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举一个事例，男人之间的下流话。所谓“下流话”，就是男人共同把女人当作性的客体而将之贬低、用语言加以凌辱的一种仪式性交谈。不要以为以下半身为话题就等于下流话。下流话自有一套规则和程序，是男人作为性的主体进行相互确认的仪式。加藤秀一〔2006〕称之为“男人话语”。

我一直有个怀疑：关于性，男人们虽然看起来谈了那么多，可对自己的性体验，他们其实并没有以第一人称来表述的词汇。女人一直忌讳言及下半身和性器官。因为只要一开口，就只能使用对男人满是侮辱的话语，想说的话也踌躇着说不出来。比如，在日语俗语中，性交一词为omanko suru，而不说tinko-suru[omanko指女性性器官，suru为动词（约相当于英语的do）。tinko指男性性器官。]，性行为用女性性器官而不是用男性性器官来指代，就是一个极端典型的例子。女人的性器官直接成为性行为的代名词，表明女性性器官完全被视为男人欲望的客体，仿佛不是女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将女性性器称为阴部、性毛称为阴毛，也妨碍了女人面对自己的身体。直到最近，女人们才终于开口谈自己的身体和性，相互都为这种新鲜的经验而感到惊喜兴奋，其中的代表作有《海蒂报告》《身体·我们自己》〔Boston Women's Health Book Collective,1984〕等书。

每当听到有人说“女人终于开始谈性了”，我头脑中便掠过一个疑问：那么男人呢？男人们真的谈过性吗？看似那么喜欢下流话的男人，其实不过是在下流话的固定格式中谈性，男人的未经格式化的个体经验，其语言表达难道不是一直都被压抑着的吗？反倒可以说，固定格式对男人的性主体化的压抑非常强有力。

荻野美穗是《关于身体的研究2——作为资源的身体》〔鹫田等编，2006〕一书的编者，她向男性研究者加藤秀一提出一个问题：对于男人，身体意味着什么？对她的问题，加藤〔2006〕努力而胆怯地试图用第一人称作出回答。提倡身体史研究的荻野，一直严厉批评男人身体缺席的现象。她指出，一说到身体，就不言自明地想到被对象化了的女性身体，连男性学者以身体史为研究对象时，也从来没人以男性身体为主题。加藤在接受她的批评后，给自己定了一条伦理规则。他把“第一人称的身体”与“第三人称的身体”加以区分，指出男人谈论的身体全是“第三人称的身体”。比如“你也是个男人，应该能懂吧”，便是一种相互寻求赞同的固定格式的话语，加藤将之称为“男人话语”。他给自己定下的伦理规则，就是禁止使用“男人话语”，探索不用“男人话语”的可能性。不过，他的诚实态度虽然值得肯定，但其尝试本身并不成功。

男人为成为男人而实践的同化与排除行为，不是单独一人能完成的。社会学学者佐藤裕在《论歧视》〔2005〕一书中尖锐地指出，“歧视需要三个人”。他的关于歧视的定义，可以稍加修改为：歧视就是通过将一个人他者化而与共同行动的另一人同化的行为。如果把前面的“一个人”换为“女人”、后面的“另一人”换为“男人”，直接就成为对“性歧视”的定义。

佐藤举出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事例。比如，男人A说：“女人脑子里怎么想的，真是弄不懂。”这句话不是男人A对女人B说的，而是对男人C说的。男人A发出这种话语的意图，是想寻求男人C的同意，试图和他一起将女人B他者化，从而构成“我们男人”的集体认同。女人B这时是否在场无关紧要。正如佐藤指出的，排除是一种共同行为。如果男人C回答“对，完全如此”，对男人A表示赞同（即与男人A同化），那么，歧视行为就得以完成。而假如男人C表示反对“不，没那回事儿”，男人A的男性集体身份认同的企图就在这里失败了。那么，男人A为掩盖自己的困惑恼怒，会转而攻击男人C从男人世界的偏离：“怎么？你还是个男人吗？”不是男人就是女人，不是女人就是男人。在不允许中间项存在的、顽固的性别二元制之下，偏离了男人世界，便等同于“被女性化了的男人”。

与佐藤一样，加藤也从话者与听者的共犯关系来探讨“男人话语”的形成机制，他所说的“男人话语”，就是指这种强迫听者与固定格式同化的话语方式。

于是我们得知，担保一个男人为男人的，不是异性的女人，而是同性的男人。男人的性主体化，需要的是认可自己为男人的男性集团。正如拉康一语道破：“欲望乃他者之欲。”男人是通过模仿其他男人的性欲望而成为性主体的。所以，成为男人的途径没有任何多样性。下流话成为一种固定格式，绝不可能成为第一人称“我”的话语，理由就在这里。男人那么拘泥于勃起能力和射精次数，是因为只有那才是男人之间可以比较的一元化尺度。当我们叹息“男人的性多么贫瘠”的时候，我们必须追溯到更为根源的问题，即，男人的性主体化途径本身，就是一种排除了偏离和多样性的固定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