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是如何演变到今天的？我们的大学招生标准支撑起了整个教育系统，或者说，教育围绕着招生而运转。学生从儿童时代到青春期，从上大学到进入职场，不论是教育方式还是教育结果，无不受制于大学招生这根指挥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标准从何而来？对于该问题，我们不能仅看过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况，而应追溯更久远的历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学生相较于20年前或者40年前的精英学生，两者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程度。因为教育这个系统工程影响了几代人，当今的美国职场人士、中上阶层、精英阶层，以及那些掌控美国政府、经济、文化的人都经历了这种教育的洗礼，因此，追溯教育系统的根源，也就是研究这些人从哪里来。要做好这件事，就要回到原点。

追本溯源，我们要回到更早的年代——镀金时代，具体来讲，就是19世纪末。与大家的普遍认知不同，常春藤盟校并非一直以来就是富家子弟的专属院校。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相对来讲，常春藤盟校是规模较小、区域性较强的学校。在校就读的学生中，有少部分人确实是绅士的后代或者本身就是新绅士，但那时许多富家子弟并不会选择这类学校。在那个年代，美国还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整个国家的经济仅由几大块区域性经济构成，因此，富家子弟的数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南北战争结束之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社会学家E.迪格比·巴尔策尔在其经典著作《新教当权者》中谈到了这一格局。工业经济爆炸式发展，催生了新的财富以及财团控制的政府。铁路系统把原来分散的区域连接成整体的网络，区域经济逐步演变成国家经济。原有的地方性精英开始意识到，他们应该成为全国性的精英，并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层身份。新贵们需要通过交际让自己成为被众人接受的贵族；与此同时，面对来自南欧和东欧汹涌的移民浪潮（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犹太人），所有的贵族要竭力保护自己的阶层地位，上层社会里开始了浩大的反犹太教和反天主教运动。其中，最有名的一个阶层是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通过巴尔策尔的作品，这一群体变得众所周知，并且其性质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盎格鲁-撒克逊”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美国成了新贵之后，便重蹈覆辙，效仿起当年他们自己为了追求平等而反对的英国贵族阶层。

WASP为自己的阶层创建了形式丰富的学府和机构。到了1880年，高档度假村开始出现，如巴港和纽波特；第一家乡村俱乐部于1882年成立。格罗顿学校于1884年成立，它虽然不是新英格兰地区的第一所大学预备学校，却是第一所模仿英国私立贵族学校而建立起来的学校。《社会名人录》一书于1887年出版。美国革命女儿会于1890年成立。不久之后，贵族们开始逃离大都市，往郊区新的聚居地搬迁，如费城的主线区域，乡村走读学校的创建也紧随其后。

WASP建立了不少机构，其中有一种机构（即大学）虽然并不是他们建立的，但是他们对它有绝对的影响。当时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各自都开始以富有的形象书写自己的历史：哈佛是“黄金海岸线”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鲁的斯托弗》是当年相当有名的一本关于耶鲁本科生生活的小说；普林斯顿则有F.司各特·菲茨杰拉德（该校在1896年从“新泽西学院”更名为贵族气息浓厚的“普林斯顿大学”）。这类精英学校为富裕家庭的年轻绅士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他们跟来自全美各地的有相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脉，巩固自己的价值系统，并保证其毕业生在社会顶层的成员身份。与此同时，大学为了吸引新贵，着手弱化自己给人的“书呆子”形象，大力鼓励课外活动。而体育运动，特别是竞技类运动，比如能够充分彰显“男子汉”气慨的美式橄榄球，就是在这段时间诞生并一直延续至今的。这一手段果然奏效，大学普遍都成功扩招了：哈佛从19世纪60年代每年招收100名学生扩展到1904年一年招收600名学生。学术被抛到了脑后，只有傻瓜或埋头苦学的学生才会认真对待它。随着来自大学预备高中的学生成了主力军，派对、恶作剧和高人一等的心态开始在学校的主流生活和社交圈蔓延。借用社会学家杰罗姆·卡拉贝尔的话：“哈耶普”三巨头，正是在19世纪80年代奠定了它们院校龙头老大的地位，为其他学校设立了风向标。

