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去了，十月的天气对斯莱恩夫人来说嫌冷，她不能继续坐在花园里了。想去透透气的话，她只有出去散步，热努会给她裹上厚厚的斗篷和皮草，再把她送到门口，确保她出去的路上不会偷偷把哪件衣服丢在门厅里。看着热努从柜子里抽出一件又一件的衣服，斯莱恩夫人有时候忍不住埋怨：“可是热努，你把我穿得像个破包袱了。”热努一边把最后一件斗篷紧紧地裹在她肩头，一边回答说：“夫人那么优雅，怎么穿都不会像破包袱的。”“你还记得吗，热努，”斯莱恩夫人说着戴上了手套，“以前你总想让我穿着羊毛袜去赴宴？”这话属实。天一冷，热努就不情愿用丝袜搭配女主人的晚礼服；就算好说歹说之后拿出了丝袜，她还是巴望着夫人能把羊毛袜套在里面。“为什么不穿呢，夫人？”热努明智地说，“现在这种天气，各位夫人，甚至还有年轻小姐们，都穿着合宜的长裙，里面还要配衬裙。干吗让自己感冒呢？脚踝又不会露出来。要是晚上格外冷，夫人不还是要穿着连体衣去赴宴吗？这就是一回事嘛。”她陪着斯莱恩夫人下楼，一直这么喋喋不休，因为自从离开榆园花园和一家子脸冷嘴严的英国仆人后，她就敞开了话匣子。她跟在斯莱恩夫人身边说个不停，半是责备，半是心疼。“夫人一向不懂得照顾自己。最好还是听老热努的话吧。十月初这几天最难缠了。你还来不及喊当心就倒下了。夫人这个岁数可不能任性啊。”“热努，你可别早早地就把我埋了啊。”斯莱恩夫人说，她抛下了英式作风，也抛下了悲观主义。

她小心翼翼地迈下台阶，夜里下过霜，台阶可能很滑。她知道，热努会一直目送她，直到看不见，所以走到拐角的地方她必须转过身来挥挥手。要是她忘了转身，热努会伤心的。不过，这个动作也不能让热努安心；除非她把裹得严严实实的老妇人迎进安全的房子里，否则就一直闷闷不乐；把她拉进屋里，帮她脱掉靴子，给她拿来拖鞋，兴许再给她端来一盅热汤，把她的斗篷收起来，让她坐在起居室的炉火旁看书。然而，热努尽管格言俗语不离口，却是一个乐天知命的老人家，有一肚子健朗的乡下人智慧。（她也向斯莱恩夫人挥挥手，斯莱恩夫人配合地转身之后，绕过拐角，慢慢地朝荒野[指汉普斯特德荒野（Hampstead Heath），伦敦公园。]去了。）之后她就回到厨房，一边忙着收拾锅碗瓢盆，一边和猫咪说话。斯莱恩夫人常常听到她和猫说话：“过来，小家伙。”她会这么说，“晚餐很丰盛，瞧，这都是给你的。”——她的想法是英国的动物只听得懂英语，有一次，她听到古拉哈克[古拉哈克（Gulahek），意为玫瑰盛开之地，英国驻德黑兰的公使馆属地。1925-1927年，哈罗德任英国驻德黑兰代办，其间，薇塔两次前往波斯并著有游记。]周围传来豺狼的吠叫，就对斯莱恩夫人说：“还真有意思，夫人，你一下子就能听出来，这些不是英国豺狼。”不错，她和热努现在享受着不疾不徐的生活，斯莱恩夫人一边慢慢地沿着山坡走向荒野一边想；她和热努，过着不受干扰、亲密无间的生活，把她们绑在一起的是感恩和忠心，还有心照不宣的猜测：她们哪一个先离开对方。每次送走了偶尔登门的客人，关上前门之后，她们都会对不速之客的离去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规律的生活正合她们的心意——说起来，以她们的精力也只能应付这些了。她们俩都很容易疲惫，只是谁都不肯向对方承认。

幸好，很少有不速之客到访。起初斯莱恩夫人的几个子女还会来探望，轮流地过来尽义务，不过大多数都明明白白地向母亲表示，到汉普斯特德这么远的地方来一趟极为不便，因此她觉得，叫他们省了这个麻烦正是合情合理，除了隔三岔五地过来一次，大家都顺从了她的意思。斯莱恩夫人没那么笨，她想象得出他们为求心安彼此说了些什么：“算了，我们当时让母亲跟我们住来着……”只有伊迪丝一个人有意常来，用她自己的话说，过来“帮忙”。不过伊迪丝如今在自己的公寓里过得惬意极了，所以她很容易就想通了，母亲其实并不需要她。凯是有一段时间没来见她了。上次来的时候，他好一阵局促不安、支支吾吾，然后说他有个朋友，叫老菲茨乔治，想来拜访她。“他好像说，”凯一边捅炉火一边说，“他在印度见过你。”“在印度？”斯莱恩夫人含糊地说，“很有可能，亲爱的，但我记不起这个名字了。看吧，来的人太多了。午宴上常常能坐二十个人。你帮我谢绝他的好意吧，行吗，凯？我不想失礼，但不知为什么，我好像对见生人没什么兴趣了。”

凯想问母亲，菲茨说他在摇篮里见过自己是什么意思。他这次来汉普斯特德，其实就是想弄清这个谜。但是不用说，他最终还是没有问出口。

不见重孙辈。他们不准来。孙辈的不算数，他们无足轻重，就像不远不近的距离。但重孙辈可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们容易让人心烦，所以不准来。斯莱恩夫人立下了这条规矩；好脾气的人有时候会突然地异常坚决。巴克陀特先生是唯一一位常客，他每星期都过来喝茶，总是星期二。不过和巴克陀特先生相处不会让她觉得疲惫，两个人坐在火炉两侧，不用点灯，巴克陀特先生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就像潺潺的溪水，而斯莱恩夫人或听或不听，全凭心情。

同时，荒野上景色秀丽，褐色的树木衬着碧蓝的天际。斯莱恩夫人在长椅上坐下来休息。几个小男孩儿在放风筝；他们扯着风筝线跑过草地，最后风筝像一只笨拙的小鸟，拖着脏兮兮的尾巴飞上了天空。斯莱恩夫人想起了另一群放风筝的小男孩儿，那是在中国。如今，异国的记忆和英国的现实经常在她的脑海中跳交叉舞，相互交织重叠，有时候她忍不住怀疑自己是不是有点儿记忆错乱，因为两种印象都近在眼前，并且同时出现。她是和亨利一起坐在北京附近的山坡上，马夫恭恭敬敬地在不远处牵着他们的马遛来遛去；抑或是她一个人，老态龙钟，一身黑衣，在汉普斯特德荒野的长椅上休息？好在伦敦的烟囱帽让她定下心来。毫无疑问，这些小男孩儿都是穿着破旧衣服的伦敦孩子，而不是精灵般穿着蓝棉褂的顽童；她在硬邦邦的长椅上微微换了个姿势，患了风湿的四肢略感僵硬，这完全不同于和亨利在焦黑的山坡上驰骋时那副年轻健康的身体。她隐约地摸索着，想唤醒那种身强体健的感觉。她发现自己办不到。一个内心的声音尽职尽责地召唤着过去，就像一段古老的旋律若有若无地飘在记忆的边缘，用语言为她再现了那种感觉，却没能在她迟钝而年迈的身体上唤醒任何反应。她此时徒劳地告诉自己，一个夏日的清晨，她一觉醒来就渴望跳下床奔向门外，只因为她体内充满了生气勃勃的活力。她徒劳地尝试着，再小心不过地，想重温期待中的那一刻——他们结束了公务——她在黑暗中转过身，投入亨利的怀抱。如今只剩下言语，没有现实。唯一能触及现实的就是她和热努规律的生活，还有生活中微小的乐趣——送货的在后门按响门铃，穆迪图书馆寄来一包书，商量巴克陀特先生星期二来喝茶时该买松饼还是小圆烤饼，得知卡丽要来所以焦虑不安；另外还有越来越多的各种病痛，她已经渐渐地与之产生了感情。事实上，身体已经成了她的同伴，成了她持续不断的心事；身体上的种种小毛病，只有她自己知道，年轻的时候无足轻重，不当一回事，但到了老年就占据了主宰地位，并一举实现了一直叫嚣的暴政。不过，这样的暴政反倒宜人而有趣。一阵微微的腰痛让她小心翼翼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并想起那次在内尔维[内尔维（Nervi），位于意大利北部热那亚的旅游胜地。]扭了腰，打那以后，腰就时常跟她作对。她知道每颗牙的细微差别，所以吃饭时小心翼翼，嚼东西总用一边，避免用另一边。她本能地勾起了一根手指——左手中指——免得神经炎发作。因为一处内生的脚指甲，热努用鞋拔的时候格外小心翼翼。这些身体部位尤其成了她的专属：我的腰、我的牙、我的手指、我的脚趾；还有热努，只有她明白夫人跌坐在椅子里时突然惊呼一声是什么意思，她和热努之间的联系是那么强烈，简直就像一对恋人，那是只属于两个人的身体的亲密。她如今的生活就是这些小事：和热努聊天，关注自己日渐衰弱的身体，巴克陀特先生的殷勤和每星期的到访，下过霜的早晨和荒野上放风筝的小男孩带给她的快乐，甚至还有担心踩在门口落了霜的台阶上滑倒，因为她知道，人老了骨头都是脆的。所有这些琐碎的东西，这些琐碎到叫人不屑的东西，也都变得高贵起来，只因为那个庞大的背景——死亡的衬托。有些意大利油画中的树木——杨树、柳树、桤木——叶子都是一片一片的，边缘完整，叶脉清晰，映衬着半透明的绿色天空。她现在生活中的琐事也是如此，就像那些秀美的叶子：因为和灿烂的永恒比肩而立，所以摆脱了渺小。

她不由得兴高采烈，她逃离了显而易见的平庸，逃离了求全责备的生活，她想到等待她的只剩下那个至高无上的冒险，而其余的冒险不过是为这一次冒险做准备而已。

然而，她失算了，她忘了生活充满了无尽的意外，即便是临近终点。那天下午，她走进家门，看到门厅桌子上放着一顶形状奇特的方形男帽，热努激动地冲她耳语：“夫人！有位先生到访……我对他说夫人不在，可这位先生不理会……他在客厅里等着。要上茶吗？——夫人快把鞋子脱了吧？免得沾上潮气。”

斯莱恩夫人回想着自己什么时候见过菲茨乔治先生，菲茨乔治先生也回想着自己见到斯莱恩夫人的情景。他一直等着凯带他来拜访，左等右等都没有下文，最后自作主张，独自登门了。尽管身家数百万，他一向小气，来汉普斯特德坐的是地铁，出站之后一路走过来；他在斯莱恩夫人的房子前驻足片刻，用鉴赏家的眼光欣赏着端庄的乔治时期建筑[指英国国王乔治一世至乔治四世在位时期（1714-1830），建筑风格强调结构对称，最典型的建筑是联排住宅。]。“啊，”他满意地自言自语，“房子的女主人有品位。”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想错了。他不顾热努的阻拦闯进了门厅，这才发现斯莱恩夫人根本没有品位。说来也奇怪，他倒更高兴了。热努不情愿地请他进了客厅，房间布置得简单而舒适。“扶手椅、印花棉布，光线也恰到好处。”他一边嘀咕，一边四处张望。想到能再次见到斯莱恩夫人，他格外触动。但等到她进来的时候，很明显，她一点儿也不记得他了。她客气地和他寒暄，全然是总督夫人的气派；她对自己有失远迎表示歉意，又请他坐，说凯之前提过他，说茶马上就来；但她明显猜不透他有何贵干。也许她在猜测他是想为她丈夫写传记？菲茨乔治先生想到这里，突然呵呵笑了，这在女主人看来，着实莫名其妙。他一时无法解释，半个多世纪前，在加尔各答，让他浮想联翩的并非总督，而是总督夫人。

事已至此，他不得不解释说，他年轻的时候曾怀揣介绍信到总督府来拜访，随后主人客套地请他留下来用餐。菲茨乔治先生倒是毫不难堪；他全然不懂得这些社交法则。他很干脆地说起了自己的身世，毫不避讳。“是这样的，”他说，“我当时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从没见过的父亲给我留了一大笔财产，他的遗愿是让我去环游世界。我自然乐于得到这样的机会。别人的愿望和自己的愿望不谋而合，何乐而不为呢？那几个律师，也就是我的监护人，”他干巴巴地补充了一句，“称赞我爽快，愿意完成这份遗愿。他们都是些守在林肯律师会馆发霉的老顽固，在他们看来，一个年轻人能听从父亲的建议，离开伦敦前往遥远的东方，那可真是个孝子了。我估计他们觉得沙夫茨伯里大街[沙夫茨伯里大街（Shaftesbury Avenue），位于伦敦西区。]的剧院后台入口要远比广州的集市吸引人吧。哼，他们错了。斯莱恩夫人，我如今收藏的珍品里，有一半都得益于六十年前的那次世界之旅。”

看得出，斯莱恩夫人从没听说过他的收藏。她如实说了。他听了很高兴，就像他发现她没有品位时一样高兴。

“好极了，斯莱恩夫人！我的藏品呢，据我估计，论价值起码是尤摩弗帕勒斯[乔治·尤摩弗帕勒斯（George Eumorfopoulos，1863-1939），希腊裔英国收藏家，收藏有大量中国文物。]的两倍，论名气也是他的两倍——不过我不妨补充一句，我只花了现价的百分之一。而且和大多数专家不一样，我从来没有忽略美感。绝无仅有、奇珍异宝、年代久远，在我看来都还不够。我一定要有美感，要么起码技艺精湛。我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如今，在我的藏品中，随便一件放在任何一家博物馆里都是镇馆之宝。”

