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荣有一统天下的大志，却常常忧虑天不假年。一日，他沉声静气地问精通术数的王朴：“朕还能享国多少年？”王朴从容对答：“陛下以苍生为念，天虽高远，却察微知著，必降福于陛下。据臣推算，至少还有三十年，再之后的事就不是臣所能预测的了。”柴荣长舒一口气：“若如卿言，朕当以十年开拓天下，十年养百姓，十年致太平，足矣。”

柴荣虽然给了自己十年时间平定天下，但还是只争朝夕。显德六年三月，三征南唐才刚满一年，柴荣就下诏亲征辽国。

从攻后蜀，到征南唐，再到伐契丹，柴荣的大战略基本遵循了王朴的“先易后难，先南后北”之策。此次北伐的计划，可能正是柴荣与王朴熬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才共同制定出来的。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王朴竟没有亲眼见到王师北伐的这一天。就在亲征诏书发布的三天前（三月十五日），王朴与人交谈时，突然昏倒，猝然离世。柴荣亲临吊丧，用玉钺叩地，泣不可抑。

对王朴最好的感念，就是克承遗志，收复燕云。三月二十九日，柴荣统大军离京北上，水陆并进。相比北汉、后蜀与南唐，大辽才是真正配得上柴荣的对手。柴荣亲征时尚忐忑于不知鹿死谁手，令他万难想到的是，此次北伐竟如此顺遂。

四月中旬，柴荣大军进入辽国境内。令人惊愕的是，燕云各地汉人守将几乎是望风而降，全无抵抗。至五月初一，后周已收复了三关（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三州（宁州、莫州、瀛州），共得十七县。

益津关、瓦桥关、淤口关，合称三关，燕云地区的三关以南部分，又称关南之地。柴荣下诏亲征仅四十二天，兵出汴京才三十二天，兵不血刃，就克复了关南之地，被朝野盛赞为“不世之功”。

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收复关南之战中，赵匡胤曾领兵击退辽军数千骑，但这一所谓的战功很可能只是夸大其词；《旧五代史·世宗本纪》明确说：“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矢，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

收复关南之地的次日（五月初二），柴荣大宴诸将庆功。席间，柴荣慨言乘胜北取幽州，诸将面露难色，群起劝止：“陛下离京四十二日，兵不血刃，取燕南之地，此乃不世之功，现今契丹骑兵皆聚幽州之北，不宜继续深入。”

高平之战，柴荣力排众议；亲征太原，柴荣乾纲独断；这一次，柴荣还是自行其是，拍板亲征幽州。

但就在这天晚上，柴荣病倒了。柴荣可能一开始还想坚持坚持，还遣将拿下了易州，但很快，他就发现无法硬撑下去了，北伐戛然而止。六天后（五月初八），柴荣启程回京。

此时，辽穆宗耶律璟正从上京赶往燕京（后周称幽州）的路上。据《契丹国志》记载，这位终日酗酒的“睡王”耶律璟，最初听说关南之地不战而降时，竟漫不经心地说：“此本汉地，今以还汉，又何惜耶？”这可能只是耶律璟的故作镇定，经此大败，朝野震惊，他必须有一套说辞安抚契丹亲贵。

退一步说，即使耶律璟真的昏聩到对失关南毫不在意，他也不可能轻言放弃燕京。这可是大辽五京之一的燕京啊！因此，耶律璟不仅亲率重兵坐镇燕京，还即刻派使臣日驰七百里到太原，严令北汉出兵合击。为牵制后周，耶律璟还遣国舅出使南唐，共谋南北夹击之策，但因为“清风驿之变”的爆发，辽使遇刺，此议遂不了了之。

据宋人笔记《五代史补》记载，听说周军将至，幽州当地父老私下议论说：“这没什么好担心的，我幽州为燕地，燕就是烟火，后周天子姓柴，柴入火中，怎么可能成功呢？”

如果柴荣不病，后周真的可以轻松攻克幽州，乃至光复燕云吗？

尽管史书中多持功亏一篑一类的看法，甚至有“（契丹）君臣恐惧，沿边城垒皆望风而下，凡蕃部之在幽州者，亦连宵遁去”（《五代史补》）的浮夸流言，但辽军主力在柴荣北伐一役中基本是避而不战，屯集于燕京，未经决战，岂可轻言胜负？几年前柴荣亲征北汉，举倾国之兵尚且没攻克太原，更何况是大辽皇帝亲自坐镇的燕京呢？

