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是王老先生，王德修。他教的是文言文，但和在家里魏老先生教的还是不一样。魏老先生就是讲《论语》，还是四书五经的那一套教法，主要就是背。在中西我们是有课本的，内容丰富多了，也不是那么一本正经，而且以讲解为主。讲课文，并不是逐字逐句地讲，就是大概其地讲，我们都是十二三岁的女孩子，太细就听不下去了。照规矩我们该端端正正坐着，可正是好动的年纪，有时忍不住要在下面说悄悄话，他听到了，眼睛会从老花镜上面看过来，眉头紧皱，却不停下来，还接着讲。偶尔低声呵斥一句“不要讲话！”，我们也不大在乎。说话的人暂时安静了，脸上却还笑嘻嘻。

一般来说，我们都是不大喜欢文言文的，好多文章只记得头一句，比如“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王老先生教得有些有意思，没逼着我们背，我们倒一下就记住了，像李清照的词“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辛稼轩的写他喝醉酒的词，到现在我还能背得一字不落：“醉里且贪欢笑，要愁那得工夫。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昨夜松边醉倒，问松我醉何如。只疑松动要来扶。以手推松曰去。”一是老王先生教时一边吟诵一边比画，做出醉倒的样子，我们一下就记住了；二是因为“近来始觉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这句，我们经常挂在嘴上——不是讨厌文言嘛，古人书“信著全无是处”，还要学它干吗？这下有理由了。

学课文以外，也要作文。王老先生教的作文当然是文言的，白话的他恐怕也写不来。我们都是用毛笔写。虽说烦文言，学着写时也有它的好玩。写过什么都不记得了，只记得诌过一篇《愁城记》，因为是后来登在班刊上的，要不也早忘了。

私塾里学生都怕老师，我们不怕。王老先生不怎么严厉，我不用功，总惦记着玩儿，他拿我也没办法。毕业纪念册上给我写，“杨静如是我的弟子，颇颖悟，勤于学”，我姐一看，说，就知道玩儿，还勤于学哩！这当然是说好话，后面他用朱笔写“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还有“莫到悬崖方勒马，须知歧路惯亡羊”，我姐说，这才是他的中心意思，警告你哩。我哪会不知道？只是好话更容易记住。数学老师写的是“静则心多妙，更上一层楼”，“飘然思不群”。

第二位是范绍韩老师，初中三到高中一，他是我们的国文老师。起头他是教“党义”的。在他之前，教“党义”的是一位姓郑的老师。郑老师上课教室里总是乱哄哄的，他站在前面不断地摇着手说，不要吵了，你们不要吵了，但谁也不睬他。我们谁也不怕他。我们都很讨厌“党义课”，他又一副没脾气的样子，声音低低的，一说话就脸红，我们因此背后叫他“男Miss郑”，意思是说，他像女孩一样容易害羞。一直到解放后，我们才听说，他是地下党。地下党？！我们一听说，顿时肃然起敬，连说想不到，想不到。

不要说地下党，连他是教“党义”的，我们都觉得不像。郑老师那样子就不像个教“党义”的。教“党义”的该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不知道，是声高气壮，还是长得凶样？反正不该是他那样。比较起来，范先生的样子，我们觉得倒比较像个教“党义”的，虽然他并不凶。忘了他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好像是个师范学院。他讲课很好。我们一听“党义”就反感的，他居然能讲得我们愿意听。

“党义课”讲什么？三民主义嘛。后来我们的国文老师（王老先生）走了，范先生来代课。王老先生，净讲古文，我们不大爱听。范先生变了，讲白话文的文章，我们都爱听。他还鼓励我们自己办刊物、写文章。我们的班刊就是在他教国文时办起来的，我们出班刊《十九支箭》，他是我们的指导老师。

范先生对我们要求很严，逼着我们不断地动笔，每周要写一篇命题作文，文言、白话轮着做，之外每周还得交至少两篇周记，都要用毛笔抄好。他常说，要讲真话，“你怎么想就怎么写，骨鲠在喉，一吐为快”。我们也真把什么都写出来，不管是快乐还是烦恼。他看得很仔细，因此每个学生的性格、心思他都了然于胸。但周记里的那些内容他是不会拿出来说的，权当我们的“悄悄话”。我们都很信任他，越发“怎么想就怎么写”了。有次我在周记里自叹才不如人，太笨，以后不会有什么成就了，他用朱笔批了八个字：“不问收获，只管耕耘”，很潇洒的草字。他是很会鼓励人的，我后来喜欢写作，还有爱写长信，多少都和他最初给我的鼓励有关系。

他后来也倒霉了，他教过“党义”，不知会怎么样哩。七二年我回天津时，就这么想的。没想到他运气不错。那时他是河北省的政协委员，好像算“民革”的人。我们中西的老同学相聚，找到了他，一起在起士林吃饭。他用调羹敲敲杯沿要说话，我们就静下来听他讲，好像回到做学生时的情形，其实我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说了些勉励的话，就像老师对学生的口气。那之前我去上海看望过巴金，说到巴金的现况，他就说，应该告诉巴金，要有信心，还是有前途的。他是巴金的读者，我在信里跟巴金说了，巴金寄了自己的书给他，他收到了很高兴。只是没几年他就死了，听说是做痔疮手术，已经在手术台上了，他忽然说不做了，也许是因为紧张、害怕，那时他年纪大了。但这时已经打了麻醉药，就给摁躺下做，不知麻醉还是哪里出了问题，人就没了。

在中西，范先生代了一年国文课以后，来了一位新老师，叫高玉爽，范先生就教回他的“党义课”了。高先生很喜欢新文学，自己为我们编讲义，自己动手刻钢板油印，选的全是新文学的名家名作：鲁迅、茅盾、巴金、叶圣陶……他还喜欢讲新诗，讲新月派，讲闻一多、陈梦家、徐志摩。我喜欢上新诗，自己也开始写，起初就是受他的影响。他并没有让我们像背古典诗词那样背下来，就因为喜欢，我们自己背，好多新诗我们都能背，比如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再别康桥》，虽然新诗其实比整齐押韵的旧体诗难背得多。

高先生给我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日那天上的课——日期记得清清楚楚，因为头一天是鲁迅的忌日。他走进教室，表情很严肃，第一句话就是对我们说：同学们，鲁迅先生昨天去世了。我们班上有几个同学一听，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不过前些年有记者采访我，报道登出来，说我说的，鲁迅去世，我们全部戴起了黑纱，那是不可能的，记者弄混了，或者，是把几件事弄一块儿了。全体戴黑纱那次，是因为九一八事变。

据说高先生是北师大中文系毕业的，又爱讲新文学，照说怎么都应算是个新派人物了，我们却给他起了绰号，背后叫他“高老夫子”。那是因为他戴着近视眼镜，穿着长袍，总是目不斜视的样子，一副老气横秋的神态，事实上不过三十来岁。和他沉默的外表相反，他是个追求进步的人，我们排演李健吾的反战独幕剧《母亲的梦》，还有毕业季打破常规，不用英文演莎士比亚，以中文演《玩偶之家》，都和他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