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先生：我父亲去世给我带来的最大的……这个事情促使我去深入地思考，如果不是他走，我觉得我不会做到现在这样。我觉得我现在要比我以前更好。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感谢我父亲，他给了我一个人生转变的契机，真的是人生转变的契机。虽然很难，将近两年的过程，可一旦走出来后，发现自己又看到一个新的天地。从另一个角度说，他的离开对他（加重音）来说也许不好，或是一种解脱；但对我来说，可能前期是比较痛苦的阶段，过了那样痛苦的阶段以后，我发现这可能对我的整个人生观有很大的改变。

如同王先生觉察到父亲4年前的离世影响着他的整个人生观一样，很多学者也逐渐意识到，亲人的离世实际上是丧亲者的一次身份危机。对于年轻子女来说，父母的离世无疑会触及甚至动摇他们仍在发展中的自我结构。在本节，基于年轻子女的亲身经验，我将证明的是该过程如同“危险中的转机”一样，蕴含着双重性：一面是父母的离世会强烈冲击子女原来稳定的自我结构，带来生命中的危险；另一面则是子女在危险中亦可能获得再次成长的机会，触动生命历程的转机。

在一开始，我需要引用曹先生叙说的领取父亲骨灰时的情景，来描述父母死亡对于子女的人生意义感所造成的冲击。当曹先生看到父亲从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一小盒骨灰时，那一刻，他对“人生是有意义的”这一命题产生了怀疑，“所有的东西都带不走，你爱的人也带不走。对，到最后就只剩了一堆灰（语气升调）。对，那一刻会觉得，人这一辈子有什么意义？”

这样的无意义感同样反复出现在其他子女的叙事中。3年前父亲去世的杨小姐说：“觉得一切都没有意义了，爸爸没了，我很心痛，就是每天晚上你都会捂着自己的胸口，有些事情让你窒息，你一定会醒过来的这种（抽泣）。”8年前母亲去世的冯小姐告诉我：“说实在的，我觉得人生真的没有意义。”她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还选择活着，是与寻找母亲的死因有关，冯小姐想知道当自己40岁时，是否会得当年母亲所患的病；如果得了，那么8年前医生甚至连诊断结果都没有办法给出的病，在那个时候是否会有药可医？陶女士也坦言，当父亲在她33岁去世时，她一度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因为当时感觉失去了所有的意义感，“我没有什么特别想要追寻的，物质欲望没有，精神欲望也没有，我就觉得我妈妈足够坚强，可以自己走下去”。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在面对人生无意义这一情境时，年轻子女仍然是积极的意义追寻者，他们甚至从不同的角度向我论证了“为何人生无意义”。朱小姐用“黑暗”形容了自己丧父5年来的生活，她说自己活着的唯一理由是不能去死。

朱小姐：我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期待了。想象一下未来，还不是跟所有人都一样，重复别人无数次经历过的生活？我觉得太没有意义了。以后毕业了就是去工作，然后结婚生子，跟其他人过得完全一样。我觉得没有必要把他们重复过的事情再来一遍。

尤小姐同样对所谓的人生意义产生了怀疑，因为经历了因母亲7年前离世所带来的一系列变故（包括父亲再婚），她觉察到没有东西是可以永远存续的，包括生命、亲情、婚姻、家庭。面对这种情境，工作成为唯一能让尤小姐还有所投入的出口，但她也很沮丧地承认，工作无法让她感到真正的满足。在工作中，她没有获得成就感和喜悦感，更多只是疲于奔命。就像朱小姐一样，尤小姐虽然也觉知到了人生的虚空，但暂时还不会主动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她说“自己又不想当一个‘逃兵’（笑）”。

尤小姐：现在我觉得，人这一生，活着挺没意思的。

我：怎么说？

尤小姐：你想想，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呀。然后就觉得，人不是，感情不是，什么都不是。我就觉得如果你自己没有一个喜欢的东西、你做的自以为有成就的事情，那我觉得这个人生真的是活着挺没意思的。

秦小姐也说，自从父亲14年前离世以来，自己不断地想，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一开始这个念头还很小，但是随着她不断成长，尤其是当她基本处理完父亲生前“撂了个生活的烂摊子”后，秦小姐觉察到自己在人生虚空这个议题上思考得越来越多，“以至于我觉得自己是不是快要成哲学家了”。与传统俗语所认为的“好死不如赖活着”不同，在秦小姐看来，人固有一死，死并无区别，应当是赖活着不如好死。

