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威登基后，最怅然若失的当数继承人问题。在起兵前后的族诛事件中，郭威两个亲生儿子（青哥、意哥）、三个侄子均为隐帝所害，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唯一幸免的是追随郭威从军的养子郭荣。

郭荣本姓柴，少时家道中落，在姑母柴氏家中长大，姑父郭威当时膝下无子，又见柴荣生性谨厚，便将他收为养子，改名郭荣。郭荣虽是其正式姓名，但后世还是更习惯称他为柴荣，本书也姑且从俗。

若要较真，郭威也未必姓郭。据《旧五代史·太祖本纪》记载，郭威原本或姓常，幼年随母亲改嫁郭氏，故改姓郭。

成年后，柴荣曾一度从商，跟着富商在江陵贩茶。没过多久，柴荣就追随郭威弃商从戎。柴荣“器貌英奇，善骑射”，俨然是天生的知兵尚武之才。

亲儿子皆亡，柴荣就成了郭威的唯一继承人，理所当然身居大周储君之位。但柴荣的致命弱点是，他在郭威称帝前基本无军功可言，在军中更缺乏个人班底，连赵匡胤都尚未投入麾下。

立国仅一年，一场在劫难逃的军事危机向郭威、柴荣父子汹涌袭来。后周广顺二年（952年）正月，刘知远异母弟慕容彦超起兵于兖州。后周鼎革之初，慕容彦超被迫称臣，虽得郭威百般笼络，但他始终心存疑惧，朝不虑夕，于是全力备战，征发乡兵，招募群盗，私造旗帜，并向护城河内引水以作守城之用。慕容彦超并非莽夫，起兵前北联契丹、北汉，在南方求援于南唐，四方结盟，合纵抗周。

为了呼应北汉与慕容彦超，辽天禄五年（后周广顺元年）九月初，辽世宗耶律阮广召各部族，商议兴兵南征。诸部连年征战，不愿随征。耶律阮强令出兵，定计亲征，契丹亲贵怨入骨髓，杀心自起。大军行至祥古山火神淀（今河北宣化境内），辽世宗祭祀完父亲东丹王，设宴款待群臣及各部首领，喝得酩酊大醉。夜半，宗室耶律察割纠集亲贵发动政变，直闯内帐，弑杀了人事不省的辽世宗，史称“火神淀之乱”。

耶律德光长子耶律璟带兵镇压叛乱，趁势夺取帝位。契丹帝位又回到了耶律德光一系，是为辽穆宗。耶律璟登基不久，即再议南征，于十月出兵五万，联合刘崇亲率的两万北汉军，合攻后周，兵围晋州（今山西临汾），声势大振。

十一月，枢密使王峻奉命解晋州之围。郭威诏各路军马均受王峻调度，许以便宜从事，自行挑选将吏。行至陕州（今河南三门峡陕州区），王峻即按兵不动，顿兵十余日。当时刘崇对晋州的攻势正炽，不舍昼夜，郭威担心晋州不支，又忧王峻畏葸不前，急于亲征。

西征前，郭威派信使飞驰陕州通告王峻。王峻屏退左右，对信使说：“晋州城防坚固，短期内可保无虞，而刘崇之军士气正盛，不可与其争锋。臣之所以顿足不前，并非惧敌，而是等待战机。况且陛下刚刚即位，威德未施，怎能轻率亲征？慕容彦超反迹已露，待陛下车驾一出，他就会趁机直趋京城，如此大事休矣。”

信使回京时，郭威已下诏亲征，听了王峻的谏言，揪着耳朵自责：“朕差一点儿自毁社稷。”于是即罢亲征，在京师静待王峻破敌。

十二月中旬，天降大雪，王峻见契丹北汉联军锐气已堕，粮草匮乏，战机已至，便率军向晋州疾驰而去。后周军进至离晋州还有三十里，联军便匆匆撤围，烧营夜遁。

王峻不战而入晋州，兵锋正锐，诸将请求乘胜追杀。王峻用兵持重，迟疑不决，直到第二天方才下令大举追击。追击了没多久，王峻又踌躇不定，勒令退兵。骁将药元福苦劝不果，坐失战机。

刘崇此次败走狼狈不堪，不仅大批士卒在慌不择路中坠落崖谷，还因天寒冻死者累累，“亡失过半”；契丹人也损失惨重，“士马什丧三四”。但正是由于王峻的瞻前顾后，令后周军痛失全歼北汉军之良机，纵刘崇逃出生天。

战后，王峻追悔莫及，深耻无功。《旧五代史·王峻传》认为，如果当时王峻能全力追亡逐北，那么敌军势必全军覆没。郭威当时缄口不言，第二年，因调兵戍晋州，郭威才对左右叹惋：“去年刘崇之遁，若从药元福之言，则无边患矣。”

南唐此时正受困于南楚战事，疲于奔命，兵力、财力捉襟见肘，但李璟还是发兵五千，驻扎于下邳，以声援慕容彦超。唐军听说周军将至，连忙退守沐阳。周军进攻，大破唐军，被杀和溺水而死的有一千多人。

郭威唯恐树敌过多，没多久就释放了被俘的南唐将领，并让人带话给李璟：“叛臣，为天下人所不齿，没想到国主您却帮助他们，这恐怕不是明智的政策。”李璟羞愧难当，将先前俘获的中原人氏礼送出境。

南唐有些大臣不甘心战败，仍在汲汲于进取中原。此前力主北伐的韩熙载此时却反驳称：“北伐本是我梦寐以求之事，但如今希望渺茫。郭威乃曹操、司马懿一类的乱世奸雄，篡国时间虽不长，但根基已固，我军若轻举妄动，恐怕大势会不可收拾。”

