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自我、创造生活、培养独立精神，这些似乎都让人望而却步。究竟应从何下手？大学又能够提供什么帮助呢？经久不衰的最佳方案就是以人文为中心、由敬业的教师主导小班教学的博雅教育。这并非什么虚伪或“创新的”事业，但对于一个可预见的社会而言，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

什么是博雅（liberal arts）教育？博雅教育并非政治学里的自由主义（liberalism），其英文名称中的“arts”也不仅仅是指艺术，其人文内涵指代的范围更广。准确来说，博雅教育的定义涵盖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与它相对立的是应用学科或者职业技术类学科，如护理、师范、商科、法学、医学等。引用哈佛大学英文系教授路易斯·梅南德的语言：“博雅教育并不为职业技能、经济回报或某种意识形态而服务。”博雅教育旨在探究，其唯一的标准是追求真理，而非实用性目的或奖励。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识的产生过程，是对知识的溯源，而不仅仅是去接受现有的知识体系；学生并非吸收信息，而是对知识进行思辨。面对任何信息，我们要判断它的真实性；我们要思考信息背后的其他问题；不论是学习生物、化学、政治学还是美国研究，我们都要了解各自的前提假设，以及它们所采用的研究方法。更确切地讲，我们学习的根本不是收集、接收信息，而是论证。大学的教育是熟悉并掌握论证能力的过程：学会收集论据，分析现有的权威观点，预见驳论，在逻辑连贯的框架内综合研究结果，并清晰有力地传达我们的结论。学会分析他人观点，并独立阐述自己的观点，这个过程必将是艰难的、缓慢的，需要付出极大努力，而大学四年仅仅是个开端。

历史学家西蒙·沙玛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学生在一次讲座后向他抱怨说，自己的父亲把自己送到哈佛来，不是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加困惑。沙玛回答说，是的，你父亲确实没这么想，或者至少本该这么想。大学教育本该让我们开始了解到，我们之前所相信的（比如历史），其实并不是那么简单或者不变的。学术界总是在无谓地增加复杂性和细微的差别，无休无止地探讨理论、假设和替代方案，这听起来像是自我意淫。但事实上，这就是在诚实地面对现实的方式。这个世界充满了复杂微妙的事物，如酵酶的结构、莎士比亚戏剧的语言、现代经济的运行等等。虽然我们渴望得到明确而简单的答案，但真相总是难寻。有些知识已经足够稳定，可以被视为事实，如热力学定律、法国革命的时间，这些我们也能轻松接受；但是最前沿的发现或许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通过一系列怀疑的尝试、犯错以及抑制自身追求确定性的冲动，方能拨云见日。

接受博雅教育，首先要做的就是学着开始欣赏前文所述的学习特点。但它不止于此。在美国，博雅教育的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广度。也许你只钻研某一个领域，但你同时又会接触到一系列其他领域。你不仅要学会思考，而且要学会不同的思考方式。你也许会从心理学的角度了解人类行为特点，但你也会从文学的角度去体会人类行为。你也许会先从哲学的角度认识现实，但你也会从数学或物理的角度思考现实。经过诸多角度的比较，你的头脑才会变得更加敏锐，更加灵活；你也因此变得更加善于质疑，思想更加严谨。最重要的是，你学会了自我教育。

这一切解释了，为什么接受博雅教育的毕业生在职场上如鱼得水，以及为什么你学的专业几乎不重要。《华尔街日报》曾经有一篇名为《雇主认为：大学专业是次要问题》的报道。该报道指出，一项对318家公司的调查显示，93%的公司雇主认为，“批判性思考能力、沟通能力以及问题解决能力要比求职者的本科专业背景更加重要”，部分原因是他们招聘的职位需要承担“更广泛的职责”和接受“更复杂的挑战”。美国学院与大学协会主席卡罗尔·吉尔里·施奈德注意到，“雇主对学校的期望与公众和政策制定者对学校的认知存在一条很深的鸿沟”。

为此，《华尔街日报》分析，如果某些专业的平均薪资最终高于其他专业，这更多源于他们各自选择的行业之间存在区别。选择更有“钱”景的专业（如经济学专业）的学生在薪资方面当然会高于其他专业，但这只是主观意愿的问题，并不代表两个专业的学生之间挣钱潜力的差异。你从攻读热爱的专业中学到的一点是，除了努力变富，你还有更多充实的方式来支配你的时间。而且，以起薪论成败绝对是一个陷阱。一项长期研究发现，职业技术性专业的确在起薪上占据优势，但是在接下来的10年时间内，这种优势会逐渐消失。真正的教育是为了你的整个职业生涯而做准备的，绝不仅仅是为了你的第一份工作。

