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我的知识”很重要也很必要，但是我们不能不考虑工作，工作是我们当下急需面对的现实。不是吗？我们当然要发展个人职业并实现个人价值，但是职业发展并非驱动“自我价值”的全部因素。拉拉·加林斯基在她的书《有目标地工作》中建议读者向自己提问：“我擅长做什么？”“我关心什么？”“我坚信什么？”诸如此类的问题在人生发展的转折点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年轻人若过于实际，急于求成，往往会忽视这些问题，就如同威廉·戴蒙在《迈向目的之路》中提到的，这种做法终将适得其反，因为当一个人不清楚自己到底为什么而奋斗时，他是迷茫的，也将得不到幸福。探讨“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可能过于抽象，脱离实际生活，所以我们尝试改变提问的方式，比如“我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很快会发现，事实上“自我了解”是一件很实用的工具，它帮助我们找到自我的价值所在以及自己合适的职业。有谁希望人到中年，蓦然回首，才发现自己要赤裸裸地去面对诸多如此尖锐的问题。

“职业”这个词在拉丁语里意为“召唤”，意思是你是被召唤去从事某种职业的，你是被选择的，并非你选择职业，因此职业是你的天命。当然，“召唤”的实现需要自身的努力，自己先要变得敏锐，并且愿意接受“召唤”。找到自我的前提是解放自我。试想一下，一个人如果一直被外界的声音干扰，他是无法听见自己内心最真实的声音的，还何谈召唤？！对于年轻有为的新一代，我们其实熟悉干扰他们的声音是什么。

我听闻一名哈佛大学学生将哈佛大学本身作为毕业论文主题，赞美哈佛培养了学生的自我效能，让哈佛学生坚信任何事情皆有可能。该论文分析了两类学生：一类认为考试简单，所以取得了A等成绩；另一类认为自己聪明，所以取得了A等成绩。而哈佛擅长的是培养第二种类型的学生。对我而言，后者更像是拥有一种自信，而且我认为被哈佛录取的学生，或被同等级名校录取的学生对自己本来就充满信心。暂且不比较这两者，真正意义上的拥有自信本来就不会太在意考试成绩。真正的拥有自信是不管他人试图给你灌输什么理念，自己都始终坚信“我”的价值远远超过成绩，真正的拥有自信是自己决定什么是成功。

这名学生进一步论证了哈佛毕业生学以致用，把“自我效能”运用到现实生活中，并用它来创新。当我问她这是什么意思时，对方所引用的例子是“成为世界500强的首席执行官”。我只能说这并非创新，而是成功，是一种非常狭隘的“成功”。“创新”如今风靡一时，被解读成解决任何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我们需要对我们有关“创新”的认知进行一次创新。你可以发明一种新的设备，一种新药，或者一个应用程序。但还有一种创新，那是一种“生活创新”。你可以创造自己的道路，而不是追随一条道路。有艺术想象力和科学想象力，但也有“精神想象力”。这里的“精神”不存在对与错，“精神想象力”意指一个人有能力摆脱固有的生活方式，以最大尺度去想象所有的可能性，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打个比方，当你来到一家星巴克的时候，你面对几个固定的选择：拿铁、星冰乐以及少数其他几个选项。但是，你还有一个选择，那就是转身离开，因为也有可能星巴克根本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那一款咖啡。同样的道理，当你迈入名校时，你面临医学、金融、咨询和其他少数几个专业，但是你完全可以不在其中选择。你可以转身离开，留给自己一点儿时间思考。

拥有“精神想象力”绝非易事，与“精神想象力”相关的是个人品质，而非理智，我们既不能通过学习，也不能通过竞赛获取“精神想象力”，因此，很多精英学生对它感到陌生。发挥“精神想象力”，尤其是在面对家人和朋友带来的阻力时，我们需要巨大的勇气。有“精神想象力”的人往往不会迎合社会，这类人的选择或许会使周边的人感到不舒服或不安全，甚至会迫使周边的人质疑他们自己的选择或者自己未曾做出的抉择。勇气有肉体勇气和精神勇气两类。我们通常所敬佩的是肉体勇气，从社会学角度来讲，它是比较容易获得的。想象一下，你的战友同你并肩作战，你的社区为你呐喊助威。在从众心态的影响下，如果众人一起被生活所困，个体也许更心安理得地接受现实；一旦有机会摆脱困境，大家反而开始惊慌。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堂课上，我曾跟学生讨论这些话题。很巧的是，他们正在学习《米德尔马契》这本小说，而这本小说提供了最理想的思考这些话题的意境，弗吉尼亚·伍尔夫赞美这是一本为成人而著的稀缺佳作（尽管存在一些瑕疵）。小说的背景是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乡村，这是一个严重缺乏精神成长空间的年代，年轻女士尤其受限。小说的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布鲁克是一位具有激情的理想主义者，她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在当时的环境下，最大限度地做出改变只能是从个人生活着手。当大家都期待多萝西娅跟帅气、温和的詹姆士爵士结婚时，她出乎所有家人和邻居的意料，做出了令人惊呼的决定，她选择了爱德华·卡苏朋牧师。多萝西娅眼中的卡苏朋牧师是一位朴素、受人尊重、博学的、年长的智者。协助卡苏朋牧师参与脑力劳动，在她看来是一种荣誉。而詹姆士爵士后来跟多萝西娅的妹妹西莉亚结婚了。

结婚后不久，多萝西娅发现了卡苏朋牧师的另外一面——病弱，狭隘，情感淡漠。于是，她的生活陷入了孤独和黑暗，她觉得自己的婚姻是个天大的错误。如果你没有谨慎行事，那么你就要承担相应的风险。多萝西娅是否就应该跟詹姆士爵士结婚，过着如她妹妹一般贤妻的生活？但无论人们怎么想，该书作者乔治·爱略特自始至终都欣赏女主人公多萝西娅的伟大灵魂。在这部佳作的众多人物中，她是唯一一位既拥有“精神想象力”去构想自己的生活方式，又拥有“精神勇气”去付诸行动的人。因此，在她得到第二次机会的时候，她选择了一位有理想但不具有任何社会地位的改革者。这次的决定比第一次具有更大的风险，招致了更大的家庭阻力。她的代价就是要放弃她舒适的生活，移居到城市，如她妹妹所言，将“风餐露宿”。这种生活，西莉亚简直无法想象，不得不担心姐姐“将如何生活”。西莉亚说：“你总是跟一群怪异的人士在一起。我们将永远不能相见……而且你将一贫如洗。”虽然多萝西娅最终获得了自己想要追求的生活，但是作者爱略特让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米德尔马契》这本书的确是为成人所写的。

相较于该书的女主人公，更具有精神想象力和精神勇气的人物是作者乔治·爱略特本人。在撰写《米德尔马契》这本小说的时候，作者淡化了自己的个人经历。乔治·爱略特生长的地方如同她书中描绘的小乡村。虽然她本人并没有书中女主人公优越的物质条件，但是她对精神生活的渴望并不逊色于女主人公。她大量阅读，广交朋友，独立思考。当她宣布放弃信仰的时候，她的父亲威胁将她驱逐出家门，但她并未妥协。之后她移居伦敦，浸泡在文学中，勇敢地以平等的身份在男士圈交际，这对当时的单身女性来讲几乎闻所未闻。

乔治·爱略特并未止步于此，她继而做了一件更加出格的事情：跟已婚男士有染。爱略特的情人本人就经营着开放式婚姻，他的妻子跟其他男人生育了孩子。在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通奸并不稀奇，但是最让当时的人愤慨的是，爱略特对此毫不掩饰。她坚信爱情远比婚姻的法律契约更重要，因此她坚持称呼她的情人为丈夫，甚至冠上夫姓，目的就是要正大光明地经营她的感情。她为她的坚持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不仅被社会排斥，而且连她极其崇拜的哥哥亦拒绝跟她来往。但是她已经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并不为此向任何人道歉。她的不屈不挠，她的意志力和写作天赋，在《米德尔马契》这本书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本书很快就被大家认可，成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著作之一，因而这个世界也被迫接受了乔治·爱略特的生活方式。但是我们必须知道，她毕竟为此付出了超过25年的时光，而且谁都不能保证最后的结果。

乔治·爱略特充分利用了她所熟悉的主题构筑成她的巨作：自我与社会，选择与后果，懦弱与勇气，以及传统与反叛。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并非小说里唯一一位做到了“以自己的行动改变了世界”的人。仅次于女主人公的重要人物是一位名为利德盖特的年轻有为的天才型医生。他立志在科学界闯出一番天地，却过早跟一位爱慕虚荣、贪图享乐的美貌女子结婚，最后并没有善终。利德盖特是一位大众眼里的成功人士，但是在他自己心里，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拥有“精神想象力”，但不具备勇气，克服对舒适生活和外界认可的依赖。