秦小姐：因为这件事情（父亲的去世），经常让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虚空，一切都是虚空。死了就死了，完了就完了，晚死不如早死，早死不如开心地死。你会觉得人活着都是虚空，一切都没有意思，一切都是浮云。没有什么开心，开心的时候也不开心……就是觉得人活着没有意思，死了有什么区别？不是跟我爸一样嘛。死了就死了，反正就那样了呗。大家死了就完了，有啥意思，那还有啥呢？就早点死呗。不如趁年轻有能力的时候，把死的事情安排好。那就自己赶紧安排好，然后找个风景美的地方死了就行了。

受到“人生无意义”信念的影响，年轻子女还会调整主流价值观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控制力。冯小姐就说，以她现在的经济状况，虽然足够买房、养房，但她一直都认为没必要，因为自己“看破人生了”，在死亡面前，房子、车子同样是没有意义的。“我拿到工资的时候也想过，我拿这么多钱，为什么一定要去养房子？我养房子是为了谁？我死了以后……像我这种人，我不想结婚，我买房子来干吗？我死了以后房子给谁？”

与上一节“父母丧失与迷失的自我”相似，在与哀伤共处的过程中，年轻子女同样在不断体验着人生的无目的性（purposeless），他们自此失去了人生的目标。沈先生告诉我，当父亲3年前在短短三天内突然离世后，他感觉自己人生的“一种寄托”也随着父亲的死亡而消失了，继而陷入了一种不知道该干什么的状态。当时还在读大二的沈先生一下子对读书失去了兴趣，决定离开学校，开始和朋友在校外做小生意。但是他自己也觉察到，这个决定其实只是“没别的事干了，只能去做这个”。沈先生说，其实他现在还是没有找到想要努力的目标，只是跟随主流，按部就班地走下去。

沈先生：因为如果没有这个事情（父亲去世）的话，我可能也会过正常的学生生活，该学习学习，该写论文写论文，最后说不定还能保一个不错的学校呢，是吧？但是，我大二那年挂了八门课，是到了最后毕业之前，清考的时候才过的……因为我突然一下子感觉什么都没意义了，没有一个意义支撑。对，存在主义讲的就是这个，是吧？那段时间突然发现没有（目标）了（笑），所以你就得再重新找一个东西出来，但是这种东西啊，还是不太好找……没啥意义了。去外面做点其他事也是……那种“没别的事干了，只能去做这个”的感觉，就是这样。

根据他们的叙事，无意义感与无目的性的区别之一，在于前者强调的更多是年轻子女对于人生作为整体的意义存在与否的怀疑，而后者则更多代表着他们对于人生具体任务（譬如读书）的意义存在与否的反思。但其实绝大多数子女并不能够忍受/接受这样“漫无目的”的人生，即使没有办法“根治”这一危机，他们依然会尝试各种“替代品”。例如许先生坦言，从父亲2年前去世直到今天，他依然没有找到“一个很充分的精神支柱”：没有父母可孝顺、没有未来可期待，而唯一能让他感觉到有一点意义的，就是投身社会工作，即尝试在职业/事业上找到意义感。

许先生：我说实话，这个精神支柱，就说为什么而活着，对吧？其实没有。好多人觉得活着是为了挣更多的钱孝敬父母；我就没有父母了（苦笑）。说到未来，说到对美好生活的期待，我是很平淡的，我觉得没有那么简单的支柱。有一个不是很充分的支柱，就是把社工给做好。嗯，我为这个行业带来一点东西，也希望这个行业能够不辜负我吧，没有什么太多的精神支柱。

这一无目的性也在他们的日常经验中呈现流动的状态，上一秒出现，下一秒离开。喻小姐告诉我，就在我们第二次访谈的前一晚，当她下班回到家后，疲惫地躺在床上休息时，突然无缘由地陷入了虚无，“就是觉得没有必要再生活下去，自己没必要再去努力。那一刹那，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去……怎么说呢……现在我的无意义感是不想生活，不想再努力”。