另外一份调查显示，30%的公司在招聘文科专业毕业生，该比例仅次于工程类和计算机科学专业（占34%），但是远超于金融和会计专业（占18%）。进行这项研究的机构负责人表示：“公司更看重软实力。硬能力是可以教出来的，但是软实力需要培养。”而后者似乎是稀缺的。另外，只有44%的雇主认为，大学毕业生已经具备在公司取得实质性进步的能力。还有一份研究发现，“大学毕业生普遍在沟通以及团队合作上存在明显不足，往往难以从多角度理解复杂的问题。只有1/4的学生具备胜任工作的思考和写作能力”。而这些软实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于培养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哈佛大学前任校长劳伦斯·萨默斯所说：“我们所学的知识在10年内就会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学会如何学习。”

一家澳大利亚咨询公司创始人托尼·戈尔斯比-史密斯曾经在《哈佛商业评论》上发表过一篇名为《想要创新思维？雇用人文专业学生》的文章，坦言：“学习莎士比亚诗歌或者塞尚绘画作品的学生已经学会了如何运用大概念，往往更容易以新颖的角度解决一些传统方法无法处理的问题。”他说，人文专业的学生善于处理复杂性和模糊性的问题，具有创造性思维，能进行有说服力的沟通，并理解客户和员工的需求。托尼进一步补充道：“出于上述原因，咨询业巨头公司如麦肯锡或者贝恩，它们同样青睐拥有人文背景的学生。你可以选择直接招聘这些学生，否则就只能向大公司支付昂贵的咨询费，让它替你的公司出谋划策。”

与此同时，专业学院也逐渐意识到博雅教育的价值。医学院认识到，医生不仅需要治疗疾病，还需要与人打交道，因此越来越多地倾向于录取有人文以及其他非理科类背景的学生。巴斯卡尔·查克拉沃尔蒂，塔夫茨大学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曾经发表文章，建议MBA课程弱化对“专业型人才”的强调，加强培养具有横向思维和整合思维的人才。工程学院也开始注入人文学科元素，加强对学生思考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力求弥补技术信息自身有限的生命周期。横向对比专业学院的入学标准化考试成绩，人文专业学生在MCAT（医学院入学考试）中的表现要优于生物专业的学生；他们在LSAT（法学院入学考试）中超越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他们在GMAT（商学院入学考试）中比有商科背景的学生出色；在GRE（研究生入学考试）的阅读和批判性写作部分，人文专业学生的平均分远高于其他所有专业。

在全球经济迅猛发展、愈发依赖创造力和创新的大环境之下，博雅教育的价值便尤为突出。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世界是平的》一书中，描述了对未来的展望，强调未来的主流是能够建立新行业、创造新工作的人群，而非服务于现有行业和工作的人群。因此，我相信，博雅教育完美地符合这个标准。面对具有高度流动性和不稳定性的全球经济，传统的职场升迁游戏规则已经式微，甚至连工作本身的意义也被重新定义了。理查德·R.格林沃尔德在他的《微创业时代》一书中提到，新人类应具备的素质包括“广度、文化知识与敏感度，以及待人处事的灵活度”。另外，“终身学习能力、持续成长和创新的态度”是不可缺少的。托尼·瓦格纳在他的《全球成就鸿沟》一书中提到，“甚至连高科技类公司都相对看轻学科知识”。大卫·鲁宾斯坦，亿万富翁、全球最大私募股权公司之一凯雷投资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席首席执行官，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上发言：“H=MC（H代表的是humanities，MC是more cash的缩写），人文学科代表着更高的收入。”现在的社会，信息唾手可得，关键在于是否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当下的美国正在经历一场波及全国，涉及高校和基础教育的人文大撤退运动，上至总统，下至幼儿园，人文学科退居二线，“数学和科学”则占据主流。然而世界的另一头，中国、印度和新加坡已经意识到，要达到美国创新文化的高度，依赖填鸭式的技术类教育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开始模仿美国的人文教育。比如，新加坡国立大学与耶鲁大学合作创办了具有博雅教育特色的新式学院。久负盛名的印度理工学院在课程中加大了社会科学课程包括人文学科的比重。中国在培养科学家和工程师方面取得了成功，并且中国的学生经常在国际性测试评估中取得优异成绩，但是中国的教育界越来越注意到独立的、批判性思维在教育中的缺失。有些人把美国近些年来的经济衰退同亚洲经济的持续增长进行对比，把其比喻成另一个“斯普特尼克时刻”。但在最初的斯普特尼克事件后，美国并没有决定效仿苏联，显然，美国不再拥有这种信心了。

