是“追求自己真正想要的”。这里我想要引用的是赵小姐的经历。当4年前母亲离世后，年仅21岁的赵小姐辞掉了护士的工作。但在辞职后的第一年，她没有告诉任何人（除了她的导师），因为她深知没有亲戚朋友会支持她辞掉一份稳定的体制内工作，而且是离开该市最好的三甲医院。但在经历过母亲的死亡后，赵小姐渴望的却是“为自己活过”。她解释道，辞职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在仔细思考后，她意识到体制内的工作（包括钩心斗角的工作环境、一眼能看到头的未来走向）并不是她想要的。赵小姐强调说，她很认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但不希望自己按照别人认为“应该”的活法来生活。所以她最后选择了辞职，跟着导师学习语言表达艺术和思维方法，转行从事学生教育。

赵小姐：周围所有人都说人生就应该这么过，可我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如果我自己经过思考之后还认可那种人生，那就是我想要的人生。当然，那种人生（做护士）也可能是其他人的人生。我思考了之后，觉得那不是我想要的人生。我觉得只要是你经过思考最后做出来的决定，就是你想要的人生。

我：嗯嗯，就是你不能单单地接受别人告诉你应该怎么过，而是应该你自己去思考？

赵小姐：对，我自己去思考，哪怕我跟大家的选择是一样的，那也是我思考之后的一个选择。

第二种情况是，年轻子女会越来越看重自己的身体健康和生活平安。2年前父亲患癌去世的陈小姐告诉我，虽然她一直都很注重身体健康，但是自从父亲去世后，她的生活习惯明显变得更加养生了。陈小姐将现在的自己形容为“清心寡欲”：饮食上越来越少吃荤，日常上班自备便当，每周吃一次紫薯，不再心疼体检费而坚持定期给母亲和自己做身体检查。8年前母亲去世的冯小姐也说，她现在最在意的是“每天平平安安的呀，快快乐乐的就行了”。根据她当时照顾生病母亲的经验，冯小姐得出的结论是“因为你知道有些事情（生病）会发生，一旦发生就很烦。你要防患于未然嘛”。在她的诠释里，身体健康的重要性明显大于经济收入，活得长久才是“真理”。

冯小姐：现在在意的事情就是少穿马路、少去危险的地方……所以你要健康啊，你知道吗？什么都可以没有，就是不能没有健康。没有钱了，我可以再去赚啊。我现在没有这个工作了，大不了饿两天，对不对？我再去找份工作，一样的嘛。活得长久，对，活得久才是真道理，我们活得多有钱怎么怎么样，那都是假的，都是虚的！要活得长，才灵嘛。

第三类情况则是，年轻子女会更加看重自己能否变得更强，能否掌握自己的命运；当他们将父母的死亡归结为家庭经济上的弱势和弱肉强食的社会规则时，这一转变尤为明显。沈先生的父亲3年前因为主动脉夹层住院，两天后去世。对于父亲无法得到更有效的医疗资源，他将此解释为残酷的社会阶层运行规则。初次面对这一规则时，他失去了维系正常生活的动力，选择逃课、离校、挂科，但最后却不得不接受这一规则，“只有了解了，充分地接受了这个规则之后，你才有可能去怎么怎么样”。后来，沈先生选择回到学校，完成大学学业；目前在读研究生的他还决定未来要考取博士，认为读博是运用社会规则来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

类似地，6年前父亲因脑梗突然去世的严先生也将自己的原生家庭描述为“nancially disadvantaged（经济条件比较差）”：父母都是农民，没有接受过很好的教育，是社会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自小就希望从原来的生活圈中“跳出来”，因此在考大学时，他就选择去另一所城市读基地班，但严先生认为，虽然基地班听起来“很fancy（华丽），但是人要往高处走”。因此当父亲离世后，他希望可以尽快改变命运，于是决定返回常规的四年制高校，继而申请了出国留学。

严先生：这个社会运转的规则就是这样子的。如果说你没有power（权力），没有金钱上的资源，你就没有办法去获取你想要的东西，哪怕是救命的药也好，或者其他。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生存法则，nothing personal（并不针对个人），就是说你能够获取这些资源，那么你在这个社会上立足的时候，你就有更高的priority（优先权），that's it（就是这样）……你没有那种资源，然后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又无能为力，这是必然的。那你想避免这种事情，make a di erence，work hard，make money，that's it（有所作为，努力工作，赚钱，就是这样）。

当至亲的离世冲毁了意义体系，年轻子女在与哀伤共处的过程中，会愈发看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甚至在某种程度上，他们会更加渴望与人建立连接，向往爱和温暖。具体来说，年轻子女谈到“关系重要”时所指的对象包括：还活着的另一位父母、其他家人、身边的人、未来的家庭（尤其是以后的子女），以及同在经历苦难的人。

