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小姐：有本科幻小说，叫《人生复本》。书里有一个现在看起来不太可能实现的科学假设。这个假设也叫人生复本，因为量子力学里有一个理论，它能推演出可能存在无限多个平行世界，只要每个（结果）可能不一样的事件发生以后，就会产生另一个事件，沿着这种轨迹慢慢变化，我就想会不会可能有一个或者很多个世界里，我妈妈还在。我也没考上GC这么好的学校，就跟我妈两个，就在（老家）附近的KG市或者在IY市，经常周末回家。

十分有趣的是，尽管年轻子女们彼此并不认识，也从未交流过，但卫小姐并不是唯一一个想象过“平行世界”的人。在哀伤对话的过程中，他们中的很多人都向我提及了这个虽然尚未在物理学里得到证实，但又活跃在各种科幻电影里的概念。

思考过“平行世界”存在与否，想象着自己和父母在另一个世界里“没有那么不幸的”生活，这一经验的存在本身就带有多重含义：一方面，这意味着在体验哀伤的历程里，年轻子女实际上在不断思考着人生的另一种可能性：“他/她如果没有过世，我的人生现在会怎么样？”另一方面，这再次说明了父母的离世翻转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人生选择和人生走向因这一丧失而发生了剧烈变动。

年轻子女因父母丧失而经历的人生转折还带着“在关系中”的烙印：他们的人生选择和优先序不单单牵扯到家庭（甚至家族）的羁绊，甚至依然带着已故父母的意愿。本节将探索的是，当一位父母过世后，年轻子女的人生走向发生了哪些变故，同时又有哪些主体在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关系中的人生选择”的第一个出人意料的发现是，已故父母依然可能影响年轻子女的人生选择，成为重要但又看不见的主体。根据他们的哀伤叙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即使父母此时已离世，即使父母-子女的关系开始分离，即使年轻子女个体化状态已然明显，但是在他们个人-内在的世界里，已故父母却“虽死犹生”：父母去世前对于子女的期待/心愿仍然以多元的方式影响着他们现在的人生选择，概括来说，就是“依然故他/她”。

周先生在10年前母亲因车祸去世时仍然还很年幼，年仅11岁。而在我们的两次访谈里，他两次提起与母亲的一次对话，那次对话发生在母亲遭遇车祸一周前的某个晚上。周先生告诉我，母亲当时对他提出了三个要求，而这三个来自母亲的期待一直规范着他之后人生中的种种行为，并且成为他在面对痛苦时留存求生欲的力量源头。

当晚，刚刚上夜班回来的母亲很疲惫地躺在床上，并问了周先生三个问题：“未来你会不会养我呢？”他说：“肯定会养。”母亲又问：“以后喝酒不喝酒？吸烟不吸烟？”周先生都回答：“不会的，不会的。”虽然周先生说，自己也分不清这个记忆究竟是自己幻想出来的，还是真实发生过的。虽然第一件事情他再也无法完成，但他始终记着后两个对母亲的承诺，甚至为此在大学期间和室友产生了分歧，格格不入。7年前母亲去世的尤小姐也说，现在她做选择时，心里想的仍然是“如果我妈妈还在，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她应该会怎么做”，然后将母亲可能的选择和自己的选择折中处理，或是选择其一。

“为了他/她”亦是年轻子女在叙说自己的决策过程时，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句表述。

3年前母亲离世的李女士和我分享说，当她在面对困境时，自我激励的方式就是不断告诉自己：“即使是为了我的妈妈，我也要更加努力。”而陈小姐则说在父亲过世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她很努力地照顾好自己、照顾好妈妈，因为这是父亲的心愿，“（虽然）不确定爸爸能不能看到我，但是只要有一丝希望。他能看到我，觉得我过得好，这是我唯一能做的，能够让他高兴的事……只要我是开心的，爸爸就会开心，然后也把妈妈照顾好，他肯定是担心妈妈的”。1年前父亲突然离世的蒋小姐也说，即使沉浸在哀伤中，她还是会努力让自己开心起来，因为父亲生前最在乎的就是健康：“吃没吃饱啊，开不开心啊，然后天冷多穿点衣服，其他就没有了，想干吗就干吗，等于是对事业发展、工作发展、收入这些没有任何要求，只要健康开心就好。”

