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育的目的不可以仅仅停留在个体层面，至少从表面上来看，每个人都是如此认为的。我们要教导学生有社会责任感，为此，有诸多耳熟能详的口号，如“回报社会”“有所作为”“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等等。但在顶尖的高等学府里，社会责任感是跟“领导力”紧密捆绑在一起的。“哈佛是领导者的摇篮”，这是弥漫该校校园的一种陈词滥调。据我的一位学生回忆，当年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招生官到她所在的高中访问时表示，他寻找的是具有“领导潜力”的学生。当然，顶尖学府都在寻找这类学生。如今，要成为一名出色的学生，每位大学申请者都要以同龄人中的领导者自居，还要把自己想象成未来社会的领导者。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在最近一次毕业典礼上宣称：“我们的毕业生将成为社会的领导者，并会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听起来，成为领导者和改善世界两者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不言自明的对等关系。事实上，顶级大学所倡导的领导力跟社会进步之间的联系相当薄弱，跟过去大学所提倡的领导力更相去甚远，更不用说跟领导力的本义所存在的距离了。

这些大学所提倡的领导力无非就是登上社会阶层的塔尖，诸如成为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顶尖医院科室主管、参议员、企业CEO（首席执行官）或者大学校长。换言之，只要你掌权，至于你选择什么领域那都无所谓。当你获得了令人瞩目的头衔，大学就可以大肆宣传，以你为傲。每年接受哥伦比亚大学荣誉学位的人群里，富有的捐赠者总在其中，比如某些公司的CEO。大学在介绍他们的时候，除了“商界领袖”，并没有更多内容可言。领导力在这种语境下是完全缺乏内涵的。

学生们自然耳濡目染，为了展现领导潜质，费尽心思在学校里成为一支球队、一个俱乐部或者学生会的“领头羊”。有些学生甚至会创建一个全新的团体，并自立为“首”。事实上，你做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自己争取到头衔，这样才能为自己申请顶尖大学加分。你希望成为一名领导者，不是吗？之前我听过一个关于哈佛大学面试官面试学生的小故事。面试官问：“哈佛是培养领导者的摇篮。你希望自己将来成为哪个领域的领导者？”学生答道：“我不知道。任何一种都可以。”这几乎是对这种风气最好的诠释。

如果说我们从《米德尔马契》这本书中获得了“精神勇气”，那么作家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之心》则帮助我们看清了，我们对领导能力（即争取最高头衔）的严重曲解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说招致的罪恶。这部杰作为电影《现代启示录》提供了原型。电影中的维拉德（马丁·辛扮演）在书中就是船长马洛，电影中的上校库尔茨（马龙·白兰度扮演）在书中就是库尔茨先生。《黑暗之心》出版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跟电影中设定的越南战争没有任何关联，而是跟早于越南战争3代人的比利时刚果殖民地有关。马洛是一位民用商船的船长，而非军官，被一家由比利时王室特许掌管刚果殖民地的公司派遣，沿着刚果河逆流行驶，寻找一位精神失控、行为暴戾的经理。电影里库尔茨上校的原型就是那位经理。

《黑暗之心》围绕着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种族关系以及人性的黑暗展开，主题并不难以理解。但它揭示的另外一层含义是官僚主义。该书中的“公司”（作者是用大写字母C来强调的）具有规则、程序和等级制度，有掌权者和争权夺势者，跟任何其他官僚体系并无差异。环顾我们所处的社会，很容易找到现实版的“公司”，如银行，博物馆，中小学或者大学，甚至是谷歌公司、美国国务院或布鲁金斯学会。这就是如今我们出色的学生将要赖以生存的环境。

船长马洛沿着河逆流而上。他首先到达了外站。库尔茨驻扎在内站。在这两者之间是中站。故事中的官僚主义在中站表现得淋漓尽致。船长马洛如此描述中站的负责人：

他的肤色、五官、举止和声音都很普通。他中等身材，体格普通，拥有一双平凡的蓝色眼睛，却令人感觉非常冷漠……除此之外，他的脸上挂着一副无法描述的表情，似笑非笑，好像隐藏着什么，难以言喻……他年少起就在这里工作，不过是个寻常的生意人。众人都听他的，但他既不能激起别人的尊重、爱戴，也不能让人惧怕。确切地说，这是出于一种不安。这种不安的感觉并非彻底的不信任，但它具有相当的魔力，会使人被控制。在组织带头或秩序管理等方面，他既没有学问，也没有智慧，更没有创造力，他只是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地固守着原有的秩序。但他很了不起。他了不起的地方在于，你根本无法说出是什么控制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从未泄露过这个秘密。也许他内心什么都没有。如此对他的怀疑让人踌躇。

