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IV》[参见五彩鹿孤独症研究院编著《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IV》，光明日报出版社2022年版。]中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新生儿童孤独症发病率约为1%，孤独症人群超过一千万，其中孤独症儿童有两百万，并以每年近二十万人的速度增长。《中国孤独症及神经发育障碍人群家庭现状、需求及支持资源情况调查报告》则指出，我国虽未进行过全面的流行病学调查，但最新一项针对6～12岁的学龄儿童，涉及总样本数量为142086人的研究显示，孤独症发病率达到0.7%。最新的流行病学调查则显示，孤独症在美国的发病率已达到1/44[参见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2022。]。后者还指出，某些孤独症患者在学习、思考和解决问题方面可能表现出超越常人的某种特定能力，但多数患者却严重落后于常人。与“孤独症患者往往是天才”的民间传闻大相径庭的是，医学估测只有不到10%具有真正异于常人的才能，而大多数孤独症患者都存在各式各样的病理特征。低龄阶段的孤独症患者会进行康复训练，但当他们长大离开机构或者被学校拒之门外后，面临的往往是无处可去的境地。《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中显示，65.4%的家长认为孩子和家庭会受到社会歧视，72.7%的家长担心自己离开人世后孩子的未来。这些长大后的孤独症患者与他们的家庭，似乎成了社会上的“隐形人”。

小安的妹妹出生于2013年。小安爸爸说，他和妻子整整思考了十五年，才下定决心要了二胎，但这本身也冒了风险。孤独症有一定的遗传概率，不过女孩患病率相对较低。所以，当二胎呱呱坠地，医生告知“是个妹妹”时，他这才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与小安出生前第一次做父亲的热切期盼不同，这一次，高龄的妻子怀胎十月，他的心一直紧紧揪着，为了母子平安，为了得到一个健康的老二——帮助他们夫妻俩在未来看顾大儿子。

“对了，这就是我要二胎的原因，希望这个世上除了父母以外，他还有一个靠得上的血脉至亲。”小安爸爸对我说。

我与小安爸爸的对话，在一个喧闹的公共场合。他说这几句话的时候认真地看向我，透过镜片，我能看见他眼睛上笼罩的一层水雾。话语落地的一瞬间，周遭似乎安静下来。

我想到了什么，便小心翼翼地探问：“那这个妹妹岂不是从一出生开始，便注定要帮着父母承担许多本不属于她的责任？”

“是的，我的女儿生来肩膀上就扛着看不见的担子。这的确不公平，但也实属无奈之举，因为今天的种种现实说明，唯有血缘亲情最为可靠。”

在这座城市里，众多孤独症家庭的家长们主动联结在一起，分享各种机会和活动，家长们也逐渐熟悉了相互的孩子。小安是大家公认的“条件好”的孩子，他有着一般孤独症患者难以企及的语言表达能力，而且“写东西不错”。熟悉小安的人认为，他的这般优势遗传自他身为高级知识分子的父母。

有一种看法认为，相当一部分孤独症患儿的父亲或母亲社会地位比较高，高级知识分子占比很高。尽管这种说法已被临床观察推翻——实践证明，孤独症在各种经济条件的家庭中都会出现——但根据“自闭症家园网”提供的在特定范围的幼儿孤独症临床样本，父母属于较高社会阶层的比例确实略微高一些。

与此同时，一些认识小安爸爸的家长认为，这位父亲特别冷静理智，但与其他愿意积极表达的人相比，有些疏离感。他们对此隐隐有些担心。因为在中国，相当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生下的孤独症孩子，被当成家庭的“伤疤”——你的社会地位再高，孩子的缺憾却无从弥补，而孩子是中国社会攀比的重要标尺之一。

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担心。我原本就与小安爸爸熟识，但起先并不知道他有一个患孤独症的孩子。在几年前的一次小型聚会中，他第一次向我们谈及他的儿子，他说长大成人的儿子在特教班经过一系列专业训练后，现在某个图书馆上班。其间有人想问更细致的东西，小安爸爸并没有给予明确回答。如果真是“伤疤”，还是不要轻易去碰触，所以，我没有像约其他家长一样，专门和他找一个地方坐下谈，而是把访谈的地点放在了一个偶然碰面的会议场合。一番对话之后，我发觉有些担心只是猜测，因为一位父亲讲到自己儿子时的那种开心、酸楚或者极其细微的欣慰，无法掺入任何杂质。

