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宝九年（976年）正月，李煜、小周后一行抵达汴京。

见赵匡胤之前，李煜情绪有些波动，担心被追究“拒命”之罪，恐惧得甚至动了轻生的念头。陪李煜入京的北宋官员发现后，安慰他说：“我大宋南征只是为了恢复疆土，以致太平，哪里还会再追究你的罪责？”李煜这才安心。

献俘仪式上，李煜身着白衣纱帽，于明德楼下待罪。赵匡胤赦其无罪，还封了他一个与周保权、刘一般的虚职——右千牛卫大将军。赵匡胤下诏称，李煜虽然抗拒王师，但依照“孙皓降晋、叔宝入隋”的旧例，“悉赦后时之罪”。罪虽赦了，但赵匡胤还是给李煜封了个带有嘲弄意味的“违命侯”。

赵匡胤封侯时虽然有些不厚道，但他对李煜大体上还是宽容的。一些宋朝官员本来是想按照处置南汉刘的仪式来举行献俘之礼，当时刘一行可是被捆绑着，一路押解到太庙、太社报捷的。赵匡胤的意思是算了：“李煜毕竟曾奉我大宋正朔，哪里是刘能够比的？”于是众臣取消了这个羞辱性的报捷环节，给李煜留了些体面。

赵匡胤还召见了两名南唐罪臣。

一名是与他唇枪舌剑过两次的老对手徐铉。赵匡胤斥责徐铉“不早劝煜归朝”，声色俱厉。徐铉心平气和地应答：“臣为江南大臣，而国灭亡，罪固当死，不当问其他。”赵匡胤不由得生出几分敬重，一边给他赐座抚慰，一边赞叹“忠臣也，事我如事李氏”，封为太子率更令。

一名是南唐最强硬的主战派张洎。赵匡胤申斥张洎：“汝教李煜不降，使至今日。”还拿出一封张洎召救兵勤王的手书作为证据。张洎磕头请死，回话时却辞色不变：“这封信确实是臣所写，各为其主而已。护主的事我还做了很多，这信只是其中一件。今日得死，是做臣子的本分。”赵匡胤起初想杀了张洎，此时却对他的胆色啧啧称奇，于是改变主意说：“你胆量过人，朕不治你的罪。今后侍奉朕，不要丢弃事旧主的忠诚。”张洎授官太子中允，后来竟然做到了宰相。

赵匡胤看准了徐铉，却看错了张洎。张洎对旧主并无多少忠诚可言，金陵城破时他曾声称自己不死是为了将来庇护李煜。入宋后，明知李煜生活拮据，张洎还是时常向他索取财物。李煜不堪其扰，只得将日常使用的银面盆相赠。张洎不满足，竟暗生怨怼。

赵匡胤武人出身，不擅诗词，对李煜的文才时时冷嘲热讽。他曾扬扬自得地对群臣说：“李煜若以作诗功夫治国家，岂能为我所擒！”

据宋人叶梦得《石林燕语》记载，赵匡胤一日在宴席中与李煜闲聊：“听说卿在江南喜好作诗，可否举得意之作吟之？”李煜沉吟良久，诵其《咏扇》诗一联：“揖让月在手，动摇风满怀。”赵匡胤丝毫不给李煜面子，马上不屑地说：“满怀之风，却有多少？”不过，赵匡胤私下里还是对着近臣暗赞李煜：“好一个翰林学士！”

可能赵匡胤也不是刻意贬损李煜，他粗豪的武人审美的确欣赏不来李煜诗词的婉约神秀。他曾告诫宫廷侍讲：“帝王之子，当务读经书，知治乱之大体，不必学作文章，无所用也。”但赵匡胤此时想不到的是，赵宋的后世君王太多都是“学作文章”的文弱君主。