我们来看一下描述这个人物的几个形容词，包括“普通”“平凡”“寻常”。他并不能给人留下多少印象。在我把这本书读到第15遍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这个人物简直就是我前领导的完美缩影，一位在官僚体系下顺风顺水、平步青云并坐稳位置的人。她脸上也总挂着微笑，像鲨鱼一样狡猾的微笑。她擅长给他人制造不安，似乎我们做错了什么，但她却对此三缄其口。在生活中，当你在官僚体系中与人周旋时，你也会遇见类似马洛所碰到的中站负责人或者我前领导那样的人——无组织带头能力，甚至无法建立秩序，没什么学问和智慧，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征。他们所能做的仅仅是维持现状，此外他们还不费力气地获得了职位，如同马洛所说的，原因我们不得而知。

这实际上是官僚体制的一个大问题：能者为何经常身陷中层，平庸之辈却手握大权？究其原因，是在这种体制下，一个人上升的速度取决于其在体制内操弄权术的娴熟程度，而非其专业程度：奉承上司，排挤下属，积极出入社交场合，深谙办公室政治，狐假虎威，直到最后背刺一刀。广交人脉的最好办法就是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不必为原则承担风险，或者根本不需要原则。生活在某种体制下，你既不需要信奉该体制，也无须质疑它。你只需要成为他人希望看到的守业者，最终你将像康拉德笔下的那位负责人一样，成为内心空洞的人。

顶尖的高等学府在培养未来领导者方面很有一套。它们所处的系统同样被设计来培养学生“领导者”应有的品质。在大学校园里，“领导者”是一个常见词语，马克·埃德蒙森认为：“现在人们对领导者的定义，无非就是一位非常热情、乐观、跟成功人士站在同一条战线的人。领导者往往是一群小大人，没有能力挑战那些真正手握大权的权威人士……如今人们谈及的‘领导者’，实为热情高涨的‘追随者’。”一位在耶鲁工作的研究生导师如此描述自己遇见的学生：一些“手握特权的平庸之辈”。当我在一次演说中引用了该说法时，有学生问：“学校怎样才能培养其他学生成为将来的领导者，同时又不用这些手握特权的平庸之辈来付账单呢？”（注意他说出“领导者”一词是多么自然啊！）当然关键在于，那些手握特权的平庸之辈就是未来的领导者，而不仅仅是富裕的遗产继承人。后来，当我的演说稿在网络上流传时，有学生回信告诉我，“手握特权的平庸之辈”的说法非常贴切地描述了他们这群人。

对于美国精英来讲，领导能力一度有着深层的意义。新英格兰老牌的大学预科中学，以及处于镀金时代的常春藤盟校（那个时代，它们培养出了像罗斯福总统那样的领导者），一心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品德”。在当时，领导能力意味着责任、荣誉、勇气、刚毅、亲和力以及无私精神。这些品质就是当时贵族价值观的体现，虽然带有我们现在习惯鄙视的贵族心态，但它们还是值得赞美的。对于上流家庭的天之骄子们，领导能力具有实际的内涵：他人利益先于自己，要求为理想奋斗，为整个体系的健康发展而尽责，以公共利益为行为的基本出发点（而这不仅仅是毕业典礼后的思考余波）。整个国家托付于这些人，而他们要做的是使国家进步。那么是否有些人并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当然有，但是标准已经确立，何况也有其他人达到了。

我怀疑，如今的顶尖大学掌舵人是否思考过“领导能力”应该被赋予更高、更广的意义。即使他们思考过，如何去落实也还是一个大问题。谈及“品德”，我们所能联想到的也许是考试作弊或约会强暴事件等。这个词似乎已经演变成仅仅“不做坏事”的意思。顶尖高校是整个教育系统的领头羊，而该系统正无休止地以我在本书第一部分讨论的所有方式塑造学生的性格，让情况变得更糟。对于这一现象，人们既没有注意，也没有讨论过。