让年轻子女十分在意的另一点是，他们的选择能否给已故父母带来荣耀。12年前父亲去世的魏小姐说，人生的很多选择在她看来，通常一条指向好的方向，另一条则是通往坏的方向；而她在做选择时则是希望自己“不管他（父亲）在哪里，都还是想要成为他的骄傲”。因此，即使成长的过程浸满了哀伤，她始终没有放弃“好”的成长，没有变成一个坏孩子。而2年前父亲去世的张小姐也表达说：“我希望自己可以很努力地成为一个很优秀很优秀的人（加重音）。”因为她渴望能够通过自己的优秀，让他人看到“我的爸爸有一个很优秀的女儿”；在哀悼/纪念父亲的方式里，她期待着通过自己足够优秀的表现，让父亲不至于太快被这个世界遗忘。

虽然我们无法估计这样以已故父母为念的选择方式会持续多久，但至少在年轻子女目前所处的成人初显期，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主动将已故父母融入个人身份，并尽可能将其维持更长时间。

3年前母亲去世的郑小姐当时为母亲撰写的碑铭“幸子为佩，愿系我常”，就是一个温暖的例证。她向我解释说，这句话的意思是“希望你（母亲）成为一块玉佩，永远系在我的身上”。2年前父亲去世的陈小姐在父亲确诊癌症的那段时间，也将她的微信头像换成了一只在樱花背景下戴着空军帽子的柴犬，“因为在微博上看到说这个小狗患了癌症，它一直没有放弃，一直在治疗，也是经常笑着，很乐观的那种嘛”，陈小姐说，当时有“一种盲目的迷信”，希望自己换上小狗头像后，父亲也会积极乐观地治疗下去。而这个头像她一直用到了现在，但没有和朋友谈起过头像背后的心意，而是“对外戏称说我一天是单身狗，一天就用狗做头像”。3年前母亲去世的李女士一开始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她在填写亲人离世时间时，将数字精确到了“天”：1382天，也是所有参与者中唯一这样填写的，“我有一个记录时间的APP，然后就……嗯，过几天翻翻看的那种”，她还将自己的微信号设置成母亲去世的日期。

事实上“依然故他/她”这一现象存在的背后，反映的是在中国文化情境下，尤其是在儒家思想的影响下，年轻子女持有的“父母-子女本为一体”的人生信念，“我想替我爸好好地活着，无论我有多少年的命，我想要替他好好地活着”（陶女士）。也就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在年轻子女的理解里，他们此时的生命仍然不单单属于他/她自己，同时也承载、延续着已故父母的生命。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3–7，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第一章描述哀伤经验时，第一个主题就是“隐藏的哀伤”：无论是面对家人还是其他人，年轻子女大多闭口不谈真实的哀伤；但是，如此深藏的哀伤在现实情境里仍留有一个（可能的）出口，那就是他们的亲密关系。十分有趣的是，当我问到与伴侣分享哀伤的经验时，揭开了本次研究中第一个有关性别差异的发现：如同调节变量一般，性别影响着正在隐藏哀伤的年轻子女对于亲密关系的期待，例如是否需要伴侣理解自己的哀伤。

首先，绝大多数的年轻女性都会向我袒露，她们其实非常期待伴侣能够理解自己的哀伤以及丧亲经历，但几乎所有的年轻男性都表示，他们并不需要伴侣能够在哀伤层面与他们感同身受。12年前父亲因车祸去世的小魏小姐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她对身边的男生要求特别高，期待他们能够很透彻地理解自己；如果觉察到他们有哪个方面没有做到的话，就会特别伤心。2年前父亲去世的张小姐也告诉我，她曾经期待未来的男朋友要长得帅，性格温柔、体贴，但是父亲的离世翻转了她的期待，“除了你的父母，哪有人会愿意那样子对你啊？”现在她最希望的是对方和自己三观一致，能够理解、包容并接纳她的哀伤：

张小姐：我就希望我和他分享我的痛苦的时候，他能够理解我。我痛苦的时候，我希望他不要就是说“哎呀，你不要这样子嘛”“你不要哭嘛”“你不要痛苦嘛”“你不要这么抑郁嘛”。我希望他能够跟我说“嗯，所以你可以悲伤”“这个事情对你真的打击很大”“你真的太……嗯，你真的辛苦了，一个人”。我会告诉他（我的哀伤），然后希望他能够理解我的悲伤、痛苦。

