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告诉我们，年轻人是非常积极的意义创造者。当父母的死亡“进攻”了先前的认知结构并造成失序时，年轻子女并不会乖乖顺服地接受一个陷入混乱的世界。在我们的对话中，他们向我讲述了关于如何尝试在失序中重新建构秩序的丰富叙事（当然，他们的叙说中很少会用类似“冲击”“意义”这样文绉绉的词语），试图保留生命叙事的一致性[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第一章的研究发现，也就是在年轻子女的哀伤经验之中，我们尚能较为明显地观察到社会情境在个人哀伤中的存在；但当过渡到追寻意义时，年轻子女很少与他人讨论有关“为何是她/他？”“为何是我？”的挣扎，这一经验撤退到了个人-内在层面，开始不为人知。]。我发现他们重构秩序的努力大致可被分为三类，分别是：寻找死亡发生的原因、重新评估失序的影响、调适冲突的认知结构（重新建构对于世界的认知）。

当回忆起3年前父亲突然发病，被送往医院两天后不治身亡的悲剧时，沈先生告诉我，事后他拼命上网找数据，试图搞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找一个替罪羊出来”是当时他叙说时使用的一个比喻，很通俗但却意外生动地概括了年轻子女如何解释死亡的核心特征，也就是在这一经验里，为他们所接受的原因往往并非致使父母死亡的直接因素（譬如病因或死因鉴定结果）；相反，年轻子女最终认可的“前因”更多是一些能够承受他们愤怒的“替罪羊”。综合来说，其他人的责任、逝世父母的缘故、系统互动的结果、社会结构的困境、“这都是命”，以及偶然概率的发生是几项被年轻子女寻获的解释。

“其他人的责任”所囊括的对象十分多元，包括了家庭成员、逝世父母的朋友/同事、当时救治的医院等。值得留意的是，这一归因方式并不受限于死亡方式，无论父母当时是因疾病而离世，还是自杀或发生了意外，年轻子女都会反刍逝世父母生前与其他人的互动，仔细寻找前因。

施小姐，7年前母亲因抑郁症而自杀，是我的第23位研究参与者。一开始，施小姐认为母亲之所以患上抑郁症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因此她将愤怒的情绪发泄到母亲同事的身上：“当时会讨厌妈妈的同事，以为妈妈（离世）是因为压力太大。以前我见到妈妈的同事都会说叔叔好阿姨好……当时我就非常愤怒，那段时间，包括在妈妈的葬礼上，我会把我妈妈死去的愤怒发泄到他们身上。”甚至，她还责怪外公外婆不适宜的教养方式，以至于母亲成年后无法承受压力：

施小姐：我外公是矿区的书记，比较强势。妈妈后来做了小学老师，就是从小到大被保护得非常好的一个状态，很单纯。我就一直以为是因为我外公把我妈妈保护得太好，妈妈承受了压力，没有办法去化解，会怪外婆为什么会把妈妈教得那么单纯……就觉得是外公外婆教妈妈的……是保护得太好了，以至于她受到一点压力就会想要去（自杀）。

不想几年后，施小姐的继母发现了施父一段持续多年的婚外情，而这段婚外情才是导致母亲患上抑郁症的原因。施小姐告诉我，当父亲变成了“替罪羊”时，丧母伤口仍然未痊愈的她，对父亲的感情开始变得复杂：

施小姐：大一的时候……我现在叫她妈妈嘛，我跟她（继母）的感情也很不错，反正就发现了这个事情（父亲的婚外情），并且她告诉我，其实我妈的死就是跟这些事情有关。就相当于我妈妈死了两三年，旧事重提，而且当时我的伤口一直在。所以我就……怎么说，对我爸爸的感情很复杂，一方面我的经济来源就是他，另一方面又因为我爸爸从小到大对我真的很好，我又很爱他，又很……就很不能原谅他。

不单单是自杀的经验里存在着“责怪他人”的叙事，在父母由于生病而离世的案例中，这样的解释同样适用。10个月前母亲因肺癌去世的云小姐告诉我，自从母亲被确诊起，她就开始不断地问：“为什么母亲会得了肺癌？”而她找到的替罪羊是舅舅一家人：母亲生前深受舅舅家发生的一些事情的困扰，因此长期心气郁结，“其实一开始没有太当回事，但是后来体检的时候，突然发现了她得了肺癌晚期”。

云小姐：我妈妈生病，一是因为她自己的脾气确实不太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妈妈）跟我大舅他们家的哥哥（表哥）生气嘛。直到现在我和我爸……现在我们也不想去见他们。那种感觉就是，我妈真的是因为生气，生了那么大的气之后才生了那个病（肺癌）……我就想，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我妈是绝对不可能这么早就去世的，就是那种很怨恨的情绪。我在想，为什么我妈妈没了，而他们（舅舅他们）还在？什么事情都没有，代价也没有那么大。我一直纠结这件事情，凭什么他们还在继续生活，他们还活得好像没什么事情一样？对，我纠结这些。

沈先生则是将错误归咎于医院。当父亲被送往医院后，沈先生回忆道，无良的医生没有对父亲进行紧急救治，还向他们索要了红包。医生最开始称，父亲所患的主动脉夹层在国内基本无法治疗，就算是勉强手术，也很难恢复。但事后他在检索病症信息时却发现，同一个城市的另一家医院刚刚成功治愈了一起相同病例。因此，沈先生既因自己为父亲选择了错误的医院感到深深自责，又对医院愤愤不平。

沈先生：特别巧合的是，我们那边的大学有附属医院，官网上报道，就在5月26日，他们医院成功治愈了这样一个案例（大喘气地笑了一下）。对，当时我们自己也有这种感觉，就是负罪感吧，没有把他送到对的医院……把我爸送到医院之后，那个医生呀……就是他们接收了，但是完了之后就（把我爸）扔到病床上等了两天。第二天他说要做一个影像检查。那天就我们一直等，等了一天。等到下午的时候，医生穿着便装，说他本来都下班了，突然有人提醒……因为我们又去找他们了，他们才做了检查……那个主治医生刚开始说的时候，他就说准备钱，我们就准备了，就一直想给这个医生塞钱呗……第二天准备给他送钱的时候，他说先给他买几条烟。我们就赶紧买呗，中午刚买回来，还没送出去呢，然后（人）就不在了（苦笑）。所以当时我们就感觉对这个世界……就感觉这个医生啊……