当然，整军之后，后周军队的战力已不可同日而语，但这毕竟是劳师远征，面对的又是辽帝亲督、毫发无伤的契丹精锐，后周诸将吁请班师时“今虏骑皆聚幽州之北，未宜深入”一说，也未必全然是畏葸不前。

这势必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苦战，鹿死谁手，犹未可知，“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断定周师之必胜、幽州之必为后周所攻克的”[邓广铭《论赵匡胤》，收于《邓广铭治史丛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456页。]。当然，柴荣退兵后，辽军并未大举反攻关南之地，可见契丹人也没有足够的信心能正面击败周军。

克复燕云固然兹事体大，柴荣此次亲征还发生了一件直接干系后周王朝命运的蹊跷怪事。

据《宋史·太祖本纪》，柴荣行军途中，批阅各地州府文书时偶然发现了一个皮口袋，内有一块三尺多长的木牌，上面写着“点检作天子”。这显然是一次政治陷害，意在中伤时任殿前都点检的张永德。看到这块来历不明的三尺木牌和谶语，天纵英明的柴荣又岂能不明白这大概率是构陷。

显德元年整军后，殿前军就成了后周最精锐的一支部队，地位超过了同在禁军系统的侍卫亲军；而作为殿前军最高统兵官的殿前都点检，权势更是如日中天。对于这样一个甚至能够左右帝王安危的关键军职，柴荣不愿冒任何风险。

事关重大，哪怕当事人是自己的妹夫，柴荣还是宁枉勿纵，回京后就解除了张永德的兵权，罢去其殿前都点检一职，由亲信赵匡胤接任。

作为柴荣的心腹，张永德在政治上并不成熟。据宋人笔记《却扫编》记载，柴荣退兵时，到了龙兴之地澶州时就迟留不行，群臣找到张永德，让他劝说世宗速返京城。张永德传话后，柴荣失望至极：“朕当然知道你是受了他人指使，难道你就不明白朕的心意吗？不过看你见识浅薄，又哪里能理解这么多呢？”柴荣之所以驻留澶州，很可能是想着万一身体好转，便可再度北伐。但张永德不仅无法领会柴荣内心的纠结，还被群臣裹挟摆布。也难怪柴荣会质疑他的忠诚度与政治能力。

关于谁是这块木牌的始作俑者，历来聚讼纷纭。嫌疑最重者有二，分别是赵匡胤与李重进。作为柴荣在军中最重要的两大心腹，李重进与张永德分掌侍卫亲军、殿前司兵权，虽然这是柴荣让其互为牵制的帝王心术，但两人也因此嫌隙渐深、针锋相对。作为水火不容的政敌，李重进陷害张永德也在情理之中，“不只是因为李重进和张永德素有嫌隙，须要拼个你死我活；也因为只有李重进的地位和资望才能和张永德相比拟，才有觊觎这个殿前都点检的资格”[邓广铭《赵匡胤的得国与张永德李重进的关系》，收于《邓广铭全集》（第七卷），247页。]。

而赵匡胤，虽曾为张永德下属，两人素来交好，但考虑到赵匡胤是木牌事件的最大受益者，他难脱嫌疑。“张永德的地位要高于赵匡胤，虽则赵匡胤已培植了自己的势力，但要完全摆脱张永德的控制，就必须使张永德失去殿前都点检之职。”[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5月，33页。]

日后北宋官方当然更不会承认赵匡胤是事件主导者。成书于宋太祖时代的《旧五代史·世宗本纪》将木牌事件归为“天意”，认为“点检作天子”一语最终应验于赵匡胤，“至是，今上始受点检之命，明年春，果自此职以副人望，则‘点检作’之言乃神符也”。

竞争对手既倒，李重进原本也是赢家，但柴荣却让他统兵离京赴河东备御北汉，似有各打五十大板之意。

五月三十日，柴荣车驾回到汴京。回京后，柴荣可能自感时日无多，于是立年仅七岁的皇长子柴（郭）宗训为梁王，正式确立其储君地位。

柴宗训其实是柴荣的第四子，但三个哥哥（柴宗谊、柴宗诚、柴宗諴）都横死于后汉隐帝刘承祐诛灭郭威九族的大屠杀，这才让柴宗训成了长子。

为了辅弼幼子，柴荣煞费苦心。在文臣方面，托孤于以范质为首，王溥、魏仁浦为辅的三位宰相；在武将方面，张永德与李重进这对资望深厚的政敌都被外放出京，擢升赵匡胤和韩通这两位少壮派分掌殿前司、侍卫亲军两司禁军。为了防范禁军作乱，柴荣已将制衡之术发挥到极致，从前是张永德与李重进，现在则是赵匡胤和韩通。

