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庆幸的是，美国高校不仅对我描述的问题高度重视，而且已经采取集体行动解决它们。学校的课程设计也充分考虑了增强学生的学习体验与学习内容前后的相关性，并有意挑战学生使其更具有道德意识。从事一线本科教学的大学教授，致力于学生的智识成长，并严格维护学术的最高标准。职业指导办公室始终保持较高的信息敏感度，广泛了解学生毕业之后的选择，并有意指引学生选择非常规类的职业。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行动已经奏效，致使该杂志缺失大学排名所需的关键数据。大学不再为锦上添花的豪华设施以及行政人员的过高薪酬买单，而是把资源重新投到发展教学和博雅教育上。

当然，这些描述实属我个人的想象。事实上，除非高等教育的整体文化从根本上有所改变，否则它们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发生。首先，大学几乎认识不到学生的问题所在，因此也就不会帮助学生认清他们高中期间所形成的不良习惯和扭曲的价值观。正因如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众人的大学求学经历始终是他们高中时的翻版。进入大学时，学生人手一本课程目录，接下来，学生自己摸着石头过河。虽然学生有导师，但是导师的主要责任是帮助学生了解复杂的学分要求，并在有必要的时候，鼓励学生去寻求心理咨询帮助。剩下的事情，包括很多青少年向成年人过渡时所产生的种种问题以及在高等学府求学期间的各种疑问，都会被视作理所当然已经被解决的部分，无人问津。

哈里·R.刘易斯写道：“大学已经忘记它们对大学生成长所承担的更大的教育责任”，即帮助他们寻找自我，帮助他们找到自己的使命。事实上，“大学已经弄不清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了”。刘易斯院长更加直言不讳地承认，“哈佛大学不再懂得什么是优质的教育”。整体的课程设计无非就是由一系列互不关联的单个科目拼凑而成，辅修课程也不过是各个院（系）以避免冲突或者“停火协议”为原则最后达成的“共识”。阿兰·布鲁姆就此批评大学的课程设计根本“没有一个坚定的长远目标，更没有能力去定义一位受教育者应该具备的品质”。

这是个历史遗留问题，它的根源在于美国高等教育源自两个体系：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和以学术研究为导向的德式高等教育体系。因此，美国的高等教育从初始就是分裂的。传统英式的高等教育体系在美国南北战争之前得到了发扬，课程设计依托于经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的道德品质。但是在19世纪后期工业革命出现时，早期高等教育的办学目的逐渐被淘汰。成立于1876年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就是第一所以德式体系建立起来的美国高校。新型经济和由此形成的世界体系从创建时期就影响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育方向，它尤其注重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同一时期，其他高校也随之效仿，比如成立于1890年的芝加哥大学以及于1891年正式招生的斯坦福大学。与此同时，不少老牌学校为了迎接当时的变革开始重新定位。从此，整个研究生教育和研究体系就诞生了，包括大学不同的院（系）、全国性的专业协会和组织、同行评议的学术刊物、“不发表就出局”的游戏规则、教授职称等级、终身教职制度、毕业论文以及博士学位等。