在以往的研究中，对逝者的责怪多是记录在自杀案例中，因为自杀的行为更容易被丧亲者诠释为“逝者对自己的抛弃和拒绝”，进而产生“他/她怎么可以对我做这么残忍的事情”的愤怒。7年前母亲因抑郁症而自杀的施小姐的叙说，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我以前不太能够原谅我妈妈。她走了以后就让我很不安，让我的很多情绪没能说出口。我觉得她应该有这个责任，应该在我迷茫的时候指点一下我，所以我不能够原谅她的自杀，我觉得她的自杀是一种逃避责任的方式，她逃避了所有的责任。”[但施小姐之后逐渐意识到了母亲和自己作为个体的独立和分离，因而转变了理解失序的视角，这会是我们将在第四节进一步探讨的。]

在与其他子女的对话中，我发现，这一叙事也会出现在因疾病而死亡的经验里。4年前父亲猝死的王先生，在叙说父亲当时在工作岗位上突然离世时，使用了“你（父亲）自己不争气走了”这样的口语表述，仿佛离世的父亲在面对死亡时仍然有选择。这样的诠释路径让王先生这样一个开始有能力尽孝、反哺家庭的儿子对父亲产生了愤怒，甚至是怨恨的情绪。

王先生：我觉得一开始都会有一种怨恨，有一种愤怒，我觉得都会，当时我也会有愤怒，是人之常情……他去世的时候，我就觉得他是个弱者，你儿子现在有能力了，结果你自己不争气走了，对吧？所以当时处在一个很愤怒的状态。

此外，一些年轻子女也会较为理性地分析父母的生活习惯与死因的关系。5年前父亲因突发肝硬化去世的吴小姐，是我的第6位研究参与者，她就全面细致地回忆了包括父亲原本的身体状况、工作压力，甚至是农村生活方式在内的一系列危险因素。

吴小姐：我们那里是农村嘛，就不会有什么体检、做身体检查的意识。可能是因为他（父亲）之前身体也不是很好，我从小到大，他就有很多毛病，唉，因为在农村要干活，农村的那些饮食又不是很健康。平时比如说有压力或者情绪啊，可能都不懂得宣泄，特别是对于自己的身体，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关注吧，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就觉得只是不舒服而已，吃的药啊，比如说头痛、喉咙痛、手痛、脚痛，就吃那些止痛药，但是并没有说要去做个检查，看一下到底是什么问题……

归纳来看，年轻子女在前两种解释路径中更聚焦于个人层面，然而根据一些年轻子女的叙事，我很惊讶地发现，这一归因过程也可以被拓展到系统层面，也就是他们会试图探索不同的系统与父母的互动，尽可能地通过多个视角还原事件的全貌。相比较于前两种更侧重于直接寻找责任方的取向，这一种则是他们更希望知道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1年前父亲突然休克去世的蒋小姐告诉我，当时凌晨四点多，父亲突然肠胃不舒服。于是她立刻叫急救车，把父亲送去了医院。当五点左右赶到医院后，年轻的急诊科医生看到父亲意识清醒，也能活动，就等了两个多小时才请了其他科室的医生。但是等到八点多专科医生来会诊时，发现父亲其实是感染性休克，必须赶紧抢救，做抗感染治疗。没等到蒋小姐给父亲办理完住院手术的手续，在九点多时，父亲便去世了。紧接着，医院立刻推走了父亲的遗体，“其实那几个小时，我根本就来不及做任何其他的反应……就回家了”。

面对这样突发且悲痛的失去，蒋小姐没有表现出对医院的强烈愤怒，也没有一味将父亲突然离世的责任推给当时急诊科的医生，而是告诉我，她希望能够尽可能地了解“在那短短的几个小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希望医院至少向她交代清楚死亡的来龙去脉。

蒋小姐：对我来说，就连最后抢救我爸的医生是谁，我都一直不知道，你懂吗？当时我见过那个女医生两面之后，她怎么样，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你需要……希望被告知或需要交代的事情，但是就是一个很……我也愿意相信医生会尽全力地去做这样的事情。但你还是希望有机会……如果……能够认识他们，知道里面发生的事情会更好。因为对我来说……可能真的不是那种会去追究责任或者让你赔偿的人。因为对我来说，钱真的没有生命重要，但也可能是医患关系真的很差，大家都要保护自己（所以他们没有向我交代更多细节）。

而一开始也是将前因归结于其他人的云小姐告诉我，在母亲离世后，她见了学校的心理咨询师[需要特别补充的是，本研究中仅有个别几位年轻子女会寻求学校的心理咨询师或其他专业人士的支持；这些少数者就读的都是心理学或社会工作专业，对心理咨询有一定了解。因此可能他们先前所受到的专业教育让他们在受父母丧失所困扰时，能够接受对一位“外人”讲出自己的挣扎，寻求帮助。]，在咨询师的引导下，云小姐开始改变自己的诠释路径，逐渐尝试以多重系统的视角来分析母亲的性格、舅舅一家人的性格、母亲的原生家庭环境等因素对这一悲剧可能产生的影响。

云小姐：有时候也会分析，比如说我妈妈这个人的性格问题或者怎样。我尽量保证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的话，就是她（母亲），包括我大舅，还有我哥哥，他们的做法也有问题，他们的性格也都有问题。但是他们变成这样，他们的性格也是由他们之前的家庭，比如说长辈造成的，或者他的生活环境使得他变成了这样。这让我感觉，我再去怪他或者再去怪谁，并没有太大的用处。我想，可能最后改变自己的想法是最有用的。

更让我出乎意料的是，有两位年轻子女甚至用“社会结构”施加在个体身上的限制，对父母离世进行了原因诠释。概括来看，这两位年轻人的共同特征[需要再次补充的是，这种特征的归纳并不是试图分析解释现象发生的原因，而只是我在写作过程中偶然意识到的两位叙说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两位都是男性，父亲都是突然离世，原生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富裕，受教育程度较高（一位是国内大学的社会学硕士，另一位则是美国大学的生物学博士）。

沈先生一开始其实也是将父亲的死亡归因于“其他人的责任”，但是随着寻找过程的加深，他意识到在不作为的医生和不公平的医治背后，有着社会结构在医疗资源分配上的根源性影响。他回忆说，农民出身、掌握非常少的社会资本、较低的社会地位，这些都让患上主动脉夹层的父亲“命中注定”无法获取所需要的医疗资源，这样的诠释方式“可能对自己来说，更容易接受一点”。同时这也让他决心要奋斗，这一归因也深刻影响着他之后的身份改变（将在第三章的第四节进行详细描述）。

