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我写道，“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就是“不带性爱关系的男人之间的纽带”，但更准确的说法是，“压抑了性存在的男人之间的纽带”。

“性存在”是什么意思？弗洛伊德将“生的欲动”分为自我确认（identification）和性欲发泄（libido cathexis）两种。前者译为“同化”，后者译为“欲望满足”。社会学学者作田启一用最为简明的说法，将这两者表达为“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在出生于父母之间、成长于三角形家庭中的孩子里，渴望与父亲同化、拥有母亲（替代者）的人，就成为男人；而渴望与母亲同化、拥有父亲（替代者）的人，就成为女人。因为无法拥有现实中的母亲（已为父亲所拥有），便寻求母亲的替代者为妻的人，就成为异性恋的男人。同时，发现母亲与自己同样没有阳具（作为象征的男性性器）而渴望父亲的阳具的人，则通过寻求儿子来作为阳具的替代品，从而实现与母亲的同化，这就是异性恋的女人。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把“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成功地分别投向异性双亲身上的人，才能顺利地成为异性恋的男人或女人。这种精神分析的成长理论，不给人们成为男人或女人以外的其他选择，不过，这种理论也承认，在这个成长过程中，会有“失败”的可能性。弗洛伊德的成长理论，本来并没有生物学宿命论的因素。顺便提一句，将弗洛伊德理论彻底地符号化的精神分析家是拉康。斋藤环的《拉康：为了活下去》〔2006a〕一书，正如作者自负的那样，的确是“解说拉康的最好懂的日文书”。读了他的书，弗洛伊德理论会更容易理解。

那么，同性恋者是怎样的人呢？按弗洛伊德的说法，是“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这两种性欲望的分化失败了的人。也就是说，男性同性恋者，就是将“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双方都指向了同性男人的人。

可是，“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不是那么简单就能分离的。“想成为像那个人一样的人”的强烈渴慕和“想拥有那个人”的热切渴念，这两种欲望常常是重叠的。塞吉维克指出，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包含有同性恋欲望，两者是连续体。

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中包含有同性恋欲望，是一件伴随危险的事。因为，“成为的欲望”，是通过与对象的同化而成为性的主体；而“拥有的欲望”，则是通过将欲望指向对象而将对象作为性的客体。因此，不能把同化对象的他者（主体）同时也作为性欲望的对象（客体）。“同化”，是指通过“成为那样的人（即成为他者）”来成为主体。在异性恋秩序中，儿子“成为男人”，就是与父亲的同化，即成为像父亲那样拥有女人（客体）的性的主体。

一部男人的历史，可以理解为为调整“成为的欲望”和“拥有的欲望”二者之间的关系而受苦的历史。福柯的名著《性史》〔Foucault,1976〕一书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解读。在古希腊，性爱的最高等级是同性恋。准确地说，是对少年的爱，不是成年男人之间的性爱。作为自由民的成年男人能获取的性对象只限于少年或奴隶，双方关系是不对称的。女人只是为自由民男人生子的工具，被视为与家畜、奴隶同等的财产。异性恋对于有责任的自由民男人是一种义务，少年爱才是他们高贵的权利。

为什么说古希腊的同性恋是不对称的呢？因为，使用阳具的“插入者”（penetrater）与“被插入者”（penetrated）之间，是一种单方向的关系，“被插入者”被视为居于劣位。换个说法是，“插入者”是性的主体，“被插入者”是性的客体，两者角色不能混淆。其中，如果是自由民少年基于自由意志（其实是被引导）主动选择成为性爱客体，那便被视为最高价值的性爱；奴隶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所以，与奴隶之间的性爱，价值就低了一等。自由民的少年虽然处于“被插入者”的地位，但长大成人后，他也可以将其他少年当作性的客体，那时他自己就成了性的主体。

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feminize）。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你这家伙还真行”的赞许，便是这种主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也就是“好！让你加入到男人世界里来”的盟约。在这个由主体成员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主体成员的客体化现象一旦发生，结果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

