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光义初即位时，李煜一度以为自己的命运迎来了转机：赵光义先是撤去带有侮辱性的违命侯封号，改封李煜为陇西郡公；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李煜上表诉苦入不敷出，赵光义不仅下诏增加其月俸，还额外赏赐三百万钱。

然而，好景不长，李煜的处境每况愈下，终至“此中日夕，只以泪洗面”。据宋人王铚笔记《默记》记载，李煜住处只一老卒守门，他奉旨不让任何人进去与李煜接触谈话。

李煜屡遭当庭折辱。一次赵光义幸崇文院观书，召李煜及刘陪侍。他突然问李煜：“听说你在江南好读书，这些书很多曾是你家旧物，归朝后你还常读书吗？”夺人藏书而询其读否，既当众剜其故国之痛，更似以书为刃，直戳降虏之辱。

据宋人笔记《见闻录》记载，又有一次赵光义幸翰苑阅书，彼时李煜以金吾上将军之职充任侍从护卫，而南唐旧臣徐铉、汤悦等人却得伴君侧侍坐。太宗见江南旧臣位列上位，而故主屈居下僚，乃含讥带讽对着侍臣说：“不能励精图治以成霸业，终日唯知吟风弄月虚掷流年，如今落得这般境地，实乃咎由自取。”

对于一个情种而言，嫔妾散落乃锥心之痛。更践踏李煜尊严的是，他的妃嫔亲眷也成了赵光义的枕边人。李煜的妃嫔乔氏，被赵光义纳入后宫；李煜的宫人臧氏，进宋宫后宠幸不衰，为太宗生下第七子赵元偁及两位公主，死后追封贵妃；据明人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李煜的妹妹永宁公主，也被赵光义强占入宫，日后征辽时还侍驾以行。

在历史上流传最广，也最有争议的是野史中所谓的“宋太宗强幸小周后”。此事最早见于《默记》：

李国主小周后随后主归朝，封郑国夫人，例随命妇入宫。每一入辄数日而出，必大泣骂后主，声闻于外，多宛转避之。

小周后一入宫就是好几天，每次归来，必声泪俱下地痛骂李煜。李煜无地自容，只得辗转闪避。

《万历野获编》的作者沈德符自称于友人处见过一幅《熙陵幸小周后图》的春宫图：

太宗头戴幞头，面黔色而体肥……周后肢体纤弱，数宫人抱制之，周作蹙额不能胜之状。

沈德符还发现此图后题跋颇多，其中一则是元代学士冯海粟的题诗：

江南剩得李花开，也被君王强折来。

怪底金风冲地起，御园红紫满龙堆。

这诗的意思是，宋太宗欺凌小周后的恶行（强折李花），最终招致金人入侵的报应（金风冲地），正是因果循环。

王国维曾有言：“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这说的正是李煜亡国降宋后的词作，故国之思，凄厉已极：

闲梦远，南国正芳春。船上管弦江面绿，满城飞絮辊轻尘。忙杀看花人。

闲梦远，南国正清秋。千里江山寒色远，芦花深处泊孤舟。笛在月明楼。

---《望江梅》二首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多少泪，沾袖复横颐。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月明吹。肠断更无疑。

---《望江南》二首

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无奈朝来寒雨晚来风。胭脂泪，相留醉，几时重。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梧桐深院锁清秋。剪不断，理还乱，是离愁。别是一般滋味在心头。

---《相见欢》二首

下文这首《浪淘沙》相传是李煜的绝笔，肝肠断绝，语意惨然。据《西清诗话》，“南唐李后主归朝后，每怀江国，且念嫔妾散落，郁郁不自聊。作长短句‘帘外雨潺潺’云云，含思凄婉，未几下世”：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独自莫凭栏，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几个月后，也就是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七月初八，李煜死于汴梁幽所，年四十二，后世多称李后主。还有一种说法是，李煜卒于七夕，与他的生日是同一天。

李煜死后，小周后悲不自胜，未几亦卒，时年二十九岁。小周后与李煜，厮守十四年：始于偷情，“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终于殉情，“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

