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家庭确实有足够的理由为自己孩子的未来担忧。社会流动性停滞，全球性竞争愈加激烈，中产阶层艰难生存，中上阶层变得越来越遥不可及。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特别是在年轻人眼里，未来要比在过去任何时间看起来都更令人胆寒。在这种情况之下，不断有人将大学文凭奉为一种不可或缺的必需品，并且大部分人普遍认同（虽然也有越来越多的人怀疑）：大学的名气，越响亮越好。在这样一个“赢家通吃”的社会环境之下，唯一可靠的办法就是让自己的孩子成为赢家之一。

打住！别再自欺欺人了。美国顶尖大学录取的狂风暴雨一直在进行之中，这股狂潮已经持续近50年了，并非只是从2008年才开始。这个游戏的主题并不是社会底层或者中产阶层突破自己，更上一层楼，甚至也不是中上阶层维持自己的社会地位。实质上，这是中上阶层家庭确认自己在这个阶层中具体排位的游戏。法洛斯估测10%~15%的高中生竞争一流大学，这里的10%~15%可能不是对应着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因为其中仍有一部分高中生是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特别是移民家庭，但总体他的估计相当准确。在2012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点为117000美元。

生活在富裕小城镇上的家庭或大城市里的富有人群在竞争一流大学的时候，他们的游戏规则不再是能否进入一流大学，而是进入哪一所，比如说到底是选择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是塔夫茨大学，而不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之间做比较。本来一位聪慧的学生毕业于俄亥俄州立大学，当上了医生，在布鲁明顿或者戴顿这样的小地方安居乐业，过上一种稳定的生活，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对于前面提到的两类家庭而言，这是一种很难接受的生活状态。一位母亲曾经写信给我，痛斥周边人染上了“认为住在郊区就是荒废人生的严重疾病”以及“对功名上瘾”的病症。另外一位来自波士顿附近小镇的母亲也有类似的感叹：“身边人的压力如此之大，真是不可思议。”

对于中上阶层家长的专横形象我们是非常熟悉的，他们分为两种，代表相互矛盾的两种育儿方式。一种我们统称为“直升机式父母”：他们盘旋在半空，时不时施加压力，时不时批评；他们坚信孩子的成长需要一个严格、有秩序、受监督的过程，这样才能培养出能力。这种类型父母的口头禅就是“我们来做xx吧”，比如说“我们现在来练习钢琴吧”。另外一种属于“溺爱式父母”：他们往往任由孩子在一家餐厅里乱跑；在孩子过8岁生日的时候，还会替孩子系鞋带；在平日，他们会盲目地赞美自己的孩子，把孩子夸得天花乱坠；在他们看来，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应该追寻自己的热爱和梦想。

虽然这两种育儿方式看起来相互矛盾，但是从根本上讲，它们并不对立，而是如出一辙。不论是张开双臂拥抱孩子，还是攥紧拳头给孩子施压，都源自家长对孩子过度保护的冲动：家长认为只要自己做对每一件事情，孩子就能获得一个稳定并安全的世界，用作家佩姬·奥伦斯坦的话说，就是孩子能“不受罪”。在作家安娜·昆德兰的眼中，“直升机式父母”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父母幻想可以控制孩子、控制生活。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一种典型的中产阶层幻想：生活是可以预测的，只要步步为营取得好成绩，就能保证将来的稳定和舒适。不论是在孩子17岁的时候向他施加压力，让他在微积分课上拿A，还是在孩子8岁的时候为他系鞋带，两者都是把孩子当成一个不能独立行动的个体。

换言之，两者都是某种形式的“幼龄化”。“他们还没有长大，”哈里·R. 刘易斯指出，“而这是所有人都想要的结果。”（一位学生写信给我说：“从精神分析或治疗的角度来看，大学与家长形成的联盟从来不是良性的，这种联盟对于很多精英学生来说都很可怕。”）大学生毕业之后重新搬回家，跟父母同住，这种现象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就存在了，而且似乎已经成为趋势，如今我们对此也不足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会在孩子回到自己身边时窃喜呢？一位父亲告诉我：“我们就是要做对的事情，培养出完美的孩子。”在这句话里，“完美”有两个矛盾的含义：既是“幸福快乐”，又是“有成就”。如果追问父母为什么觉得有必要培养出“完美”的孩子，或者为什么认为这是一件可行的、值得做的事情，那么答案也许是，只有“完美”的孩子才是值得疼爱的。