小安四岁还不大会说话，六岁被确诊为孤独症。为了更好地照看他，他的母亲辞去了优越的工作，专门带着他四处做干预康复。担心他被人欺负，小安父亲专门托人把孩子送去了军医大学幼儿园，因为那里有更尽职尽责的保育员。为了给他将来融入社会做准备，从小安上初中开始，父亲每天带着他早出晚归，去离家二十公里远的地方接受专业技能培训。再大一些，小安又在某师范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开设的“特教班”学习。在那里，小安与小静成为同学。之后，自身条件不错的小安在图书馆工作过一段时间。共情来源于了解。可惜，大部分的读者并不了解图书馆里那个新来的年轻小伙，更不了解孤独症。他偶尔会自说自话、喃喃自语，引来旁人诧异或者好奇的目光。有人认为这个年轻小伙“有问题”，他的存在与图书馆的安静氛围格格不入。小安爸爸告诉我：“他在图书馆闯了一个小祸，然后离开了那里，后来去了朱佳云的汽车美容店。”

“我家小安真不错，至少生活完全自理。”说到这里，我能看得见一个父亲眼里别样的神采。他患有孤独症的孩子，能够自己乘轻轨去上班，会用电饭煲煮饭，甚至会炒鸡蛋，做一些简单的小菜。“我期待有朝一日社会能够完全接纳我的儿子。但无论如何，他有一个妹妹，于他而言，这是未来一个极重要的保障。”

一位家长做了田野调查，结果显示约有半数孤独症家庭要了二胎。在我的访谈范围里，要二胎的孤独症家庭占比更高。而在之前的访谈中，“只生了一个”的陈丽一再对我说：“我认识很多生二胎的孤独症家长，他们各有想法，但总归还是跟第一个孩子紧密关联。做父母的，不管孩子怎样，不管外面怎么看，他都是父母的心头肉。”

或许，在小安的父母那里，小安不是家庭的“伤疤”，而是一份解不开的牵挂。但“伤疤”在有的家庭里却真实存在着。

这是一位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的大型国企高级工程师，周围的人都叫他黄老师。黄老师除了在工作方面的骄人成就令人称道，还有一个让人称赞的地方——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慈父，是的，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孩子奴”。忙碌不休的他，但凡有一点时间，都要带着自己的儿子出去旅游。家属大院的人都认为，黄老师就这么一个孩子，所以那么上心。据说，孩子九岁开始，暑期就跟着父母去国外“长见识”，十二岁就几乎游遍了全国著名景点。这个男孩非常优秀，“小升初”就有数所名牌中学抢着要，初中是“尖子班”里的前三名，高中又是保送。黄老师的微信朋友圈里，隔三岔五就是儿子获奖或者参加体育活动的照片。大家都说，“遗传基因”在这位大专家这里发挥了重要作用，瞧，他的儿子继承了他全部的优秀因子。直到有一天，黄老师来自外市的哥哥带着一个约莫二十岁的男青年找上门来，要弟弟赶紧带自己的亲生骨肉去大医院看病：男青年腿上长了一个恶疮，在本地医院吃药打针治了三个月都不见好，眼看着情况恶化，被委托的代养者才想到来省城治疗。大院里的人们诧异地看着这个明显异于常人的小伙子，一些被掩盖的真实才慢慢揭开：原来，这个不停怪笑、走路蹦蹦跳跳的大男孩是黄老师和妻子的第一个孩子。当年，黄老师还在一个小型企业工作，因为事业正在迅猛上升期，所以很少有时间看顾出生不久的儿子。但异相早已显现，他看见幼小的婴孩越过了“爬”这个环节，直接坐了起来，内心有点隐隐的不安（巧合的是，据张国华的回忆，小静在婴孩时期也同样越过“爬”直接到“坐”）。那时，黄老师帮忙带娃的老母亲倒是很开心：“这个孩子弄不好是神童呢！”虽然孩子很快就会满地乱跑，但三岁大还没学会说话，注意力似乎永远都不能集中，除了不停用双手捣鼓黄色的橡皮泥，对什么事情都不感兴趣。省城儿童医院的专家初步判定为孤独症。黄老师不能接受这样的诊断结果，带着孩子去了北京，都没能得到不一样的结论。确诊初期，黄老师积极地带着孩子去做康复治疗，直到六岁，孩子没有大的起色——只会几句简单的话，不明来由地傻笑，随时随地做奇怪小动作，几乎不能和旁人有互动……那时，黄老师已经是企业里的“领头羊”，拿了好几个省部级技术创新奖项，在事业趋于成功的同时，孩子却连上幼儿园都被劝退。同事们平素常常聊到自己的孩子，黄老师和妻子从不参与；需要带着孩子参与的朋友聚会，黄老师一家也缺席，就像一块完美肌肤上凸现的伤疤，日常需要用一块布遮掩着。