有不少人嘲笑学习亚里士多德能否“在工作中派上用场”，但是他们的这种认识完全是错误的。一本有关职业发展指南的书建议年轻人放弃读大学，并引用了一位大学退学女生的观点：“大学毕业之后，没有人在乎你是否精通休谟或康德的思想。”也许确实没有人在乎这个，但他们在乎你能否很好地思考并表达自己。通过学习和了解这些人类历史上的巨人，精读他们的艺术、文学以及哲学作品，可以训练自己的表达和思考能力。就如另一位人文专业学生所言：“我每天被迫去思考人类历史上最难的问题”，这是你能给自己提供的关于如何说话和思考的最好训练。

如前所述，博雅教育的终极目标并非实用主义，而是帮助你超越时空和工作的限制来思考问题。博雅教育所关注的是公民精神、他人利益，最重要的是，塑造一个强大的、有创造力的、自由的自我。这就是为什么人文学科在真正的大学教育中占据核心地位。当然，塑造自我并非空穴来风，一个有效的办法是向前人借鉴智慧。人文学科包含了历史、哲学、宗教学、文学以及其他形式的艺术，凝结了前人对人性最深刻的认识。这些学科适合解决作为个体的我们所遇到的问题，针对的并不是某个固定领域或者某种职业，而是人性——当我们从工作中抬起头来思考我们的生活时，我们很可能会问的问题。其范围之广能容下整个宇宙，其中不乏爱情、死亡、家庭、道德、时间、真理、神明以及一切跟每个人息息相关的话题。

纵观历史，对于人性或人生的思考之前是依托于宗教的，现今，人文艺术不仅与宗教相容，而且已经替代了宗教。在18世纪和19世纪，传统的信仰受到现代科学以及启蒙运动的挑战，人文艺术逐渐演变成受教育人群讨论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平台。如今真理变得多元化和个性化，人们摒弃了过去既定的、教条的模式。相较于从《圣经》中寻找答案，人们现在可能会选择去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欣赏贝多芬的音乐，或者观看易卜生的戏剧。图书馆、博物馆以及剧场变成了新一代的教堂，成为人们寻求情感抒发、忏悔、喜悦以及超脱的灵魂空间。这是一种新的信仰——唯美主义，即对艺术的膜拜。惠特曼在他的著作《民主的远景》中宣布，“牧师离场，神圣的学者降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以戏剧性的夸张手法描述了宗教信仰向人文艺术的过渡。故事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放弃天主教会的神职，因此放弃了获得圣餐变体的机会，他选择投身于文学的奇迹，引用书中的话则是，“把每日平凡的生活经历转化为永恒的发光的生命”，即凝结为不朽的艺术作品。

英语语言文学成为大学里的一门重要学科并非偶然，这恰恰是在唯美主义出现之际。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作为死记硬背式的固定的知识性信息，长久以来被大学定位为核心课程，但是，它们的地位逐渐为英语语言文学和其他人文艺术课程所代替。宗教本身也作为比较宗教或宗教研究，逐渐演变成为人文艺术的一部分，课堂上的《圣经》不再是神圣的文本，而是文化的载体。这种演变实际上是一种延续。美国大部分大学最初是由教会创办的，演变到今日，大学依然努力在世俗的环境下执行布道任务。在19世纪末，除了科学背景专业的出现，博雅教育的课程体系中也加入了人文元素，其中包含“经典著作”和其他“通识教育”的课程。这些课程旨在为学生提供思考“大问题”的机会。大学校园的礼拜堂牧师说教布道的角色，也逐渐被教授替代，由教授在课堂里引导学生借助经典文学来探讨人性。

常言道：真理难寻！那么艺术凭借什么通向真理呢？艺术要求我们花大量时间努力地观察现象，并且需要我们花更多的力气来表达对观察的理解。任何有过绘画写生经历的人对此都深有体会，在作画之前，首先要全身心地观察绘画的对象，几乎要看透它，直到胸有成竹才可以动笔。比如，我们观察的对象是一杯水，常人对它的认知往往是功能性的，即它是用来解渴的，解完渴后目光就不再停留。但是艺术家会观察它各个方面的特征：如杯子中水的颜色，杯身上的指印，水面凹凸部分的光泽，以及杯子所投射的半透明影子的形状，等等。

就像绘画一样，其他类型艺术的要求也都是如此。在文学世界里，读者所观察到的主要对象并非物质世界，而是人类的心理和社会现象。一位诗人所观察到的是他对自己身体或者家人的主观真实感受，绝不是其应该有的感受。小说家向我们展示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相处方式：斤斤计较的，麻木无情的，单相思的，等等。这些并非我们的道德所提倡的行为。我们的日常生活也许沉浸在口号式政治理念的宣传或者人与人之间客套的甜言蜜语之中，这些传统的思维和情感模式构成并包围了我们的生活。艺术的使命是帮助我们突破这些重围，使我们从中得到解放。但是真相往往让人难以承受，因此我们会选择自欺欺人或者欺骗他人，去极力逃避真相。在卡夫卡眼里，书籍是砍向我们内心冰封大海的斧头。