2年前父亲离世的钱小姐说，她现在对伴侣的期待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对方成长于稳定幸福的家庭，“我会想找一个家里没有这些问题——不只是去世，还有离异，对，没有经历过这些，父母还算比较和谐，找这样的人”；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太幸福了也不行（笑）”，因为在她看来，理解幸福很容易，但是理解痛苦却很难，而她依然期待着男朋友能够明白自己的内心。12年前父亲去世的孙小姐甚至告诉我，她对于未来另一半的想象就是“对方也是单亲家庭的孩子”，因为如此一来，伴侣就能同理她失去至亲的感受了。十分神奇的是，她交往过的两任男朋友也的确都符合这一期待：都是母亲带大，都是单亲。但是让她感到困惑的是，明明大家的成长经历十分相似，到最后却无法一起走下去。

孙小姐：两个男朋友这样谈下来，我发现我是抱着一个“我们互相去弥补对方缺憾的那种（想法）”。嗯，我这样的想法可能不对，因为男生不一定这么想。他会觉得因为自己有这个缺憾，而更渴望对方会有一个比较……比较完全齐整，完整家庭的环境……我谈下来发现，他们也许能够体会，但并不想说；两个人都很破碎。

当我与年轻男性对话时，他们给出的响应和年轻女性存在着较大差异。3年前父亲去世的沈先生说，在父亲刚刚过世的那一两年里，他的确感觉到自己特别需要被理解；但是当哀伤作为一种情绪慢慢开始消退时，沈先生的期待发生了变化，“时间长了之后，又觉得，还不如我的另一半天真可爱一点。天真可爱一点，自己可能还会快乐一点啊”。12年前父亲去世的戚先生已经和女朋友说明了自己年幼丧父的状况，但更多是作为两人预备结婚的背景交代。他很坦诚地和我分享说，他能够想象女朋友其实并不了解父亲离世这件事在他生命中的重量。当我询问他对于这一觉察的感受时，戚先生也很直接地说，他的想法是把哀伤的影响留在过去，而不是继续带到以后的人生中，“因为和她（女朋友）以后就是一个新的生活，我不希望让她再去想我之前经历的这些事情有多么难受，想给她的就是快乐，不想跟她说我以前的悲伤”。

在这样差异化的理解期待下，年轻女性更倾向于在伴侣面前公开分享她们的哀伤情绪，年轻男性则不然。譬如对于12年前父亲去世的邹女士来说，与丈夫敞开分享就是她因应哀伤的有效方式之一（而她的丈夫未曾有过相似经验）。邹女士说，其实丈夫听完这些后也只能给她一个拥抱，以及一些“然而并没有用”的建议：“怎么说呢，男人毕竟是男人，其实他给你的可能也就只是一个拥抱。男人很喜欢给你提一些建议嘛，告诉你怎么解决，但其实我想跟他说，这个是没有办法解决的（笑），你只要告诉我，你知道我很难过就可以了。但是讲完以后，被抱一抱的感觉还行。”当我的第41位研究参与者，4年前母亲去世的章女士想念母亲时，也会对着丈夫一边哭一边诉说，而此时丈夫通常会抱着她，为她擦去眼泪。

但并非所有的情绪分享都会得到积极的响应，当年轻女性甚至无法从伴侣那里得到一个安慰的拥抱时，这一经验会作为新一重的次级丧失，反过来冲击她们的亲密关系。譬如当我问尤小姐，母亲7年前的突然去世对她的影响时，她直接答复说，母亲辞世导致她跟丈夫离婚了。原来当时年仅26岁的尤小姐陷入了深深的哀伤，常常半夜哭醒。虽然刚结婚没多久的丈夫一开始愿意拥抱她，但却不愿意等待她疗愈哀伤，甚至让她感受到被嫌弃、无法被接纳。尤小姐有一种预感：她可能会一直单身下去，“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感同身受”。