黄老师调到那家大型国企之前，妻子再度怀孕，他便以“两个孩子照顾不过来”为由，把儿子托付给了老家的母亲和兄嫂，每个月付一笔抚养费，也联系了当地的康复机构和随读学校。到新单位后，他的第二个孩子出生了，周围几乎没人知道黄老师还有一个患孤独症的大儿子。黄老师和妻子每年回一次老家看孩子，每次回去都带着许多衣服和食物。大儿子渐渐成人，但每一次见到父母都嘻嘻笑着，藏在叔父或祖母身后用鬼脸来打招呼。

在黄老师生活的这座城市，家庭的伤疤似乎暂时消失了——体面的父母，带着一个足够耀眼的小孩，周围人认为这个家庭足够美满。直到黄老师哥哥的到来，才重新把这块伤疤赤裸裸地展现出来。

“我承认我有一个孤独症孩子。但我难以接受旁人的指指点点，毕竟人言可畏。我作为一个父亲，自认在物质上没有亏待他，即使他没有长期生活在我身边。我们甚至专门给这个孩子存下一大笔钱。”黄老师对我说。

这时，我想起了张国华向我提过的那位有意隐藏自己孤独症孩子的女名医。

在长达数月的走访中，我耳闻目睹一个又一个与孤独症孩子紧密相关的亲情故事，也从不同家长的言行举止中，看出他们在孩子确诊后以及成长过程中呈现出的不同心态。有的家庭一直不愿接受孩子生病的事实，四处“找捷径”治疗甚至耽误了孩子病情，最终把“再生一个”作为“解脱之道”；有的十分在意社会和他人的看法，长年对外刻意隐藏自己的孩子，甚至家里的长辈、最好的朋友都不知孩子的存在；有的总是心存愧疚——是自己把不健全的孩子带到了这个世界上，自己是“罪人”，所以，时时处处无原则地迁就孩子，让孩子变得更加固执、任性、爱哭闹、发脾气……在我看来，血脉相系，生而有责，任何人都无法替代家长这个独一无二的角色，因为没有人比父母对孩子了解更多、陪伴孩子时间更长。

孤独症家庭里的二孩又是如何看待“天生的责任”或者说自己作为“新的希望”存在？几经周折，我联系到了身在西安的一个男孩，并且得到了他父母的支持。

小朗十五岁，是一个瘦削清秀的初三男生。哥哥小文比他大十岁，七岁时被确诊孤独症，虽然一直接受干预治疗，但情况没有大的改善。小朗的父母都在体制内，一直帮衬的外公外婆也因为小文的状况愁肠百结——孩子是一个家庭的希望，希望都破碎了，还可能再言幸福吗？几番挣扎之后，这个家迎来了小朗的出生。三岁以前，小朗曾经让这个家庭再次陷入恐慌之中。他是男孩，这一性别首先就让家长们格外敏感，稍有问题便往坏处联想。小朗一岁半还不会叫爸爸妈妈，抓拿东西总不大稳，见着一个玩具也是三分钟不到就扔下，仿佛什么东西都不能让他聚精会神，这些表现都让家人忧心，因为小文也曾经这样。命运终究没有如此残酷，儿童医院的专家认为小朗没有大问题。在数月短暂的精细动作训练后，小朗的情况迅速好转，三岁时不仅能流畅地说话，而且能够从一数到一百，能跑能跳，手上动作灵活准确。用他外婆的话来说，这个家呀，小辈的灵气都汇聚到了一个孩子身上。从记事开始，小朗能够清晰地感觉到全家人对他的宠爱和关注。一次，他在放学路上不经意地说文具都旧了，两天后，母亲便带着他到商场里专门挑书包和文具盒，八十岁的外公送来一袋绘画用的彩色铅笔。这样的惊喜，在生活中屡次发生。把他与哥哥小文联系起来，则是在一次次的家庭聚会上，比如团年的时候。小朗还记得，在饭桌上，舅舅煞有介事地夹了一个烤鸡翅膀给他，又夹了一个给哥哥，盯着他说：“你父母现在能干，但一天天也会老，家里的一切往后只能交给你，包括你的哥哥。”正在吃饭的父母闻言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说什么，但是这几句话，小朗都听进去了。那年他刚满十岁。