赵匡胤本人也有一首《咏初日》存世：

太阳初出光赫赫，千山万山如火发。

一轮顷刻上天衢，逐退群星与残月。

这首诗虽被宋人誉为“规模宏远”。但大概与朱元璋的诗一样都可以被归为“虽粗豪，而有王气”的那一种，根本经不起细品，不过是灌夫骂座，以“王气”之名掩饰其粗犷无文。

李煜被执入京次月（开宝九年二月），吴越王钱俶也奉诏与妻子孙氏、世子钱惟濬入朝。这不仅是钱俶第一次入朝，也是吴越历任国王的第一次。

为酬吴越主动归附及共伐南唐之功，钱俶在汴京享受到了作为臣子的最高礼遇：宋廷为钱俶在汴京营建府第，入住前赵匡胤亲自查看宅邸陈设用具，关怀备至；赵匡胤隔几日就大宴钱俶，不仅请他到御苑中宴饮射箭，还亲临钱宅看望；允许钱俶“剑履上殿”[剑履上殿，是人臣所能享受的最高政治礼遇，由西汉功臣萧何首开制度先河，往往与“入朝不趋”“赞拜不名”等礼制特权并列记载。——编者注]，在诏书中不直呼其名；册封钱俶之妻孙氏为吴越国王妃，突破了异姓诸侯王之妻不封妃的先例；每每钱俶行叩拜之礼，赵匡胤都命内侍搀他起身，钱俶感泣。

还有一次，赵匡胤宴请钱俶时喝多了，心血来潮，想让钱俶与自己的两个弟弟（晋王赵光义、京兆尹赵廷美）以兄弟之礼相待。钱俶伏地叩头，坚决推辞，方才作罢。

三月，赵匡胤准备巡幸西京洛阳。钱俶为表忠心，可能也是为了试探宋廷是否打算放自己回杭州，主动请求扈从，为赵匡胤婉拒。赵匡胤并无羁留钱俶的意图，催促他趁着夏天没到，尽早归国，留下世子钱惟濬随驾即可。钱俶再次感泣，提出“三岁一朝”以示恭顺。赵匡胤还是摆摆手：“路途遥远，待接到诏令后再来觐见吧。”

据《石林燕语》记载，钱俶辞行时，赵匡胤还对他说了一句极煽情的话：“尽我一世，尽你一世。”只要我赵匡胤活着，就保你和吴越一世平安。

赵匡胤送行时不仅厚加赏赐，还赐了钱俶一个封口严实的黄色包袱，嘱咐他“途中宜密观”。等到钱俶开启包袱，才发现内有数十封群臣吁请扣留自己、逼迫献地的奏疏。写奏疏的甚至包括宰臣在内，钱俶惊惧不已。据《石林燕语》记载，众情汹汹之时，赵匡胤让群臣不必多虑：“钱俶若不欲归我，必不肯来，纵其归国，正可借此笼络其心。”

赵匡胤对钱俶算是恩威并施：既伏之以威，给他施加“群臣皆曰留你”的舆论压力；又示之以信，宽慰他皇帝绝对信任你、力保你。

果然，被敲打过的钱俶此后愈加恭慎忠顺。回国没多久，钱俶就让人将自己的王座移到东侧，并吩咐左右：“西北方乃是神京所在，天威近在咫尺，我怎敢安坐正位呢？”钱俶越发频繁地向朝廷进献制作精巧的乘與服玩，每次进贡前，必先将贡品陈列于庭，焚香祷告。

好一派君臣相契的盛世图景！

但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却记录了一个与此温情基调格格不入的场景：

俶喜，益以器服珍奇为献，不可胜数。太祖曰：“此吾帑中物尔，何用献为！”

这些贡品都是我的，何必献来献去？这倒像是赵匡胤私下里会说的话。但也有些史家对此持保留意见，如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编》中就认定：“太祖待俶甚宠，当无此语。”

不过，即使赵匡胤私下里确实说了这番话，也不能说明他对钱俶的恩宠全然作伪。在一个政治人物身上，宽容与戒心共生，恩宠与算计并存，本就是真实情境下权力游戏之常态。

李煜也不必艳羡钱俶所受的礼遇，如果不是赵匡胤，他可能性命难保。

据《宋稗类钞》记载，有大臣劝赵匡胤尽诛降王，恐久则生变，赵匡胤付之一笑：“守千里之国，战十万之师，尚且为我所擒，而今孤身远客，还怕他们反吗？”这话当然有可能是宋人附会出来用以抬高本朝太祖的，但重要的是，赵匡胤的确是这么做的。赵匡胤一朝，除了孟昶入朝后七日而卒，高继冲、周保权、刘和李煜均得授高官显爵，平安度日。