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后日又是矣，韩熙载老成谋国，一言兴邦。

李璟遂罢兵。

后周先败北汉及契丹联军于晋州，又破南唐于沐阳，咄咄逼人的反周联盟土崩瓦解，只剩下穷途末路的慕容彦超。周军进至兖州后，没有急于攻城，而是着手布置长期围困的防线，慕容彦超屡次出战，均为周军所败，十多天后，周军完成合围，这才有条不紊地发动总攻。

慕容彦超困兽犹斗，周军久攻不克，劳师数月无功。见战事胶着，郭威有意御驾亲征，召集群臣商议。冯道认为时值盛夏，皇帝不宜冒着暑热出征，郭威沉吟未决：“不可轻敌。如果朕不能前往，就让我儿郭荣代我出征，方可解我心头大患。”晋州之战的功臣王峻隐隐将柴荣视作政敌，忌惮他掌握兵权，便从中作梗，怂恿郭威亲征。

后周广顺二年五月，郭威兵出汴京。刚到达兖州时，郭威派人向城头喊话，还想着劝降慕容彦超。城上守军口出恶言，郭威放弃幻想，决意全力攻城。

慕容彦超计无所出，不问苍生问鬼神，听了江湖术士的话，在城内建了一座镇星祠，终日求神拜鬼。战事危殆，聚敛无厌的慕容彦超犹藏匿珍宝，不肯拿出来劳军，因此兵无斗志，出城降附者不绝。到了最后关头，慕容彦超见郭威亲自督战，周军势不可当，方才向麾下将卒许愿退敌后犒赏三军。

知道内情的守军们窃窃私语：“城中的银子大多是铁块镀银，根本不值钱，要之何用？”消息散开后，城内军心益加涣散，没过多久城池就陷落了。城陷一刻，慕容彦超正在镇星祠祈祷，自知在劫难逃，他放火点燃祠堂，与夫人投井而死。

慕容彦超之乱刚刚平定，郭威就与王峻交恶。王峻乃郭威称帝的头号功臣，两人既是君臣，也是政治盟友。他自恃功高，屡屡挑战郭威的底线。最让郭威愤懑的是，王峻一再打压柴荣，阻止柴荣面圣。广顺三年（953年）正月，柴荣趁王峻离京入朝觐见。王峻闻讯后立时回京，逼其返回镇所澶州。

郭威忍无可忍，次月（二月）便将王峻贬抑出京。他哭着对冯道等重臣说：“王峻欺朕太甚，竟想尽逐大臣，剪除朕的羽翼。朕只剩这么一个儿子，他还一心挑拨离间，不让朕见儿子。岂有一人担任枢密使，又身兼宰相，还想出镇强藩的？王峻此人欲壑难填，目无君父，实难再忍！”

郭威代汉时正任枢密使，无人比他更清楚这个掌管全国军马的最高军事职位究竟分量几何。无论是出于确保皇权的绝对安全，还是确立柴荣的储君之位，王峻都不得不出局。

王峻既去，柴荣才得以回京，享受到真正的储君待遇，于广顺三年三月被加封为晋王，拜开封府尹。

正是在开封，赵匡胤正式加入柴荣的班底，被提拔为开封府属骑兵指挥官（马直军使）。虽然官职不高，却因随侍皇子而步入权力中心。这既可以看作柴荣在军中培植势力的发端，也是赵匡胤日后飞龙在天的起点。

这一年，赵匡胤二十七岁，柴荣三十三岁。

为了保障身后政权的平稳过渡，郭威还必须清除另一位有拥立之功的开国功臣——掌管禁军的侍卫亲军都指挥使王殷。广顺三年十二月，郭威一病不起，久不视朝。他自感来日无多，于是在没有任何叛乱征兆的情况下，强撑病体，当廷逮捕王殷，即刻褫夺其一切官职。王殷被流放登州，但刚出京城，郭威就下令处死了他。

为了柴荣的顺利即位，郭威不惜以非常政治手段，连续除掉了两位分掌内、外军权的从龙重臣。

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十七，郭威驾崩。临终前，郭威吩咐嗣君柴荣：“陵墓务必从俭，修陵需花钱雇用民夫，不得摊派、征调百姓；不必派宫人守陵，也不得用石人石兽，用纸衣装殓，用瓦棺作椁就行了。”

在历史上，郭威以爱惜民力显名，“勤俭之美，终始可称”，虽享国日浅，未及着手统一大业，却为柴荣日后的不世军功奠定了基业。

显德元年正月二十一，柴荣遵照遗诏于郭威灵柩前即位，是为周世宗。

很快，郭威驾崩的消息传到北汉。北汉皇帝刘崇欣喜若狂，认为此乃“兴复汉室，还于旧都”的天赐良机，遂遣使乞兵于辽，倾覆后周，在此一举。与石敬瑭一样，刘崇这个皇帝也是契丹人册封的。

北汉虽占据了后晋与后汉两朝起家的造反福地太原，但土瘠民贫，仅有河东十二州之地，想要支撑起一个朝廷，可以说是左支右绌，连官员的俸禄都发不全，宰相的月俸更是只有百缗。《资治通鉴》嘲讽“故其国中少廉吏”。

奇怪的是，北汉竟也有一个附庸政权：统银、夏、绥、宥、静五州且世袭定难军节度使的党项拓跋氏（被唐僖宗赐姓李）。后周立国后曾百般拉拢党项人，诏封首领李彝殷为陇西郡王，但李彝殷竟仍选择归附北汉。

刘崇君臣明白，仅凭北汉的国力是难以与后周长期相持的。因此遣使大辽，效仿石敬瑭称臣故事，与辽国结为叔侄之国，自称“侄皇帝”。辽世宗耶律阮正中下怀，欣然册封刘崇为帝。

柴荣登基次月，即显德元年二月，辽穆宗耶律璟遣大将耶律敌禄（中原史料作杨兖），领一万余骑兵进援北汉。还有一种说法是，这支辽军除了一万契丹骑兵，另有部族军五六万人，对外号称十万，“契丹遣杨兖将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号称十万”（《新五代史·东汉世家》）。刘崇则起倾国之兵三万，以勇将张元徽为先锋，亲征后周，与辽军会师于潞州（今山西长治）。