如此描述利德盖特也许有些过分。跟小说里的其他人物一样，利德盖特必须为抗衡外部环境的约束力量而付出努力。这本小说的开篇并未介绍书中任何人物，而是以16世纪西班牙一位伟大的宗教改革者圣女大德兰的故事为切入点，引出了人心抗衡外界约束的核心主题。该部小说里的诸多人物具有圣女大德兰般的灵魂，但是极少数有能力战胜恶劣的生活环境。如果女主人公多萝西娅的处境稍有不同，她完全可以生活得更好。书中人物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编织成一张网，把每个人都缠绕在其中。几十年后，作家詹姆斯·乔伊斯在《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一书中运用了相似的比喻。该书的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感叹，“当一个人的灵魂诞生在爱尔兰，他的灵魂会被千万张网牵锁住，无法自由飞翔”，但是对他来讲，“你可以利用国籍、语言和宗教网住我，但是我恰恰能以此展翅飞翔”。

在今天，我们同样被各种网困住。比如：来自外界的一种典型的质疑“你（读了这个专业）准备干什么”，就是一张网；“寻找自己有何意义，不如寻找工作”也是一张网。当我跟学生讨论这些话题的时候，学生一次又一次向我表达了困扰他们的一种心态——“自我放纵”。比如：“专修哲学，而没有选择其他更有实用性的专业，是不是一种自我放纵？”“我的大学文凭带来巨大的机会，倘若一味追求精神生活，难道不是自我放纵吗？”“我想在大学毕业之后先去旅行一段时间，这是不是自我放纵？”这些问题仅仅是冰山一角，现在的年轻人不过是在思考一些略有不同的选择，而他们的内心却备感压力，不得不质疑自己的选择。

我们习惯认为美国乃富强大国，但是我们又惊讶地发现，该国最聪明的一群年轻人受制于该国在理智和道德精神方面的贫乏，误把“满足好奇心”等同于“自我放纵”。大家普遍接受上大学是一件好事，但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努力争取属于自己的教育的时候，又遭遇他人警告，说他是在放纵和任性呢？那正确的做法又是什么呢？难道进入咨询、金融行业不是自我放纵吗？难道当律师，享受高收入不是自我放纵吗？学习历史是不被赞许的，因为它不能给你带来多少好处，而在对冲基金公司任职则是体面的。追求自己的热爱乃是自私之举，但是若取得丰厚的收入，那就不自私了。

文学评论家德怀特·麦克唐纳多年前曾说：“我们认为，一个人一辈子专注于诗歌写作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会认为，一个人花一辈子推广百事可乐，跟竞争对手可口可乐抢占市场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如果你仔细观察，你会发现不可思议的事情比比皆是。我曾经与一位极具天赋的年轻音乐家交好，而我却费尽口舌说服他，音乐能给人们带来价值。我们会羡慕有人从名校退学并创业，成为下一个马克·扎克伯格，但不能理解有人完成大学学业仅仅是为了成为一名社会工作者。我们嘴边经常挂着“改变世界”或者“回报社会”，但是这两者如果不能给我们带来更高的声望或者其他利益，我们所提倡的“利他主义”将会大打折扣。我们的高中生为了被名校录取，竭尽所能展现自己的创造力和为他人服务的精神，但是没有人会“愚蠢”到将此作为职业追求。“自我放纵”所勾勒出的一幅典型画面是“树荫之下创作诗歌”，这似乎表明了此类创作性或智力行为总是梦幻的、唯我的、无关紧要的、无用的，甚至多少有些女性化及青少年化。有人质疑它，说它算不上真正的工作。

压力来自四面八方。有一位韩国学生暑假归国，在机场被护照检查人员说教了一番，仅仅是因为她想学习哲学。一位从哈佛大学毕业的年轻女士，在给我写的一封信中谈道：

我现在已经从哈佛大学毕业，在一家独立运营的书店工作，生活有保障，但是我的经历跟你所描述的情况几乎一致：当我告诉周边的人我目前的工作，而且在短期之内并没有进一步深造或者上法学院的打算，也没有兴趣将来成为一名律师或者政治家时，我所得到的反馈是不理解，甚至愤怒。就在昨晚，我和父亲之间再次上演口舌战，他声讨我浪费了哈佛大学的文凭。他认为学习农耕，服务社区，给予自己时间思考，以及治愈长期严格分类和滞后的社交生活所造成的情感创伤是自私和懒惰的表现，远不及直接“出卖自己”创造价值。

我们很容易理解这位不走寻常路的勇者的思想和传统的大众思想之间的矛盾，并会同情她的“遭遇”，但是我们或许意识不到我们就是造成这种“遭遇”的力量。我理解这些，是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经历，特别是在我20岁出头就读大学期间，感受到了朋友的“威胁”，因为他们人生的追求方向代表着我难以理解的价值观。爱略特就《米德尔马契》发表评论：“我们这一群微不足道的人，用我们每日的言行吞没了许多像女主人公多萝西娅那样自由奔放的灵魂。”现实生活中，我们所扮演的角色就是各种网的编织者，并用这些网去束缚他人和自己。

核心问题是，我们如何寻找属于自己的使命呢？或者更通俗地说，如何寻找自己心中所热爱的呢？年轻人一直习惯于完成近期目标，这样的问题令他们措手不及，难以作答。虽然没有完美的答案，但是我不妨提几个建议：自发选择做一些纯粹的事情，就如同你小时候那样；选择做一些即使没有外在奖励你也会做的事情；选择做一些你可以废寝忘食地专注去做的事情；做你最喜欢做的事，不是你认为自己喜欢或者应该喜欢的，而是你真正热爱的。

学术界就幸福的本质已经做了充足的研究，其结论无外乎是：在满足基础物质条件情况下，一个人的幸福感来自健康的社交圈以及从事有意义的工作。这种阐述并不新鲜，早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宣称，人是社会性动物，每个人的幸福感都来自他发挥出个人能力之时。严格来讲，这种个人能力就是你所擅长的。当你所从事的工作直接匹配你最强大的能力时，你的幸福感就油然而生，转化成快乐和自主。

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氛围偏向实用主义，其一半的学生专修经济学和政府学专业。我曾经有机会与上哲学导论这门课的学生交流，同他们讨论这门课的特点和他们的收获。首先，我问他们为什么要上哲学课，很多人的回答是为了满足毕业学分要求。当我问该课是否有意思时，几乎所有人表示肯定。我进一步问“有意思”具体指什么，其中一位学生的回答比较有深意：“‘有意思’并非我们所熟悉的定义，这门课让我有机会思考我想思考的问题。”另外一位学生补充道：“我在学习的时候，经常过于入迷而忘记了时间。”我认为大学多数课程或者所有课程就应该“有意思”，有些学生可能觉得哲学“有意思”，也有些学生可能觉得数学“有意思”。既然学习如此，那么我们的工作何尝不是呢？

做自己喜欢的事本来就极具现实意义。很多学生可能主动或被动地选择数据类工作，但并不是所有学生都适合做这行。如果你不擅长工程学，选择工程学就不具实际意义。当你选择你感兴趣的事情，你将会更加努力，将会收获更多，将有机会更加成功。作家乔治·奥威尔回忆：“从小时候开始，大概是五六岁的时候，我就知道自己长大了要成为一名作家。在17岁和24岁之间，我一度尝试放弃成为作家的念头，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深受煎熬，因为我严重违背了自己的本性。”在《临终前最后悔的五件事》一书中，该书作者、一位临终关怀护士，揭示了她的服务对象在临终前最大的遗憾：“我真希望自己有勇气过属于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生活在他人的期望之下。”一个人可以为了未来的奖励，无限期忍受工作的煎熬，延迟自己的满足感；也可以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这本身就是一种奖励。

作家拉拉·加林斯基发出警告，当与年轻人交谈时不要过度强调“热爱”，因为许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热爱”的到底是什么，因此这样反而会令他们产生恐惧感。我之前倡导使用“使命”这个词，对于年轻人来说，这可能难度过高，因为年轻人可能听不到“召唤”的声音，或者听到了多个声音，无从下手。加林斯基建议，以寻找“目标”为出发点，询问自己什么事情会触动自己或者什么能让自己产生共鸣。对于这一措辞，我当然并无异议。实际上我们无须计较任何一种形式的措辞。斯坦福大学教育学教授威廉·戴蒙也支持“目标”这一说法，因为“目标”具有将人的内在与外在，自我与外部世界，你想要做的事情与你认为需要做的事情统一起来的优点。举个例子：当律师并不是“目标”，但是通过法律来保护工人的权益以及控诉罪犯则是一种目标。目标在于你要做什么，而不是你要“成为”什么。