对前朝柴氏子孙，赵匡胤更是恩礼有加。赵匡胤在太庙寝殿的夹室，竖立了一块誓碑，上面刻有：

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

再看看素以仁厚著称的南唐李氏是如何对待杨吴王族的。李昪将杨氏子孙迁至海陵（今江苏泰州）永宁宫，终身圈禁，派兵严守，阻绝外人进入；柴荣征淮南时，李璟为绝后患，遣人尽杀其族，杨氏绝嗣。

参与陈桥兵变时，赵光义才二十二岁。当然，史书里那些关于他如何在兵变中纵横捭阖的，大概都经过了渲染与夸大。

赵宋开国后，赵光义被擢升为殿前都虞候，算是开始独立掌兵。建隆元年，赵匡胤先后亲征李筠和李重进时，赵光义均留守开封。多年后他对这段经历仍引以为傲，在给儿子的信中称“朕留守帝京，镇抚都下，上下如一”。

这一年十月，赵光义已被擢升为禁军的高级军职——大内都部署，主持汴京军务。可见，赵光义的政治生涯初期基本和他哥哥一样，都是一个纯正的军人。不过，虽然赵光义自称跟着父兄先后参与了淮南之战与征辽关南之战，但他究竟有多少临阵经验却殊为可疑。

赵光义真正跻身大宋权力中枢，要到一年后的建隆二年了。

这一年，发生了一件数百年后仍聚讼纷纭的政治疑案。建隆二年六月，赵匡胤、赵光义的生母杜太后薨逝。病重时，杜太后与赵匡胤、赵普君臣有过一次密谈。

杜太后问儿子：“你可知自己为何能得天下？”赵匡胤呜咽不能答。杜太后再次追问：“我已是年老将死之人，哭有何用？我正要与你商讨大事，你只知道哭吗？”赵匡胤悲泣作答：“能得天下，皆是父祖与太后遗留的福泽。”

杜太后不以为然：“不然。我赵家能得位，正是因为后周使幼儿主天下，人心不附。若周有长君，你焉能有今日？你与光义皆我所生，你今后应当传位给他。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

赵匡胤叩头哭泣：“怎敢不遵从太后教诲！”于是对一旁的赵普说：“你记下我的话，不可违背。”赵普当即在床前写下誓书，在文尾署名“臣普记”。赵匡胤将誓书藏入金匮，命宫人妥善保管。

这就是宋初国史上著名的“金匮之盟”，版本甚多，异同不一，以上采用的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之版本。《宋史·杜太后传》略有不同，没有特别提及赵光义的名字，只是笼统地说“汝百岁后当传位于汝弟”。司马光《涑水记闻》的版本是“当以次传之二弟”，也就是先传赵光义，赵光义再传同母弟赵廷美。宋仁宗时代纂修的《三朝国史》则称赵光义也在密谈现场。

宋初名臣王禹偁《建隆遗事》里记录的“金匮之盟”版本最为特别：其一，事件导火索从杜太后率先发难，变为赵匡胤喝多了主动提议，太后只是附和；其二，传弟原因除“国赖长君”之外，又多了一条杜太后的私心，“吾欲万世之下闻一妇人生三天子”；其三，传位序列不仅有赵光义和赵廷美，杜太后还让赵廷美当众承诺百年之后，将大位再还给太祖之子赵德昭。

这些版本相互抵牾，各有各的漏洞，让整个“金匮之盟”看起来愈加疑点重重。版本众多也就罢了，到了近世，张荫麟、邓广铭、吴天墀等一众前辈学者经过考辨之后，干脆从根本上否定了“金匮之盟”的真实性，认定是赵光义君臣在背后作伪，不足征信。比如，张荫麟先生《宋太宗继统考实》一文抽丝剥茧，提出了著名的“五大破绽”，其中以破绽一“立长君”最为有力：杜太后去世时，赵匡胤三十五岁，赵德昭十一岁，太后又如何预料到赵匡胤死时赵德昭仍是幼童呢？