六月十九日，柴荣驾崩于汴京，终年三十九岁。

王朴生前说，柴荣至少能当三十年天子。《五代史补》故弄玄虚地为王朴找补：柴荣在位五年余六个月，五乘六正好是三十，所谓在位三十年只是王朴的委婉说法。

柴荣即位时，后周版图共九十六个州。他即位后南征北战，接连攻取后蜀四州、南唐江淮十四州、辽国四州，将版图扩大至一百一十八个州，“世宗区区五六年间，取秦陇，平淮右，复三关，威武之声震慑夷夏”（《新五代史·世宗本纪》）。

柴荣在位，几乎是连年战争。但他不仅没有横征暴敛，反而悯黎民之劳苦，又是减轻赋税，又是将大片官田分配给平民，又是安顿乞丐和流民。

军费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灭佛”。显德二年五月，柴荣下诏，凡是无“敕额寺院”，全部停废，共关闭佛寺三万零三百三十六所，剩下的寺庙不到两千七百所。九月，为解决钱荒，柴荣下诏悉毁天下铜佛像以铸铜钱。

既会打仗，又知爱惜民力，难怪史书赞柴荣为“神武雄略，乃一代之英主”（《旧五代史·世宗本纪》）。

显德六年六月二十日，七岁稚童柴宗训即位，史称周恭帝。二十八岁的符太后垂帘听政，柴荣留下的偌大基业系于孤儿寡母之身。

五代乱世普遍崇信实力，天子“兵强马壮者当为之”，这几乎成为一种统治性的政治文化，军人又怎会甘于对孤儿寡母俯首帖耳？

不久后，从朝野到军中，便逐渐传出赵匡胤将为天子的流言。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

太祖自殿前都虞候再迁都点检，掌军政凡六年，士卒服其恩威，数从世宗征伐，洊立大功，人望固已归之。于是，主少国疑，中外始有推戴之议。

所谓“中外始有推戴之议”，固然说的是朝野某种异动的舆情，但也是史家惯用的一种饰词，“实则即等于说宋太祖看到后周当时孤儿寡妇的局面而已生了‘是可取而代之’的野心了”[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收于《邓广铭全集》（第7卷），240页。]。

仅隔几个月，“点检作天子”的流言又一次出现了。赵匡胤可能曾苦心钻研过后周太祖郭威的“篡位学”，几乎是亦步亦趋。郭威早年曾与一班中下级军官结为生死兄弟，号称“十军主”；赵匡胤也在军中广为结拜弟兄，号“义社十兄弟”。

赵匡胤虽接管殿前司时间不长，但相比前任殿前都点检张永德，赵匡胤在军队基层的摸爬滚打，反倒成了他掌控兵权的最大优势。张永德和李重进这些贵戚一进军队就平步青云，属于“空降”将领，不能像赵匡胤一样，与一批中下级军官缔结同生共死的同袍之谊。可以说，同是身处殿前都点检的位置，赵匡胤比张永德更有扎实的群众基础。

“义社十兄弟以赵匡胤为首，大部分为殿前司将领，或与殿前司渊源甚深，而由殿前司出任侍卫司将官者”[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114页。]，因此成为赵匡胤控制殿前司，进而掌控两司禁军（殿前司、侍卫亲军）的中坚力量。尤其是与赵匡胤关系最密切的石守信，两人长期共事于殿前司，当赵匡胤升任殿前都点检时，石守信即补赵匡胤之缺，擢任殿前都指挥使。

除了“义社十兄弟”，赵匡胤的势力在后周军中盘根错节，渗透极深。前任殿前都点检、时任忠武军节度使的张永德是赵匡胤的老上级，两人关系深厚；魏王、天雄军节度使符彦卿虽为符太后之父，但六女儿嫁给了赵匡胤之弟赵匡义；侍卫亲军马步军都虞候韩令坤是赵匡胤少年好友，情好亲密；检校太傅赵晁是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好友；殿前司副都点检慕容延钊、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高怀德均与赵匡胤交往颇深。