尤小姐：（决定离婚）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最重要的一个是在我妈妈离开之后，当我心情很难过的时候，他不能感同身受。当我觉得自己很脆弱，抑制不住感情的时候，他会有一些嫌恶……这种疗伤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吧，但是别人不会给你太多的时间呀，他就会觉得烦。那他觉得烦了之后，我就想，他连这一点都不能包容我，那也就给不了我想要的东西……这个可能别人没有体会，你的父母对他是无关痛痒的呀，对吧？所以说这些年，跟他分手之后，我基本上也没有再去谈过朋友，因为我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感同身受……

当我问到另一位父母的感情状况时，另一个明显的性别差异又浮现出来：当离世的是年轻子女的母亲时，父亲通常会在很短时间内开始相亲，甚至很快再婚；相反，如果去世的是父亲，母亲则很少愿意再次寻找伴侣，或者需要等很长时间才愿意尝试。而这一来自父母亲层面的性别差异，作为与哀伤共处过程中的新一轮次级丧失，同样强烈影响着年轻子女对亲密关系的信念。

7年前，尤小姐的母亲刚刚过世没多久，她担心父亲无法承受晚年丧偶的悲痛，决定辞职回到老家，贴身照顾父亲，陪了他很长一段时间。然而让她震惊的是，母亲离世不到3个月，原本与母亲感情很好，甚至一辈子没和母亲吵过架的父亲居然瞒着几个儿女，偷偷摸摸地开始相亲了。当尤小姐兄妹三人知道这一消息，向父亲表示时间太快而无法接受时，父亲却执意再婚，甚至不惜与子女发生冲突。尤小姐告诉我，每每思及母亲生前为家庭做出的牺牲，她不仅为母亲感到深深的不值得，也将父亲的再婚描述为“伤害”，并进一步让她失去了对于爱情和婚姻的信心（尤小姐的前夫无法接纳她的哀伤），“我觉得我现在不是很相信男人”。

尤小姐：我们三个（兄妹三人）都是不同意的。我觉得因为这个事情，伤害特别大，特别大。这也是我对我爸爸有点意见的地方吧。人的情感……人是情感动物嘛，在这方面还是很难接受的，对吧？我不能说，一转眼我就去祝福你，怎么可能啊，对吧？除非我觉得，（再婚）这个事情是我们很愿意，然后你不愿意，那我们去说服你，对吧？你不要太主动，你太主动，会让我们心里很受伤的，好吧（重音）……我就感觉，当时我们就跟仇人差不多了。但是我爸爸呢，他这一辈子，我都没有见他哭过，我当时说我不同意的时候，我爸竟然在那哭，你知道吗？你心里有什么气话，都不能再说出来了。

卫小姐的父亲也是在她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快找了一位新女友。我们第一次对话时，卫小姐的母亲刚刚过世不到1年，她告诉我，父亲并没有表示强烈的意愿要再找一位伴侣：“我爸他不愿意跟我谈，直接谈这个（话题）。然后他就说不着急，就顺其自然。”然而短短几个月过后，就在我们第二次对话时，卫小姐很沮丧地说，此时的父亲已经找到了新的伴侣，介绍人就是母亲的初中同学，“我觉得很诡异的是，她知道我妈去世以后的反应，居然是给我爸介绍（苦笑）。还挺不开心的，主要是别扭”。父亲很快就带着那位阿姨去见了奶奶。尽管卫小姐和姐姐都向父亲表示事情发生得太快了，很难接受，但父亲不以为意。与此同时，卫小姐也开始感觉到，母亲在家里存在过的痕迹正在加速消失：自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提过母亲，也开始计划卖掉家里的房子，甚至还无意间对卫小姐说，不能让买家知道房子里曾经病死过一个人。意识到父亲原来是用“病死的人”来看待母亲，这让她特别难受，她开始意识到，原来父亲并不会像自己想象中那样深情地怀念母亲一辈子。而当我问卫小姐，父亲再找伴侣是否让她对正在交往的男朋友的感觉发生了变化，她对我的提问表示了强烈的惊讶：“啊？我还以为是我在瞎想（笑）。”原本卫小姐已经发现了自己因为父亲的事情而对男朋友产生了不信任的感觉，但是她以为这样的反应是“比较奇怪的”。但事实上，年轻子女自身的亲密关系不可避免会受到“另一位尚存父母的亲近度”的波及，而这体现的正是次级丧失所引发的多重压力。尤其是当尚存父母进入一段新的亲密关系时，年轻子女需要面对的是被进一步加深的“失去家”的感觉。