斯莱恩夫人对这些东西一无所知，不过他这种孩子气的自夸让她忍不住想笑。她鼓励他说下去；这个不通世故、喋喋不休的老头子，这个酷爱美丽物件的收藏家，出其不意地闯到她家里，此刻就坐在她的炉火旁，自吹自擂，忘了加尔各答的晚宴，忘了他和凯的友情，其实单是这一点就可以解释他的不请自来。从一开始，她就觉得他有一种遗世独立的气质。他无父无母，没有正当的姓氏，完完全全就只是他自己，在她眼中，这一点就赋予了他某种传奇般的魅力。她一生中见惯了把世俗地位视为通行证的人。菲茨乔治先生没有这样一张通行证；就连他的财富也不能算作通行证，因为他是个出了名的吝啬鬼，想捞好处的人哪怕再信心百倍，一瞬间满腔希望也会化为乌有。说来奇怪，他的贪婪并没有让斯莱恩夫人觉得反感，因为这和她儿子威廉不一样。威廉和拉维妮娅是鬼鬼祟祟地贪小便宜；他们不能不抠门儿，因为一毛不拔的精神早已渗透进他们的血液——她记得他们订婚的时候自己就在想，这是他们之间真正的共鸣——可他们不愿承认这一点，总是极力掩饰。菲茨乔治先生则大肆暴露自己的缺点，毫无顾忌。斯莱恩夫人喜欢这种人，他们不羞于承认自己的缺点。她鄙视一切道貌岸然的伪装。因此，听到菲茨乔治先生说他舍不得花钱，只有在无法抗拒美的诱惑时才忍痛割舍，并且只能以砍价的条件安慰自己，她由衷地笑了，并且由衷地向他表示敬意。他从炉火对面看向她。她注意到，他那件外套破旧不堪。“我记得，”他说，“你在加尔各答就取笑过我。”

加尔各答的事他好像记得很多。“斯莱恩夫人，”他听她称赞自己记性过人，却岔开了话题，“你尚未注意到吗？年龄越大，年轻时候的回忆就越清晰。”一个小小的“尚未”又让她忍不住笑了：他在对她演一出戏，一个男人假意称赞一个女人依旧风华正茂。她八十八岁了，但男女之间的发条仍然上满了，像眼镜蛇一般盘绕着。她已经有多少年没有感觉过这样的心跳了；这种感觉就像出其不意地复苏，一丝火光，一次再会，奇异地撩拨着她，唤醒了一段回响，可她却记不清具体的旋律。她以前真的见过菲茨乔治吗？抑或只是他淡淡的、老派的殷勤唤醒了她多年前模糊的记忆，那时每个男人注视她的目光中都透着仰慕？不管究竟是什么，他的出现让她心生不安，但她不能欺骗自己说这种忐忑的心情令她不悦，因为她感到了愉快，而且还有他看着她的眼神，目光中的意思是只要他愿意，他就可以向她解释。他离开之后，整整一个晚上，她就坐在炉火旁，忘了她手里的书，思索着，努力回忆着，想伸手去触摸那个若即若离的东西，它就躲在拐角，偏偏够不着。有什么东西敲打着她的心，就像铃舌敲打着废弃尖塔上的一口破钟。山谷里没有钟鸣回荡，但尖塔里却簌簌颤动，惊扰了巢中的椋鸟，震得蛛网微微抖动。

第二天早上，不用说，她讪笑起前一晚的心情。她是哪里不对劲，怎么一下子多愁善感起来了？整整两个小时，她竟然做起了少女的白日梦！是菲茨乔治不对，他不该这么闯进她家里，不该在她的炉火旁坐下，理所应当似的，不该讲起往事，不该打趣总督夫人年轻时的气派，不该用那种欲言又止的表情看着她，不该略带嘲讽、略带殷勤、全然仰慕，并且暗暗地心潮澎湃。虽然他表面上不露声色，但她知道，这次来访对他来说并非无关紧要。她好奇他还会不会再来。

要是那位先生再来，热努问，要不要让他进门？下一次她就有准备了；不能由着他把自己当成昨天的报纸一样不加理会，径直走进门厅，把他那顶滑稽的小帽子往桌子上一放。“哟，我的天哪，夫人，那顶帽子可太滑稽了！”她笑得弯下腰，两只手按着大腿一路往下滑。斯莱恩夫人喜欢热努这一点，凡是她觉得好笑的东西，她总是全心全意地沉浸其中。她附和着对菲茨乔治先生的帽子微微一笑。他从哪儿弄来这么一顶帽子？热努问，我在店铺里可从没见过这样的帽子。是他特意给自己量身定做的吗？还有他那条围巾——夫人看见了吗？全是格子，像个马倌。“怪人一个。”热努睿智地下了结论；不过她不像那些英国仆人，他们除了取笑菲茨乔治先生，对他再没有兴趣，而她还想知道他的事。怪可怜的，她说，像他这样——年纪大了，还孤单单的。他一直没结婚吗？他看起来不像是结过婚的。她跟在斯莱恩夫人身后，想打听斯莱恩夫人也无从知晓的消息。他泡茶泡得不错，热努说，她注意到他的外套破破烂烂，看来是穷得厉害：“我赶紧跑出去，在街角追上了卖松饼的。”听到斯莱恩夫人干巴巴地说，据她所知，菲茨乔治先生是个百万富翁，热努一脸失望。“百万富翁！还穿成这样！”热努怎么也想不通。不过到底该怎么办？她追问。下次要让他进门吗，还是把他拒之门外？

斯莱恩夫人说她猜菲茨乔治先生不会再来了，但就在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她发觉自己撒了谎，因为菲茨乔治先生告辞的时候握着她的手，请求她答应允许他下次再来拜访。她为什么要对热努撒谎？“好，让他进门吧。”她说着转过身，朝起居室走去。

如今有三个人了，三位老先生——巴克陀特先生、戈谢伦先生和菲茨乔治先生。很有趣的三重奏——一个中介，一个建筑工人，加一个鉴赏家！都是老态龙钟，个性古怪，并且不谙世事。说来奇怪，她从前的生活竟全部离她而去——她的活动、她的子女还有亨利——并且在终点之前的这样一段小插曲中被全新的生活彻底取而代之，结识这样叫人称心的人物！她猜想这完全是她自己创造的，只是想象不出自己是怎么做到的。“也许，”她大声说，“人最终总会得偿所愿的。”她抽出一本旧书，随便翻开一页读了起来：

停止你的誓言，停止你的豪言壮语，

停止你的浮华，停止你的贪慕虚荣。

停止你的仇恨，停止你的亵渎，

停止你的恶意，停止你的嫉妒，

停止你的愤怒，停止你的淫荡。

停止你的诡计，停止你的欺骗，

停止你的口舌，不再诽谤诬陷。

真是不可思议，前人早就说出了她的心声——她看了看出版日期——1493年？[引文出自15世纪的年鉴《牧人月历》（The Kalender of Shepherds），由法语译为英语。]

她接着读下一段诗：

远离肮脏堕落、虚伪善变，

远离曲意逢迎、满口公道，

远离虚情假意、巴结讨好，

远离撒谎成性的伙伴，

远离固执己见、癫狂的嘴脸。

远离可笑的幻想，远离愚人的谬误，

远离信口胡诌，假意谄媚阿谀。

这些她通通都远离了，除了可笑的幻想；她的三位老先生就是可笑的幻想——是可笑的妙想，她微笑着更正。至于浮华、虚荣和诽谤诬陷的口舌，这些东西再也不会登堂入室，除非卡丽裹着一阵寒风把它们带进来。接着她发觉自己竟欣然接纳了菲茨乔治先生，还把他也视为知己：不过只是临别时的一句客套话罢了，她凭什么觉得他会再次登门呢？

他再次登门了，她听到热努在门厅里欢迎他，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是的，夫人在家；是的，夫人说她随时恭候先生。斯莱恩夫人听在耳朵里，暗暗希望热努不要把自己说得这么热情好客。她如今完全拿不定主意，弄不清自己高不高兴菲茨乔治先生来打扰她的清净。她必须让凯给他提个醒。

与此同时，她接待了他，她裹着柔软的黑裙站起身，向他伸出手，脸上露出了他记忆中的微笑。她这么做有何不可？说到底，他们是两个老人，年逾古稀的老人，老得无时无刻不在感知着衰老，老得像两只猫一样喜欢坐在火炉两边取暖，伸出几乎透明的手，欣赏透过来的粉红色火焰，同时任由谈话时断时续。斯莱恩夫人这一辈子都让人觉得，你高兴说话就说，不想说也不必强求——这也是亨利·霍兰当初决定娶她的一个原因。她天性喜静，所以她理解别人也享受安静。亨利·霍兰说过，安静而不沉闷的女人屈指可数，说话又不无聊的女人更是少之又少；不过，亨利·霍兰虽然喜欢女人的陪伴，但往往瞧不起她们，唯一让他称心的只有自己的妻子。菲茨乔治可以说是绝顶聪明了，他在加尔各答的时候就察觉了这一点，天知道，总督身边不乏姿色出众又能说会道的女人，他对每一个都表现得无微不至、心无二用，弄得她们一个个都受宠若惊。

谢天谢地，菲茨乔治先生心想，她没有品位。他最讨厌那些女人自诩品位高雅，能理解他的鉴赏眼光。这两样东西根本没有关系——“摆设”和真正的美。他收藏的艺术品和那些品位高雅的女人精致的室内装饰属于两个不同的世界。他看了看斯莱恩夫人的粉红色灯罩和土耳其地毯，眼神简直温柔起来。如果想欣赏美，只要把目光停留在她身上就可以了，她是那么优雅、苍老、美好，就像一件牙雕；她坐到椅子上的动作宛如行云流水，她的四肢是那么轻盈柔美，火光在她的面孔和洁白如雪的头发上映出一抹酡红。青春的美无法和苍老的容颜相提并论；青春的面庞是一张白纸。青春永远不可能像她那样静静地坐着，气定神闲，好像所有的匆忙、所有的动作都已经终了，只剩下等待和默许。他庆幸自己没有见过中年的她，这样他的记忆里就永远是她年轻、活泼、热情洋溢的样子，如今再用她眼前的形象给故事画上句点。是同一个女人，但他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

他发觉自己已经足有五分钟没有说话了。斯莱恩夫人好像忘了他还在。不过她并没有睡着，因为她正静静地望着炉火，双手像平常那样安闲，脚搭在炉围上。他惊讶于她竟这么自然而然地接纳了自己。“不过我们都老了。”他心想，“我们的感觉都迟钝了。她觉得我理所当然地可以坐在这儿，就好像我认识她一辈子了。”“斯莱恩夫人，”他开口了，“我想你在总督任期的时候并不快乐吧？”

他说话一向恶声恶气、尖酸刻薄，即使在她面前，他也无意让语气和悦一些。他极其讨厌人类、蔑视人类，一句话不夹枪带棒简直难得。凯是他唯一的一个朋友，但就算是对凯，也是恶语相向的时候多，和颜悦色的时候少。

斯莱恩夫人愣住了，忠于亨利的感情苏醒了：“总督也自有其用处，菲茨乔治先生。”

“但不适合你这样的人。”菲茨乔治先生执着地说，“知道吗？”他向前倾了倾身子：“看到你被困在那些演戏的人中间，我真的很难过。你屈服了，也尽到了自己的责任——啊，相当出色！——可你始终在否认自己的本性。我记得宴会开始前等你和斯莱恩勋爵下楼；我们聚在一间气派的客厅里，我敢说有三十个人吧，每个人都珠光宝气，衣冠楚楚，站在无边无际的地毯上，多少都觉得有点儿傻乎乎的。我记得房间里有一盏巨大的枝形吊灯，烛火辉煌；每当有人从楼上走过时，吊灯就叮叮当当地微微晃动。我心里想，那是不是你的脚步？接着，巨大的折叠门推开了，你伴着总督走了进来，女士们纷纷屈膝行礼。晚宴之后，你们两个绕着桌子和客人们一一打招呼，和每个人都寒暄了几句；你一身白衣，戴着钻石发饰，你问我打算猎捕什么大型猎物。大概你觉得一个有钱的年轻人会热衷于这种话题吧；你怎么可能知道，我憎恶猎杀动物的想法。我回答说不，我只是来游玩的；你莞尔一笑，好像认真听着，但我相信你并没有留意我的回答。你在想该对下一个客人说什么，你无疑又说了一些同样仔细斟酌、同样不合时宜的话。提议让我和你们结伴而行的是总督，而不是你。”

“结伴而行？”斯莱恩夫人吃了一惊。

“你知道的，他提议的时候总是那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大家多半知道他只是随口一说，而且他也从来没想到对方会满口答应。你只要略一欠身，说一句‘承蒙邀请，不胜欣喜’，之后就不了了之了。他会说：中国？对，我下星期要去中国；中国这个国家非常有意思；你不如和我一同前往吧。可要是有人信以为真，他一定会吓一跳，不过我敢说，他的举止完美无瑕，一定不会流露出诧异之情的。斯莱恩夫人，这话属实吧？”

不等她回答，他又继续说了下去：“但这一次，确实有人信以为真。这个人就是我。他说，你是个古文物收藏家，菲茨乔治——古文物收藏家对他来说是个模糊的概念——你是个古文物收藏家，他说，你也不赶时间，不如和我们一起去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吧？”

斯莱恩夫人脑海中破碎的拼图突然拼凑完整了。隐约的音符重新连成了曲调。她再次站在那座荒芜的印度古城的露台上，眺望着褐色的风景，几缕扬尘标记着通往阿格拉[阿格拉，位于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以东约40公里，泰姬陵和阿格拉红堡所在地。]的路。她把两只胳膊靠在暖融融的矮墙上，慢慢地转着阳伞。她转阳伞是因为她微微有些不自在。她和身边那个年轻人被隔在了世界的一角。总督正在远处视察珍珠母贝清真寺[应指贾玛清真寺，白色大理石建筑。]，有一群身着白制服、头戴遮阳帽的官员陪同，他举起手杖指指点点，说应该把屋檐下的斑鸠清理掉。站在斯莱恩夫人身边的年轻人轻声说，可怜这些斑鸠要遭殃了，要是一座城市被人类遗弃了，斑鸠为什么不能继承呢？斑鸠、猴子还有鹦鹉，他絮絮说了下去，这时一群翠绿的长尾鹦鹉从头上飞过，在半空中吵来吵去；看啊，绿色的羽毛映衬着这些粉红色的墙壁，他一边说一边抬起头，这时那群鹦鹉又飞了回来，就像一颗颗翡翠飘过诗人之家[诗人之家，应指印度莫卧儿帝国阿克巴大帝的宫廷大臣、桂冠诗人比巴尔（Raja Birbal）的住所。]。这有些不寻常，他说，一座清真寺、城堡、宫殿林立的城市里，只有鸟兽居住；他倒想看看老虎走上阿克巴大帝的台阶，眼镜蛇在议事厅里盘成一团。他觉得，和脚蹬靴子、头戴遮阳帽的人相比，它们和这座红堡更般配[薇塔在游记《德黑兰过客》、长诗《大地》中均有提及，在给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信中更详细地写道：“然后是一座荒芜的城市，那是一池奇迹般的寂静；莫卧儿皇帝废弃的都城，只有猴子、山羊、鹦鹉和松鼠住在那儿。高处是阿克巴巨大的红色宫殿，院子里是他的诗人的小红房子！”（1926年2月20日）]。斯莱恩夫人一直留神观察总督一行人的动静，此时对他的异想天开微微一笑，说菲茨乔治先生是个浪漫主义者。