柴荣闻报后，欲御驾亲征，群臣群起拦阻：“刘崇屡败于我朝，势蹙气沮，必不敢自来。陛下新即位，人心易摇，不宜轻动，还是遣大将出征吧。”柴荣反驳：“刘崇趁我朝大丧起兵，轻视朕年少新立，有吞食天下之心，此次必亲自带兵，朕不可不往。”

太师冯道素来明哲保身，鲜少谏言以免触怒皇帝，此次却一反常态地据理力争于御前。柴荣耐心解释：“当年唐太宗一统天下，每次征战几乎都是亲自领兵，朕又有何惧？”冯道不以为然：“陛下未必学得了唐太宗。”柴荣又道：“刘崇不过是乌合之众，以我大周兵力之强，破他如山压卵。”冯道硬顶了回去：“不知陛下做得了山吗？”柴荣艴然不悦：“冯道竟如此小看我！”于是打发冯道去做苦差山陵使，主持太祖郭威丧葬之事，礼送出权力核心。

冯道的谏言并非因循守旧，反而是老成谋国。君主亲征一向得冒极大的风险：后汉隐帝刘承祐不顾太后劝阻，亲赴前线，落得个身死国败；郭威欲亲征晋州，所幸为王峻所止，险些自毁社稷。

冯道自然清楚，与带兵多年的太祖郭威相比，柴荣不仅作战经验寥寥，更对军队缺乏掌控力，在军中威望不足，未及构建自己的整套班底。尤其是作为禁军主力的侍卫亲军，本应是君主如臂使指的天子亲军，却难以为柴荣所驾驭。柴荣甫一登基，就将姑表兄李重进安插进侍卫亲军，任马步军都虞候。但毕竟时日尚短，侍卫亲军的实权仍掌握在马军都指挥使樊爱能与步军都指挥使何徽手中。

柴荣唯一能充分掌控的军队是殿前司。殿前司是郭威即位后创建起来的，其初衷就是为了制衡侍卫亲军的禁军兵权。毕竟郭威夺位依赖的就是侍卫亲军，他对此最有发言权。柴荣即位时，妹夫张永德时任殿前都指挥使，赵匡胤此时很可能也在殿前司辅助张永德。不过，殿前司虽号称禁军两大系统之一，但此时人数与实力均不能与侍卫亲军同日而语，更像是一支中等规模的皇帝亲卫，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作战部队。

从常规标准来看，柴荣此次亲征几是行险侥幸。但令阅人无数的冯道意想不到的是，他面前的这位君主不是常人，而是不世出的战场天才，不仅是五代，甚至可以说是继唐太宗之后，最英锐神武的中原帝王。

显德元年三月十一日，柴荣车驾出汴京。三月十九日，后周军与北汉—契丹联军主力遭遇于高平附近的巴公原（今山西晋城泽州县巴公镇），双方都不打算再退，大战间不容发，史称“高平之战”。

高平之战的战场，距离秦赵长平之战的所在地不足六十里。北汉—契丹联军在北面严阵以待：北汉名将张元徽领兵布阵在东，刘崇亲率中军列阵居中，耶律敌禄将辽国援军布阵在西。

而后周这边，由于后军尚未赶到，眼见敌阵严整气势逼人，不免众心危惧。柴荣却志气益锐，从容布阵，亲自骑马临阵督战，张永德率殿前军护驾。

刘崇自恃敌寡我众，顿生轻敌之心，甚至后悔引来辽军助阵，轻佻地对众将说：“朕仅凭我军就可大破柴荣，何必劳烦契丹人！今日不但能取得大捷，也能令契丹人折服。”

北汉诸将随声附和，耶律敌禄策马到阵前打望，回马以实相告刘崇：“此乃劲敌，不可轻进！”刘崇扬眉奋髯，示意耶律敌禄打住：“时不可失，请公勿言，试观我战！”耶律敌禄默然不悦，勒兵登高观战。

当时东北风正强劲，风向对北汉有利，就在刘崇下令出阵时，风向突然转为利于后周的南风。刘崇不顾勒马苦谏的大臣劝阻，下令东翼先行出击，张元徽亲领一千骑兵强攻后周右军。

后周右军的主力为樊爱能与何徽统率的侍卫亲军，交战没多久，这支素有精锐之名的禁军便败下阵来。樊、何二人引数千骑兵先遁，更有一千余名步兵阵前哗变，竟向着刘崇高呼“万岁”，声振川谷。

柴荣见军势危殆，身当矢石，带着亲卫便冲了上去。在一旁宿卫的赵匡胤见状热血沸腾，呼喊着激励殿前军同袍：“陛下舍生忘死，我等亲卫此时不以死相搏，更待何时！”他又紧急向殿前军主帅张永德献策：“贼军狂妄自大，力战可破！我部有很多善射者，请大人带着他们登上高地，作为左翼向西出击；我引兵作为右翼进击。国家兴废，在此一战！”

张永德也不含糊，当即允准了作战计划，与赵匡胤各带两千人，左右合击。赵匡胤匹马当先，椎锋陷阵，士卒死战，无不以一当百，北汉军望风披靡。一名殿前军亲卫慷慨激昂地大呼：“倘若陛下受到贼人伤害，还要我们这些人何用！”说完他跃马引弓，连毙几十个北汉军，北周军士气益振。

此时刘崇方知柴荣也亲临战阵，遂在阵前褒奖张元徽，催促他乘胜进兵。张元徽策马当先，蹈锋饮血，不料坐骑突然中箭倒地，将他掀翻在地，顷刻间死于乱军之中。

张元徽一死，北汉霎时兵无斗志。此时恰逢南风益盛，周军趁势全军突击，彼竭我盈，苦苦支撑的北汉军再也无力坚持，有雪崩之势。刘崇临难不避，亲自高举赤旗，试图收拢败兵，却无力回天。