卫小姐：今年我们清明回家，然后我爸就是……我们基本上都是在那个阿姨家，回去的时候就很夸张，我感受不到回家的感觉。那个阿姨烧菜给我们吃，晚上我回家，自己在家睡，我爸在那个阿姨家睡。我就觉得很难过，就不想回家……以前假期我会回家，现在（母亲去世后）就很少了，好像没有那么多归属感。而且我爸很爱往那个阿姨家跑，也就很少回家打理之类的。我一回家，他就把我带到阿姨家，让我感觉挺别扭的。

但如果另一位尚存父母是母亲，相亲和再婚的现象就会极为不同。曹先生很坦白地说，自从父亲过世1年半至今，母子二人聊到时，母亲都表示没有再找伴侣的计划，以后全靠儿子养；甚至和他开玩笑说，如果再找，又不知根知底，万一找了个吃喝嫖赌的人可怎么办？吴小姐也说，父亲过世后的5年多里，母亲从未有过再找的念头。她解释道，一方面是因为老家没有寡妇再嫁的先例，不会有人上门给母亲介绍；另一方面，他们兄妹几个也不赞成母亲再找，“因为我觉得我爸爸没有办法替代”。

在本研究中，极少出现的母亲再婚的情况，要么是发生在父亲过世多年且子女已经独立后，要么是父亲离世时子女较为年幼，尚在青春期早期。父亲14年前去世的秦小姐告诉我，母亲整整守寡了10年后才愿意开始相亲，并且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要找丧偶的，不接受离异的。父亲12年前去世的戚先生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母亲守寡多年，独自一人将一双儿女拉扯到了读大学、工作的年纪，最近才在两个孩子的支持下，找了一个伴侣，“我高中毕业之后，因为要出来读大学，在家的时间很少了；姐姐也因为上学，几乎没有时间在家，就希望她（母亲）能够有一个伴，照顾她。”

但是，母亲的再婚并不意味着年轻子女多了一个新的家庭成员，他们还是很清醒地辨别着什么是母亲的伴侣，什么是自己的亲人。戚先生很坦白地告诉我，姐姐和他都没有参加母亲的结婚仪式，也不愿意见那位叔叔；而每次回老家看母亲时，都是把母亲约出来，而不愿意去母亲现在的家，他俩心里也有一个感觉：“她（母亲）是别人家的。”对于他来说，或许比起“再婚”，“改嫁”是更适合描述母亲婚姻变化的词语，他也因此深切感受到了“从此（他）没有家了”。5年前父亲去世的褚小姐也说，她最多愿意称呼母亲现在的伴侣一声“叔叔”，绝不可能改口叫爸爸或是有更多的感情，“我最多把你当成一个比较熟的陌生人”。当魏小姐的父亲在她12岁时因车祸过世后，母亲很快因朋友的介绍而开始相亲，但是她们姐妹几人都无法接受，因为感觉太快了。魏小姐说，当时她做了很多过激的事情试图阻止母亲。她的妹妹小魏小姐也说：“我觉得我家只能是，要么我爸爸在，要么我们几个在，不能有其他的男人以这种家人的身份出现在我家。”但是后来，魏小姐慢慢意识到了作为母亲和作为女儿的哀伤和需要都是不同的，而这最后让她选择了接受。但她和叔叔的相处也只能停留在礼节性的层面，“你能感觉到彼此之间没有那么亲近，就是一种礼貌”。

魏小姐：妈妈改嫁这件事情，可能它就是那么几个字，说出来也很轻松。但是我在接受这个事实的时候，花了很长很长很长的时间，也做了很多很多很多过激的行为，我那时候一直在伤害她，想通过伤害她，让她断了这个念头。但后来我了解到，你没有办法要求所有人都像你一样，可能她对爸爸的感情不像你对爸爸的感情，现实生活中她也需要另外一个人去陪她。对，我理解这个过程花了很多很多的时间。

