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多情、崇佛、痴迷音乐，也无雄才大略，但他勉强算得上一个勤政的君主。自乾德五年（967年）始，李煜命各路大臣值班光政殿，咨问国事，每至深夜。

欧阳修点评李煜“煜性骄侈，好声色，又喜浮图，高谈不恤政事”（《新五代史·南唐世家》），不仅有过苛之嫌，且似落入了成王败寇的窠臼。

值班时与大臣们接触多了，李煜发现父皇留下的重臣韩熙载尽忠职守，能直言，再加上他之前一手操持了改铸铁钱的货币改革，于是有意拜韩熙载为相。不过，最吸引李煜的，可能还是韩熙载的风采。据马令《南唐书》记载，韩熙载神采飘逸，不仅擅长清谈，听者忘倦，音律、舞蹈、书法、绘画无一不通，“名重当时，见者以为神仙中人”。

但朝野间对韩熙载也有些不堪的风评，甚至物议哄然，这不免让李煜对拜相韩熙载心怀惴惴。传闻称韩熙载纵情声色、醉生梦死，光歌姬就养了四十人。李煜便偷偷派了一名叫顾闳中的宫廷画家夜访韩府，看看传说中夜夜笙歌的韩府究竟是何情形，绘图进献，“（李煜）颇闻其荒纵，然欲见樽俎灯烛间觥筹交错之态度不可得，乃命闳中夜至其第，窃窥之，目识心记，图绘以上之”（《宣和画谱》）。

又据《五代史补》记载，李煜对韩熙载的糜烂私生活颇为不悦，但碍于他是三朝老臣，不欲直指其过，因此让顾闳中画图赐之，使其自愧。但韩熙载收到画后一笑了之，依然故我。

这幅画就是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传世之作《韩熙载夜宴图》（现为宋摹本）（见222页插图）。全画绢本设色，长335.5厘米，宽28.7厘米，以连环长卷的形式描摹了韩熙载家设宴行乐的盛况，根据场景先后次序，分为听乐、观舞、暂歇、清吹及散宴五个部分。

在画中，韩熙载美髯高冠，一方面狂放不羁，在宴会上与宾客觥筹交错，不拘小节，亲自击鼓为宠伎王屋山伴奏，敞胸露怀听伎乐合奏，送别时听任客人与家伎厮混；另一方面又心不在焉、满怀忧郁，擂鼓时双目凝视、面不露笑，听清吹时漫不经心，与对面侍女闲谈，愈是热闹，就愈显出韩熙载心事重重。[杜文玉《夜宴：浮华背后的五代十国》，中华书局，2006年8月，7-8页。]

韩熙载在夜宴上为何郁郁寡欢？是歌姬还不够多吗？是官位还不够高吗？是宴席还不够盛大吗？

据陆氏《南唐书》记载，韩熙载曾私下对左右说：“我声色犬马是为了自污，借此躲避拜相罢了。我老了，不能为千古笑。”还有个更直白的版本。据《南唐拾遗记》记载，韩熙载曾对一位交好的僧人解释自己为何要自污避相：“中原常虎视于此，一旦真主出，江南弃甲不暇，吾不能为千古笑端。”韩熙载心知南唐覆亡在即，不想作为亡国宰相留于青史。

国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韩熙载在宴席上又岂能不忧形于色？

开宝三年七月，六十九岁的韩熙载去世。李煜感念不已，追赠其宰相之职，也算是酬了自己的一个念想。

自中原南渡时，韩熙载也曾睥睨天下，对密友放言“若江东相我，我当长驱以定中原”；后晋倾覆时，韩熙载也曾慨言北伐，“陛下有经营天下之志，今其时矣”；韩熙载到了晚年，“往事只堪哀，对景难排”，昔日的豪言壮语已一笔勾销。这样看来，韩熙载放浪形骸不仅仅是自污，也是为了自我麻醉，“他的政治理想和抱负完全破灭……使他除了以声色自娱来安慰和消磨自己外，已别无出路”[杜文玉《南唐春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年11月，184页。]。

但韩熙载还是幸运的，他终究没有看到“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的那一天。韩熙载死后，同样文名满江南的中书舍人徐锴为他编集遗文。四年后（开宝七年七月），金陵城破前夕，徐锴带着对家国沦亡的忧愤，郁郁而卒，去世前，他对家人说了一句韩熙载式的遗言：“吾今乃免为俘虏矣。”