有目标感的工作不受收入水平限制，威廉·戴蒙教授研究发现，“如公交车司机、护士、公司行政职员、餐厅服务员也可以像精英行业人士如律师或者医生一样，在自己的工作中找到意义”。有一点是肯定的，戴蒙教授强调，持久的“目标”不能仅依赖于工作带来的收入和社会地位，也不像现实主义者所声称的那样，工作只不过是为了糊口，问题就在于“只不过”。当有人义正词严地劝告你工作独为生计，应当放弃“热爱”或者“意义”时，我建议你问问自己他们是否也这样做了。我猜想他们并非如此。如果他真的这样做了，那么我建议你再了解一下他们是否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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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布鲁克斯批评说，毕业生“寻找自我”或“追求梦想”不过是“表达式个人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无异于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精神教条。虽然这种“说教式”语言可能已经被通俗化、感性化，成了市场推广的陈词滥调，但是它还是远远比精神教条有深度和广度，它就是现代人的生活，以及最具有代表性的现代社会即美国的最基本信念。美国精神的代表爱默生所提倡的“自力更生”以及梭罗的“按照自己的鼓点前进”的告诫都与“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该主题同时也在大部分的英文经典文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比如个人成长，自我发展，在社会中赢得自己的一席之地，等等。

这也是对现代条件的必然反映。在传统社会里，个人的生命价值往往由外界信念架构，如个人在社区里的地位、父母的工作性质，你根本就不需要也没有机会去思考某种精神，但是现代社会给予个人思考和选择的自由，这既是一件礼物也是一个负担。自由可能带来恐慌和迷失，因此我们更容易选择放弃自由，让他人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无论如何，我们至少不能无视这种自由的存在。问题的核心不是我们不相信“寻找自我”和“追求梦想”的价值，而是我们并未培养出孩子寻找和追求的能力，或者我们根本就不想让孩子寻找和追求。

戴维·布鲁克斯坚持认为，“大部分人并不会主动形成自我并领导自己的生活，相反，很多人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逐渐形成了自我”。我同意他观点的前半部分：一个学生不可能静坐在宿舍里就可以建立自我。大学仅仅是一个开端，它给每个人提供了培养自我反思能力的机会和平台。但是我认为，“遇到问题”，“解决问题”，从而建立自我，这一说法有明显的局限性。或许社会企业家型的年轻人编写软件，把城市需求和服务供应商对接起来，帮助当地政府解决问题；或者创建项目，为贫困落后的学校带来新鲜的食品，提高当地居民的健康水平，这些事情符合布鲁克斯的说法。

但是如何解释其他类型的企业家呢？比如你制作一款电脑游戏，创建一家设计公司，或者开一家面包店，这些到底是解决问题还是利用机会呢？还有其他更多的职业，如教师、护理员、社会工作者、学术研究者、神职人员以及律师和医生等，这些从业人员不仅仅受工作内在的意义所激励（比如“我很喜欢孩子”，“我沉迷于考古学”，以及“我为上帝服务”，等等），也因为工作所产生的外在影响。还有一些创意性工作，比如作曲，既不是为了解决问题，也不是利用机会，它源自内心的冲动，需要表达和交流情感。布鲁克斯本人是一位新闻工作者、政治评论员和社会评论家。我也许不能精准地描述他发自内心的职业冲动，但是我大概可以猜测，他的内在动力来自理智、好奇心、人生信念和情操等方面，而解决问题并非他的主要动力。我敢打赌，他自己也是寻找到了自我并追求了自己的梦想。

在种种讨论之中，如公正、美丽、善良、真理等指引我们人类精神的北极星——“理想”很少出现，甚至被刻意回避，取而代之的是较含糊的“价值”。但是，理想拥有更强大的力量，比世界上任何东西都珍贵，它给予我们力量抵挡地位、财富和成功的诱惑。理想好比宗教信仰，在我的观察中，有宗教信仰的学生具有更强大的精神自主性，对外界声音的依赖性更低。美国文学评论家艾尔弗雷德·卡津曾经比喻，“理想是心灵成长的目标，是心理健康的必需品”。虽然“理想”很可能在大学毕业之际就滞留在了大学，但美国前总统罗斯福在他离开校园40年之后（正值二战最水深火热之时），仍旧写信感谢自己的老校长，感谢他督促自己坚守年轻时候的理想。

在过去的几年，我接触到很多刚从大学毕业的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倾听他们分享离校之后重新认识自己真正需要在大学做的事情，他们坚持探索自己到底是谁以及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在这里，我分享其中几个故事。

第一个故事的主人公名为尤尼斯，是美籍亚裔，不到30岁。在一次受邀参加的耶鲁校友活动上，我认识了她。尤尼斯在西雅图市郊长大，大学主修经济学，毕业之后就职于摩根士丹利。在大学期间，她享受到了充足的学术指导，但是接受的职业发展引导却远远不够。在我们后续的面谈中，尤尼斯感慨，“大学的职业指导办公室给予的帮助微不足道，职业选择有限，除非你愿意走一条全新的路”。她环顾周边的朋友，大多数人似乎都在从事极其相似的职业，不是法律类、医学类就是商业类，其中最不快乐的是读法律的人。她几乎看不到有人在做令人兴奋的事情，那些能够令她一见钟情的事情。

在摩根士丹利工作三年之后，尤尼斯终于选择离开，这也是她第一次选择放弃一件事情。她坦承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我担心我若继续待下去，对高薪产生依赖感，我将永远不能脱身”。其后，尤尼斯来到上海，在这块崭新的土地上遇到了形形色色的美国人，他们并没有名校背景，但是他们对生活的热爱远远超过她的耶鲁同窗们。有些人开餐馆，有些人从事写作，也有不少人创业，比如：一位年轻女子开办了影视制作公司，一位从事活动策划，还有一位经营着一家美式纸杯蛋糕甜点屋。究其原因，她发现这些人身上的一个共性是，他们更愿意面对风险。来到上海，尤尼斯给了自己一次机会，她脱离了“常春藤盟校精英阶层的泡沫”，见识了虽没有常春藤盟校级别的名校背景，但是依然成功的活生生的例子。

在上海工作两年之后，尤尼斯决定回到西雅图，利用一年的时间思考并休整。她参加了瑜伽培训班（纯粹是为了好玩），热衷于义工服务，并准备在秋季开始MBA（工商管理硕士）项目。她非常了解MBA的教育可能跟大学的经历一样狭隘，但是她已经准备好了主动寻找一种非传统的生活方式。回顾大学经历，她希望自己当时能够尝试更有意思的专业，而不是不假思索地选择经济学。如今她认识到，“大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工作，而是经历教育”。但是她也承认，以现在大学的存在形式，学生根本没有机会去“内省”，去“思考自己真正的追求，而不是掉入自认为应该追求的陷阱”。

经过几年的社会历练，尤尼斯对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她承认：“当你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时候，你感受到为个人简历继续添砖加瓦的压力。但事实上，这又是给谁看的呢？”如今外界的评价对她的影响大大降低，她对物质的追求和拥有这件事也看得更清楚了，人也变得更加理智。回想起在摩根士丹利每天12个小时的工作强度，她做了简单的总结：“当你心不在焉，任何的竞赛都是一种无意义的投入。当你回到家，你应该是开心的。”她告诉我，人们渴望的东西和过上她所说的“可持续生活”所需要的东西之间是有区别的。

第二个故事的主人公名为玛格丽特。她在阅读了我写的一篇文章之后，以第一人称分享了自己的故事：

我就是一位完全符合你描述的名校生。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所求的时候，哥伦比亚大学造就了一个有竞争力的我，但同时也在我内心种下了一颗种子，让我觉得大学毕业之后耗尽个人积蓄周游世界或者当志愿者是不可饶恕的自我放纵。虽然这是我大学期间一直的计划和梦想，但是当我看到身边的朋友都在努力寻找工作的时候，我屈服了，我向自己的罪恶感投降。最终，我妥协了，成了一名享有全球声望的研究机构的访问学者，驻扎在巴西研究气候变化和农业。至少我是在海外，而且是在极具异国风情的巴西，我成功地自我安慰。