菲茨乔治先生。此刻她想起这个名字来了。这没什么好奇怪的，在成千上万个名字中，她忘记了这个名字。但她此刻想起来了，并且想起了自己取笑他时，他看向自己的眼神。那不仅仅是一个眼神，那是他创造的一个瞬间；他和她四目相对，眼睛里盛满了他不敢，抑或不愿说的千言万语。她觉得自己好像一丝不挂地站在他面前。

“是啊。”他隔着汉普斯特德的炉火看向她，“你说得对，我的确是个浪漫主义者。”

她大吃一惊，因为他的话就这样连上了她的回忆；那么，那一瞬间对他而言，就如同对她而言一样，同样意义重大，同样心潮澎湃？那一瞬间的意义确实让她困扰不已，有那么一会儿，她甚至不敢承认自己大为震动。她对亨利绝无二心；但菲茨乔治，那个她还没记清名字、漂泊不定的年轻游客离开之后，她觉得好像有人在她最隐秘的地窖里引爆了炸药。有个人一眼就发现了连她自己都不知道的密室入口。他竟敢如此胆大包天，看穿了她的灵魂。

“很奇怪，不是吗？”他依旧注视着她。

“在阿格拉辞别我们之后，”斯莱恩夫人一副闲聊似的态度，她不愿意承认他让自己内心惶然，“你做了什么？”

“我去了克什米尔。”菲茨乔治先生说，他靠在椅背上，指尖贴在一起，“我坐着游艇顺流而上，走了两个星期。我有很多时间去想事情，我眺望着一片片粉红的荷花，想到了一位一身白衣的年轻女子，她那么恪守本分，举止是那么得体，内心又是那么狂野。我曾经自以为是地觉得，有那么一瞬间，我走近了她，接着我又想起来，她瞥了我一眼，随后就转过身，信步走向了她的丈夫。但她走开究竟是因为心中惶恐，还是有意奚落我，我始终想不明白。也许两个意思都有吧。”

“如果她心中惶恐，”斯莱恩夫人说，她把自己和菲茨乔治都吓了一跳，“那她怕的也是她自己，而不是你。”

“我没有自以为是地觉得是我。”菲茨乔治先生说，“就算是那时候我也知道，我没有吸引女人的魅力，尤其是像你这样美好、出色的年轻女人。我本来无意于此。”他望着她，露出一种不服气的神色，一副荒唐可笑的老姑娘模样。

“你当然无意于此。”斯莱恩夫人说，她对这种自惭形秽的流露肃然起敬。

“是的，”菲茨乔治先生恢复了平静，“我无意于此。然而，你知道吗？”他又补充了一句，他被回忆刺痛，于是重新坦然以对：“我以前从来没有爱过哪个女人，以后也没有，但我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爱上了你。其实，我应该是在加尔各答那场可笑的晚宴上爱上你的，不然我就不会去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了。去那里我要绕远路，而我从来没有为谁绕过远路，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孩子。我是个彻头彻尾的利己主义者，斯莱恩夫人，你应该知道这一点。除了艺术品，再没有什么能引诱我绕远路。我离开克什米尔之后又去了中国，那些艺术品让我心醉神迷。很快，我就把你忘了。”

这种古怪、鲁莽、迟到的表白让斯莱恩夫人心中五味杂陈。这样的感情考验着她对亨利的忠贞，打破了她晚年的平静，唤醒了她年轻时的困惑。她有些震惊，但更多的是欣喜。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有这样的事——她如今的生活中只有回忆，以及唯一的一份期待。菲茨乔治先生的出现仿佛不怀好意，就是为了破坏她内心的平静。

“但即使在中国，”菲茨乔治先生接着说，“我在闲暇时也会想起你和斯莱恩勋爵。我觉得你们凑在一起不伦不类，就像什锦饼干，只不过什锦饼干总是相得益彰的。我说你们不伦不类，并不是说你没有尽到本分。你做到了。你的表现叫人佩服，所以才引起了我的怀疑。斯莱恩夫人，你本来打算做什么，要是你没有嫁给那个既讨人喜欢又叫人烦恼的冒牌货？”

“冒牌货，菲茨乔治先生？”

“啊，不对，他当然算不上是个冒牌货。”菲茨乔治先生说，“相反，他出任英国首相之后安然度过了（据说是）艰难困苦的五年。对了，差不多每一年都是艰难困苦的。也许我看错他了。可你得承认，他是有缺陷的。论魅力，我认识的人里没有谁能比得上他；魅力可以说也是有限的，到了某一个限度，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不可能超越。但他超越了——远远超越了。他完美得不像真的。斯莱恩夫人，你自己一定经常为他的魅力吃苦吧？”

这个问题来得突然，斯莱恩夫人险些在不经意间如实回答了。菲茨乔治先生好像是真心感兴趣；可她记得，她常常看到亨利皱着眉头思索一些人类的问题，但这些问题其实根本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因为在他的世界里，人类的利益微不足道，他的思想深处只有冷冷的、嘲弄的野心，既然亨利是这样，那么菲茨乔治先生有什么不同呢？一个是政治家，另一个是鉴赏家；她可不想被当作一件唐俑来审视，说不定最后发现这是一件赝品。对亨利的观察让她吸取了教训，她可不会轻易忘记。和那么一个风度翩翩、虚情假意又冷漠无情的人生活在一起，并且爱着他，实在苦不堪言。她突然发觉，亨利是个充满男子气概的人；尽管他有风度、有教养，但男子气概是他性格的基调。他是世俗中的俗人，尽管他对世俗嗤之以鼻。

“我本来想当画家。”斯莱恩夫人回答了上一个问题。

“啊。”菲茨乔治先生终于得到了想要的答案，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声，“谢谢你，我的疑问迎刃而解了。这么说你是个艺术家，是吗，你有艺术家的潜质？但身为女人，你不得不放弃。我明白。现在我懂了，为什么你什么也不做的时候偶尔显得神色凄然。我记得我一边望着你一边想，那是一个黯然神伤的女人。”

“亲爱的菲茨乔治先生！”斯莱恩夫人忍不住感叹，“千万别把我的一生说得像是一出悲剧一样。大多数女人梦寐以求的一切我都拥有了：地位、富足、子女，还有我深爱的丈夫。我没什么可抱怨的——一样都没有。”

“但你被骗走了一件最重要的东西。对一个艺术家来说，除了发挥他的天赋，什么都不重要。这一点你和我一样清楚。怀才不遇，他会变得扭曲，就像一棵树被扭曲成不自然的姿态。生活失去了意义，生活变成了活着——应付了事。承认吧，斯莱恩夫人，你的子女，你的丈夫，你的荣华富贵，都不过是阻碍你实现自我的障碍。你选择用这些来代替你真正的使命。你当时太年轻了，我想是这样吧，你还不懂得利害，当你选择了这种生活时，你就违背了良心。”

斯莱恩夫人伸手捂住了眼睛。她再也承受不起这番谴责的打击了。菲茨乔治先生突然像传教士一样福至心灵，毫不留情地打翻了她的平静。

“是的。”她有气无力地说，“我知道你说对了。”

“我当然说对了。老菲茨兴许是个滑稽人物，但他到底还留着几分价值观念，我看到你触犯了我奉为圭臬的一条准则。难怪我会责骂你。”

“别再责骂我了。”斯莱恩夫人抬起头，微笑着说，“我向你保证，如果我做错了，我已经付出了代价。但你绝不能责怪我丈夫。”

“我不怪他。按照他的标准，你想要的一切他都给了你。他只是扼杀了你，就是这样。男人会扼杀女人，而据我所知，大多数女人都喜欢被扼杀。我敢说，身为女人，即使是你，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某种快乐。听到这儿，你生我的气吗？”

“不。”斯莱恩夫人说，“我觉得被看穿是一种解脱。”

“你自然发现了吧？我在法塔赫布尔西格里就看穿了你。没那么仔细，这是当然的，只是大体上。这场谈话只是延续了我们当时没有开始的谈话。”

斯莱恩夫人虽然心中震撼，但还是坦诚地笑了。她无比感激蛮横无理的菲茨乔治先生，此刻他不再责骂她，只是坐在那里注视着她，目光中透着幽默和爱恋。

“一场中断了五十年的谈话。”她说。

“以后再也不会继续了。”他出乎意料地委婉，他知道她也许害怕自己用这把柳叶刀反复切开她裸露的伤口，“不过有些事情必须说出来——这就是其中之一。现在我们可以做朋友了。”

菲茨乔治先生就这样定下了他们的友谊，还理所当然地认为她会欢迎自己来和她做伴。他不请自来，在很快就成了他专属的椅子上落座，和敬慕他的热努开玩笑，和巴克陀特先生谈天说地，让大家都迁就他的习惯，但不管怎么样，他干脆利落地融入了斯莱恩夫人的生活。他甚至陪着她慢腾腾、颤悠悠地走去荒野。她的斗篷，还有他的方帽，在冬日的树下起伏晃动，成了熟悉的景物。他们一起颤颤巍巍地漫步，时常在长椅上坐下，彼此都不承认自己累了，而是装作想要欣赏风景。等他们欣赏够了，实际上觉得休息好了，他们就一致决定起来再往远走一走。就这样，他们重温着康斯太布尔的回忆，甚至还参观了济慈故居，那个盛满了痛苦和悲剧的小白盒子，淹没在墨绿色的月桂树丛中[929年5月29日，薇塔在日记中记录自己和弗吉尼亚·伍尔夫前往汉普斯特德参观了济慈故居。]。他们两个也像游魂野鬼一样，喃喃念着芬妮·勃劳恩的鬼魂，念着断送了济慈的苦恋；与此同时，就在那个够不到的拐角，潜伏着菲茨乔治先生对斯莱恩夫人的苦恋，他没有因此断送自己，因为他是一个小心谨慎的利己主义者（不像可怜的济慈），他太明智，不会任由自己陷入对年轻的总督夫人无望的相思，可又太不明智，才会在五十年里远远地对她念念不忘。

一天，在荒野上，他说起了一件她已经忘却的小事。

“还记得吗？”他说——这四个字的开场白他们已经听惯了，如今每次说起来两人都忍俊不禁，“晚宴的第二天，我又上门来吃午餐。”

“晚宴？”斯莱恩夫人有些茫然，她的思维没那么敏捷了，“什么晚宴？”

“在加尔各答。”他温和地解释，她需要提示的时候，他从来不会不耐烦，“我答应一起去法塔赫布尔西格里，于是总督又请我第二天去吃午餐，他说我们得商量一下细节。我到得比较早，发现你一个人在家，不过也不完全是一个人，凯也在。”

“凯？”斯莱恩夫人说，“啊，凯当时肯定还没出生吧。”

“他当时两个月大了。你在房间里守着他，他躺在婴儿床里。你不记得了吗？被一个陌生的年轻男人看见你在照顾孩子，你有些尴尬。但你马上就化解了尴尬——我还记得，你的举止落落大方，让我暗暗佩服——请我过去看看他。你掀开了婴儿床的帘子，为着你的缘故，我也确实瞧了一眼那个讨厌的小东西，不过我看的其实是你掀着帘子的手。那只手和帘子布一样洁白，只不过染上了戒指的颜色。”

“这些戒指。”斯莱恩夫人应着，摸了摸黑手套下面凸起的形状。

“既然你这么说就是吧。我有一次跟凯说，我见过他躺在摇篮里。”菲茨乔治先生说着呵呵地笑了，“这个笑话我一直留在肚子里，好多年了。我把他吓了一跳，我保证。不过我没有和他解释过，直到今天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除非他问过你？”

“没有。”斯莱恩夫人说，“他从来没问过我。而且就算他问了，我也回答不出来。”

“是啊，人总会忘记一些事，总会忘的。”菲茨乔治先生说着，眺望着远处的荒野，“但有些事情一辈子都忘不了。我记得你扶着床帘的手，我记得你低头望着那个小丑八怪的表情，他后来长成了凯。我记得我当时觉得很别扭，因为我不经意闯进了你的私生活。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你按了铃，奶妈进来把凯连着他的小床一起带走了。”

“你喜欢凯吗？”斯莱恩夫人问道。

“喜欢？”菲茨乔治先生重复了一句，一脸愕然，“这——我习惯了他。是吧，大概可以说我喜欢他吧。我们对彼此足够了解，不会去打扰对方。我们习惯了彼此——不如就这么说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其他的相处方式都会惹人讨厌。”

喜欢，是啊，就算对斯莱恩夫人来说，喜欢也像是一种遥不可及的感情。她喜欢菲茨乔治先生，她这么觉得，也喜欢热努，喜欢巴克陀特先生，对戈谢伦先生的喜欢要淡一些，不过这种喜欢里，所有的烦恼和忐忑都已经消失殆尽，就像生命力已经从她年迈的身体里消失殆尽一样。如今所有的情感都是暮景残光。她只能说，和菲茨乔治先生一起在荒野漫步、闲坐是件惬意的事，他唤起了她对那段日子的回忆，即使隔着面纱，她昏花的双眼也不敢直视那么灿烂的光辉。