赵光义对李煜不吝哀荣，诏废朝三日，赠太师，追封吴王，葬于洛阳北邙山。据《东轩笔录》记载，赵光义诏徐铉为旧主李煜撰墓志铭。徐铉泣奏曰：“臣旧事李煜，陛下容臣存故主之义，乃敢奉诏。”

徐铉此铭果然“存故主之义”，对旧主既有亡国君臣的隐痛追思，更有文人对知己的惺惺相惜，称赞李煜“天骨秀异，神气清粹，言动有则，容止可观，精究六经，旁综百氏”。在总结亡国缘由时，徐铉感叹李煜生逢大争之世，空有仁义之行却无应变武略，终致亡国。但其一生所求皆循仁义而行，求仁得仁，俯仰无愧，所谓“道有所在，复何愧欤”。仅从此铭的尺度看，赵光义并非像传说中那么气量狭小。李煜与徐铉，终不枉君臣一场。

然而，如果没有“然而”就好了。

又是《默记》，记载了一个徐铉负主、间接害死李煜的逸闻。一日，赵光义问徐炫：“曾见过李煜否？”徐铉回答：“臣安敢私见之！”赵光义说：“卿只管去，就说是朕让你去相见的。”旧日君臣相见后，相持大哭，默坐不言，李煜忽长叹道：“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李煜的意思是，如果当年不错杀忠臣，或许自己现在就不会被软禁在汴京“日夕以泪洗面”。徐铉告辞后，赵光义召他询问李煜所言。徐铉不敢隐瞒，如实回奏。赵光义听闻李煜对亡国心有不甘，杀心顿起，命人赐李煜牵机药（人吃后抽搐数十次而死的毒药）。

据说，赵光义决意除掉李煜还有一个原因：七夕之夜，李煜在家中命当年宫女奏乐，演唱他的新词《虞美人》，声闻于外。“小楼昨夜又东风”及“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句写尽亡国之痛，更加引发了赵光义的猜忌，遂于七夕夜命弟弟赵廷美以祝寿为名，将毒药送入李煜府中。

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这首令太宗赵光义耿耿于怀的《虞美人》堪称千古绝唱，被清人陈廷焯目为“一声恸歌，如闻哀猿，呜咽缠绵，满纸血泪”：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宋初的疑案可能过于密集了一些，其实李煜之死未必是鸩杀，更可能是因病正常死亡。据马氏《南唐书》记载，李煜生病时，赵光义特意遣御医视疾，还多次派中使上门探病。

李煜身陨的噩耗传到江南，不忘旧主之仁德好生，百姓巷哭设斋而祭之。

在一些宋人笔记（《贵耳集》《养疴漫笔》）中，有宋徽宗乃李煜转世的说法。宋神宗赵顼曾幸秘书省，偶然看到了收藏的李煜画像，“见其人物俨雅，再三叹讶”，当晚即梦见李煜来谒。恰在此时，陈妃诞下了神宗的第十一子赵佶，即宋徽宗。但其实，相较为人、为政皆不堪的赵佶，李煜甚至称得上雄才大略。

李煜去世前四个月，他和吴越国王钱俶见了一面，这对宿敌还一起喝了酒。

太平兴国三年三月，钱俶时隔两年后第二次入朝。太宗赵光义亲自在长春殿赐宴，还找来李煜与刘这对降王同席作陪，也算是其乐融融。

自钱俶入朝后，赵光义宠遇极隆，不仅频频赐宴，还召他泛舟后苑，亲手酌酒，但就是绝口不提归国一事。当年靠骗取南唐地图上位的卢多逊此时已为大宋宰相，他极力劝说太宗将钱俶扣留在京。钱俶为尽早返国，“厚其贡奉以悦朝廷”，以倾国之财力接连进献了三十多批贡品，但始终未能如愿。

四月，同样羁留在京一年的清源军节度使陈洪进，百般无奈之下，向宋廷献漳泉二州、十四县之地，以求归国。这下子压力全到了钱俶这边，他虽惴惴不安，但还是心存幻想，不想就这么“纳土献国”，于是上表乞罢所封吴越国及解天下兵马大元帅之职，取消诏书不直称姓名的特殊待遇，唯一的要求就是归国。