与此同时，出于相似的目的，哈佛大学领头，开始植入由选修课逐渐演变而成的专业体系，替代了原有的本科教育课程系统。从那时开始，大学的功能慢慢转变成培养专业人才，为各领域专家的培养做了铺垫。但是，博雅教育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初衷，考虑的是整个人的培养：“人文学科”原本就是关注个人作为人类存在的价值和肩负的使命的，跟职业如医生、律师、科学家或经理并无关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高等教育见证了反对教育专业分类化的浪潮，开始发展“通识教育”，最著名的例子当数哥伦比亚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名著课程”。如今高校之所以还存在专业分类，实质上是因为两种理念即深度教育和广度教育之间的一种妥协。这种妥协不仅存在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而且存在于各专业类别与本专业之间。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地方，比如英国、法国等，一位化学专业学者研究的都仅仅是化学。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名著课程”遭遇了挫折，其中，强制学生阅读以欧洲文化为中心的西方经典被批评有“大家长统治”之嫌疑。1981年，当我从高中毕业的时候，布朗大学因敢于摒弃所固有的课程规范和架构而成为最热门的学校。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之所以能够至今保持它的核心课程，无非是想要独树自身品牌，在竞争中做到差异化。大多数学校课程的广度只能通过辅修课程得到体现。而形形色色的辅修课程如同天书，按字母A到C，或者到D或F分类，分别代表数量推理、语言文学、世界文化等。这些选择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紧密的衔接性，学生经常只能摸着石头过河，并在此过程中随便捡起几块石头来满足大学的毕业要求。大学生修双学位的趋势越来越明显，部分原因是高校选修课系统相对于传统专业系统的无逻辑和无秩序性，鼓励了学生利用学分的灵活性来获取最大化收益。专业课程已经成为课程中唯一对学生有意义的部分，所以他们宁愿多学习专业课。

教育最根本的问题远比社会需求的复杂或官僚制度的混乱深刻。现代美国高等教育把文理学院的博雅教育植入研究型大学，是最初两种办学理念之间抗衡的产物，但是该形式经不起考验。由于大学教授同时承担授课和课题研究两种责任，而且后者往往会有更多的培训资源，给出更多奖励，因此研究型大学的价值观在高等教育领域自然占据优势。多年来，在很多学校里，成为教师以及获取终身教职并不需要博士学位或者发表大量论文，但行业的标准正在逐步紧缩。尤其是在美国和苏联的太空争霸上演之后，美国联邦政府为课题研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因此，大学的资源分配便向课题研究倾斜。20世纪70年代博士过剩导致高校学术类就业市场的崩溃，高校对学术岗位的要求也就水涨船高。当知识开始细分，课题研究也随之更加专业化。教授在面对教学任务时，因其被赋予了无限的自由，所以他们的教学内容往往来自他们极其狭窄的研究领域，由此，碎片化和专业化的课题主导了本科教育。

你可能觉得整个系统令人捉摸不透，这是因为系统的设计初衷就是如此。教授并不在乎教学，他们在乎的是课题研究，他们的教学内容就是自己的研究内容，他们没有必要去考虑在他们研究领域之外的事情。刘易斯院长认为，大学所提供的课程跟学生的需求并无关联。在研究本科课程整体的连贯性和本科教育大局时，大学会动员教学代表讨论课程设计方案，但往往由于教授们对各自研究领域的保护，以及对课程设计的不关心和不重视，或者单纯由于无能为力，最后效果也不尽如人意。哈佛大学近期的一次课程设计研讨会开得很失败，而路易斯·梅南德作为主席之一在事后承认，“我们确实不习惯从宏观的角度去思考教育，这并非我们所擅长的”。

在众多高校之中，大多数学生开始涌向跟职业密切相关的专业，如传媒、商科、教育和医护专业，领头的几所高校拒绝如职业技校一般地提供教育，并引以为豪。但实质上，它们就是职业技校，因为它们的教学精神就是如此。所有一切都是以培养专业技能为中心的，最终都以专业技能为评判标准。虽然名校喜欢昭告天下，它们的教学目的是培养学生如何思考，但是它们真正所做的是，锻炼了学生的分析和演说能力，为他们在商界和专业领域的成功做铺垫。和高中生一样，这些大学生还没有能力回答成年人必然面临的人生意义和使命等宏大问题。在这方面，宗教学校，甚至一些默默无闻的地方学校都比名校做得到位。虽然这些名不见经传的大学所招收学生的SAT分数落后常春藤盟校以及同等级大学几百分，但是从最崇高的“教育”内涵来讲，它们的教学要胜于那些一流名校。这是多么羞辱的一次宣判！

但是，一流名校并非一无是处。就算是以微弱的力量，它们也还在努力背负起提供通识教育、培养整全之人的责任，它们并非完全就是改头换面的昂贵版本的职业技校。所以，在入校之际，学生会听到一两次激动人心、鼓励他们思考人生的演讲；而到毕业之际，学生会重温一两次类似的鼓励他们思考人生的演讲。在这四年间，学生埋头钻研由一群专注细分领域的教授提供的课程，立志成为一名专才。