约翰·罗斯金是19世纪伟大的艺术评论家，同时也是最伟大的社会评论家之一。他对马塞尔·普鲁斯特和甘地有着深远的影响。他这样评价道：

我越来越深信，人类在这个世界上所成就的最伟大事业，就是以朴素、简要的语言表达出自己所见的。在上百个会谈天说地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会思考；在上千个会思考的人中，也许只有一人能洞察。洞察将诗歌、预言和宗教集为一体。

我们着迷于成绩、收入和性生活，却走马观花式地对待我们所生活的世界。而艺术的力量，如诗人雪莱所言，能让灵魂惊醒过来。

说人文学科可以通往真理，这本身就挑战了我们最根深蒂固的信念之一。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科学的世界，而且生活在一个科学主义的世界。我们认为，只有经验性的、可量化的科学性信息才是客观的，才算是知识，而其他探究模式只有在接近科学方法时才有效，但人文学科和科学面向的是相反的方向。它们不仅以不同的方式工作，而且研究的是不同的东西。借用一定理解艺术价值的科学家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的一个术语，艺术、科学和人文是“互不重叠的权威领域”，各自拥有适合自己的不同教学形式。

科学性知识所表达的是内心之外的世界，有助于我们客观地观察事物。人文知识所表达的是我们对世界的感受。画家通过作品，主观地表达自己所见的，尤其在现代艺术中，其内容包含了人类因自己所见而产生的梦想和恐惧。小说家努力营造氛围，让我们体会到生活在不同时代的酸甜苦辣。曾经有一次，我告诉从医的兄长，自己作为文学评论者对时间和空间充满浓厚的兴趣。他吃惊地看着我，以为我这个文学评论者对做脑外科手术感兴趣。我所指的时间和空间并非物理学家所研究的科学概念，而是小说家笔下人类对时间和空间的体验。

让我们回想一下弗吉尼亚·伍尔夫作品中的时间或者查尔斯·狄更斯小说中的空间。在《达洛维夫人》或《到灯塔去》中，时间是随着人物意识的变化而推进的，并非由时钟来度量。书中人物在某个清晨所闻到的清香可能就带着她回到了过去的某个时刻：30年前在露台上同故友叙旧的场景，让人完全沉浸在美好的世界中。记忆、沉思、渴望等各种思绪涌上心头。突然间，因一个念头被拉回到了现实，转头又继续展望未来。伍尔夫成功地让读者感受到了心灵在时间中的漫游。查尔斯·狄更斯更能让读者感受到空间的变化：他笔下的阳光大道、背街小巷、迷宫般的小道、神秘的雾气和黑影等营造出强烈的城市空间感。或许我们要屈身进入一间阁楼，或许我们在奢华的公寓楼里伸展四肢，或许黄昏中，我们在下班高峰期的人流里挣扎。居住在大都市的人们繁忙地穿梭于层层空间里，陌生人和朋友之间只有模糊的界限，你我的身份是随时可丢可寻的标签，偶然事件变得并不偶然。城市的空气中充满了惊恐、炫耀、愤怒、嫉妒等各种情感。没有任何计时器可以量化我们从伍尔夫那里得到的收获，也没有尺子可以丈量狄更斯所带给我们的价值。我们需要的是故事，而不是公式。

科学工作者通常使用最客观的语言，因此数据是他们习惯的语言。艺术工作者讲述个人经历，意在引起他人的共鸣。人文知识不存在方程式或者定律，它因人而异，因文化而异，因此它无法被证明，无法被量化，也无法被复制。我们只能解读人文知识，无法计算人文知识。在欣赏一首诗、一件雕塑或者一段音乐的时候，我们关心的不是它的长短、它的制作材料或者它的流行程度，而是它的意义。针对一个科学现象，我们会问：“这是真实的吗？”但是针对人文学科中的一个主张，我们会问：“这对我来说是真实的吗？”

我们在阅读文章或者欣赏艺术品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我们是否看明白了，而是这篇文章或这件艺术品是否能引起我们的共鸣，从而让我们更懂自己。这也是大学教育所应起到的作用。为什么要阅读经典文学作品？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给出解释：“这些作者可能比你更了解你自己。”这也难怪会有心理咨询师将文学作品用于咨询治疗。（“人们还能在哪里意识到语言、情感、性格或关系的微妙之处？”）以下是一位心理咨询师的自述：