然而赵光义还是不允准。钱俶手足无措，这时一位叫崔仁冀的近臣劝他当机立断：“朝廷的意图已经很明显了，大王若不从速纳土，则大祸将至。”左右皆言不可，崔仁冀厉声喝道：“如今人为刀俎，去国千里，除非插上翅膀才能飞回去！”钱俶这才痛下决心。

五月初一，钱俶主动上表，献纳吴越国两浙十三州、一军、86县，550,680户，115,036名士卒，史称“吴越归地”。苏轼对钱俶纳土推崇备至：“是以其民至于老死，不识兵戈，四时嬉游，歌鼓之声相闻，至今不废，其有德于斯民甚厚。”

赵光义得偿所愿，也就慷慨地还了钱俶一个“淮海国王”，虽然这个王并无实际封地，钱氏一族随后也迁居汴京。得知纳土消息后，吴越国的千余名文武臣僚在杭州放声恸哭：“吾王不归矣！”

钱俶虽位极人臣，但究竟身为降王，李煜的担惊受怕他多少也能懂。有段时间他因眼疾在家休养，一天有个太监酒后登门造访，掏出几颗药丸说：“此药对眼疾有奇效，望大王立即服用。”钱俶当场服下。太监离开后，王府顿时陷入恐慌，担心这是皇帝让太监送来的毒药。钱俶镇定自若地说：“这太监不过是喝多了，又有什么可以怀疑的？”赵光义听说后，立即下令逮捕了这位太监，流放海岛。

钱俶猜得当然不错，但他如果真的那么笃定，大可不理会那位喝醉的太监，又何必立即吃掉这几颗来路不明的药丸呢？只怕他也是强作镇定之态，心中却是惊涛骇浪。

南方就此一统，赵光义遂决意对北汉用兵，一举解决这个后周、北宋两代王朝最坚韧不屈的蕞尔小国。赵光义对北汉势在必得，初即位时，他就曾对弟弟赵廷美放话：“太原我必取之。”

除一统江山的考量之外，赵光义也将灭汉视作超越前人、成就自身千秋功业的关键一环。毕竟，柴荣与赵匡胤这两位雄主皆在太原城下铩羽而归。对于一个深陷“得位不正”舆论旋涡的帝王而言，世间还有何事能比赫赫军功更能迅捷挽回其政治声望？

出师前，赵光义询问时任枢密使的曹彬：“周世宗及我太祖皆亲征太原，以当时兵力而不能克，这是为什么？难道太原城防真的固若金汤吗？”曹彬认为两次退兵都事出有因，并非太原城坚不可摧。赵光义接着问：“我今举兵，卿以为何如？”曹彬豪情万丈：“如今国家兵甲精锐，人心归附。若行吊伐，如摧枯拉朽耳，何有不可哉？”

尽管当时也有宰相薛居正等重臣反对出兵，认为“得之不足以辟土，舍之不足以为患”，但赵光义心意已决。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年）二月，赵光义勒兵亲征太原，钱俶、陈洪进与后蜀前太子孟玄喆皆随征参战。

赵匡胤时代的三征北汉，固然功败垂成，但北汉“虽巢穴尚存，而危困已甚”。今非昔比，“太宗所面对并在979年所征服的这个北汉，已经不再是960年与北宋对峙的那个北汉”。[[美]龙沛《重归一统》，九州出版社，2021年1月，161-162页。]

辽国听闻北宋此战欲吞灭北汉，匆忙遣使劝太宗退军。赵光义干脆利落地对辽使表示：“河东逆命，所当问罪。若北朝不援，和约如旧，不然则战。”按照赵光义此时的想法，和约不和约的不重要，反正他也打算很快撕毁了。

宋军此次动员的兵力超过十万，禁军精锐更是倾巢而出，因此也具备了两线作战的能力，有足够的兵力一边全力围攻太原，一边从容抵挡辽国援军。要知道，从柴荣到赵匡胤，折戟太原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还是担心契丹人的大举进援，为免腹背受敌才被迫退兵。