这些大学的课程至少在学术上是严谨的，都具有各自的难度，不是吗？不见得。理科往往如此，但是其他类学科就不尽然。罗斯·多塞特指出，在哈佛大学，学术是块软骨头，那里“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降低学术要求的声音”。当然，例外也是存在的，并且学术标准因学校而异，但是大多数学校的教授和学生之间已经建立了一种“默契”——学生尽量少学习，教授则受学术研究的激励（尤其是在顶尖大学），尽量减少授课上的投入。教学对教授个人职业发展的影响有限，教学质量的评估几乎完全依赖于学生对教授的评价，而这种评价很明显与教授给分的宽松程度直接相关。相反，对于兼职教授和更多的非终身制教学人员而言，教学质量的评估确实是至关重要的。在如今的校园里，学生普遍以低质量功课换取老师的高评分。

成绩膨胀以及对成绩膨胀的控诉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据刘易斯院长所言，这个问题从绩点制度诞生那天起就存在了。虽然大学GPA在过去的100多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但是我们还是应该了解一下其演变历史。在1960年，私立高校的平均GPA大概为2.5。1990年，已经上升到3.1。到了2007年，已经是3.3，在顶尖的私立院校更高，是3.43。按照这个上升速度，最新的数据很有可能已经超过3.5了。平均GPA越高，分数贬值越厉害，用分数区分学生之间的素质差异也就变得更加困难，学生也就更没有动力全力以赴，做到最好。在1940年，大学院校里排名前15%的学生属于A类学生；到了2008年，这个比例已经攀升到45%。但我们需要明白，总有一些不做功课的学生，或是一开始就不符合入学考试标准的学生，如体育特招生，凭借家族关系的特招生，以及为了个人兴趣或者满足学分要求而修一些不着边际课程的学生。大一学生的成绩一般相对低一些。在顶尖的大学里，大三或大四的学生只要好好上课，成绩几乎不可能在B+以下，甚至是A–以下。

除了成绩之外，甚至给予学生真实的回馈都并非易事。从小接受赞美式教育的学生，自信心来源于完美主义，因此他们不具备接受批评的能力。况且，学习对他们来讲是个副业。在大型的公立大学里，我们暂且称之为“南方美式橄榄球大学”吧，学生的主业可能就是喝啤酒和看电视。在顶尖大学里，学生主业则是令人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的课外活动。课外活动的确是有价值的：愉悦身心，满足社交需求（这两点可能弥补学习的不足），促使学生学会表达，并培养出某些课堂内所忽视的能力；帮助学生建立人脉并有机会体验不同的职业；给整个校园带来了社交的气氛和活力。但是，学生往往忙得不亦乐乎，他们会害怕自己失去任何一个机会，因此他们总是寻找新的活动来填满自己的日程表。

问题在于，参与的事情越多，能做好的事情就越少，并且可能最后什么事情都做不好。我的一位学生曾写过一篇名为《糟糕系数》的论文，它后来成为耶鲁新生入校阅读材料之一。糟糕系数衡量的是一个人在参与过多事情的情况下最后事情的完成质量。这个数据是用一天24小时除以个人花在每一项学习和课外活动上的时间得出的。

回顾大一那年的个人时间安排，我计算出在每晚只睡两个小时以及两天吃一顿午餐的前提下，我也仅仅给自己预留了6分钟时间阅读荷马的《奥德赛》，5分钟时间登上哈克尼斯塔去练习钟琴……这种状态没持续多久，在图书馆里熬夜成了我的家常便饭，但令人不解的是，我还是不能完成作业；我总是奔波于会议和排练之间，但是从来不能准时到场；我自己忙得一塌糊涂，只是很勉强地生存下来了，就如同挣扎在漩涡里的女妖。