在与年轻子女的对话中，我还发现，焦虑与不安也是他们与哀伤共处的日常经验中的重要关键词，父母丧失会触发年轻子女对生活的信任危机。

当7年前母亲因为抑郁症选择自杀时，施小姐还在读高中，对此完全没有准备，就这样开启了一段持续至研究生阶段的不安和焦虑期。施小姐和我分享了一本她很喜欢的书——《血色浪漫》，她评价书中的主角“其实是一种游戏人生的态度”，所以主角无论是要上山下乡还是讨饭，始终“非常有安全感”，相信总会有人把他捞走。但施小姐认为当时的自己没有这样的安全感，“我会觉得如果做不好的话，可能会陷入另外一种更不安的生活，所以是为了填补不安而去做事情，去学习”。而回溯这一不安背后的原因，施小姐诠释出它与母亲离世的关联性。

施小姐：这件事情把我推向了巨大的不安。回想起来，我以前确实是一个很有安全感的人，但她走了以后就不是了。对我来说，（妈妈的离世）意味着失去了安全的港湾，就没有了安全感。其实我觉得，以前自己没有那么容易焦虑或者不安，遇到什么事情都跟妈妈讲。怎么说呢，后来她走了，没有人讲以后，我就很容易多想，容易害怕。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就会往最坏的方向走，然后就很急，很没有耐心。

郑小姐告诉我，母亲的离世让她一下子经历了巨大的无助感：“我觉得举目无亲，好像全世界只剩我一个人了。”这一可怕体验让她恐惧再次经历失去，因此郑小姐说，现在的她在选择亲密关系的对象时，不会选择自己很喜欢的异性，甚至会有意识地阻止在一段关系中的感情投入；因为只有这样，当伴侣离世时，她才能减轻那份难以承受的悲伤。

郑小姐：我有意识地阻止自己特别喜欢上一个人，可能我觉得亲密关系有点……因为我总觉得，如果自己对一个人投入过多，万一他死了怎么办？他死了，那我就会很伤心，所以出于自我保护的目的，我有意识地控制和封闭自己的情感，就是当我对一个人有感觉的时候，不要跟他有过多接触，就这样。你想想，哪天他突然死了，我就不会伤心了，我就会达到一种平衡。

戚先生也说，自从父亲12年前离世，他和姐姐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性格很开朗，但实际上不愿意与朋友交心，有很强的戒备心。

戚先生：我现在就是，怎么说呢，表面上很开朗，大家也都是有说有笑的，但总是没有办法把心交到大家手里面去。

我：为什么你会有跟别人交不了心的感觉？

戚先生：其实我也经常想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我不想让别人这么透彻地了解我……有一种很强的戒备心。

存在性孤独（existential isolation）是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大师欧文·亚隆（Irvin Yalom）提出的四大终极关注（ultimate concerns）之一，指的是人们虽然渴望与他人连接，建立亲密关系，但最终却发现无法逃避孤单一人的状态。正如第一章谈到年轻子女的哀伤经验时我们已逐渐感知到的，哀伤其实与死亡类似，实际上都属于最“本己”的体验。所谓“本己”，是指独属于一个人并与这个人关切最深的一种体验。

父母离世之于子女，不仅意味着与哀伤共处的过程中所经历的苦楚与挣扎，都只能由他自己一个人独自承担，而且当他们失去了最亲密/紧密的关系后，亦可能发现自己陷入孤立无援的状态，继而体验到“人，生而孤独”（赵小姐）。1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蒋小姐告诉我，她当时近乎逃避地飞到了美国找男朋友。与男朋友在一起时，她至少感觉心里还有个支撑；但是回国后，因为蒋小姐和母亲的关系一直相对疏远，“可能跟我妈的关系也需要一个重新建立的过程”，蒋小姐发现她成了“一个人”。

蒋小姐：回国的时候，我就觉得很难受。因为妈妈那边给我的支持其实特别少，我妈妈没有特别关心我在想什么，我的心情怎么样，或者我在干什么……当我回来之后，就觉得变成了一个人在这边生活，很害怕各种意外的出现。有时候晚上在那边会特别害怕，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会觉得，因为有爸爸，很多事情都不需要我操心，或者说有人帮我分担，我只需要做一个小朋友就好了，而现在就要被迫长大。然后（停住）……对我来说，嗯，目前可能会觉得无论怎么样生活，都还是一个人，自己的生活也好，工作也好，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别人都不能帮忙，或者说能够百分之百地理解……