在任职期，我目睹了资深研究员争夺研究所管理岗，听到一些人讥讽只拥有双硕士学位，而不具备博士学位的同事；另外，我觉得自己被困在办公室里，在研究着我从未涉足的一片土地。面对困惑，我时常会回想起你的文章，我终于意识到其实自己一直在假装，一直在欺骗自己是一位气候科学家。事实上，我大学主修国际关系专业，意在保证四年完成大学学业的前提下，能够争取到更多的海外学习机会。我一直在假装喜欢自己的工作，而每年都有几百人为之拼命。几个月前，有一位来自非洲的博士生申请担任我的实习生。最重要的发现是，我假装在乎社会给精英拟定的“成功”版本。因为在现实中，这也是常春藤盟校，如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教育自己的学生所做的，就是如何伪装，以及如何伪装得很好，我的表现更是相当不错。我不仅升职加薪了，而且也在专业的科学杂志上发表了文章，在国际级别的研讨会上做了主题演讲。我擅长我所做的，但是最终，这仅仅是我的工作，并不是我的所爱。经过一段时间的深度自我反省，分析自己向往的“智慧”，自己真正想要的技能（而不是假装拥有的那种），我突然如梦初醒，我对攀登“成功之梯”毫无兴趣，我想要的不过就是经营一家非营利性的、服务总量不超过30人的餐厅。我年仅22岁，经济实力有限，但是我希望在南美洲实现我的梦想。整个计划听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但是幸运的是，我身边有一位同样醒悟了的常春藤盟校毕业生（康奈尔大学2011届），我们决定放手一搏。在整个尝试的过程中，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每年花费55000美元所接受的大学教育在创业中显得捉襟见肘，比如，我们不知道如何给墙刷底漆，怎样用便宜的木料做一张木制桌子，如何制定餐馆的预算，等等。如果我们最后未能成功，至少我们拥有“精神勇气”，给了自己一次机会。

第一个故事的主角尤尼斯是一位实用主义者，她一心追求更有意思的生活方式，因此她努力朝着为社会做更大贡献的方向发展；第二个故事的主角玛格丽特是一位梦想家，愿意承担巨大的风险，跟尤尼斯的发展方向不同，她也更有可能招致许多人的质疑，比如质疑她为何放弃那份受众人追捧的工作。不管是成为富翁还是拯救世界，她们都为自己的真正所想付出了行动，而不是屈服于外界预期她们应该做的事情。

最后一个故事的主人公是我自己。我的故事是一次寻找自己使命的漫长旅程，而这原本不需要那么久。我的父亲是一位工程学教授；在我上大学之际，我的几个兄弟姐妹已经从事医疗行业多年。显而易见，科学是我们家庭的首选，所以除了科学，其他方向都不在我们家庭的考虑范围之内。这个未成文的家规加上我作为犹太移民后代所背负的职业成功期望，使我无论多么喜爱阅读和写作，都从未考虑过科学之外的选择。

在高中期间，受益于两位科学老师，我对生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除此之外，一直以来我对心理学充满好奇。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新生，在新生入校的第一周培训期间，我发现学校提供生物学和心理学双学位项目，我义无反顾地做出了选择。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兼听则明，应该多做尝试，比如人类学、历史学、古典文学等。我甚至都没有认真了解“大学专业”到底是什么，肤浅地将认知停留在选择几门课程上而已。速战速决如此令人兴奋，同时也令我解脱。面对大学的各种陌生和不确定，我不知所措，因此我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启大门，而是迅速把它关闭。定了专业，加上完成了哥伦比亚大学所有学生必修的核心课程的选择和其他任务要求，一位大学新生在还未接触任何一堂课的情况下就已经把未来四年3/4的课程框定了。

遗憾的是，在我这个新生最需要引路人的时候，偏偏没有人出现，提醒我应放慢脚步，给自己思考的空间，给自己机会。就连我十分喜爱的大一新生写作课老师，也仅仅是给了我点缀式的指导，并没有全力鼓励我去追求我对语言的热爱。我已经不记得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我的选择出现了问题，也忘了到底是为什么。或许是因为一个人的兴趣也有时间节点；或许是因为大多数的科学课都是以大班形式授课，缺乏互动性的讨论；抑或是因为我对将来从事科学工作的憧憬过于模糊，而且课程内容过于枯燥，让我没有动力继续下去。总之，这种种问题跟我在上科学课的时候缩在教室最后一排完全沉浸在小说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我全然不知我的行为已经在向我释放信号。

当我真正意识到自己本该主修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时，已经太晚了。大学毕业，等待着我的是一个巨大的问题：我该做什么？很多人的答案是上法学院，这看似稳妥，因此我也奋不顾身地加入了他们的行列。我上了相应的考试培训课程，参加了法学院的入学考试，向多所学校提交了申请，但是当一切准备就绪的时候。我来了个急刹车。我扪心自问，自己是否真的想成为一名律师。结果我去了新闻学院。千万别认为我终于找到答案了。在这之前，我跟新闻学唯一的关联不过是在大学期间参加过一些课外活动。我上新闻学院只不过是逃避回答“我该做什么”的一种有效方式，我只需要给自己安排一些事情做，那么按照常规，上研究生院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可想而知，就读新闻学院并不顺利，因为我也没有兴趣成为新闻工作者。在获得硕士学位之后，唯一的面试机会来自一家濒临倒闭的小型非营利组织。那个时候的我，已经从大学毕业几年，因为浪费掉大学受教育的机会而充满怨愤，还干着一份对自己完全没有意义的工作，我的职业发展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更糟糕的是，我的自信心严重受损，我不知道接下来路在何方。

与此同时，我碰巧去探访一位正就读于建筑学院的朋友。我发现她也并不快乐，她的课程过于理论化而且同学个个自命不凡，因此她想放弃。改变我一生的时刻就发生在那天，我们边走边聊，当她宣布“我必须离开研究生院”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我必须去读研究生”。我必须给自己一次学习英语语言文学的机会，而且我不会再让自己错过机会，否则我将永远不会快乐。事情的发生就是这么不可思议，甚至我当时的反应有点儿不可理喻，但是我到现在还能够精准地指出发生那一刻的具体地点。整个事情如当头棒喝，我醒了——我明白了自己要做什么，我终于看清楚了自己一直在释放的信号。

但在当时，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我申请了11所学校，被9所拒绝；而且，录取我的学校似乎有意刁难，第一学年末就会淘汰一半的学生。尽管如此，我终于有机会尽显所能，而且有史以来第一次喜欢上了学校。我每周投入70~80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而且经常宅在我那间破旧拥挤的学生宿舍里，阅读至凌晨4点。我从未如此开心过。我终于听从了自己的内心，讲得更深刻一点，我终于体会到了满足个人心愿所激发出来的精神力量。我终于说服了自己，我可以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纯粹的“想”——寻梦！

创造属于自己的生活的前提是，我们首先要铲除整个教育系统潜移默化地在我们心中播下的那颗种子——害怕失败。斯坦福大学教授威廉·戴蒙一直强调面对失败的态度：绝不能知难而退，要学会坦然面对。这是成长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经历失败最好的理由就是，让每个人清楚地意识到失败并非世界末日。回忆自己的经历，我毫不忌讳地跟现在的学生分享：“当第一次考砸了一个重要考试并离开考场时，我心情糟透了，我甚至记不得自己是谁。但是再次经历时，我发现容易多了。”我每次跟学生分享到这里，都迎来一片发泄式的笑声，年轻听众的心终于得到抚慰，他们明白了原来学生时代的几次考试失利并不影响他们活到成年。有人希望哈佛大学校长德鲁·吉尔平·福斯特向哈佛所有大一新生推荐一本必读图书，校长选择了凯瑟琳·舒尔茨的著作《我们为什么会犯错？》。该书倡导，“质疑是一种技能，犯错是智慧的基础”。一直成功（即从未失败），并不是能力的体现，而是脆弱的表现；因为害怕失败，个体往往放弃一些本来能够让他成就自己的机会。塞缪尔·贝克特的警世名言告诉我们“虽败犹荣”的道理，这里的“荣”指的是个人的收获和成长。倘若我们设定的标准是真正为自己负责的，那么在尝试达到标准的过程中，我们经历的应该是不断失败。我们或许因为取得全A的成绩、完美地达到大众统一的标准而沾沾自喜，但这种成功跟真正的卓越显然不能相提并论。

我们需要从更广义的角度去理解失败，并有备而战。比如，《米德尔马契》的女主人公犯了巨大错误而不能被社会接受，她连生存都受到了挑战。小说《一个青年艺术家的画像》的主人公斯蒂芬·迪达勒斯大胆地宣布：“我不怕犯错误，甚至犯极大的错误，终身无法弥补，或者也许永远无法弥补的错误。”他的语言鼓舞人心，但是我们需要理解它的全部。该书作者詹姆斯·乔伊斯赢得了押在自己身上的赌注，但是他书中的主人公迪达勒斯未必如此幸运，而我们可能也不会那么幸运。现实生活中，每一位不走寻常路且最后成就非凡事业的人，如乔治·爱略特或史蒂夫·乔布斯，对面都站着很多未能如愿的人。但是不论我们的目标是伟大的还是平凡的，我们尝试走自己的道路的理由都是：这将是自己的生活，自己的选择，自己的错误。我的一位同事曾经这么说，在年轻人终于脱离华尔街无休止的竞赛式生活后，他们照样还是会犯错误，但是至少不是为争取在华尔街的胜利而犯同样的错误。我们当然也会犯错误，而且有些错误难以容忍，但是生命终究是一场长途旅行，我们总是逐渐发现自己当初本应选择的生活方式。