孩子在这两种方式的教育下，最终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机式父母”要求孩子达到他们设定的目标，“溺爱式父母”则在孩子身上投射自己对自由和稳定的向往。在《特权的代价》一书中，临床心理治疗师玛德琳·莱文指出，不少父母“利用孩子的成就来填补自己脆弱的内心”。在《苍白之王》一书中，主人公说：“我的家庭就如同一家企业，我的价值取决于我上个季度的业绩。”（作为洞悉精英心态的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在其他地方写道，孩子感到“被珍视”和感到“有价值”，这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用人格发展研究专家迈克尔·G.汤普森的话来说就是：“家庭派送出一位孩子，孩子一直认为自己是独立、自由的，但其实不过是走上了一条完成父母使命的道路。”

申请大学特别是申请名校似乎汇集了生活当中的各种压力：如果你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那么你会跟自己的兄弟姐妹进行横向对比；在自己生活的社区里，你经受着来自同龄人的竞争压力；也许你的父母都是名校生，那么你至少也要跟父母平分秋色，甚至还要“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才契合“家族品牌”。在不少家长眼中，自己孩子被名校录取也代表了自己为人父母的成功。当然，上不了名校也就无法满足这一点。

不用说，大学也绝非终点。玛德琳·莱文写道：“来找我咨询的学生中不乏聪慧、有天赋的学生，他们对学校生活缺乏兴趣，因为这些学生的父母一直给他们灌输狭隘的职业选择，比如强迫他们在医生或者律师之间做选择。”一名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就迫于父母的压力，不敢弃工从文，因为如果这样做，父母会停止支付学费。一名耶鲁大学毕业生不顾母亲的反对，选择了教育行业，他说：“我的母亲会千方百计地为我提供资源，帮助我这么一个来自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进入精英圈子。她希望我能够获得一切，但恰恰不让我得到我想要的。”

这些现象似乎与父母当初鼓励孩子要追求自己的热爱和梦想大相径庭，这又当如何解释？当年父母在教导孩子的时候，很可能确实是诚恳的，但现实是残酷的，谁都明白这个道理，包括学校在内。一所私立高中的负责人告诉我，当父母的，没有人不支持学校以培养有创意的、独立思考的学生为己任，但是当面临升学大战时，他们眼里只有名校。另一个负责人说，在升学这段时间里，学校经常会接到家长的电话，开篇往往都是类似的：“我通常不会打扰您，但现在……”

更重要的是，家长的心情孩子一清二楚。在《应对学业》这本书中，作者丹尼斯·波普分析了一个案例：一个GPA为3.97（满分为4.0）的11年级学生，在升学来临之际陷入了极度焦虑。虽然父母试图淡化被常春藤盟校录取的重要性，但她明白，如果真的录取失败，父母对她的看法将会改变。对于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学生心理，玛德琳·莱文做了以下阐述：

在心理咨询的过程中，你会听到父母对孩子说，“虽然你的成绩还有所欠缺，但是我们相信你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只要你尽力了就好”，同时，你会看到孩子并不买账。这些听起来是安抚或者鼓励的言语，背后藏着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即在富裕的社区里，许多父母的期望不是“尽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须是最好的”。

优等生的父母往往意识不到，甚至有意不去了解孩子所受的痛苦和挣扎。莱文医生的研究数据显示：来自富裕和高知家庭的青少年抑郁、焦虑、身体不适、滥用药物的比例是最高的，22%的来自富裕家庭的青春期女生被诊断患有抑郁症，私立高中11和12年级学生心理障碍的普遍程度高出公立学校同龄人2~5倍。当出现问题时，家庭条件优越的家长比其他家庭的家长更不愿意去面对问题，其中部分原因是，他们会把学业成就与成熟和情绪健康挂钩，将前者视为后者的标志。

最值得深思的是亲子关系，在包括贫穷家庭在内的所有群体里，富裕家庭的亲子关系是最疏远的。用莱文医生的话说就是：赞美代替不了温暖，父母迫切希望灌输给孩子的浮夸自信代替不了自我效能感。作为儿童发展领域的专家以及《迈向目的之路》一书的作者，威廉·戴蒙指出，“直升机式父母”的“空中盘旋式”的监督和批评并不能等同于对孩子的关注和引导。莱文医生的一位患者这样描述自己的高压父母：“他们就好像无处不在，但同时又无处可寻。”言外之意就是：他们虽然干涉孩子的生活，但并未与孩子建立联结。