卫小姐，我的第12位研究参与者，也在母亲离世后的1年时间里，逐渐体会到“人可能是单独存在的”，意识到原来自己和母亲之间的关系是独一无二的，“世界上唯一生下来就有的羁绊，只有妈妈了吧，这似乎是永远无法否认的关系”。卫小姐开始意识到包括男朋友、朋友、室友等在内的所有人，和她之间并没有那种最亲密的血缘关系，更不会无条件地爱她。因而她意识到，失去母亲后，能够照顾好自己的就只有她一个人了。

卫小姐：但如果没有那个人（母亲），你就要做一个独立的人，在这里生活，你做的事情就代表你自己，你想要的东西也得自己做决定……以前会很理所当然地觉得别人应该照顾你，算是一点潜意识吧。因为从小就是被宠着的，别人一下子没有顾着你的感受，自己就会伤心。但是后来会觉得，谁都不是你妈（笑），那个无条件疼你的人都不在了（哭），所以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母亲1年半前去世的潘先生也和我坦言，在这一段时间里，没有人了解他当时承受重压的糟糕状态。虽然他认为理想的状态是亲密的朋友会知道自己百分之八九十的真实状态，其他人则知道大概百分之五六十；但现实的情况是，除了他自己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情况是怎样的。甚至在应对研究生毕业和母亲去世双重压力的冲击时，他没有办法向导师袒露丧亲的实情，最终做出了放弃学术道路的决定。

潘先生：就等于说，除了我自己之外，没有人能知道我百分之百的状态是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所有的东西，全部要自己去承受。你不能说因为这个事就要去怪谁，但这是让人没有办法、很难承受的一个状态。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3–2，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王先生在父亲4年前猝死后开始深入地反思过往的人生：“有一句话，就是讲伤口是光进入你内心的地方。通过这么一个变故，反思之前那二三十年的人生，静下来想想自己到底应该怎么去做后面二三十年的事情。”他突然意识到，从前他实际上是在复制父亲的人生轨迹：长期出差在外，对家庭的关爱很少……而承受了父亲突然去世给他造成的巨大伤痛之后，王先生觉察到，“我不应该复制我父亲的轨迹，我应该有一种新的生活”，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自我改变：更加关注内在的自我感受，而不是外在的社会评价。于是，丧父经历在王先生的诠释中也成了“人生经历的一个转折点”。相似的叙事同样出现在其他年轻子女的经验中：虽然痛苦，但他们同样也在伤口里寻找着蜕变的机会。

云小姐：虽然我跟我妈一直在吵，但其实我俩的共生关系一直没有断开，我还是很依赖她的。她突然走了之后，我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去生活……我给了自己一段时间慢慢调整，就是自己去想，我到底想要做什么，然后也做一点尝试吧……所以，其实我好像在慢慢地掌控自己的生活，以前我有时会比较在意我妈的一些想法或者怎样……

当听到与云小姐类似的叙事时，我一开始并没有特别关注，随着编码的深入，我才意识到这一主题在不同年轻子女的叙事中反复地出现：一方面，父母-子女之间依赖与被依赖的关系，在父母尚未离世前，几乎称得上是年轻子女的普遍经验；另一方面，当原本紧密纠缠的父母-子女关系被打破时，这一危机却在一定程度上给年轻子女带来了从亲子缠绕关系中分离的可能。

这一现象与分离-个体化（separation-individuation）极其相似。这一概念最早由匈牙利病理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师玛格丽特·马勒（Margaret Mahler）提出，指的是婴儿在三岁以前会经历与父母的分离-个体化过程，逐渐形成稳固的自我认同，并拥有清晰的人-我界限。在此之后，又有学者提出青少年第二次分离-个体化的概念，强调的是青少年脱离内化的父母客体，减少对家庭的依赖，继而建立心理层面的独立自主。而笔者在本研究中发现，在父母离世后与哀伤共处的经验中，年轻子女可能会经历第三次“分离-个体化”，具体包括自我开始觉醒、决策更加自主、性格更加独立三种可能。