韩熙载辞世第二年，也就是开宝四年，北宋灭南汉，屯兵汉阳，所有人都知道下一个就轮到南唐了。道理很简单，南方诸国只剩南唐和吴越了，吴越又是北宋的忠实走卒。

四月，李煜遣九弟李从谦赴汴京朝贡，“珍宝器币，其数皆倍于前”，还在当地大摆宴席。十一月，李煜又遣七弟李从善朝贡，不仅再次请求取消诏书里对他不直称其姓名的礼遇，还主动将国号由“唐”改为“江南国”，不再自称“唐国主”，改称“江南国主”。

严格来说，南唐此时已经亡国了，毕竟连国号都没了。

李煜当国之后，尽管本国财政左支右绌、捉襟见肘，为此还被迫进行了货币改革，但对北宋可谓“量南唐之物力，结上国之欢心”，几乎是靠送钱买苟安。据《宋史·南唐世家》记载，李煜每次听说朝廷出师克捷或有喜庆之事，必遣使犒劳宋军、进献贡品。遇到北宋的重大庆典，更以“买宴”为名，另外进献进奉珍奇宝物，“吉凶大礼，皆别修贡助”。

然而，即便李煜极尽恭顺屈膝之礼，也无法改变赵匡胤灭唐的决心。开宝四年二月，赵匡胤扣留了入贡的李从善，任命他做了一个虚职节度使，赐第京师。李煜大惊，即刻削减仪制，改诏为教，宰相降称左、右内史，将封王的弟弟们降为国公，将象征天子的殿阙鸱吻尽行撤除。

李煜并非不谙权变的书呆子，也知道要有两手准备，“时国主虽外示畏服，修藩臣之礼，而内实缮甲募兵，阴为战守计”（《续资治通鉴长编》）。即位之初，李煜就新设龙翔军，教练水战；而后又暗中加强江防，将林仁肇、朱匡业、朱令斌等得力将领调往战略重地。

但备战归备战，李煜还是心存幻想，束手束脚，不敢与北宋彻底翻脸。

开宝三年，人称“林虎子”的南唐第一名将林仁肇密奏李煜：“宋军在淮南军力薄弱，诸州戍兵各不过千人，且又连年用兵，前年灭后蜀，今又取岭南，千里奔袭，师老兵疲。陛下只要给臣数万兵马，自寿春北渡淮河，直取正阳，江北遗民，心怀故国，可助我军尽数收复淮南失地。就算宋军派来援军，臣亦可凭淮河天险与之对垒，他们又怎是我军的对手？”

为打消李煜的顾虑，林仁肇还专门献策：“臣出兵之日，陛下可对外宣称臣起兵反叛。若功成，则山河重光，社稷永固；若事败，臣甘受灭族之刑，以证陛下对宋绝无二心。”

李煜闻之色变，惊道：“千万慎言，一旦泄露出去，宗社危矣！”但不久，林仁肇就被提拔为南都留守、南昌尹。

常年与吴越水军交战的沿江巡检卢绛也密奏李煜，认为吴越乃心腹大患，他日必将助宋夹击南唐。不如索性先下手为强，灭掉吴越以免贻为后患，“灭吴越，则国威大振，北兵不敢动矣”。李煜当然也不敢听。

开宝四年年底，一位南唐商人来告，宋人在荆南造战舰千艘，自告奋勇密往江陵，焚烧北宋战舰，李煜唯恐触怒宋廷，还是不敢从。

以上建议有些是老成持国之议，有些则有纸上谈兵之嫌。南唐若有短期内灭掉吴越的实力，又何必等到今日？更何况北宋也不会坐视不管。但更重要的是，李煜完全没有勇气先发制人，唯有坐以待毙。

对一个体量远不及对手的弱国而言，主动出击固然希望渺茫，甚至还有提早败亡的巨大风险，但不出奇兵、不用奇计，就没有任何机会可言了。这也正是诸葛亮《后出师表》中的经典纠结：

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

真正让奇计派上用场的，反倒是北宋。

北宋知道李煜崇佛，便投其所好，选派了一个能言善辩的淮北僧人潜入南唐。李煜一见便为之倾倒，认为他是“一佛出世”，尊奉为“小长老”，两人朝夕探讨什么“六根四谛、天堂地狱、循环果报”。

小长老鼓动李煜大肆布施寺庙，广建佛塔佛像，自己也身披用金线镶边的“红罗销金衣”。如此劳民伤财，连见过大世面的李煜也看不下去了，便嗔怪小长老过于铺张，谁料小长老趾高气扬地反唇相讥：“陛下不读《华严经》，怎么知道佛有多富贵？”于是李煜便按照小长老的意思，在佛事上挥霍无度。还在金陵城南的牛头山广建佛寺，聚僧数千，每日设斋，均为珍馐，当天吃不完就倒掉，明日再设新斋，当时称之为“折倒”。小长老这么一折腾，南唐“囷廪渐虚，财用益竭”，中了北宋的疲敌之计。