虎妈蔡美儿是一位极具代表性的“直升机式”妈妈。她于2011年出版了《虎妈战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许多人抗议她的育儿方式，同时也有不少人赞赏她的风格，认为这是对懒散的美式教育的痛斥。当然，这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蔡美儿的“亚洲式”育儿是中上阶层家庭的一个极端典范：她对两个女儿的教育，除了无情地施加压力，就是对“个人成绩”的无限追求。这是大错特错的行为。阅读她的书就如同阅读一本叙述角度不可靠的小说，其主人公完全没有意识到发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的背后意义。

蔡美儿主张子女对长辈孝敬和服从，但是受她尊重的父亲就是违背了自己父辈的心愿，从中国迁居到美国；而蔡美儿本人也是违背了自己父亲的意愿，从加利福尼亚州搬到了东海岸。（这父女两人似乎都是竭力搬离原居住地。）蔡美儿自己也承认，在职业选择和发展道路上，她犯了很多可以预见的错误，比如试图取悦父母，追寻一份最容易上手的工作，忽略自己真实的感受，等等。与此同时，她的婆婆被当作反面教材，她批判了她婆婆一些模棱两可的观念，比如选择、独立、创意、对权威的质疑等。但是，正是这样一位母亲，培养了蔡美儿愿意终生相伴的儿子。这个儿子履历光鲜，他从普林斯顿大学，到朱丽叶音乐学院，再到哈佛法学院，最终成了耶鲁大学教授以及畅销书作者。蔡美儿自己也不得不承认她丈夫的成功。

但在培养自己女儿的时候，她全然抛弃了对她丈夫成长之路的认可。她极尽痴狂的完美主义以及不成熟的特权心态催生了她的恐怖统治。在书中，她对自己和家人的真实夸奖，最响亮的几个词句是“最棒的”，“有名的”，“只有通过……才能超越”，等等。这分明就是最粗暴的地位至上主义。蔡美儿的整个世界似乎悬挂在一根钢丝上，她必须总是小心翼翼地平衡于荣誉和屈辱之间，要么孩子是“最棒的”，要么孩子什么都不是，没有其他选择。书中最有名的一个场景是在一家“普通餐厅”里，蔡美儿拒绝接受女儿为她做的生日卡片，原因是女儿并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这一幕把她作为虎妈的形象体现到了极致。的确，蔡美儿这样的妈妈应该得到更精美的生日卡片，就好比“不新鲜的佛卡夏面包”是配不上她的。

也难怪蔡美儿会尽其所能确保自己的两个女儿不会成为“失败者”，不会成为无人问津的、不新鲜的佛卡夏面包，就算代价是她们不快乐。她告诉我们，两个女儿都没有朋友（也许是别人这样告诉她的，因为她似乎不会注意到这一点）。如同蔡美儿自己所说：“事实上，我并不懂如何享受生活。”如果仔细听，你能听出她的弦外之音：那为什么她的女儿就可以享受呢？快乐并不是重点，控制才是本质。她解释说“在中国的文化里，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伸”，在这里，母亲的自恋体现得淋漓尽致。但蔡美儿根本就不像一位母亲，她仍然是她自己父母的延伸——是父母眼里那个永远长不大、永远被监管着、不停地需要呵护和爱抚的小孩。她无法以批判式的眼光去审视自己被教育的方式和被灌输的价值观。她的女儿当下被哈佛录取，并不能证明她育儿方式的成功。她们当然会上哈佛，因为这就是哈佛所认可的培养方式，而这恰恰反映了整个教育系统的弊端。