我最近结束了一个治疗时间长达6年的病例。这位病人一开始来我这里的原因是他对麻醉药品上瘾。他患有重度抑郁症，整体精神面貌萎靡、负面、消极。当我建议他去阅读D. H.劳伦斯的作品时，他欣然接受了，他也是我接触过的病人中极少见的一位。在多年的治疗过程中，我们没有离开过劳伦斯。人们往往能够在文学中找到自己。在我14岁的时候，我就是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找到了自己。我的这位病人会带着劳伦斯的书来见我，并当场阅读其中的段落，然后告诉我：“这写的就是我！”

“这写的就是我！”的欢呼，是艺术的本质体验。我们能够从他人身上看到自己，也在自己身上看到他人。这种体验就是弗洛伊德所讲述的“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觉”（Unheimliche）。艺术的魅力在于，它带着我们去了远方，但又让我们有回家了的感受。当我们在阅读《哈姆雷特》或者《简·爱》的时候，跨越空间和时间，心怀罪恶感和幸福感，这些作品如镜子般照出了我们深藏心底的本性，但又让我们感觉到它们是如此新奇。中世纪的丹麦，一个充满臣子和王子的世界，当你在阅读有关它的内容时，你会身临其境，似梦非梦。“找到自我”，如此美丽！

艺术让我们铭记种种经历独特的人的名字。古希腊悲剧中的安提戈涅，《坎特伯雷故事集》中的巴斯妇，包法利夫人，她们分别代表了三类人：注定失败的理想主义者，无畏的欲望主义者，不满的空想家。借助她们，我们窥视到了隐藏在自己体内的巨大潜力。我们所熟悉的小说人物，如亚哈船长（来自《白鲸》），哈克贝利·费恩（马克·吐温笔下的人物），盖茨比（来自《了不起的盖茨比》），霍尔顿·考尔菲德（《麦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女黑奴塞丝（来自《宠儿》），他们的经历充分地反映了美国人不同时期的意识状态。同时，艺术作品还可以为青涩的年轻人提供生活的缩本。《傲慢与偏见》的主人公伊丽莎白·班纳特化讥讽为幽默，直面那个按传统来讲高她一等的男人，走在所有现代聪明自信的年轻女性的前列；《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勇于放弃朋友和家人，接受孤独一生的艺术天才的命运。书籍帮助我们预见未来，赋予我们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的想象力和勇气：他人可以，那么我也可以。埃德蒙森将阅读比喻为“人生的第二次伟大机会”。艺术虽然不会造就一个完美的你，却可以成就一个更自由的你。

当然，提供体验的还有流行文化或者广告，比如《五十度灰》、耐克公司的广告语或者无数的流行音乐等。它们成功地调动了每个人那根“本我”的神经，让人陷入快乐的幻想之中。那样的生活方式谁不想要？艺术与其他形式的刺激的本质区别在于：它不仅仅为读者提供了经验模式，而且也提供了质疑艺术本身的方法。阅读文学作品要求的是一份审慎的态度，而非冲动。我们要思考伊丽莎白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局限，斯蒂芬对自己会有什么误解，霍尔顿是否错了，亚哈船长最后是不是明智的。如果博雅教育意在挑战已成定数之事，那么人文艺术专注的则是挑战伦理和存在的确定性，即我们应该如何待人处事，以及我们是谁。作家安德烈·科德雷斯库认为，故事可以带来反思。不论是《米徳尔马契》《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黑暗之心》还是《奥德赛》，书本促使我们思考自己的生命，我这本书自然也不例外。

我们反思的并不仅仅是价值观。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一切都能够在艺术中寻得：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或者美国家喻户晓的《黑道家族》体现了人性中的野心，契诃夫或费里尼的作品呈现了社会的倦怠，以及美国作家拉尔夫·埃利森和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笔下的边缘人群，等等。就我而言，先辈给予了我无穷的智慧：但丁教会了我爱与恨并非对立，两者相辅相成；英国小说家E. M.福斯特让我明白了自由心态常常是虚荣和无知的遮羞布；作家玛丽·盖茨基尔向我揭示了灵魂在肉体上的体现方式。我并不确定前述这些是否影响了我在生活中的种种决策，但是它们确实深刻地铸成了我对自己及对这个世界的认知。埃德蒙森强调：“要不断地把自己的生活经历，通过深度感受和思考，与书本的所学结合为一体。”生活与艺术在来回交织中相互照亮，共同塑造了一个自我。