开宝六年四月，宋廷遣翰林学士卢多逊出使南唐（此时国号已改为“江南”）。在轻易骗取了李煜的信任之后，便以“朝廷重修天下图经，史馆独阙江东诸州”为名，向李煜要求带一份地图回汴京。李煜想都没想，便让人即刻誊写，还让近臣通宵校对。卢多逊一拿到便立马启程，“于是江南十九州之形势，屯戍远近，户口多寡，多逊尽得之矣”（《续资治通鉴长编》）。回京后上奏“江南衰落可取状”，赵匡胤大喜，从此开始重用卢多逊。

北宋使出的最狠辣一计是针对林仁肇的反间计。

开宝五年（972年）赵匡胤忌惮林仁肇的威名，于是厚赂林仁肇侍从，窃取其画像悬挂于宫中，引出使的李从善观看，对他说：“林仁肇已经答应投降了，先以此画为信物。”又指着一宅第称：“将以此赐仁肇。”李从善惊骇莫名，设法将这一惊天情报带给李煜。李煜接信后为之震怒，再加上林仁肇在军中的政敌皇甫继勋、朱令赟等人在侧煽风点火，于是痛下杀手，派人到南都鸩杀了林仁肇。

南唐重臣陈乔曾有言：“如果林仁肇掌军在外，我居中料理朝政，那么即使我大唐国土日蹙，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宋人灭掉的。”他听说林仁肇被杀后，心灰意懒地说：“事势如此，而杀忠臣，吾不知其死所矣！”

历代为林仁肇叫屈者络绎不绝，乾隆帝的读史感言最为痛切。他将林仁肇之死与伍子胥、李牧、范增、檀道济四人的或贬或死并论，怒斥李煜“下愚不移”，“抑不知宋之所惮者仁肇耳，仁肇既诛，则江南长城已坏，虽欲久有其国，乌可得哉？”（《御批续资治通鉴纲目》）。

还有一位冤死的是中书舍人潘佑。潘佑本为李煜近臣，长于翰墨，当朝的诏令文告大都出自他的手笔。有感国势不振，朝臣尸位素餐，他连上八道奏疏针砭时弊。在第八道奏疏中，他甚至疾呼：“臣终不能与奸臣杂处，事亡国之主！”李煜震怒，将潘佑与其密友李平下狱，交有司问罪。两人不堪受辱，在狱中先后自缢身亡。

赵匡胤一面整军备战，也想着通过极限施压，逼李煜不战而降。开宝七年（974年）七月，赵匡胤遣使江南，以陪同自己祭祀为名，示意李煜入朝。李煜“唯唯不答”，没有明确表态，想靠拖延搪塞过去。两个月后，赵匡胤又派中书舍人李穆出使南唐，继续施压李煜进京。李煜迫于压力，一度准备入宋，也就是等同于纳土归降。

就在此时，李煜最信任的两位文臣——陈乔和张洎双双出面竭力反对入朝。陈乔疾呼：“臣与陛下同受先帝顾命，委以宗社大计。陛下现在去汴京，必然会被扣留。到时社稷不保，臣虽死，也无颜见先帝于九泉之下。抗命入朝之责，臣愿一力担之。”

于是李煜称病谢绝入朝，对宋使李穆说：“我一向毕恭毕敬地侍奉朝廷，为的就是能保全我的国家。既然事情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唯有一死。”李穆倒也是忠厚君子，开诚布公地规劝李煜：“入朝与否，国主自有主意。但朝廷兵甲精锐，物力雄富，沛然莫之能御，望国主深思熟虑，切勿自贻后悔。”

为表死战决心，李煜悲壮地向群臣公开承诺：“他日宋军南征，我当身着戎装，亲督士卒，背城一战，以存社稷。如不幸战败，我将引火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

最后关头，李煜虽然难得放出了不惜以死相拼的狠话，但于事无补。北宋南伐大军早已枕戈待旦，赵匡胤第二次派使臣时，本就没指望李煜束手就擒，而是为了出师有名，给李煜安上个抗命不朝的罪名。

又一个月后（开宝七年十月），李煜还是不甘心，让八弟李从镒使宋，献帛二十万匹、白金二十万斤，赵匡胤钱照收、人扣下。这笔钱，就充当宋军南征的军费了。

开宝七年十月，赵匡胤以郭威外甥曹彬为主帅，潘美为副帅，发兵十余万，兵分多路，水陆并发，直指金陵。

在饯行宴会上，赵匡胤鉴于平后蜀时，军纪败坏、激起民变的教训，嘱咐曹彬约束部下勿妄杀人。为帮助曹彬加强对军纪的掌控力，赵匡胤还当众赐他一把尚方宝剑，宣布自潘美以下，凡有不听号令者，曹彬均可先斩后奏。