西翼的耶律敌禄看得目瞪口呆，不意周军如此刚猛，心生惧意，又对刘崇战前的傲慢态度耿耿于怀，于是抽身而去，不战而退，任由刘崇自生自灭。

话说临阵脱逃的樊爱能与何徽，这两人带着数千侍卫亲军骑兵向南溃退，竟一路抢掠己方军用物资。运送物资的民夫惊恐奔逃，伤亡散失众多。柴荣遣近臣及禁军军校追赶败军，命他们速返战场，但无人奉诏。他们甚至杀了皇帝的使者泄愤。

这支败军自己败逃也就罢了，还四处散播失败主义的谣言：“契丹大举进犯，我军惨败，其他人已经降了。”此时河阳节度使刘词正率领后军疾驰北上，与败军撞个正着。樊爱能劝说刘词与他一起南逃，刘词将信将疑，继续引军北上。

刘词这一北上，对刘崇而言就是灭顶之灾。北汉军败退之初，刘崇身边还有一万余人，据山涧的险要地势结阵自守，倒也能勉强与追兵相持。日暮时分，刘词的生力军突然杀到，与诸军合击，打破了刘崇勉力维持的守势，北汉军再度落荒而逃。周军追亡逐北，“追至高平，僵尸满山谷，委弃御物及辎重、器械、杂畜不可胜纪”（《资治通鉴》）。

刘崇骑着契丹赠送的黄骝马，穿着粗布短衣、戴着树皮斗笠，在一百多名亲卫骑兵的保护下，翻山越岭，仓皇北遁。半夜迷了路，刘崇一行胡乱抓了一个当地村民带路。谁料还带错了路，刘崇怒而杀掉向导。

每逃到一处，当地官员刚刚奉上食物，刘崇筷子还没动，只要听到追兵已近的流言，便匆匆忍饥离去。刘崇年老力惫，伏于马上，日夜奔窜，体力不支，全凭一口气吊着。快到太原时，次子刘承钧连夜带兵前来接应，刘崇这才安然入城。

脱险后，刘崇心有余悸，为助他逃生的黄骝马修了一座豪华马厩，饰以金银，饲以上佳的三品料，并取名“自在将军”。但很快，后周追兵便兵临城下，刘崇魂慑色沮，紧闭城门，无论如何也不出城应战。

起初，柴荣只打算派老将符彦卿耀兵于太原城下，震慑一下北汉君臣就打算撤了。然而，战局进展顺利，远超柴荣预期：北汉民众箪食壶浆以迎周师，汾、辽、忻、代等州叛汉降周；周师又相继攻克了岚、宪、石、泌等州。柴荣这才萌生了犁庭扫穴的灭汉之心。显德元年五月，柴荣再次力排众议，亲征太原，聚兵号称数十万，旌旗环城四十里。

能否一举灭汉，关键不在于刘崇，而在于辽国。耶律敌禄归国后，辽穆宗耶律璟怒其坐视北汉溃败于高平，一度将他囚禁。五月，辽穆宗释放了耶律敌禄，让他跟着南院大王耶律挞烈，紧急救援北汉，征讨忻、代二州。耶律璟知道，北汉已奄奄一息，再不大举进援，亡国在即。而一旦北汉亡了，大辽则痛失盟友，不得不独力与柴荣周旋，地缘局势将每况愈下。

为了击退辽国援军，柴荣遣符彦卿率军一万多人赴忻州御敌。五月，在忻州附近的忻口，两军发生遭遇战，周军先胜后败，先锋史彦超恃勇冒进，中伏战死，昭义军节度使李筠仅以身免。

在太原主战场上，周军虽有柴荣亲自督战，仍是久攻不下。参与围城的赵匡胤虽烧掉了一扇太原城门，但左臂被流矢射中。他欲带伤再战，在柴荣的严令下才退出战斗。

是时连雨不绝，师老兵疲。周军外有契丹进逼，内有坚城不克，柴荣审时度势，被迫于六月班师。后周撤军时，虽挫败了北汉的追击，但究竟是过于仓促，军中谣言四起，人心惶惶，士卒间甚至互相剽掠，后勤辎重损失不可胜计。堆积在太原城下的数十万石粮草，也被付之一炬。最令柴荣君臣扼腕的是，先前占领的北汉州县悉数易手，派驻的官员纷纷弃城而走，前功尽弃。

北汉虽绝处逢生，但刘崇经高平一败，忧愤成疾，六脉皆衰。十一月，刘崇驾崩，临终前命次子刘承钧监国，将儿子的帝位留给契丹人册封。按照标准程序，刘承钧先遣使告哀于辽穆宗耶律璟。耶律璟再遣使臣，册命刘承钧为帝，更名刘钧。每每上表大辽时，刘承钧总是自称“男”，也就是儿子，而耶律璟在诏书中则称刘承钧“儿皇帝”。

高平之战后，后周内部发生了两件大事。

其一是冯道之死。

战前，冯道因劝止柴荣亲征，被打发去掌管太祖郭威丧礼。或许是由于他事无巨细、积劳成疾，或许是开罪皇帝后的积郁难纾，高平之战次月（四月），冯道刚刚将郭威下葬嵩陵，就猝然病逝，时年七十三岁。

柴荣听闻后，废朝三日，追封冯道为瀛王。可以说柴荣不念旧恶，也可以说是故作大度；还有一种可能是，高平之战险象环生，胜负只在一线间，多少有些后怕的柴荣对冯道的谏阻少了几分嫌怨，多了几分宽宥。

冯道一生历仕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四朝，出仕后唐庄宗、后唐明宗、后唐闵帝、后唐末帝、后晋高祖、后晋出帝、后汉高祖、后汉隐帝、后周太祖、后周世宗这十位皇帝，有“十朝元老”之称。如果再算上他短暂侍奉过的辽太宗耶律德光，就是十一朝元老。