但没过多久，问题就出现了。卡拉贝尔在其著作《被选中的：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入学标准秘史》中揭露了这一点。录取结果是根据入学考试成绩而定的。一方面，有些科目，如古希腊语和古拉丁语，公立学校根本就不教授，因此，美国大部分高中毕业生从一开始就没有机会被名校录取；另一方面，来自“对口学校”的学生，不管他们成绩有多糟糕，往往都能被录取。比如，格罗顿学校从1906年到1932年有405位高中毕业生申请了哈佛，其中402位被录取。社会格调得到了保持，但是学术水平直线下降。面对这种变化，这三所高校开始有所行动，到了1916年，学校取消了古典语言成绩作为大学入学的要求。随之而来的是，公立高中申请人数开始出现井喷式增长，但是大城市的公立高中犹太学生的比例越来越高。随后，哥伦比亚大学在两年的时间里减少了近一半数量的犹太学生，但还是不能阻止上层家庭抛弃哥伦比亚大学。

有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车之鉴，“三巨头”便想尽办法，避免重蹈覆辙。为了阻挡犹太申请者，一系列新的入学要求开始实施：老师推荐信，校友面试，对运动员或者有“领导特质”学生的偏好，给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强调家庭背景，降低学术能力的比重，等等。学校宁愿录取来自美国中西部的有新教家庭背景的学生，哪怕他们不是最聪明的，也不愿录取来自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勤奋的草根”。由于仅仅依据申请者的名字无法辨别学生的身份，因此普林斯顿大学开始要求申请者提供照片。“气质”成了新的代名词，包括申请者的举止、形象、语音语调等。“耶鲁人”的气质，之前只要是从固定的几所高中录取学生就会有所保证，但在这个新的时代，则需由主观的审核过程（以及负责执行的招生办公室）来判断并维持。

这个系统一直完好无损地延续到20世纪60年代。“三巨头”高校的生源主要还是来自大学预备高中，而这些高中的学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虽然学校没有官方说法，但是犹太学生的数量往往被有意限制。原来的老男孩俱乐部那一套文化还在继续发展，诸如闭门握手言事，输送“对口学校”学生，等等。就算到了20世纪50年代，哈佛大学平均10个录取名额也只有13位申请者竞争，耶鲁大学的录取率达46%。一般而言，在申请之前，你就知道自己被录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就没有必要申请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平静表面之下的暗流已经集聚了足够的力量来摧毁原来的“生态系统”。詹姆斯·B.科南特，时任哈佛大学校长，“新官上任三把火”，开始逐步提高学术标准，为更多的学生打开哈佛之门，以便吸引更多优秀的学生。为了识别出那些聪慧的学生，弥补原有固定渠道生源的不足，他把目光转向了刚发展起来的“心理测量”考试——SAT。科南特校长是一位改革者，但不是革命家。在接下来的30年，改变是逐步的。在二战之前，顶尖大学的SAT平均成绩为500分左右，是全美SAT成绩的中间值，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顶尖大学的SAT平均成绩已经高达625分。

也是在20世纪60年代，当时的耶鲁校长小金曼·布鲁斯特认识到，如果精英阶层想继续保持自己的社会地位，继续领导这个国家，那么他们必须能够更好地接纳处于上升期的社会团体，这不是为了别人，是为了他们自己，而培养精英的大学必须走在前列。当时社会的众多变化是由不得“三巨头”忽视的。布鲁斯特于1963年开始担任耶鲁大学校长，他出台了一系列新政策：在短短几年之内就把学术潜能提到录取标准之首；推翻了“全能手”的录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树的特长生”；减弱了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整体取消了关于个人外表特征的要求（这也导致新一届学生平均身高大约下降了1.2厘米）；结束了耶鲁与“对口学校”的亲密关系，不再限制犹太学生数量，不再考虑申请人的经济状况。少数族裔学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纪60年代末出炉。1969年，耶鲁从男校转变成了一所混合学校。

布鲁斯特校长的动作很大，一口气摧毁了固有系统，以至于耶鲁的校友迫使他取消或者改变他出台的一些新政策，特别是要求耶鲁保持对运动健将和校友子女的特殊考虑。但是，时代的洪流已势不可挡。布鲁斯特开启革命的1965年，恰好是二战后美国婴儿潮一代开始进入大学的一年，更是美国大学招生录取的转折点：从原有的贵族制转变为崭新的优绩主义制，即从依据阶层、“气质”和人脉转向了依据考试成绩。