精于制衡之道的柴荣也失算了。提拔赵匡胤为殿前都点检时，柴荣虽擢升韩通统领侍卫亲军，且“军政多决于通”。但韩通“性刚愎，颇肆威虐，众情不附”（《续资治通鉴长编》），时人谓之“韩瞪眼”。

一边是门庭冷落、独木难支，一边是长袖善舞、人心所向，韩通又岂是赵匡胤的对手？偏偏韩通又狂妄自大，韩通之子见赵匡胤众望所归，劝父亲早作打算以备不测，但韩通漠然置之。

除韩通之子外，朝中也有少数明眼人察觉到了赵匡胤集团的意图。一位名叫郑起的御史上书向范质“极言其事”，却被范质束之高阁。

范质、王溥、魏仁浦这三位宰相，听说赵匡胤的篡位流言后，为何并未对此加以防范呢？除守成有余而应变不足之外，恐怕也是出于投鼠忌器，“当初周世宗以疑似之罪名将张永德罢去军权，已引起军中将士不小猜疑，因此出身文人的三位宰相当此危局，也实在不敢仅凭这些疑似理由，来采取断然措施以阻遏还处于萌芽状态的事变发展，从而冒激怒强将悍卒而致局面不可收拾的风险”[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122页。]。更何况，王溥此时大概率已倒向了赵匡胤阵营。

赵匡胤虽占据上风，却也面临着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柴荣生前的制衡布置，调动京城各军之权归于韩通。也就是说，赵匡胤集团欲在汴京发动兵变，又谈何容易？

如何破局？赵匡胤又想到了郭威的成功学。

后汉乾祐三年十二月，契丹入寇，郭威离京北征，行军途中军士发动兵变，“逼迫”郭威黄袍加身。史书虽未明确记载，但当时作为郭威亲兵的赵匡胤很有可能全程参与了兵变，即使在九年后，当时的情势也应历历在目。

后周显德七年（960年）正月初一，后周君臣上下欢庆正旦之际，镇州和定州两地守将忽然飞报紧急军情：契丹与北汉合势南下。仓促间，符太后与三位宰相急令赵匡胤率军出征，北上御敌。

九年前郭威那次出征，契丹入寇确有其事，见载于辽方文献，更多是郭威一党借机生事、推波助澜；而赵匡胤这次出征，《辽史》及相关文献却未见契丹出兵的相关记载，所谓的契丹北汉合兵南下，很可能只是谎报军情，出自别有用心者的操纵。

这里还有两个佐证。其一，此刻时隔柴荣北伐仅几个月，辽人新败，不太可能这么快就大举南下；其二，《宋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均记载契丹、北汉联军不久后就不战而退，来得茫无头绪，走得莫名其妙。

赵匡胤出师前，“点检作天子”的流言四起，汴京士民震恐，争相出城逃避。流言纷飞对赵匡胤而言是喜忧参半。一方面，这算是一种篡位的舆论准备，尤其可煽动军心；但另一方面，兵变毕竟是一场阴谋而不是阳谋，满城风雨势必会增加篡位的变数。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赵匡胤出师前，忧形于色地对家人说：“外面流言蜚语，我该怎么办呢？”一位家中女眷面如铁色，从厨房中冲出，拿着擀面杖追打赵匡胤：“大丈夫临大事，应当自决胸怀，回家吓唬女眷这算什么！”

令人费解的是，流言都传到这种地步了，朝廷还是不以为意。一个相对合理的解释是，“点检作天子”这个流言实在传得太久了，以至于内廷已经见怪不怪了。据宋人王巩的笔记《闻见近录》记载，赵匡胤临出征前，还去韩通府上辞行，韩通之子欲趁酒宴除掉赵匡胤，为韩通所止。

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师离京。当晚，大军夜宿于距汴京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

这天深夜，将士们相与聚谋：“皇上幼弱，还未亲政。现今我辈以命相搏，为国家破贼，又有谁知道呢？不如先立赵点检为天子，再行北征也来得及。”据《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宋代史籍记载，陈桥兵变似乎是军士的自发行动，也就是所谓的“天命所归”。

诸将先在深夜找到赵匡胤幕府谋主赵普与赵匡胤之弟赵匡义，表达了欲立赵匡胤为天子的意图，赵普与赵匡义劝说诸将放弃兵变：“太尉（赵匡胤）赤胆忠心，必定不会宽赦你等的悖逆之举。”诸将只是迟疑片刻，很快又聚集起来，露出兵刃大声威胁：“在军中谈论这种事是要灭族的。事已至此，我等已下定决心，太尉若不从，难道我等就会甘愿坐等灭族之祸吗？”赵普见势不可遏，便与赵匡义一同呵斥诸将：“拥立天子，兹事体大，理应仔细谋划，你们怎能如此肆意狂悖！”诸将这才就座听命。

