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车厢内拥挤不堪，座位上坐满了人，还有一些人在站着。暖气似乎已经停了，双脚凉飕飕的。

车厢靠前的位置，坐了约三十名十岁左右的小孩，他们身穿统一的藏青色上衣，头戴贝雷帽。女孩的胸前系着缎带，男孩则扎着蝴蝶领结。带领这群孩子的男人正投入地读着一部厚书，不时抬起头，瞄一眼孩子们的情况。

火车停在原地已经快一个小时了。车内广播来回播放着同样的内容：铁路转辙器出现故障，还需一定时间才能恢复运行。

窗外下着不合时节的雪，铁路沿线的樱花已经含苞待放，飞舞的雪花却全无停下的意思。转瞬，天地已覆上一片纯白。

“不知道还能不能赶上妈妈的葬礼。”

我以不会被旁人听到的音量嘟哝了一嘴。看了眼手表，又伸手拭去窗上的雾气。我的指尖冰冷、潮湿，大雪不断落下，密得叫人喘不过气。

关于妈妈去世的消息，我还是从在出版社当手工艺杂志编辑的女友那里得知的。

“之前曾是你母亲的那个作家，她去世了。前天走的，突发心脏病……不知这算不算我多管闲事，如果你介意的话，我抱歉……”

为了不伤害我，她在很小心地措辞。

我十岁至十二岁的时候，她曾经做过我的母亲。我当时就和眼前这些戴贝雷帽的小孩差不多。那段日子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最终，那成了我人生中唯一拥有母亲的时光。

我的亲生母亲生下我后很快就死了。据说她是因为抓破了鼻子里的脓疱，感染了细菌。

“鼻子不是离脑子很近嘛。”

父亲总是这么和我解释。

“所以啊，一定要小心，不然细菌一下子就会钻进脑子里的。”

我最害怕的，就是医院的耳鼻喉科。当那个前端微弯，明显比我的鼻子长出一截的银色管子插进鼻孔时，我总担心那管子不小心戳进我的脑子里。那种恐惧我一直不能克服。

关于亲生母亲，我一点印象都没有。所谓母亲，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也不甚清楚。在那个人出现之前，我心中的母亲，就等于探进鼻腔深处的金属所引发的触感。

父亲的再婚对象，是一位在画材店工作的年轻女人。她只比我大十四岁。父亲是初中的美术老师，时常光顾那家画材店。

妈妈身材娇小，话也不多。在儿时的我看来，从脖子到指甲，从双膝到双脚，她浑身上下都是那么小巧。

“这双鞋也太小了吧。”

这是我对她的第一印象。当时，我对着摆在玄关的那双女鞋端详了很久。那是双很显品位的黑鞋，鞋跟很高，设计上颇契合成熟女性的气质，可又是那么袖珍，简直可以被双手包拢。

就这样，我们硬生生地开始了三个人的生活。大家都竭力去适应和习惯自己被赋予的新角色。不过我同时也懂得了，弦绷得过紧是会断的。最关键的是不磨蹭，行事机敏而遵循理性。如今想来也是不可思议，即便是十岁的孩子，也有着属于十岁孩子的理性。

父亲曾送过她一个七宝烧挂坠[七宝烧类似中国的景泰蓝，为一种传统的金属珐琅工艺品。]做礼物。这是他在美术室隔壁的仓库做的，他称那里是自己的“作坊”。那个六角形的挂坠穿着金链，呈现出绿色、紫色、胭脂色和明黄色的光泽，颜色会随着欣赏角度的变化而变化。为了配上她纤细的脖子，挂坠也做得很袖珍。她一直戴着它，从不离身。

我喊她妈妈，她很开心。

“乍一听，感觉自己也成了大人呢。”她对我说。于是我便不停地喊她妈妈。

仅仅过去两年，他们就离婚了。但在我的记忆中，她一直是我的妈妈。某一天，我突然发觉自己记不起她的名字了，不由得慌了起来。我不好去问父亲，家里也没留下任何和她有关的东西。我焦急地在家四处翻找。再这样下去，我可能会把她彻底忘掉。想到这里，我害怕极了。