在学界的讨论中，对于青少年的分离和独立，关键的一点是态度独立：青少年与父母在态度、价值观、信念上的分化，即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想法。而与此类似，父母的离世从客观条件上使得年轻子女获得了态度独立的可能，具体表现为自我的重要性在他们人生序列中的排位开始得到提高，甚至可能超过父母/家庭，“以前我可能觉得生命中重要的东西更多的是家里吧，觉得妈妈很重要，爸爸也很重要。但现在我觉得重要的可能更多是我自己”（施小姐）。

3年前母亲突然离世的何小姐曾和我分享过一个“自我觉醒”的故事。就在我们进行第二次访谈不久之前，她在新入职的公司参加了培训。当时培训师问了一个问题：“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何小姐当时马上想到了母亲，但培训师却说了一句话：“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你自己。”何小姐将她当时的状态形容为“醍醐灌顶”，培训师的话一下子点醒了她，“因为在我的第一顺位，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我妈。现在我妈妈走了，那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就是我。我不想因为其他的事情让自己过得不好，我自己的人生，让我自己一个人做主”。

但对于年轻子女来说，这个转换排序的过程并不是“顺理成章”的。5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朱小姐就用“自私”来描述自己的这一转变，“可能长大之后就活得有点自私了，我可能想要以自己为中心来活着，觉得我过得开心就好了”。在我们第三次访谈时，她告诉我，母亲很希望朱小姐大学毕业后回老家工作，但是她暂时想要留在现在的城市，做这一决定的过程中，朱小姐的内心充满了挣扎。10个月前母亲去世的云小姐在谈到自己的觉醒时，也首先进行了带有愧疚的告解：“虽然这样说有点不太好，但是我感觉，我在做决定上更加自主了，因为我会更多考虑自己的想法。”

6年前父亲突发心梗去世的孔小姐在谈到自己的变化时，毫不犹豫地说：“对我自己来讲，肯定更加随心所欲了。”事实上，“更加随心所欲”所意味的自主决策，在某种程度上，来源于父母离世在社会情境层面为年轻子女创造的自由，而这一现象具体包含两类情况。

第一类情况是，父母的离世为年轻子女脱离来自父母/家庭关系的“捆绑”创造了条件。1年前母亲因长期抑郁症而自杀的喻小姐很坦诚地对我说，如果母亲还在的话，她应该无法来现在的城市，也不可能从事自己喜欢的工作，更没有办法跟男友在一起度过一年多的时间，“因为我妈的阻力会很大”。我们再选取研究参与者中较为极端的案例：姜先生，父亲6年前因肺癌晚期去世，是我的第33位研究参与者。他与父亲生前的关系紧张且充满冲突。所以从访谈一开始，姜先生就不断向我致歉，称他可能难以满足本次研究的期待，因为在他的诠释里，父亲去世后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时间”。而姜先生快乐的原因是，他终于可以自主选择自己的人生了。

姜先生：主要是（因为）自由了。从他（父亲）去世之后呢，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人有资格再来管我的生活了，我用了“资格”这个词哈。我的生活完完全全由自己来决定，包括我去哪里工作，再去读研究生，现在又进了学校来做老师，都是我个人自主决定的事情，所以很切实地体会到了这种生命重整之后的快乐，我用“重整”这个词，不知道准不准确。

第二类情况是，父母的离世为年轻子女摆脱来自人际、社会评价体系的“束缚”提供了可能。8年前母亲去世的冯小姐和我分享了她大学时的一个故事。当时正是春节，她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回家过年，而是在超市兼职。连续二十多天的工作，让冯小姐总共赚到了四千多元，抵得上她一学期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冯小姐选择用这笔钱来旅行，“可能其他人就觉得，哎，你家里这么（穷），条件这么差，你父母什么都没有给你，你还能这么花钱？我就去花了，因为没有人（有资格）指责我”。如同在本节开头王先生将父亲离世诠释为“人生转变的契机”那样，在他看来，过去的自己更多屈从于外在环境的评价，“更多地看你有没有钱，有没有职位，（有没有）这个社会上的一些东西”，但是现在他做决策时，更加关注的是自己内在的感受：“比如我做一个什么事情，（我要看）我喜不喜欢；我喜欢做的事情，我有没有把它做好，我的目标有没有坚持住。”之后王先生换了工作，选择从事他感兴趣的培训师。在工作中，即使不可避免地会听到学员的负面评价，但王先生仍坚持以自我评价为核心，“你说我好还是不好，无所谓……我会综合考虑，然后再结合自己的标准去要求，而不会因为某一个人说好就高兴，或者说不好就不做”。