赵普接着劝说：“外敌压境，何不先去御敌，待击退敌寇后，再行商议拥立大事？”诸将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如今政出多门，待退敌回师，事情的变化就难以预知了。应当赶紧进入京城，拥立太尉为天子，然后慢慢率军北上，破贼又有何难？若太尉拒不接受拥立，则六军肯定再难以驱使了。”

赵普看着赵匡义说：“事既已无可奈何，不如退而求其次，早早约束众将。”于是对众将喊话：“改朝换代，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天已渡过黄河，各地节度使各据一方，如果京城发生混乱，不仅外敌的威胁会更加严重，四方必定不稳。若能够严敕军士，禁止他们抢劫掠夺，京师人心就不会动摇，那么四方自然也不会生变，各位也可以长保富贵。”众将纷纷答应，于是共同部署下一步的行动计划，还派信使驰告在京的石守信等人。

外面沸反盈天，赵匡胤却因大醉酣睡不醒。次日（正月初四）拂晓，四面叫呼而起，声震原野，赵普与赵匡义刚刚进入赵匡胤的卧房商议，诸将已全副武装地出现在门外，对着门内齐呼：“诸将无主，愿策太尉为天子。”

赵匡胤被惊醒，刚要穿衣服，还未来得及作出回应，就被诸将簇拥着来到庭院。有人将事先准备好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而后众将围着他下拜，口呼“万岁”。赵匡胤虽坚拒，但众将也不管，一起扶着太祖上马，“拥逼南行”。

赵匡义立于马前，请求哥哥告诫将士们不要入京抢掠，赵匡胤见大局已定，便拉住坐骑缰绳对众将说：“你等贪图富贵，非要立我为天子，能听我号令则可；否则，我誓死不从。”众将下马齐声说：“唯命是听。”于是赵匡胤开出条件：“无论是皇上和太后，还是朝廷公卿大臣，你们都不得随意凌暴。近世帝王，初入京城，皆纵兵大掠，擅劫府库，你们不可重蹈覆辙。如果你们照办，我会重重地赏赐你们；不然，一定诛杀你们全族。”众人畏服下拜。

以上就是《续资治通鉴长编》版的陈桥兵变，其他宋代史料虽详略不一，但主基调与此相去无几。围绕这些宋代史料，陈桥兵变出现了两个比较大的争议。

其一，赵匡胤是否为兵变的主谋。

依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涑水记闻》，赵匡胤不仅未参与预谋，且兵变发生时，赵匡胤尚在睡梦中。被诸将惊醒后，赵匡胤虽被逼着黄袍加身，但还是明确拒绝被拥立。

说赵匡胤没参与也就罢了，似乎是为了彻底给他洗脱嫌疑，在《续资治通鉴长编》笔下，赵普、石守信等赵匡胤亲信也不在兵变集团之列，非但如此，赵普还屡次试图瓦解兵变。而那些主导兵变的“将士”“诸将”呢？无名无姓，面目模糊，连赵匡胤的亲信都不是。

尽管宋代史料为赵匡胤多加粉饰，但大部分近现代史家皆认为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兵变，主谋就是赵匡胤本人，赵普和义社兄弟们则是从犯。如邓广铭先生所言：“陈桥驿上呼号拥戴的士兵和将领们，只不过是供其驱使的一群傀儡，赵匡义、赵普、石守信，以及张永德、王溥等人，也只是平素预闻其事的参佐人物而已，其操纵指使者，却还是宋太祖本人。”[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收于《邓广铭全集》（第7卷），243页。]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宋太宗曾向史官训话，认为大宋建国不可与曹操、司马懿这些奸雄混为一谈：

太祖受命之际，固非谋虑所及。昔曹操、司马仲达皆数十年窥伺神器，先邀九锡，至于易世，方有传禅之事。太祖尽力周室，中外所知，及登大宝，非有意也。

其二，赵匡义是否为兵变的主要策动人物。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太祖实录》等宋代史料，二十二岁的赵匡义不仅身在陈桥兵变现场，且与赵普同为核心人物，先与诸将谈判，继而通报赵匡胤。尤其是在大军回京逼宫之前，赵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提前制止了乱兵肆虐京城的惨剧。