战争在南唐的东西两线同时爆发。在西线，曹彬大军进行了一次吕蒙式的“白衣渡江”。初见宋军时，南唐池州守将还以为是例行巡边，不仅未作防范，还备好酒肉前去犒军。宋军趁唐军不备，突然发难，偷袭池州这座沿江重镇。在东线，吴越王钱俶亦出兵夹击南唐，进攻常、润、宣各州。

对于联宋灭唐，吴越国内部也不是没有异议，丞相沈虎子出兵前曾劝谏钱俶：“江南，乃我吴越藩蔽，今大王自撤藩蔽，那今后又凭什么保卫社稷呢？”开战后，李煜也派人给钱俶送信，晓以利害：“今日无我，明日岂有君？一旦明天子易地赏功，王亦大梁一布衣耳。”

这些唇亡齿寒的道理，钱俶不可能完全不明白，但他又能怎么办？其一，自武肃王钱镠开国以来，吴越钱氏就奉行着尊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的传统；钱镠还给子孙留有“要度德量力，而识时务，如遇真主，宜速归附”的遗训。钱俶又怎敢不识时务、不遵祖训？其二，如果吴越拒绝夹击南唐，那么赵匡胤就很可能先拿吴越开刀，钱俶又拿什么抵抗？即使灭唐是等死，也总比找死更好。因此，李煜说得再入情入理，钱俶也无法被说动退兵，还将这封信转交给了赵匡胤。

更何况，当初宋军攻略南汉时，南汉之于南唐又何尝不是唇亡齿寒，李煜不也没救援南汉，还帮着赵匡胤劝降南汉皇帝刘鋹吗？

宋军夺取池州之后，沿途击破了南唐水军的拦截。乘胜东下，屯兵于采石矶（今安徽马鞍山西南）。在这里，宋军上演了整场战争最有戏剧性也最不可思议的一幕。

南唐池州书生樊若水因举进士不第，心怀怨恨，决意投奔北宋。北行前，他扮作渔夫，乘小舟来往于采石矶数十次，偷偷用绳子将采石矶江段的宽窄、水深、水流等水文状况都进行了精心的测量，而后带着这些情报于开宝六年冬跑到汴京上书献策，建议在采石矶用船只搭建浮桥，以渡大军。赵匡胤如获至宝，赐樊若水进士及第，力排“长江自古无有浮桥”之众议，造大舰及黄黑龙船数千艘，并备齐了大量用来搭建索桥的竹子和绳索。

在长江建造浮桥，实为旷古未有之事。李煜听说后，询问重臣张洎。张洎不屑地说：“自古以来，长江就没有过造桥之事，此必不成。”李煜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也觉得江上造桥太儿戏了。”

时值初冬，长江水枯。宋军先在石牌口（今安徽怀宁西）搭好浮桥框架，再移至采石矶，只用了三天，浮桥已成，尺寸毫厘不差。数千艘船只头尾相连，以巨竹和绳索维系。借助浮桥，采石矶北岸的宋军援兵与后勤辎重，源源不断地顺利渡江，如履平地，大大加快了北宋的进军速度。

浮桥建成后，南唐君臣如梦方醒，匆忙间以水陆军各万人布置反击。李煜对反击寄予厚望，出师前特意嘱咐“两军水陆相济，无不捷矣”。但反击很快一败涂地，宋军乘胜追击，直趋金陵；在东线，吴越军也包围了常州。

败报如雪，开宝七年十二月，李煜下令金陵戒严，并停止沿用北宋年号，改为干支纪年，正式向北宋宣战。

为扭转孤立无援的处境，南唐试图遣使求援于昔日盟友辽国。令李煜君臣万万没想到的是，宋辽此刻非但没有交恶，反而正在外交破冰。开宝七年十一月，宋军正在长江建浮桥之时，辽国涿州刺史耶律琮试探性地致书北宋，请求互派使节，止战修好。在信中，耶律琮将契丹与中原失和的责任都推给了历史问题，也就是后晋君臣当年的背信弃义，与宋无关，宋、辽两家“今兹两朝本无纤隙”。

从耶律琮的信中可以看出，辽国此时对宋外交的底线就是燕云。只要北宋认可石敬瑭割让燕云的合法性，不像当年后晋那样背信弃义地企图武力夺回燕云，那么，一切都可以谈[范学辉《大宋开国》，山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217-218页。]。赵匡胤短期内本就无意也无力对契丹用兵，武力收复燕云更未提上议事日程，于是立即回信，重启了与辽国的外交接触。