大学与其致力于培养领导者，不如致力于培养优秀的公民和思想家（毕竟这里是大学）。思想家是敢于质疑权威的人，而不是一心追求成为权威的人，事实上，最好的领导者就是思想家。思想家指的并非学者，而是能够以批判的角度来审视自己所处的组织和社会的人士，他们最好还能够将批判落到实处。思想家具有叛逆思维，不只是解答问题，还能提出新的问题；不只是找出完成任务的方法，还能首先思考每一件事情的价值所在；不只是勇于冲锋陷阵，更重要的是能为公司、行业乃至整个国家制定新的战略方向。培养领导能力不亚于重建自己，最核心的元素是勇气和想象力。最核心的任务是，创造一个有能力与社会现状对抗的个体。

在不受欢迎的情况下，做一个独立思考者和领导者需要强大的意志力。但是如今，我们的下一代在一片喝彩声中长大，并吸收着各种社交技巧。我们鼓励他们学会团队合作，教育他们要开朗、灵活、合群，向他们强调要追求集体共识或做出个人让步。我们似乎过度关注团体的和谐与一致性，有意回避容易引发我们内心以及彼此之间痛楚的事由，极力反对任何冒犯行为、排他行为、冲突以及人类应该经历的诸多现实。最终，我们的下一代被打磨成了一群没有棱角的人，毫无斗志可言。

你自己必须警醒：仅仅抵抗既有观念是不够的，还要抵制那些宣扬这些思想的人，很有可能就是你身边的人——父母、老师、同伴和朋友。总之，就是你自己所在的团体，不论这个团体是如何定义的，它可能是拥有共同身份的团体、你所在的党派或你所在的教派。如果你是一位环保人士，那么抵制的对象就是其他环保人士；如果你是一位自由主义者，那么你的抵制对象就是其他自由主义者。与团队合作不代表你就要在思想上随波逐流。在任何的生活或者工作环境下，总是有些你不该问的问题。领袖或者思想家的职责就是找出并揭示这些棘手的问题。当你质疑存在已久的共识，特别是向大家早就习以为常的生活现状提出挑战时，你将招致众人的厌恶。因为你的行为迫使其他所有人一同质疑，但是他们很有可能一直以来花了很大力气来掩盖自己的疑虑。你的这种行为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鲁·德尔班科曾说：“异议者的冲动实乃对他人说‘不’的勇气。”这种勇气一直是美国文化的一股强大力量，但是在如今的年轻人身上，尤其是顶尖高校里的年轻人身上已荡然无存。现在的学生似乎不再对社会提出那种根本性的要求——对一个不同世界的渴望，而这种要求在过去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这里，我所说的“现在”大概始于我开始上大学的时间。众所周知，美国20世纪60年代风行的理想主义是战后繁荣的产物，但是20世纪7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导致理想主义的消亡。为什么自那以后，在过去的几十年，包括克林顿在任期间的繁荣时光，社会文化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呢？在1985年，即里根总统时代经济复苏的最高峰，我参与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举行的反对南非种族隔离的游行。当时我们坐在路障外边，那位极具个人魅力的学生领袖向我们（也向他自己）保证：“我们还是可以取得B等成绩的！”言外之意是，我们还是有时间为期末考试做准备的。即使最后的成绩并不完美，但这已足矣。换成今天，学生领袖可能会说：“我们还是可以取得A–成绩的。”

到了1987年，阿兰·布鲁姆指出，大学生不仅仅缺乏“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根本不清楚现状之外有何其他选择。他还指出：“过去那些使年轻人厌恶资产阶级社会或整个社会现状的渴望，无论是浪漫的还是其他性质的，如今都已不复存在。”布鲁姆是一个右翼人士，但他的此番言语并不是出于对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怀念。他非常清楚，年轻人对社会的反抗或者异议并非从那时才开始，而是伴随着人类现代化而发生的，比如欧洲浪漫主义时期以及美国和法国的革命时代。在18世纪和19世纪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质疑一切、重新审视整个世界并重建世界，就是年轻人的职责和特权。因此，我们在这段时期经历了伟大的变革，权利运动则是变革的最后乐章。美国20世纪60年代盛行的理想主义并不具有特殊性，相反，我们这一代才是历史的意外。