维持整个系统的运作，唯一的办法就是每个人（包括教授在内）降低他们的要求。诚然，精英学生的确努力，他们作为一个群体一直都是聪明的，但是如今他们完成事情的质量却未必能够保持高标准。引用一个反面教材说明这个不争的现实：演员詹姆斯·弗兰科热衷于完成各类课程，他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帕洛阿尔托高级中学，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读大学期间，他曾争取到注册62个学分，但是通常19个学分已经是上限。在同一时期，他报名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写作课，纽约大学的摄影课，沃伦·威尔逊学院的诗歌课，以及布鲁克林学院的小说课，同时参与忙碌的拍戏事业。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又紧锣密鼓地开始了在罗德岛设计学院攻读艺术硕士学位以及在耶鲁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博士学位（是的，那是我曾经工作的英文系）。他简直就是今天高成就年轻人的代表。我们不得不问：一个人怎么可能如此聪明、有天赋、有冲劲儿？答案是他们不可能，也做不到。弗兰科做不到，其他人也做不到。名校录取几乎高不可攀，但是一旦被录取，只要你去上课，在很大程度上你就可以顺利毕业。

这一切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背景，远不只教授放纵学生或者学生钻空子。过去的30多年，高校对学生的定位发生了变化。二战后的几十年是高校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从1949年到1979年，高校的学生数量至少翻了4倍，大学教员几乎增加了2倍，每周几乎就有一所崭新的高校拔地而起。但是当二战后的人口红利在20世纪80年代逐渐衰退，并且政府也开始减少投入时，学校不得不面对学生短缺的局面。与此同时，政策制定者开始通过贷款和助学金的形式向学生（而非学校）提供大量资金，将高等教育的运作模式转型为消费者驱动的市场模式。

通过多年努力，转型取得成效。高等教育变得越来越像其他产业：谁能带来收益，谁就被重视；谁不能，谁就将被针对。出于“效率”的考虑，高校重在追求知识传授的高效性，而不是教学水平的提升，因为后者是很难量化的。与此同时，高校认为，教学实乃资源消耗，因此为了降低成本，高校减少了全职教授的授课工作量，聘请了大量的兼职及临时教学人员来替代他们。可想而知，教育质量直线下降。除此之外，学术单位即院（系），被视为“经济产能中心”。不能贡献产出的，如大部分的博雅教育，就被缩减甚至完全取消。相反，科学魅力无限，但也不是任何类型的科学，比如基础科学就不受重视。重中之重乃商用性科学技术，这些往往是由公司赞助，最终能够转换成利润的科学性研究（有些学校过于追求短期利益，甚至连跟它们合作的公司都表示不满意）。另外，校园不间断的全球性扩张至关重要，再次充分体现高校商业化运作的主题：建立品牌，占领市场份额，充分汲取全球新财富，等等。具体的例子包括：纽约大学的阿布扎比校区，耶鲁大学的新加坡校区，哥伦比亚大学在中国、土耳其、巴西的全球中心等。

管理着众多优秀学术机构的还是备受瞩目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那把尺子，虽然陈旧老套，但是影响力依旧不减。倘若你熟悉旧版SAT的题型，我们可以大胆地做这样一个类比：《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之于学校，就如同SAT分数之于学生。两者作为衡量学术优秀的标准都是可疑的，作为衡量自我价值的标准则是无意义的，但两者都可能带来足够严重的后果，使受其影响者陷入恐慌状态。换言之，学校如今严重受制于排名，和他们长期以来让学生遭受分数统治如出一辙，两者都被几个数字绑架了。