沈先生：其实这个病啊，看谁得。要是像普通农民得一些病，那基本上就没啥救了，该死的死。但是，如果你的社会地位高一点，得了这个病之后，因为有各种的（欲言又止地笑）……就不会出现医生不管你的情况，可能就不一样了……实际上说起来，其实就是他（父亲）命中注定的事。为啥呢？（笑）因为他的这个地位，就决定了他遇到这个事的时候，不能有其他的资源去处理它，只能这样了。所以这样想过来的话，对自己来说，也可能更容易接受一点。

我：那你不会对社会阶层有愤怒的感觉吗？

沈先生：就是奋斗啊（笑）……虽然说，怨恨是现代社会的一种普遍情绪，但是还好……接受了。因为它的规则就在这里，你只有去了解了，充分地接受了这个规则之后，你才有可能去怎么怎么样。你现在愤怒啥的，那只能说明你傻，你天真呗。

6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严先生，同样从社会结构的视角思考了“为何是她/他？”这个谜团。当时父亲因脑梗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每天花费巨大，远远超过了家庭能够负担的水平，“我家又坚持了大约四天时间，就坚持不下去了，就放弃了”。他虽然很想要挽回父亲的生命，但也明白当时母亲之所以做出放弃治疗的决定，是为了保住儿子的未来。他回忆说，父亲的离世不单单是因为家庭在经济上的困难，也是因为父亲在思想上的贫穷，“你没有那种资源，这种事情发生在你身上你无能为力，这是必然的，这是目前这个社会的生存法则”。和沈先生类似，他也决定努力奋斗：“那你想避免这种事情，make a difference，work hard，make money，That's it（做出改变，努力工作，赚钱，就是这样）。”

严先生：我觉得（死亡）为什么发生在我父亲身上，可以牵涉出来一个比较深刻的话题。因为我们穷，因为我父亲是个穷人。我父亲穷呢，他不只是financially（经济上）贫穷，他思想上（也）是贫穷的。就是说啊，他拥有的是穷人的思维，他觉得可能有些小病，扛一扛就过去了，但是从长远角度上来看，这并不是个明智的选择，对吧？我相信，之前我父亲的身体已经给他信号了。我记得我母亲后来告诉我，他有一次头痛去县医院检查，县医院让他做一个核磁共振，好像是脑部成像的一个检查，要400多元的检查费，因为financially贫穷，所以他觉得这个价钱太高，思想上贫穷，他做出了一个不明智的选择：我不去查了，回家，休息去。所以说我觉得啊，这就是这件事情发生在我父亲身上的根本原因。

我：你觉得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

尤小姐：这个我倒是没有多想，我只觉得我妈妈……有些时候……我觉得就是命。

我：“命”为什么这么强大，可以解释这个事情？

尤小姐：因为当你不能用一些很客观的原因来解决的话，那我们就会把它归咎于一些，呃，那个叫什么，我们不可抗拒的……这种潜在的……这样一种可能性吧，那我们最多的时候，就会说这可能是命吧。

当我问7年前母亲因脑出血突然去世的尤小姐，为什么她明明很痛苦，但却很少追问痛苦究竟为何发生时，她回答我：“我觉得就是命。”事实上，“这都是命”是绝大多数年轻子女会提到的解释。更为有趣的是，即便许多年轻子女此前已使用了各种视角对“前因”进行了诠释，但当接近尾声时，他们的诠释仍然会落到“这都是命”。譬如刚刚提到的沈先生，当他将父亲的死亡放回至社会结构的背景下进行解释后，最后他仍然用“命”的概念总结了该部分的叙说：“我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社会结构）在里面，所以这样综合想下来啊，有时候就觉得这个东西只能是他的命了，命该如此。”

曾有学者提醒说，哀伤的年轻人并不是在无中生有地创造意义，相反，他们会积极地在文化和社会情境中寻找可供解释的元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命思想”，包括孔子所说的“知天命、畏天命、顺天命”，成为年轻子女试图解释死亡时的一个来源。值得注意的是，基于一些年轻子女的描述，“命”这一角色并不是在父母离世后突然地出现；当他们回顾整个生命叙事时，许多年轻子女感觉到“老天爷”很早就在提醒他们，只是当时他们未曾察觉到。譬如孙小姐，12年前父亲因意外而离世，是我的第3位研究参与者，她告诉我，在父亲去世前一个月，他们刚搬了新家；当时孙小姐在家里连着哭了一个月，她说当时自己第一次意识到：“忽然就觉得人是要死的，难过伤心了一个月。”紧接着，孙小姐孤身一人出远门参加夏令营，却被其他有父母陪同的“熊孩子”欺负。当时她一边哭，一边心想等自己回家也是有爸爸妈妈撑腰的。可没想到的是，当她回到家时，听到的却是父亲去世的消息。

因此，孙小姐认为这一系列事情其实是“老天爷”给她的预兆。

孙小姐：当时就边哭边想，这有什么了不起，到时候回家，我也有爸爸妈妈。结果一回去，哎呀……后来回想的时候，我觉得是有预感的，虽然我可能根本不知道这是什么。

我：你回想到那些事可能是预感、可能是提醒的时候，有什么感觉？

孙小姐：我觉得可能真的是命吧。怎么说呢，就是可能因为我那时候还不知道是什么，可能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只能让一个人活这么久，他可能真的就只能活这么久，没有办法。它可能已经提醒过你了，你只是不知道而已。

当“这都是命”能够帮助一些子女来接受失序时，也有许多子女告诉我，其实“命”的解释并不能真正说服自己，充其量只是暂停了他们与失序的纠缠而已。譬如1年半之前父亲去世的曹先生，他认为父亲生前不注重定期体检，导致查出病时就已是肝癌晚期；同时他也会用“命”的概念进行解释，“我爸命不好，没有办法”。聊到后来，就读于法律专业的曹先生也苦笑着承认，“命”是他自己找的一个站不住脚的自我安慰。

我：那你现在找到了一个答案吗？

曹先生：没有。找答案的时候，会寻求那种玄学，可能我爸命里就是这个样子，有些事，你在现实中完全找不到答案。你说，如果我父亲是因为抽烟喝酒而得了重病，那像外婆抽烟喝酒这么多年，80多岁，快90岁了，还身强体健，为什么是我的父亲？你完全找不到一个可以解答这个问题的答案，然后就会去往那方面想，可能就是因为我爸命不好，没有办法，对。

我：嗯，那你觉得他命不好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样的？

曹先生：就至少会有一个可以让自己得到安慰的地方。因为命不好这件事，谁都改变不了。但这个答案真的站不住脚（笑）。它就是一个没有根基的答案，毫无逻辑推理可言，大概只是自我安慰的一种手段。