在前面内容中我提到过，要描绘一件物品，必须看到它存在的全部特殊方面，就如同维多利亚时期的诗人马修·阿诺德所言，你得看到“它真实的内在”。“真实的内在”是指它自在自为，而不是以你为参照，作为你欲望的工具。这个道理不仅适用于观察物品，也适用于观察人。我们往往以自我为中心，把他人或他物视为自己的延伸。艺术迫使你做相反的事情。它让你以最亲密和直接的方式，体验成为别人是什么感觉，不论是阿喀琉斯，安娜·卡列尼娜，还是艾米莉·狄金森。从中我们获得的最根本收获在于：知道我们并非世界中心，他人并非为我们而存在。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尊严和对世界的认识。引用哲学家丽贝卡·戈尔茨坦的原话：“我信仰小说。我信奉它具有巨大的力量，能生动地呈现世界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有多么不同。”艺术淡化了自我中心意识，教会了我们要有同情心，提高了我们的情商，或许艺术真的可以造就更好的我们。

“博雅教育真的让你过上了更好的生活吗？”一位学生曾这样问我。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博雅教育同样会让你身边人的生活变好。如今的理想化年轻人（戴维·布鲁克斯称他们为“实证的孩子”）热衷于社会科学，例如政策、技术细节、大数据，俨然一派专家治国的气势。但是，我们能够衡量的仅限于我们所知道的存在，有时连已知的都很困难。在我们急于创造一个更美好的将来之前，我们得先理解“人性这根曲木”（康德语），即我们到底在研究什么。

我们需要了解人们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如何思考的，追求的是什么，行为习惯是什么，等等。与此同时，我们要了解将来的规划中可能存在的道德缺陷。（后果难以预料这一定律几乎是叙事艺术的主导原则。）人文学科将社会科学为简化而剔除的一切东西都复归原位。社会科学的龙头学科——经济学总结：人是理性的，人性是自私的，人类的出发点都是将个人利益最大化。我相信《李尔王》（更不用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作者会对这种论断感到惊讶。外交战略家查尔斯·希尔称，文学使用不受框架和方法论限制的语言，因有极大的自由度和灵活性而能够充分表达世界是如何真正运作的。也有人说，小说已经成为历史，《战争与和平》之类的书属于信息流通极其低效的时代。但是持这种观点的人需要明白，网络上的博客或者1400页的维基百科根本不能与《战争与和平》相提并论，因为前者根本提供不了宏大高深的对生命的探究。文学提供的并非信息，它阐述了生命。

和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不同，人文学科也是历史学科。英语语言文学专业记载了英语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学记载了宗教的历史。我们常说，做人不能忘本，人类作为群体，不能忘记自己的历史。过去是我们所有思想和感受的来源，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了解现在的世界和现在的自己。只有了解过去，我们才能明白共同生活中几乎所有的国家法律、社会结构和态度观念。在个人层面，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你才会明白自己思考和言语背后的动机。评论家诺思洛普·弗莱曾说，博雅教育应当带来一场认知风暴，如同戏剧的高潮那般。但在博雅教育的学习中，他说，我们最终要认知的是我们自己。

阿兰·布鲁姆认为：最成功的专制制度，是那种能够成功扼杀掉多项选择可能性的。过去给予了现在生命，但又不同于现在。看到过去，我们就拥有了不接受现在的勇气。看到过去，我们终于明白，从小接受的人生道理并非一成不变：在时间上，它们具有时代烙印；在空间上，它们具有局限性。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逃离现在的出路。它告诉我们，一切皆流：既然现在可以不同于过去，那么将来也可以不同于现在。如果你想成为一位领导者，如果你想找到新的方向，那么过去就是最合适的开端。

艺术和人文学科的捍卫者往往在争论开始之前就放弃了自己的观点。在不少人眼里，艺术不过是安慰剂或装饰品，它是属于富人阶层的一种高雅消遣方式。也有人收藏艺术品，以使其保值增值，似乎艺术在满足人的需求之上的更高价值就是用于交易。在大学校园里，艺术被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它是阶层跃迁的工具。著名的文艺复兴研究专家、哈佛大学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曾为学习人文学科的价值辩护：“实际上，文化知识对个人的职业发展是有正面意义的。”

我承认“文化资本”的现实价值，也看到了大学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但是这种认知不适合诠释人文学科的意义。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建立的经典人文课程部分目的，的确是帮助当时的移民后代（主要是来自南欧和东欧的犹太人和天主教徒）更好地融入只有WASP才能接触到的文化。但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随着高雅文化的衰落，这种说法（针对移民或者下层阶层）已经不能成立。在鸡尾酒会上，人们关心的话题不再是维吉尔或者卢梭；莱昂纳尔多·达·芬奇或者莫扎特也并非所有人都熟悉（当然好莱坞影星莱昂纳尔多倒是家喻户晓）。在酒会上，没有人知道或在乎你是否十分了解蒙田，但是你得知道HBO电视网、NPR（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及R. E. M（美国摇滚乐队）。如今的文化资本是通过同龄人互相模仿得到传播的：一名普通学校的学生会模仿毕业于埃克塞特或道尔顿等顶级学校学生的言行举止和海外旅行的消费习惯，吸收他们的进步思想，甚至购买与他们的生活日用品相似的物品。