五代时，冯道的政治声望极高，堪称文臣第一人，即使是对他嗤之以鼻的欧阳修、司马光，也得承认这一点：“当世之士无贤愚皆仰道为元老，而喜为之称誉”（《新五代史》）；“时人往往以德量推之”（《资治通鉴》）。

到了北宋初期，薛居正的《旧五代史》虽然开了批判冯道的滥觞，“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但对于冯道的历史评价基本还算是五五开，指斥前已经将冯道的操守与气量夸了一通，“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礼”。

冯道历史形象的真正逆转发生于北宋中期，欧阳修与司马光联手将他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新五代史》斥责冯道为“无廉耻者”；《资治通鉴》攻讦冯道为“奸臣之尤”。

即便是欧阳修，也在《王彦章画像记》一文中承认：

五代终始才五十四年，而更十有三君，五易国而八姓。士之不幸而出乎其时，能不污其身，得全其节者，鲜矣！

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五代，又有几个人真正可以做到忠臣不事二主，政坛不倒翁又岂止冯道？

即使是冯道最被诟病的称臣契丹，所谓丢了民族气节，他不也劝诫耶律德光要善待中原百姓？就连欧阳修也承认：“人皆以谓契丹不夷灭中国之人者，赖道一言之善也。”

冯道此人，无甚可观，随俗浮沉的乱世能臣而已，还有几分自鸣得意。虽配不上五代朝野对他的众口交赞，但冯道在后世沦为不知廉耻的奸臣之尤，却也不是他的真面相。怪就怪冯道活得太久、名声太盛，而他身后的下一个时代又是忠节观全盘重构的北宋。通俗点儿说就是，冯道被当成了道德批判的典型。

其二是处置高平之战的逃将。

高平之战后，柴荣有意诛杀临阵奔逃的樊爱能与何徽，以肃军纪，但虑及二人是郭威时代的功臣，因此犹豫未决。一天晚上，柴荣就此事征询妹夫张永德的意见，张永德回答：“樊爱能等人就没立过什么像样的军功，却忝居高位，而今又望敌先逃，万死不足以辞其咎。陛下正打算削平四海，如果不严明军法，虽有百万雄师，又拿什么来统御呢？”

这番话正合柴荣心意，他兴奋地将枕头抛向地上，大声叫好，即刻下旨逮捕樊爱能、何徽等七十余名逃将。柴荣当面训斥这些人：“诸位都是身经百战的宿将，并非不会打仗，之所以望风而逃，恐怕也没有其他原因，无非将朕视为奇货可居，想拿来与刘崇做交易。”言罢，这七十多人都被拉出去斩了。

经由高平一役，柴荣亲眼见到后周军队尤其是侍卫亲军弊病丛生，不仅充斥着老弱病残，且“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即降”（《资治通鉴》）。

于是，显德元年十月，柴荣发起了声势浩大的整军计划。一方面，柴荣大力整顿侍卫亲军，裁退老弱羸小者，大幅精简了侍卫亲军的规模，还将殿前军的亲信将领充实其中。另一方面，柴荣重点充实在高平之战中表现突出的殿前军。在殿前都指挥使张永德的举荐下，柴荣将一直简在帝心的赵匡胤提拔为殿前都虞候，主持殿前司扩军。

又鉴于骁勇之士多为藩镇所蓄，柴荣下诏招募天下豪杰，令他们前往京师集合，亲自试阅。让赵匡胤优先为殿前司挑选武艺超绝及身材魁梧者，而后再让侍卫亲军等部拣选。由此，殿前司超越侍卫亲军，一跃成为禁军，乃至后周军队的头号精锐。而一手主持招募、编练殿前新军的赵匡胤，则顺势成为后周军界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

柴荣整军，固然大大增强了禁军的战斗力，扭转了五代以来内轻外重的藩镇独大局面，却未对禁军“易主弑君”的百年积弊加以根治，“禁兵百十年来根深蒂固的恶习，由于禁军战斗力的增强而更具危险性”[张其凡《五代政权递嬗之考察》，收于《宋代政治军事论稿》，安徽人民出版社，2009年5月，75页。]。

柴荣整军亲手选出了后周的掘墓人。

显德二年（955年）四月，柴荣下诏求策，命二十余名近臣撰写《为君难为臣不易论》与《开边策》各一篇，以供御览。

潜邸旧臣王朴献上的《开边策》要言不烦，令柴荣眼前一亮。按照王朴的一统路线图：“攻守之道，从易者始”。后周应先取南唐的江北诸州，再渡江灭唐；得江南后，岭南、巴蜀可传檄而定；南方既定，则辽国治下的燕云诸州必望风内附，不从即移兵进攻，席卷可平；北汉虽为死敌，但高平一败后已非心腹大患，且留待最后一个解决。

王朴之策可以精简为八个字：先易后难，先南后北。

这与南唐烈祖李昪生前奉行的“先北后南”之策相映生辉，“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虽战略方向判然不同，但两者都是契合各自国情、地缘政治与时代环境的“隆中策”。

后周虽与大辽并立为超级强权，但三面受迫，都城汴梁更是四战之地：北有辽国与北汉，南有南唐，西有后蜀。

你不主动破局，局就有可能为他人所破。

后周大臣大多陈陈相因、苟且偷安，献策基本都是满纸空言，唯有王朴神峻气劲，有谋能断。柴荣与他议论天下事，无不意气相投，于是擢升他为左谏议大夫，知开封府事。

君臣遇合，龙变云蒸。

很快，柴荣便遵循先南后北的战略，大举对外用兵。按照王朴之策，后周应先攻南唐，但柴荣并未生搬硬套《开边策》，而是将后蜀作为破局之地。后晋被契丹灭国时，后蜀皇帝孟昶趁机掠取了关中以西的秦、成、阶、凤四州，将势力拓展到陇山、秦岭。