12年前父亲因车祸去世的魏小姐，一开始也是用“这都是命”来解释为什么父亲本来是坐在另外一辆没出事的车上，但后来却换到了出事的那辆车上。但当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时，魏小姐也承认，“命”的解释并不能够停下她的发问。

我：你觉得为什么爸爸那个时候会发生那件事情？

魏小姐：我觉得没有为什么（叹气），就是因为命吧。因为我爸爸当时原本坐的其实不是那辆车。有两辆卡车，他本来是在另外一辆车上，到中途的时候，他好像是为了和别人聊天还是什么，就换了一辆车，而这辆车后来就出事了。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去……想不开，这些都是命。

我：那你把这些事情用“命”来解释的时候，会更好一点？

魏小姐：并没有（笑）。我想说为什么我爸爸要有这种命，他明明就是一个很好的人呀，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命）。他的这个命，完全可以规划得更好，他可以走另外一条路的。为什么要这样对他们？所以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去解释这个事情。

顺着“这都是命”的解释思路，年轻子女可以继续追问下去：为什么命是这样的？为什么命不可以被安排得更好一点？3年前母亲因海难去世的郑小姐告诉我，由于母亲离世的日子也刚好是母亲的生日，因此父亲将此解读成“一种宿命”；而她很直截了当地说，自己非常不喜欢父亲或长辈用“命”来解释死亡，认为这是推卸责任的做法：“我爸爸就做各种解读，有什么好解读的？而且我非常不喜欢宿命论，好像一切责任都没有了。那你还活什么活？但是老一辈都这样安慰自己。”

“偶然事件发生到你身上了”“概率问题”或者“它碰巧发生在我身上”，也是年轻子女会用来解释死亡的理由。1年半以前母亲因胰腺癌而离世的潘先生，在一开始思考“为什么是母亲”时很不解：医生出身的母亲有着健康的生活习惯，注意饮食，早睡早起，不抽烟不喝酒；甚至从20多岁开始，母亲就一直坚持每天早上跑步（直到去世前一年），体重常年没有大的波动。“家里看起来最健康的人”反倒得了癌症，这让全家人都很诧异。潘先生“不太愿意”将这归结于神秘的“天命”，而是采用了基因表达“概率”的解读。

潘先生：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就是概率吧，只能说是……如果说得神秘一点，是一种命运或者怎样。从我自己来讲，我不太愿意说这个是命或者怎样，我更愿意说这可能真的就是概率……你碰到这个事情，因为大家都学过生物，知道每个人身上都有一定的致癌基因，只不过这个东西（基因）表达的原因，有的表达可能更快地被消解，也没有触发改变，但是有的表达会不断激活系统，最后导致癌变，就是这样的一个……概率这个东西，就是谁碰上，就碰上。所以就等于说在我看来，我只能告诉自己是这样一个原因。

这样的解释在其他年轻子女的叙说里，则会被看作“命”的特征。譬如刚刚提到的魏小姐一方面将父亲的车祸解读为命，另一方面也说：“因为这本来就是生活中发生的那种不可避免会发生的事情，只是它碰巧发生在我身上而已。”6年前父亲突发心梗去世的孔小姐也是将“命”和“偶然性”混合在一起，叙说了自己的诠释：“一部分原因可能就是碰巧，就恰好是，然后我有的时候会想，可能就是命吧。”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2–2，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康涅狄格大学临床健康心理学家克丽丝特尔·帕克（Crystal Park）认为，“重新评估压力的意义”（reappraised meaning of the stressor）是个体所追寻到的意义中的一类，指的是为了使压力事件不那么有害并降低与原有认知结构的差异度，个体会修改对压力的先前评估（Park，2010）。从这44位年轻子女追寻经验的故事里，重新评估失序的影响（尤其是缩小父母丧失的负面落差）在重构秩序的努力过程中，能够被清晰地观察到。

具体来说，年轻子女运用中国传统观念中“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这一文化概念，重新定义了死亡，继而打破了死亡的终结性；同时，通过以更不幸的情境作为参照，年轻子女重新审视了自己的丧失，使他们得以在回顾性评估中缩小失序的负面影响；最后，年轻子女通过建构以他人为核心的益处，重新诠释着父母死亡的负面影响。

台湾心理学者黄光国曾指出，就解释宇宙本体的观念而言，中国的儒家思想并不像基督教一样相信整个宇宙有一个超然的创造者；儒家建构了一套自己的宇宙论（cosmology），而其基础就在于个体的生命实质上是父母物理生命的延续（Hwang，1999）。这既是儒家宣扬孝道时的基本前提，也成了年轻子女得以重新定义死亡的“武器”。

3年前父亲突然离世的杨小姐回忆说，当她最开始看到两个弟弟和曾经的自己一样，沉浸在哀伤之中时，会“冷血”地以长姐的身份戳破他们的挣扎：“他（父亲）走了就是走了，你们想这么多，他也活不过来了。”但等到我们进行第三次访谈时，杨小姐却和我分享了她在诠释上的转变：她相信父亲留在儿女身上的影响不会因死亡而中断，虽然死亡带走了父亲的物质生命，但不可能让活在她心中的父亲死去，而这样想让她平静了很多。

杨小姐：他（父亲）在你心里啊，在我们的心里啊。不是说了嘛，一个人，他走的时候，生命就没有了，但是他在你心里还可以活着。他对你说过的话、给你的教育，还能让你继续往前走。我相信小的时候，他肯定知道将来有一天自己要离开你，但是没有想过会那么早，所以他才会对你有这么多的教育。对你这么多的教育是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在有一天他离开你，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你能让自己过得好。

10个月前母亲去世的云小姐也有着类似的诠释。当时，外公曾在电话中对她说：“你可怎么办呀？（母亲去世）以后你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下了。”听到后，云小姐特别愤怒，认为外公这样的想法实际上是否认了母亲对自己的辛苦养育：

云小姐：我当时就特别愤怒，后来连话都不想说了，就挂了电话。我没有这种感觉，我没有觉得我从天上掉到地下，因为我妈已经把她所有能给我的、最好的东西都给我了。我相信她已经把我教育成了一个很优秀的人，我也相信自己能成为一个很棒的人，而且也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被打倒。还有就是，我感觉如果他们觉得我没了妈妈就什么都不是了的话，那他们就完全否定了我妈妈教育我的意义。所以我当时特别愤怒。就是我觉得，即使我妈妈现在人不在了，但是她对我的爱、对我的教育还是一直陪着我的。