宋辽双方的关系迅速升温。据《辽史·景宗本纪》记载，在第二年（975年）的正旦，辽景宗耶律贤在接受群臣朝贺的大会上，接受了宋朝使节的新年祝贺。这一年（975年）三月，辽国也首次派出使团聘宋，到了汴京后，赵匡胤还亲自赐宴，请观骑射，多次赏赐使臣。

此时，南唐唯一可以指望的就是北汉。北汉皇帝刘继元“搜其军中子弟，自十七以上，皆籍为兵”，还征调了民间的全部马匹，进攻北宋。但北汉在赵匡胤亲征太原一役中元气大伤，国力疲敝，已经无力组织大规模军事行动，很快便败下阵来。辽国还唯恐北汉干扰其与北宋的通好大计，于是遣使太原，以上国的姿态勒令刘继元停战，“强弱势异，无妄侵伐”。刘继元闻命恸哭，自觉受到了莫大羞辱，冲动之下甚至准备兴兵伐辽，经大臣苦劝这才作罢。

南唐，只有靠自己了。

为保卫金陵，李煜诏令在民间广募兵丁，献上钱粮的，就封给他们官职爵位。当时南唐境内的义军番号有十三种之多：新拟军、拔山军、自在军、都门军、义勇军、白甲军……乍看上去声势浩大，“然实皆不可用，奔溃相踵”，大抵都是乌合之众。

开宝八年（975年）正月，宋军兵临金陵城下。一开始，唐军还敢出城野战，水陆十余万大军前依秦淮河、背靠金陵城列阵防守。潘美不待渡河船只齐备，便率麾下数万人涉水强攻，大败唐军。唐军被迫撤回城内，据城死守。

见正面对阵不敌，南唐又遣水师溯江而上，意图毁掉采石矶浮桥，切断宋军补给线，又为潘美所破，七名将领被俘。

二月，宋军攻破金陵外关城。四月，吴越军攻陷常州，兵围润州。

当时，南唐政事由主战派陈乔及张洎主持。这两人虽然忠直，但不通兵事，只知高谈阔论。群臣皆晓国家危在旦夕，张洎还在鼓吹所谓的“坚壁以老宋师”，只要坚壁清野，敌疲自退。

李煜信以为真，又捡起了名士风范，大敌当前仍谈笑自若，也不愿过多插手军务，自己深居禁宫，整日与一群僧人、道士诵经谈道。最可见李煜此时乐观心态的是，开宝八年二月，李煜还在金陵城内照常举行了南唐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录取了进士三十名。

陈乔和张洎只是迂阔，李煜真正称得上所托非人的是将军务交由皇甫继勋。皇甫继勋随父亲皇甫晖打过几场仗，但并无战功，完全是因为忠良之后才被李煜相中的。当然，此时南唐将星凋零，李煜也没有太多的选择。

力不胜任也就罢了，皇甫继勋作为唐军主帅，保惜富贵，毫无效死之意，明里暗里盼着李煜早日降宋。讨论军务时，他每每散播失败主义，言必称“北军强劲，谁能敌之”；每闻唐军败绩，他甚至喜形于色，放言“我早知必败”；部下有献策破敌或请求出战者，必遭其鞭打、囚禁。南唐军对此群情激愤。

为了蒙蔽李煜，掩饰败迹，皇甫继勋不仅扣押各地告急文书，还很少上朝，甚至连李煜召他议事，他也以军务繁忙为由推脱不至。时间一久，李煜对军情几乎是懵然不知，甚至宋军围城都几个月了，他还不甚了了。

直到五月，李煜亲自登城巡视，这才发现宋师旌旗遍野、垒栅纵横，大骇失色。李煜知道自己被皇甫继勋蒙骗了，即召其入宫，责以流言惑众和御敌不力之罪，投入诏狱。皇甫继勋刚刚被押解出宫，愤怒的士兵们就一拥而上，乱刀争割其肉分食，片刻而尽。

初夏时节，李煜在围城中作《临江仙》，樱桃落尽，春光已逝，低回留恋，不忍卒读：

樱桃落尽春归去，蝶翻金粉双飞。子规啼月小楼西，玉钩罗幕，惆怅暮烟垂。

别巷寂寥人散后，望残烟草低迷。炉香闲袅凤凰儿，空持罗带，回首恨依依。

皇甫继勋伏法之后，唐军士气似乎有所恢复，金陵暂时顶住了宋军的进攻。七月，江南暑热，宋军水土不服，时疫流行，赵匡胤见金陵久攻不下，便将出使时被扣留的李煜八弟李从镒放归金陵，劝说李煜来降，“令诸将缓攻以待之”。