“在这个家里，我已经习惯这样一件事：哥哥虽然年纪比我大，但实际上他是我弟弟，现在父母照顾他，将来我也会照顾他。”小朗对我说，口气如同成人一般。

“那你以后打算怎么照顾他呀？”我问道。

“我先考个好大学，毕业后先找份工作，再自己开公司挣大钱，有了钱就可以请保姆来照顾我哥。”小朗回答，“到时候，我甚至可以用私人飞机搭我哥出国去玩。”

小朗有时会替哥哥小文抱不平。比如出国旅游，父母和他们的朋友，三四家人凑钱组团出去，而小文则被托给外公、外婆或者舅舅照看几天。小朗对母亲说过：“就把哥哥带出去吧，他一定也想出去玩玩。”母亲回答：“不行，几家人好不容易出去一趟，本来路上要考虑的事情就很多，你哥再出去会给别人添麻烦的。”

长成少年的小朗发现，哥哥偶尔也会朝自己发泄情绪。一次，小文闷坐在客厅沙发上不停地用彩色胶泥搓丸子，这是他从小到大独处时最喜欢做的事。放学回家的小朗像往常那样，热情地给哥哥打招呼。小文抬脸看看，嘟囔一句“弟弟回来了”，然后埋头继续手里的动作。岂料小朗刚转身往书房走，背上便挨了一下。趁着弟弟背对自己，哥哥拿胶泥丸子使劲儿扔过去。“你干吗呀？打得我很疼！”小朗大嚷。“你这个娃儿，没事打人做什么？你往后还得靠着你弟呢！”家里的阿姨闻声从厨房出来瞧，说了小文几句。小文呵呵笑着，像听明白了，又像啥也不懂。

“很多事情我懂的，婆婆。”小航对我说，一脸认真。这个二十四岁的男孩算是能力不错的孤独症患者，现在江苏一家电子厂工作。隔着手机屏幕，他看见我额角在夜间灯光照射下亮晶晶的白发，便直接喊我“婆婆”。旁人告诉我，小航情商高，嘴巴特别甜，一口一个“阿姨”“婆婆”“爷爷”“叔叔”，他说什么事由不得你不答应。

“我爸妈生妹妹是怕我老了会饿死。”小航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地回答了我的问题。

我有些尴尬地重新问了一遍我的问题：“你喜欢你的小妹妹吗？”

“喜欢妹妹。”小航很肯定。

这时我想起那天与张国华聊起“二胎”问题时小静的表现，便小心翼翼地问小航：“那你觉得有妹妹以后，家里……有变化吗？”

“有变化呀，我多了个妹妹……她很喜欢管我，更不自由了。”沉静片刻，小航忽然很得意，“我现在能挣钱了，她还不行，我比她能干。”

以目前的医学水平，孤独症患者只能通过早期干预改善症状，在一定支持下融入社会生活。

根据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确定“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6628个，其中开展孤独症康复服务的有3291个。尽管有近一半机构提供孤独症康复服务，但孤独症患儿的“康复之路”并不好走。

《中国孤独症教育康复行业发展状况报告IV》显示，目前孤独症谱系障碍发病率已居我国各类精神残疾之首。参与编写报告的中国残疾人康复协会孤独症康复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孙梦麟认为，“能诊断出来的都是中重度，很多轻度的孩子没有被发现”。