7年前母亲突然过世的尤小姐说，虽然母亲过世前，她无论从生理年龄还是法律年龄来说都早已成年，却不认为自己真的是“大人”。尤小姐的叙事中也反复强调，她当时仿佛在一夜之间长大，不得不开始独立，“你有父母宠爱的时候，到三四十岁也可以做小孩，你可以假装自己不成熟，可以撒娇，可以耍耍赖。但是父母不在了，你真的是……因为你没有人可以依靠，没有依靠的时候，只能靠自己。我所有的事情，都需要我一个人去面对”。

类似尤小姐所叙说的这一蜕变与青少年的分离和独立中的另一向度——功能独立产生了共鸣。它指的是青少年逐渐不再倚靠父母的帮助，开始独立地应对事情。父母之于子女常常意味着保护、支撑和倚靠，象征着安全感；甚至可以说，双亲健在意味着子女无论何时都可以转向父母求助，而无须完全孤立地面对人生。3年前母亲因海难去世的郑小姐用“她（母亲）让我感觉我还活在子宫里”来形容母亲将她保护得太好的安全状态；母亲离世后，郑小姐才感知到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在行事为人上也开始更加独立，甚至是“强势”。

我：你觉得你跟以前比有什么不一样？

郑小姐：我现在变得强势很多。我觉得我变得更aggressive（有进取心）。她（母亲）在的时候，我总觉得有人可以保护我。她不在了之后，没有人可以（提供）保护，我要自己得到我想要的……因为我妈妈让我感觉太安全了，她让我感觉我还活在子宫里，她把我保护得太好了，我就不会想什么个人发展了……我必须知道我没有人可以依靠了。我必须知道我是一个个体，我要有我自己的目标。

12年前父亲去世的戚先生也认为经历丧亲之后，自己的性格更加独立和好强，“最直观的就是，只要能够自己做的事情，我坚决不会求助别人”。在失去父亲的成长岁月里，青少年时期的他因为感受到了家中亲戚“很明显的同情”而刻意选择独立，靠自己。现在的他远离家乡，来到了另一个城市读研究生。戚先生明显地觉知到，相对于同龄人来说，他会更加成熟，更能独立地做决定。尽管做出这样的诠释，戚先生仍补充说，他还是觉得如果做决定时能够咨询家人，所做的决定可能更正确一些。

戚先生：（和同辈）不一样的地方，我感觉可能就是思想上成熟的程度吧。遇到什么事情，他们可能有的人会说“啊，我要问一下我爸怎么办，我要问一下我妈怎么办”，而我的话，就自己做决定了。

我：那你觉得这对你来说是好还是坏？

戚先生：我觉得要分很多层面来说。从自身来说的话，可能自立性更强一点。从决策是否正确这个方面来说，肯定还不是很好，因为自己毕竟没那么多经验。如果说像他们那样有些事情问一下家人，决策的正确性可能更高一点。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3–3，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虽然如同第二章探索“建构丧失益处”时所提到的，在追寻意义的过程中，年轻子女十分抗拒将“个人的成长”诠释为“丧亲的益处”（并且在谈话中他们甚少如此表达，所诠释的益处也更多是以他人为核心），但当我们沿着时间脉络，探索父母丧失如何改变年轻子女作为主体的独立存在时，又能够清晰地观察到成长的印记。1年前父亲去世的陶女士分享说，当她开始读大学时，需要从老家TY市到邻近的另一个城市GX，她为此哭了整整一个月；然而自从父亲离开后，她被迫适应“三口之家不再”的生活，丧父也成为33岁的陶女士开始成长的转折点，“我以前曾经试过挣扎成长，但是没有成功，可能丧亲也是另一个契机，让我成长”。7年前母亲离世的尤小姐也说，面对过母亲的骤然离世，处理过家庭后续发生的各类糟心事，她在磨炼中经历着成长，“可能如果没有发生这些事情，我还是不懂事，还像孩子一样，对吧？”但1年前母亲离世的卫小姐也很直接地告诉我：“如果成长都是这样的话，好像还挺惨的。”

