遭遇一次又一次亲人丧失的斯坦福医院医生，深陷死亡恐惧的泥潭，疗愈竟然发生于亚隆的无心插柳之举。柳暗花明又一村……

几个月前，我参加了莫莉的户外葬礼。她长期担任我的私人会计，也是我的“万事通”助手。

莫莉为我工作了几十年，既是“上帝特派员”，又是我的“眼中钉”。我第一次雇用她是在1980年。那是我的休假年，我在亚洲和欧洲旅居和写作，她则在本地为我收邮件和支付账单。当我结束休假重返工作时，很快地，莫莉就对她的角色感到不满，并逐渐开始插手我所有的家务事。她迅速地接管了所有的财务、家务，支付账单，处理信件，并将文件、手稿和合同归档。她解雇了我的花匠，组建了自己的园艺团队，后来又组建了自己的油漆工、清洁工和勤杂工队伍——如果是小工程，她就坚持亲力亲为。

谁也不能阻止她的步伐。一日，我回到家，发现我们的车道上停了几辆卡车，莫莉站在一棵巨大的橡树下，向爬在百英尺[1英尺=0.3048米。]高树上的工人喊话，告诉他应该把哪些树枝锯掉。我很惊讶她竟然没有亲自上树。她坚持说她已经和我讨论过这个项目，但我确信她根本没有这么做过。这成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我当场解雇了她，并在其他至少三个场合多次解雇了她，但她根本不屑一顾。每当我抗议她的收费时，她就会恰到好处地提醒我，在她出现之前，我和我的妻子熬过了多少折磨人的夜晚，用于支付账单和平衡我们的支票簿。然后又建议我每个月多接几个病人，用以支付她的工资。她坚信她无可替代、世界唯一，而我也从未发出干净彻底的解雇令，亦未表达百分百的反对。我心底知道她完全正确。她死于胰腺癌时，我非常悲痛，我知道她永远无人可替。

莫莉的葬礼在她儿子家巨大的后院举行。那是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很惊讶地看到几个斯坦福医院的同事也在那里。我不知道他们也是她的客户，但我记得她遵守严格的保密守则，坚定地拒绝透露她任何客户的身份。追悼会结束后，我立即起身离开，准备去机场接一些朋友，但就在我打开通往街道的大门时，我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转身，看到一个戴着迷人的宽边巴拿马帽的庄重老人，在一个极其可爱的女士的陪同下向我走来。看到我没有立即认出他，他自我介绍说：“我是阿尔文·克罗斯，这是我的妻子，莫妮卡。多年前，我找你做过治疗。”

我讨厌这些尴尬的场面。面部识别向来不是我的强项，而且随着我的年龄不断增长，它更是每况愈下。那时，我觉得如果这个以前的病人知道我不记得他，那对他会是一种伤害，所以我拖延时间，等着、盼着关于他的记忆浮现出来，飘入我的脑海。“阿尔文，很高兴见到你。也很高兴见到你，莫妮卡。”

“欧文·D. 亚隆，”她说，“见到你真是太高兴了。我从阿尔文那里听说了很多关于你的事情。因为有你，我们相遇、相知，进入婚姻，有了两个很棒的孩子，你功不可没。”

“听到这话真是欢喜。很抱歉，我的回忆慢如蜗牛，阿尔文，但几分钟后我就会想起我们在一起时的一切——在我这个年龄就是这样。”

“我当时是，现在仍然是，斯坦福医院的一名放射科医生，在我弟弟死后不久就来找你了。”阿尔文说，试图激活我的记忆。

“啊，是的，是的，”我溜出一句谎话，“从前的场景慢慢浮现出来。我真的很想和你长谈，了解你治疗后的生活，但我要赶去机场接朋友。我们能不能在本周晚些时候见面喝咖啡，聊一聊？”

“乐意之至。”

“你还在斯坦福医院？”

“是的。”他从钱包里拿出名片，递给我。

“谢谢，我明天给你打电话。”我一边说，一边匆匆离开。我为自己的记忆姗姗来迟而感到羞愧不已。

当天晚上，我到我的储藏室去找我关于阿尔文的文档。当我翻阅我的来访记录文件时，一个又一个故事浮现眼前：所有故事都令我铭心刻骨，其中多数令人振奋，少数则悲惨伤感。每一个故事都会引发我的记忆——我记起自己曾经全然投入的、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又一幕双人剧，并很难从这些被遗忘的相遇中抽离出来，全身而退。

我在1982年的文档里发现了阿尔文·克罗斯的档案，虽然我只见了他12个小时，但这是一份厚厚的档案。在那些电脑尚未问世的日子里，我很奢侈地有个私人秘书，并通过口述对每一次咨询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我打开阿尔文的文件，开始阅读。没过几分钟，当年的那段相遇便栩栩如生，呼之欲出。

阿尔文·克罗斯是斯坦福医院的放射科医生，他来电要求为一些个人问题进行咨询。大多数我见过的斯坦福医院的医生都会非常准时地来咨询，有的则会迟到几分钟，鬼鬼祟祟地溜进我在斯坦福医院的办公室，因为他们担心别人看见他们找心理医生。但是克罗斯医生没有如此行事。他悠闲地坐在诊所的等候室里，翻阅着杂志。当我走近他并介绍自己时，他紧紧握住我的手，平静和自信地踱步走进我的办公室，挺拔地坐在椅子上。

我以首次治疗通常的方式开始，分享我的所知所想：“我对你的了解，克罗斯医生，来自我们的电话交谈。你是斯坦福医院的医生，你在我最近的医院大查房的报告中，听到了我对乳腺癌死亡患者的心理治疗工作的介绍，所以，你认为我可能会对你有所帮助。”