拉拉·加林斯基作为Echoing Green公司（一家为创业公司提供种子资金的机构，成功扶持了“为美国而教”“城市年”等数百家组织和机构）高级副总裁，她要做的工作之一就是帮助年轻的社会企业家成长。她强调“任性的天真”，即面对一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能够无视造成“不可能”的种种原因。想象力的本义就是为现实的世界注入新鲜血液，之所以你会畏惧“不可能”的事情，不过是源于未知，因为未曾有人做过，或者至少你未曾尝试过。

换句话说，你必须直面你的恐惧。不久之前，一位高中老师向我解释，恐惧是控制人心的一种有效媒介，掌权者给民众灌输恐惧就是想要掌控他们。对于优秀的青少年，一直萦绕在他们耳边的是非黑即白的“不上名校就捡破烂”的说法，这让他们必须孤注一掷。我们小时候如果流露出任何软弱，就会有人讥讽：“我希望你将来能够成为一名快乐的水管工。”不少与我通信的年轻人在面临职业选择时趋于极端化：要么藏身于一个地下室专注于写作，即从事精神式（务虚）职业；要么在一座摩天大楼的玻璃幕墙里进行金融衍生品交易，即从事务实职业。当然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认知，只要你勇敢地面对恐惧，而不是采取防御性的退缩，这种论断就会不攻自破。

加林斯基引用了她母亲的话，她的母亲绝对不是那种试图用恐吓来让孩子远离风险的家长，她回想起母亲曾经的教导：“一个人必须学会临危不惧；有些恐惧感是合理的，但是面对源于不安全感的恐惧，你需要迎面而上。”不知道有多少父母已经忘记，年轻是一种独特的能力，它可以使我们百折不挠。我无数次听到父母告诫自己的孩子，如何规避在个人生活和职业发展方面的种种风险，但是这些风险不仅没有击败他们，还恰恰造就了今天的他们。

精英式的职业发展路径具有高度的可预见性，是一道极其乏味无趣的风景线。精英们在不确定性中体味不到愉悦，总是在求稳；从未任由生活自由发展，总是要保持冷静和秩序；从未追随理想，总是要确保自己的言行举止万无一失。请问如此生活的意义何在？美国思想家拉尔夫·爱默生喜欢引用英国杰出军事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的一句话：“一个人，只有在不知道自己的路将伸向何方的时候，才能达到顶峰。”从另一个角度思考，如果你试图拒绝不确定性，那么你就拒绝了生命的意义。

我时常不由自主地想起20世纪70年代梅丽尔·斯特里普在瓦萨学院求学期间对女权主义的醒悟（这种醒悟是我们希望所有学生在离开家去上大学之后具有的一种对个人生命的领悟）。我会联想到著名的漫画家艾莉森·贝克德尔，在重量级女权主义者艾德丽安·里奇还未被大学生所熟悉的时候，贝克德尔受周边朋友影响，已经涉足女权主义。我还会联想到帕蒂·史密斯，她在年轻时初次接触法国诗人阿瑟·兰波之后便一发不可收。事实上，兰波的生命和作品激励了很多年轻的追梦者，他不谦逊的智慧给予帕蒂·史密斯不少灵感。这些活生生的故事让我不得不问，类似的个人成长故事是否还会经常发生？多久能发生一次？如今的年轻人还有机会吗？他们是否会给自己一次机会，以开放的心态经历一次洗礼，勇敢接受思想碰撞，成就一个崭新的自己？这种意外收获就是造就乔布斯伟大人生的重要因素之一。不知道现在的年轻群体是否还能勇于探索，重新构建自我的蓝图呢？

或者，他们更可能一直处于作家里克·珀尔斯坦所称的“安排学生自我探索的官僚机构”的监督之下？有一位女生，令我印象深刻，她立志要成为一名法官。她考虑在上法学院之前休学一年，当然，时间只能是一年，而且那一年必须是“高效率的”。她是一名智慧且严谨的青年，但依旧有她的局限性。追忆大学的前两年，她说：“我读的每一本书都完全改变了我的世界观。”但我冒昧地指出，这并不包括她的人生规划。她感到吃惊（显然她从未想过这两者之间应该存在关联），然后她解释说，自从九年级开始，她就“已经知道”自己想做什么了。

生活中总是存在一些很幸运的人，他们从小就清楚自己的使命。这种现象往往在创作行业更为常见。比如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小时候就已经拥有丰富的写作经验。据他回忆：“曾经，作为一名孤单的小孩，我借助于创造故事摆脱寂寞……我知道自己对语言的运用有天赋，并且我有能力面对不愉快的事情。”虽然当作家让人感觉魅力十足，但是投身于写作不同于从事其他能够给你带来社会地位的“顶级”行业。奥威尔自己的确就在他的成年时期，又严肃地重新考虑过作家这份职业。其间，他放弃写作去尝试做其他事情，转了一圈，还是决定重操旧业。这个时候的他已经更加成熟，具有更深刻的自我认识以及更清晰的判断力。这种“职业规划”跟之前的法官女生有天壤之别。

我的一位同事称现在的年轻人为“后情感”一代，即他们倾向于回避一些过于杂乱无序以及过于激烈的情感。虽然我并不确定此说法的科学性，但是我一直相信，年轻人不应该惧怕自己生活中所经历的冲动和疑虑——即使它们很有可能迫使自己偏离甚至改变原来的人生轨道。在西方文学中，典范式“流浪者”就是奥德修斯，而关于他英雄事迹的诗歌集《奥德赛》已经被广泛接受并被视为一种改变生命、洗涤灵魂的历程。在长达10年的流浪生涯期间，奥德修斯遭遇了超越他想象的神明和怪兽的折磨，他的力量和智慧也受到了极限的考验。最终，奥德修斯为古希腊的智慧之神雅典娜所救，但是多年前奥德修斯由于大风而在大海上偏离航线也正是拜雅典娜所赐。雅典娜对此心知肚明，只有让奥德修斯历经磨难，打乱他的方向，才能迫使他具备临场应变的能力，从而调整方向，最终发现世界的内涵以及他的使命。

虽然我强调创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是我同样强调为之所要付出的代价。“寻找你的热爱”的同时，你必须清楚“你要为此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也许不仅仅是放弃你可能获得的社会地位）。“追求你的梦想”的同时，你必须准备好“放弃资历或名望”。行业资历本身是必要的，但是这里的“资历”指的是文凭主义，即精英阶层对那种造就精英身份的名望的贪婪，而正是这种贪婪蒙蔽了我们追求梦想的双眼。名校一边阻碍自己的学生构建自我，找寻使命，一边又邀请成功人士在大学毕业典礼上发表激动人心的励志演说，这简直不可思议，甚至令人作呕。

金钱可以帮助你获取东西、满足欲望，而地位则是一件有意思的东西，除了让你知道自己拥有它之外，并不会给你带来太多实质性的东西。金钱不一定使人快乐，但是生活中也不乏有钱而知足的人。地位这个词则较为复杂，你永远不可能感到满足。从本质上来讲，地位就代表攀比与竞争，它不仅不会给你带来快乐，而且还时刻让你不快乐。你想攀登顶峰吗？很可惜并没有顶峰。不论你攀得多高，总是有人在你之上。诺曼·梅勒可能想达到海明威的高度，海明威可能想竞争乔伊斯的地位，而乔伊斯深刻地认识到，他跟莎士比亚将永远存在差距。文学界如此，其他领域也无一例外。我现在就可以郑重地告诉你未来的位置：跟大部分人一样，位居中流。然而，你的具体位置在哪里，真的很重要吗？当学生敲开耶鲁这样的学府的大门时，他们误认为终于到达彼岸了，没想到耶鲁之上还有许多更高的地方，天外有天，根本看不到尽头，就如同一个人站在了双面镜的中间，左右两边都无限地向外延伸。为什么我们如此贪恋地位？因为它根深蒂固地与人性深处的各种念头——荣誉、耻辱、腐朽、自负、自我形象以及自尊——捆绑在一起。甚至我们拥有金钱，也只不过是将其作为获取地位的一种方式。