费了好一番工夫，我从抽屉的角落里找到了那个七宝烧挂坠。其颜色丝毫未褪，背面刻的就是她的名字。我松了口气，将它放回原来的地方。

只有我俩时，她很少说话。我想，那不是因为她心情不好，而是为了不打搅到我。她不会硬找话题打探我，也不会强迫我听她讲些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她每次都会热忱地倾听我说话，脸上始终挂着微笑。我们都很享受我俩相处时的那种沉默。

虽然寡言，但她又很爱自言自语。她准备晚饭时，我会悄悄在厨房观察她，时常看到她在嘀咕着什么。像是在唱歌，或是在背诵戏剧的台词，或是在对神明忏悔。

我竖起耳朵，努力去听清她在说什么，但从未成功过。一旦发现我，妈妈就立刻噤声了。接着，她就好似要瞒过去一般，故意发出些响动，叮叮当当地切起了菜。

闲暇时，妈妈常坐在餐桌边写东西。她将笔记本摊开，我本以为她会摆弄一下头发，收集一下橡皮屑，没想到她突然用铅笔写起了字。

“你在写什么？”

就算被我打扰，妈妈也全无愠色。

“写小说呢。”

不如说，她反倒很希望有我陪在身边。她注视着我这边，仿佛我的躯体中藏着什么崭新的语言。

“为什么要写那种东西呢？”

“因为我想写，仅此而已。不过，要对你爸爸保密哦。”

“为什么？”

“因为害羞。你爸爸才是真正的艺术家，对吧？”

父亲是艺术家吗？我不清楚。的确，他一直在自己的“作坊”里制作各种东西。但他做的，都是自己用的烟斗、我的铅笔盒、门牌、报刊架，还有狗项圈一类的物件。或许，妈妈相当喜爱那个挂坠吧。

每当父亲出差或夜里回家晚了，家里只剩我们两人时，妈妈就会来到我的房间，让穿着睡衣的我坐在椅子上，然后站在我跟前朗读写在笔记本上的小说。

说实话，她当时写了什么故事，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或许那些故事对于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太难懂了。但妈妈一点也不在乎，她面对唯一的听众，坚持朗读着。

我记得她朗读时那低沉、有力的音色，和她那瘦弱的体格很不相称。此外还记得的，就只有纸页翻动时咔嚓的声响，以及她胸前晃动的挂坠，仅此而已。

睡觉的时间早已过去，可她却仍在读着。一旦视线落在笔记本上，她就绝不会抬起头。她偶尔会左右踱两三步，但绝不会远离我。我手放膝头，挺直身板，全力摆出一副端坐姿势。为了不流露一丝的不耐烦，小心地控制表情。

妈妈的声音渐渐变得沙哑了。语言的轮廓含混起来，每吸一口气，喉间就会颤抖，嘴唇也干涸开裂。

妈妈她，是不是哭了？我有好几次产生了这种错觉。沙哑的声音听起来溢满了悲哀。我祈祷这朗读能快点结束，不是因为觉得无聊，而是因为不忍看到妈妈伤心。

火车依然停滞不前。邻座的中年女人为打发时间，从手包里接连掏出各种小玩意儿。一开始是带画的明信片，接着是编织物，然后是橘子……像在变戏法一样，简直无所不有。眼下，她正在做杂志上的填字游戏。一有想法，她就用圆珠笔敲敲桌子，将答案填进格子里。

我对面并排坐着两位大学生模样的年轻女性。她俩都没化妆，打扮得有些老派而素朴。从刚才起，她们就在认真谈着什么。那是一场理性且淡然的讨论，但离得出结论似乎还为时尚早。一个假设会引出新的论点，在验证新论点时发现矛盾，便返回起点重新梳理，在这个过程中又遇到新的问题……如此反复，始终不见尽头。