三月，宋军名将郭进在石岭关大破契丹援军数万骑，夺得空前大捷。没了契丹人的搅局，太原一座孤城又能支撑多久？果然，赵光义四月中旬亲临太原城下督战，日夜急攻，至五月初，太原已命若悬丝。

在太原城下，赵光义披坚执锐，亲犯矢石，挥师临阵。有近臣劝谏不可亲履危境，太宗不从：“将士既忘死效命于锋刃之下，朕岂忍安然坐观乎！”诸军闻之，莫不感奋，皆冒死先登。

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初六清晨，走投无路的北汉皇帝刘继元素服纱帽，开城请降。当时，北汉全国在册人口仅剩下三万五千余户，远不及吴越纳土时的十分之一，能苦撑至今已然是个奇迹。这也可见，赵匡胤时代的疲敌之策效用何等显著。

刘继元苦战后降，本是一条好汉，但他为保性命，竟向赵光义乞怜称：“臣自听说陛下亲征，就想束手归降了，实在是因为有一些亡命之徒挟持了臣，才导致臣到今日才投降。”

赵光义为除后患，下令隳毁太原城，但他对刘继元却不念旧恶，不仅在受降现场赦免了他，还封他为右卫上将军、彭城郡公。受降时，钱俶也站在一旁。赵光义看看负隅顽抗的刘继元，更觉得钱俶难得，于是夸奖说：“卿能保全一方以归于我，不致血刃，深可嘉也。”

赵光义此役还有一个重大收获，“杨无敌”杨业也一同归降。赵光义大喜，授他为右领军卫大将军。

至此，建政二十九年、历四帝的北汉亡国。北汉是十国中最后一个被灭的政权，标志着自朱温灭唐建后梁（907年）以来，延续七十二年的五代十国乱世彻底终结。

自883年李克用割据河东，至979年北汉亡国，沙陀政权历经后唐、后晋、后汉、北汉，始于太原，终于太原，共延续了九十六年之久。对沙陀这样一个人口不过数万的“袖珍民族”而言，这已堪称奇迹。其实，沙陀人早已融入了北宋宫廷。赵匡胤最后一任皇后宋皇后，就是后汉高祖刘知远的外孙女，其父宋偓则是后唐庄宗李存勖的外孙。

北汉亡国后，宋辽两大帝国之间再无缓冲国，沿着从渤海到黄河上游的一条广袤边境线，展开直接对峙。

伫立于太原城头，只见旌旗蔽日，赵光义意气风发，欲挟新胜之余威，直捣幽州，一举克复燕云。

燕云，既是金瓯缺的最后一角，看起来也是赵光义唾手可得的不世之功。如此，赵光义不仅超越了柴荣、赵匡胤，更堪称自李世民以来最神武的中原帝王。这也意味着，赵光义几乎完全推翻了赵匡胤时代的对辽政策。

赵匡胤并非不想收复燕云。开宝九年二月，群臣想给赵匡胤上尊号“一统太平”，他以“幽燕未定，何谓一统”为由，当即驳回，可见他的志向。

但赵匡胤基于对双方军事实力的冷静考量，暂时无意以武力夺取燕云。他在宫中修建了一座名为“封桩库”的金库，将南征时缴获自南方各割据政权的巨额金帛及每年财政结余贮存于内，下令任何人都不得动用分毫。赵匡胤对近臣说：“燕云的百姓太可怜了。等到库中蓄满三五十万，朕即遣使契丹，谈判以这笔巨款赎回燕云诸州及当地百姓。”赵光义刚即位就带着几位重臣视察封桩库，惊叹“此金帛如山，用何能尽”，可见赵匡胤的赎买计划并非虚辞。

这里还有一个细节。开宝七年十一月，宋辽恢复外交往来，当时建交的一个基本前提就是，北宋默认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的合法性，不谋求武力收回，否则就是背信弃义。

那么，如果辽国不同意就赎买展开谈判呢？

赵匡胤早有预案：“如果契丹完全拒绝谈判，朕就用这笔钱招募天下勇士，谋划攻取之策。”他还算过一笔账：“辽国精兵不过十万，只要每得一契丹首级，便重赏二十匹绢，那么总共也就花费两百万匹绢，便可以耗尽契丹兵力。”