在与顶尖高中的老师交谈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大都清楚教育系统出了什么问题，也希望能为学生做得更多。在这类学校中，总会有一些老师，身上具有一种打破常规的勇气，就如同一群“优秀的黑色绵羊”。他们自己也是在这个教育系统里成长起来的，在人生不同阶段收获了各类荣誉和奖项，但是后来他们发现，生命具有更大的价值和意义。因此，有些老师会偷偷地引入一些不同的价值观，比如对学习本身的热爱和对社区的付出，但是他们可运作的空间很有限。一位在韦斯特切斯特市某所预科学校工作的老师就曾目睹，自己的一名男学生在课上讨论《麦田里的守望者》时放声哭泣，因为他不想顺从父母的意志，成为一名股票经纪人。当天晚上，这位老师接到了男孩母亲打来的电话：“请你不要给他洗脑。”

有些地方开始为学生减压，比如说新泽西州的富人区里奇伍德镇就实施了一天不布置作业或者要求学生参加课外活动的政策，其他城镇也开始模仿。但是你要清楚，它们的频率是一年一次，而不是一周一次。甚至有些城镇连一年一次都不能接受。一位私立学校的老师告诉我，许多家长认为孩子要以学业为重，功课一天都不能落下，因此他们拒绝孩子参加要实地考察的课外活动，甚至不少学生本身也赞同这种观点。

就算你的父母是理性的，他们也会显得力不从心，因为环境不允许。其他家长并不理性，因此学校也就不理性。不论老师怀有多么良好的初衷，校长或者其他高层管理者总是跟他们背道而驰。正如一位老师所说，教师也被困在了教育系统里。一位资深的教师感叹，她的学校已逐渐演变成一家“客户至上”的服务型机构：不管是否适合学生的发展，也不管是否对他们的心智发展有帮助，只要是家长要求的，学校就应该“双手奉上”；学校甚至不需要高标准要求学生。

在这样的一所学校里，最令人痛心的地方可能在于，尽管有聪明老师教授聪明父母的聪明孩子，但是事实上，几乎没人关心真正的教育。就如同之前那位男孩的母亲所说的：“请你不要给他洗脑。”这种要求学校往往都会应允。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但没有人希望他们得到真正的教育。在帕洛阿尔托，当地报纸就曾经发表一系列文章，描述多所高中的人文环境“不适宜学习”。《应对学业》中的孩子们很少听到“教育本身具有价值”这种话。一位学生曾经给我写信道：“我上了霍普金斯中学，一所专门向耶鲁输送生源的学校。我很讨厌它。在这里，学习就像一场耐力竞赛，最强的‘运动员’得到最多的嘉奖。”

如今，我们的社会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关注似乎就围绕着单一的目标。我们在过去所大力提倡的价值观，比如好奇心的培养，道德观的树立，社区归属感的建立，以及民主、公民意识的建设，等等，如今都已经不见踪影了，更谈不上要强调玩耍的乐趣和自由，让孩子拥有自己的童年了。社会学家米切尔·L.史蒂文斯曾说：“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围绕如何培养可以量化的美德。”在这里，“可以量化的美德”无非就是大学申请表上能够体现出来的那些东西。总而言之，我们不仅在为应试而教育，而且为应试而活。

这样的环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难道不是心理上的痛苦吗？我的一位学生将这种社会现象跟奥林匹克女子体操比赛做了对比。想象一下，四年一度的奥林匹克竞技现场：那种让人窒息的完美主义，不允许犯任何错误，参赛者无法享受乐趣，无法逃避他人的审判，而最终的成功被狭隘地定义成“零失误”。莱文医生发现，青少年经常会深受“压力、不被理解、焦虑、愤怒、失落、空虚”的折磨，简单来讲，就是“极其不开心”。陷入这些情绪之后，青少年往往会出现饮食失调、自我伤害、药物滥用和成瘾、抑郁、反社会行为等，甚至产生自杀的念头。

在《应对学业》这本书里，那位名为伊芙的GPA为3.97的女生，她在11年级时修了4门AP课程，准备到12年级的时候再修7门。有时候确实不能再挤出时间了，她就会利用上课时间学习其他科目。她自己承认：“我有时候连续两三天平均每天只睡两个小时……我非常非常担心自己会失败……我感觉自己就像一台没有生命的机器……我像一台机器人读了一页又一页的书，写了一页又一页的文章，重复着一项又一项的工作。”她平时仅以麦片为食物，往往因为太劳累而失去饥饿感和食欲。但是相较于她身边怀有自杀念头的同学，她的这种表现还不是最极端的。虽然明知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状态，但是她觉得自己没有选择。她说：“有些人会认为健康和快乐要比成绩和大学录取更重要，但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追求卓越的学生就如同“瘾君子”。“瘾君子”常说，他们需要某种东西，并不是因为它让他们感觉良好，而是因为它让他们感觉“正常”。“药物”对“瘾君子”的作用已经不再是带来快感，而只是消除痛苦，而这种痛苦恰恰来自对药物的依赖。与此类比，追求卓越的学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赞美”，这样他们才能够感受到父母的爱，自己才能心安。他们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瘾君子”用一次药，能给自己带来短暂的慰藉，暂时地驱散对失败和落后的恐惧。