她们似乎一点都不关心火车抛锚的问题。世界上真的存在这么值得热烈讨论的问题吗？我真想象不出。

那些戴贝雷帽的孩子都很乖巧，没有一个人吵闹或乱跑。领头的男人拿出糖果发给他们，他们就乖乖地按顺序领取，安静地舔起了糖果。

好像起风了，雪花在空中乱飞，相撞又落下。生着杂草的树丛、农户的屋顶、铁路旁的土堤，全都覆盖着一层雪。

和妈妈一起去动物园的那天，也下着这样的雪。除了我俩，动物园没有其他客人。售票处只坐着一位冷淡的姐姐。

为什么会在那么冷的天跑去动物园？对，是妈妈提议的。她下一部小说要写动物园，所以想去看一看。

我穿着衣领和袖口缀着人工毛皮的茶色外套，还戴着耳罩和手套，脚上套了两层袜子。我和妈妈牵着手，紧挨着彼此向前走。强风吹过时，我们索性贴在一起，努力扛住猛烈的大雪。

“要是有必须一见的动物，就告诉我，我会陪着妈妈的。”

“难得来一趟，咱们把所有动物都看一遍，好吗？”

大雪之中的妈妈看上去更瘦弱了。她外套下的肩膀似乎用力一按就会坏掉。她脚下那双长筒靴，看上去像是玩偶穿的小鞋。

或许是因为天太冷了，大部分动物都躲在室内，无论如何认真地寻找，都只能看到空空的围笼。

猎豹、孟加拉虎、美洲狮、骆驼、鬣羚、狮子……

我逐一念出那些名牌。就算不见它们的身影，我们依然会在它们的围栏外站定，倚着扶手，沉默着观察上片刻。

围栏内有漂着枯叶的饮水池，有沾血的碎骨，有风干的粪块。所有的一切都披着雪。

但是，我真正在意的，其实是身旁的妈妈。她观察得尽兴了吗？她找到小说中必要的元素了吗？我满脑子都在想这些，并估摸着移动到下一个围笼的时机。

犀牛、美洲驼、火烈鸟、鸵鸟、企鹅、北极熊……

仅有企鹅和北极熊看上去很精神，它们和眼前的雪景十分相称。企鹅不慌不忙地跳进池中，北极熊摇头晃脑地溜达着。雪落在它们的毛发上，变得透明，渐渐冻结。

食蚁兽、树懒、长臂猿、眼镜蛇、刺猬、鳄鱼……

逐渐地，我们即便面对空荡荡的围笼，却仍能想象各类动物生活在其间的样子。打着哈欠的老虎、抖着耳朵的美洲驼，还有伸手抓树枝的树懒。

“长颈鹿的脖子，怎么那么长？”妈妈一边拂去栏杆上的积雪，一边说道。

“是啊。”我回应道。

“你不觉得很荒诞吗？”

“荒诞”——我不太理解这个词的意思，只好含糊地点了点头。

“你想，多神奇啊，居然有那么长。而且就是长，却没有任何可取之处。既不像大象的鼻子，能用作洗澡的喷头，也不像食蚁兽的嘴巴，可以用来吃蚂蚁。”

“嗯，没错，是这样的。”

“我想，长颈鹿一定不是因为喜欢，才长了那么长的脖子。如果我是长颈鹿，我希望自己的脖子只有普通的长度即可。”

妈妈的语气里透着怜悯。

把所有围笼看了个遍后，妈妈给我买了甜筒。我们坐在长椅上吃完了甜筒。在冷得把人冻僵的天气里吃甜筒，如今想来很荒唐，可当时我却一点都不觉得有问题。妈妈摘下手套，从手包底下掏出钱包，哆嗦着冻僵的手，吃力地数着硬币。

甜筒上也落了雪，我一并将其舔下肚。因为过于冰冷，我没有尝出甜味。妈妈不时会看看我，为了不让她失望，我尽量摆出一副吃得美美的表情。动物的低吟不时会乘风吹进我的耳朵。

妈妈有没有写关于动物园的小说呢？到最后，我也没听她朗读过那个故事。

“亲爱的乘客，耽误您的宝贵时间，我们深感歉意。列车恢复运行还需一定时间，请您耐心等候，多谢配合……”