此外，有人认为人文艺术适合无须担心温饱问题的富裕家庭的孩子，而名校的其他类学生为了求生存，就应该更务实，学习更实用的专业，比如工程学、计算机科学或经济学等量化领域。这种说法并不鲜见，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百年之前就说过：“我们需要一些人接受博雅教育，我们也需要另外一些人，也许是更大的人群，放弃接受博雅教育的权利，参与具体的体力劳动。”百年之后，如果把体力换成技术，此说法依旧成立。支持博雅教育者并非精英主义的拥趸，把博雅教育预留给少数人才是真正的精英主义。不论人文艺术的价值到底是通向启蒙的道路，还是职场的文化资本，只要是有价值的，每个人就应该拥有。美国作家厄尔·肖里斯的一篇观点犀利的文章《论博雅教育的用途》清晰地阐述了人文学科对贫苦阶层的重要价值，并且他付诸行动，成功地设立了“克莱门特人文学科课程”，并在全美范围广泛推广。如果对贫困阶层是如此，那我可以说，人文经典对所有大学生（不管是达特茅斯大学中来自中产家庭的学生还是杜克大学中来自亚裔家庭的学生），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建议移民家庭的孩子学习英语语言文学或者西方经典，这是否含有某种居高临下（以今天的话来说是“帝国主义式”）的态度？或许有一点，但这样的学习也蕴含着巨大的力量，而且不仅仅是对个人而言。我们回想一下，在一战和二战期间，美国的犹太人群里出现了格外耀眼的人物：索尔·贝娄、诺曼·梅勒、J. D.塞林格、伦纳德·伯恩斯坦以及众多后起之秀，如菲利普·罗斯、苏珊·桑塔格、斯蒂芬·桑德海姆、伍迪·艾伦。他们不仅融入了主流，而且成了主流，他们将自身推向了美国艺术和思想的中心，以自己的方式改变了美国形象。我坦言，美国未来最大的进步就是让亚裔以及拉丁裔也能够在不同领域发挥出自己的影响力。如果维持现状，乐见于他们仍旧只在医学或者金融等固定领域或框架之下摸爬滚打，无异于阻止这些人改变或提升他们在美国的地位，同时也阻碍了美国多元化的发展。

人文经典教育的深远意义显而易见，但我并非主张盲目推广。西方古典学铸就了西方的历史文化，因此它是每位西方现代公民的必修课。放弃这种机会等同于放弃掌握标准的英文写作能力，都是对他们的伤害，这会阻碍他们全面参与社会。但是我们（西方）必须意识到全球化所带来的巨变，以及人口结构的多元化，新的历史文化背景变得越来越重要。我们（西方）不得不去了解其他人的历史文化，或者说在新的世界格局下，西方逐渐融入（更广泛的）世界，成为其中一部分。

培养公民意识是学习古典学的重要目标，但更关键的事情是学习名著（不仅限于西方范畴的名著）。这就好比为自己找到一把卡夫卡所说的斧头；任何足够锋利和足够有分量的作品都可以。暂且不谈是谁在何时创造了这把斧头，只要能够产生一些影响，让你能够触动内心就好。一位真正的读者不会只关心西方经典图书，他会创建自己的经典书单，其中必定包含很多对他影响深远的书。

我并非主张大学生必须修英语语言文学（虽然这建议不坏。埃德蒙森说，当一个学生学习英语时，他的主修科目是“成为一个人”）。我甚至不是建议必须读人文专业。我只是建议，你们应该尽可能抓住大学里的各种机会，去尝试和体验那些与你所选专业不同的领域，尤其是人文领域所能带给你的那种独特经验。那我们是否不需要专业了呢？当然不是。相较于过去，现代人类面对的问题更加具体且复杂，因此现在比过去更加需要精尖的专业领域知识。你从政治学专业转到法学院，再成为国务院的律师，而后成为专注于国际贸易问题的国务院律师；或者从生物化学专业转为医学院，完成外科实习，最后成为一名肾脏移植专家；或者作为一名艺术生，大学毕业之后攻读博士学位，研究佛兰德斯绘画，最终成为一名研究凡·艾克的专家。既然走每一条路都需要大量的时间，那么谁还有时间去追寻泛而不精的通识教育呢？