父母一心想培养孩子的“自信”，这种“自信”是一个只有源源不断地得到外界认可才能持续饱满的气球，并且一旦触碰现实，它就会爆破。莱文医生观察到，青少年根本没有能力面对挫折，比如那位因为SAT成绩达不到预期就考虑自杀的女生，或者那位被学校的篮球队淘汰而不敢回家面对父亲的男生。由此可知，大学升学的过程是多么令人胆战心惊。有多少学生一路走来，过关斩将，未曾失手，可能未被大学录取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面临的失败。我的一位学生观察到，她的同龄人为了追求完美而脱离现实，就如同电影《黑天鹅》里的主人公为了达到完美的表演效果而不惜失去理智，仿佛生活在幻想之中。莱文解释说，雄心勃勃的家庭普遍存在对完美主义的不断追求，这种不断追求并不代表对孩子的行为或表现存在不满，而实质上是对孩子本人的有罪宣告。这是赞美的对立面，它让孩子意识到，他不配得到父母的爱，从而滋生了自我憎恨。

爱丽丝·米勒在其心理分析经典之作《天才儿童的悲剧》中清晰地揭示了问题的实质：一个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识是建立在为了满足父母对成就的渴望的基础之上的（莱文提醒我们，这些父母很有可能是在类似的环境之中长大的，自己也比较脆弱）。一个孩子理解父母，并依照父母对自己的期望来引导自己，并最终成为他们希望成为的那种人。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无止境的，而且满足感也总是短暂的。那么，孩子永远做得不够好，因此他努力追求完美。一旦这种想法被内化，那么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认可还是其他，所有成就的取得就都是为了得到肯定。米勒写道：“如果一个孩子不断地追求被人赞美，那么他将永远无法得到满足，因为赞美跟爱不是一回事。”

因此，一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不断地徘徊于自卑和自负两个极端之间。当父母告诉孩子，他是完美的、最棒的、可以不负众望胜任任何事情的时候，孩子的自信将极度膨胀。这种飘飘然的胜利感不亚于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获得了SAT满分或者过关斩将之后终于争取到了梦寐以求的高盛公司职位的那种优越感。此时此刻，这个人似乎站在了一座山峰的最高点，以一种俯视世界的心态，在心灵深处呐喊：“去你们的，我赢了！”当你制订计划准备统治世界的时候，你就会陷入自大。当你遭遇挫折、妄想破灭的时候，你就会自卑。自卑意味着自我厌恶和厌弃，以及体会到如精神死亡般的情感麻木。你将进入一个自我惩罚的恶性循环，认为：“我不够聪明，我不够努力，总之我不够好，某某人比我要优秀很多，反正我是一文不值。”这些自我贬低的想法源自一种感觉：你不配拥有快乐。我的一位学生曾说：“如果我不用左洛复的话，我肯定会厌恶自己。”两个极端，左边是自负，看不起他人；右边是自卑，看不起自己。

在我二十几岁的那个年代，当时社会有个更粗俗的说法：要么你是大才子，要么你就是臭狗屎。你要么成功，要么失败；要么风光无限，要么百无一用。一名学生在信中说：“在耶鲁的时候，我有一半的时间感觉飘飘然，因为我觉得我比其他人都聪明；但是在另外一半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比我聪明。”这种“赢者全盘皆赢，输者全盘皆输”的心态在优秀的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他们认为：将来要么住别墅，要么住贫民窟；要么就读于常春藤盟校，要么彻底背负耻辱；要么在纽约市的卡内基音乐厅表演，要么是虎妈蔡美儿所说的“失败者”。显而易见，这种思考方式不容许中间地带的存在。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在《波特诺伊的怨诉》一书中，通过主角之口描述了犹太家庭教育的矛盾：