这就是现今美国大学录取机制的由来。你可能会发现，今天的录取机制跟之前的差异并不大。布鲁斯特校长和除耶鲁之外的大学成功地为大众打开了精英学府的大门，但是他们并没有废除固有的大部分标准，比如对体育健将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新的系统不过是在旧制度基础上增加了一些新砝码。也就是说，今天的申请者除了要满足原有的条件，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让我们想一想，如今顶尖大学给所有希望被它录取的学生设置的门槛。虽然我们并不要求每个学生都是体育健将，有能力参加最高级别的竞技类运动，但是我们要求所有学生都具有“运动员精神”，并且经常参加体育运动。在过去，这种学生一般要参加一些只有在大学预备高中才有的体育项目，如击剑、划船等，才能既具备技能又拥有优雅气质。我们要求学生有一定的艺术造诣，作为一种自我修养的表现。要做到这些，其背后是需要时间成本和文化资源的，而在过去这些都属于上层家庭的追求。我们又要求学生具有个人魅力（用老一辈人的话来讲，就是能够社交，行走于不同的俱乐部），因此，我们需要学生参加面试并提供推荐信。我们还要求他们展现“服务”精神，而这种“服务”无非就是现代版本的贵族式恩典，是一种对低端人群的施舍。最后，我们需要“领导者”。如果学生仅仅是学生会的一名成员，那是不够的，他必须主持过学生会工作，或者是话剧社社长，抑或是棒球队队长。不管怎样，他给人的印象要如同一位储君，能担任未来的领导者，这跟百年前私立学校绅士的培养方式如出一辙。

原有的顶尖大学招生录取机制无疑是依照顶层家庭背景设计的，后来布鲁斯特校长提倡对学术高标准的追求，这超出了顶层家庭所擅长的范围。如今我们有一系列的标准化衡量标准，如SAT、AP、GPA、奖学金证书等。现在我们的学生不仅要拥有原来的贵族特质，还要展现出现代技术官僚的特征。难怪他们如此忙碌和疯狂啊！

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招生录取游戏规则的唯一变化就是竞争趋于白热化：录取率降低，对申请者的要求提高，学生压力增大。这场优绩主义的比赛枪声一响，每个人都成了主动或者被动的参赛者。到了1968年，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的录取率均已降至20%左右。到了1974年，美国举国上下的高中生都为SAT而痴狂。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尼古拉斯·莱曼在他的著作《美国式“高考”》中分析了其中的前因后果。事实上，我自己的哥哥和姐姐就是当时的参赛者。20世纪70年代大学申请者的数量激增，导致入学压力剧增，最后实际拿到学士学位的人数也相应增加了。当社会上有更多的人拥有学士学位的时候，上名校从而使自己脱颖而出就显得更有必要了。

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过各种方式占尽了优势：聘请SAT私教帮助提分，雇用自荐信“导师”（也就是代笔者），以校友捐助的名义影响录取结果，等等。另外，大学鼓励学生上AP课程，AP课程上得越多，越有竞争力。如果学生想要在高中的最后两年上更多的AP课程，那么他最好从初中开始就有所规划。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二战后出生的婴儿潮一代已经完成了大学学业，高校开始更加主动地吸引这批新生。由于当时美国政府放松了对航空业和电信业的管制，交通和通信的成本降低，因此高校的宣传推广走向了全美，而且家长也不介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更远的地方上大学。高校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提前录取作为高校尽早锁定优秀生源的有效方法，在这个时候变得越来越重要。

如果说高校之间、家庭之间的竞争还不够激烈的话，那么1983年《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前所未有的大学排名真的把名校游戏炸开了锅。对于高校来讲，录取数据一直以来代表了声誉和地位，如今竟出现第三方机构发布统一数据，囊括所有大学，并且对大学进行排名。到了1987年，一个由众多大学校长组成的代表团集体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社交涉，要求对方停止排名行为，可惜为时已晚。20世纪80年代，整个围绕名校录取的产业已经爆发，从考试培训到咨询顾问，从家教到名校录取指南，等等。作家凯特琳·弗兰根纳提到一本开创先河的名校录取图书《如何敲开常春藤盟校之门》，该书于1985年出版。记者汤姆·沃尔夫观察到，名校追逐的痴狂症在1988年正式暴发。

名校热到底从哪一年开始？这并不重要。上面提到的年份都是对的。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任意选择一个时间点，你会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后来的录取竞争比之前的更残酷。回顾过往的20多年时间，美国大学的生源已走向全球化。美国的婴儿潮一代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大学入学新生数量一直在减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开始扭转。在接下来的不到10年的时间里，大学新生数量就回到了婴儿潮一代入学时的水平。大学变得更擅于利用招生数据来包装自己，明明知道有些学生根本就不会被录取，但还是采用激进的营销策略，鼓励所有学生都来申请，为的就是降低录取率。这些数据不仅象征着学校的社会地位，而且更有实际意义。高校就如同商业机构，运营一所学校需要经费，因此高校也时常需要贷款。信用评级机构对学校信贷的考量标准之一就是录取数据。商业机构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润，学校在乎的当然就是录取数据了，而且人们期望这些数据一年比一年好。

