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大原来是要在十月初开学的，因为轰炸炸坏了校舍，开学推迟了，我们跟着李抱忱忙了好长时间准备的百人大合唱，也因轰炸炸没了。

联大是在轰炸中开学的，印象中好像并没有开学典礼。新生入校时也许有吧，我不太清楚。新生是通过联大的考试考进来的。开学了，有面墙上贴着课程表，分必修课和选修课，必修课是必须上的，选修课按照自己的情况选，不过指定必须自然科学选一门，社会科学选一门。社会科学我选的是“社会学”，自然科学我选的是“地质学”。

我们去上课就是了。校舍分散在几个地方，都是借来的，工学院是一处（挨着航校），农校那儿是一处，还有就是昆明师范学院，后来新校区建起来，就是现在当作西南联大旧址的那排房子，我们称作“新教室”。我们女生开始住在农校的小楼里，每天早上起来，急急忙忙跑到师范学院那边去上课。经常是上完两节课，急急忙忙往农校那边跑，两头跑。农校在小西门里，新教室在小西门外，中间隔着翠湖，要走一段路，第一二节课和第三四节课之间有二十分钟，真挺赶的。

给我们上课的老师都是名人。讲“西洋通史”的是皮名举，讲“社会学”的是陈序经。印象最深的是“大一国文”，许多老师合教的，每人讲一两周，给我们上这课的有陈梦家、朱自清、刘文典、闻一多……没有教材，他们各人讲各人的。我们许多女生期待的是闻一多、陈梦家，他们是有名的新文学家，他们的一些名诗我们会背的，没想到他们根本不讲新诗，都是讲他们的研究，关于古代文学的，陈好像还讲一点甲骨文。不过他们的课我不大逃，毕竟是我崇拜的，陈梦家还长那么帅。女生逃得多的，是刘文典的课，我是最不喜欢的，去了一次，把听课证交上去就完了。好像只有朱自清是讲新文学，讲白话散文，但他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有人以为沈从文也教“大一国文”，那是弄错了，“大一国文”都是教授才有资格上的，沈先生是名作家，但在联大排不上号，只是一位讲师。

还有一门“逻辑”，最头疼的，是必修。我完全不懂，忘了是谁教的，只记得他左一个logic，右一个logic，不晓得他在讲什么，我们背后开玩笑，什么logic，就是“垃圾”吧？考试怎么办呢？我连笔记都记不下来，只觉得和数学有关系。后来因为认识赵瑞蕻，他的同乡把笔记塞给我，让到时候抄抄呗。条件是我把一年的英语作文借给他们。

外文系的英文作文，大概是每周交一篇，负责批改和讲评的是廖福，他是留校当助教的。大一的国文课，也要写作文。作文要批改，每个学期还要面批一次，这些都是助教的事。管我们作文的是余冠英，他当时还是年轻的助教。跟我面谈时，他就我的作文评说了一通，鼓励我说，以后我是可以写作的，我听了很得意。记得英语作文也一样是有面批的，廖福也跟我说，将来我可以成作家。我的英语作文成绩不错，不过英语作文得高分恐怕也没那么高兴——我原先就是考中文系的。解放后我找工作也一直想到中文系教书，没想到最后还是在外语系。

外文系给我们上课的老师就多了，陈嘉讲莎士比亚，谢文通讲英诗，陈福田讲英国小说，莫泮芹讲英国散文。印象比较深的是陈福田的课，Western Novels，讲小说之外，他还给我们开过一门Reading。不管讲小说还是上阅读课，他选的材料都是当代的东西，我记得让我们读过毛姆的《人性的枷锁》。他不是只管自己讲那种，他会指定我们去读，还让写读书心得。我比较习惯这样的讲课方式。我印象深，还有个原因是他英语说得漂亮，举手投足也比较洋气。

外文系不等于英语系，还有其他的语种，比如法语。第二外语大家几乎都选法语，教法语的是吴达元和林文铮。赵瑞蕻是跟吴达元学的，吴对学生特别严格，赵瑞蕻学得很用功，他后来译《红与黑》，虽是从英文译，还是参照了法文本，底子就是在联大打下的。比起来林文铮要松得多，我对法语没下多少功夫，总认为，把英语学学好就行了。

英语加法语，联大外文系的重头戏就在这儿了，德语也有，很边缘的，俄语、日语都是没有的，穆旦后来从俄语翻译俄国文学，那是他自学的。

当时钱锺书也在联大，但没教过我们。印象中选他课的人并不多，至少不像陈嘉的课。陈嘉讲莎士比亚，教室里坐不下，窗台上都坐着人。大概还是慕“名”吧，陈嘉是拿了耶鲁的博士的，学生教喊他Dr.Chen（要不就是喊Carl）。当时外文系的系主任是叶公超，我们喊他George，他都还拿过博士学位哩。叶公超也没给我上过课，但是带我们新生去郊游过。要不是在许渊冲的回忆录里看到郊游的合影照片，上面有我，这事我早忘了。我只记得叶公超很洋派，英语说得特别流利，发音也很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