犹太父母到底是怎么了，怎么了？居然能使我们这些犹太小男孩一方面认为自己是天潢贵胄，珍奇得像独角兽，是出类拔萃到无可比拟的神童和人杰，是人类救星，是完人，而另一方面却是连话都讲不清楚、能力欠缺、考虑不周、无助、自私、邪恶的毛头小子，忘恩负义的小无赖！[引自［美］菲利普·罗斯：《波特诺伊的怨诉》，邹海仑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22年，第133页。——编者注]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众所周知的犹太人的罪恶感，它在其他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体现：倘若你不能给你的父母带来荣誉，你将深感罪恶。

这些感受我深有体会，因为我曾经就是这样一个犹太男孩。多年以来，我在自大和自卑两种情感之间徘徊，如同坐过山车，努力将自己想要的同父亲所期望的剥离开来。（我的父亲是移民，还是一位常春藤盟校教授，真是双重打击。）对他来讲，我取得耶鲁大学教职，跟我之前取得的所有成就一样，只不过是临时的安慰。入职耶鲁不到几个月，父亲就开始询问我什么时候会发表论文。但那个时候他以及10年之后他的去世都已经不是造成我坐过山车式感受的原因了。真正的原因，正如我的一名学生所说，是如同弗兰肯斯坦巨大的野心，是永远不能被填满的“我是最优秀的”那种饥渴。

无数次我认为自己已经突破这种困境，但又无数次我发现自己重蹈覆辙。当我在做研究课题，读到了《天才儿童的悲剧》一书时，我终于如释重负。那个时候我已经48岁了。事实上，我是先读了《虎妈战歌》，接着读了《天才儿童的悲剧》。前者让我重新经历了童年的种种创伤，后者帮助我治愈了伤口。这两本书从完全相反的角度在我眼前重新放映了我在成长路上所经历的各种坎坷和陷阱。自那时开始，我感觉内心的冰山开始融化，我开始变得轻松。我终于感受到（而不仅仅看到）我生命中缺失的那部分：寻找幸福的机会，创造自由的机会。

在我不再因他人的成绩而感到威胁的时候，我的生命得到了解放，我轻松了许多，并学会欣赏他人的成就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美妙。我过去的那种嫉妒心态，普遍存在于有所成就的人群中，这也是最具杀伤力的魔咒之一。一旦为之所控，你将不顾一切地寻求被接受、被爱，就像美国作家奥登所讲的，“你想要的是爱，而且必须是独爱”。在《失乐园》一书中，弥尔顿笔下的撒旦并不像诗歌里形容的怪物，而是一位聪明的天使。正是他膨胀的野心，导致了他的堕落。他来到了伊甸园，毁掉了亚当和夏娃的幸福，他环顾四下，内心萌发这样的感慨：

我看到越多自己的喜悦，

我越感受到内心的折磨，

如被憎恨所包围；

美好的将变成祸害，

到了天堂，我将更加悲惨。

这就是嫉妒的本质——他人情况越好，你的感受越糟。因为那个佳境并不属于你。撒旦在诗歌中更加简洁地表达了此意：“我乃地狱”。如今，我告诉自己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在地狱待了太久。我将不再受制于罪恶感，我不会再去找理由来惩罚自己，我不再因为享受生活而感到不安。我花了30多年的时间，才醒悟过来。

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来的“自我”是一种“虚假的自我”。由于孩子的感受和渴望没有得到确认或承认，她便学会了忽视它们，久而久之，这个孩子将失去关怀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医生发现，这样的父母不会容忍自己有一个“沮丧的、有需求的、生气的、狂暴的”孩子。在这种阴暗预设下，现代的父母急于保护自己孩子尽量不受“痛苦、挫折、不愉快”的折磨，其结果就是造就了头顶光环的年轻人的一些众所周知的共性：圆滑，能干，以及成人化。与此同时，他们的内心和自我价值观并没有得到发展，只有外界权威给他们一些象征性的认可，他们才能构建出自己存在的价值。莱文医生在为自己的一些病人做咨询的时候，仿佛是在倾听6岁小孩讲话，他们的自我描述浮于表面。她听不到那些最真实的自我特征描述，如“我跑得快，我的眼睛是棕色的，我不喜欢西兰花”，反而听到不少社会的期望点，如“我在上3门AP课程”或者“我的屁股简直太大了”。因此，现今的年轻人不能定位自己真实的喜好或者不清楚自己的目标，我们又有什么可惊讶的呢？