我想到几位在波莫纳学院读书的学生向我讲述的情况，他们在大学为了获取幸福感而颇感压力（波莫纳学院被第三方机构评为最快乐的大学之一）。一个致力于铲除不快乐或者任何不满的体系实际上就是反乌托邦。每个人的生活中必然有不愉快之事，尤其是年轻人的生活，不愉快的经历是任何个人、机构乃至社会转型和进步的基石。只有当你的内心感受到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时，变化才会产生。为什么在顶尖高校就读的学生与自己所处的系统如此亲密？那是因为他们在这个系统里如鱼得水。戴维·布鲁克斯在他于2001年发表的一篇著名文章《组织顽童》中谈道：“精英学生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现有的制度。”虽然过去的几年可能打破了这种平静，但据我所见，他们并没有做出任何拒绝这种接受的事情。

为了回应我在大学校园演讲中所提及的种种批评，反对声音会列出一些非营利性或具有社会责任感的营利性机构作为佐证，比如“为美国而教”、Facebook、占领华尔街运动等。更不用说一代人为争取社会进步而付出的努力。我首先要承认：比起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确实进步了。暂且不管是因为“9·11”事件、气候变化、金融危机、互联网还是其他因素，千禧年新人相较于美国婴儿潮之后任何其他年代的人群都似乎更有社会参与感，更有能量，他们实实在在地促进了社会进步。

当然，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当有人提出“你怎么看待Facebook呢？”时，他就是在说：“Facebook不就是现在的年轻人，特别是就读精英大学的学生改变世界的有力证据吗？”这样的问题暴露了人们对社会变革的本质存在误解，Facebook仅仅是一个工具，至于这个工具是否为社会进步做出贡献，将一直有待定夺。新科技在民主运动中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当然，西方媒体也可能夸大了其作用），但也在为政府及公司监视并控制百姓方面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工具是价值中立的。技术工具的革命，如Facebook、苹果、谷歌等公司在我们通信方式上所引发的变化，也许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但是它们并不一定能改变社会架构，也不见得就是在朝着正面的方向发展。

试问，在新一代中，到底有多少人考虑过投身改变社会架构之中；就算有些人考虑过，又有多少人愿意去行动呢？忘掉理想吧！理想、理念、远大抱负是20世纪苦难的根源。我们现在鼓励新人“在现有的体系下努力工作”，鼓励新人选择一个问题并想办法解决问题。这种技术统治论的思路正在统领着现代高等教育，它所缺失的是整体的教育大局观，以及对社会终极目标的审视。我们所生存的世界，如同一份试卷，由很多个独立的问题组成。我们要做的是各个击破——发明更清洁的能源技术，实现更便捷的饮水方式，建立更有效率的学校（取得优秀成绩，完成服务项目，创建几个俱乐部）。

能做到这些，的确令人敬佩，也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但是这些是否足矣？我们接受现有的系统并在其中工作，但是如果系统本身就有问题，那我们该怎么办呢？如果社会不公问题得不到解决，我们真能解决学校问题吗？如果我们不进行全球贸易改革，我们真的可以帮助发展中国家脱离贫困吗？我们可以通过改变消费者行为来影响全球气候变化吗，或者说消费者真的是环境危机的源头吗？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对未来的世界是否有自己的憧憬？未来的版本是否只比现在的好一点点呢？我们所寻找的答案又体现了什么样的价值观呢？你可以对有关各种理念和观点的讨论置之不理，但是你不得不面对这些讨论背后的问题。关键是你是否知道自己做事的理念和原则是什么。如果不清楚，那么你很有可能随波逐流，接受最时髦的事物，并且不知道你的言行正在受其影响、被其浸染。