“是的，是这样的。你做了一个令人耳目一新、不同寻常的报告。我参加了多年的大查房，这是我首次听到有关于人类感受的呈现，而非例行的幻灯片、数据或病理报告。”

这是我对阿尔文·克罗斯的第一印象：一位30多岁的男性，庄重、富有魅力，五官端正，太阳穴鬓发微微发灰白，说话时自信满满。他和我穿着同样的衣服，白色的医院大褂，我们的名字均以深蓝色的草书字母，缝在左上口袋处。

“那么告诉我，我在大查房时说了什么，让你觉得我可以对你有所帮助？”

“你似乎对你的病人怀有温柔之情，”他说，“我被你的描述吓了一跳，你说一个肿瘤学家毫无情感，平常稀松地告知病人她的放射扫描结果。而病人在得知她的癌症已经转移时，深感恐惧。她紧紧地抱着她的丈夫——她对自己被判处了死刑，惊恐不已。”

“是的，我记得。但请告诉我，这部分与你我今天的见面有什么关系？”

“嗯，我是写那些‘死刑判决书’的人。我写这种报告已经很久了，有五年了，但你的报告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让我明白了我工作的意义。”

“让它更人性化？”

“正是如此。在我们的放射科观察室里，我们看不到病人本身。我们在寻找钙化的区域或增加的结节尺寸；我们寻找可以给学生看的奇怪现象——被肿块挤移位的器官，骨髓瘤中脱钙的骨头，膨胀的肠子，多余的脾脏。我们只关注局部，就是躯体部分，从没有考虑过全人和全身。但现在我会想到病人的感受，以及当医生宣读我写的X光报告时，那些人脸上会是什么表情。想到这些，我内心就有点儿动摇了。”

“这是最近的变化吗？从听到我的报告开始？”

“哦，是的，就在最近，而且，部分原因是你的报告。否则，这些年我不可能完成职能任务，谨守工作，发挥作用。我明白，你不会想让一个对你在听到报告后可能产生的感觉而感到紧张的人，来宣读你的X光报告。”

“当然。你我的专业领域相隔千里，有天壤之别，不是吗？我努力靠近病人；你努力和病人保持距离。”他点点头。我继续说：“但你说，你的变化‘部分’是源于我的演讲。那么其他的原因呢？有任何预感吗？”

“不仅仅是预感。这与我弟弟几个月前的死亡相关。在他死前几周，他让我看他的片子。他患有肺癌，是重度吸烟者。”

“讲讲你和你弟弟的事情吧。”作为一名精神科住院医师，我被教导要进行高度系统的访谈，从主诉开始，然后遵循流程：先是当前的疾病史，然后是对病人的家庭、教育、社会生活、性发展和职业史的描述，然后再进入复杂的精神检查。但我无意遵循任何模式，我已经几十年没有这样系统地遵从流程了。像所有经验丰富的治疗师一样，我在收集信息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凭直觉行事。我已经非常信任我的直觉，我怀疑我不再是新手的好老师，因为他们在早期更需要有条理的指导。

“当我的弟弟杰森打电话来请我为他的医学片子提供咨询时，”克罗斯博士说，“那是我在15年多的时间里第一次听到他的声音。我们曾经闹翻过。”他叹了口气，抬头看着我，嘴唇在颤抖。我很惊讶看到这一点。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脆弱的一面。

“告诉我吧。”我现在说话更温柔了。

“杰森比我小两岁——以前同我差两岁——我想我是一个很难超越的人。我总是‘别人家的孩子’，总在班上名列前茅。每当可怜的杰森来到一所新学校，迎接他的都是我的老师们——他们谈论到我，说他们希望他也能成为我这样的学生。最终，他选择不参加竞争，选择全身而退。在高中阶段，他很少看书，而且有严重的毒品成瘾行为。也许他是没有能力与我竞争。我不认为他有多聪明。

“在高三结束时，他与一个女孩交往，这个女孩最终决定了他的未来。她是一个吸毒者，长相不错，但智力有限。她的人生理想是成为一名美甲师。他们很快就订婚了，一天晚上他带她回家吃饭。那是一场典型的灾难。我仍然可以看到那一幕，他们两个人，没有洗漱，不修边幅，一直在亲热，在所有人的面前炫耀。我的父母和祖父母都感到震惊和厌恶。坦率地说，我也是。

“家里的每个人都讨厌他的女朋友，但没人发话，因为他们知道，杰森会故意背道而驰。所以我的父母让我负责警告杰森注意其女友。他们还让我保证绝口不提是他们让我来进行的干预。我和杰森进行了一次大哥哥式的谈话，并向他说明了一切。我告诉他，婚姻是一个重要的决定。他想从妻子身上得到更多的时刻很快就会悄然而至，而那时，她会拖累他的。第二天早上，我们醒来时，发现他已经离开了，还带走了家里所有的钱和银器。从此他再也没有和我们任何人联系过。”

“家里人把你推到台前，独自面对困境，谈一个该死的话题。做与不做，你都左右为难；进退皆为诅咒。家里还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没有，只有我们两个。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也许我可以成为一个更好的大哥，我应该在几年前更努力地去联系杰森。”

“让我们在这个问题上打上标签，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首先，告诉我，你弟弟离开后发生了什么。”

“他直接消失了。从那时起，我们偶尔听到一点儿从他的熟人那里传来的零星信息。他在做建筑工作，然后是石匠。我听说他在这方面做得相当好，后来他去建造壁炉和石墙。他继续使用大量毒品。然后，在几个月前，一个电话从天而降。‘阿尔文，我是杰森。我得了肺癌。你能看一下我的X光片吗？我的医生说你可以看一下的。’