无论赵匡胤这套先礼后兵的赎买方略究竟有几分可行性，但大宋朝野对此是基本认可的。与其说这是赵匡胤一人的想法，不如说是北宋精英阶层的共识。因此，当赵光义欲改弦易辙，本就身心俱疲的诸将自然更不愿配合。大军攻围太原累月，士卒疲惫，粮饷将尽，全军上下希冀的太原赏金又迟迟没有发放，军心颓靡不振。

当时军中只有殿前都虞候崔翰主张进军，独自上奏说：“北伐一事不容迟疑，乘此破竹之势，取之甚易，时不可失也。”赵光义闻言大喜，即命曹彬筹划调兵事宜。

宋军只在太原休整了十余天。五月二十二日，赵光义一行离开太原，向东越过太行山，派使者赴诸州调发军储。六月十三日，赵光义正式发动北征，亲自率军自镇州北上。

宋辽战争就此启幕。只是当时没多少人能料到，这一打就是二十五年。

出师当天，各军稀稀疏疏，迟至者甚多，赵光义大怒，欲军法处置。有人劝谏称此举会重挫军心，这才不了了之。很显然，部分将领虽然不敢当面反对北伐，却可敷衍了事消极以对。

宋军虽士气不高，但契丹人的准备似乎更不足。宋军进展神速：六月二十日，取岐沟关，辽国守将降宋；二十一日日，进至涿州，守将再降；二十三日黎明，赵光义抵达幽州城南，天亮后，他又亲自率军于城北击破万余辽军，斩首千余级。二十五日，宋军开始大举攻城，负责西面攻城的主将竟是孟昶长子、曾经的后蜀太子孟玄喆，十几年前他还是一个一开战就吓得掉头就跑的纨绔子弟，现在已可独当一面。

宋军此时在幽蓟战场占据了全方位优势，《辽史》称“辽亦岌岌乎殆哉”。不仅幽蓟各地辽国将吏阴怀二心，公然降宋，一般军民也是数百成群地归附，当中甚至有渤海人，最后连“以牛酒迎犒王师”的经典桥段也来了，“宋军的攻势已产生明显的政治效果，辽在幽蓟一带的统治近乎瓦解”[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192页。]。

什么叫传檄而定？这就是了！

宋军初至时，幽州守将（南京留守）韩德让一度六神无主，束手无策。如果宋军可以趁此良机，一鼓作气快速攻下幽州，则满盘皆活。但韩德让很快就稳住阵脚，亲自登城，日夜守御，幽州遂安。

先机既失，宋军的多重隐患便如潮水般同时涌现。粮饷不济，劳师远征，尤其是出师前便已显现的士气低迷问题，此时甚至成为左右整个战局的胜负手之一。最为致命是，辽帝耶律贤派出的各路援军正日夜兼程，于七月初到达幽州前线一带。

七月初六，辽将耶律沙率援军主力进抵幽州城下，赵光义亲统禁军与之大战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正当耶律沙所部不支败退时，耶律休哥和耶律斜轸所领的另两路援军，突然从左右两翼杀出，夹击赵光义。这里岔开一句，耶律斜轸时任辽国南院大王，与萧峰在《天龙八部》中同职。

战至傍晚，宋军就在赵光义眼皮底下分崩离析，辽军追亡逐北三十余里，斩首万余级，“获兵仗、器甲、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辽史·景宗本纪》）。

白天还不可一世的赵光义，股中两箭，抛下大军，趁着夜色落荒而逃，“仅以身免”，和几名亲卫一路向涿州夺命狂奔。七月初八，惊魂未定的赵光义遁至涿州，因箭伤加重，连马都骑不了，只得换乘驴车，继续南逃定州。驴车南窜，贻笑千古，是赵光义这一生最耻辱最不堪回首的一幕，在当代互联网上被戏谑为“高梁河车神”。