譬如，2年前父亲去世的钱小姐回忆说，其实在与父亲的感情表达上，她有许多遗憾：“他（父亲）从来不跟我说一些关于我们之前的感情，或者是他有多关心我的一些话。”也正因如此，现在的她愈发重视和母亲还有爷爷奶奶的关系。钱小姐说过去自己经常因为忙而忘记/忽略给家人打电话，但她现在会很有意识地关心家人，“只要有时间想，都会打电话问两句”。她还给我分享了一个故事，就在刚刚过去的母亲节，钱小姐的男朋友本没有任何计划，但她以男朋友的名义为阿姨订了一束花。一开始，男朋友还认为母子之间不需要特别的表示，“他的意思就是我心里装着（妈妈）就行了”，结果没想到很少在朋友面前晒生活的阿姨，居然特意为了儿子订的这束花发了朋友圈。

钱小姐：我说，你（男朋友）千万不要说是我（订的），你就说是你订的，然后他妈妈……很开心。他那天就很惊讶，说妈妈竟然发朋友圈了。我说，对呀，她真的很珍惜你的这种表达，不要觉得你不表达她就能懂，其实不是的。我从这件事情（父亲去世）上就体会出了这些，而我现在碰见这样的情况，都会说你需要表达出来。

这些正处于成人初显期的年轻子女还会特别渴望建立家庭和养育孩子。12年前父亲被人杀害的戚先生明显地察觉到，他周围的朋友们其实并不急于结婚，暂时未考虑成家，但他的想法却很不同，“我现在有一种渴望，我特别想拥有一个家，就是有我，有我老婆，还有孩子，有这种家”。当他反思为何自己会与同龄人不同时，得出的解释是：一方面是守寡多年的母亲因为一儿一女均已成年，最近终于松口同意改嫁，虽然戚先生很支持母亲的决定，但他亦开始体会到“自己没有家了”；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我想把自己缺失的东西补偿到孩子身上”，戚先生渴望为孩子付出，为孩子提供完整而强烈的父爱，以及应时的帮助。而这一点与6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严先生的叙事产生了强烈的共鸣。严先生表示，希望将来能够陪伴孩子更久一些，能给孩子提供更好的生活环境，不希望“唉，不行，我买不起这些东西”这样的情况出现在自己以后的家庭中。而8年前母亲去世的冯小姐最开始一心扑在工作上，但后来发现“此路不通”，于是慢慢意识到家庭才是她生活中最重要的意义，“如果早一点领悟出这个道理，可能就不会那么迷茫了”，但对于她来说，目前最困难的一点是如何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组建自己的家庭。

1年前父亲去世的陶女士收到我的访谈邀请后结了婚，在第一次访谈时已经怀孕。这样特别的生命转变，让我能够通过她的叙事，略微感知到孩子之于这些年轻子女的特别意义。她和我分享说，1年前父亲离世后，她很渴望一个新的小生命，甚至称此为“念想”，希望生一个像父亲的小男孩。

陶女士：我的孩子是剖腹出来的。16分钟，他从我肚子里出来的时候……我看到他好像我爸爸，他们告诉我说是个男孩，我看到那个小孩就掉眼泪了。爸爸是长脸，我的孩子是短脸，像我，但我怎么看我的孩子就觉得怎么亲，怎么像我爸，好傻的。即使小孩子是一天一个样子，即使他不像我爸，我也把他幻化成我爸，我觉得很……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就是这种感觉。我当时就有种很单纯的感觉，觉得爸爸回到我身边了。

除此之外，帮助别人同样被年轻子女评价为生活中比较有意义的事情。1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蒋小姐说，那个时候，她在医院里深切感受到了那种特别无助的感觉；于是推己及人，现在的她特别希望自己能够陪伴别人走出无助的境况：“因为我觉得可能谁都经历过那种无助，虽然你对他没有那么重要，但你帮他走出那个无助的环境或情绪，还是挺重要的。”8年前父亲因意外去世的韩小姐，我的第15位研究参与者也分享说，自父亲离世后，她经历过难以想象的忐忑和不安，也因为自己曾经缺失得太多，不希望别人走跟自己一样的路。基于这样的想法，韩小姐在大学期间主动参加了大学生公益创新比赛，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

除了上述两类“生命中什么才是重要的”之外，年轻子女也思考了“什么样的生活才是有意义的”这一问题，且诠释出了丰富的回答。总结来看，在死亡来临前“是否体验过人生”对他们来说尤为重要；具体的标准包括是否过得开心、是否留有遗憾、是否尝试过各种可能性，以及是否过得好。

第一类标准是“是否过得开心”。当谈到丧亲时，几乎所有的年轻子女都将它诠释为负面、痛苦的经验，因而当体验了哀伤的痛苦一面后，他们对快乐的渴望和追求几乎转变成了一种本能。2年前父亲去世的陈小姐也说：“像我这种二十岁出头就没了爸爸的人，也算挺惨的吧。”因此面对生活的重压时，她承认自己无力改变苦难，而只能选择把握住生活里比较开心的、不难过的事情。7年前母亲去世的施小姐甚至笑着跟我说：“所有的意义都是自己骗自己（笑），其实我觉得终极的目标就是开心就好。”她相信个体的生活里并不存在绝对的意义，而仅有的意义只能存在于社会作为整体的结构之中；因此，她将“让自己开心起来”视为最终极的意义，希望自己的生活能够过得更有热情一点。