“当然，我同意了，并问了他医生的名字，答应当天就与他联系。我发现杰森住在北卡罗来纳州，我问我是否可以去看他。他停顿了一下，很久，久到我都以为他挂了电话，最后，他同意了。”

我看着克罗斯医生的脸。他看起来情绪紧绷，极其悲伤，我担心这对于他是否过于沉重，过于迅速。我们几乎没有预热，就跳入了至深至暗的水中。我给了他一个喘息的机会，请他思考我们从开始至此都发生了什么。

“我的计划，正如我在电话里告诉你的那样，我们今天见面协商，看看开始治疗是不是一个好主意。你以前接受过治疗吗？”

他摇了摇头。“没有，我从未接触过心理治疗。”

“好吧，告诉我，克罗斯医生……”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叫我阿尔文就可以了。”

“好吧，而我是欧文。那么告诉我，阿尔文，到目前为止和我谈话是什么感觉？似乎我们很快就进入了一些沉重的感情议题。这也许过快了？”

他摇了摇头。“一点儿也不。”

“我们上道了吗？这是你希望讨论的吗？”

“我对杰森之死的反应正是我想讨论的。我只是惊讶不已，带着欣喜的惊叹，我们已经在道上了。”

“到目前为止有什么问题要问我吗？”我问，想建立自由交流的范式。

他似乎很疑惑，然后摇了摇头，说：“没有，我最想做的是告诉你这个故事。我需要把这件事和盘托出。”

“请继续吧。”

“所以在杰森的电话之后，我跳上了飞往北卡罗来纳州的飞机，去看他。在罗利，我首先在他的医生办公室停了下来，查看了片子。杰森的肿瘤是致命的。它已经渗透到他的左肺，并转移到他的肋骨、脊柱和大脑。没什么希望了。

“我在高速公路上开了一个小时，然后沿着北卡罗来纳州的一条土路再开了三英里[1英里=1609.344米。]，来到一栋破旧的房子前。虽然里面有一个他为自己建造的、令人印象深刻的石壁炉，但那个住处其实只是一个小棚子。我对他的外表感到震惊。癌症已经发挥了大部分效力，把我弟弟变成了一个老人。杰森很憔悴。他的身体弯曲着，脸色苍白，疲惫不堪。而且他不停地吸食大麻。当我抱怨烟雾让我不适时，他改抽烟草了。‘得了肺癌还抽这个，可不太好。’我几乎脱口而出，但我忍住了。看过他的片子后，我知道我的话毫无意义。所以我坐在那里，看着我癌症缠身的小兄弟，吞云吐雾。他点烟的时候，我瞥了他几眼。我确信我看到了一种蔑视的眼神。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场景。”

“让我想起了多年前你面临的那个困境，当时你非常不赞成他选择的伴侣。如果你说了，会被骂；如果你不说，也会招骂。”

“我也有同样的想法。继续吸烟是疯狂之举，但如果我这样告诉他，也是疯狂之举。而且，可以肯定的是，告诉他我对他未婚妻的看法，在当时是错误的选择，尽管我对这段关系的预测，被证明是准确的。说来惭愧，当他告诉我，他的妻子几年前带着他们的小女儿和他们藏在房子里的所有钱款消失时，我内心涌出一丝满足。此后，他再也没有她的消息。我有一种直觉，他们一直在种毒贩毒。”

“那么你们两个人之间接下来发生了什么？”

“我有最后一次机会做一个好大哥。我尽力而为了。我问他，医生如何告知他的病情。他的医生直截了当，并无隐瞒，对他直言治疗效果不大，统计数字表明，他也许只能活上几个月。我怀着沉重的心情，确认了医生的诊断，明白预后好转的希望渺茫。我提供了一些针对其疼痛管理的医学建议。我告诉他，他并不孤单，我会支持他的。我想拥抱他，但时间鸿沟巨大，无法跨越。我想给他钱，但又不放心，担心他只会用钱买毒品。不过，在我离开之前，我还是在厨房的桌子上给他留了三百美元。也许他很感激，但他从未承认。我不知道我还能做什么。他不会考虑来加利福尼亚州，我只是半真半假地提出了这个建议。他也不会考虑化疗，或任何其他可能减缓癌症发展，或使他更舒适的治疗。他说‘这不会有任何区别，我也不在乎’。我尽力谈论我们的家庭和我们过去的共同生活，但他说他想忘记这一切。也许，欧文，你可能知道还能说些什么。我却无计可施，有走入一个死胡同的感觉。我离开时，我们同意保持联系，但他没有电话。他说他会用邻居的座机给我打电话。”

“他有吗？”

“他从未打过。我也联系不上他。几周前北卡罗来纳州的一家医院来信，说他死了。我回到东部，把他埋在我们的家族墓地里。”

“那对你来说是什么感觉？”

“很孤独。只有年长的一位姑姑和一位叔叔在那里，还有几个几乎不认识他的堂兄弟。我的父母十年前在一场迎面而来的车祸中丧生。在杰森的葬礼上，我一直在想，一遍又一遍地想，还好我的父母都离世了，不用看到这些。一场可悲可叹、完全被浪费的人生。”

“就在那时，你对你工作的感觉发生了变化？”

“是的，在那之后不久。我对上班、看片子、写报告通知病人他们死亡将至，感到恐惧。工作中的一切，特别是胸片，总让我想起杰森。”

我把思绪转向内心，思考了一会儿，事情似乎显而易见。一个功能健全的人因其弟弟的死亡而受到创伤，内心充斥着死亡焦虑，并因为在日常工作中反复受到死亡的提醒而受到创伤。我很确定我明白发生了什么，也知道如何帮助他。当我们的一小时即将结束时，我告诉他，我认为我可以帮助他，并建议我们每周见面。他似乎松了一口气，仿佛他刚刚通过了一次试镜。