其实，菲茨乔治先生对斯莱恩夫人说的还不是全部。他没有提起，那天他除了看见她在房间一角守着摇篮里的凯，还看见她跪在地板上，周围摆满了鲜花。他刚离开英国，在他的印象里这时还是冬天；然而，从印度花园里采来的玫瑰、飞燕草和香豌豆分门别类地堆在她身边。装了水的透明玻璃花瓶在地毯上摆得四处都是，闪着一个个光点儿。当时她抬头看着他，这位不速之客撞见总督夫人在做一件和身份不符的事。插花应该是秘书或者园丁的活儿，但她却喜欢亲自来做。她抬起头，手上滴着水，撩开了挡着眼睛的头发。但这个动作还撩开了别的什么东西；她撩开了自己的私生活，取而代之的是客套虚礼，她站起身，先擦了擦手，接着把手伸给他说：“啊，菲茨乔治先生，”——她那时记得他的名字，暂时记得，“请见谅，我没想到已经是这个时候了。”

在圣詹姆斯街这边，人们注意到菲茨乔治先生经常不在。凯·霍兰自己也注意到，菲茨现在不像以前那么愿意出来吃晚饭了，不过其中的原因是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他的猜测离真相差了十万八千里，他白白地担心起这位老朋友来，琢磨菲茨是不是因为劳累甚至是抱恙而不得不早早上床休息；但他们之间一向是君子之交，所以凯也不敢贸然打听。他熟悉菲茨乔治先生的两居室，依稀猜得到这位老先生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他可以想象他穿着睡衣、踩着拖鞋，在杂乱堆放的无与伦比的艺术品中间走来走去，在煤气炉子上热一碗速溶汤，为了省电只点一只灯泡，黯淡的光线照着身穿耶格[耶格（Jaeger），1884年创立的服装品牌，创立者托马林（Lewis Tomalin）最早将店铺命名为“耶格博士的健康羊毛套装”。]的小个子，照着一摞摞镀金画框——也许他只舍得点插在瓶子里的蜡烛头？凯可以肯定，菲茨乔治先生不肯让自己吃饱，住得也不可能健康，因为房间低矮拥挤，落满了灰，每天上门的女佣只负责最基础的清洁。菲茨本人怎么能在这种肮脏混乱的环境里把自己打扮得板板正正、仪表堂堂，凯实在是想不明白，他自己大把时间都花在家务上，居住的地方要收拾得一尘不染才好。说起来，没有哪个老姑娘能比主持开春大扫除的凯·霍兰更热衷于居家整洁；他挽起衬衫袖子，亲自动手在水盆里清洗他那些容易碰坏的宝贝。可老菲茨呢！凯觉得，自从多年前菲茨搬进那套两居室之后，里面就从来没有重新整理过；伯纳德街屋檐下的这个鹊巢里，东西一件件搬进来，越积越多；先扔在椅子上，等椅子不够用了，就堆在地板上，收在抽屉里，塞进关不上门的柜子里；没人动过，没人打扫过，除非菲茨乔治先生愿意向来客展示他那些杰作，才会吹掉脏兮兮的灰尘，让画作、青铜器或是雕刻重见天日。

可如今很少能见到菲茨了。他终于在俱乐部露面了，看起来还是老样子，于是凯的疑虑随之打消；要说有什么变化的话，他好像比以前还活泼了一些，欺负凯的时候更加兴致勃勃，双目炯炯有神，好像藏着一个秘密笑话。他的确藏着秘密。凯坐在那儿，觉得亲切又快乐。从来没有人像菲茨乔治这样取笑他。尽管凯很想继续菲茨看到自己躺在摇篮里的谈话，但出于腼腆和习惯，他还是没有开口。

不过，菲茨倒是没有再提请他把自己引荐给斯莱恩夫人的事了，凯为此长舒了一口气。他很肯定，母亲根本不会欢迎一个陌生人造访她在汉普斯特德的隐居之所。他还为此沾沾自喜，因为自己在这件事上观察入微，并且巧妙地推掉了老菲茨。然而，他时不时地又心里不安：菲茨只是想多交一个朋友，自己却推三阻四，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菲茨一定是好不容易才开口，再次提起的时候更是千难万难。不过，他首先应该为母亲着想。不管是卡丽、赫伯特还是查尔斯，都理解不了母亲想要隐居的愿望；只有他，凯，能够理解。因此，他有责任守护母亲的这个愿望。他守护了她——哪怕他通常都对菲茨有所畏惧——因为他闪烁其词，看来菲茨已经忘了心血来潮时的想法。凯想着哪天一定得去看看母亲，让她知道自己是多么机灵。

但是，他一直拖着没去，因为一月的天气冷死人，凯像猫一样喜欢温暖舒适，所以他轻易就说服了自己，对他这种年事已高又娇生惯养的人来说，冷风阵阵的地铁站可不是个好去处。他可以裹好大衣围巾，走出圣殿区的寓所，穿过喷泉院子，经过胖得不肯给他让路的鸽子，走下台阶来到河堤，拐上诺森伯兰大道，然后穿过公园来到圣詹姆斯街，这是他日常的活动范围，但再远的地方他是不敢去的。他选择步行，不仅是为了锻炼身体，还因为他强烈地感知到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上都充斥着微生物，对他来说，微生物比蛇虫鼠蚁还要可怕；他差不多每天都会想象自己感染了至少一种要命的疾病，每次喝茶都庆幸着烧开的水里没有病菌。因此，他很欢迎下雨下雪的日子，因为这样他就有借口待在家里了。为了弥补良心上的不安，他给母亲写了几封亲切的短信，说自己感冒了，他知道最近流感肆虐，但愿热努把她照顾得很好。尽管如此，他还是想，等天一放晴，他就要去一趟汉普斯特德，跟母亲说说菲茨乔治的事。她会听得津津有味，她会心怀感激的。

可惜凯和许多聪明人一样，把计划拖得长了那么一点点。他忘了菲茨乔治先生比自己年长二十五岁。到了八十一岁的年纪是经不起和时间玩把戏的。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五十岁、六十岁，一个人兴许都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这件事明年夏天再说吧。”——当然了，就算是二十岁，生活中也同样危机四伏——但是到了八十一岁，这样的拖延就纯粹是在嘲弄命运了。早年只是意料之外、未必可能的危险，到了八十岁之后就陡然成了必然。因为家里人长寿，凯的标准也许有些脱离现实。总之，菲茨乔治的死对他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不敢相信且深感不满。

第一个线索是新闻告示上的消息：“西区花花公子去世。”当时他沿着河堤拐上诺森伯兰大道，准备去吃午餐，不自觉地瞟到了这条新闻；对他来说，这条新闻没什么大不了的，好比布里克斯顿的一辆公共汽车冲上人行道。走出几步之后，他又看到了别的新闻告示，是午报：“独居百万富翁在西区去世。”就算菲茨乔治的名字在他脑海里闪过，他也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即便是记者，也不能把伯纳德街说成是西区吧。凯对弗利特街毫无经验。不过他还是买了一份报纸。他穿过公园，注意到番红花探出了绿色的小脑袋。这条路他已经走了上千次。他从容地走进布铎斯，点了一瓶矿泉水，铺好餐巾，把《标准晚报》往面前一竖，开始享用午餐——切好的带骨肉排配腌黄瓜。他不需要跟服务员明说想点什么，因为他日复一日都重复着规律的生活。看到了，在头版第二栏：“西区花花公子被发现死亡：揭开富豪隐士离奇的一生。”（凯到这时还在纳闷，一个人怎么可能既是花花公子又是隐士呢？）接着他就看到了那个名字：“菲茨乔治先生……”

手里的刀叉咣啷一声掉在盘子上，周围吃午餐的客人本来还奇怪凯·霍兰怎么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此时纷纷抬起头来窃窃私语：“啊，他听说了！”他们所谓的“听说”，其实是“看到”。不过，说“听说”也未尝不可，因为印在报纸上的名字对凯大吼一声，震得他简直什么都听不见了。他感觉像有人抽了他一耳光。“菲茨去世了？”他问邻桌的人——他并不认识那个人，只是过去二十年来常常打照面，成了点头之交。

然后，他不知道中间发生了什么，只模糊地记得自己从口袋里掏出钱付了车费，并发现自己来到了伯纳德街，爬上楼梯，去了菲茨家。菲茨的房门被撞开了——砸坏了——四分五裂——警察已经到了，两个高大的年轻人，装腔作势，满脸歉意，问了凯的名字之后，非常客气通融。看到菲茨了，他穿着耶格睡衣躺在床上，一动不动，显得很奇怪。桌子上放着一条半沙丁鱼、一块吃了一半的吐司，还有吃剩的煮鸡蛋，就是吃剩放凉的煮鸡蛋，看着就让人没胃口。菲茨戴了一顶睡帽，这让凯觉得诧异，是那种流苏垂在一侧的睡帽。他看上去和活着的时候差不多，可又完全不一样了。很难说不一样在哪里；不只是因为他一动不动；也许是出于内疚吧，他偷窥到了老菲茨，抓住了他从来不为人所知的一刻，转瞬即逝的一刻，头戴睡帽的一刻，从橱柜里拿出最后的三条沙丁鱼的一刻。“我们不能动他，先生。”其中一个年轻的警察说，他留神看着，生怕凯走得太近，伸手碰碰他的朋友，“要等到医生确认完毕才行。”

凯缩着身子挪到了窗边，他不由得想起了父亲的死。他们的确选择了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菲茨愤世嫉俗，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自得其乐，从不向任何人露出他的真面目。只有一次，凯看到他发火了，因为一份报纸上刊登了一篇写伦敦怪人的文章。“老天！”他说，“不和人打交道就是怪人吗？”他的名字赫然在列，这让他大为光火。他不理解一般人为什么会好奇别人的事；在他看来，这种想法庸俗、无聊，而且多余。他所求的不过是不受打扰；他无意干涉世界的逻辑；他只想生活在自己选择的世界里，沉浸在他的艺术品之中，欣赏其中的美。这就是他的精神追求，他的思考方式。由此说来，他孤零零地死去并不可悲，因为这样的死法和他的选择一脉相承。

但是，这样的死法却让执法及执政者忧心忡忡。他们闯进了他的房间，凯只好狼狈地站在窗边，摆弄着脏兮兮的窗帘。这位先生，他们望着那个僵硬而沉默的身影说，生前极其富有；事实上，据说他的财产高达七位数。他们见惯了穷人孤零零地死去，但面对一个百万富翁孤零零地死去，他们却没有经验可循。亲戚他肯定有几个吧，他们说着，望向了凯，好像凯是罪魁祸首。凯回答说没有，据他所知，菲茨乔治先生一个亲戚也没有，他在世上无牵无挂。“慢着。”他补充了一句，“南肯辛顿博物馆说不定知道他的一些事。”

听到这里，探长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接着急忙捂住了嘴，他想起死者还在屋子里。博物馆！他重复了一句；嗯，一个人死后要去那种地方打听他的消息，可真够凄凉了。探长无疑有一位贤妻，一群吵闹的孩子，还有摆在窗台上的一盆盆红花天竺葵。其实呢，他说，霍兰先生说到博物馆，倒也不算离题太远。要不是因为博物馆，他，也就是探长，以及他的手下根本也不会出现在这儿。这里没有谋杀或是自杀的迹象，按理说是不必劳烦警察的。只不过因为博物馆联系了苏格兰场[苏格兰场（Scotland Yard），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厅的代称，位于伦敦的威斯敏斯特市。]，以探长所说的“政府”之名，苏格兰场才派了警察到伯纳德街，看管那些珍贵的文物，因为这些可能是赠予国家的遗产。尽管探长对这些东西是一副嗤之以鼻的态度，但他还是立刻领会了“珍贵”这个词。不过除了博物馆，霍兰先生就不能想到某个当事人吗？霍兰先生想不到。他垂头丧气地说，不如去《名人录》里找找菲茨乔治先生吧。

好吧，探长说着，掏出一个笔记本，开始办正事了。他父亲是谁，总知道吧？别让记者进来，他气冲冲地吩咐两个手下。他没有父亲，凯说。他觉得自己像一只被网套住的兔子，后悔自己跑到了伯纳德街，被几个执法人员呼来喝去。还有，他怀疑探长是以权谋私，为了满足好奇心才打听起这位已故百万富翁的身世。

探长瞪着他，像是想到了一句玩笑，但碍于尊严终于把话咽了下去。“那他母亲呢？”他接着问，言下之意是，就算一个人可以省去父亲，但总不可能省去母亲吧。但凯已经不再理会其中的暗示了；他只把菲茨乔治看作一个孑然一身的人物，竭力要保住独立的身份。“他也没有母亲。”他回答说。

“那他有什么？”探长问道，他瞥了一眼两个手下，看表情就知道，他对凯的评价只有一个词：脑子有病。

凯冲动之下很想回答：私人生活。因为他有点儿头晕目眩，菲茨乔治和探长之间的矛盾，以及探长所代表的一切，让他简直承受不住了；但他还是妥协了，他指着房间里堆得杂乱无章的艺术品说：“这些。”

“这还不够。”探长说。

“对他来说够了。”凯说。

“那些破烂儿？”探长反问。凯无言以对。

一个警察走过去，对探长耳语了几句，同时呈上了一张名片。“好吧。”探长看了看名片说，“让他进来吧。”

“楼梯平台上还守着很多记者，长官。”

“别让他们进来，我吩咐过了。”

“他们说就只想进来看一眼，长官。”

“哼，那也不行。跟他们说没什么好看的。”

“遵命，长官。”

“只有一堆破烂儿。”

“遵命，长官。”

“让那位博物馆的先生进来。别人都不能进来。看样子，”探长转身对凯说，“博物馆这条线是对的。这就来了，倒像是死者的叔叔。忙不迭的。”他把名片递给了凯，凯看见上面写着：“克里斯托弗·福尔贾姆先生，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

进来的是个年轻人，头戴礼帽，身穿蓝大衣，戴着羔羊皮手套，鼻梁上架着一副角质框眼镜。他瞥了一眼菲茨乔治先生，随后就移开了目光，他一边不断打量、评鉴着堆得满屋子都是的艺术品，一边和探长说话。他的态度倒是和探长不同，因为他时不时地双眼放光，手也不由自主地伸向椅子或是桌子上落着灰但价值不菲的东西，像看到猎物一样。另外，他对凯·霍兰恭恭敬敬，凯在探长心中也因此多了几分威望。博物馆毕竟是公共机构，切切实实的政府补贴（尽管资金微薄）为其奠定了权威；这种东西是探长尊重的，或者可以说他买账。他对待福尔贾姆先生比对待凯·霍兰还要恭敬，因为在凯·霍兰身上，他看不到一位前首相之子该有的样子，而福尔贾姆先生呈上来的名片上写得清清楚楚：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年，薇塔前往波斯的同伴之一利·阿什顿（Sir Leigh Ashton，1897-1983）正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馆员。]