过去20多年让人有一种全新的感觉，其中最关键的因素或许是，我们已经跨入“名校游戏2.0”的时代。第一代名校生都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进入大学的，而他们的父母本身要么去读了没那么有名的大学或是公立大学，要么根本没读过大学。上名校对第一代人来讲，是一次“鲤鱼跳龙门”的机会。但是第二代名校生，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的大学生，他们的父母本身就都是名校毕业生，后来又都是各行各业的精英，因此已愈发成为系统自身的产物。在这群家长眼中，上名校对自己的孩子来讲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变人生的一次机会，并且在他们看来，幸福的定义只有一个，而精英式教育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径。

自1992年开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前二十的文理学院中，有17所的录取率下降了30%以上；排名前二十的综合性大学中，有18所录取率下降了50%以上。范德堡大学的录取率从65%下降到了14%，芝加哥大学从45%下降到了13%，哥伦比亚大学从32%下降到了7%。2011年，提前申请杜克大学的学生数量在2010年14%的涨幅基础上又增长了23%。2013年，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均收到了超过31000份申请，这些申请者争夺不到2500个的席位，其申请量相较于6年前，增幅超过了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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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大学生对今天的大学录取感触不深，如果说今天的名校生看着像某种异种生物——超人，或者仿生仓鼠，那只是因为：自从20世纪60年代以公平为主题的录取革命运动代替了原有的上层社会那种依赖于人脉的游戏规则，这一体系的逻辑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在1981年我刚上大学的时候，身边进入顶尖名校的同龄人通常上3门AP课程，参加3项课外活动。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门或8门AP课程，9项或10项课外活动。2008年，我作为耶鲁大学的一名教员有机会轮值一天，参与招生办录取工作，观察并学习招生办的工作流程。学生的课外活动列表在招生办里被称为“个人炫富”名单。如果你的课外活动只有五六项的话，你就已经处于不利地位了，因为那远远不够。罗斯·多塞特在《特权》中提到一名学生有12项课外活动，他称其履历为“典型的全能冠军型哈佛履历”。而我曾经指导的一位耶鲁新生竟上了11门AP课程。

建立这么一套评判标准并非招生办的责任，他们只是执行来自高层的指令而已。在招生办工作的一天，招生办团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招生官不仅仅要在漫长的冬季整理上万份申请材料，各自还得非常熟悉自己负责的地区。那天，我所在的小组负责宾夕法尼亚州东部区域的相关工作，那里实际上就是费城周边的乡村。一位30岁出头的年轻招生官对该地区特点的熟悉程度令人吃惊。他通过无数次的现场招生咨询，对每所高中了如指掌，并与辖区高中里的升学指导员、当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协助资源建立了紧密的关系。

我此次参与招生办工作时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请环节已经结束。所有的申请者，根据他们档案里的各种指标（如SAT成绩、GPA、成绩排名、推荐信转化成的数值分数、运动专长、校友子女身份、多元性等），都会得到一个综合性评分，分值从1分到4分不等。1分代表最具有竞争力的人群，他们将会被录取，没有任何悬念。在那天午餐休息时间，我想看一个1分水准的申请材料，招生办给我展示了一位英特尔科学奖得主的。除了1分人群之外，3分和4分人群占了剩余申请者数量的3/4，而这群人被录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国家级运动员或来自最高级别的捐赠家庭。后者几乎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会被录取的。我们花时间最多的是2分人群。在长达6个小时的招生委员会讨论过程中，我们排除掉100~125个申请，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钟一个。该区域总共有40个名额，我们的任务是从2分人群里选出最合适的10~15名学生。

这位年轻的招生官为每一个申请做了陈述，他快速、专业的语言如狂风暴雪般打在我身上，而我只能临场招架，边做边学：“Top checks”代表推荐信的质量在各个方面都是最优秀的；“Good rig”代表学生在高中修的课程达到了让人基本满意的程度；“Ed level 1”说明家长没有上过大学，这从侧面反映了申请者成长和生活的环境；“Lacrosse #3”意味着这位学生在大学体育教练青睐的学生中排第三；“MUSD”代表这是一名拥有最高级别音乐造诣的学生，将来很有可能走职业路线；“T1”指的是第一封推荐信；“E1”指的是第一篇学生自荐信；“TX”指的是额外的推荐信；“SR”指的是学校的升学指导老师。我们讨论的过程就是先听陈述，然后发问，再参考一两封推荐信，最后投票决定。我们这组委员会一共有5人，3位是招生办的，还有一位代表大学院长办公室，最后一位是我，而我一般都参考那几位招生办专业人士的意见。开此类会议往往很消耗能量，因此会议桌上有一大堆美味可口的垃圾食品。招生办主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美国演员本·斯坦，他似乎仅靠脆玉米片就能长时间工作，而且能非常快速地翻阅申请材料。