在接下来的咨询中，我获得了一些背景信息。他的父亲是弗吉尼亚州农村地区的一名家庭医生，他的母亲在他们的家庭办公室里担任护士，与丈夫一起工作。阿尔文在弗吉尼亚大学学习，直接进入预科课程，然后去了纽约的医学院，并在加利福尼亚州做了放射科住院医师。他是单身；他有过很多女人，但关系都不长久。此外，自从接到杰森的电话以来，他还没有和一个女人约会过。

我要求他提供一个典型的近期24小时内的详细生活记录，从睡觉时间开始。这个练习被证明对阿尔文的个案特别有启发性，因为我了解到他的生活中很少有亲密关系。尽管他在工作期间忙于与学生和同事打交道，但他几乎没有其他的人际接触。他独自度过周末，一般是划皮艇。几乎所有的饭菜都是他独自一人吃的：早餐和午餐在医院食堂，晚餐在家里点外卖，或者在一些有柜台座位的餐厅快速用餐，一般是寿司或牡蛎吧。他的同事们早就放弃了为他撮合女人的努力，而把他看成一个坚定的单身汉。一些医生的妻子曾试图把他变成一个家庭叔叔，邀请他参加节日或庆祝性的家庭聚餐。他没有亲密的男性朋友或知己，尽管他约会源源不断——大多数（在那个互联网之前的时代）来自新闻报纸上的个人广告——但关系总在一两次约会之后就无疾而终。当然，我询问了这些快速结束的情况，但他从来没有给我一个明确的答案，更奇怪的是，他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惊讶的无动于衷。我把这一点也标记下来，便于将来再探索。

他的睡眠一般很好，通常每晚睡七到八个小时。虽然他很少记得梦境，但他想起了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这个噩梦在上个月曾多次造访。“我在浴室里。我正在照镜子，然后我看到一只黑色的大鸟俯冲进房间。我不知道它从哪里来的，也不知道它是怎么进来的。房子的灯光开始变暗，然后完全熄灭。房里一片漆黑。我很害怕，跑到其他房间，但我听到并感觉到拍打的翅膀跟着我。这时，我惊醒了，心怦怦直跳，而且，奇怪的是，我的那里被电击般地勃起了。”他用了押头韵讲话，因而颇为得意地一笑。

我也咧嘴笑了。“电动勃起？”

“它在嗡嗡作响，跳动着。”

“你对这个梦有什么直觉，阿尔文？就让你的思想自由运行几分钟。换句话说，试着出声思考。”

“很明显。这个梦是关于死亡的……黑鸟……爱伦坡的乌鸦，阴鸷的鸟，秃鹰吃路边的尸体……我讨厌秃鹰和秃鹫，我曾经用我们的22式手枪带杰森出去将它们击落。我非常清楚地记得那些射击场景，我们做了很多次。然后屋子里的灯光变暗了……我知道那是什么，那是生命的消逝。我对死亡感到恐惧。”

“你想了多少回？”

“自从杰森死后，我几乎每天都在想这个问题。在那之前，几乎没有。我记得我父母被杀时，死亡的想法和恐惧爆发了。那时我已经在斯坦福医院了。我记得我姑姑的电话，就像昨天一样。我当时正在看电视上的勇士队和湖人队的篮球赛。”

“多么可怕啊，突然失去你的父母。”

“这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如此突然，如此意外。最初的两三个星期，我在重重迷雾中蹒跚而行。太多的震惊让我欲哭无泪。然而，很奇怪，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克服了它，重新开始了我的生活，比我现在面对杰森的死更加容易。”

“想过为什么吗？”

“我想，这是因为我对我和我的父母没有遗憾。我们都彼此相爱。他们为我感到骄傲，我是个好儿子。他们活得很充实，很有价值，在社会上很受人爱戴，有着很好的婚姻，而且免于老龄化的摧残。我们之间的关系很清晰。没有遗憾……”

“你在说‘没有遗憾’时停顿了一下。”

“你真是洞察秋毫。嗯，我想我有一个遗憾。我很遗憾我的父母没有长寿，没有活着看到我结婚和看到他们的孙辈。”

“这是我第一次听说结婚或生孩子的事。你有这个打算吗？”

“我一直这么想的。不过没有什么进展。”

我把这句话也注上了标签，供以后讨论，并追问他关于悲痛这个更紧迫的问题。

“我并不惊讶，你对自己对杰森之死的悲痛比对你父母的悲痛更难以处理。这似乎是矛盾的，但通常，我们在失去那些与我们有圆满关系的人时，与那些和我们关系欠佳的人相比，后者更容易让我们感到悲伤。在他死后，你与杰森的关系在未完成的状态下被瞬间冻结，再也无法重新解决了。但我想敦促你不要对自己那么苛刻。人各有命，杰森自身魔鬼缠身，而你没有成为一个好哥哥，并不一定都是你的问题。”

“你是说杰森在其中扮演了他的角色？”

“那肯定是其中的一部分。成为一个好哥哥，需要弟弟的一些合作。不过，我很高兴，你和杰森有了最后的机会。听起来你真的向他伸出了手。”

阿尔文点了点头。“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这很艰难，向他伸出手却没有回应。在他的葬礼上我感到孤身一人。”

“没有人可以和你一起哀悼吗？”

“只有我父亲那边的几个堂亲，但我从来没有和他们亲近过。我母亲的父母都死得很早，我几乎不记得我的姨妈和舅舅。”

当我在那次咨询后，口述我的笔记时，我回顾了我所标记的供以后讨论的问题：在阿尔文的噩梦中表现出来的死亡恐怖，他对婚姻的期望，他对女人和男人的自我隔离，以及他对此缺乏好奇心的问题，还有黑鸟噩梦结尾处那个奇怪的“电动勃起”。