说句公道话，福尔贾姆先生并不自在。上司急匆匆地派他过来，好确保老菲茨的遗物得到了妥善保管。老菲茨在过去四十年里隐约提过，所以博物馆认为有望得到他留下的一部分遗产。凯·霍兰又一次退到窗前，又一次摆弄着脏兮兮的窗帘，给了探长和福尔贾姆先生应有的肯定。探长有职责要履行，福尔贾姆先生则是被博物馆派来完成一件不讨喜的差事。老菲茨发现新宝贝的喜悦，老菲茨对某个美好物件的欣喜若狂和强自镇定，这些属于另一个世界，不同于这种对死者的切实保护，对处置遗物的兴趣。凯对这个世界还算了解，他知道这是理所当然的。即使是设身处地，从朋友的角度来看，他也并不觉得讽刺。探长和福尔贾姆先生只是各司其职罢了。尤其是福尔贾姆先生，他的言行举止非常得体。

“当然了，我知道我们无权干涉。”他说，“不过考虑到这些藏品都是无价之宝，而且菲茨乔治先生一直对我们表示，他会把大部分财产捐赠给国家，所以我们博物馆认为，应该采取一些适当的措施来保护这些财产。馆里吩咐我说，如果您愿意交给我们的人来负责，他随时听候差遣。”

“先生，要是我理解得没错，这些藏品是无价之宝喽？”

“价值几百万，我估计。”福尔贾姆先生津津有味地回答。

“嗯……”探长说，“我本人对这些东西完全不了解。我看这屋子就像典当行。不过既然先生你这么说，那么我不能不相信。这位先生，”他竖起拇指，朝菲茨乔治先生指了一下，“好像没有家人？”

“我没听说有。”

“很不寻常啊，先生。对这么一个富翁来说，这很不寻常。”

“律师呢？”福尔贾姆先生提醒说。

“暂时还没有律师事务所出面联系，先生。午报上已经登出了消息；确实这里也没有电话，”探长说着，厌恶地环顾四周，“他们只能亲自上门。”

“菲茨乔治先生是个不大合群的人。”

“我看出来了，先生——独来独往，可以这么说吧。我自己是理解不了，我喜欢有个伴。这儿没问题吧，先生？”探长说着，点了点脑袋。

“可能是有点儿特立独行；仅此而已。”

“像他这样的富绅，总觉得应该是个太平绅士之类的，是不是，先生？我是说参与一些公共服务——医院委员会什么的。”

“我想菲茨乔治先生不太关心公众事务。”福尔贾姆先生语气古怪，凯分辨不出他是赞同还是指责。“不过，”他补充说，“一个人既然能把这些价值连城的收藏品捐给国家，我不应该这么说他。”

“你还不知道他捐了没有。”探长说。

福尔贾姆先生耸了耸肩：“他的意思相当清楚了。况且要是他不捐给国家，那还能留给谁呢？除非他把全部藏品都留给你了，霍兰先生。”他转身望着凯，觉得自己这句玩笑很好笑。

然而，菲茨乔治先生既没有把他的收藏留给国家，也没有留给凯·霍兰。他把所有遗产，包括他的全部存款，都留给了斯莱恩夫人。遗嘱写在半张纸上，但意思清楚，形式规范，见证人一应俱全，没有做出其他解释的余地。之前的一份遗嘱由此作废，原本他把存款捐给了慈善机构，藏品则分别赠予多家博物馆以及国家美术馆和泰特美术馆。遗嘱明确写明，斯莱恩夫人拥有绝对的所有权，其对遗产的最终处置不附带任何义务。

消息公开之后引得一片惊愕。各家博物馆又气又怨，与之相当的是斯莱恩夫人一家的又惊又喜，他们立刻齐齐围坐在卡丽的茶桌旁。卡丽处在让人羡慕的有利地位，因为她当天下午见过母亲了；事实上，她一听到消息就径直赶去了汉普斯特德。“亲爱的母亲，”她说，“我不能让她一个人承担这么大的责任嘛。你们都知道，她完全不擅长处理这种事。”“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赫伯特这天格外暴躁，“到底是怎么回事？她怎么会认识这个菲茨乔治？这件事和凯又有什么关系？我们知道凯和菲茨乔治是朋友，可我们从来不知道母亲认识他，更别说见过面了。我从没听母亲提过他的名字。”赫伯特暴跳如雷，就像烧着的石楠荒野一样噼啪作响。

“这是个阴谋，就是这么回事；是凯一手策划的。凯想把老头子的东西据为己有。哼，不管怎么说，凯算是弄巧成拙了。”

“真的吗？”查尔斯反驳说，“我们怎么知道凯是不是和母亲私下商量好了？凯一向不和我们来往，我一直觉得凯可能有点儿不择手段。”

“哦，可不是。”梅布尔想插嘴。

“别吵，梅布尔。”赫伯特说，“我同意查尔斯的看法，凯一直算是匹黑马。而且母亲从来没跟我们提过她的遗嘱。”

“到现在为止，”伊迪丝这次也来了，虽然她很看不起自己这么做，“她也没有什么东西能留下。”

伊迪丝的话一如往常地被忽略了。

“你们说的我全都不同意。”威廉说，他最善于考虑实际问题，因此在家里很受尊敬，“如果凯和母亲商量好了，他们就不会安排让母亲先继承菲茨乔治的财产。想想这里面有多少税吧。”

“死亡税[即遗产税。]？”伊迪丝一如既往地鲁莽，吐出了这个令人不悦的字眼。

“最少五十万。”威廉说，“不合理。不如直接让凯继承。”

“可是母亲太不实际了。”卡丽说着叹了一口气。

“不实际得让人头疼。”威廉说，“她为什么不找我们商量一下呢？可是如今木已成舟，”他豁达地说，“她究竟打算怎么处理呢？”

“她好像根本不在意。”卡丽说，“我到的时候她在看书，热努在角落里拿些残羹剩饭喂猫。我相信她其实并没看进去，因为我问她在看什么书——我就是想和她聊聊天，你们知道——她却答不出来。她说是穆迪寄来的，但你们也知道，母亲总是很仔细地列好书单，从来不交给穆迪选。我好不容易才进去，说是报社的人把房子围得水泄不通，母亲不让热努开门。我只好绕到花园，站在窗户底下喊‘母亲’！”

“那么，”赫伯特见她打住了，于是问道，“你进了门之后，她是怎么跟你解释的？”

“没有解释。她和这个菲茨乔治是在印度认识的，他最近来拜访过一两次。她是这么跟我说的。不过我肯定她有事瞒着我，因为她说菲茨乔治来拜访过她的时候，在一边磨蹭着不走的热努突然哭了起来，然后就出去了。她撩起围裙，捂着脸抽泣。她边往外走还边念叨什么‘那么好的先生’。所以我猜他总塞小费给她。”

“那母亲呢？她看起来难过吗？”

“她很安静。”卡丽想了一会儿才下了判断，“是的，总的来说，我肯定她有所隐瞒。她一直在转移话题，好像还有别的话题一样！她没有看到伦敦的新闻告示，这一点显而易见。亲爱的母亲，我就是想帮忙而已嘛。这么遭到误解，我确实有点儿难受。她看样子不想让我插手——拒我于千里之外。”

“可是，”拉维妮娅说，“你母亲这把年纪了，能有什么想隐瞒的？不会是……？”

“哎，”卡丽说，“谁也说不准，不是吗？”

“不可能，”赫伯特说，“不可能！我不信有那种事！”身为一家之主，他一派义正词严。

“也许吧。”卡丽顺着他的话说，“我肯定你最能明辨是非，赫伯特。不过，知道吗，我突然冒出了一个怪念头。”

他们都往前凑了凑，想听听卡丽的怪念头。

“不行，我还是不能说。”卡丽说，她高兴地看到自己引起了这么大的兴趣，“我真的不能说，就算我知道谁都不会往外传。”

“卡丽！”赫伯特说，“你知道我们说好了的，要是说话只想说一半，那就干脆别开口。”

“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呢。”卡丽说，她依旧不情愿开口。

“当然了，要是你实在不想……”赫伯特说。

“好吧，既然你非知道不可。”卡丽说，“我是这么想的。我们谁都不知道母亲和这个老头子——这个老菲茨乔治——有什么交情。她从来没向我们任何一个提起过他。现在我们知道，母亲原来是在印度认识他的——就在凯出生的那段时间——兴许更早。而且他一直很关心凯。后来他死了，把全部财产都留给了母亲——没有留给凯，这倒是真的。不过母亲完全有理由全都留给凯。兴许他从始至终就是想留给凯，只不过要绕着圈子给。谁知道呢，这说不定就是为了掩人耳目。那种行事古怪的老头儿，你们知道，最怕丑事外扬了。”

“因为……”赫伯特说。

“没错。因为。”

“哦，不可能，不可能！”伊迪丝说，“这太恶劣了，卡丽，太不像话了。母亲爱父亲，她绝不会对他不忠。”

“亲爱的伊迪丝啊！”卡丽说，“你太天真了！凡事非黑即白。”她已然后悔了，不该当着伊迪丝的面说这些话，因为她可能会找母亲打自己的小报告，而她现在理所当然地希望和母亲保持融洽的关系。

伊迪丝愤愤地离开了，留下来的是团结的一家人。大家挪了挪椅子，凑得更近了。

“再之后，”卡丽接着说了下去，“一个年轻人上门了——这个人极其惹人讨厌。他姓福尔贾姆，是什么博物馆的。热努对他真是太没礼貌了。我猜他不只是报了名字，还递了名片；总而言之，她称呼对方是‘疯蛤蟆’先生。我怀疑她是故意的。不过我很快就发现他活该。很明显，他还有他那家博物馆对可怜的母亲继承的遗产有所图谋。他装模作样地说，要是母亲腾不出地方，可以把藏品存放在他们博物馆。母亲总算明智了一次，她不置可否。她说她还没想好该怎么办。她看着福尔贾姆，好像看着空气。然后，当然了，热努又像往常一样闯了进来，问母亲晚餐想吃炸肉排还是整鸡。她说整鸡不太划算，不过第二天可以接着吃。母亲一年最少有八万镑呢！”

拉维妮娅呻吟了一声。

“不过母亲对那个年轻人也不肯多说，和对我一样。”卡丽接着说，“我反复向她保证，我就是想帮忙——你们都是了解我的，知道我说的都是实话——但她看我的眼神也是心不在焉，和看福尔贾姆一样。她好像从始至终都在想别的事。兴许是什么伤感的回忆吧。”卡丽恶狠狠地说了一句，“后来热努又进来说鸡肉快熟了，再放就老了，她竟然都没留我吃饭。最后我只好和福尔贾姆一起离开了，不用说，我还得用车送他一程。他告诉我说，存款之外，光是收藏品估计就值几百万。”

“可怜的父亲啊。”赫伯特感叹说，“我第一次感到庆幸，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是啊，这真是莫大的安慰。”卡丽应和说，“可怜的父亲。他从来不知道。”

他们默默地消化着这个令人欣慰的事实。

“但是，”一贯讲求实际的威廉又说，“母亲会怎么处理那些东西——那么多钱？一年八万镑！还有要变现的两百万镑艺术品！要是都卖掉，母亲一年就有十六万了——还不止，要是按百分之五的利率投资。这些很容易就能做到。”他不由得提高了嗓门，每次一谈到钱都是这样：“母亲的事，谁也说不准。瞧瞧她对珠宝那副无所谓的态度吧。她好像根本不懂什么是价值，什么是责任。说不定她会把全部收藏都捐给国家呢。”

斯莱恩夫人一家大惊失色。

“你不会真这么觉得吧，威廉？她肯定会为自己的孩子着想的吧？”

“我确实这么觉得。”威廉越说越气，“母亲就像个小孩，能把红宝石当成石头。她从来不长记性，一辈子过得浑浑噩噩。你们都知道，我们对这事总是心照不宣，母亲和别人不太一样。一个人不愿意这么说自己的母亲，但到了这个节骨眼，也就顾不上什么含蓄委婉了。她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突发奇想，咱们只有干着急的份儿。可我们无能为力啊，无能为力！”

“胡说，威廉。”卡丽说，她觉得威廉夸大其词，“母亲一向通情达理。”

“包括她搬去汉普斯特德的时候？”威廉闷闷不乐地说，“我不同意，在母亲这个年纪还要自立门户的人可不能算通情达理。还有她分珠宝的时候，简直荒唐。”他看向了梅布尔，对方紧张地撩起一段蕾丝，想遮住脖子上的珍珠：“不，卡丽。母亲这个人从来不脚踏实地。咕咕云谷[咕咕云谷（Cloud-cuckoo-land），出自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的《鸟》，指代脱离实际的幻境。]——那才是母亲的故乡。而且很不幸，她又遇到了一个同乡：菲茨乔治先生。”

“那巴克陀特呢？”卡丽问。

“可不是？”威廉说，“巴克陀特说不定会哄骗她把全部财产都留给自己。可怜的母亲啊——太单纯，太轻信了。活脱脱的猎物。怎么办才好啊？”

与此同时，巴克陀特先生拜访了斯莱恩夫人，对她这份突如其来的责任表示同情。

“看吧，巴克陀特先生。”斯莱恩夫人看上去一副病容，心事重重的，“菲茨乔治先生肯定没想清楚要做什么。他想让我拥有他那些美好的东西——这我明白。但他觉得我拿这么多钱能干什么呢？我的收入足够我用的了。我以前认识一个百万富翁，巴克陀特先生，他过得比谁都不快乐。他时时担心有人要谋害他，所以走到哪儿都带着一群侦探。他们就像墙缝里的老鼠。他不肯交朋友，因为他总觉得别人都另有企图。吃饭的时候，他总担心坐在他旁边的人末了会请他捐款给某个自己情有独钟的慈善机构。大多数人都不喜欢他。我倒是非常喜欢他。巴克陀特先生，我见过很多人，他们因为察觉别人另有企图，所以谁都信不过，而我不想陷入同样的境地。菲茨乔治先生竟然把我置于这种境地，真是太荒谬了。我觉得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在世人眼中，斯莱恩夫人，”巴克陀特先生说，“菲茨乔治先生给了你莫大的恩惠。”