这种错误的认识根深蒂固、由来已久，起源于人们总是假设教育的深度和广度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对立的。比如在我们的现代语言里，行动相对于沉思；在文艺复兴时期，武相对于文；在古罗马，休闲相对于贸易。而博雅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合二为一的，学生在博雅教育中所获得的智慧将贯穿未来的任何专业或领域，我们将不再刻意区分工作和生活，通识和专业。

当然，我们在职场上所从事的工作必定是具体的、专业的，但是我们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超越领域范畴的、触类旁通的。博雅教育所培养出来的思辨习惯，在艺术、历史、哲学上的造诣，将会帮助一位职场人把人类的智慧和个人的经历融入工作中（如果你是人文专业的学生，就需要融合自然与社会科学的知识）。作为一名医生，你将是一名疗愈者，医治的对象是人，而非疾病。作为一名教授，你将会是一名导师，教授的对象是学生，而非课程。

现代社会的种种问题，不仅在于官僚主义，还在于我们的领导者是一群过于专业化的精英，他们不仅是官僚系统里的懦夫，而且不能突破自己的专业背景思考问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最具现实意义的例子。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他承认他误判了危机的广泛性，忽视了视野范围之外的因素，他错误地以为只要市场主体是理性自利的，就足以使银行业避免遭遇灾难性结局。资深记者克里斯·赫奇斯分析，格林斯潘的失败在于他无法跳出专业的理论性框架来思考问题，无法意识到人性本质的缺陷。前国会议员希瑟·威尔逊在谈及罗德奖学金申请者整体质量的时候，亦十分忧虑：

即使是来自美国顶尖文理学院的学生，他们的申请材料所体现的亦是极其狭隘的专业范畴，这是上一代人无法想象的。其导致的结果是，学生面对复杂的问题，不能自如地跨领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批认知狭隘的精英。

这种现象并非只存在于精英培养当中。大量的教师、社会工作者、心理咨询师、医生都有一个共识：我们为了追求社会高效而依赖标准、测试、规章制度、精神药理学、电子表格，我们对评价方法和“指标”上瘾。社会的每个角落似乎都要依赖公司的各项管理机制来运营，人在社会参与中已经不是全人，更像是机器人。因此我认为，人文艺术教育是改变现状的第一步。

那么，有人开始反驳，像移植手术外科医生如此专业的人士，根本就不需要人文艺术。我们仔细思考一下这个问题。任何一名外科医生都不可能孤军作战。他是手术团队的一员，是所在医院、整个医学行业乃至整个社会的一分子。他可以选择埋头做手术，与此同时，他也可以选择观察并反思自己的周遭环境，努力改善，精益求精。不论你的职业性质如何，任何个体都可以抵制现状并思考如何改进，我们的第一身份是公民，不一定是领导者，但也不是追随者。

公民的集体自治是美国教育的根本出发点，学校的使命也在于此。这也是为什么美国学校普遍采用探究式的学习方式，让下一代掌握提问、表达思想以及创新能力，并通过探索和调查来学习。我们避免印度的填鸭式学习方法，也不采用德国的早期分流制度，把10岁的孩子分成学术群体和职业技术群体，也不效仿英式的本科生只学习单一科目。美国作为一个国家，一直以来希望培养公民，而非单纯的专才。

那么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呢？难道是希望每个人都不满足现状，学会挑战现有的公共秩序以及工作制度吗？是的，就是如此。美国就是一个共和国，本义就是大家共同治国。

在《婚变》这部小说中，杰弗里·尤金尼德斯讲述了20世纪80年代初从布朗大学毕业的3位学生的故事。当时，也是美国学习符号语言学的高峰年代。在那个年代，学生的口头禅是“你怎么看？”学生在对话中会引用法国理论学家的话，他们会因为自己书架上摆着奥地利作家罗伯特·穆齐尔的作品而受人尊重，对认为文学不过是“一堆语言修辞”的人不屑一顾。书中的主人公在大学最后一个学期完成的宗教学课程对他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影响。这门课的期末考核形式是开卷考试。学生可以参考任何一本书。由于没有人思考过这些问题，因此答案也就不存在，学生也不可能作弊。主人公米切尔是这样完成他的考试的（注意“实际”一词的使用方式）：

在他回答问题的时候，他已经全然忘记了这是一份学校试卷。他已经不是为了成绩在答题，而是在思考他自己及身边同龄人一直以来的困境。这是一种奇特的感觉。虽然笔下明明在引用蒂利希和海德格尔的话来阐述观点，但是在他脑海里浮现的却是自己和他的朋友们……在回答论文的问题时，米切尔不断地将自己的答案引向跟实际生活相关的内容。他在思考他的存在以及如何度过自己的一生。这是多么完美的结束大学生涯的方式。教育最终引领米切尔走进了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