在云小姐的诠释里，母亲的爱、对女儿的教育，这些都是母亲在女儿身上留下的印记，是死亡无法割断的。当我们进一步讨论时，云小姐说，她还是会很遗憾母亲不得不缺席孩子未来的婚礼，错过看到自己的外孙辈诞生，但云小姐不会避讳在以后的孩子面前谈到自己的母亲，她会很愿意给孩子看外婆的照片、视频，并且告诉孩子：“即使她（母亲）不在了，但她这个人的价值还是有的。她是你的外婆，她是一个怎样的人，她做过什么事情，包括她也养育了这样的一个我（哭）。”

对于许多年轻子女来说，借着发现父母-子女之间关系的密不可分，尤其是这一关系不会因死亡而“死亡”，使得他们能够将离世父母整合到自己的生命叙事之中，重新定义父母的死亡。换句话说，年轻子女生命的继续，代表着离世父母生命的延续，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因死亡而产生的失序也就得以恢复。而且，在这样的诠释路径里，许多子女也会很自然地产生“自己和家人好好活着，是对逝者的告慰”的常见想法。

吴小姐：就是死亡，他（父亲）要死了，你也没有办法……而且只要你活得好，只要活得好好的，一家人健健康康在一起啊，你更懂事、更孝敬妈妈呀，这些对我爸来说，都会觉得很安慰。只要你活得比他在的时候好，那他应该会好受一点，我也会好受很多。

过往的创伤研究也发现，回顾性重新评估（retrospective reappraisals），即个体在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对威胁事件影响的再评估，在一定程度上会改变他们对于事件性质/本质的诠释。譬如，心理学家谢利·泰勒（Shelley Taylor）等人提出了“选择评估理论”，指出当幸存者试图将受伤体验降到最小化时，可选择的五个策略之一就是与更加不幸的人进行社会比较。

我亦发现了一项类似的策略，即重新审视丧失，更具体地说，是在父母离世一段时间后的再诠释过程中，缩小失序所带来的影响。这样的再诠释能帮助年轻子女在失序的人生里获得些许慰藉。1年前母亲因抑郁症而自杀的喻小姐，是我的第37位研究参与者，她对我说：“那时候支撑我的一句话就是，当你觉得痛苦的时候，有人还在深渊里面。这句话，一直支撑了我很久很久很久。”具体来说，这一现象中有三类情况值得我们特别留意。

第一类情况是，一些年轻子女在父母过世后的一段时间发现，实际生活并没有像想象中那样遭受巨大冲击。这类情况可能和子女的成熟度（譬如他们的年龄）、子女/家庭对逝者的依赖程度（包括情感上和功能上）、家庭的生命周期等有密切关系。一些年轻子女告诉我，在父母过世时，他们常常以为接下去的生活会痛苦到难以承受；但过了一段时间却又发现，至少就个人生活和家庭运转而言，一位父母的离世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想象中那么糟糕的影响，比如1年半前父亲去世的曹先生。

我：那你觉得爸爸离开这件事，对你们家的影响是怎样的？

曹先生：我们家嘛，其实我现在看的话，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我：听起来有点残忍。

曹先生：（笑）对，对。说起来是有点残忍。确实因为该上班的上班（指母亲），该带孩子的带孩子（指姐姐），然后像我，该上学的上学。就是还挺按部就班，跟以前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只是有的方面，比如说我妈那边，会觉得有一点点差别。对，但像我姐嫁出去了蛮多年，我大学四年都在外面，所以那种生活上的感觉可能就……觉得没有什么太大的缺失。对，因为自己也在外面嘛，感觉也没有太强烈。

第二类情况也是在年轻子女的叙事中最常出现的，就是“比你惨的人还有还有很多”（沈先生）、“我不是最惨的”（冯小姐）。而被社会比较的对象通常包括：生活里听到的其他人的经历、在报纸或新闻上看到的负面消息。

周先生年仅10岁时，母亲因车祸意外去世，之后他的父亲很快再婚，而嫁进来的继母却因偏爱自己的儿女而忽略了他。周先生告诉我，当时能给他带来安慰的，就是当时看到村里还有年纪比他更小但生活更加困难的小孩子，他就会想到至少自己还有父亲，而且父亲会赚钱养家照顾他。

周先生：因为还有比我小的人……因为只要那些事实摆在面前的时候，那种现实（带）给你的冲击感。你可以想象那么小的一个小孩，刚上小学就没有爸爸妈妈，在爷爷奶奶家里住着，爷爷奶奶靠着补助来生活，来养他，这有多么艰难。嗯，而我爸爸还有工作，真的是……当觉得自己脚上的鞋不合适的时候，看看那个世界上没有腿的人，就是不要跟别人比……

1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蒋小姐也和我分享说：

蒋小姐：每天有那么多人去世，比如说叙利亚战争，这是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地点，发生这样的事情，但就像《非自然死亡》[《非自然死亡》是一部2018年的日剧，讲述的是日本的一家民间法医组织专门接收非正常原因死亡者的遗体，并进行解剖，试图找出案件真相。我在看完这部剧后将它推荐给了蒋小姐，因为这部剧让我感受到了对死者的尊重：主角不是以简单的疾病致死来了结案件，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查明死亡原因。而这一“尊敬逝者”的态度，刚好响应了当时蒋小姐父亲突然去世和医院并无下文的痛苦经历。]里去世的其实都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所以我才觉得他们好孤独。我心情不好或者怎样，像男朋友他们肯定都会知道，不只我一个人，身边的人也都会知道嘛，你也有你的社会网络和支持体系。但是我觉得日本人就好孤单啊。

第三类情况是，一些年轻子女会通过想象更糟糕的情况，让自己得到安慰。某种程度上说，这类情况仍然是在借助社会比较，以试图接纳失序，只是被比较的对象不是其他人，而是另一种可能性中的自己。2年前父亲因肝癌去世的钱小姐很坦诚地告诉我，虽然她当时的确因父亲离世而相当痛苦，“缓不过来”；但其实她对父亲的感情并没有那么深，加上没有长期生活在一起，要是去世的是母亲，（那就）“真的是太可怕”。

钱小姐：我对他（父亲）的感情没有特别深，如果是我妈妈去世，我就（会很）崩溃。对对对，这是实话，后来我有一个闺蜜（云小姐），她妈妈今年9月9日的时候（去世）……其实就是不久以前嘛，我当时就说“我的天啊”。我觉得我比她幸运一些，妈妈去世真的是太可怕，就感觉“天塌了”……就像别人看我，他们也觉得我挺幸福的，我没的是爹，不是妈，要是你最亲的妈妈去世了，那肯定就会更痛苦一些。