“我明白，我明白。”斯莱恩夫人忧心忡忡，又不想显得不知好歹。

她在想，在她漫长的一生中，总有人给她各种恩惠，她并不觊觎的恩惠。先是亨利让她成了总督夫人，后来又成了首相府的女主人，如今是菲茨乔治把金子和艺术珍品塞进了她平静的生活。

“我从来都不想要什么，巴克陀特先生。”她说，“只想置身事外。这件事看来也是世所不容！就算到了八十八岁也不行。”

“再小的行星，”巴克陀特先生语带机锋，“也不得不绕着太阳转。”

“这话的意思，”斯莱恩夫人问，“是说我们所有人，不管愿不愿意，都必须绕着名利财富转吗？我以为菲茨乔治先生早就看透了。难道你不明白吗？”她无可奈何地向巴克陀特先生求援：“我以为我终于摆脱了这些东西，可现在菲茨乔治先生，偏偏是他，却又让我再次深陷其中。我该怎么办，巴克陀特先生？我该怎么办？我知道菲茨乔治先生收集了很多精美的东西，但我对这些一无所知。我一向更喜欢造物的作品，而不是人类的作品。我总觉得，造物的作品是分文不取地供人欣赏，不管你是百万富翁还是穷光蛋，可人类的杰作是专门留给百万富翁的。除非说，人的作品对于创作者就足够了，不需要旁人欣赏，那么，日后不管是被什么样的百万富翁买下来，也都无关紧要。菲茨乔治先生呢，”她补充说，“买下那些作品，并不是因为其中的价值。他是一个有品位的艺术家。再说了，他是个吝啬鬼。他不但不按艺术品的市价付钱，反而喜欢发掘那些低于市价的艺术品。这样一来，他就觉得自己得到的是造物的作品，而不是人类的作品，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我完全明白你的意思。”巴克陀特先生说。

“理解我的人少之又少。”斯莱恩夫人说，“你让我觉得，你同情我的处境，这样的人少之又少。这些值钱的东西我全都不想要，尽管它们可能很美。想到我的壁炉架上摆着一只切利尼[切利尼（Benvenuto Cellini，1500-1571），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雕塑家、金匠。]陶像，我就忍不住担心，因为热努哪天早饭前掸灰的时候一定会把它打碎的。不，巴克陀特先生，如果我想欣赏什么，我宁愿走去荒野，去欣赏康斯太布尔笔下的树。”

“相比拥有一幅康斯太布尔的真迹？”巴克陀特先生精明地问，“据我所知，菲茨乔治先生的收藏中有一幅康斯太布尔的汉普斯特德荒野，非常精美。”

“好吧，”斯莱恩夫人放松下来，“那幅画我也许可以留着。”

“至于剩下的，斯莱恩夫人，”巴克陀特先生说，“除了几件你可能出于个人原因愿意留下的作品，你打算怎么处理？”

“捐出去吧。”斯莱恩夫人疲惫地说，她并不起劲，“捐给国家吧。钱捐给医院。这也是菲茨乔治先生最初的意愿。都从我这儿拿走吧。从我这儿拿走就好！况且，”她语气一转，巴克陀特先生对此已经习惯了，“想想看，这么一来我的子女可要气坏了！”

斯莱恩夫人对子女们的这出恶作剧，他完全理解其中的巧妙。恶作剧，巴克陀特先生大体上是不屑的，他觉得幼稚可笑，不过这样一个恶作剧刚好触动了他的幽默感。虽然他从没见过斯莱恩夫人的子女，不过对他们的为人猜得八九不离十。

“不过在你死后，”巴克陀特先生一贯直话直说，“你的讣告上会说你是一个心系公众的无私捐赠人。”

“我又看不到。”斯莱恩夫人说，斯莱恩勋爵的讣告让她明白，世人总会有各种各样的误解。[薇塔的母亲维多利亚获得了英国艺术史学家、收藏家约翰·默里·斯科特（Sir John Murray Scott，1847-1912）遗赠的巴黎房产以及收藏品，但和斯莱恩夫人不同，维多利亚除了保留几件纪念品，很快将这笔遗产全部变卖。]

巴克陀特先生离开的时候，由衷地担心这位老朋友的不知所措。他从没想过，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斯莱恩夫人为此伤神不可理喻。他很自然地接受了斯莱恩夫人不认同世俗价值观这一点，因此在他看来，她当然反感别人不断地把这样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她。而且他如今知道了她早年的抱负，知道她的想法和她实际的生活完全背道而驰。巴克陀特先生对很多事情的想法都很简单——大多数人都觉得他有点儿疯疯癫癫——但他也有自己直来直去、不带偏见的智慧：他知道，标准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做出改变，指望情况去适应既有的标准，虽然稀松平常，却是痴心妄想。所以在他看来，斯莱恩夫人遭遇人生挫折是值得同情的，就如同一个运动员不幸瘫痪。毫无疑问，巴克陀特先生的观点异乎寻常，不过自己的逻辑滴水不漏，他对此从不怀疑。

倒是热努，听到斯莱恩夫人的打算之后，她大惊失色。她的法国灵魂震惊不已。这几天来，她一直喜滋滋的，为了庆祝这笔突如其来、难以置信的财富，她特意多买了几条鱼给猫咪。对于斯莱恩夫人获得的遗产——她在报纸上读到了数字，还点着手指头数过零，不敢相信地算了好几遍——她的想法莫名地复杂：她清楚一百万是多少，两百万是多少，但落到实际怎么花，她唯一的打算就是以后可以壮着胆子向斯莱恩夫人要求每星期让清洁女佣来三次，而不是两次。迄今为止，为了节省开支，即使风湿让她的关节比往常还要僵硬，她也不肯偷懒。她只是又多加了一层牛皮纸，多穿了一条衬裙，然后照常干活，盼着疼痛能有所缓解。她知道夫人并不富有，她宁愿自己吃苦，也不愿增加夫人的开销。但这天晚上，她进去收拾盘子，斯莱恩夫人随口说了自己的打算，她对未来奢侈生活的所有遐想都化为乌有。“不是吧，夫人！”她惊呼起来，“我还以为我们终于又能过上好日子了！”热努确实绝望了。还有，她本来还很欣喜地看到斯莱恩夫人再次成了公众焦点。日报和插图周报都大肆刊登斯莱恩夫人的照片，照片都很有年头了，这是不假，因为他们找不到最近的照片；照片上的斯莱恩夫人坐在棕榈树下，身份是总督夫人、大使夫人，风华正茂，珠光宝气，穿着晚礼服，精心梳理的头发上戴着小冠冕；不知怎么显得格外老气；手里拿着一本书，但她没在看书；几个孩子围在身边，赫伯特穿着水手服，卡丽穿着公主裙——热努记忆犹新！——他们亲昵地依偎在母亲肩头，望着她怀里的婴儿——是查尔斯还是威廉来着？——甚至有一家报社，因为知道现在没办法拍到斯莱恩夫人的照片，于是干脆灵机一动，登出了她七十年前的婚纱照。与之呼应的照片里，斯莱恩勋爵身着马裤，手持来复枪，脚下踩着一头老虎。这些东西斯莱恩夫人莫名其妙地不喜欢，但热努觉得理该如此。她说，她不能对夫人发号施令，但夫人有没有考虑过自己的身份以及相应的待遇？夫人习惯有那么多副官、那么多仆人——“虽然都是些黑人”——那么多勤务兵，随时准备送信传话。“那时候，夫人起码被伺候得很周到。”热努正绝望着，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她猛地弯下腰，来来回回地拍着大腿，“哎呀，老天，夫人，这下夏洛特小姐要高兴了！还有威廉少爷，没戏了！啊，这个玩笑可太妙啦。”

如今菲茨乔治先生不在了，斯莱恩夫人觉得孤孤单单的。她把宝贵的礼物捐赠给国家，引得举国兴奋，以及子女们狂怒，这些都没有给她太大的触动。她不准热努往家里拿报纸，除非新闻头条缩减成了一段报道；子女她也一律不见，除非他们答应对这件事绝口不提，就当作从没发生过。卡丽写了一封仔细斟酌、义正词严的信。她说，这个触目惊心的伤口要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能愈合，那时她才能遵守母亲这个闭口不提的条件，在此之前，她信不过自己。等她的心情平复一些之后她会再写信的。在此期间，斯莱恩夫人显然必须为自己颜面尽失而作出反省。

虽然她对这番话无动于衷，并且多亏了凯和巴克陀特先生，除在几份文件上签名外，当局没有给她添什么麻烦，但她如今觉得身心疲惫，失魂落魄。她和菲茨乔治的友谊古怪而又美好——这应该是她最后一段古怪而又美好的经历了。她已经别无所求。她所求的只有得到安宁，抛却烦恼。

她时不时会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家人的报道。卡丽为一个集市剪彩。卡丽的孙女参加了一场慈善午场演出。查尔斯终于有一封信在《泰晤士报》上登出来了。理查德，也就是赫伯特的长孙，在一场业余障碍赛马中夺冠。理查德的妹妹黛博拉和门当户对的某公爵长子订了婚。赫伯特自己在上议院发表了演讲。据传下一个空出来的总督职位会授予赫伯特。他已然在新年授勋仪式上领了圣米迦勒及圣乔治勋章……斯莱恩夫人隔着岁月的长河思索着这些微小而遥远的事件，并唤起了一些回响，和从前的经历交织在一起。“多么可厌、陈腐、乏味而无聊！”[出自《哈姆雷特》第一幕第二场，朱生豪译。]她一边自言自语，一边拄着拐杖、扶着栏杆小心翼翼地下楼，同时纳闷一个人在生命的尽头为什么还要费神去读莎士比亚以外的东西；说到这儿，在生命的起点也是如此，因为莎翁似乎既懂得朝气蓬勃，也懂得成熟老练。不过，也许只有到了成熟的年纪，一个人才能充分领会他的深意吧。

她看着这群人，她的骨肉，看到他们有的处于职业生涯中期，有的刚刚踏上人生之路。年轻的黛博拉，她猜想，会为订婚感到幸福吧，年轻的理查德骑马驰骋时也一定感到意气风发。想到这两个年轻人，她慈爱地笑了。可等他们热情洋溢的青春渐渐冷却，他们的心就会硬起来；他们会变得老于世故，自私自利，年轻的豪爽会被中年的谨慎所取代。他们不必战斗，不必经历灵魂的挣扎，只需按照为他们准备好的模子凝固成型。斯莱恩夫人忍不住叹了口气，因为他们存在于世是她的责任，尽管是间接的责任。子孙后代的长蛇疲惫地从她身边蜿蜒而去。她心中烦闷，只盼望得到解脱。

不过，她还是做了一件莫名其妙的事。做完之后——她写好信，贴上邮票，让热努去寄信——再回想自己的所作所为，她觉得自己一定是精神恍惚之下才做的。她说不清是什么冲动怂恿着她，是什么奇怪的欲望拉扯着她，让她重新拾起了自己已经摒弃的生活。也许她的孤独已经超过了人类的勇气所能承受的范围，也许她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坚强。只有坚不可摧的灵魂才能忍受这样的孤独。无论如何，她给一家剪报社写了一封信，要求提供和她一家有关的所有消息。她心里清楚，自己只想看到曾孙辈的消息。她并不关心卡丽、赫伯特、查尔斯和威廉发生了什么；他们所选择的路和未来还会走下去的路一目了然，没有意外，没有喜悦。但即使在精神恍惚之下，她也不敢向霍尔本的那家机构暴露自己：她把自己的真实愿望掩藏在一笔阔绰的订单之下。不过，等绿色的小包裹陆续寄来时，关于她子女的内容通通直接进了废纸篓，而关于曾孙辈的报道则被斯莱恩夫人小心翼翼地贴在了从街角文具店买来的剪贴簿里。

每天晚上，她就借着粉红色的灯光从事这份消遣，并获得了非同寻常的乐趣。因为发现每星期顶多只能收到两三次新包裹，所以每天晚上，她会把那些不多的存货省着用，每天只允许自己粘上一部分剪报，总要给第二天剩下一两张。好在曾孙辈里有两个已经成年，活动五花八门。他们其实都是风头正劲的年轻翘楚，在随笔专栏里自有新闻价值。斯莱恩夫人由此度过了很多愉快的时光，她从只言片语中想象他们的性格和爱好，这些印象依据自己以前对他们的了解逐渐巩固；孩子们对曾祖母的这项娱乐活动一无所知，而他们的不知情大大增加了斯莱恩夫人半是顽皮、半是感伤的乐趣，因为乐趣对她来说完全是一件私事，一个秘密的玩笑，浓烈、馥郁，又像栀子花一样，花瓣一碰就败了。只有热努知道她每天晚上在忙什么，不过热努不会打扰她，因为她就像是斯莱恩夫人的一部分，和她的靴子、她的热水袋、清爽端庄地在火炉前蜷成一团的猫咪约翰一样。热努其实和斯莱恩夫人一样，也关心霍兰家的年轻人，不过她的角度不同。她很快就猜到了斯莱恩夫人的心意，也乐意接受她重新燃起的兴趣，每次收到绿色的包裹，就小跑着送进来：“喏，夫人，送来了！”她还满怀期待地站在一旁，等着斯莱恩夫人拆开包裹，看到剪报赫然出现在眼前。天知道，那一段段文字都琐碎无益。地铁站的寻宝游戏；舞会；宴会；有时候有一张照片，理查德穿着马裤，黛博拉打扮成苏格兰的玛丽女王参加化装舞会。琐碎无益，但是年轻，又无伤大雅。斯莱恩夫人翻阅着这些剪报，谁又能剖析她的感受呢？热努倒是欣喜若狂地双手一拍。“啊，夫人，理查德少爷可真俊呢！啊，夫人，她可真好看啊！”她说的是黛博拉。斯莱恩夫人会心一笑，她很高兴听到热努的赞美。她毕竟是个老太太了，小事就足以让她高兴。“是啊。”她看着照片上的理查德，他满身泥泞，一只胳膊下夹着银色的奖杯，另一只胳膊下夹着马鞭，“他是个仪表堂堂的年轻人——还不赖！”“还不赖！”热努愤愤不平地嚷嚷，“他棒极了，像神一样；那么优雅，那么时髦。那些年轻姑娘都会为他神魂颠倒的。而且要是他继承了曾祖父的衣钵，”热努补充道，她很看重世俗的声望，“他会当上总督、首相，天知道还有什么；夫人等着瞧吧。”热努从来没有察觉斯莱恩夫人对这些东西不以为意。“不，热努，”斯莱恩夫人说，“我看不到了。”