面对这么多卓越的申请者，我们寻找的是有特殊品质的学生。对于学生的个人品质，我们要通过反复揣摩推荐信或者学生的自荐信去体会。虽然高分和漂亮的履历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学生只有这两点，往往会被拒绝。而拒绝的原因大概会有：“缺乏让人眼前一亮的闪光点”，“不是一位团队建设者”，或者“跟大众雷同”。有一位学生疯狂地参与课外活动，并提交了8封推荐信，最后众人评判他“用力过猛”。我在接受招生办培训的时候了解到，成功的申请者大概有两类：要么是“全能冠军”，要么是“偏才”。如果是后者，那么他得足够“偏”，比如说他的音乐打动了整个耶鲁大学的音乐系，或者他精通科学，获得了某项全国大奖。

实际上，大部分学生还是要争取做“全能型”的申请者，这一点跟丁克·斯托弗在耶鲁的年代大不相同了。布鲁斯特校长的革新确实让偏才选拔取代了当年老一套由大学预备学校的人脉主导的录取方式，而且现在的大学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轻的记者、极具潜力的天文学家、未来的外交官、语言天才等。成功被录取的学生履历上的10项课外活动并非代表了10种不同性质的活动。其中，3到5项体现了对某一个领域的专注，如数学、艺术或者学生会组织。你必须拿得出一两样绝活，同时你必须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的表现。总的来说，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对科学和数学不感兴趣，并对此心知肚明，但是你还是要修微积分，并且你还要尽力取得优异的成绩，这样才能保证你的高中平均成绩和在学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对诗歌或者计算机编程有着执着追求的“异类”，但你还是需要会演奏一种乐器、参加体育活动并且加入（最好能创建）一个俱乐部，还要马不停蹄地去赶场。换言之，你必须面面俱到：取得全A的成绩，争取领导职位，参加更多的课外活动——你要将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近些年来，这种变味的大学录取机制以及它产生的人才，已经让人难以看清楚它们原来的样子了。名校严苛的录取标准和追逐名校的疯狂，已经不是由外在力量，比如经济全球化或者《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所驱使的了；其背后最大的驱动力就是为了疯狂竞赛而竞赛。个人履历的竞赛，就如同两国之间的核武器竞赛。没有一个国家需要20000颗核弹，除非存在另外一个拥有19000颗核弹的国家。没有人需要11项课外活动，除非存在另外一个参加了10项课外活动的学生，那么这当中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们的孩子的发展情况，就如同长颈鹿的脖子变得越来越长，变得越来越畸形。这代人在20年后会成为怎样的人，是谁也无法预料的。

这种游戏规则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哈普耶”和斯坦福大学，不限于8所常春藤盟校，也不限于安德鲁·哈克和克劳迪娅·德赖弗斯在《高等教育？》一书中提到的“12所黄金院校”（即8所常春藤盟校加上斯坦福大学、杜克大学、威廉姆斯学院和阿默斯特学院）。确实，最极端的竞争、最亮丽的履历、最惨不忍睹的录取率，将永远在这十几所高校中上演。但我从过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经历中发现，这种疯狂在众多大学里广泛存在，只不过程度不同而已。来自弗吉尼亚大学的学生可能没有9项或10项课外活动，但是他们起码也有六七项。我曾接触过来自密西西比大学荣誉学院的学生，他们可能没有修过七八门AP课程，但是也完成了五六门。虽然这些院校学生的抱负、天资、痴狂症，以及家长的经济背景可能比顶级院校的稍弱一些，但是他们的思考逻辑和价值观与后者大同小异。

毕竟，这些学生都处在同一个大的系统里。每年被哈佛拒绝的33000名学生照样会进入其他大学。到了2012年，65所高等院校的录取率已经低于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录取率差不多的学校和一些略高于这个录取率的学校（比如女子学校，本来申请的人数就会少一些），那么大概会有100所高校是属于精英梯队的。事实上，这也仅仅是个保守估测。有一些不知名的地方文理学院，也存在类似的问题。资深记者詹姆斯·法洛斯估计，全美每年有10%~15%的高中毕业生卷入争取名校席位的竞赛之中，也就是40万大军。下一章我将剖析这群人的成长历程——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学校，以及他们作为“优秀的绵羊”的内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