在接下来的咨询中，阿尔文更多地谈到了他对父母去世的悲痛。他回忆起，当他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孤儿时的震惊。有一段时间，搬回弗吉尼亚州并接管他父亲的诊所的想法让他感到安慰，但他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

“在弗吉尼亚州过我父亲的生活，就像埋葬我自己。我选择了留在加利福尼亚州，但我的悲伤蹂躏了我的睡眠。几个星期都很糟糕。我一关上灯，心就会开始狂跳，我知道那晚又将是不眠之夜。这种情况夜复一夜地持续着。”

“当然。你试过镇静剂？”

“我什么都试过了——甚至用到了旧的镇静剂，如西康乐、水合氯醛、导眠能——凡你知道的名字，你尽管提。但无一管用。”

“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花了多长时间？”

“最终……”他犹豫了很久，他讲话变得非常小心谨慎。

“最后，我养成了在床上手淫的习惯。那，呃……那是唯一起作用的东西，从那时起，我每天晚上都会自慰。那成了我的安眠药。”

阿尔文脸红了，似乎很不舒服，我给他提供了一些喘息的机会，开始转向过程，转向了我们两个人之间发生的事情。

“我可以看到，对你来说，谈论这些是多么不舒服。”

“‘不舒服’是轻描淡写的说法。我想说的是宇宙级的尴尬。我从来没有对任何人说过这个。”

“我想让你知道，你对我的信任让我很感动。但请你，我认为有必要对你的尴尬进行更多的剖析。你知道，尴尬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总是需要至少另一个人——现在这种情况下，是我。我认为这种尴尬源于你对我的期望——我如何接受你的披露以及我对你的感觉。”

阿尔文点了点头。

“你能详细说明一下这个点头吗？”

“这并不容易。我以为你会认为我很怪异——一个在晚上吮吸拇指的婴儿，一个玷污家庭的变态。是的，一个讨厌鬼，这最合适。而你会排斥这些。你会说，‘难怪你不和女人约会，你每天晚上都在做下流之事’。”

“没有这回事，阿尔文。我根本没有那么想过。我并没有评判。我完全沉浸在试图理解之中。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想法。我在想，在你父母去世后，你晚上关灯的时候，你的心脏是如何跳动的，我的想法聚焦于睡眠和死亡之间的联系。我知道很多人认为，睡眠——失去意识，是死亡微小的预兆。你知道在希腊神话中，塔纳托斯和许普诺斯——死亡和睡眠——是一对孪生兄弟吗？”

阿尔文在认真地听着。“不，我不知道。有意思。”

“还有，”我继续说，“你说自己是个孤儿，这太重要了。我听过许多失去亲人的人说过这句话。我知道在我父亲去世十年后，母亲也离世的日子里，我曾有同样的念头。当父母去世时，我们总是感到很脆弱，因为我们不仅要面对丧失，还要面对自己的死亡。当我们成为孤儿时，我们和坟墓之间无人阻挡。因此，我并不感到惊讶，你整个家庭成员的死亡使你感到在死神面前恐慌不已，死亡焦虑使你感到脆弱，不堪一击。”

“你说了这么一大堆。你认为，在我熄灯之后，我的心脏开始狂跳，源于我正在经历死亡焦虑？”

“是的，我是这么想的。还记得你的黑鸟噩梦中的光线变暗了吗？黑暗的临在为你的死亡意识搭起了舞台。让我说一点儿我脑中一直在转的事吧，关于谜题的另一部分——你的性唤起。”我知道这一次说得太多了，我一旦开始，便无法停止，“我认为性是死亡的重要对立面——高潮不就是生命的原始火花吗？我知道在许多情况下，性感受的产生是为了中和对死亡的恐惧。我认为，这种保护过程在你的噩梦结束时产生了‘电击勃起’，并令你使用手淫作为一种抚慰自己的方式来抵御死亡焦虑，以便你最终能入睡。”

“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全新的想法，欧文。一下子接受的东西有点儿多。”

“我也不指望你能接受。重要的是我们要一次又一次地讨论这些。在我的领域里，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修通工作’。”

在接下来的治疗中，我继续以坦诚的方式解决他对死亡的担忧。我做了一个详细的死亡剖析，在这个过程中，他讲述了他早期关于死亡的所有记忆。例如，我问他，他什么时候第一次意识到死亡的概念。

他想了一两分钟。“我大概五六岁的时候，我们的牧羊犬马克斯被一辆车撞了。我记得自己哭着跑进我父亲的办公室，在我们房子的前厅。我父亲拿起他的黑色袋子，冲到外面，俯下身子检查躺在路边的马克斯，然后摇了摇头，说他无能为力。这时我才明白。我明白了死亡是无解的，即使是我的父亲也不能，哪怕他几乎可以解决所有问题。

“另一次是几年后，也许是七年级，我的老师瑟斯顿夫人告诉我们，我班上的一个男孩拉尔夫——一个像我一样大的孩子——死于小儿麻痹。今天，我仍然能清楚地看到拉尔夫的脸，他的大耳朵，毛茸茸的头发总是立在那里，明亮的棕色眼睛充满了好奇。但奇怪的是，我和拉尔夫并不那么亲密。我从未在学校以外的地方见过他。他住得很远，他妈妈开车送他去学校，而我和班里的其他几个同学一起步行。我一直和那些孩子一起玩。但是，我看到的是拉尔夫的脸。我看不到其他人。”

“有意思，”我说，“我怀疑拉尔夫的脸仍然如此清晰地刻在你的记忆中，是因为它与一些关于死亡的强烈的潜意识相联系。”