显德二年五月，后周对后蜀开战，兵发秦、凤二州。后蜀其实早有准备，孟昶还专门派了一位叫赵季礼的官员到秦州、凤州一带巡视边备。巡视归来，赵季礼告诉孟昶边将不堪大用，自请督战前线。孟昶大喜，派了一千名宫廷宿卫随侍赵季礼出征。

自负文武才略的赵季礼刚走到德阳，听说周师入境，吓得魂不附体，畏葨不前，上书孟昶辞职。还没收到朝廷的回复，他就单人匹马逃回成都，成都民众以为大军溃败，莫不震恐。孟昶询问赵季礼前线军机，皆不能对，震怒之下将其斩首示众。

赵季礼的荒唐谬悠只是后蜀整场战争的一个缩影。至显德二年十一月，后周仅用了半年时间，就收复了秦、成、阶、凤四州。其间，周军一度进展缓慢，朝中有罢兵之议，柴荣遣赵匡胤赴前线视察战况。赵匡胤回报“秦、凤诸州有可取之势”，坚定了柴荣的信心，传令全军：四州不下，绝不撤兵。

败讯传来，后蜀朝野震动，孟昶惊惶无计，忧心周师一举灭蜀，于是全国总动员，铸造铁钱补充军费，强行从民间征收铁器，蜀民苦不堪言。

亡蜀在即，后周突然罢兵休战，还特赦了俘获的后蜀士卒，任其去留。对后蜀停战的同月，也就是显德二年十一月，柴荣剑锋一转，以宰臣李谷为统帅，统领赵匡胤之父赵弘殷等十二名大将挥师南唐。

李谷与南唐名臣韩熙载相识于微时。韩熙载家中生变，被迫南渡时，李谷备酒为其送行，酒酣临别前，韩熙载豪情万丈：“江左用吾为相，当长驱以定中原。”李谷笑着回应：“中国用吾为相，取江南如探囊中物尔。”

韩熙载北伐壮志未酬，李谷却有机会一展平生之志。

兜兜转转，柴荣又回到了王朴的《开边策》：先取南唐淮南江北诸州。更大的可能性是，柴荣一开始就无意灭蜀，而是以攻取四州来达到疲弱后蜀的目的，以免攻唐时被蜀军乘虚而入。毕竟，南唐是一个比后蜀更难缠的对手，先攻蜀也符合“先易后难”之真意。

在南征诏书中，柴荣痛斥南唐“勾诱契丹，至今未已。结连并寇，与我世雠，罪恶难名，人神共愤”。柴荣此言虽是寻衅开战之借口，但绝非妄言。自南唐立国始，便以中原政权为大敌，汲汲于结盟契丹，以牵制中原，“唐自烈祖以来，常遣使泛海与契丹相结，欲与之共制中国，更相馈遗，约为兄弟”（《资治通鉴》）。

升元元年（937年）五月，烈祖李昪首次派使节出使契丹。九月，契丹派使者回访南唐，双方正式建立交聘关系。二十余年间，双方使者往来至少有41次，其中，契丹出使南唐12次，南唐出使契丹29次。[彭艳芬《契丹南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

建交契丹第二年，南唐便策划了一次破坏其与后晋关系的秘密行动。升元二年（938年），契丹使者高霸出访南唐后自陆路返回契丹，途经后晋时，宋齐丘遣刺客杀之，并嫁祸于后晋。

陆游在编撰《南唐书》时曾注意到一种很有趣的现象：后晋以父事契丹，而契丹却以兄事南唐。陆游分析，这大概是因为契丹人曾长期亲睹大唐威仪，听说南唐是李唐后裔，就不敢怠慢，当时南唐使者到了辽国，经常是辽国皇帝亲自设宴招待，给予了超过南唐真实国力的尊重，大大满足了南唐君主的虚荣心。

甚至可以说，南唐只有在契丹这里，才能体会到昔日盛唐君主莅中国而抚四夷的大国威仪。契丹人的执礼甚恭，甚至令一向冷静的李昪也飘飘然了。李昪让臣子给自己上了一道修辞夸张的吹捧赞辞，什么“神功迈于三古，皇风格于四裔，华夷咸若，骏奔结轨”，翻译一下简直不忍卒看：神圣功业超越了上古三代，德政教化远播到四方边疆，华夏与四夷都顺服归附，道路上赶来朝见的车马络绎不绝。

礼节上尊重归尊重，但契丹人在实质性的合作上却尽是表面功夫，敷衍了事，不愿在战略上配合南唐拮抗中原：“其实相结约挠中原，皆虚辞，非能为南唐助也”（陆游《南唐书》）。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甚至嘲讽契丹对南唐最感兴趣的是使团带来的货物。

南唐与契丹为何没有结成实质性的军事同盟？

究其原因，一方面，契丹自恃超级强权，有着独立的中原攻略与扩张节奏，南唐愿意配合自己没问题，但自己又怎么可能纡尊降贵地去呼应南唐？

另一方面，中原政权也在试图离间契丹与南唐的关系。辽应历九年（显德六年，959年），辽穆宗耶律璟遣母舅出使南唐。后周收到情报后，以三千缗的高价招募了一名刺客，晚上潜至清风驿，南唐官员正在此宴请辽使。刺客趁着辽使酒酣去茅房解手时，成功刺杀了他，还割下首级带走。辽国为之震怒，史称“清风驿之变”。[关于清风驿之变发生的时间有争议，又作南唐保大十二年，即954年。详见彭文峰《五代末期辽与后周清风驿之变考论》，《船山学刊》，2010年第3期。]