七岁之前的小龄阶段干预费用高，长时间做干预也未必能达到良好的治疗效果，并且带给家庭的经济负担也比较重。《中国孤独症及神经发育障碍人群家庭现状、需求及支持资源情况调查报告》显示，全国范围内，孤独症儿童家庭每月花费在机构干预上的直接费用平均为6957元，加上可能产生的房租、交通和其他费用，平均每月花费约为9485元，以上费用还不包含家庭正常生活所需的日常开支。参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单靠患儿父母双方收入有所不足，往往还需要依靠家庭积蓄或者长辈的资金支持。从直接干预费用的数据分布来看，71%的家庭每月的直接干预花费少于8000元，21%的家庭每月花费高于1万元，其中有1.54%高于3万元。

按照相关规定，孤独症儿童在残联定点康复机构接受干预训练可以享受国家补贴，不同的省份（直辖市）政策不同。比如，北京市每月补贴3600元，山东等地每月4000元左右，在重庆，未满7周岁的孤独症儿童每月最高补贴3000元，每年最高补贴3万元，其他地区补贴一般在每月1500元上下。但享受补贴也有要求和限制，比如北京地区可享受补贴的孤独症儿童必须为北京户籍，否则只能在民办孤独症康复机构接受干预训练，每月费用在8000—10000元。

有从业者认为：“小龄康复服务机构市场成熟，需求旺盛，竞争也充分，家长都抱着赶紧干预好的希望，所以会不计成本地投入。”是的，父母们都希望孩子能在上小学之前做好行为干预，顺利通过融合教育进入普通学校，或者进入特殊学校接受教育。

然而，经济负担重，心理压力大，生活中时时处处面临艰难的选择，使得孤独症患儿家庭的夫妻关系也面临着重大考验。《中国孤独症家庭需求蓝皮书》提供了一组数据：52.4%的家庭有一人放弃工作；90.2%的妈妈选择放弃工作照顾孩子；29%的家长认为家庭稳定受到影响，68%的家庭生活质量下降；受访家长中再婚的占比82%，离婚的占比16.9%。

关于孤独症家庭父母分工的问题，至少在我连续数月的走访中，发现几乎都是父亲在外工作（有的在本职之外，还做些兼职，比如网约车司机、晚间或周末临时工等），母亲则专门留在孩子身边，带孩子去机构或学校。所以，我接触到的受访者多是与孩子在一块儿的母亲。

一位与孤独症家庭常打交道的社区工作者告诉我：“有的孩子在确诊之后，爸爸很快就消失了。有的爸爸妈妈都消失，直接把孩子扔给老人。”

她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叫小瑜的男孩四岁多被确诊为孤独症，他的父母从此开始了无穷无尽的争吵和互相指责。父亲认为，母亲在孕期任性不忌口，吃了不该吃的东西，孩子才会得“怪病”；母亲则认为，父亲不负责任、自私自利，在她怀着孩子的时候，经常让她怄气、哭泣，所以生下的孩子才会“自闭”。孩子尚小，两家的老人主动上门帮忙，使得尖锐的夫妻矛盾暂时缓和下来。后来，老人因为体力和疾病原因再也帮不了忙，而孩子已经长成了十九岁的大小伙子，没有任何单位接收，也没有事情可干，大部分时间由母亲照管。这些年父亲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天早上，儿子发脾气打翻了一锅稀饭，母亲多年来的积怨终于爆发，她写下“离婚协议书”，然后打电话通知丈夫回来签字。协议书里并没有关于孩子的内容，母亲说她带了这么多年孩子，实在太累，况且孩子已经年满十八岁，她以后也管不了。如今，夫妻俩为了离婚的事僵持着，孩子暂时由社区帮忙照看。

据报道，广东梅州丰顺县人民法院曾审理过一起与孤独症患儿相关的离婚纠纷案件。陈某（女）与李某于2017年结婚生下儿子小楷。共同生活期间，两人常闹离婚。2020年6月，他们将儿子小楷交由李某父母照顾，便分别外出工作。

2021年4月，小楷被诊断为孤独症。2022年4月，陈某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法院了解到夫妻两人自打工后未探望过儿子，均不愿抚养他，最终驳回了两人的离婚诉求。