小魏小姐：其实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有点太自私。我们当时也应该多考虑一下妈妈。她作为一个没怎么独当一面过的女人，突然失去了丈夫，又有两个孩子需要喂养，她的压力应该也很大。所以她可能也是想找一个心灵上的依靠。现在看来我是有点自私的。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3–8，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迄今为止，我对年轻子女身份改变的探索多集中于个人层面。这样进入的路径既是基于他们的叙事，亦符合过往的研究文献，然而在他们因父母过世而变动的人生里，同样牵涉到家庭层面的身份改变。就“家庭中的身份”而言，最为突出的变动表现在年轻子女不再是家中的小孩子，转而开始承担各自的家庭责任。值得注意的一个性别差异是，当离世的是父亲时，年轻子女无论当时的年纪有多大，都很可能被还在世的母亲所依靠，甚至成为家庭的照顾者、顶梁柱；但如果去世的是母亲，年轻子女的家庭责任感虽然同样会增加，但却未达到顶替的程度。

14年前父亲去世的水小姐很直接地说，自从她高三时父亲因病去世后，她就顶替了父亲，成为母亲和家庭的“主心骨”。家里的事务，母亲事无巨细都要问她，连生活里的牢骚也要向她倾诉；而反过来，水小姐的事情，包括高考填志愿、升学和就业的选择，都是由她自己拿主意，做出决定后再告知母亲。

父亲3年前突然离世的杨小姐也说，现在的她会把自己在家里的角色摆在父亲的位置：担心母亲的未来，张罗着给不愿意再找的母亲安排相亲，担心弟弟们的工作、学习、情绪，甚至人生方向。而这些需要操心的事情，原本并不是作为女儿的她需要在意的。但是，现在家人一旦遇到什么事情需要商量，都会第一时间找杨小姐：“我妈有什么事情要商量，她不会去找弟弟，她就先打电话给我，家里有什么事情都跟我说。老大（杨小姐的大弟弟）上班有什么事情，他也不找妈妈，而是找我呀。我觉得我就像个纽带一样。”父亲4年前去世的王先生也谈及，父亲离世给他们家造成的最大影响是“以前家里做什么事情，我妈应该会问我爸，现在我爸不在了，我妈都来问我”；而最开始，他也因这一家庭角色的变动而倍感压力，甚至产生了自卑、暴躁的情绪。类似的，陈小姐说，2年前父亲去世后，陈母对女儿越来越依赖，仿佛变成了小孩子；而她也暗自打定主意，接下来要好好照顾母亲。现在陈小姐正计划着攒钱，将独自在老家生活的母亲接到自己工作的城市。但她实际上从未想过有一天会来到现在所在的TI市，在她曾经的人生计划里，一直规划的是等到大学毕业后，她就回老家找一份普通的工作，孝顺父母、结婚生子。

我：你觉得爸爸走之后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陈小姐：妈妈更像一个小孩了，就是很多事需要我反复去跟她叮嘱，去给她教育……很多事情她也想不开，我又要去开导她……（父亲刚去世时）想得特别简单，我要做她（母亲）的支柱，精神上、经济上都要（重音）。我要她看着我，我就好好工作，然后让她把我作为骄傲来向别人炫耀，想得特别特别幼稚。

我：为什么觉得这种想法很幼稚？

陈小姐：就是因为我跟我妈说了嘛，我努力地工作、跳槽什么的，是希望你把我当成骄傲，就是想用这些事儿让你有盼头。她说：“不用啊，我也有我的生活，我有喜欢做的事，没有必要这样做！只要你开心。只要你开心，那也是我的追求之一。”

不论幸存父母间的性别差异，年轻子女被改变的家庭角色背后所体现的是，因父母离世而激增的家庭责任感。乍看之下，这一变动似乎正是家庭理论所提到的家庭角色的调整。这样的诠释既可行，也不可行。事实上，如果更深一步探究背后的情境脉络，就会看到不同的理解：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年轻子女与家庭之间为维持系统平衡的“缺位-补位”互动，而是依然被深埋在丧亲经验当中，包含着他们对于死亡的恐惧、被修订的人生信念，以及想象已故父母心愿的交织混合。