清风驿之变标志着辽与南唐历时二十余年的同盟关系彻底终结，“自是契丹与唐绝”。南唐失去了名义上的北方强援，辽国则放弃了联系南唐牵制中原的计划，一心卵翼离自己更近的北汉。[彭艳芬《契丹南朝与南唐交聘中的关键节点》，《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月。]

南唐也碰上了一个对自己不太感兴趣的辽国皇帝。耶律璟热衷于打猎与酒宴，夜夜笙歌，天亮睡觉，中午起床，被契丹人揶揄为“睡王”。玩得兴起时，耶律璟连最亲近的附庸国北汉告急都爱搭不理，又哪里会管南唐的闲事？

就南唐与契丹关系的不冷不热，还有一种可能是，契丹就是单纯看不上南唐的军事实力，更无意与之发展夹击中原的军事同盟关系，只愿将两国关系的重心限定于贸易往来。

无论原因如何，总之，后周来攻时，南唐就别指望契丹大举来援了。后蜀疲敝，大辽虚与委蛇，北汉在高平之战后更是气息奄奄、朝不保夕，南唐只有孤军奋战了。

反倒是后周，却以宗主国的名义下诏征调吴越国、武平军政权连横攻唐。南平（荆南）虽也受命，但迟迟未出兵。此时吴越国已传至第五代君主钱弘俶，柴荣一即位就封他为天下兵马都元帅。吴越本就与南唐有世仇，再加上一向善事中原王朝，钱弘俶此次出兵自然是全力以赴、精锐尽出。这样一来，南唐就是以一敌三了。

偏偏此时在南唐国内，党争正如火如荼。

南唐从立国始，便存在两大势力的派系之争：南方土著派与北方侨寓派，“整个南唐政权实际上是以籍贯为界限，分裂为截然对立的两大阵营”[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61页。]。土著派代表江淮本土势力，人数众多却家世低微；侨寓派由中原迁徙而来，人数虽少却多来自高门大姓。

李昪在位时，尚有足够的政治手腕与威望在两派之间行操纵之术，至少在表面上维持不偏不倚的立场。然而，李璟即位时，他主要依靠的是侨寓派，与支持三弟李景遂的本土派势同水火，登基后“几乎是公开地站在侨寓人士的一边，这种态度使李璟自己处于十分糟糕的境地，对朝廷政局也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他的政治生涯便只能随着侨寓人士势力的涨落而起伏跌宕，有如狂涛巨浪中的一叶小舟”[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61页。]。

以权臣宋齐丘为代表的土著派势力遍及朝堂，国家每有善政，同党辄言“宋公为之”，而有不协人望者，其党则曰“不用宋公言也”。

南攻闽、楚失利后，土著派势力大减，李璟对土著派将领在战事中的不堪一击嗤之以鼻，于是决定在此番与后周的大战中，多任用侨寓派将领。土著派见兵权旁落自然心怀怨望，在战事中处处掣肘。

后周大军南渡淮河后，包围了南唐的淮西重镇寿州（今安徽淮南寿县）。全城军民人人自危，唯有寿州守将刘仁赡神气自若，调度守御，无异平日，这才稳住了军心。

李璟急令侨寓派将领刘彦贞统兵三万，驰援寿州。宋齐丘讥笑说：“刘彦贞不过是个擅长踢球射箭之徒，怎么能统兵以御劲敌呢？”上表李璟召还刘彦贞。刘彦贞闻讯大怒，为稳固帅位，下令追杀主动后撤的周军。寿州守将刘仁赡认为周军未战而退，局势不可捉摸，劝刘彦贞不可轻动，败则大事去矣。

无奈刘彦贞急于建功，一意孤行，亲率主力追击。原本刘彦贞倒真的有可能获得一场不大不小的胜利，但恰逢柴荣第一次亲征淮南，遣李重进于正阳（今安徽寿县正阳关镇）狙击唐军。两军接战后，唐军大败，战死一万余人，伏尸三十里，刘彦贞也当场战死。

正阳大捷后，赵匡胤先克滁州，又大败唐军于涡口。《资治通鉴·后周纪》记录了赵匡胤在滁州之战的一则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南唐节度使皇甫晖麾下号称有十五万大军，主动向赵匡胤叫阵“列阵决一胜负”，赵匡胤欣然同意。开战后，赵匡胤拥着马脖子直冲敌阵，冲锋时高呼“吾止取皇甫晖，他人非吾敌也”，亲手刺中皇甫晖脑袋，顺势生擒了对方。

几天后，赵匡胤之父赵弘殷半夜领兵来到滁州城下，传令呼喊开城门。赵匡胤拒绝开城：“父子虽为至亲，但城门开关乃国家之事，不敢因私情而妨碍公事！”第二天早晨才让父亲入城。

赵弘殷父子双双出征淮南，也算一段佳话。不仅如此，此时十几岁的赵匡胤之弟赵匡义可能也在军中，据他日后回忆：“我十六岁时，跟随父亲南征，屯驻在扬州、泰州等地。我自幼熟习弓马骑射，多次与敌交锋，敌军应弦而倒者甚多。大哥驻军六合时，听说了我的战绩，拍着大腿叫好。”但赵匡义的这段回忆并没有太多证据支持，“其真实性是大可怀疑的”[张其凡《宋太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3月，2-3页。]。

滁州一战，实乃赵匡胤的军事生涯中首次独立掌兵作战，且战而胜之，意义非凡。在宋仁宗时代，宋廷特意在滁州修筑“端命殿”，以纪念太祖“功业自此而成，王业自此而始”。

在滁州，赵匡胤还际会了他这一生最重要的政治伙伴：赵普。滁州平定后，赵普被朝廷派到滁州做军事判官，赵匡胤为他的谈吐及吏治才干所折服。赵普又因贴身照顾病于滁州的赵弘殷而与赵匡胤一家结下极深的私谊，两人遂于滁州定交。不久后赵普进入赵匡胤幕府，“这是赵匡胤集团正式形成的开端，也是赵普发迹的第一步”[张其凡《赵普评传》，北京出版社，1991年5月，25页。]。