因此在进入这部分的讨论之前，我需要再次澄清的是，丧亲后成长并不是一个年轻子女会喜闻乐见或开心期待的结果，这一现象的存在并不能和父母丧失所带来的负向影响进行如同加减计算那样的简单抵消。具体来说，年轻子女经历的丧亲后成长包括生命被增能、学会了珍惜、更能够共情、更能够包容。

当听到年轻子女用类似“被增能”（empowered）的字眼来描述自己的变化时，我十分惊讶，譬如4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王先生就说，父亲的死将他置于可能是世间最难的境地，而自己连这一死局都扛过去了，还有什么困境不能承受呢？“经过父亲这件事情以后，感觉就是经历了生死。既然经历过生死，还有什么事情会比生死更难？”

的确，如果将参照物设置为死亡，那么除了生死，再无大事。对于年轻子女来说，现有的生命阶段中可能暂时没有比面对至亲的死亡更艰难的事情了。因而，当经历过这一至暗时刻后，年轻子女反倒能够“小看”生活中的其他困难，经历生命的被增能。1年前母亲去世的喻小姐与我分享了她与心理咨询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当时咨询师也告诉她：“我相信你经历过这一次，无论以后遇到什么困难，你都有力量去面对。”她也是恍然间发现“我承受能力变得那么大了”。因此，当男友提出分手时，喻小姐虽然很在意这一段感情，但也没有想象中那么焦虑，“我反而感觉自己是很有力量的”。3年前母亲去世的郑小姐也说，从前在母亲的庇护下，她更多是一个“傻白甜”，但经历了丧母后，她逐渐成长为一个女权主义者，并且更能应付其他来自生活的重击。

郑小姐：之前她（母亲）把我保护得很好，我就没有什么人生的方向。当时我想的是，找一个合适的人，在他（未来丈夫）的庇护下继续过幸福的生活。但现在我已经不是那个傻白甜一样的柔弱女孩，我可以应付很多事情，我可以应付坏人对我的中伤，我在悲伤中也可以应付学业，所以我为自己感到骄傲，就是这样。

许多学者已经发现，个体在经历过压力/创伤事件后，可能会更加欣赏生命，这一发现与年轻子女的经验产生了共鸣。当听到10个月前母亲去世的云小姐下面的这段叙事时，我尤其感动。

云小姐：再去回想之前的那些年，我感觉自己好像浑浑噩噩的，不知道在做些什么。但我现在反而感觉自己是脚踏实地，踩在地上生活。我以前有一种好像是在飘着的感觉，感觉很不实在；但现在我反而能感受到生活中的那些美好。之前我的眼前好像是蒙了一层雾，看不清周围到底有什么，但是现在我能看清周围的那些颜色，周围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太阳是很美好的，看到花花草草，我也会觉得很美好。之前我可能会觉得，它就是花，就是草，它就是太阳啊。我不会有那些感受，但是现在看到它们，我会有一些实实在在的、情绪上的感受。

如同云小姐所描述的，母亲的离世让她意识到在这世上的许多存在，包括太阳、花、草，以及身边的人，这些存在并非理所应当，“以前我觉得是应该的，别人都是应该的”。反而是经历过失去后，她重新审视了很多从前不在乎的事情，“我慢慢地开始珍惜很多东西”。譬如现在的云小姐会主动和朋友约饭聊天、维系友谊等。2年前父亲去世的钱小姐也说，当时那种害怕有些爱再也来不及表达的感受，让她学会了珍惜和家人当下相聚的时间。

钱小姐：就是害怕再经历一遍这个（哀伤）过程，所以每次见面都要珍惜。有的时候，我出门后都会回头看一眼，他们（爷爷奶奶）关上门以后，我也再回头看一眼。

我：那个回头看一眼代表着什么呢？

钱小姐：见一面少一面呀。谁知道我下次回来，还是不是这样。

当亲身体验过丧亲之痛后，许多年轻子女亦发现，相较于从前的自己，现在他们更能够与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了，“第三个（改变）就是感觉，有了前面的经历，加上我学习后面这些东西（心理学）以后，可能更能感同身受吧”（王先生）。一些年轻子女了解到朋友正在经历哀伤时，也更愿意付出代价去与朋友同哀。12年前父亲因车祸去世的魏小姐和我分享说，就在刚刚过去的春节，她有一位十分要好的同事也经历了父亲的突然离世。虽然朋友的家离她很远，当时的交通和时机也不方便，但她第二天立刻买了车票，赶到了朋友家。魏小姐说，漫长的哀伤岁月让她渐渐明白了苦难的无解，也知道无论她做什么其实都无法缓解朋友正在经历的痛苦；但是她也明白陪伴的意义，希望用实际行动来传递她的“同在”。