第一，就对于死亡的恐惧而言，在与年轻子女对话的过程中，能够被清晰捕捉到的是，由于亲身经历过一位父母的离世所引发的深刻痛苦，他们对于再次经历丧失充满了恐惧，“就是会特别特别珍视家人，特别害怕再去失去任何”（褚小姐）。在这一恐惧的驱使下，他们会尽量为现有的家庭成员做更多的事。杨小姐告诉我，由于她3年前是在深夜被亲戚用电话，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通知了父亲的死讯，所以那种“措手不及”所造成的恐惧，让她现在特别希望能够把母亲接到自己的身边，“这样子，可能对她有个照料吧”。朱小姐也说，其实多年前姥姥的去世让她意识到了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于是开始恐惧身边的人（尤其是至亲）的死亡，可是万万没想到，5年前，当她还在上高中时，父亲就这么突然去世了。这样的经历让她愈发感到害怕。

朱小姐：对于死亡这件事，我就感觉，自己总是在一种很惧怕死亡（的心态）和一种对死亡的极度渴望之中，就在这种矛盾中度过。我惧怕死亡是因为我害怕身边有人离开，即使没发生，也会莫名其妙地想到我身边的某个人会突然离开我，如果他真的离开我，我会怎么样。就觉得太痛苦了，所以我会很害怕。每天都会有一种反问自己的感觉，问这个人会不会离开我，就觉得很恐惧。但是我自己又很想离开，感觉每天都被这样的东西折磨……说句不该说的，会很希望是自己（离开），我觉得对我来说这真的太解脱了，再也不会有类似的痛苦发生。然后会觉得说不定哪天我如果死去，就可以再见到我爸。

第二，就被修订的人生信念而言，尽管第四节已简单提及，“关系”因为至亲的死亡而在他们的生命意义里占有愈发升高的优先序；而进一步来说，在年轻子女所看重的“与人的关系”中，更加被升高的是“与家人的关系”，也就是“家庭优先”逐渐成了他们的信念。当母亲7年前去世的尤小姐重新审视“何谓重要”时，发现仅有家人在死亡面前还存有意义。她说，过去她曾将爱情看作是最重要的，但经历了丧母之后，现在她认为家人才是最重要的。尽管因为父亲的迅速再婚，尤小姐受了很多伤，但是她依然很看重家庭，希望照顾好父亲和哥哥们。王先生也说，父亲4年前的突然去世让他静下心来思索人生的意义，继而意识到，人这一辈子最重要也最靠得住的其实只有家人。这一信念上的转变，也让他从原来以自我为中心变得越来越关心母亲，譬如连续三年的春节他都选择陪伴母亲，带母亲出去旅行。

王先生：父亲去世对我来说，最大的转折点就是让我静下心来思考。其实以前不是没思考，以前思考的是挣钱、娶老婆、养小孩，就按照这个轮回走嘛。但自从父亲去世以后……父亲去世有一个让我很伤心的点，父亲走的时候刚好是端午节，他的很多朋友都出去玩了嘛，父亲走的时候都没人来送。就等于我父亲出殡的时候，可能只有我们家人在，他的朋友就很少。当时确实给了我一个很大的冲击，人这一辈子只有家人陪伴，走了就啥都不是。

第三，就想象已故父母的心愿而言，如同本节开篇提到的“依然故他/她”一样，当年轻子女向我解释为何自己会更愿意照顾家人，或者诠释背后的动机时，常常提到的便是他们想象中已故父母的心愿。张小姐告诉我，就在2年前父亲不久于人世时，他对母亲说的是“你是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对女儿说的则是“你是这辈子和我最亲的人，以后要好好照顾妈妈”。她一直琢磨父亲留下的这两句话的意思。在张小姐的诠释里，她的理解是，父亲不仅仅担心母亲接下来会一个人很辛苦地生活，更希望张小姐作为他的女儿能够做些什么，来回报母亲对父亲的好。母亲7年前突然去世的尤小姐甚至说，当时父亲执意再娶，伤透了兄妹几个人的心，但是大家为什么仍然愿意包容，就是因为想到这可能是母亲也会在意的事情。

尤小姐：更多的时候，我感觉我还有一点义务，我觉得我是我妈最在乎的人。她最想做的事，没有做的事，我想用我的时间、我的力量去帮她弥补，所以说我妈走后，我们兄妹几个的心情是一样的，愿意投入更多的爱去给我爸爸……也就是为什么我爸做了那么多不理智的事情之后，我们依然能原谅他，纵容他……