她只会看到他们美好又傻气的青春，而且是隔着这种奇怪的距离。谢天谢地，她看不到他们长成更加傻气的成年人，甚至失去了这种轻狂、愚蠢但赏心悦目的特质后的样子。“仙女和牧羊人，走吧。”[巴洛克时期的英国作曲家亨利·普赛尔（Henry Purcell，约1659-1695）谱曲的作品，歌词出自托马斯·沙德韦尔（Thomas Shadwell，约1642-1692）的戏剧《浪荡公子》（The Libertine，1676）。]她望着相中人浓密的头发，苗条而灵活的四肢，喃喃自语。“啊，热努，”她说，“年轻真好。”

那可不一定，热努明智地说，那要看年轻时候过得怎么样。如果是穷人家的第十二个孩子，被送到普瓦捷附近的农民家生活，睡在谷仓的稻草上，再也见不到父母，每天早上五点钟就要起来，无论冬夏，活儿没干好就要挨打，知道自己的兄弟姐妹长成了陌生人——那就不好了。热努跟了斯莱恩夫人快七十年了，可她从没听过这些内情。她好奇地转身望着热努：“热努，你再次见到兄弟姐妹的时候，觉得很生疏吗？”

一点儿也不生疏，热努说，血浓于水嘛。家人就是家人。十六岁那年，她走进了巴黎的一间小公寓，仿佛她理所当然地属于那里。普瓦捷附近的农场消失了，她再也没有想起过，尽管她比谁都清楚散养的母鸡在哪里下蛋。她径直走进了兄弟姐妹们的生活，并且在那里落了脚，就好像她从没离开过。她和一个姐姐起了点儿冲突，姐姐生了一对双胞胎，而她的另一个孩子得了白喉死了没几天。热努说，大家本来打算瞒着她，可她不知怎么就猜到了，她猛地从床上跳下来，穿着睡衣跑到了墓地，扑倒在坟前。家里让热努去劝姐姐回来，她也并不觉得让她这个年纪的姑娘去做这件事有什么奇怪。事出无奈，她母亲要留在家里照顾双胞胎。不过，和家人的团聚只是短暂的插曲。她父亲已经在佣工登记处给她报了名，接着她就得知自己要横渡英吉利海峡前往英国，去伺候夫人了。

斯莱恩夫人听着这段简单而富有哲理的故事，心里有些动容。她责怪自己以前从没问过热努这些事。这么多年里，她一直把热努视为理所当然，没想到她那忠厚的胸膛里却深藏着这么丰富的经历。从睡在普瓦捷附近农场的稻草上、动辄挨打，到富丽堂皇的政府大楼和总督府，这样的转变一定很奇妙……相比之下，她曾孙们的经历显得当真肤浅；她自己的经历显得单薄而讲究，和现实完全脱节。她为自己无法实现抱负而耿耿于怀，但从来不需要劝说痛不欲生的姐姐从新坟前离开。她看着热努站在一旁从容地讲述这些辛酸的往事，不禁要想，究竟哪种痛苦更深：是现实中参差不齐的伤口，还是想象中看不见的精神挫折？

从那以后，热努就再也没有自己的生活了，斯莱恩夫人心想。她的生活就是伺候主人，自我被淹没了。斯莱恩夫人突然骂自己是个自私自利的老太婆。然而，她转念一想，她也奉献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亨利。她不必为自己最后的贪恋忧郁而过分自责。

她的思绪回到了热努身上。霍兰一家取代了热努自己的家人，消耗了热努全部的骄傲、抱负和势利。她记得亨利获得贵族爵位的时候，热努是那么兴高采烈。她对每个孩子都视如己出，要不是为了忠心耿耿地保护斯莱恩夫人，她对霍兰家的孩子们绝没有一句怨言。如今热努把兴趣转移到了重孙辈身上，即便他们再也没来过家里，也毫无影响。斯莱恩夫人不肯让黛博拉和理查德上门的时候，她的一颗忠心一时碎成了两半。不过听到斯莱恩夫人解释说，年轻人太活泼，会让一个老妇人疲倦，她马上又转变了想法：“当然了，夫人，年轻人真是让人疲倦。”

不过，她高兴地看到家族荣誉感恰如其分地复苏了，绿色包裹和剪贴簿就是象征。她的乡下人智慧中深深地刻着延续后代的本能。她自己没有做母亲，于是可怜巴巴地从她所崇拜的斯莱恩夫人身上获得了间接的满足。“我很高兴，”她眼泪汪汪地说，“看到夫人弄她的胶水瓶子。”有一次，她把猫咪约翰抱起来，看《闲谈者》杂志上理查德的全页照片：“瞧啊，我的小宝贝，一个英俊的小伙儿。”约翰挣扎起来，不肯看。她失望地把猫放下了：“真好笑，夫人。动物虽然聪明，缺从来看不懂照片。”

这些天来，斯莱恩夫人很少按常理行事。不过，她倒是好奇起来，年轻一辈对她放弃菲茨乔治的财产是怎么想的？他们应该愤愤不平吧；他们会痛骂曾祖母，因为她夺走了本该留给他们的财产。他们当然不会理解她是出于浪漫的动机。尽管她不必道歉，不过也许欠他们一个解释？可她该怎么联系他们呢，尤其是现在？每次她把笔伸向墨水，自尊心就按住了她的手腕。说到底，她对他们的所作所为，凡是一个理智的人都会觉得反常极了；她先是不肯见他们，之后又断送了他们本可轻松获得大笔财富的可能。在他们看来，她就是利己主义和不近人情的化身。斯莱恩夫人苦恼不已，但她又知道自己的决定是基于信念。菲茨乔治本人不也曾经责备她违背了良心吗？突然，她灵光一闪，明白了菲茨乔治为什么用这笔财富来诱惑她：他诱惑她，就是为了让她有勇气拒绝这笔财富。他留给她的与其说是一笔财富，不如说是一个忠于自己的机会。斯莱恩夫人弯下腰，抚摸着她通常不太喜欢的猫。“约翰，”她说，“约翰——真幸运，我做了他希望的选择，虽然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他希望的是什么。”

想通了这件事之后，她很快乐，尽管她对年轻晚辈的疑虑仍让她忧心忡忡。说来奇怪，如今她为自己的决定做出了满意的解释，对晚辈却越发良心不安起来，就好像她在为自我放纵的奢侈举动而自责。也许她决定得太仓促了？也许她对孩子们不公平？也许一个人不应该因为自己的想法而要求别人做出牺牲？她完全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决定的，她必须承认，其中还夹杂着惹恼卡丽、赫伯特、查尔斯和威廉的痛快。在她看来，个人拥有这么多的财产、这么夸张的财富是不对的，因此她急着把这两样东西都处理掉，把珍宝捐给公众，把钱捐给受苦受难的穷人；道理虽然简单，却很尖刻。按照这样一个说法，她相信自己并没有做错；但换个角度来看，她难道不应该为子孙后代着想吗？这个问题太微妙，她一个人决定不了；她向巴克陀特先生倾诉了烦恼，但对方没有给她带来任何帮助，因为他不仅完全赞同她的第一直觉，而且鉴于世界末日即将来临，他认为这两种选择区别不大。“亲爱的夫人，”他说，“等你的切利尼、你的普桑[普桑（Nicolas Poussin，1594-1665），法国古典主义绘画的奠基人。]，还有你的子孙后代一同化作星尘，你的良心问题就没那么重要了。”这是真话，只是帮不上忙。天文学的真理尽管可以丰富想象力，对眼前的问题却没什么帮助。她仍旧苦恼地望着他，就在这一刻，她突然冒出一个念头：亨利扬起眉毛会说些什么？她于是更加苦恼了。

“黛博拉·霍兰小姐。”热努一边通报一边推开门。她开门的模样让人觉得她在模仿驻巴黎使馆的大管家。

斯莱恩夫人慌忙站起身来，丝绸和蕾丝再次轻柔地窸窣作响。她织的东西掉在了地上，她弯腰去捡却没能捡起来；她脑子里一团乱，不知怎么应对和曾孙女、巴克陀特先生的这次猝不及防的见面。情况太复杂了，她一时半会儿想不出如何应付妥当。她一向不善于处理需要随机应变的情况；她想到自己刚才正和巴克陀特先生谈起自己的曾孙辈——赫伯特的孙女——一个活生生的议论对象就这么突然出现在眼前，这种情况确实非常考验随机应变的能力。“亲爱的黛博拉！”斯莱恩夫人说，她慈爱地急忙迎上去，慌乱间把织的东西掉在了地上，打算捡起来，试了一下又放弃了，最后总算在黛博拉的脸上亲了一下。

斯莱恩夫人更加困惑了，因为自从她搬出榆园花园后，黛博拉是第一个来汉普斯特德的房子看望她的年轻人。除了菲茨乔治先生、巴克陀特先生和戈谢伦先生，汉普斯特德的房子没有给别人开过门——当然了，有时候要给斯莱恩夫人自己的子女开门，虽然他们并不受欢迎，但好歹年事已高。来敲门的黛博拉是青春的化身。她模样很美，头戴一顶毛皮帽，漂亮优雅，和斯莱恩夫人在报纸社交专栏的照片中看到的姑娘一模一样。斯莱恩夫人上一次见到她还是一年前，她已经从女学生长成了年轻的女士。对于她长成年轻女士后在上流社会的活动，斯莱恩夫人掌握了充分的讯息。想到这里，她顿时想起剪贴簿就摆在桌子的台灯下面；她松开黛博拉的手，急忙把剪贴簿挪到了暗处，就好像那是一只脏茶杯。她把吸墨纸盖在了上面。总算有惊无险，出乎预料的惊险；不过这下她放心了。她走回来，把黛博拉正式介绍给巴克陀特先生。

巴克陀特先生很识趣地差不多立刻就告辞了。以斯莱恩夫人对他的了解，本来她还担心他一开口就要谈起最重要的话题，还要提到她最近这个异于常人的做法，弄得姑娘和她自己都尴尬。然而，巴克陀特先生表现得出乎意料，显得精通世故。他聊起春天要来了——伦敦街头又摆出了放花儿的推车——银莲花在水里能摆好多天，特别是要修剪花茎——乡间的一簇簇雪花莲都开了，一簇簇报春花很快也要开了——还有科芬园。但对于宇宙毁灭或是黛博拉·霍兰的曾祖母的正确决定，他只字未提。他只有一次有些失态，他向前倾了倾身子，一根手指按着鼻子说：“黛博拉小姐，你有几分像斯莱恩夫人，我有幸称她是我的朋友。”幸好他没有接着说下去，他又坐了片刻，就不失时机地起身告辞了。斯莱恩夫人心里感激，看他走了又不免沮丧，因为这样一来，就只剩她独自面对一个和自己同名的年轻女子了。

她起初以为她们只会聊一些模棱两可、毫无意义的内容，还害怕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会把她们拉回现实，像杰克的魔豆一样疯长，化成纠缠不清的责备；她想到了各种可能，却唯独没想到黛博拉会坐在她膝前，直接又简单地感谢她的决定。斯莱恩夫人没有回答，女孩儿把脑袋枕在她膝头，她伸手抚摸着。她深受触动，以至于不知道如何回答；她宁愿让那个年轻的声音继续说下去，想象着是自己在说话，她回到了青春岁月，哄骗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个知己，可以倾诉心事。她老了，累了，她心甘情愿地迷失在美好的幻觉中。她听到的是回声吗？抑或是奇迹抹去了岁月的痕迹？难道时间倒回了从前，并且有了变化？她抚弄着黛博拉的头发，发现她留着短发，而不是发卷儿，恍惚以为是自己把最初的逃跑计划付诸实施了。莫非她真的离家出走了？莫非她真的选择了自己的事业，而不是亨利的事业？她现在是不是正坐在地板上，坐在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身边，诉说着她的理由、她的理想、她的信念，坚决而笃定，就像内心有一把火在燃烧？黛博拉真幸运！她心想，她是那么坚定，那么诚实，并且起码有一个人那么理解她；但她说的是哪一个黛博拉，她几乎分不清。

菲茨乔治去世之后，她曾告诉自己说，以后生活中再也不会遇到古怪而又美好的事了，这是一个愚蠢的预言。她自己的生活和曾孙女的生活意外地合二为一，就是一件古怪而又美好的事。菲茨乔治的死让她一下子老了，她这个年纪的人会突然衰老，并且令人心惊。她的头脑也许没那么清楚了，不过还不至于糊涂得察觉不到自己的弱点，于是她说：“接着说吧，宝贝儿，听你说就像是我自己在说。”黛博拉年少自负，没有领会到这句话的含义，而斯莱恩夫人的确是无意间说漏了嘴。她无意向曾孙女敞开心扉；她一只手已经摸到了死亡之门的门闩，所以无意向年轻人讲述自己昔日的困境，让她徒增烦恼；此刻，她只想一心一意地做一个倾听者，做一双耳朵，这就够了，尽管她仍然可能随心所欲地回想抑或忘掉心里的秘密——要知道，斯莱恩夫人一向珍惜私密的乐趣。此刻，这种乐趣尤其私密，尽管不是那么强烈；它有些朦胧，并不强烈，她的感受更加敏锐，又模糊不清，因此她可以一心一意地感受，又不能也不必理性地思考。在垂暮之年，在成熟练达的年纪，她又回到了心绪起伏的青春岁月；她又一次变成了河边摇摆不定的芦苇，变成了奔向大海的小船，却又一次次被吹回风平浪静的河口。青春！青春！她心想；她离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却想象着自己再次面对着种种危险，但这一次，她会更加勇敢，她不允许自己有丝毫妥协，她会坚决而笃定。这个孩子，这个黛博拉，这个自己，这另一个自己，这个自己的写照，就是这么坚决而笃定。她的婚约是个错误，她说；她为了取悦祖父才浑浑噩噩地订了婚。（母亲不受重视，她说，祖母也一样——可怜的梅布尔！）祖父对她寄予厚望，她说；他喜欢想着她有朝一日会成为公爵夫人；但这算得了什么？她说，她自己的想法更重要，她想当音乐家。