尽管质疑颇多，但金匮之盟伪造说并非定案，其真相究竟如何，至今未能廓清。这也是为什么，时至今日，金匮之盟仍被作为宋初三大疑案之一。

杜太后去世次月，也就是建隆二年七月，赵光义出任了自五代以来象征储君之位的开封府尹。这也可见，无论金匮之盟是真是假，“赵匡胤完全有可能在传位问题上受到母亲的压力”[吴铮强《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22页。]，以至于母亲刚刚去世，就不得不重新安排赵光义，从过于接近的时间点而言，这很可能不是巧合。

但是，这是否意味着赵光义正在无限接近储君大位？

并不是。几乎一切关于金匮之盟的叙事都能找出正反两种角度，开封府尹一事也概莫能外。

其一，按照五代以来的传统，开封府尹兼亲王才是准皇储的标配，赵光义只得其半。比如，后周广顺三年三月，柴荣就先后得授晋王和开封府尹，由此确立了储君地位。

其二，赵光义改授开封府尹的代价是，被剥夺了主持汴京军务的禁军军职。后世谈论“杯酒释兵权”时，关注点大都集中在石守信、高怀德和王审琦等禁军宿将身上，殊不知赵光义也是重点处置对象之一，“（太祖）故以遵从杜太后的意愿为名，而改命赵光义任开封府尹，同时解除其兵权，以免隐患”。[顾宏义《宋初政治研究：以皇权授受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169-170页。]

事实上，建隆二年七月任开封府尹后，赵光义的地位在长达十三年的时间里止步不前，始终未得封王，更不要提明确准皇储地位了。从权势而言，赵光义此时还屈居于宰相赵普之下。

转机出现在开宝六年八月，独相十年的赵普罢相，转任河阳三城节度使并离京。九月，赵光义即封晋王，诏晋王位居宰相之上。也就是说，此刻金匮之盟是真是假已经不重要了，赵光义已经通过开封府尹兼亲王，成为大宋朝野默认的准皇储。当然，这比金匮之盟晚了十三年。

由此，似乎也可以作出一个判断，在这十三年里，是谁阻挡了赵光义的上位。“赵普罢相不到一个月，光义便得以封王，位居宰相之上，是耐人寻味的。这恰巧反映，光义不得封王，不能确立准皇储的地位，是与宰相赵普的反对有关。”[张其凡《宋太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48-49页。]

赵普之所以反对赵光义立储，除权力之争外，也可以视作他对赵匡胤政治意志的一种独立解读，作为近臣替皇帝抑制赵光义的崛起，以保证皇嗣的继承权。据《建隆遗事》记载，赵普曾向赵匡胤进言，确保皇位传承给皇子：“陛下艰难创业，卒至升平。自有圣子当受命，未可议及昆弟。臣恐大事已去，卒不可追，陛下宜熟计议之。”当然，这只是赵普的揣度，赵匡胤对继统的真实想法是什么，赵普也不确定。

赵普不仅经由杯酒释兵权剥夺了赵光义的兵权，还在赵光义岳父符彦卿有望典掌禁军时，出面强烈反对。当时赵匡胤有些不解地质问赵普：“你为何如此怀疑符彦卿？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辜负朕？”赵普甩出一句话：“陛下何以能负周世宗！”赵匡胤默然无语，只得收回成命。

当时鼓动赵匡胤任用符彦卿的，很可能就是赵光义，他想借岳父之手间接插手禁军事务。“赵普一是出于担忧符彦卿兵变，二是不愿光义的势力和影响扩大，故而坚决反对，并获成功。这可说是光义与赵普在太祖时期最早的一次暗中较量，结果是光义受挫。”[张其凡《宋太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51页。]

那么，赵光义是如何绝地反击、突破赵普的政治狙击的？

其一，赵光义在开封府尹任上，广延四方豪俊，文武兼备，形成了一股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恰如王夫之在《宋论》中所言，“威望隆而羽翼成”。据统计，赵光义罗致入开封府的文武幕僚，共计有七十五人之多[顾宏义《宋初政治研究：以皇权授受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200-201页。]。在这一点上，赵光义可能是效仿了李世民作为秦王时着力经营幕府的成功经验。