李从镒回金陵后，将赵匡胤的劝降诏书交给了李煜，可能还对哥哥说了些什么，总之李煜又动了出降的念头。陈乔老调重弹“坚壁以老宋师”，张洎则大谈所谓的祥瑞征兆，向李煜保证“北军旦夕当自退矣”，这才劝止了李煜。张洎还向李煜郑重承诺：“苟一旦不虞，即臣当先死。”

赵匡胤一边等劝降的结果，一边考虑让曹彬的围城大军先行撤至广陵休整，待秋季天气转凉再作下一步打算。看起来，张洎的怪力乱神之论要应验了。

此时已升为参知政事的卢多逊担忧前功尽弃，极力劝阻退兵之议，被拒后又找到一位刚从广陵到汴京的官员，让他向赵匡胤汇报前线战况。这位广陵官员觐见赵匡胤时立下军令状：“江南平在朝夕，陛下奈何欲罢兵？愿急取之。臣若误陛下，请夷三族。”

在详细询问了前线形势后，赵匡胤决定搁置退兵之议。不久，送李从镒出使金陵的使节也回来了，得知李煜再次拒降后，赵匡胤放弃幻想，“复命诸将进兵”。

一个想投降没投成，一个想退兵没退成，这仗也只能打到最后一刻了。

就在此刻，又一则重大败报传到了金陵。

润州被围之初，李煜遣亲信刘澄赴润州主持大局，临行时君臣依依不舍，挥泪而别，刘澄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毁家纾难。但这一切只是刘澄的伪装，他见北宋势大，早已存了降宋之心。

刘澄刚到润州，众将就劝他抓住吴越兵垒未固的战机，主动出击，为刘澄屡屡推托。九月，刘澄见时机成熟，便召集诸将，宣称自己虽有报国之志，但为战局所迫，只能忍痛投降。众将大哭不止，刘澄一意孤行，开城纳敌。

夺取润州后，吴越军长驱直入，很快抵达金陵城下，与宋军一西一东，合围金陵。围城时，李煜还曾想求助神通广大的小长老，小长老高深莫测地说：“北兵虽强，岂能当我佛力！”登上城楼手那么一挥，或许是巧合，或许是宋军故意助小长老作局，宋军竟然真的后退了一些，李煜于是断定这是佛法无边，双手合十，重赏小长老，还令全体军民皆诵救苦菩萨。但不久，宋军的攻势更盛，李煜仓皇复召小长老，这次小长老却称病不现身，李煜“始悟其奸”，诛杀了这个高级间谍。

战局急转直下，李煜见张洎“敌旦夕自退”的预言落空，急遣与韩熙载齐名的江南名士徐铉使宋。宋朝大臣久闻徐铉辩才无双，提醒皇上需慎重其事。赵匡胤微微一笑，让众人不必操心，他自有主张。

十月初，徐铉抵达汴京。一见到赵匡胤，他就慷慨陈词：“李煜无罪，陛下师出无名。”见赵匡胤没有打断他，徐铉接着说：“李煜以小事大，如子事父，未有过失，奈何见伐？”徐铉言辞锋利，口若悬河，说了许多为李煜辩护的理由，赵匡胤只回了一句：“尔谓父子者为两家可乎？”是啊，既然是父子，怎么可以是两家人呢？徐铉为之语塞，落寞而归。此刻，他可能会想起弟弟徐锴那句深沉悲戚的亡国预言：“吾今乃免为俘虏矣。”

“大哉，何其言之简也”，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对赵匡胤这句话推崇备至，天下必归为一统，何必要给王师征伐找什么额外的理由，“其可来者来之，不可者伐之；僭伪假窃，期于扫荡一平而后已”。相较之下，欧阳修觉得柴荣当年那道《征淮南诏》，倒有些小家子气了，何必要去搜罗那么多旧事，纠缠那么多是非曲直，仿佛不这样就没有理由出兵。

李煜做了两手准备。在令徐铉使宋的同时，他还再三督促囤重兵于湖口的镇南军节度使朱令赟从速勤王。徐铉出使前，李煜还担心朱令赟的进援会危及徐铉性命，“方求和好而复召兵，自相矛盾，于汝岂不危乎？”因此想让朱令赟暂时按兵不动，谁料徐铉殉国忘身，劝李煜急召勤王大军：“要以社稷为计，置臣度外耳。”

时值长江枯水期，唐军大船在江中无法发挥其优势。在李煜的反复催促下，朱令赟虽预料到战局希望渺茫，但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急率大军入援，号称十五万，乘巨舰、木筏顺流东下，准备焚毁采石矶浮桥，断绝宋军南北交通。