一成不变的车内广播还在播放着，车厢内叹息声四起。

“拖着长长的白尾巴飞过的星星，叫什么来着？”邻座的女人用圆珠笔顶着自己的太阳穴，询问道。

“那不就是彗星吗？”我回答。

“还差一个字啊。”女人掰着手指小声念叨。

“那肯定是扫帚星了。”对面的两个女大学生中的一个插嘴道。

“扫帚星……对，这样就对了！谢谢你。”女人开心地埋头填起了格子。

“别客气。”说罢，女大学生又回到和同伴的讨论中。

我曾经不相信妈妈会变老。记忆之中，她比现在的我还年轻得多，她的样子从未改变。但我真的清楚记得她的模样吗？我会不会觉得自己是在参加陌生人的葬礼？我感到忧心。

“貌似是被收报纸费的人发现的。那人听到屋里有电视声，却没人回应，就觉得有些蹊跷……”女友是这么说的。

“她似乎是抱着稿纸，趴在桌子上去世的。”

“她的心脏一直都不太好吗？”我问。

“我也不知道。这十年左右，她几乎没发表过任何作品吧？所以我们出版社里和她仍有交集的编辑老师也很少了。不过……”说到这里，她支吾了起来。

“没关系，不用照顾我的情绪，知道什么都告诉我吧。”我说。

“她好像是因为写不出作品，精神上压力很大。觉得她自己的小说被人抄袭了，或者有人趁她出门时摸进家里，偷走她的稿子……她摆脱不了这些幻想，闹出过好几次乱子。所以每次出门，她都会把稿子包好，随身带着。”

作为作家的妈妈，绝对算不上成功人士。似乎是离婚五六年后，她的作品曾在某一届新人奖上入选佳作，报纸用很小的版块报道了这件事。我碰巧看到那篇报道，便马上把那部作品找来读。那是一部不可思议的小说：有位在公寓庭院里种胡萝卜的房东太太，某天她挖到一根手掌状的胡萝卜，那胡萝卜长着五根手指，特别像只真正的手，后来人们在那片地里发现了她丈夫已经化成白骨、没有双手的尸体……

此后，她又出版过好几本书，但基本没引起什么关注。书店里，她的作品往往被孤零零地搁在书架的某个角落，很不起眼。但是我一定会将它买来，避开父亲，小心地藏进抽屉的深处。

我想象不出妈妈离开家的理由。她越来越频繁地自言自语，就算被我发现也不会停止，最后像台坏掉的录音机，整日不停地叨念。

“你真是个好孩子。”

最后那天，妈妈捧着我的双颊，这样对我说道。不知何时起，她胸前那个挂坠已经不见了。

“你这孩子比我要好得多，好得多。”

就像在大雪纷飞的动物园那天，妈妈的手很冰凉。

“开始吧。”

男人说道。戴着贝雷帽的孩子一齐起身，在通道排成两排。乘客纷纷把目光投向他们。邻座的女人合上杂志，两位女大学生也停止了讨论。孩子们叉开双腿，手背在身后，眨了眨眼。

“请欣赏，勃拉姆斯作曲，《小睡魔》[《小睡魔》为勃拉姆斯根据德国民谣改编的摇篮曲，又被译为《小沙人》。——译者注]。”

男人语气庄重，他用笔代替指挥棒，挥手指挥起来。

原本寂静的车厢内，气氛一下子活跃起来。澄澈的歌声从我们每个人的上方飘然而落，传递出超越人声的美妙。歌声透过耳膜，抵达遥远的记忆之泉，在水面掀起涟漪。这些孩子尚十分幼小，但他们似乎深晓抚慰人心的奥秘。

我为妈妈祈祷着，雪依然没有停下。

我收到一小箱遗物。里面有衣服、简单的饰品、记事本，以及稿子的断篇残章。我还看到一张被镶进画框的剪报，在长年日晒下，那剪报已完全变了色。

公寓的庭院内，一位老妇正在微笑。她身形瘦弱，头上缠着丝巾，正一脸得意地双手高举手掌状的胡萝卜。她旁边站着的就是妈妈。妈妈也举着胡萝卜，但并不显得煞有介事，反倒有些难为情，似乎颇感不安。那天应该是个好天气，妈妈眼睛眯着，似乎被阳光晃得睁不开，就像在哭泣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