听到黛博拉说“音乐家”，斯莱恩夫人吓了一跳，她满以为黛博拉会说“画家”。但结果大同小异，她的失望很快就消散了。女孩儿说的话也是她自己想说的。她并不反对嫁给一个和自己拿着同样的价值标尺的人。如果两个人对一码、一英寸的标准不一致，就不可能相互理解。对祖父和前未婚夫来说，财富和高贵的身份等于一码、两码、一百码，甚至一英里。但对她来说，这两样东西等于一英寸，甚至半英寸。而音乐，以及音乐所代表的一切，是无法用世上的尺度去衡量的。所以她感激曾祖母让自己在世俗市场上的价值一落千丈。“是这样的，”她风趣地说，“在一个星期里，他们都把我当成是女继承人，后来他们发现我根本不是女继承人，这时候我解除婚约就容易多了。”

“你是什么时候解除婚约的？”斯莱恩夫人问，她回想着那些剪报，上面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前天。”

热努送晚报进来了，她正好借机再看看黛博拉。斯莱恩夫人把绿色的小包裹塞到了编织物底下。“我不知道，”她说，“你解除了婚约。”

“我简直如释重负。”黛博拉说着，耸了耸肩膀。她说，她再也不用和那个疯狂的世界打交道了。“曾祖母，”她问，“是世界疯了，还是我疯了？或者说我属于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那种人？我属于那些觉得另一套东西才重要的人？不管怎么样，我为什么要接受别人的想法？我自己的想法同样可能是对的——在我看来是对的。我知道有一两个人同意我的看法，但他们全是和祖父还有卡丽姑奶奶合不来的人。还有一件事——”她顿了一顿。

“接着说。”斯莱恩夫人说，这段语无伦次、茫然无措的剖白让她动容。

“嗯，”黛博拉说，“祖父和卡丽姑奶奶以及他们认可的人之间好像格外团结，就像他们一群人都被浇过水泥，凝固在一起了。可我喜欢的人好像总是散在各处，孤孤单单的——不过他们一走近就能认出彼此。他们好像察觉到了更重要的东西，比祖父和卡丽姑奶奶看重的东西还重要。我还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信仰——要是我打算去当修女而不是音乐家——我想就连祖父也会隐约地明白我的意思。不过这东西不是宗教，但好像本质上又和宗教有些类似。比如说，一个音乐和弦比祈祷更让我满足。”

“接着说。”斯莱恩夫人说。

“还有，”黛博拉说，“在我喜欢的人身上，我发现他们心里有一种坚硬又浓烈的东西，严酷，近乎残忍，像是诚实的果核。就好像他们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忠于他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当然，”黛博拉本分地说，她想起了祖父和卡丽姑奶奶的评价，“我知道，可以这么说，他们是社会上的无用之辈。”她带着孩子般的郑重语气。

“他们自有用处。”斯莱恩夫人说，“他们是酵母。”

“我一直不知道那个字该怎么念，”黛博拉说，“是‘教’还是‘效’。我想你说的是对的，曾祖母。但酵母要很长时间才能起效，而且也只能在志同道合的人中间起效。”

“是啊。”斯莱恩夫人说，“但志同道合的人其实比你想象的要多。他们费尽心机掩藏自己，只有在危急关头才会露出本心。比如说，如果你死之将至——”她想说的其实是如果我死之将至，“我敢说，你会发现你祖父比你（我）想象中更懂你（我）。”

“那不过是多愁善感而已。”黛博拉坚定地说，“自然，每个人面对死亡都会错愕，祖父和卡丽姑奶奶也不例外——死亡会让他们想起宁可视而不见的那些事。我说的我喜欢的人，并不会病态地沉浸在死亡的想法中，而是从始至终都记得生命中什么东西对他们最重要。毕竟，死亡只是意外事件，生命也是意外事件。我所说的东西超越了生死，而且这好像和祖父还有卡丽姑奶奶认为我应该过的生活不能兼得。错的是我，还是他们？”

斯莱恩夫人觉察到，这是惹恼赫伯特和卡丽的最后一个机会。就让他们骂她是个坏老太婆吧！她知道自己不是这样的人。这孩子是个艺术家，必须让她自由地追求自我。大把的人可以按照世间的意愿行事，赚取并享受世间的回报，同时忍受世间的恶意，再以牙还牙；黛博拉属于一个难得一见的小群体，他们志同道合，不在乎金灿灿的诱惑，应该任他们默默无闻又一腔热忱地自由追求理想。从长远来看，古怪的混乱终将沉淀为秩序，当今天成为历史，诗人和先知[黛博拉（Deborah）在《旧约》中通常被译为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总比征服者更为人敬仰。基督也是他们的一员。

她无法判断黛博拉的才华，但这不是重点。有所成就固然好，但精神更宝贵。以成就论英雄，就是对世俗价值的妥协，是背离了斯莱恩夫人及其志同道合之人所认可的严谨、客观又苛刻的标准。然而话到嘴边，却和她的想法毫无关系。她回答说：“天哪，要是我没有把那笔财产捐出去，就可以让你经济独立了。”

黛博拉笑了。她想要的是建议，她说，不是钱。斯莱恩夫人很清楚，她其实也并不想要建议，她只是希望自己的决心能得到鼓励和支持。很好，既然她想要的是认可，那么就让她如愿吧。“当然你是对的，亲爱的。”她轻声说。

她们又说了一会儿话，黛博拉感到自己裹在平静和同情中，察觉曾祖母有点儿走神，好像陷入了思绪的迷宫，而黛博拉对她的心事毫无头绪。在斯莱恩夫人这个年纪，糊涂也是自然的。她一会儿像是在说她自己，随即又清醒过来，笨拙地想要打圆场，让人看了于心不忍，接着振作精神热切地说起女孩儿的未来，而不是遥远的过去某个错误的选择。黛博拉一派心旷神怡，根本顾不上多想那是什么选择。和老妇人的这一刻相聚像音乐一样抚慰着她，像傍晚时分轻轻拨动的琴弦，此时暮色四合，飞蛾在敞开的窗子外乱飞乱撞。她倚在老妇人膝头，像倚着一个支撑、一个后盾，温暖、昏暗还有轻柔和谐的乐声淹没了她，包裹着她。喧闹退去了，嘈杂静止了；她的祖父和卡丽姑奶奶失去了棱角分明的威严，缩成了胡乱比画的小木偶，面孔像羊皮纸一样苍白，手傻乎乎地摆来摆去；其他的价值腾空而起，像大天使一般占据着房间，昂然耸立，展开了翅膀。黛博拉的脑海中浮现出一些莫名的画面，她想起曾经看见一个身着白裙的年轻女子牵着一只白色的波索尔犬穿过南方港口的黑夜。这次和曾祖母身体和心灵的接触——在年纪上相隔那么遥远，在精神上又是那么亲近——让她褪去遮盖，露出自己短暂的人生经历中珍藏的那一小笔宝藏。她发觉自己在想，日后能不能充分地重现这一刻的魔力，将它变成音乐的语言。她渴望将一段经历谱成音乐，甚至超越了她对曾祖母本人的关心；这样的自我主义，她知道曾祖母既不会反感也不会误解。促使她来见曾祖母的冲动是正确的冲动，弥漫四周的音乐就是证明。远远地传来了钢琴的和弦，这些和弦在她祖父和卡丽姑奶奶生活的世界里没有意义，也不存在；但在她曾祖母的世界里则重要且宝贵。她不能打扰曾祖母了，黛博拉想，她突然意识到那个苍老的声音已经不再絮絮诉说，那一刻的魔咒失灵了。曾祖母睡着了。她的下巴垂下来，抵着胸口的蕾丝，那双可爱的手安详地松开着。黛博拉静悄悄地站起身，静悄悄地出了屋子，小心翼翼地关上门，她想象中的和弦渐渐消失了。

一小时之后，热努端着托盘进来，正要宣布“夫人该用餐了”，却突然改口，惊呼一声：“上帝啊——发生了什么——夫人走了。”

“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卡丽说着擦了擦眼泪，父亲去世的时候她并没有眼泪，“这是意料之中的事，巴克陀特先生。但我们都大受打击。可怜的母亲是个非同一般的女人，你也知道——当然了，我想你未必知道，她毕竟只是你的房客。今天早上，《泰晤士报》有个记者说她是‘世所罕见的人物’。我自己也总是这么说：世所罕见的人物。”卡丽忘了自己还说过很多别的话。“有时候有点儿难相处。”她又补充了一句，因为她突然想到了菲茨乔治的财产，心里一阵愤恨，“相当地不切实际，不过不只有实际的东西才有意义，是吧，巴克陀特先生？”《泰晤士报》也是这句话。“我可怜的母亲天性美好。我不能说我总是效仿她的一些做法。她的动机有时候有点儿难以捉摸。异想天开，你知道的，而且——不如这么说吧——缺乏判断力。还有，她固执起来也很厉害。她有时候不听劝告，这很叫人遗憾，因为她是那么不切实际的人。要是她愿意听从我们的意见，我们现在的处境就大不一样了。不过，牛奶洒了，哭也没有用，是吧？”卡丽说着，冲巴克陀特先生露出一个故作坚强的微笑。

巴克陀特先生一声不响。他不喜欢卡丽。他纳闷像他的老朋友那么敏感、那么诚实的人，怎么会有一个这么冷酷、这么虚伪的女儿。他下定决心，绝不会从言谈举止上让卡丽发现，失去斯莱恩夫人让他多么伤心。

“楼下有个人可以量棺材尺寸，如果你需要的话。”他说。

卡丽瞪大了眼睛。看来他们对巴克陀特先生的看法没错：他是个无情无义的老头子，不懂礼貌，对可怜的母亲连一句场面话都懒得说。卡丽自己好歹还复述了那句“世所罕见”的话，算得上大度了。说真的，总的来说，一想起母亲对一家人的戏弄，她自认对母亲的那一小段祭文已经是非常大度的赞美了。她说出这番话的时候觉得理直气壮，并且按照她那套规矩，巴克陀特先生理应客气几句。毫无疑问，他本指望自己能从中捞点儿甜头，所以为计划落空而耿耿于怀。一想到这个老骗子如何狼狈，卡丽不禁大感欣慰。巴克陀特先生就是那种人，总想哄骗毫无戒心的老太太。如今呢，他一心报复，所以不惜安排人来做棺材。

“我哥哥斯莱恩勋爵马上就到，一切都听他安排。”她傲慢地回答。

但是戈谢伦先生已经到了门口。他进门时碰了碰礼帽，至于是冲着床上寂然无声的斯莱恩夫人，还是冲着站在床边的卡丽，就值得怀疑了。兼做殡仪员的戈谢伦先生对死亡早已习以为常；不过，他对斯莱恩夫人的感情远远超过了一个普通的主顾。他决定贡献自己最珍贵的木料做她的棺材盖，以此来表达个人的情感。

“夫人的遗容真是美好。”他对巴克陀特先生说。

两个人都没有理会卡丽。

“一个人活着美好，死后也美好，我总是这么说。”戈谢伦先生又说，“说来奇怪，死亡会展现另一种美。这是我爷爷跟我说的，他也是做这一行的，五十年来，我一直在观察，想看看他说的对不对。他常常说：‘活着的时候美，可能是因为穿得好之类的，但死后的美全靠品格。’喏，你看看夫人吧，巴克陀特先生。这话是真的还是假的？实话告诉你吧，”他推心置腹地补充说，“要是我想打量一个人，我就看着他们，然后想象他们死后是什么样。这么一来总能看出他们的真面目，尤其是当他们不知道你在做什么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夫人的时候，我就说，对，就是她这样；现在我看到的她就是我当时猜想的那样，我还是这么说。不管怎么说，她从来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

“是啊，她就是这样。”巴克陀特先生说，现在戈谢伦先生来了，他也愿意说起斯莱恩夫人了，“而且她也从来不肯向这个世界妥协。她得到了世上最好的东西——全都是她不想要的。她想的是野地里的百合花[出自《新约·马太福音》第六章：“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们想一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是怎么长起来的：它也不劳动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些花中的一朵呢！”]，戈谢伦先生。”

“她的确是这样，巴克陀特先生，我把《圣经》里的许多句子都用在了夫人身上。但是人们能接受《圣经》里的东西，到了日常生活中反而接受不了。他们在自己家里见到的时候领会不到，但听到牧师在讲台上读经又会装作一脸虔诚。”

老天，卡丽心想，这两个老家伙能不能别再像古希腊歌队一样，对着母亲说个没完？她来汉普斯特德之前已经整理好了心情：她要大度，她要宽容——一些感情也确实是发自内心的——但现在她的沉着分崩离析，怒气和怨气逐渐沸腾。这个中介和这个殡仪员，说起话来一派旁若无人、满腹哲理的样子，他们怎么可能了解她母亲？

“也许，”她气呼呼地说，“我母亲的悼词最好留给她的亲人来宣读吧。”

巴克陀特先生和戈谢伦先生一齐严肃地转身望着她。她蓦地觉得他们是旁观的角色；滑稽固然是滑稽，但又是正义的化身。他们的目光揭开了她道貌岸然的面具。她感觉两人在评判自己，戈谢伦先生正按照他那套习惯和标准，想象着她的遗容，他眯起眼睛，好看得清楚些，他让她躺在灵床上，审视着她，而她再也无力招架。那句“世所罕见”烧成了灰烬。巴克陀特先生和戈谢伦先生跟她母亲是一伙的，在这样的联盟面前，什么话都掩盖不了真相。

“在死者面前，”她躲进了最后的成规里，对戈谢伦先生发难，“你起码该摘掉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