自己动手解决问题的社会企业家精神盛行于当代，但有时我们发现，人们普遍抱着一种远离纷扰的大环境的心态，比如远离政治，远离本质上充满冲突的大型机构（千禧一代常常无法忍受这点）。一位斯坦福大学教授告诉我，几年前自己的学生面前有两类实习机会：一类来自位于湾区东部的致力于环保的非营利性机构，另一类来自加州众议院议长的办公室。你要知道这个办公室可是直接影响加州整体经济的。但现实是，前者吸引了300多名申请者，后者只吸引到了3名。虽然我们会说，每个人都需要脚踏实地从小事做起，但是倘若掌权者是不上心的政治家，那么我们所做的小事将永远微不足道。我们可以创建一家供应有机食品的农场，但是我们不能阻止国会投票宣布比萨饼调味酱是一种蔬菜。地方性的小规模变革是有价值的，但是面对有组织的巨大财富力量，如政治说客、政治行动委员会、亿万富翁俱乐部等，创业模式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们也许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偏偏乐于影响每个人的生活。远离政治并不能消除政治无所不在的影响力。

创新性的社会企业家精神存在了至少几十年，并非千禧一代的独特产物。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过去20年来的种种变化，尤其观察一下这种文化最为关注的两个领域——科技和食品。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农产品直销市场、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模式等，都是不错的进步，不是吗？当然，前提是你有相匹配的消费能力。我们再来认真研究其他两个领域即政治和经济的变化。比如，伊拉克战争、公民团结运动、金融危机、日益加剧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似乎避而不谈政治或经济。两者对比之下，“创意阶层”在忙着开发各种“玩具”，但是整个世界正陷入更深的深渊。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人们怀疑，盛行的小规模科技创业模式并非代表着某种社会哲学（特别是因为千禧一代不喜欢哲学），而更像是对某种生活方式的追求。谁不喜欢拥有自主权？谁不喜欢居住在酷炫的地方？谁不愿意取得巨大成功？但是，如果你真的想改变社会，那么这些很有可能就是你要放弃的。政治是一场丑陋的、漫长的战争。参与这场战争的绝大多数人都处于第一线。有不少顶尖大学毕业生深入首都华盛顿参与政策制定工作，但是极少数真正参加竞选并从政。一位正在一个中西部小城当市长的名校毕业生告诉我原因：“从政就意味着回到家乡，回到一个可能老土的地方，从基层开始一步一步向上爬。”

“服务他人”的精神似乎也有类似的问题。为何我们会舍近求远，到危地马拉共和国这样的地方参与拯救自然或者纪实的工作，而不是去美国密尔沃基市或者阿肯色州呢？难道是因为去帮助他国的穷人比帮助自己国家的穷人更有意思吗？当然，有学生选择在美国国内做服务工作，但是为何很多学生会选择新奥尔良这座城市呢？也许不足为怪的是，所谓的服务，到最后并不是为他人服务，而是服务于自己，为的是给自己的个人简历加分。“做好事就有好发展”一直以来都是指导精神。我们是否能接受纯粹的“做好事”呢？这样的目标不够有吸引力吗？“服务他人”与“领导能力”如同孪生兄弟，事实上这两者纠缠不清。布朗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年轻人有拯救世界的意愿，但是这种意愿背后的认知往往是，通过这些过程最终为自己争得某种社会地位。

“服务他人”这个概念存在问题，或者说当今社会对这个概念的解读存在严重问题。这个词源于《圣经》，《圣经》告诫以色列的子民要服务上帝，而不是法老。耶稣告诉罗马子民要侍奉上帝，而非恺撒。“上帝”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因此我们应该心怀谦卑，而非觉得屈尊。但现在我们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呼喊“回报社会、给予他人”，这是一种慈善的语言，该类语言背后强调的是一种债务关系，是一种力量的削弱，反映了社会等级制度和社会关系，后者本质上是经济交换。这种“服务他人”的态度把服务者和被服务者对立起来，即我们vs他们，富人vs穷人，白人vs黑人vs其他人种。位高权重者应该肩负巨大的社会义务，但是，当下这种服务态度丢失了根本的社会义务或社会责任感。“服务他人”，是一群中产阶层人士的“救世主”，带着全部美德、以自我陶醉的心情降临到穷苦的、无助的人群中。“服务他人”与“领导能力”实际上是自我夸耀的两种表现形式。