有西方学者将“解释丧失”和“寻找益处”视为追寻意义的两种结构，后者强调的是丧亲者在认知上能够识别出丧失后的益处，发现乌云背后的银边[英国谚语，出自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原句为“是我被骗了吗？或是乌云在夜里竟也透出银白色的边线？”，意思是任何坏事的背后，都有美好的一面。]。随着意义重构理论的影响扩大，“寻找益处”（或者说以更积极的方式重新审视丧失）开始被更多的学者视为应对丧失的策略或追寻到的意义。

在西方理论中，“寻找益处”多指个人在丧亲后所能获得的益处，而这些中国的年轻子女却呈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经验。年轻子女明显表现出了对“寻找益处”这一说法的排斥，拒绝把个人的成长接纳为所谓丧亲后的“益处”；被他们接纳的益处更多指的是他人，包括离世父母、另一位尚在的父母，甚至是医学事业。概括来说，在中国文化的情境下，年轻子女通常拒绝接受以自我为中心的益处，而只能接受通过建构以他人为核心的益处。值得澄清的是，“寻找益处”与“建构益处”是不同的：前者意味着年轻子女认同这些益处是随着父母离世而真实、客观地出现了；后者则表明这些益处来源于年轻子女自己的主观建构，未必真实，或许是心理安慰。8年前母亲去世的冯小姐，在谈到当时亲戚朋友对她丧母后个人成长的“赞赏”时，表达出了强烈的愤怒，拒绝将痛苦的丧亲结果与潜在的个人成长进行等价转换。这也让我感受到了年轻子女对于“寻找益处”的排斥，因此选择了“建构益处”的表述方式。[不可否认，年轻子女偶尔会谈到一些正面的个人成长，但他们通常也会很介意用积极词汇来描述这些转变，并且有意识地用更为中性的表达。比如曹先生就用“要付出一点代价的成长”来描述丧父后他更加成熟的转变；再加上他承认现在“这段时间可能是我的黄金期”，因此，他才愿意认为自己与同龄人相比，在事业发展上更有机会。]

冯小姐：你夸我坚强，夸我能干，或者夸我厉害，我应该谢谢你吗？我应该去写信谢谢这个事情（母亲的去世）让我变得这么坚强、这么能干吗？我不会的，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么去处理这个事情，我心里就说拜托不要说，我心里就说拜托不要说，这个不是你们家的事情，你跟我说也讨论不出什么结果。这件事情本来就不对，凭什么还要感谢它？难道我要感谢我妈妈去世了，感谢上天让我有这样一个吃苦的机会吗？

建构益处的第一类情况，也是年轻子女的叙说中最为常见的，是他们通常会为离世的父母建构起某些益处。1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蒋小姐，当她回忆起父亲在毫无预备的情况下离开人世时，虽然这样的离别方式完全撕裂了蒋小姐原本对于生死离别的想象，但是她后来慢慢诠释出了这种突然离别对父亲的益处：至少这样，父亲少受了一些病痛的折磨。

蒋小姐：但是有一点好的，他（父亲）没有痛苦很久，因为（活到）七老八十那个状态，其实也很累。如果说你伴随他衰老，其实也很难。《流感下的北京中年》[这是2018年的一篇网络热文。作者记述了自己的岳父在29天时间里，从感冒到肺炎，最终承受巨大痛苦、病重离世的全部过程。]那篇文章，其实我看了后很欣慰，我没有这样挣扎的过程……你想，如果他那一个月里痛苦一直都没有减轻，最后离开，和他现在（突然）离开，其实他的痛苦也少，我的印象会比较完整。人其实挺累的。可能这些我都不用处理，挺好的。

就生病一段时间的案例而言，许多年轻子女在目睹了父母饱受病痛的折磨后，通常会建构出“她/他至少解脱了”的益处。父亲半年前因心脏病手术感染而去世的金小姐告诉我，当时父亲在医院治疗了两个月，吃了很多苦头：身上开了三个特别大的伤口，两个月不能进食和喝水。所以我们对话时，金小姐说，至少死亡让父亲不用再“遭罪”了。

金小姐：其实事情发生的时候，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毕竟在医院两个多月了。我们那个时候，真的每一天都是……对我爸爸来说，对我们来说都是煎熬。很多时候，包括事情最后没有发生的情况，我都有想过，我想说不如就快点这样吧，因为不想看他再遭罪了。我觉得他比较可怜的，一个可能是治疗方面的痛苦，正常心脏病人就只是开胸，而他开了胸，小腿上还有一个伤口，然后大腿那个部位要做体外循环，也有一个伤口，一共有三个特别大的口子。他两个月里基本没有进食，看着特别可怜，又不能给他喝水。我觉得人不吃东西、不喝水很可怜。与其这样活着遭罪，还不如就……但还是拼命地想要让他好（起来）。

建构益处的第二类对象通常是另一位尚在的父母。这样的叙事在44位年轻子女中仅有一位：4年前父亲猝死的王先生。当时在我们的第二次访谈中，他和我分享说：父亲去世后，他辅修了心理学。而在和母亲日常相处的过程中，王先生开始有意识地正向引导母亲，让她看到伤痛后的好处，也就是如果父亲没有去世而是病倒在床，那么母亲很可能要为了照顾父亲而经历照护的辛苦。

王先生：虽然谈到我父亲，她（母亲）也有点伤心，但是她会认识到，父亲去世虽然是件伤痛的事情，但其实它同时也带来了好处。如果父亲没去世，如果他没走，而是病倒了，讲白了，她可能要照顾父亲。可能所有的事情全都让她从另一个角度认识了，也许对她来说，其实某些方面是有好处的。这样的话，她的心态慢慢慢慢开始放开，就是说（不再）一直想“为什么到我老了，老伴没了”。慢慢她就看到，譬如跟她同一辈的（朋友），有人的丈夫生病了，或者因为什么牵挂就不让她（朋友）出来玩。但在我这里，你想去哪儿，我都不会阻拦。就会有一个对比，虽然有失去的痛苦，但她也能找到一点失去的快乐。

建构益处的第三类对象，指向的则是医学事业。本次研究中也仅有一位年轻子女分享了这类叙事。陶女士，1年前父亲因恶性肿瘤合并血液病而去世，是我的第32位研究参与者，她告诉我，当时父亲的主治医生对她说的一席话，让她宽慰了很多。医生告诉她，医学之所以能够救人，其基础就是过往无数病人的离世；因此，陶父的死亡并非毫无意义，而可能给现代医学带来进步。而这样的开导，也让陶女士在死亡里找到了意义感。