魏小姐：去的同事没有几个，因为大家都觉得太远了。但我就过去了嘛，过去在那儿待了一天一晚，然后又接着上班了。我就觉得我要过来，不管怎么样，不管那个路有多不方便、有多远，我至少过来陪你，陪你一会儿，我都可以。因为我渐渐地感受到这个事情（丧亲）的无解，不管你做什么都没有办法给他带来一点安慰，或者说让他的难过减少一点。你能做的，可能真的就是陪在他身边，站到他旁边，你用这种行动去告诉他，还有我在，我陪着你。

十分有趣的是，许多年轻子女还告诉我，经历了父母的离世，让他们能够更加包容/接纳身边的人和自己的差异，而这一现象背后的原因却不尽相同。

譬如，4年前父亲去世的王先生解释说，自己之所以能够更加包容他人，与父亲生前留下的遗憾有关。王父从前不善于用言语表达对儿子的爱。大约在去世前的一两个月，王父特意把同事送给自己的一个水晶猪蹄带给了王先生；但是王先生却有一点责备父亲，“我觉得同事的东西不应该拿，而且不健康的东西不要吃”。父亲过世后，再回想这一幕时，王先生很内疚，也很遗憾自己当时没能理解这个水晶猪蹄里传递着父亲对自己的关爱。也正是这一经历，让他开始更包容他人思考问题的方式：“每次跟别人吵架，一要发飙，我就会想到这个事情。不要有遗憾，一定要用多维角度去看，设身处地，在他（别人）的角度去理解，再处理事情。”

类似的经验同样发生在6年前父亲突发心梗去世的孔小姐身上。她在寻找父亲的死因时，将不健康的生活习惯诠释为主要原因。如同家人无法改变父亲生前喜欢吃肉的习惯、昼夜颠倒的作息那样，孔小姐亦慢慢察觉到，她其实无法改变任何人，因此唯有选择接纳，“经过这个事情后，你接受了有些人办事就是那种方式，这可能就是他的命运。他的那种方法，你以前不能理解，后来就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对别人的要求就没有那么多了”。

10个月前母亲去世的云小姐则很坦诚地说，从前的她对人很挑剔，总是拿自己的标准要求身边的人。母亲去世后，当她重新梳理与母亲的关系时，开始意识到“我以前会把我的期待或者我期待的结果，放在别人身上”。而在学习如何与哀伤共处的过程中，云小姐开始试着将对外的期待收回，放下对他人的要求。也因为这样的转变，云小姐开始更能接纳和欣赏身边人的不同，“以前也许他的做法会让我觉得反感和讨厌，但现在可能会给我提供一个新的思路，就是觉得原来还可以这样”。1年前母亲离世的卫小姐也在进行类似的调整：“以前会希望别人……就总觉得别人应该做好的事情，应该做正确的事情，但是后来会觉得，嗯，没有理由去要求别人这么做。我会把自己跟别人分开。”但她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卫小姐意识到自己没有权利给别人下定论，因为“你跟世界上的其他人可能没有那么……很强烈的那种关系”。1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蒋小姐在谈到她之所以变得更加宽容，则说是因为她意识到了生命的无常和苦难的常在。

蒋小姐：因为我觉得人就这一辈子，你也不知道哪天会发生意外。那么，你要让自己开心、让别人不开心也没有什么不对，我也愿意去看看别人生活中的故事。可能我原来都习惯去想，你怎么能这样呢？你不应该这样子；但现在就会说，你要这样，那你是怎么想的，为什么要这样？就愿意听别人心里的话……生活中的痛苦太多了，每个人都不容易，有很多痛苦。其实不是说能改变什么，但能让别人觉得这个世界更美好就行了。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3–4，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