在斯坦福大学的一次演讲上，我提出，追随热情的定义包括懂得放弃。对于现场的听众来讲，这里的“放弃”可能指的就是斯坦福大学本身：如果你不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那么你放弃的就是斯坦福大学的录取；如果你已经是该校学生，那么你放弃的就是进入斯坦福大学的核心圈子。显然，我的建议在现场并不受欢迎。之前不少极其优秀的学生向我请教，一个人是否可以既是为了学习而学习，又是为了争名次而学习。我的答案很简单：这是不可能的。为了学习而学习的意思显而易见：学习就是唯一的动力，学习本身就是重点。为了学习而学习跟追求名次的出发点大相径庭，我们必须正视两者之间的差异。也许有人会认为，坚持为了学习而学习也可能会意外地争取到名次，一箭双雕。也许吧，但是你真的认为这是意外吗？还是你会自欺欺人，偷偷地改变自己的初衷？

我绝对没有低估克服对世俗地位与成功的追求的难度。追求世俗地位与成功是一种瘾，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克服这种瘾，最多学会与之共处。匿名戒酒者协会通过邀请酗酒者每天参加会议，相互给予力量，时刻提醒大家为什么而战，来帮助他们战胜酒瘾。也许我们永远不能完全消除对地位的渴望，但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是，在行动上不受制于诱惑。你越抵制它，它就会变得越弱。

不要以成功为目标，而要以工作本身为目标，这个原则是我始终坚守的。当我开始过度关注外在的奖励时，我提醒自己，必须重新关注工作本身，努力把工作做得尽善尽美。当我心无旁骛地投入工作时，快乐便油然而生；一旦我违背这一原则，痛苦、迷茫就随之而来。作家杰夫·戴尔精辟地总结了一句话：“为了事情自身而做事情，不计较结果，都是值得的。”事情最终是否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不受你控制，但是你可以掌握事情本身。目标要高远，这是肯定的，但更要为了对工作的热爱而去做。无论如何，最终留下的只有工作和热爱。最后的评分标准只有一个：你是否过上了自己满意的生活？

虽然我费尽口舌跟读者讨论选择和生活，但是我痛苦地意识到，我所说的大部分内容早已成为陈词滥调，甚至更糟糕的，沦为广告素材，如“做你自己”“追求自己的梦想”“你只活一次”等各式口号。这些情绪现在来看几乎毫无意义。如今身边的所有事物似乎都很潮：每个人都声称要做一名别出心裁的创新者。从宽松长裤到运动鞋，从软饮料到歌曲，商家无不承诺消费者会因此别具一格，当然，商家是向所有的消费者做了同样的承诺。这种现象就像是托马斯·弗兰克等文化历史学家多年以来一直告诫的，我们的社会正在将异议者的声音和形象严重商业化，刺激“叛逆式”消费习惯。美国伟大的“个人主义”已经全面爆发，到处可以听到“改变原来的剧本”，“描绘你自己的道路”，当然还有最典型的“不同凡响”。这些可贵的精神如今被服装公司利用得炉火纯青。比如，Levi’s（李维斯）的牛仔裤广告就是让诗人沃尔特·惠特曼的《开拓者哟！啊，开拓者哟！》为其背书，GAP（盖璞）公司甚至宣称诗人杰克·凯鲁亚克喜欢穿卡其裤。如今的年轻人正是吸收了这些空洞的、伪装的、安抚性的商业化“叛逆”精神。

我们必须抵制这些缺乏内涵的声音。在你的电脑上贴上“我是独一无二的”或者类似语言的标签并不意味着你就真的“独一无二”；不论是在身体某个部位打孔，长了一脸胡须还是移居到得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这些行为都不会使你变成独立的个体。因为成为独立个体，拥有“精神勇气”，是不可能通过配备装饰的方式实现的。任何形式的消费都是无用功，虽然流行的家具或者音乐本身很好，但是它们只是外在的搭配。Facebook也不例外，在Facebook网页上引用名人名言并不会帮助你成为一位独立思考者。总而言之，你如果未曾放弃什么，那么根本就谈不上拥有“精神勇气”。挫折、牺牲、内心挣扎、出师不利、走弯路、与家人和朋友之间产生矛盾等，这些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走向独立的特征。只有痛过，你才知道它是真实的。

别再自欺欺人。我认识一名在大学里崇尚非主流的学生，而她在大学毕业10年之后还是活在对大学的回忆中，故作叛逆，实际上她已经陷入了最麻木的从众状态。在大学里坚持理想固然重要，但是通常在大学之后，也许是多年之后，我们的理想才会受到现实的考验，那时我们必须为理想付出远远超越言语表达或者表面姿态的代价，承担起实在的风险。同时，为了装酷而追求独特也不可取，你那样做不过是为了争取同龄人的认可，从而代替现实对你的评价。你更没有必要为了满足自我，让自己获取一种优越感。创造自己的生活，不论它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它不一定是非常酷的、迷人的或者反主流文化的，它只为你自己而存在。

不论是讨论大学的目的，建立自我的重要性，推崇独立精神的价值还是讨论勇于面对风险的态度，我们都无法忽略一个大前提——现实。其中，首要因素为金钱，我们都需要养活自己，我们还要面对之前未曾考虑或未接触到的现实压力，特别是对来自富裕家庭的孩子而言。如果希望自己将来买房，就要考虑房贷问题；即使不买房，那也要考虑房租问题。如果有计划成家育子，那么就要考虑家庭生活费用。当然，还要考虑如何保障自己的退休生活。《圣经》并没有说金钱是万恶之源；它说对金钱的热爱才是万恶之源。

面对经济衰退，工作更加难找，名校毕业生也不例外。大学毕业生搬回家跟父母同住的人数持续刷新纪录，经济前景的不确定性要比之前更甚。学生贷款几乎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我们预见未来要偿还巨额的学生贷款时，我们怎么可能只考虑大学带来的个人成长，而不考虑未来的职业出路呢？一位大学教授坦言，当每年大学的费用高达5万美元，而不是5000美元的时候，家庭对大学的期望也随之变化。之所以越来越多的人倾向于用投资和回报的关系来看待高等教育，是因为投资的成本日益加剧。

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必惊慌。金融危机的迷雾逐渐散去，虽然速度缓慢，但是未来要比过去六年的状况乐观。我们情绪的波动往往造成过激的反应。当市场充满利好消息时，人们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当市场出现不利消息时，人们陷入悲观世界，仿佛永远都见不到光明的来临。悲观世界，如同乐观世界，都存在泡沫。不过，精英大学生的务实主义以及一味追求名利的态度可不是金融危机导致的。

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承认，有些人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或职业使命。如果你没有学生贷款要还，而且父母能在心理上和经济上给予支持，那么你就有更大的选择空间。至于选择什么大学，一些实际因素会影响你的抉择，如低廉的费用或者尽量少的学生贷款。这些往往比大学的名气更实用。当然，也存在更知名的学校的净学费低于其他学校的情况。

金钱从表面上看是决定因素，但事实并非如此。我曾经遇见过一位康奈尔大学毕业生，他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虽然没有任何负债，但他向我诉苦说自己甚至不打算尝试。其中主要原因是，他无法同一些拥有业界人脉的耶鲁毕业生竞争，因此就打消了念头。暂且不去深入讨论他的巨大误解，这里的核心问题是一个人的内心自由度。你在20多岁所能够承受的不确定性程度以及能够管理的财富多少取决于你是谁。我相信，大学不仅为发现你是谁而且为重塑你是谁提供了好的机会，当然，发现和重塑的程度因人而异。思想可以扩展，价值观可以改变，但是我们的个性一旦形成便很难改变。我们有些人天生就是乐天派，同时，也有些人一辈子相对悲观。

这里所讨论的种种问题对于就读于精英学校的学生来说更容易解决。如果你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或者鲍登学院的学生，甚至只是埃默里大学或者贝茨学院的学生，那么你已经很幸运了。雇主会更主动地给你机会，研究生院也会更愿意录取你。就算不谈你的家庭背景和成长经历，你已经被接纳，成为精英社交圈的一员。你所建立的人脉将会为你的事业发展铺路。尽管顶尖大学的录取机制以及衡量方式存在种种问题，但名校生本身很可能就是有才华的、聪明的、有激情的和有上进心的。即使你没有就读最知名的大学或者一所你梦想中的学校，甚至你原本可以上一所知名大学，但后来选择了其他学校，你最终也会生活得不错。原因很简单：无论以何种标准来衡量，美国都依旧是一个非常富裕的国度。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获得了一个比致富更加稀缺也更加难能可贵的机会——一次可以选择不追求财富的机会。讲得更具体些，在美国，我们有机会找到人生的目标，拥抱自己的使命，同时依旧生活得很体面。