但若仔细核验史料，会发现这套叙事完全出自赵匡义及其后人的编造篡改。赵匡义日后得位不正，即位后曾隐晦地示意史官，欲将陈桥兵变引为己功，以证明自己对赵宋王朝的建立有着不世功勋，最有资格承继哥哥赵匡胤的皇位。据宋人曾巩的纪传体史书《隆平集》记载，赵匡胤甚至因为赵匡义的陈桥驿之功，萌生了传位之思，“太祖嘉帝英略，友爱益至，传位之意始于此”。

赵匡义虽有意重修国史，但史官们迫于舆论及道德压力，敷衍拖延，不敢公然造假以迎合新天子，赵匡义始终未能如愿。直至宋真宗即位后，方命史官重修《太祖实录》，完成了父皇的遗愿，“史官们既找不到任何具体的事项可资补述，窘迫之余，乃设为太宗与赵普的种种谈论，以及其应答一般将士的话语，欲借这些空洞的词句以混淆天下后世的听闻，其结果乃至于把太祖自行约束士兵的话也改为太宗马前所献之策了”[邓广铭《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故事考释》，收于《邓广铭全集》（第7卷），238页。]。

编造大功也就罢了，赵匡义甚至有可能根本不在兵变现场。参与重修《太祖实录》的宋初名臣王禹偁在私家笔记《建隆遗事》中明确指出，赵匡义当时身在京城，并不在陈桥现场，赵匡胤带兵回京时，“晋王（赵匡义）辈皆惊跃奔马出迎”。有一种说法是，王禹偁就是因为反对篡改陈桥兵变的历史，而被贬官。

赵匡义虽抢了哥哥的功，倒也不必为此羞愧。在陈桥兵变的历史叙事中，赵匡胤兄弟或多或少都在掩饰历史真相。只不过，赵匡胤想尽力撇清自己与兵变的关系，明明全程掌控，偏偏自称酣睡不醒；而赵匡义则反其道而行之，汲汲于拉近自身与兵变的关系，强行将自己拔高为拥立功臣。

利益诉求不一样，则装点历史的方式也迥然而异。

因为这些疑云，陈桥兵变也被视作“宋初三大疑案”之一。对赵宋粉饰的陈桥兵变，后世颇不以为然，明人岳正曾在一首诗中对赵匡胤冷嘲热讽：

仓卒陈桥事变时，

都知不与恐难辞。

黄袍不是寻常物，

谁信军中偶得之。

---《读史·其二·宋太宗》

清人查慎行的嬉笑怒骂更为刻薄：

梁宋遗墟指汴京，

纷纷代禅事何轻。

也知光义难为弟，

不及朱三尚有兄。

将帅权倾皆易姓，

英雄时至适成名。

千秋疑杂陈桥驿，

一著黄袍遂罢兵。

---《汴梁杂诗·其一》

“千秋疑杂陈桥驿，一著黄袍遂罢兵”，这一句堪称绝唱。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四，身着黄袍的赵匡胤率军回师汴京。

赵匡胤此次“出征”，来回路程不过八十里地，前后总计才一天多，初三出京，初四回京。郭威前次黄袍加身，从出师到兵变用了二十天时间，足见赵匡胤集团是多么急不可耐，戏都不愿意做全套。但赵匡胤比郭威强的是，他吸取了周汉易代时纵兵抢掠京师的教训，勒令军队入城后秋毫无犯。

据苏辙所撰笔记《龙川别志》记载，兵变的消息传到后周朝堂时，初四早朝还未散去，宰相范质走出大殿时，懊悔无及。一把抓住另一位宰相王溥的手说：“仓卒遣将，吾侪之罪也！”他用力过猛，指甲都掐伤了王溥的手掌，几近出血。看样子，范质并不知道，王溥早已与赵匡胤暗通款曲。

赵匡胤大军回京，总体上自然是传檄而定、一挥而就。赵普声称“六军长驱至都门，秋毫不犯，行在肃然”，后世也有“太祖皇帝，不驰一马，不遗一矢，雍容达节而有天下”之誉，但实际上还是出了两个小意外。