而这一天（太平兴国四年七月初八），恰好是李煜去世（或毒发身亡）一周年。

果真是天道好还。

赵光义此次征辽带了一群妃嫔侍驾，其中一位就是李煜之妹永宁公主。据《万历野获编》记载，高梁河之败后，永宁公主为辽军俘获，后被辽帝纳入宫中，“薄命漂泊，几与隋炀帝萧后无异”。

赵光义能够逃出生天，除驴车居功至伟之外，最大的功臣或许当数钱俶。据《默记》记载，赵光义星夜逃亡时，钱俶尚身在后军，他一连斩杀了六个在军中散播皇帝已遁走的士卒。待到他估算赵光义一行已离开幽州地界时，方才下令后军撤退，为赵光义争取了逃脱的时间窗口，“盖一夜达旦，大驾行三百里乃脱，皆俶之功也”。

高梁河之败，原因甚多，如军心不振、劳师远征、战术失误等。但赵光义有两点责任无从推卸。

其一是轻敌。赵光义决定北伐时，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一个宋辽间最基础的国情：宋初兵力有限，不足与辽争夺燕云失地[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13页。]。北宋开国时，总兵力也就在十二万左右；到了太祖后期的开宝年间，全国共有军队三十七万八千人。[王曾瑜《宋朝军制初探》（增订本），中华书局，2011年3月，22页。]

而辽国呢？据《辽史·兵卫志》记载，早在耶律德光时代，可动员的总兵力就达到五十万，“合骑五十万，国威壮矣”；常备军至少有十万，“不待调发州县、部族，十万骑军已立具矣”。如果辽国军力不及北宋，赵匡胤也就不必煞费苦心建什么封桩库了。

其二是私心作祟。赵光义不应为了捞取政治资本，轻易否定和放弃赵匡胤的对辽政策，“太宗过分从个人政治利益角度考虑战争问题，以巩固自己的皇位，根本就没有把幽燕和北汉作为一个战略整体来权衡”。[王晓波《宋辽战争论考》，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34-35页。]

但赵光义再不济，好歹也是亲临战阵，不避矢石，比他那些“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子孙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

在儒家的政治观念中，尚武，尤其是亲征，似乎是一个帝王滑向穷兵黩武的危险征兆。“天子坐于明堂，执传国玺，列九鼎”才是为君之道，李煜似的君王反倒成了人君的理想形象。然而上行下效，到了两宋之交，连前线将帅都不再亲临战阵，崇尚所谓的决胜于千里之外，以至于被金军不屑地嘲讽为：“江南将帅，才能不及中人。每当出兵，必身居数百里外，谓之持重。”

对于高梁河兵败，赵光义晚年的反思也是朝着“不应轻率亲征”这个方向上去的，自言“往则奋锐居先，还乃勒兵殿后，静而思之，亦可为戒”。但反思的结果是，赵光义虽然不再愿亲上前线，却又不肯把作战全权赋予将领，而企图以预定的战略、战术来间接指挥战役，甚至连布阵之术都事先决于宫廷，“太宗愈想统筹全局，就总是适得其反”。[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1月，209页。]

这种反思，不要也罢。

赵光义刚逃亡时，人心惶惶，行营上下一度不知圣驾所终，更有流言称皇帝已驾崩于乱军之中。值此惊疑之际，竟有人谋划拥立太祖之子赵德昭为帝。

赵光义听说后，深以为忤，不仅愤懑于臣子不忠，更猜忌赵德昭的众望所归。赵光义心里应该清楚，赵德昭的威望，更多来自朝野内外对太祖一脉的拥戴。

高梁河之败，令本就猜忌心甚重的赵光义对权力的不安全感彻底失控。

回京后，赵光义因北伐失利，迟迟没有给太原之战的功臣行赏。赵德昭觉得不妥，便向叔叔赵光义进言。太宗新仇旧怨涌上心头，怒斥赵德昭：“等你当了皇帝，再行赏赐也不迟！”赵德昭闻言惶恐，退朝后取割果刀自刎而亡，时年二十九岁。

赵光义可能也没想到赵德昭如此刚烈，抱着侄子的尸体恸哭道：“痴儿何至此邪！”追封为魏王。赵德昭之死，“太宗自当心中暗喜，但逼死皇侄恶名却也难逃，故太宗‘闻之惊悔’，当亦非全是惺惺作态”[顾宏义《宋初政治研究：以皇权授受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1月，283页。]。