在学生和家长投入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拔高分数的同时，大学也在绞尽脑汁提高自己的排名，而且大学间的竞争恐怕更加惨烈。“淘汰率”是影响高校排名的因素之一，因此大学并不考虑学生是否有被录取的可能性，而是主动出击，大面积撒网，从而吸引更多的申请者。名气是影响高校排名的另外一个因素，它依赖于学校之间的相互评价。出于保护以及提升自身名气的考虑，学校在完成问卷时会故意贬低对手。第三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新生的SAT平均分。为了提高SAT平均分，更多的高校把助学金用于鼓励成绩更优秀的学生。然而，因为SAT分数往往跟家庭背景有较大的相关性，所以实际上，高校把更多的钱分配给了并不需要经济资助的学生，同时忽视了真正需要经济援助的家庭。学生可能为了争取被名校录取而不择手段，大学也是如此。当“淘汰率”“名气”“SAT平均分”都不能奏效的时候，学校甚至会通过谎报数据作弊。近期被曝光的学校就有埃默里大学、巴克内尔大学、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等。

高校运作商业化产生的最严重影响是学校对学生的重新定位。学生是“消费者”，因此学校需要迎合而非挑战他们。作为消费者，学生占有主动权。举个例子：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初，成绩膨胀严重，但是从那之后一直到1990年，大学的平均成绩保持在同一个水平。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又是一个严重的膨胀期。抱有消费者心态的学生认为，教授给高分是理所当然的；而且考虑到“毕业率”会影响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名，大学根本不敢让学生挂科。正是因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消费者和供应商的关系，所以学校在乎的是产品或者服务，而不是对学生的期望。用刘易斯的话来说，那就是：“因为没有更远大的理想来引导本科教育，大学教育的决策往往是出于满足学生的直接需求而制定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学校都在不断地集资，修建各种高端的宿舍、体育馆、学生中心等，即使负债累累也在所不惜。这种扩建工程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发展得最为明显，也难怪学费一直在飞速增长。学校即使失去人文教育，也不能没有高端的设施。

为了满足学生的短期需求，商业化运作的学校牺牲了学生的长远利益，这种做法完全违背了教育的本意。相反，我们如果从保护学生的长远利益出发，就会认为教育不应该迎合学生的喜好。学校要做的是，不断地向学生提问，而且问得最多的问题应是，他们到底追求什么。苏格拉底认为，教学就是对欲望的再教育。这听起来有点像长辈对晚辈的说教，但事实确实如此。教授的角色应该是导师，不应是商家或职员；对学生来说，教育不是拿来消费的，而是拿来经历的，而且在此过程中，学生必须全身心地投入。令人惋惜的是，现在的大学不再为社会文明的发展护航，它们所扮演的是满足市场需求的供应商角色。学校不再了解自己的教育应该是怎样的，而是将学生的反馈作为它们生产的指南针。

跟我有交集的学生之中，当然有人认为，大学教育让他们受益匪浅，但是他们总会补充，“如果你想要去找，机会是存在的”。言外之意，你必须去寻找，而且真的很努力地去做。罗斯·多塞特如此评价他的母校：“哈佛依然是世界上最棒的高等学府之一”，但是“它不会主动教育你，也不会很有深度地引导或者影响你，甚至挑战你”。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马克·埃德蒙森建议：“要获得真正的教育，不论学校的知名度多高，你都必须与学校博弈。”事实上，越知名的学校，你越得努力去争取。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你本来应该获得教育，并且为此支付了学费，却只有在你努力争取的情况下才有机会获得它。你很难想象一家医院或便利店也是按照这种模式运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真心希望获得教育的个体，而非得过且过的学生，必须排除万难才能满足求知欲。部分认真求知的学生确实能从大学教育中受益，但是更多的人发现，当初自己的求学探索精神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之后已荡然无存，自己甚至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在耶鲁大学任职期间，我接触到的学生往往是勤奋、好奇、独立的。他们经常是为了“寻找意义”（并非获得技能）而来到耶鲁；到了耶鲁，他们期望发现世界上更多的可能性（并非寻找金饭碗）。学生再三告诉我，学校所提供的教育既不能帮助他们靠近理想，也不能引导他们追求理想，他们感觉自己已经被抛弃了。应该说，高校首要保护的对象是这类学生，但是这类学生往往成了最不适应目前高校体制的群体。