但学生很难觉察到自己的生活其实是受制于他人的，就如同父母不承认自己就是“那种”父母一样。在一次哈佛大学举办的活动上，作为嘉宾，我建议在座的大学生一定要保持开放的心态，一名女生回应说，“我们在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决定成为哈佛人了”。暂且不谈一个人是否愿意一辈子的生活就按照7年级时的想法来决定，我不得不问这名学生，她所说的“我们”已经决定到底是什么意思。

整个教育系统在一代人身上催生了可怕的世俗态度：盲目的野心，对风险习惯性的回避，以及霍布斯式的野蛮竞争。不论WASP主导的旧的大学录取规则建立的初衷是什么，它都是有自己的价值所在的：体育竞技讲究的是勇气、无私精神以及团队精神的培养；艺术体现了一种文化理想；服务为的是在将来的领导者内心埋下服务公众的种子；领导力本身就意味着学会肩扛重任。演变到现在，这些精神的体现已趋于形式化，如同印第安人的祈雨舞，虽然代代相传，但不过是一套祭神典礼的空壳。学生之所以会参加体育、艺术或者展现领导能力的活动，并不是因为对这些精神的追求，而是因为这是通向名校的必经之路。这些活动原本是有意义的，但是现在被简化成一种手段：体育竞技讲究的是体能训练，音乐不过表现为技术上的娴熟，服务他人则等同于做慈善，展现领导能力无非就是追求权力。倘若哪天哈佛的录取标准要求每个人都会倒立，那么那些高中生也会一如既往、不假思索地去认真对待，并达到娴熟的程度。

个人的经历本身沦为了大学申请材料的一部分，成了手段。为了配合游戏规则，我们开始学着包装个人经历，现如今，我们还主动谋求将来容易被包装的个人经历。《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升学咨询公司专注于策划可以浓缩成一份大学申请材料的暑期活动，如为期一个月的“文艺复兴”主题的意大利游学，三周的创意写作课程，担任两周的话剧表演助教，花“一整天”时间沉浸于“另类”艺术家群体之中，等等。学生会迫不及待地把这样的经历添加到自己的简历上，因为他们对“这一天简直太有感受了”！（我们并没有听到艺术家对这些学生的评价，不过我相信他们是乐意帮忙的。）米切尔·L.史蒂文斯在《创造一个阶层》一书中写道：“私人升学顾问就是教会学生如何包装自己，满足招生官的胃口。最终我们教会学生的，是去追求一个可以包装的自我，或者最起码是去追求一个可以包装的自我幻觉。”

有一位毕业于迪尔菲尔德高中的学生曾经写信给我，他这样回顾自己的教育经历：“学校类似于游戏程序，我们都要去闯关才能晋级。”在《应对学业》这本书中，不少学生认为上学的目的并非学习。种种迹象似乎在警告我们，学生质疑教育的本质，甚至不相信教育。当面对学生作弊成风的现象时，我们需要接受的是，这些年轻人绝对是优秀的学生，因为他们所掌握的就是我们的教育系统教给他们的。在来到大学之后，他们变得迷茫了，既不清楚自己的目标，也不知道如何为自己做决定，他们当然很容易会被现成的、成熟的选择（如咨询公司或者投行）吸引。

我们要求学生参加课外活动，因此奖励那些积极参与者；我们要求“领导能力”，因此奖赏那些岗位竞争者；我们赏识那些能够成功应对我们提出的挑战并满足我们设定的要求的学生，因此奖励一群投机者，与此同时，我们惩罚那些不参与升学游戏的学生。我们掠夺了孩子的童年以及青春，组装出了一支庞大的青年军。

在我所了解的家庭中，包括中上阶层家庭，不同意虎妈育儿方式的不在少数，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照做的也不在少数。父母在失去理智的系统中竭尽全力，与大学生在顺从大环境的游戏规则和鼓起勇气探索自己的道路之间的挣扎是类似的。但不管眼前的河流有多么湍急，我们都可以选择不再随波逐流，反对举手投降。如果想要孩子活出自我，我们就必须以新的方式来培养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