其二，自乾德二年正月拜相，赵普独相十年，专权太过，渐为赵匡胤所不容，君臣之间由亲密无间，再到互相猜忌，终致决裂，“皇权与相权的矛盾及其发展，就是太祖与赵普关系变化的实质，也是赵普罢相的根本原因”[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5月，184页。]。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记录了赵普与赵匡胤一次饶有深意的权力互动。一天，钱俶遣使给赵普送来书信和十大瓶海产，赵普还没来得及检视储藏，赵匡胤突然上门。赵匡胤看到这批东西后，随口询问这是什么，赵普如实以答。赵匡胤说：“这些海产想必不错。”于是命人打开，只见瓶中装满了瓜子金。赵普惶恐，磕头谢罪，赵匡胤笑着说：“只管收下，不必担心。吴越王还以为国家大事皆由你这书生做主呢！”“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赵匡胤表面谈笑自如，心中对赵普之权势却不无忌惮，毕竟，连外藩都以为朝廷由赵普做主。

其三，赵匡胤与赵光义的关系虽不像一些正史说的那样兄友弟恭，对赵光义的势力扩张也不无警惕，但赵匡胤顾及手足之情，不忍兄弟阋墙，更不忍通过激烈手段加以解决。

更重要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即使不存在金匮之盟，赵匡胤本人始终没有排除“传弟”的可能性。在其统治的十七年时间里，赵匡胤从未明确宣布过皇位继承人，对择储犹豫不决、举棋不定，不仅有刻意回避之嫌，更不愿过多介入赵普与赵光义之间的政争。

正是在这三方面因素的影响之下，赵普黯然罢相。离京时，“考虑到有生之年或许能够看到皇弟继位，赵普决心给自己留一条后路”[吴铮强《官家的心事：宋朝宫廷政治三百年》，上海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27页。]，于是特意上章自辩：

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

赵普这是欲盖弥彰，将他与赵光义的明争暗斗推诿为外界恶意造谣。

八年后（981年），赵普果然用到了这条后路，草蛇灰线在那里候着。

开宝九年八月，赵匡胤下诏，分兵五路开始第三次北伐，兵锋直指太原。

在七年前（开宝二年）那次北伐中，赵匡胤亲征虽功亏一篑，但作为胜利者的北汉也是元气大伤。尤其是赵匡胤撤军时制定的疲敌之策，宋军大肆掠夺北汉人口，加之连年流动出击，破坏北汉农耕，北汉已是赤地千里，气息奄奄。

因此，宋军此次北伐远较前次顺利，至九月，各路大军已云集太原城下，连党项首领、定难节度使李光叡也率军来援。看起来，宋军此战大有犁庭扫穴之势。恰在此时，汴京发生了天崩之变，诏令即刻退兵。

开宝九年十月二十日午夜，赵匡胤猝然驾崩于万岁殿。赵光义即位，史称宋太宗。

对于赵匡胤之死，《宋史·太祖本纪》的记载极其简略：“癸丑夕，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宋史·太宗本纪》也差不多：“开宝九年冬十月癸丑，太祖崩，帝遂即皇帝位。”而赵匡胤之死之所以成为宋初三大疑案之一，也就是所谓的斧声烛影，最初文本来自僧人文莹的《续湘山野录》。

按照《续湘山野录》的版本，十月十九日晚，赵匡胤召赵光义入宫闭门密谈，酌酒对饮，屏退内侍、宫女。众人只是远远看到，房间里烛光摇曳，赵光义多次离席，似乎在向皇兄谦让些什么。对饮结束时，时已三更，殿外积雪已有数寸厚，众人又听到，赵匡胤握着柱斧咚咚戮地，对着赵光义说“好做，好做”，随后解带就寝，鼻息如雷霆。当晚，赵光义留宿于皇宫之内。将近五更时，众人才发现，赵匡胤已经驾崩了。

《续湘山野录》虽是野史，且文辞闪烁，但因为首创了斧声烛影，在宋代流传甚广，以至于李焘在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也不得不在加以考证和修订之后，予以摘录：

上闻其言，即夜召晋王，属以后事。左右皆不得闻，但遥见烛影下晋王时或离席，若有所逊避之状，既而上引柱斧戳地，大声谓晋王曰：“好为之。”

基于斧声烛影的传闻，北宋以降，越来越多的人相信赵光义杀兄篡位。而杀人的具体手段，主要有两种看法：“一是认定宋太宗‘灯下弄斧’，用斧子砍死了宋太祖，‘斧声’就是杀人的声音；二是认定宋太宗是酒中下毒，用毒药毒死了宋太祖，因为酒里有毒，所以他才再三起身谦让。”[范学辉《宋朝开国六十年》，齐鲁书社，2009年9月，224页。]