世界应该是公平的，但现实却不尽如人意。人的基因也是不公平的，而且将永远不会公平。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是一种特权，有机会追随自己的热情是特权中的特权。然而，我们即使公开反对这些不争的事实，也并不能使它们完全消失。我也认识到，我所提倡的并不适用于所有在顶尖大学就读的学生，更不用说适用于在非知名大学就读的学生了。尽管如此，但问题的关键是，我所提倡的是否适用于你。如果是的话，你就应该为自己负责，而不是借用其他没有你幸运的人的生活案例为自己找借口，逃脱应该承担的责任。每当我在大学活动中谈论这些事的时候，总会有听众质疑，说出“那么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学生怎么办？”或类似的言论。而提问者往往是那些几乎一辈子都不需为金钱犯愁的学生。我想请问，他们如果在经济上宽裕，又不用为大学求学负债，那么还有什么理由不为生活和梦想而战呢？这种精神上的逃避类似于前文讨论的“自我放纵”的心理暗示：一个人依赖自身的背景优势去追求梦想反而会让人怀疑其真实性，但是利用家庭背景优势为自己谋求更多的利益倒是让人感觉真实。当然，如果你家财神高照，追求梦想可能不如继续膜拜财神可靠。

真正的低收入家庭子女所面临的压力比他人要强烈得多，而且犯错的空间也比他人小得多。不仅如此，他们还需要考虑很多其他因素。比如：作为家里首位大学生的负担——暂且不谈是否上名校；家庭指望着他们，从此过上中产阶层或更好的生活；他们还得为自己父母的退休生活提供保障；等等。如果一个学生被这些因素包围，做个人选择时所考虑的角度和所采取的方式就会比较特殊。此时此刻，就如同我们的先辈所言，“不要小看了自己的选择”。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分享了他那勉强从高中毕业的父亲的故事：

某天晚饭过后，我跟父亲坐在厨房里……我将要成为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因此我们要好好规划我这一辈子。我告诉父亲：“我觉得自己将会学习法律预科专业。”

他问我：“你希望成为一名律师吗？”我说：“我不是很清楚，但是律师可以挣很多钱，不是吗？”

我父亲立刻火冒三丈……他告诉我，大学对于我来讲只有一次，所以我最好学习自己想学的。他说，来自富裕家庭的子弟上大学，他们主修自己感兴趣的专业，他认为我和弟弟与富裕家庭的子弟一样出色。除了没钱之外，我们同样富有。

根据我平时对来自不同经济阶层的朋友和学生的观察，我简单地补充一点：对于一个人来说，平时生活朴素本身就是一种自由，因为他能更适应简单的生活。

美国的移民家庭，甚至是已经成为中上阶层的家庭，会承担特殊的压力。有移民背景的学生和家庭往往非常现实，他们很少有耐心去谈论理想。社会地位对这个群体来讲有着更深一层的意义：移民家庭希望自己下一代的成功为家族在美国奠定立足之基，这无异于美国低收入家庭希望通过子女的成功上升至中产阶层。尤其是东亚学生，所谓的“新一代犹太人”，就是崇尚教育的产物。儒家文化的影响根深蒂固，强调子女对长辈的孝顺。很多移民家庭中的长辈都倾向于“靠孩子过活”。

但是相比自己的孩子，移民家庭的家长对美国的认知局限要大得多，因此不仅对富裕、充满活力的美国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性知之甚少，甚至对于他们已经接受的成功标准也持有较为狭隘的观点。我父母眼里只有常春藤盟校，就连顶级文理学院，如威廉姆斯学院或者阿默斯特学院，都不在他们的视线里，如今的亚裔家庭也有类似的说法。移民家庭的故事不禁令人联想到《圣经·出埃及记》，老一代信仰上帝的人经历了无常的荒野，终于逃脱奴隶生涯寻求新生活，上帝让他们在沙漠中度过余生，禁止进入应许之地。但是他们的下一代，生为自由人，能够充分地享受和利用与生俱来的权利。

尽管如此，还是存在一些真正了解如何培养儿女的移民家长。某位政治人物曾这样回忆自己的父母：“自小时候开始，我的父母就让我明白，工作代表维生，职业代表做自己所热爱的，并获得经济报酬。我职业上的成功是建立在父母工作的基础之上的。”我们不能忽略父母的支持，精神层面的支持往往要比经济支持更有价值。一名学生曾经分享她父亲的良言：“不要担心，你还年轻，你还有一辈子。你会有未来，而且每个人都有未来。你只是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的。”

得到父母的支持固然重要，但相对而言，学会不受父母左右更加重要，这也是成熟的表现。一个从不叛逆的孩子将永远停留在孩童阶段。代际冲突并不是20世纪60年代的产物，而是人类社会内在的一种特征，也是每个人成长的必经之路。如今我们所面临的不正常情况是：某些大学生会在每堂课后打电话，向自己的“直升机式父母”汇报，唯恐自己的做事方法和发展方向与父母的意愿存在偏差。父母和孩子之间的首层关系应该是“朋友”，这种观念并不正常。

著名儿童心理学专家D. W.温尼科特曾表示，家庭环境下的“不忠”正是每个人生活的本质之一。因为要成为真正的自己，就必须对一切非自己的事物保持不忠。对“我是（谁）”的坚定表达，是任何一种语言中最强烈因此也最具风险的话语。观察当下，众多家庭似乎不约而同地签了一份协议书：永不分离，永远忠诚。孩子不必长大，也没有人逼孩子长大；孩子不长大，家长也不必担心失去孩子。别忘了，孩子大学毕业之后回家“啃老”的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前便已存在。如果现在的孩子不反叛了，那是因为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反叛，毕竟与父母已经是“朋友”了；或者他们觉得反叛的结果并不保险。当然，反叛并非一蹴而就的，而是个缓慢的过程，每个人都需要空间测试极限。但是如果一个人不跨出第一步，认为每一步都极具风险，那么成长将永远不会开始。与其跟父母保持和谐的朋友关系，还不如公开反叛专制的一家之主，做一回自己！

不少学生读大学修双学位，比如西班牙语和经济学搭配，或者历史学和计算机科学搭配，而理由往往是为了同时满足父母和自己的需求——“一个专业是为了父母，另外一个专业是为了自己”。作为学生，你为什么不可以单纯地专注于自己的专业呢？难道你的生活不是自己的吗？你欠了父母什么呢？是爱和呵护，后者是他们将来需要的；而不是顺从，也不是你的生命。实际上你并不亏欠父母什么，而且家庭也不是一场生意。你并非欠父母什么，你跟父母之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系。当你还是小孩的时候，这种关系的其中一个层面是听从；当你成年了，这种关系里必须有独立。从小孩到成年的过渡就是青春期的故事，倘若你是在等待父母来帮你完成这个过渡，那么很有可能，这将永远不会发生。

就上大学期间如何提高自己这一问题，我在此提几个建议。同父母的交流频率不超过一周一次，最好是一个月一次。无须告诉父母任何有关论文或考试的成绩，甚至在校期间的任何情况，同时，也不要期望求助于父母。如果父母涉足你的选课或者大学生活的细节，那么你要委婉地拒绝。如果父母不接受你的拒绝，那么你得大声地告诉他们，大学是完全属于你的，不是他们的。

我经常会听到学生说：“如果我主修音乐，如果我去参加那次自驾游，如果我休学，我父母会‘杀’了我。”就这些矛盾而言，我有个办法：先“杀”了他们。当然这是个比喻。斯坦福大学教授特里·卡斯尔在他的一篇名为《为什么要断亲》的文章中建议，要过上有意义的成年人的生活，一个人有必要成为一次孤儿。

一次对家族传承的主动放弃，一次对反抗权威、揭露谎言或者令父母失望的意愿的培养，是培养理智和情感独立的大前提，今天比过往任何时间更甚。

梳理所有问题之后，我发现最常见也是最难回答的无外乎以下几个：“我应该做什么？”“我应该去什么学校？”“我应该修什么专业？”“毕业之后我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我当然能够体谅提问者的心情，但这些问题不是我或者他人可以回答的。我可以给予的实际建议也是大家早已听到过的：花时间休整或者放慢脚步，跳出永无止境的名利追逐的陷阱，脱离无时无刻不在被管理的状态，去探索学校之外的世界，去发展你一直以来没有机会获得的技能。