陶女士：你知道我遇到的医生有多好吗？第一个（医生），其实他对我进行过心理辅导，他告诉我，现在所有这种救人的经验，都是踏在很多人牺牲的这个“肩膀”上面的，对。也就是说没有他们的牺牲，就不会有我爸爸的安稳，对。所以可能有一天我爸爸去世了，也是在为后面的人做贡献。嗯，就是这种延续的感觉，让我觉得还有点盼头。我的爸爸也会说，如果他的死亡能对别人有帮助的话，他也会觉得自己有点贡献。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2–3，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

在年轻子女的叙说中，“调适”（accommodation），即修订原来的普遍意义或目标，以更好地适应威胁事件，也是普遍存在的。譬如1年半前父亲因肝癌晚期去世的曹先生和我分享说：“你要明白，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有意义的，有的事情就是以这种方式在这个时间这么呈现出来，你就要接受它。”具体来说，面对因父母离世而遭遇冲击的认知结构，年轻子女有意识地通过调适对“何谓人生”和“何谓公平”的认识，试图为失序重新建立起秩序。

年轻子女对人生的认识会因父母丧失而受到剧烈冲击，为了将失序融入自己的生命叙事，年轻子女不得不修改自己对于“何谓人生”的看法。被再建构出来的新认识乍看之下十分消极，或者用他们的话来说，这些认识“很丧”。

第一类新认识是，年轻子女开始认识到人生并不存在公平。2年前父亲去世的钱小姐回忆道，原本的她在生活里经常会自我鼓励说：“没事，我现在努力，我现在过得稍微痛苦一点，以后会有更好的生活。”但是20岁出头就失去了父亲的经历（甚至连钱小姐的母亲都说“我都50岁才经历，你居然20岁就经历了”），让她开始意识到，人生的道路未必总是苦尽甘来；人与人之间在包括生死的很多事上就是不公平的。尽管她也害怕不公平会继续出现在自己身上（譬如她很害怕再一次过早经历母亲甚至是另一半的去世），但是她明白，死亡这件事情由不得她，她也拿它没有办法。

钱小姐：没准你就是会倒霉一辈子，没准别人就会幸运一辈子。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就是会有这种差异，就是不公平的。有些人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经历很大的挫折。我之前很羡慕不用经历这些的人，人家就是不用经历，人家一辈子都不会经历，不是或早或晚，就是有些事情，不好的事情，他可能一辈子走到头都不会经历。我原来也会觉得不公平，后来想想觉得也没办法，毕竟有的人就害怕命运不公。你现在活到20岁了，还没有结婚，万一你的另一半走得很早，这些东西都不好说。

高二时母亲自杀的施小姐回忆7年前的那段时间，用“怨天尤人”一词描述了她自己。当时的她抱怨命运对自己的安排不公平，但是在与命运“摔跤”了很多年后，施小姐告诉我，现在的自己能够接受这一份人生的不公平：“难道人生就应该顺风顺水吗？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要顺风顺水？”施小姐特别喜欢《金瓶梅》，称作者兰陵笑笑生“写生写得很冷静，写死也写得很冷静，就感觉好像生死都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而书中的“劝君凡事莫怨天，天意与人无厚薄”尤其打动她。相较于继续执着于人生公道与否，她称“这个问题是根本不值得思考的”。施小姐宁愿接纳人生的不公平，调整好后继续前行，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

第二类新认识是，年轻子女开始认识到并不是所有的人生问题都能得到解答。譬如秦小姐，她坦诚地告诉我，自从父亲14年前去世后，她始终无法放下。原本是基督徒的她辗转委身了天主教，尽管做了诸多努力，但她始终没有办法找到能够解答心中疑问的答案，最后她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必须接受这世界上有一种事情，它的答案叫作无解。”

秦小姐：以前做数学题，要是做不出来，你总会尝试，对吧？我尝试两三种（方法）就做出来了。这事不是啊，我尝试过好多种。真的是折腾完了，我跟你说，都没用！很多东西我想不明白，他为什么那么早就走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上帝生了我，要让我承受这些东西，我不明白。说实话，我去问上帝，我觉得祂好像一直都沉默。

施小姐也因母亲离世后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包括安全感丧失、父亲的婚外情、父亲组建新家庭等），开始不断思考有关人生的各种问题，但是她也逐渐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未必如同生活中的其他问题那样，总能得到解答。

施小姐：我觉得可以思考很多问题，但是没有必要知道答案。所以我也可以什么都不……嗯，有部电影叫《咖啡公社》，它就是讲很复杂的多角恋关系，然后去探讨这个复杂的情感本身。嗯，里面有句台词，“Some questions you don't want to know the answers”（有些问题你并不想知道答案），就是你可以去思考，但是不必知道答案。

第三类新的认识是，年轻子女开始认识到自己并非像想象中那样，能够掌控自己的人生。在尚未经历至亲离世前，许多年轻子女都会有一种“我命由我不由天”的掌控感；而经历之后就会意识到，人在死亡和很多事情上都是无能为力的，“就像我父亲走了这个事情，不在你的能力范围内，不是你能把控的，你只要做好你的事情就好了，所以不管有什么事情，你只要去坚持去做就可以了，至于结果，你是没法去把控的”（王先生）。

1年前父亲突然去世的蒋小姐也意识到，人生中充斥着不可控因素：“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可能有的选择或者结果都是选择的因素加总造成的，有些是你能控制的，剩下的，你是控制不了的。”她最后也不得不承认，面对这些无法控制的事情（包括父亲的去世以及她后来得知的因车祸去世的高中同学）：“那你只能去接受，你没法倒退了嘛。”

正如前文所阐明的，父母在仍壮年时过世，自己在仍年幼时丧亲，这些经历几乎剥夺了年轻子女对于命运、生活和成长的全部期待。这一雪山崩塌般的失序感，也把他们推到了如何与失序相处的境地。或许由于失序感太过于强烈，以至于年轻子女在重新理解了人生（承认人生既不公平也无解，还无法掌控）后，仍然无法接纳失序，而不得不直接面对这一公平感的丧失，也就是尝试着重构被解构的公平。