如果追求慈善存在诸多问题，那么我们该追求什么呢？正义。不是对他人的不幸表示担忧，而是应该感到愤怒。不是捐出自己财富的5%，而是应该致力于让100%的人摆脱困境。作家、活动家塔米·吉姆反对“肤浅的义工服务的形式主义”或者治标不治本的社会暴力处理方式。我们要做的是“团结一致”为共同目标一起努力。这也难怪学生更倾向于选择危地马拉共和国而不是美国密尔沃基市参加服务项目。面对社会不公正现象，我们更容易接受它是发生在美国之外。倘若是自己国家的问题，我们会更加忧虑，特别是这可能意味着，你要被迫承认自己在其中的共谋关系。

有人会以“为美国而教”或者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例子来反驳前述观点。请问你参与了任何一项吗？是否因为有了这些，我们的社会、千禧一代或者常春藤盟校就可以心安理得了？虽然“为美国而教”是由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于1991年创办的，但是这个组织并不能因此为我们，甚至不能为普林斯顿大学开脱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事实上，“为美国而教”已经演变成中产阶层以“救世主”形象为个人简历加分的服务活动。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知名的高校里显得力不从心，很大原因是名校学生代表了社会天平占优势的一边，他们更相信要在现有的体制里取得成功。总而言之，在大学里参与的某些服务项目或者在重要节假日做的事情，如在马丁·路德·金日所做的慈善，并不能免除个体应该承担的道德责任。至于提及他人的活动，当然和你更没有任何关系了。

需要澄清，我并非建议学生上街示威游行，或者效仿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社会运动。改善世界是我们的共同目标，但是每个人或每一代人都需要寻找适合自己的道路。我建议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思考，这是大学应该教会年轻人的。批评家莱昂内尔·特里林引用了他同事的一篇文章的标题——《做聪明人是道德义务》。这一标题强调的并不是要求每个人都拥有高智商。智慧不是一种资质，而是一种活动，而且是一种道德活动。我们不需要学生成为激进分子，只需要学生保持质疑。“质疑”背后的含义是“察”，因此质疑者就是会审视的人。倘若一个人真的如愿以偿地坐上了首席的位子，但没有质疑的能力或者习惯，那么即便他拥有领导头衔，他也不过是一位平凡的附庸机会主义者。这样有什么意义呢？

当我讨论乔治·爱略特对生活的反抗，以及她坚信爱情远超法律意义上的婚姻时，也许你会不以为然，因为她对爱情的信念几乎已经是社会共识。但是我们是否考虑过，这个共识是如何形成的呢？就是因为乔治·爱略特以及与之相类似的人存在，这些一开始的少数人。人类科技在不断进步，诸如爱迪生或者乔布斯之类的人带动了技术的革新，他们是技术领域的英雄；与此同时，社会也在不断进步，在《米德尔马契》一书中，我们也找到了这样的英雄，书中写道：“之所以你我能够享受稳定的生活，有一半应归功于那些不为人知、踏踏实实为了自己的理想而生活的先辈。”现在我们之所以比之前更自由、更快乐（至少在某些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先辈，如同乔治·爱略特一般，依赖个人的巨大想象力和勇气，承担了种种风险，促进了社会的进步。这可能是通过公开的集体式运动，比如民权运动，需要的是超时代的想象力，构思出与现状不同甚至有冲突的未来，也需要勇气，愿意用行动说话；这也可能是通过个人行为，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社会的血液中并改变了它的性质。

哲学家爱默生呼吁，为了赢得独立，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发动个人革命，把自己从俗世的思维束缚中解救出来。独立、革命、控制权和自由构筑了美国国家历史，爱默生将国家行为视为个人生活的典范。美国的革命也是一场智识革命，它推翻了原有的思维模式，推翻了关于世界可能面貌的现有观念。美国是由一群知识分子、思想家和读书人建立的。富兰克林、亚当斯、潘恩、杰斐逊、麦迪逊等先驱几乎以生命、财富、荣誉为代价，用真相挑战权力，以此来建设一个更美好的社会。在美国国家的基因中，独立、无礼、分歧和异议是核心元素。

美国并不完美，但在改进，并一直朝着建成更完美的联邦这个方向前进。由此可见，大学教育的意义的确远超个人教育。如果你就是大学本来要培养的那种领导者，那么你至少应该具备质疑的能力，并且首先应该质疑的是你自己所接受的大学教育。与其忙于完善个人简历，倒不如先开始努力构建自己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