阿尔文点了点头。“这一点很难说得通。我确信是这样的。在主日学校里，大人们谈到了天堂，我记得我问过爸爸这个问题。他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那是童话。我想，他是唯物主义者，和大多数物理学家一样。他的观点是，当大脑消失时，思想也随之消失，所有的意识和感知，所有的东西都随之消失。死亡只是‘熄灯’。你同意吗？”

我点了点头。“在这一点上我同意你父亲的观点。我无法想象一个不具身的意识。”

我们默默地坐了一会儿。这是个好时刻。我感到与阿尔文很贴近。“你爸爸的回答对你意味着什么？它减少了你对死亡的焦虑吗？”

“不，它没有提供任何慰藉。至少对我而言，一切都将结束的想法、概念，是我无法想通的。”

阿尔文和我在几次咨询中讨论了这些问题。我们从不同的角度回顾，考虑了额外的确认性记忆，探索了一些新的、相关的梦，夯实了我们的收获。然而，渐渐地，治疗开始变缓。我一直认为，当病人在治疗中勇于冒险时，治疗效果就会很好，但阿尔文没有冒更多的风险，我们也没有新突破。不久，正点出席的阿尔文开始质疑我们在做什么。

“我对你的方法感到疑惑。我不知道我们到底要去哪里。我们是在试图帮助我消除我的死亡焦虑？毕竟，我们不都害怕死亡吗？你不是吗？”

“当然是的。对死亡的恐惧在我们所有人身上都是命定的。它使我们能够生存。那些没有这种特质的人在几百年前就被淘汰了。所以，不，我的目的不是要消除恐惧，但对你来说，阿尔文，这种恐惧已经演变成更大的东西，变成一种恐怖，在你反复出现的噩梦中困扰着你，侵入你的日常工作中。我说得对吗？”

“嗯，不完全是。我注意到，我正在发生一些变化。也许我更好了：不再做噩梦了；现在工作中还行；也很少再想到杰森。那么接下来呢？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即将结束？”

这个问题在治疗中经常出现，当症状减轻，病人恢复了以前的平衡时。咨询是否要停止呢？

仅仅消除症状就够了吗？还是我们应该追求更多？我们是否应该尝试改变患者的基本性格和生活方式，因为这些性格和生活方式导致了这些症状的产生？我试图委婉地引导阿尔文做进一步的探索。“最终，阿尔文，你是否已经完成并准备停止，决定权在你手中。但我认为我们不应该不仔细查看，是什么有助于你的改善。如果我们能确定这些有帮助的因素，你也许能在将来利用它们。”

“什么有帮助？艰难的问题。可以肯定的是，与你谈的一些事情的确是有帮助的。但如何产生帮助？我只能猜测，也许只是把事情说出来，第一次揭示了一些事情。可以肯定的是，知道你是真心实意地关心我，这对我有帮助。自从我父亲去世后，我还没有和任何人有过这种感觉。”

“是的，我感觉到了。而且我感觉到你主动涉险，冒了一些真正的风险，很好地利用了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到目前为止，还不错，我想，然后试图更进一步，“但现在我想我们已经准备好做更多了。我认为，探索你为什么以你的方式安排你的生活，是很重要的。你有很好的社交技巧，你在表面上看起来很舒服，你说你从与我的亲密关系中受益。所以我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回避与他人发生亲密关系的可能性？生活在这样的隔离状态下有什么益处？”

阿尔文显然不赞同我的询问，在我说话时摇了摇头。“听着，从个人生活隐私到公众场合下的处事为人，是一个连续的光谱线。有些人天性外向，有些人则喜欢保持隐私。我想我只是处于光谱线的‘隐私’一端。我喜欢独处。”

就是这样。用治疗的行话来说，阻抗已经悄然而至。我坚持了下来，尽管我知道他在尽力抵抗。“然而，就在几分钟前，你还说到与我亲密交谈，体验我对你这个人的兴趣，对你来说是多么令人心怡。”

“那是真的，但我并不总需要那样。”

一小时结束了，当我们停下来时，阿尔文说：“我不认为我们有什么进展。”

当我想到我们的咨询时，我惊叹于事情变化得如此之快。在这次咨询之前，阿尔文和我在各方面都是盟友。然而现在，突然之间，我们似乎成了对立面。不，当我进一步思考所发生的事情时，我知道阿尔文的深刻抵触并不全是意外。当我对他与女人关系的探索总是很快就烟消云散时，我已经意识到阻抗的前兆。我记得他拒绝回答这个问题，也记得我对他感到疑惑——他对自身缺乏好奇心。事实上，明显缺乏好奇心通常是一个路标，告诉治疗师病人可能不愿意进行更深入的探索。我知道前路漫漫，艰难重重。

阻抗一直持续到下一次治疗。他拒绝看他的社会退缩，使我确信背后有强大的力量，正运作于无形之中。我以前见过很多孤立、退缩的人，但很少有人有如此高超的社会技能和走入亲密关系的能力。我感到很困惑。奇怪之事正在登场。

“让我分享一些东西，阿尔文。在我们第一次见面时，当你告诉我你的24小时日程安排时，我为你感到有些难过。似乎你的生活缺少温暖的人际接触。这与我认识的阿尔文不相符，与你的直率以及你的亲和力不相符。而且这也不符合你成长过程中的家庭生活类型。我知道你和你弟弟之间有一些问题；但是，你仍然把你的父母描述为关怀备至、滋养温暖，他们示范了一种爱的关系和伙伴关系的模式。有你这种背景的人，在成年后不会与他人断绝关系。”

“我承认我应该做出一些改变，而且我会去做。”