时为太平兴国四年八月。赵德昭之死或可视作一个意外，但仅仅一年半后，也就是太平兴国六年（981年）三月，太祖的小儿子赵德芳也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蹊跷暴毙，年仅二十三岁。赵匡胤驾崩时，宋皇后曾派宦官去召赵德芳即位，可见他对皇位的威胁，“德芳之死，直接受益者是太宗。因此，德芳之死，太宗是脱不了干系的”[张其凡《宋太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90页。]。

当然，这只是猜想。如今，于赵光义一脉的皇位而言，唯一尚存威胁的，便只剩其四弟赵廷美了，“德昭既不得其死，德芳相继夭绝，廷美始不自安”（《续资治通鉴长编》）。

赵廷美固然惶惶不安，但赵光义的政治压力也如丝弦在颈。一来，赵德昭、赵德芳兄弟在两年间接连暴死，流言四起；二来，太宗即位后，廷美即受命以亲王任开封府尹，位在宰相之上，被很多人视作事实上的储君；三来，赵廷美与宰相卢多逊关系密切，甚至缔结了某种政治同盟。也就是说，赵光义若要对赵廷美动手，难度要大于除掉赵德昭、赵德芳兄弟，且有变生肘腋的风险。

于是，赵光义想起了前朝宰相赵普，此公既有威望，且擅用政治权（阴）谋。赵普本是赵光义的头号政敌，当年在太祖时代不遗余力地狙击他的储君地位。赵光义即位后，赵普备受冷落，郁郁不得志，还屡遭当朝宰相卢多逊的打压。

没有永恒的政敌，只有永恒的利益，赵光义主动伸出了橄榄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赵光义召见赵普，试探他对皇位继承的态度。赵普明确说：“太祖已误，陛下岂容再误邪！”这话的意思是，太祖传弟不传子已经做错了，陛下难道还想重蹈覆辙吗？在宋人笔记《曲洧旧闻》中，赵普说得更为露骨：“先帝若听臣言，则今日不睹圣明。然先帝已错，陛下不得再错。”

这番话说到了赵光义的心坎里，驱使他下定启用赵普的最后决心。太平兴国六年九月，赵普复相。赵普一复出，就送给赵光义两个大礼，证明了自己不愧是大宋立国以来最大的阴谋家。

第一个当然是铲除赵廷美。赵普复相时对自己的定位异常清晰，“臣愿备枢轴以察奸变”，他不是来治国平天下的，而是来对付赵廷美的。赵廷美绝非庸人，已预感到风急雨骤，于是在赵普复相第二天，便主动退让，“乞班赵普下”。

但赵光义、赵普君臣又岂会放过赵廷美？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金明池水心殿落成，赵光义准备泛舟往游。在赵光义、赵普的授意下，有人出来告发赵廷美密谋趁机作乱。赵光义作兄弟情深状，表示“不忍暴其事”，遂罢赵廷美开封府尹之职，授西京留守。

赵光义并非心慈手软，这只是调虎离山之计。四月，赵廷美刚离开京城，赵光义和赵普就开始大肆清除赵廷美留在汴京的亲信。几天后，赵普又奏称查得宰相卢多逊暗中结交赵廷美，两人甚至密谋太宗驾崩之后的政治安排。赵光义震怒，削夺卢多逊一切官爵，全家流放崖州（今海南三亚崖县）。

五月，赵廷美到西京还不满一个月，赵光义又将赵廷美降为涪陵县公，发往房州谪居，这也曾是后周末帝柴宗训退位后的安置地。一年多后，即雍熙元年（984年）正月，赵廷美“忧悸成疾而卒”，时年三十八岁。

赵光义听说后，追封赵廷美为涪王，呜咽流涕地对众宰相说：“廷美自小性格刚愎，长大后愈发凶恶。朕因与他是同胞至亲，不忍置之以法，便让他暂居房陵，望其思过。正打算施恩恢复他旧日王位，他却突然离世，痛伤奈何！”