入城时，赵匡胤大军受阻于陈桥门，城门守军闭门不纳，赵匡胤只得率军转进，经由其他城门入京[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132-133页。]。在城内，韩通上朝时闻知兵变，自内廷仓皇归家，却在归途遭遇作为先锋入城的赵匡胤部将王彦升。韩通一路奔逃，刚进家门，还未及关门，王彦升就夺门而入，韩通全家被杀。但在宋人笔记中还有一种说法是，韩通听闻兵变消息后，披甲誓师，率亲卫殊死抵抗，兵败被杀。

为了彰显赵匡胤得天下的“不驰一马，不遗一矢”，粉饰周宋易代的合法性，作为开封城内唯一的流血冲突，韩通的忠诚死国在正史中被悄然抹去了[惠东《韩通死事考》，《商丘师院学报》，2012年7月，102-105页。]。为了配合这一历史书写，韩通之死被定性为王彦升的独断擅杀，而非出自赵匡胤的授意。据《宋史·王彦升传》记载，“太祖誓军入京不得有秋毫犯，及闻通死，意甚不乐”。《续资治通鉴长编》甚至说赵匡胤一度对王彦升动了杀心，后来虽然放了他，但是“太祖以其夺杀韩通，然亦终身不授节钺”，也就是没有当上节度使。

但实际上，王彦升杀韩通后，不仅没有被贬，反而从原来的禁军中级将领向高级将领大大迈进了一步。而所谓的“终身不授节钺”，“其被贬则是因为敲诈宰相范质，而与杀戮韩通无关”。[惠东《韩通死事考》，《商丘师院学报》，2012年7月，102-105页。]

当然，赵匡胤在擢升王彦升的同时，也追赠韩通为中书令，“以礼葬之，嘉其临难不苟也”，不仅撇清了自己与韩通之死的关系，也算是给了后周旧臣一个交代。

随着韩通的抵抗被扑灭，赵匡胤更可从容体面地推进易代议程，既然大局已定，不妨将流程走得漂亮些。入城后，赵匡胤先命大军主力解甲归营，自己则效法郭威，暂不以皇帝自居；进城后没有直接入皇宫，而是先归私第，“释黄袍”。

没多久，军士们押着宰相范质、王溥和魏仁浦等人来到赵府。赵匡胤呜咽流涕，向昔日同僚诉说自己的忠心可鉴与迫不得已：“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逼，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或许是为了印证赵匡胤自陈“拥逼”所言非虚，范质等人还未及回答，一名军官即挺剑而前，大呼“我辈无主，今日必得天子！”赵匡胤叱之不退。

范质这些文人哪里见过这等阵仗？正当他们手足无措之时，只见王溥已先退下台阶，对着赵匡胤俯拜在地。范质这才无可奈何地跟着以臣礼下拜，正式称赵匡胤为“万岁”。

范质的意思是，虽然赵匡胤已黄袍加身，但该走的合法性程序还是要走，“自古帝王有禅让之礼，今可行也”。他还劝说赵匡胤要善待旧主：“太尉既以礼受禅，事太后当如母，养少主当如子，勿负先帝旧恩。”范质这个建议虽是出于维护旧主之意，但也正中赵匡胤下怀，禅让当然比兵变更体面，善待旧主也比斩尽杀绝更能够凸显新朝之圣德，于是赵匡胤当场“挥涕许诺”。

随后，赵匡胤一行人来到皇宫崇元殿，召集文武百官，举行“禅代礼”。待百官齐集，班次排定，众人这才发现，忘了备好一道周恭帝的“禅位诏书”。此时，一名叫陶谷的翰林学士，气定神闲地从袖中掏出事先撰成的诏书，得意地说：“制书成矣。”

陶谷算是赵匡胤的有功之臣。但据《涑水记闻》记载，赵匡胤却因此“薄其为人”，陶谷此后也未获重用。可能这也不是鄙夷人品的问题，更多是陶谷像杨修一样自作聪明，看破并暴露了赵匡胤的篡位谋划。

礼官宣读小皇帝的禅位诏书后，赵匡胤接过诏书，在范质等人的陪同下升殿、换龙袍、到皇帝宝座就座，接受群臣朝贺。

正式即位后，赵匡胤干的第一件事就是尊奉禅位的柴宗训为郑王、皇太后符氏为周太后，将二人迁居西宫，同时诏令按时祭拜后周皇陵，“永为定式”。

从正月初四拂晓黄袍加身，到大军回京，杀韩通，逼范质就范，走完禅位流程，这一切竟然都是在一天之内完成。

次日，即显德七年正月初五，赵匡胤因自己所任的归德军节度使治所在宋州（今河南商丘），故定国号为“宋”，改元“建隆”，以显德七年为建隆元年（960年），仍以汴京为都。大宋开国时，赵匡胤刚刚三十四岁，史称宋太祖。弟弟赵匡义刚刚二十二岁，改名赵光义。