我不断地尝试着贴近。“然而时间一直在流逝。我记得你说过，十年前，当你的父母去世时，你感到遗憾，因为他们没有看到你结婚，也没有认识他们的孙辈。你怎么看这些遗憾？你对自己的遗憾又是什么呢？你是否想过你所希望的生活？”

“正如我所说，我会着手进行改变。但现在对我来说，这不是最重要的。记住我为什么来找你。我来是因为我弟弟死后我的焦虑。我的社交生活与此毫无关系。”

我掏出最后一条锦囊：“我不敢苟同。这两者之间联系密切。让我试着解释一下。我反复观察到，经历的死亡恐怖与未经历的生活体验息息相连。正因如此，我才试图关注你现在的生活质量。”

我仿佛击中了一个琴键，阿尔文陷入深思中，一分钟后，他回应道：“也许在以后的某个时候。我现在做得不错，感觉不太愿意去碰它。”

分析阻抗，分析阻抗——这是我遇到这种僵局时的口头禅。我坚持说：“在我们最初相处的几个小时里，我对你愿意审视你对你弟弟的死亡的反应，以及你有勇气分享你生活的私密方面印象深刻。我感觉我们之间的合作很愉快。但在最后几次咨询中，我们真的碰壁了。你不愿意再往前走了，但我绝对相信你知道还有更多事情要做。在咨询中，你好像不再信任我了一样。”

“不，最后那部分不是真的。”

“那就帮助我了解发生了什么。在什么时候你觉得这里的事情发生了变化？”

“不是你，欧文，是我。听着，只是有些事情我没准备好讨论。”

“我知道这感觉像是在催促你，但请你再纵容我一下。让我做最后一次询问。我有一种直觉，你感觉到的障碍，与你同女性的关系有关。早些时候，你描述了你的关系，说你的关系就这样消失了。我在想，这是否与这些关系中的性方面有关。”

“不，这不是问题所在。”

“那问题是什么？”我知道我太过分了。我在殴打我的病人，但我无法停止。我的好奇心被点燃了，它独自行事，跃跃欲试。

令我惊讶的是，阿尔文把门打开了一条缝。“我遇到很多特别好的女人，每次都发生同样的事情。我们出去，共进晚餐，性生活很好，我们彼此喜欢，然后迟早有一天，在几次约会之后，这些女人会到我家里来。然后它就结束了。”

“为什么？会发生什么？”

“一旦她们看到我的房子，我就再也见不到她们了。”

“为什么？她们看到了什么？”我仍然毫无头绪，奇怪的是，我的反应很慢。

“她们会不高兴。不喜欢她们看到的东西。不喜欢我打理自己的房子的方式。”

阿尔文和我都看了看钟。我们已经超时几分钟了。他想离开办公室，而我还有一个病人在等着。我冒了个险。

“我真的很高兴你能信任我。我将提出一个不寻常的建议，我认为这对你的治疗可能是非常重要的。我想在你家里做我们的下一次治疗。我们能在一周后的今天的下午6点进行吗？”

阿尔文深吸了一口气，试图放松。“我不确定。我需要考虑一下。让我睡一觉，明天给你打电话。”

“当然，早上7点到10点之间给我打电话。”那是我的写作时间，我通常认为这是不可侵犯的，但这次真的很重要。

第二天早上7点1分，阿尔文打来电话。“欧文，我无法处理这个问题。我整晚都在纠结。我不只是不能处理你来家里看我，我也不能忍受在更多的不眠之夜中，等待下周姗姗来迟。我想停止治疗。”很多事情在我脑海中闪过。我在这个领域浸淫已久，知道许多病人需要反复进行治疗。他们做一些咨询，做出一些改变，然后就终止了。治疗停止后，他们在几个月或几年内巩固他们的成果，然后，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他们回来做额外的、通常是更全面的工作。任何成熟的治疗师都会熟识这种模式，并表现得自律自治。但我感觉自己并非特别淡定。

“阿尔文，我觉得你肯定一想到我对你家的反应就心存不安。也许你感到很羞愧，也许你担心我对你的感情？”

“我不能否认那是其中的一部分。”

“我有一种感觉，你的思想处于分裂状态。你已经暗示了一部分，被羞耻感压倒的那部分。但还有一部分是想改变的。那是决定告诉我你的问题的性质的部分，那是真正想以不同方式生活的部分。这就是我想让你参与的那部分。你不必等待一个星期。我们今天就见面吧。你今天早上有什么安排？我可以现在就来。”

“不，这对我来说太突兀了。”

“阿尔文，你正在拒绝一个让你的生活走上不同的、更令你满足的道路的机会，我认为你拒绝这个选择是因为你害怕我评价你。但你已经知道这些恐惧是捕风捉影、毫无根据的。另外，请你从宇宙的角度来看：你允许恐惧——对我脑海中一些转瞬即逝的感觉的恐惧，来影响你唯一生命的整个过程。这么做值得吗？”

“好吧，欧文，你让我很累。但我现在不能这样做。我正要去上班，今天我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

“你什么时候下班？”

“大约今天晚上七点。”

“那我七点半过来做一个疗程怎么样？”

“你确定这是正确之道吗？”

“相信我。我确信无疑。”

七点半，我准时来到他在桑尼维尔的迷人小家，离我在帕洛阿尔托的办公室只有几英里。前门是虚掩着的，门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请进。”我按了门铃，然后进去。在客厅的远端，阿尔文坐在一张大躺椅上，面对着窗户。我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他没有转身面向我。