十月二十一日，朱令赟水军行至皖口（今安徽安庆南），与北宋水军遭遇。朱令赟下令火攻，不料风向突变，猛火反烧向己方船队，十五万大军不战自溃，连朱令赟都为宋军生擒。至此，南唐最后一支生力军荡然无存，“金陵独恃此援，由是孤城愈危蹙矣”（《续资治通鉴长编》）。

勤王者还有出身淮南义军首领的将军张雄。当金陵危蹙之际，张雄召诸子聚会说：“我必定为国难而死，如果你们不跟我一起赴死，就不是忠孝之人。”诸子泣涕受命。张雄率领着这支父子兵，一路东下，以救金陵，与宋军战于溧阳，张雄力战，“父子八人，无生存者”。

朱令赟兵败，李煜计无所出，在军事上已无后手，只得于十一月初三，遣刚刚回金陵的徐铉再次奉表入汴，请求缓兵。徐铉见到赵匡胤，情凄意切地哀告：“我国主侍奉朝廷礼节甚恭，完全是因为患病，才没有入朝觐见，并非敢于抗拒诏令，乞陛下缓兵以全一邦之命。”

徐铉与赵匡胤来回论辩了几个回合，声气愈厉。赵匡胤的火气也上来了，有些不耐烦了，按剑怒喝，他这辈子最出名的一句话脱口而出：“不须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言罢，便即刻让人将徐铉遣送回金陵。

“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就这样成了千古名句。这的确是赵匡胤的心声，他在曹彬出征前曾说过类似的话：“江南本无罪，但朕欲大一统，容他不得，卿等勿妄杀人。”

开宝八年十一月中旬，宋军统帅曹彬让人带信给李煜：“此月二十七日，金陵必破，您还是早做打算吧。”李煜不得已，于是与曹彬约定，先派长子李仲寓入朝，但又拖延不出。

几天后，曹彬派人催促，承诺只要李仲寓出城，攻城即止。李煜受到身边人影响，认为金陵城必可多支撑一段时间，因此又对曹彬使出拖字诀：“仲寓行装未办，饯行未毕，二十七日才能出城。”曹彬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二十六日还不出，一切就都晚了。”曹彬并不是神机妙算，他的潜台词是：二十七日发起最后总攻，当日破城。

李煜不从，命左右在宫中堆起柴草，声称城破之日，将率全家赴火，以死殉国。李煜扬言自焚，曹彬却唯恐损他分毫。围城时，赵匡胤多次传谕曹彬，大军入城时切勿杀掠，还特别强调，“若犹困斗，李煜一门，切无加害”。曹彬为策万全，在总攻前假装生病，让前来探视的众将对天发誓“破城日不妄杀一人”。众将立誓后，曹彬立时起身，布置最后总攻。

二十七日，白虹贯日，白昼如晦。曹彬传令攻城，当天午夜，金陵告破。城陷之际，陈乔与张洎入宫见李煜。陈乔对李煜说：“自古无不亡之国，投降也不能保全，不过是自取羞辱。臣请背城一战而死。”他实际上是在暗示李煜应遵守承诺，君臣一同殉国。李煜执其手而潸然泪下，就是迟迟不愿赴死。

陈乔叹了一口气，接着说：“如此则不如诛臣，将抗命拒降之罪推到臣身上，也好对宋人有个交代。”但李煜的意思是大家都苟且偷生：“运数已尽，卿死无益也。”陈乔坚拒：“陛下纵不杀臣，臣亦何面目见国人乎？”说完掣手而去，独入政事堂自缢而死。

张洎本来也与陈乔相约共同殉难，但事到临头也后悔了。待陈乔自缢后，他向李煜解释自己何以偷生：“臣与陈乔同掌枢务，国亡理当一起赴死。但我又不放心陛下独自去汴京，我若死了，又有谁来为陛下向朝廷陈情辩白？”

就这样，这对均有过殉国之诺的君臣，心安理得地活了下来。但南唐不愧是诗书礼义之邦，城陷时赴难者为数甚多：将军呙彦与马承信、马承俊兄弟率数百壮士巷战，力屈而死；大理评事廖澄从容更衣，服毒自尽；集贤殿学士钟蒨闻城陷，朝服坐于家中，拒降后举族殉国。

最让人感慨不值的是净德院中的八十余名尼姑。李煜与这群宫中出家者约定：“如有不虞，宫中举火为应，吾与汝辈当俱焚死。”城陷当天，李煜的一名妃嫔在宫中举火焚书，净德院遥见烟焰，以为李煜自焚，遂燃薪赴火，八十余人无一肯脱者。而此时的李煜，正带着群臣迎拜于宫门，奉表向曹彬投降。