杨小姐：就是开始去承担这份责任了，就认认真真地觉得，这就是我的责任，我去把它扛起来，不像以前那样我想扛就扛，不扛的话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但现在，我是真的想要把它做好，去思考、去在乎（家里）每一个人将来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或者能尽量让这个家更多地在一起，就在一起。

类似于父亲3年前突然离世的杨小姐，当年轻子女决定担起更多家庭责任时，他们绝非仅仅把尽责停留在口头言语上，而是付诸行动；并且由于“家庭”此时被明显前置的优先序，他们中的许多人做出了与从前不同的人生选择，甚至为此放弃追求个人层面的自我独立。

年轻子女中十分普遍的一种现象是，考虑到照顾核心家庭的责任，许多人改变了原本的人生选择，包括放弃继续读研究生的机会、选择就业，甚至是暂缓面对家人的“出柜”计划。曹先生就是其中十分典型的例子。父亲1年半前去世时，年仅21岁的他开始肩负起照顾母亲的责任。虽然他还有一个姐姐，但是年长他7岁的姐姐早已结婚嫁人。而因为要“顾家里”，不能留下母亲独自一人在家，大学毕业后，曹先生放弃了出国读研究生的计划；同时也是为了“养这个家”，他选择提前开始实习。和其他朋友那种体验式的实习不同，他的实习目标非常明确，就是通过实习获得一份体面的工作，尽快稳定下来。因此，曹先生不敢跳槽或尝试其他公司的工作。他回忆道，如果这一切都没有发生，他的生活应该会轻松一些，“如果他（父亲）在的话，我可能不会这么早就踏入社会（重音）”。他也表示自己在面对姐姐时好像承担起了父亲的责任，会和姐姐沟通她和丈夫的家庭问题、小孩的教育问题。而在我们第一次访谈时，当我问及父亲去世带来的影响时，他轻描淡写又意义颇重地笑着回答我，这让他在母亲面前更难“出柜”，更不容易做真实的自己了。

我：父亲的去世对你来说，比较大的影响是什么？

曹先生：可能让我“出柜”更艰难一点吧。对，嗯（笑）。

我：为什么？原来爸爸还可能支持你吗？

曹先生：（笑）因为怎么讲，如果这个家庭健全的话……因为只剩我妈妈一个人了，跟她说这件事情，她如果接受不了，我不能去我爸那里寻求安慰，也不能跟谁商量。我这边也会更难开口一点，觉得我妈经历过这么多事情之后，还要经历这件事情，我觉得，嗯，这可能对她非常残忍。

我：嗯，就是如果爸爸在的话，至少两个人可以分担一下？

曹先生：对，对啊，对我来说可能也不会那么自责。

此外，非常有趣的是，这一份家庭责任感的“辐射”对象还涉及了扩展家庭，更准确地说是已故父母的亲人。父亲14年前去世的秦小姐说，父亲生前是个大孝子，因此，现在的她“就尽量对爷爷奶奶好”。在爷爷过八十大寿的时候，她无法回国，就在网上买了礼物寄回去，同时也在电话里有意识地向爷爷提及，她是在替父亲尽孝，这是来自父亲的心意。施小姐也说，自从母亲7年前去世后，她感觉自己对外公外婆有一份责任，并且这份责任变重了。现在准备在外地找工作的她，有时候也会焦虑，害怕等到有一天外公外婆年纪太大，如果瘫痪或住院了，她是不是就应该回老家照顾长辈。父亲3年前突然去世的沈先生也告诉我，现在的他不仅承担了父亲对家里的责任，还准备承担起关爱自己外甥女的责任，因为这原本也是父亲作为外公的角色。

我：那你要承担父亲原来在家里做的事情？

沈先生：对，另外的话，还比较明显的就是对于我外甥女这一块，我总感觉自己要把爸爸的那份责任也承担起来。

我：外甥女？

沈先生：对啊，我爸是她姥爷嘛，对她的这种疼爱之类的，总感觉我应该也给予她。你看其他人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对他们家的孩子怎么怎么样，但是对她来说，却没有来自姥爷的这样一个东西，我就会去弥补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