我想走过去，靠近阿尔文，但我不确定如何过去。我只能看到几段很小的裸露的地板。其余的地面完全被高高堆起的旧电话簿所覆盖——他从哪里拿到这些东西的？一大本艺术书、火车时刻表、成堆的黄色报纸、一摞又一摞的科幻小说。我喜欢科幻小说，并忍住没坐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的小册子上开始浏览小说。唯一可见的硬木地板非常狭窄，大概只有十英寸[1英寸=2.54厘米。]宽的小路，一条通向相邻的厨房，另一条通向阿尔文的椅子，第三条通向一个大沙发，上面放着更多的蒙尘的书、成堆的旧X射线胶片和医学图表。

那是1982年，“囤积症”还没有作为一个日常话题出现在精神病学或日间电视上。我以前从未见过或想象过像阿尔文的家那样的地方。我觉得自己已经无法进入其他房间了，我小心翼翼地走到离阿尔文最近的椅子上坐下，面对他的背。

“阿尔文，”我大声说，我们两人之间的椅子相距15英尺，“谢谢你在这里和我见面。这很重要，因为你让我看到了你的家，而且我觉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继续见面。我知道这对你来说比登天还难，我感谢你允许我进入你的生活和你的家。”

阿尔文点了点头，但仍然沉默不语。

我一时不知所措。我知道，最终我们会试图通过研究囤积的意义和起源来理解它，但在这一刻，我们必须审视我们的关系，现在我们的关系已经被羞辱和愤怒所淹没。

“阿尔文，我很抱歉让你经历这些，但没有其他办法。我们必须一起面对这个问题。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但这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一大步——我们需要把它谈清楚。我在想，是否有一个地方可以让我们坐得更近一些来交谈。”

阿尔文摇了摇头。

“或者，也许我们可以在街区里漫步？”

“现在不行，欧文，我今天能做的就这些，我想停下来。”

“那好吧，明天。你能不能在这个相同的时间，七点半，明天晚上，在我的办公室见？”

阿尔文点了点头。“我明天一早会给你打电话。”我又默默地坐了几分钟，然后离开。

第二天早上，阿尔文打来电话。我对他的话并不感到惊讶。“欧文，我很抱歉，但我根本不能来。不要以为我不感激你所做的一切，但我不能再见你了。至少现在不行。”

“阿尔文，我知道我把你逼得很紧——也许是太紧了——但看看我们做了什么。我们正处在关键时刻。”

“不，现在不行。我们已经结束了。也许我可以将来给你打电话。现在我可以自己处理了。我将开始整理我的家。”

我合上了阿尔文的文件夹。自从那次去他家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也没有他的任何消息，直到前一天在莫莉的葬礼上又见到他本人。他到底在那里做什么？他和莫莉有什么关系？我记得在我们最后一次咨询后的一段时间里，我一直在想阿尔文，想知道他生活中发生了什么事，当我走过走廊或坐在医院的食堂里时，我曾扫视周围，寻找他。我还记得，在我与他的最后一次咨询之后，我与一位亲密的老朋友，也是一位精神病学家，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以帮助我处理自己如此糟糕地搞砸一个案子的失望之情。但是现在，在我们昨天在莫莉的纪念馆见面后，我不得不重新考虑。我搞砸了吗？阿尔文看起来很好，有两个孩子和一个可爱的妻子，她告诉我，他们的婚姻之福应归功于我。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一定比我想象的更有效。我的好奇心又一次被点燃了。

我们在医院附近的一家小咖啡馆见面喝咖啡，为了保护隐私，我们选择了一张摆在角落的桌子。

“对不起，”我开始说，“我对你的记忆回来得有点儿慢。正如我提到的，衰老对我的面部识别能力造成了影响。但不要以为我没有想过你，阿尔文。我经常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尤其是我认为我们的合作过早地结束了，给你留下的问题还没有解决。我希望有后续。你知道，我想我昨天一开始没有认出你，因为我没想到会在莫莉的葬礼上见到你。你是怎么认识莫莉的？”

阿尔文的脸上出现了惊讶的表情。“你不是忘记了吧？在我们最后那次咨询后的一两天，你打电话给我，给了我莫莉的名字，并建议我与她联系，帮助我把我的房子恢复正常。”

“哦，天哪，我完全忘记了。你确实联系了她？”

阿尔文用力点了点头。“哦，是的。你是说，她从未向你提起过我？”

“她不会的。她有她的荣誉准则，而且她对自己客户的信息一向缄口不言。但我在30多年前把你介绍给她。你至今还记得她当年的情况吗？”

“不，并不完全是这样。实际上，我立即给莫莉打了电话，她接手了。我是说完全接手了。几天后，我的房子就整洁如新，她自此一直在照管我的房子和我的账单、我的税收，乃至我的所有事务。我一直是她的客户，直到她去世。我经常告诉莫妮卡我是多么感激你。你扭转了我的生活。你给了我这么多。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给了我莫莉。这些年来，在过去的30年里，她每周都会来我家一次，从不间断地照顾我的一切，直到几个月前，她病得太重才中断。她是我人生中最好的相遇——当然，除了莫妮卡和我的两个美好的孩子。”在我们的谈话之后，我的脑海中反复想着：谁也永远无法了解心理治疗会如何起效。我们治疗师如此热切地争取在我们的治疗中做到完全精确，渴望成为操作精准的经验主义者，试图为我们病人的依恋史或DNA序列中的破损元素提供精确的修复方法。然而，我们工作的实际情况并不适合这种模式，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在和病人一起跌跌撞撞地走向康复的过程中时常即兴发挥。我曾经对此感到不安，但现在，在我的黄金岁月里，我对自己轻轻地吹着口哨，因为我惊叹于人类思想和行为的复杂性和不可预测性。现在，我不再为不确定性所困扰，而是意识到，提前假定能将事情做到细致精准纯属狂妄之想。现在，我确信的是，如果我能够创造一个真诚和友爱的环境，我的病人就会找到他们需要的帮助，而且往往超乎我的所思所想。谢谢你，莫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