精英名校尤其不希望培养过多的探索者，如思想家、诗人、牧师、社会律师、非营利性组织工作者甚至教授。栽培这种类型的人才，意味着培养过多的利他主义、创造力、知性思维以及理想主义。知名学校如果拥有财力，确实能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学术、艺术以及精神方面的机会。我曾经的一位学生就是耶鲁教育的受益者，正是耶鲁大学的丰富资源，帮助她找到了自己追求的道路。在大学毕业之后，她创建了为城市低收入孩子提供创意写作课程的项目。但问题是，大学本身作为机构，并不引导学生更充分地利用教育资源去创造更高的社会价值。学校默认了社会的价值取向：物质的成功等同于高尚的人品、尊严和幸福。

高校除了教育理想的缺失，职业指导办公室服务范围的极度狭窄也令人失望。四大明星领域——法律、医学、金融和咨询——垄断了职业指导办公室的资源。在校园招聘会上，金融和咨询行业是绝对的主力。个别学校的市场运作更是别出心裁，比如斯坦福大学为支付了一万美元的公司提供该校人才信息库的特殊开放渠道，这种做法恐怕不仅限于该大学一家。

把学生信息作为商品卖给最高的投标者，这种做法再讽刺不过了，但这就是这个系统的基本运作方式。一位家族三代都是耶鲁人的朋友曾经评论说，耶鲁大学的办学目的就是生产耶鲁校友。作家大卫·福斯特·华莱士（阿默斯特学院1985届校友）的作品中有一个人物对大学做了以下评论：

大学在自身的言行方面存在诸多矛盾和虚伪之处。比如，大学宣扬自己的多元化并提倡社会平等的价值观，但在现实中又热衷于为精英行业培养精英式人才，正是这些人，将成为经济实力雄厚的校友，源源不断地为母校提供资金。

大学对学生职业发展所采取的态度当然是，重视收入，淡化职业的个人价值体现。就算某些职业有可能阻碍社会进步，大学也不一定会加以制止。这就是目前教育系统筛选并培养学生的方向。詹姆斯·B.科南特自20世纪30年代开启了优绩主义运动，采取双管齐下的策略：在吸引少量具有特殊天赋的学生同时保留大部分的名额给未来的商界人士，即校友捐助者。如今，学校可以一石二鸟：经过精心策划、筛选和培养，做到了让有才智的精英和捐助者二者集于一身。因此我们不难理解，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国际学生在顶尖大学的占比也有所提高。以耶鲁大学为例，校园的学生构成所体现的是世界地缘格局的变化。西欧国家的学生在减少，金砖国家以及其他新兴经济体的学生才是新一代的财富来源。虽然我们依旧可以看到艺术家和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的存在完全是锦上添花，他们当年在高校得以立足并非因为高校真正追求多元化和教育公平，仅仅是因为点缀式学生取得成就可以为学校提供自我赞美的新题材。

细观顶尖大学不难发现：它们在现今的教育生态系统中如鱼得水：申请者数量持续飙升；捐赠基金实力雄厚；行政人员的收入近期屡创新高；膨胀的学费总是招致象征性的抱怨，但学校依然门庭若市。至于非顶尖学校是否也在享受系统带来的福利，那就另当别论了。令我最难过的一件事是，我无数次听到高中生以及大学新生对本科教育的无限憧憬，但同时我心里十分清楚，憧憬越美好，落差越大。尽管如此，大学的浪漫情怀依然存在：正如布鲁姆所言，大学赋予我们的是一个梦想，一次自我的探险旅程。这种青春的遐想依旧荡漾在学生的心中，哪怕他们迫于无奈变得玩世不恭和疲于竞争。过去多年我访问过很多地方，在许多学生身上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渴望：他们想了解生命宏大的方向和意义；他们希望大学能够更关心他们作为人的成长需求，其次才是特定领域的能力培养；他们希望大学能够引导他们解答有关人生的重要问题；他们希望大学能够给予他们空间和时间来思考这些问题，他们能够获得相应的词汇来交流分享。接下来的章节将探讨如何解决这类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