这则新闻引发很多备受孤独症煎熬的父母共鸣，纷纷留言表达自己的观点：“好心疼孩子，生而不养，枉为人父母！”“能理解，真的很难，但这毕竟是自己的亲骨肉，不能因为这样就不养了吧？”“我女儿是重度自闭症，马上六岁了。生活不能自理，不会说话，无社交，无认知。我和孩子爸爸早没有了感情，但为了孩子，一直坚持就这样过下去！”“我是个单亲妈妈，我儿子就是自闭症（孤独症），无论怎样我都不会放弃他。”也有网友一针见血地指出：“法院不准离婚，事实上也没人照顾孩子。”

有挣扎在痛苦与崩溃边缘的父母表示：“漂亮话谁都会说，当你真正遇到这样的孩子，有很大概率会抑郁暴躁。我儿子就是孤独症，我身边一个朋友都没有。虽然现在他已经正常上学，但是那种压力，真的需要很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以上具有代表性的留言和评论，正是中国千千万万孤独症家庭的真实写照。

一位妈妈讲述了自己艰难而矛盾的心路历程。

孩子三岁半还不会说话、行为刻板，医院判断其疑似孤独症。她当时不肯相信，找了机构测评说是“感统失调”，还有治愈机会，然后开始干预康复。在广州，康复训练机构到处都是，一节课五十分钟，四百多元钱，一个月至少花费六千到一万。训练刚开始还有些效果，之后就不明显了。她重新把孩子带到医院，确诊为孤独症。孩子的特点是几乎所有行为都是机械记忆，非常刻板，自我意识过强，根本不听外界指令。这些特点到了幼儿园彻底暴露出来：别人做早操，他在队伍里乱跑；别人唱歌，他乱叫；别人画画，他发呆。老师的指责、其他家长的抱怨接踵而至，巨大的压力让她感觉窒息。最怕的还是老师要求退学。

家里为了这个孩子常常吵得天翻地覆。老人们说她就是瞎操心，孩子只是开窍晚，“我觉得他没什么问题。你看，电视遥控器他比你还会用”。

她说：“别人的孩子已经在报兴趣班了，咱们的孩子一点儿小事都学不会。别人的孩子学算术，咱们的孩子连1、2、3、4都弄不清，你们能说他没问题？”

吵到最后，家里人扔下两句话：“孩子是从你肚子里出来的，孤独症就是你的肚子有问题。”

“好的，全是我的错。”她投降。

她不知道孩子什么时候能开窍。

有次孩子在小区内乱跑，一辆摩托车迎面而来，差点撞上。那一刻她甚至带着一丝期待——如果孩子被撞死，自己就解脱了。可是他没事，就那样傻傻地站在路中间，没有丝毫害怕。看到她走过来，他突然笑了，然后飞快地跑开，没有再回头看她一眼。

整整十六年了，她的世界就是医院、康复机构、学校和家。看不见希望，她也基本放弃了自己。现在的她，是一个身材发福、不修边幅、喜欢抱怨的中年妇女。

家里的战火还没有停歇，周围人的议论一直持续：我们为什么要包容你、理解你？孩子有病就带去看呀，他这个样子肯定是你没有带好。

知乎上有一个提问：“如何看待父亲杀死十九岁瘫痪自闭症（孤独症）女儿？”

这个提问来自一起被媒体公开报道的恶性案件。四十七岁的王某是名教师，具有大学文化水平，涉嫌故意杀人。在审判席上，王某平静地讲述了杀害女儿的原因。据他介绍，女儿两岁那年被确诊为儿童自闭症。他曾带着孩子四处求医，但效果并不好。2006年，女儿被大火烧伤以后，身体状况更加糟糕，吃、喝、拉、撒、睡、外出都要人照顾。王某说：“我是一直抱着这样的观念，尽力地带她。等到带不动了，或者家里有变故的时候，我送她走，我再来坐牢，接受法律的制裁。”

在这个提问下面，同样有各种各样的回复：“一个孤独症孩子就能摧毁一家人。”“希望社会关注，共同努力，为大龄孤独症群体求得更多社会保障。”

还有人留言：“世上永远没有感同身受这件事，所以我们无法一味去指责这位父亲太残忍。只希望他能心安，不用再去纠结担心自己死后孩子的悲惨结局。我也相信，对一个父亲来说，内心的审判远远严于法律的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