第二类标准是“是否留有遗憾”。在我们第一次访谈时，钱小姐和我分享了2年前父亲住院治疗时的一个小插曲。当时躺在病床上的父亲看着一部电视剧，而在钱小姐脑海里闪过的念头是，这部电视剧什么时候播完？父亲到底能不能看到结局？所以当我们第二次访谈，谈到活着的意义这些话题时，钱小姐告诉我，不留遗憾是她当下抓住的意义，不然就太遗憾了，“这个事情我没有做，我要做掉它；很多未完成的、想要去完成的东西，我觉得这就是我现在活着的意义，包括这个电视剧，我没有看完，我要活着把它看完”。7年前母亲去世的尤小姐也说，现在自己看待生死的态度变得有点坦然了，既然死亡是肯定来的，那么就要做好准备，而不留遗憾就是她认定的准备，“有些想要去做的，就去做，不要让自己遗憾，把你想做的事情做完”。

第三类标准是“是否尝试过各种可能性”。施小姐用“丰富多变”来描述她向往的人生状态：无论是工作、恋爱、婚姻，甚至如何选择生活的城市，她都希望尽可能拥抱各种可能性，允许人生有足够多的变化和自由，而不是被束缚住。而当赵小姐决定辞掉稳定的体制内工作时，做出这一选择的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她仿佛可以看到自己20年后的人生，而这样“僵化的生活”不禁让她担心，假使有一天要面对自己的死亡，自己会不会仍然没有“活透”，而“什么样的人最怕死？没活透的人最怕死”。

赵小姐：在医疗系统，在临床工作，我能够看到我20年后的人生顶点是什么。对于一个小城市，在这个行业，你没有关系的话，最多就是混到护士长，就到了人生的天花板了。所以我觉得，如果我在20岁出头的时候就能看到我人生的走向，那我这一辈子就过得太没有意义了。这是最重要的一个点。

第四类标准是“是否过得好”。“勤俭节约”自古以来被视为中国的传统美德之一，甚至可看作是中国人的文化身份。但对于许多年轻子女来说，通过对比他们经历父母离世前后的生活，可以明显发现“过得好”开始超过“勤俭节约”，成为生活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年前母亲离世的喻小姐说，从前她很少舍得花钱买鲜花，但是现在她慢慢想明白了，开始有意识地让自己过得好一些，“我现在都是自己做饭，我会去买花，会去买杂志，买生活类的杂志来阅读，就是想尽力让自己的生活过得好一点”。8年前母亲去世的冯小姐也说，现在自己认为买房、供房没有意义，所以她把收入都用在了自己身上（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用在体验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上），“我为什么要这么节省？我就是想去体会一下，我喜欢哪个东西，我就想去体会那个东西的奥妙，怎么样，就是这样子的”。

在我们讨论“何为生活的意义”时，许多年轻子女的响应十分出乎我的意料。他们的答案没有纠结于什么是建构意义感的主体（是自己？还是关系？），也并非讨论什么可以被称为有意义的（体验人生？），而是纯粹回到了生活和意义感本身，即它们作为存在的存在。

2年前父亲去世的陈小姐告诉我她希望活得更长久一些，当我问她所认定的“活着”究竟是为了什么之时，她回答了一句很简单但又包罗万象的话：“我不知道活着为了什么，但是我可以明确的是我不想死。”3年前父亲突然离世的杨小姐也说，由于父亲的离世，由于家里之后发生的各种事情，她也时常感觉难受，以至于觉得自己几乎活不下去，然后她给出了一句和上面陈小姐的话非常相似的回答：“他们把我生下来了，养这么大，难道就是想要看着我去死吗？”并且，陈小姐不仅仅止步于活着的意义，她紧接着袒露的一句话让我突然意识到，原来意义感这个概念本身的存在，就已经存在意义：“我想活得，像我想要的样子。”3年前母亲突然离世的郑小姐在回答这一问题时，引用了她的一位朋友的话。在高中时，她曾经找班里的同学，一个一个地问：“你为什么要活着？”当时一个同学的回答是：“我活着，是为了知道我为什么要活着。”郑小姐评价说：“这个答案听着无厘头，但还是挺有用的。”

而年轻子女给出的这些回答，背后所隐含的是意义感本身在“人生无意义”这一命题中所具有的意义。对于许多年轻子女来说，父母离世对意义体系所造成的冲击，已经让他们失去了对现有各种意义载体的信心，但是他们却仍然没有放手，也不能放手（因为虚无的人生指向的可能是死亡，是放弃生命）。因而，或许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只能让自己相信意义感的存在，即使这一意义感没有坚固的根基（自己不是，关系亦不是），也没有具体的评价标准（体验人生亦不是）；而基于这一意义感本身的存在，他们才能够推导出一个活着的意义，支撑自己活下去，或许是等待出现下一个意义感的可能性。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3–6，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