塞吉维克还指出，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欲望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要否定自身本来有的东西，比起排除完全异质的东西，其行为不得不更为激烈。正因为如此，“那家伙是个同性恋”就意味着丧失在男性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成为男人之间最大的辱骂。将不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亦称“恐同”——译者）。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知，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对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拥有（至少一个）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

“拥有”一词很确切。“像个男人”的证明，就是把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这种判断标准至今仍然有效。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这就是塞吉维克教给我们的精彩的理论。

上述理论术语，可以换成更易懂的口语化表达，即，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地将之排除在外。这反过来证明，男人这个东西，是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

不过，对于这种排除中间项的性别二元制所具有的普遍性，有人举出反证表示怀疑。比如德勒兹、加塔利等人所说的“n种性”[法国哲学家德勒兹（Gilles Deleuze）和精神分析学家加塔利（Pierre-Felix Guattari）在其合著《反俄狄浦斯情结——资本主义与分裂症》一书中提出的表示性的多样性的概念。]。事实上，在人类历史上，不是只有男人和女人，还存在被称为“第三性”的非男非女的中间性别。如北美印第安的博达切（Berdache）[指北美印第安社会中的“第三性”，即女装男人的范畴。]、印度的海吉拉（Hijra）[指印度贱民中的“第三性”集团。为女装的男人，也有接受阉割手术的。既从事宗教仪式也操卖身业。]、汤加的法卡莱奇（Fakaleti）[指汤加的“第三性”。生物学上的性别是男人，但从事女人的工作，动作姿态像女人，有时会和男人结婚或卖身。在萨摩亚也有被称为fa'afafine的“第三性”，即从事女人的工作的男人〔石原，2005〕。]等特定人群。可是，属于这个范畴的人群，都有以下共通点。第一，他们在生物学上是男人；第二，他们通过女装等女性符号而被女性化；第三，他们常常不仅担任宗教仪式中的角色，还向男人卖身。总之，他们是“虽为男人但未能成为男人的男人”“被女性化了的男人”，他们的存在意义，完全就是向男人提供服务的性的客体。这样的“第三性”，常被当作“n种性”的存在证据，可是，从以上分析可知，称之为“第三性”是一种误导，他们不是位于男女之间的性别，而是从属于性别二元制之下的次等范畴。只有男人才能转为“第三性”，而女人却不能，这反过来证明了性别二元制是何等强固。“n种性”在理论上可以成立，但在现实中却不存在，由此亦可得到反证。

男人的性主体化认同，是以将女人作为性客体而成立的，因为性别分界线可能产生混乱，所以必须严格管理。明白了这个道理，许多现象便迎刃而解了。

比如，为什么战争中的强奸常常是当着其他同伴的公开强奸或与同伴一起的轮奸？在这里，性行为没有私密性。彦坂谛在《男性神话》〔1991〕一书中回答，战时强奸的目的是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我们没必要发出“男人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吗”这种天真朴素的疑问。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正是“好！承认你也是个男人”的条件。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

战时强奸，其实质是日常和平时期中的轮奸的延伸形式。这里，我想起了早稻田大学一个叫Supper-Free的学生俱乐部的强奸事件。我曾有机会阅读关于这个事件的纪录资料〔小野，2004〕，那份资料记叙的事件经过如下。在一次晚会上，这个俱乐部的会员用度数很高的酒把女生们灌醉，在她们几乎失去意识的状态下，会员们集体把她们轮奸了。年长的会员说，要让从地方来东京念书的后辈“尝尝好滋味”，唆使他们“下一个该你了”。对这种男生，我们该说什么才好？即便面对的是醉如烂泥、口吐秽物、丧失意识、全无反应的女体，居然也能勃起，我们该说现在的青年男子的性主体化已经确立到了如此地步吗？现代社会存在“草食男”，反之也在产出“野兽男”。在我的研讨课上写过关于这个事件的报告的学生，由此得出结论：狭隘的特权意识、男人气、在共同犯罪中产生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连带感，堪称“绝妙的劳务管理术”。劳务管理术与军队士兵管理术，何其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