相对而言，用斧砍人的可能性更小。其一，“柱斧”并非兵器，而是一种用玉或水晶制成的文房用具，就算可以攻击人，也远非杀人利器；其二，赵匡胤年轻时是著名的勇将，《宋史·太祖本纪》称其“学骑射，辄出人上”，据说还擅使铁棒，而赵光义的所谓军旅经验大多是自己吹嘘出来的。而酒中下毒，则被一些史料视作赵光义的惯用手法，受害人远不止赵匡胤，蜀国降君孟昶也是受害者之一。

杀人动机则是一个更具争议的话题。毕竟，赵光义于开宝六年进封晋王后，已是事实上的储君，他有何必要甘冒奇险弑君夺位？正如明人程敏政所言：“非病狂丧心者，其孰肯舍从容得位之乐，而自处于危亡立至之地哉？”

一些史料也力图证明，赵匡胤与赵光义兄弟情深，早就属意兄终弟及。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有一次赵光义病重时，赵匡胤亲自用艾草为弟弟熏灸。赵光义喊疼，赵匡胤就先自己试灸以感受其痛。赵匡胤还时常对近臣说：“光义龙行虎步，生时有异，他日必为太平天子，福德连朕都不及。”

对此，这些年笃信斧声烛影一方也提出了不少有关弑君动机的猜想。

其一是年纪。赵匡胤驾崩时，他还在世的二子，赵德昭已二十六岁，赵德芳也满了十八岁。既然当年订立金匮之盟的理由是“国赖长君”，那么，此时这个理由已然不存在。即使赵匡胤还没有“易储”的想法，“储君”赵光义又岂能不如坐针毡？“随着太祖二子年岁已大，逐渐介入政务，意味着赵光义继位的可能性渐减。为此，急登基的赵光义便伺机动手了。”[顾宏义《宋初政治研究：以皇权授受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246页。]再说，赵光义此时已三十八岁，时不我待、只争朝夕，有抢班夺权之心也是正常的。

其二是好色。据宋末遗民徐大焯笔记《烬余录》记载，赵光义趁赵匡胤生病卧床，在皇宫内调戏皇兄得自后蜀的宠妃花蕊夫人。赵匡胤被惊醒后，气得以玉斧斫地。于是，赵光义铤而走险，杀了赵匡胤，而后仓皇逃回王府，“垂涎花蕊夫人美色，当应为光义抢班夺权、向太祖下手的一个重要原因”[张其凡《宋太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75页。]。但据宋人蔡绦所著的《铁围山丛谈》记载，赵光义不满赵匡胤独占花蕊夫人，在一次花蕊夫人参与的宫廷打猎中，他拉满弓矢，假意瞄准走兽，“忽回射花蕊，一箭而死”。

其三是兄弟失和。赵光义夺位后，为掩盖事实真相，制造了许多谣言，“有关光义与太祖兄弟亲密，太祖早就扬言要传位光义等等的流言，其出处不外是光义及其幕府”[张其凡《宋太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77-78页。]。赵光义担任开封府尹之后大肆扩张私人势力，赵匡胤已有所警觉。无论是赵匡胤亲自抑制赵光义的势力，还是假赵普等人之手剪除赵光义的羽翼，都令兄弟间积怨日深。[王瑞来《烛影斧声事件新解》，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尤其是迁都事件之后，赵匡胤、赵光义兄弟的矛盾已众目共睹。开宝九年三月，赵匡胤离汴京西巡西京洛阳，随即宣布欲迁都西京，结果遭到赵光义及其势力集团的抵制。赵匡胤被迫放弃这一计划。

赵匡胤之所以要迁都洛阳，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脱离赵光义根深基固的汴京，而此时西京留守正是皇子赵德芳的岳丈。“如此行事，实彰显宋太祖欲远离赵光义势力所在的东京城，而于西京培植德芳之势力的企图。因此，当赵光义面对兄皇的抑制而进行反击时，斧声烛影之类事件的发生就似乎可以想象了。”[顾宏义《宋太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9月。]