高中与大学之间的“间隔年”如今越来越被人接受和倡导。哈佛大学、塔夫茨大学以及纽约大学等在它们的录取通知书中直接建议学生开展“间隔年”，普林斯顿大学甚至开启了自己的项目。考虑到越来越多的学生在适应大学生活方面存在困难，因此学校希望学生在上大学之前能够花更多的时间变得更成熟。每年都有新增的项目，我们可以利用网站以及“间隔年”项目展会帮助寻找最合适自己的。在选择的时候，你千万要注意市场上诸多短期的项目，避免再次掉进为了提高简历竞争力而忙碌参与多个项目的陷阱。在项目的选择上一定要考虑费用，但是父母在衡量项目性价比的时候，考虑的角度应该是如何为大学做最充分的准备，不浪费大学四年本身的费用。当年我的父亲阻止我参加身边不少朋友都参加的一个“间隔年”项目，理由是会扰乱我个人的发展进程。结果，我的大学经历一塌糊涂，并且我走了很长一段弯路。

当决定开启“间隔年”的时候，你不一定要参加第三方项目。“间隔年”的出发点就是脱离框架式生活，脱离所谓的“有效率的”生活。不少项目宣扬“丰富你的生活”，但还是囿于被大众认可的传统思路（如到海外学习外语等），最终还是为个人成就添加砝码。你是否考虑过做一些无法在Facebook上炫耀的，不能为个人简历加分的事情？是否考虑过自由地漫游，或者“隐居”并享受阅读？是否考虑过跟一群朋友或需要合租的陌生人同住一个屋檐下，然后找份兼职来养活自己？你也许认为此举没有收获，但你至少会遇见你本来根本不可能遇见的人。甚者，利用“间隔年”的时间完全突破其他人的思考范畴，包括我之前的所有建议，尝试自己大胆设想，锻炼你的精神想象力。既然你的大学已经有着落，你还担心失去什么呢？

如果大学之前没有尝试“间隔年”，那么在校期间也可以休学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如果你某天醒来对之前所做的一切产生怀疑，如哈佛大学本科生院前院长哈里·R.刘易斯所描述的那样，感觉撞上了一面墙，那么你不妨休学整顿，再重新出发。你不知道，有多少学生在做出类似的行动之后，回到校园时如脱胎换骨，整个人变得更加丰满，更加独立，更加珍惜当下，更加娴熟地应对学业和社交上的种种困难。如果休学太麻烦，我还有一个建议：充分利用你的暑假。不要为你的暑假安排为将来职业做铺垫的实习或研究项目。背上行囊，去呼吸新鲜的空气，你绝对会有了不起的新发现。你可能会担心自己因此浪费了一个暑假，在个人职业发展的道路上会落后于自己的同伴。也许吧。但是如果方向错了，跑得快又有何意义呢？

在大学毕业之后，你也可以“休整”，当然，这个时候你面对的就是你的生活了，你也不会在“休整”之后再“回归”到原来的工作或学习中了。大学毕业意味着极大的可能性和自由度，只有极少数的机会，如硕士或博士项目，具有时间限制。这段时间的人生抉择让我联想到阿米什族的“游历”（rumspringa）传统（或者至少是它在流行文化中留下的印象），即族人在青少年时期便可以离开自己的原居住地，去尝试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此经历之后，再次选择是否回到自己的家园。中上阶层家庭虽然在衣着上没有阿米什族那么严格，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族群。如果你来自这个阶层，就意味着你随时可以回去，那么为何不趁年轻多了解自己阶层之外的世界呢？

请记住，大学只是一个开端，“找到自我”意味着在校园的框架之外认识自己。课外活动、暑期工作和实习都是不够的，因为这些并非真实的生活——风险有限，条件受到人为限制，且选择面较窄。做出要为自己生活负责的决定不是一个答案，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寻找答案的唯一途径就是付诸行动。我在刘易斯克拉克学院任教的一位朋友告诉大一新生：“让激情找到你，而不是你去寻找激情。这个的前提是，你为此付出了很多艰辛的努力，而你所做的大部分事情将不会是你所热爱的。”

你要做的是放缓脚步。引用好莱坞演员达斯廷·霍夫曼的话说，20~30岁是“带着问号生活的10年”。虽然我很后悔自己在大学期间以及大学毕业之后的几年浪费了大量时间，但我现在终于认识到，某种形式的“浪费”和“游手好闲”是必要的，也是健康的。浪费事实上并非真的浪费，就好像追求实际并非真的切实可行，尤其是当这种实际让你活得很不开心的时候。记者查尔斯·惠伦曾说：“有意思的、成功的人士，他们的生活往往不是循规蹈矩的。”我们在大学毕业之后很有可能面临困惑甚至挣扎，但是新的方向也往往会在这个时刻出现。

我意识到，如今学生的挣扎来源之一是面对无穷的选择，无从下手。这个问题被我曾经的一位学生比喻成“干细胞现象”，即我们一直认为自己可以成就任何事情。我自己也曾经历过内心的矛盾：我想永远年轻，永远拥有无穷的选择；同时我伤感于自己必将做出选择，失去无穷的可能性。纠结之后的茅塞顿开至今令我刻骨铭心，我终于明白，我不是要选择一项事业然后放弃所有其他事业，而是在专注一件事与无所事事之间做出选择。当我不能全身心投入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什么都不是。

同理，你不需要担心自己一辈子只能选择一次，不需要在第一次就做终极选择。即使做了这样的选择，你也应该做好改变的准备。你选择了一条道路，一步一步朝着你认为的大方向前进。慢慢地，你会遇见不同的人，发现新鲜未知的世界，从而思考这个世界（一个同样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的世界）能够给你带来什么，以及你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一位高中老师曾跟我说：“当学生或家长计划过于长远的时候，问题便随之而来。”没有人现在就知道所有的答案，认为自己可以一步到位，这种心态本身就有问题。曾经在我22岁时拯救了我、让我毅然放弃当律师念头的一则建议是：绝对不要为你的一辈子做好计划，因为人的变化在两三年内都是巨大的，而且时刻会产生新的想法；你真正可以做到的是，想好现在要做什么。

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不就是成为一名艺术家、活动家或创业者，而是找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这条路可以是任何类型的。对于一些孩子来说，在纽约市工业区布鲁克林生活，就相当于在投资银行生存，同样都是在逆境中竞争。理工科的学生与文科学生是一样的，都由于职业的考虑手脚被束缚：不是选择成为物理学家，而是在华尔街处理数据；不是选择成为地质学家，而是成了一名皮肤科医生。一份职业可能对他人并不具有吸引力，但是只要你自己觉得有意义就足矣。从事父母所希望的职业并不是问题，前提是，这也是你自己的选择。

创造自己的生活并不意味着，相信你可以成就任何事情。在我们的教育过程中，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错误的理念，认为自己只要足够努力，就可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现实中有很多事是不可能的。就我而言，不论我处于什么年龄段，多么想成为棒球手、摇滚乐明星或是钢琴演奏家，都是不可能办到的。人的天赋各有不同，再加上体能、个人魅力、外表、智力等与生俱来的特点，这些都决定了现实的差异。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幸福来自我们能够发挥自己的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各自拥有某些特长，但也只是“某些”。了解自我的重要一部分是了解自己具备什么条件，违背自己的天性只能事倍功半。

创造自己的生活也并不意味着世界围绕自己转动。实际上，极少数人能随心所欲，特别是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绝对完美的工作，如同我在刘易斯克拉克学院任教的朋友所言，“工作总感觉只是一份工作”。每份工作都有一些繁杂琐碎或令人不满的环节，每个人都必须权衡取舍。有些人可能是独行侠，比如作家；或者是在一个功能失调的系统中工作，比如老师或者医生；或者是没日没夜地苦干，经营多年之后才见曙光，如企业家。在工作的过程中，我们会经历焦虑、挫败、羞耻等，甚至有些时候想放弃，重新做选择。没有人会保证你的将来是伟大的，或能找到一份完美的工作，或能遇上自己的伯乐。乔治·爱略特所说的“纷繁复杂的处境”，在现实生活中以不同形式发生在每个人身上。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找到自己的路，没有人会仅仅因为自己的魅力而能够逃避现实。这也是我们更要争取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原因，因为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理想或热爱去忍受那些繁杂无聊的事情。我们当然可以妥协，但妥协不是投降，我们要找到值得妥协的事情。

最后补充一句，创造自己的生活并非不思进取。你还是要努力工作，至少是在起步阶段。不同的是，当你所做的事情让你具有强大的使命感时，你会感受到无比的成就感。

做到这些容易吗？从来就不容易。生活是一场悲剧，你并不能拥有一切。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你会徘徊，会犯错误，会失去信心。在这段时间内，你必须经得起同伴、父母的朋友以及陌生人的不解和嘲笑。有人会好奇你到底怎么了，说你在高中时期不是很出色吗！你甚至会经历焦虑甚至抑郁，像我就不仅一次经历这些。这些不愉快的体验是生活的一部分，不管在大学期间还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你最好能够找到支持自己的力量，就算只是几位同情你的朋友也是有作用的。你要相信自己能够克服困难，从逆境中走出来，创造自己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