赵普不仅为太宗暗中谋划，还帮皇帝担负了逼死亲弟之责。赵廷美之贬死，后人大多归罪于赵普，这也算是赵普的特殊价值吧。

赵普送给赵光义的第二个大礼是金匮之盟。

无论金匮之盟有多少争议，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这是赵普拜相后才进献太宗，公之于世的。赵普公布的金匮之盟有三种可能性：真、假、被篡改过。

前两种无须多谈。无论是真是假，赵普的目的都是一致的，在此时以金匮之盟当事人的面目出现，公开“传弟不传子”的所谓盟约，正可以为陷入篡位、逼死两个侄子等负面舆情的赵光义正名，力证其登基合法性。

更值得探讨的是第三种可能性。金匮之盟确有其事，但原始版本有可能是“太祖传光义，光义传廷美，廷美传德昭”，也就是所谓的“三传约”。这一传位大原则虽然没有见诸文本，但已成为朝野共识，因此赵光义即位之初，也只得按“三传约”所预定之程序，命赵廷美以亲王任开封府尹，给予其事实上的储君地位。

赵普为了给太宗迫害赵廷美铺平道路，抛出一份篡改后的金匮之盟，将赵廷美也会依次即位的“三传约”，改为只传赵光义的“独传约”，也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中的版本，“汝与光义，皆我所生，汝后当传位于汝弟”[王育济《“金匮之盟”真伪考》，载《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学版），1993年1月。]。也就是说，赵普公开这份篡改后的金匮之盟，其重点并不是以“传弟不传子”力证太宗的即位合法性，而在于以“只传二弟不传四弟”，剥夺赵廷美作为储君的合法性。否则，赵光义又何必等到即位六年后，才伙同赵普抛出金匮之盟，难道不是即位之初更需要证明得位之正吗？

在以上三种可能性中，“篡改说”似乎更符合历史情境。为了配合赵普的苦心孤诣，赵光义公然篡改了赵廷美的身世。赵廷美本与赵匡胤、赵光义一母所生，都是杜太后的亲生儿子（《宋史·昭宪杜太后列传》）。但为了消弭赵廷美的传位合法性，太宗不惜当着宰相李昉之面，污蔑赵廷美乃乳母耿氏所生，李昉尴尬地说：“宫禁中事，若非陛下委曲宣示，臣等何由知之？”

赵廷美死后，雍熙三年（986年）春，赵光义分三路出兵伐辽，史称“雍熙北伐”。宋军先胜后败，断后的杨业殉国。至此，北宋对辽彻底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

端拱元年（988年）八月二十四日，五十九岁的钱俶风眩发作，于生日当天去世。有宋一代，钱氏家族“善始令终，穷极富贵，福履之盛，近代无比”（《宋史·吴越世家》）。但后世因为钱俶与李煜双双卒于生日这一天，展开了无穷的想象。

淳化二年（991年），五十岁的前北汉皇帝刘继元寿终正寝，为十国众降王中最晚离世者。

淳化三年（992年）七月，七十一岁的赵普病逝于洛阳家中。家人检视他的遗物，发现了《论语》二十篇，这就是“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由来。赵光义听说噩耗，痛哭流涕，追封赵普为真定郡王，对他作出了两点很有意思的评价：之前与朕曾有过节；真社稷臣也。

淳化五年（994年）八月，李煜与娥皇之子李仲寓辞世，时年三十七岁，“后主之后遂绝”，江南遗民犹为之兴悼。

至道元年（995年）四月，赵匡胤最后一任皇后宋氏去世，终年四十四岁。赵光义不为皇嫂着丧服，亦不令群臣临丧，完全不合前朝皇后应享有的国丧礼仪。有大臣为宋皇后鸣不平，竟被安上“谤讪朝廷”的罪名贬谪出京。

晚年的赵光义，高梁河的箭伤“岁岁必发”，如附骨之疽。至道三年（997年）三月二十九日，赵光义在箭伤的折磨中撒手人寰，终年五十九岁。

卧榻之侧，还睡着契丹人。

至于赵匡胤的后人，下一次再登上历史舞台中心，已经是宋高宗时代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