赵匡胤即位之初，并没有急着提拔陈桥兵变的首功之臣赵普，只是将他调至枢密院，任枢密直学士。赵匡胤如此行事，最主要的原因还是“通过留用后周的宰相来安抚人心，稳定政局”[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5月，49页。]。但范质、王溥、魏仁浦这三位后周旧相也颇识时务，从此对军国大事缄默寡言，自甘虚居相位，将朝廷实权交由赵普等幕府僚臣。

据陆游《避暑漫抄》记载，赵匡胤称帝后曾在太庙寝殿的一块石碑上刻有三条誓言，其中第一条就是“保全柴氏子孙”，“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连坐支属”。这一说法经由《水浒传》发扬光大，“他（柴进柴大官人）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中，谁敢欺负他”。

北宋开宝六年（973年），二十岁的柴宗训逝世于房州（今湖北十堰房县），谥号恭帝。赵匡胤亲自穿素服为其发哀，并辍朝十日。

对于周宋易代的“市不易肆”，宋人普遍表现出一种顺天应人的自豪感。苏轼认为宋太祖得天下“以不嗜杀人者致之”：

予观汉高祖及光武，及唐太宗，及我太祖皇帝，能一天下者四君，皆以不嗜杀人者致之，其余杀人愈多，而天下愈乱。

程颐更是认为宋太祖功盖汉唐：

太祖之有天下，救五代之乱，不戮一人，自古无之，非汉、唐可比，固知赵氏之祀安于泰山。

宋人虽然多少有些自负，但大体上倒也没说错。除韩通父子外，周宋易代的确是一次基本不流血的政变。置于兵强马壮者为天子的五代乱世，这实属难得。“宋太祖禁止掠夺和杀戮的诏令已经使得宋朝与无法无天的五代时期划清了界限。”[[英]崔瑞德、[美]史乐民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194页。]

后蜀宰相李昊向皇帝孟昶进言：“臣观宋人开国的方式，不同于后汉与后周，上天早已厌倦了长久的战乱，统一天下，或许就在此时了吧？”南汉禁军统领邵廷琄也对皇帝刘说：“天下乱久必治，如今中原已出真主，必将尽有海内，统一天下。请陛下即刻整饬兵备，否则，就尽献珍宝，遣使通好于宋。”道士陈抟听说赵匡胤登基的消息后，大笑着坠驴说：“天下这回定叠也。”

吴越国王钱弘俶最识时务，对祖父钱镠的遗训“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须臾不敢忘。为了避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的讳，他在第一时间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钱俶。说起来，钱俶与赵匡胤也有几分缘分，他也是在众将的拥立下，靠黄袍加身即位的。当然，他碰到的叛将是真的叛将，被迫也是真的被迫。

后世自然也承认赵匡胤不流血建国的事功，却瞧不上他趁人之危、欺负柴氏孤儿寡妇的取巧，甚至觉得因果报应到了南宋身上：

忆昔陈桥兵变时，

欺他寡妇与孤儿。

谁知三百余年后，

寡妇孤儿又被欺。

---[元]无名氏《北客》

赵匡胤之所以能够和平易代，除他本人的仁厚之外，可能更为关键的是，这场政变就如隋代北周一样，只是统治集团内部之争。“北宋创建于赵匡胤集团，该集团就是后周政治军事集团，同魏晋交替一样，只是将军功受益阶层政权之顶点——皇室，由柴姓换了赵氏，作为帝国创建者之军功受益阶层没有改变。”[李开元《汉帝国的建立与刘邦集团》，三联书店，2023年1月，258页。]

如果王朴还活着，赵匡胤还会如此顺遂地夺位吗？

据宋人笔记《默记》记载，赵匡胤即位后，一日路过功臣阁，风开半门，恰好与阁内的王朴画像相对。赵匡胤立刻停下脚步，庄重地整理好御袍襟领，鞠躬行礼后方才离开。左右疑惑地问：“陛下贵为天子，王朴不过是前朝大臣，为何对他行如此大礼？”赵匡胤用手指着御袍说：“此人若在，朕恐怕没机会穿上这件衣服。”

清人曾有言：“天欲祚宋，必先亡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