至此，南唐传国三代，享国仅三十八年而亡，计有十九州一百零八县，共六十五万五千余户。

曹彬见到李煜后，不仅以礼相待、好言抚慰，还让一千名精兵守在宫门外，下令“有欲入者，一切拒之”。最贴心的是，曹彬提醒李煜入朝后“俸禄有限，费用至广”，趁着宫中库房没被宋军封存前，赶快多取些财物，以厚行装。于是曹彬赶紧打发李煜回宫收拾，任凭他取走想要的东西。

身边有将领对此不解，力劝曹彬谨慎行事，以防李煜回宫后发生不测。曹彬先是笑而不答，继而不屑地说：“李煜素来懦弱无断，如今既已投降，就更不会自杀了，诸位不必担忧。”据朱熹《五朝名臣言行录》记载，曹彬当时甚至嘲讽李煜比女子还胆小，“观煜神气，懦夫女子之不若，岂能自引决哉”。

李煜此时正处于亡国哀痛中，并无多少心思留存财物，因此并没有带走什么，还将不少黄金分赐给近臣。其中有一个人非但不领情，还拿着黄金找曹彬告密，曹彬不齿其人其行，没有理睬。

关于李煜惜命，还有一种版本。据宋人王陶笔记《谈渊》记载，曹彬和潘美邀请李煜登船饮茶，船与岸之间搭有一块独木板，李煜前后徘徊，就是不敢登上木板，直到曹彬命人搀扶，方才上船。喝完茶后，曹彬放李煜回宫准备行装，约定次日一早同赴京师，潘美疑惑地问：“怎么可以就这样放他回去呢？”曹彬气定神闲地回答：“李煜刚才连独木板都不敢登，可见他有多么畏死，既然已经答应了让他活着去京师，他又如何会自杀呢？”果不其然，第二天清晨，李煜如期而至，众人拜服于曹彬的眼光与气量。

不仅曹彬看透了李煜的懦弱，赵匡胤更有先见之明。当初赵匡胤听说了李煜“聚室自焚，终不作他国之鬼”的豪言之后，就向左右讥笑说：“这不过是书生的大话，徒有其口，必无其志。要是真能做到，孙皓和陈叔宝当年也就不会沦为俘虏了。”

纳降数日后，李煜全族及百官冒雨登舟，在宋军的押送下，驶往汴梁。北渡长江时，三十九岁的李煜回望金陵，感怀身世，泣不成声，当场写就一首诗：

江南江北旧家乡，

三十年来梦一场。

吴苑宫闱今冷落，

广陵台殿已荒凉。

云笼远岫愁千片，

雨打归舟泪万行。

兄弟四人三百口，

不堪闲坐细思量。

---《渡中江望石城泣下》

这也是李煜最后一次远眺故乡金陵，当时只道是寻常。

很多人喜欢将此诗与宋徽宗赵佶被掳北行途中所作的那首《燕山亭》对照，同为无可奈何之哀音：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燕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闲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日后，李煜追忆垂泪挥别金陵的凄怆时刻，一念及之，辄为肠断，遂作传世名篇《破阵子》：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凤阁龙楼连霄汉，玉树琼枝作烟萝，几曾识干戈？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但南唐的亡国并非只有落泪，也有壮士荷戟、血色残阳。李煜降后，曹彬令其以手书谕境内郡县归降。江州（今江西九江）指挥使胡则与城内军民誓死不降，一直坚守至次年四月，城破后仍巷战不止。宋将曹翰气急败坏，腰斩了病榻上的胡则，还下令屠城，死者数万人，“取其尸投井，坎皆满溢，余悉投江流”。

这也可见，所谓曹彬平江南，“未曾妄戮一人”，只是宋人的夸饰之语。即使在赵匡胤三令五申“切勿杀掠”的金陵，吴越兵入城后也一把火焚毁了内有千余人避难的瓦官阁。

总体而言，宋军扫平南方出奇顺利，展现出压倒性优势，如宋人吕祖谦所言：

一举而平荆、湖，再举而平蜀汉，三举而平刘，四举而平李煜。兵锋所向，如雷如霆，如摧枯，如破竹，无不陨灭者。

但南唐似乎不在“摧枯破竹”之列。北宋收荆南兵不血刃，克南汉不过五个多月，平后蜀更是仅用了六十余天，而灭南唐则用了一年多，其中单是攻克金陵就耗时近一年（开宝八年正月至十一月底）。其间，赵匡胤甚至萌生了退兵的畏难情绪，岂可谓江南无人？

荏弱尚文的李煜，固然落了“自古艰难唯一死”的下场，但他毕竟也勉力撑持到了城破前的最后一刻。倾尽了一切他所知的方略、一切他所能调动的资源，直至计穷力竭、矢罄援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