在动机问题之外，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也就是赵光义为何选择在十月十九日晚下手，而不是其他时间？

有一种说法是，斧声烛影是一次突发事件，“是由太宗调戏太祖宠妃而引起的突发事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王瑞来《烛影斧声事件新解》，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2期。]

宋史大家邓广铭先生认为这不是一桩突发事件，而是赵光义蓄意已久的阴谋，但发动的时机何时能够出现，阴谋究竟何时才能得逞，却是赵光义本人也难以预计和预知的。“从其发动时间之并非出于预定来说，则还不能不算作事出仓猝。”[邓广铭《试破宋太宗即位大赦诏书之谜》，收于《邓广铭治史从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

还有一种很有说服力的说法是，赵光义选择了最好的时机，趁宋军三伐北汉时动手。赵匡胤的“死党多为军人，如果不是出兵打仗离开东京，太宗很难篡权，即令篡了权，也可能被忠于太祖的军人打垮。这年十月是最好的时机，同时也可能是最后的机会……只要打下北汉，一统局面基本形成，大规模的战争可能暂时停止”。[李裕民《揭开斧声烛影之谜》，载《山西大学学报》，1988年第3期。]

如果赵匡胤不是死于非命，那么，他的死因究竟为何？

说法很多，但也都是猜想。日本学者荒木敏一猜测，赵匡胤常年酗酒，可能暴卒于高血压、脑溢血一类的急病。与此相近的一种说法是，“赵匡胤前有躁狂症状，后有脑溢血症状，家族又有这类遗传病史，他的死亡实是病殁，不足为怪”[刘洪涛《从赵宋宗室的家族病释烛影斧声之谜》，载《南开学报》，1989年第6期。]。

还有一种说法是，赵匡胤多年征战，积劳成疾，在暴卒当夜已重病缠身，只是秘而不宣，还特地从陕西召了一名道士进京作法祈寿。所谓斧声烛影只是正常逝世，“赵光义既没有‘灯下弄斧’，也没有酒中下毒，而是兄弟之间再正常不过的、最后的诀别”。[范学辉《宋朝开国六十年》，齐鲁书社，2009年9月，227-228页。]

然而，即使真的不存在斧声烛影，赵光义并未杀兄弑君，也仍难摆脱篡位，或者说非正常即位的嫌疑。比如，《辽史》对赵光义即位虽语焉不详，却立场鲜明，“宋主赵匡胤殂，其弟炅自立”。这里所谓的“自立”，大致就是“篡位”之意。

司马光《涑水记闻》虽不认可斧声烛影，却也有一套完整的赵光义“自立叙事”：太祖刚刚驾崩时，已是四更时分。宋皇后派内侍总管王继隆召秦王赵德芳入宫即位。王继隆认为太祖传位晋王赵光义的心意早已确定，于是没有去召赵德芳，而是带着一名亲信径直赶往开封府署。赵光义大惊，犹豫不敢行，称“吾当与家人议之”，进内室很久都没出来。王继隆催促道：“再拖下去，皇位就要为他人所有了。”赵光义这才出来。赵光义一行人入宫，到了皇后寝殿。宋后听到王继隆的声音，忙问：“是德芳来了吗？”王继隆答：“是晋王到了。”宋后见到赵光义，惊愕失色，急忙称呼他为“官家”，乞怜道：“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赵光义哭着向皇嫂承诺：“共保富贵，无忧也。”

如果司马光这段记录属实，那么赵光义无疑是非正常即位。在赵光义的刻意招揽下，王继隆早就秘密投靠赵光义，可见赵光义蓄意窃取皇位，已非一朝一夕。

综上所述，斧声烛影千余年后仍是迷雾重重，所谓赵光义弑君篡位也非定谳。但众多端倪显示，“篡位”的可能性要大于“弑君”。也就是说，赵匡胤未必是非正常死亡，但赵光义大概率是非正常即位。

这也可以部分解释赵光义即位后发生的一系列非常事件，如在距年终仅数日的开宝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太宗打破当年不改元的既有规则，突然宣布将当年年号改为太平兴国；再如太祖之子赵德昭与赵德芳的离奇死亡，无不暗示这不是一次正常的接班。

丧乱既平，既安且宁。虽有兄弟，不如友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