年轻子女首先尝试恢复的是死亡之于离世父母的不公平。在仔细阅读了他们的叙事后，我惊奇地发现，许多子女在应对这一失序时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公平或者不公平，不是我能主观判断的”这一重构的路径。根据中国文化的传统观念，当父母将年幼的儿女抚养成人，而后逐渐退出工作，就是年老的父母开始享清福的生命阶段。年轻子女谈到这一落差时，常常满怀遗憾，“还觉得挺遗憾的，有一种走过了很艰难、很辛苦（的阶段），或者很努力地走过了自己的前半辈子，到了后面真正该去享受自己得到的所有成果和生活的时候，却享受不到了。觉得划不来，是一种所有的东西都落空了的感觉”（潘先生）。4年前父亲猝死的王先生最初也是感到“各个方面都不值”，但之后他逐渐在如何判断的视域里把自己和父亲的不同区分开，承认如何判断好与不好，在于父亲而不在于他自己。

王先生：我一直觉得父亲这一辈子不值啊，各个方面都不值。但是话说回来，值与不值，那也是外部评价。可能生与死只是我认为的好与坏，但实际上也许并不像我想的那样。至于他过得好不好，只有他自己知道，也许会有遗憾吧。我觉得我没法帮他想啊，我没法去评判他的（人生），因为我不是他呀，对不对？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去评判我自己，而没法去评价他……也许父亲他们觉得，也许啊，觉得他当时要是没走（就好了），但如果以后躺在床上半身不遂了，那对他来说是不是痛苦煎熬？你没法去评判它当时是好事还是坏事，因为很多东西都在不确定地发生变化，你怎么知道最后是什么样？所以没法去判断。

2年前父亲去世的张小姐有着类似的叙事：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无法代替去世的父亲做判断，一方面是因为就最后的结局而言，父亲经历了最不幸的事情；但就生命的过程而言，父亲却又是最幸运的，他有深爱他的妻子和女儿。而另一方面，张小姐也承认，她其实是在不断告诉自己：世界是公平的。

张小姐：以前会觉得更不公平。我觉得这也是命，但是为什么这么不公平呢？但可能现在，我会觉得，嗯，还好。这种公平不公平，都是我们主观臆测的东西。换句话说，虽然说可能他（父亲）在那些方面真的不好，但是他真的遇到了一个很好的妻子、很好的女儿。换句话说，也不是那么不公平。我爸爸是最不幸的，但又是最幸运的，虽然说，可能他身体有怎么样，但是他遇到了一群很温暖很温暖的人。我觉得他是最幸运的，又是最不幸的……公平与不公平，也不能太凭主观臆测，而且我也不能老是天天怨天尤人，总要多看点生活中好的方面吧，不然就……整个人都过得很低沉……因为我不想让自己被那种太悲观的情绪所影响，去过我自己的生活。我不想一直觉得自己是不幸的。

他们其次尝试恢复的是死亡之于自己的不公平，尤其是“太早太早经历这个事情了”（冯小姐）。此时，年轻子女会有意识地缩小他们和同龄人之间的差距，弱化丧父/母的不公感，以重构认知结构里的公平秩序。

18岁时经历母亲去世的魏小姐告诉我，当身为基督徒的男朋友带她参加一个校园团契时，她一开始并不愿意谈起母亲，后来却发现很多人有类似的经历，“突然之间发现好多人都有相似的经历，就好像这样会被安慰到一些”。很多年轻子女也会通过阅读来弱化这一罕见感，17年前母亲因为风湿性心脏病去世的华小姐说，当她在阅读史铁生的《我与地坛》时，感受到了在现实生活里得不到的共鸣感：“他（史铁生）就说他妈妈嘛，大概是说上帝看她心里太苦了，便早早召她回去了。这句话我印象很深，就觉得好像不孤单了，你的这种经验经过了他们的书写，变得集体化了。”

许多年轻子女也会主动自我消解。“所有人必然经历，只不过我早一点”是年轻子女重构出的第一类常见诠释。1年半前母亲去世的潘先生在跟我对话时，也苦笑着问：“我自己还是个孩子，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但后来他在叙说中却自我开解，认为送走父母是早晚的必然，只是自己经历得相对早了一点。

潘先生：但是怎么说，它（父母离世）是一个你必须……每个人都会经历的东西。主要是说我，就要比别人早一点。每个人都会经历，每个人都要经历，你要把自己的父母送走。只不过我经历的这个事情，相对来说更早一点。后面的十几二十年，我去交流或者获得这种来自长辈的人生经验和指导，相对来说可能会更少一点。但其他的方面，我觉得我跟普通的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而“每个人都会经历自己的苦难”是许多年轻子女重构出的第二类诠释。2年前父亲去世的张小姐说，她最开始也会因父亲的去世、家庭的破碎而难过，尤其是当感到与同龄人、其他家庭的不同时。面对这样的差别，张小姐建构出了自己的诠释路径，也就是每个人的成长都会经历一些事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

张小姐：（以前）我会觉得身边其他人的家庭都是很完整的，很幸福的，做什么都是一家人整整齐齐的。那我觉得我们家就是不完整的，就是破碎的呀，就是非常不完美的。但现在我觉得也没什么，可能每个人的成长总要经历那么一些事情，可能有的是亲人的离开，有的是家庭关系的破裂，只是不同的表现形式而已。我也是在爸爸妈妈的爱与关注之下长大的，那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可自卑的。我是在一个很开明很亲近的家庭中长大的，我就没有什么要比他们更自卑的地方，我觉得我也有在成长，我也有在长大、变强大。我就觉得没有什么。

还有一些年轻子女则认为“和同龄人的不一样会消失”。12年前父亲被害身亡的戚先生分享说，年幼时的自己常常因没有父亲而自卑，感到不自信；但是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戚先生当时正在读研究生），他认为“大家都是很一样的”。差异感消失的原因在于，他认为“现在大家都是靠自己”，大家都是不远万里在异地求学，“靠自己更多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丧亲的年轻子女成年后，正好遇上同龄人经历与父母关系的分离，这个交汇点可能消除了两者的一些差异感/不公感：“没有说我和别人（比）少太多。”

戚先生：但我在现阶段吧，现在（到了）研究生，大家都是成年人，20多岁了，其实家的那种观念很淡。现在大家都是靠自己了。对，因为我的同学也基本上都是来自河南、陕西、山西这些内陆地区农村的孩子。大家都是靠自己更多一点，谁也没有想过去靠家里，所以说，我感觉，大家都是很一样的。我没有担心会有特别的感觉，所以没有觉得我跟别人比少太多。对对，我现在是没有那感觉，没有说我和别人（比）少太多。

基于上述，我绘制了图2–4，实时总结了已有的研究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