还有一种更具传奇性的说法。据宋人王铚笔记《默记》记载，赵匡胤初至滁州时为唐军所败，在附近的村子里寻访到教书先生赵普赵学究，得其出谋划策，自山后一条小路奇袭唐军，这才反败为胜。

南唐连折三阵，显德三年（南唐保大十四年，956年）二月，李璟只得遣使向柴荣求和，在表文中自称下国，称后周为天朝，卑辞称臣，允诺纳贡，唯独割地一事，李璟只字未提。

柴荣羞辱南唐使者说：“你们国主自称唐室苗裔，理应知晓礼义，却只知道渡海与契丹互通往来，背离华夏而亲近蛮夷，礼义又何在呢？回去告诉你们国主，速速来见朕，当面请罪，如此可大事化小。如若不然，朕就要亲临金陵一游，借你国府库，犒赏三军，到那时你们君臣可别后悔！”

李璟又怎么敢去？！求和也只能不了了之。

求和不成，南唐的战场态势已是楚歌四起。

在淮南战场，南唐又接连丢掉了东都扬州、天长、泰州、光州、舒州、蕲州，坐镇东都的冯延鲁剃发穿上僧服，伪装成僧人藏匿于寺庙，但还是被周军擒获；武平政权攻取了鄂州（今湖北武汉）长山寨；吴越国也兵发常州、宣州，两路攻唐。

李昪篡吴时，曾将南吴皇族安置于泰州。见泰州危急，李璟下令将杨氏皇族迁于润州，负责迁徙的南唐官员唯恐生变，又暗自揣摩上意，屠杀了杨氏全体男丁六十人。李璟为自证清白，腰斩了这名官员。

南唐又派使者赴契丹求救，出发不久便被周军俘获。万般无奈之下，李璟只得在三月再次遣使臣向柴荣请和。这一次，南唐的罢兵条件更为卑屈：李璟削去帝号；岁输金帛百万；割淮南寿、濠、泗、楚、光、海六州之地。

但柴荣仍不为所动，后周军势正盛，诸将捷报日至，淮南之地已半为周有。柴荣的谈和条件是要求南唐尽割淮南江北之地，双方划江为界，土地交割完即罢兵；但在帝号的问题上，柴荣倒是网开一面，允许李璟保留帝号。

此时，南唐有位叫李德明的使臣，认为淮南必不可保，便向柴荣建议：“我主不知陛下兵力如此之盛，恳请陛下宽限臣五日不杀，让臣能回去禀告我主，尽献江北之地。”

李德明归国后，极力在御前渲染柴荣之英武、周军之势大，劝李璟尽割江北之地，惹得李璟不快。宋齐丘出面反对割地，攻击李德明为人轻佻、言过其实。最致命的一击是，宋齐丘一党唆使其他使臣诬陷李德明“卖国求利”。李璟震怒，下令公开处斩李德明。

南唐的第二次求和以闹剧收场。

正当柴荣君臣自恃胜券在握之际，战局却陡然全线逆转。在湖南，武平军政权发生内讧，武平军节度使王逵死于部将叛乱。在江南，南唐右武卫将军柴克宏率数千羸老之卒乘船救援常州，“蒙其船以幕，匿甲士于其中”，突袭吴越大营。柴克宏纵兵大破吴越军，斩首万级，俘获其将领数十人，吴越国丞相吴程“仅以身免”。陆游在其编撰的陆氏《南唐书》中盛赞，“自保大来边事大起，克敌之功，莫先克宏者”。所谓三路攻唐，就只剩下后周一路了。

在淮南主战场，后周大军顿兵于寿州城下，虽有柴荣亲自督战，调发各州丁壮数十万，诸军昼夜攻城，但奈何寿州守将刘仁赡沉厚有谋，还是久攻不克。

柴荣一筹莫展，强令南唐使臣孙晟赴寿州城下劝降。刘仁赡见到孙晟，在城头屈身下拜。孙晟不仅没有劝降，反而激励刘仁赡说：“君受国厚恩，不可开门纳寇。”柴荣大怒，孙晟正色说道：“我为大唐宰相，岂可教唆节度使叛国投敌？”

不久，寿州大雨滂沱，后周军营内积水深达数尺，攻城的将士和器械都损失惨重，军粮运输也因此受阻。自称能说动南唐割地的李德明也音讯全无，柴荣只得先行撤出寿州前线，东幸濠州。又一个月后，也就是显德三年五月，柴荣在怅然中班师回朝，留下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李重进等将继续围困寿州。

南唐曾经也有解围寿州的机会。常州大捷后，柴克宏踔厉风发，上疏请援寿州，谁料行至半途突发疾病，数日后病逝。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但胡三省在《资治通鉴》的注解中认为：“人有身死而名全者，柴克宏是也”，柴克宏可以大胜吴越军，遇到后周军却未必能胜。

淮南民众苦南唐统治久矣，周师初入淮南时，当地人箪食壶浆以迎王师。但周军将帅却以占领军自居，大肆掳掠，视民如土芥。淮南民众大失所望，啸聚山林，建立堡壁自卫，“操农器为兵，积纸为甲”，自发抵抗周军的劫掠，时人称之为“白甲军”。后周大举围剿白甲军，却屡为所败。

赵喦是唐末名将赵犨之子，后梁驸马，朱温婿，长乐公主夫。他不仅武艺超群，更擅丹青，精通鉴赏。

本幅画作描绘了八名贵族男士骑骏马出游。他们身着红、紫、绿三色衣物，符合唐代流传下来的衣冠制度，而后梁的服饰正是依循唐制。梁太祖恰好有八个儿子，因此或可推测，身为后梁驸马的赵嵒很有可能描绘的就是这八个皇室子弟。

李赞华又名耶律倍、耶律突欲，辽太祖耶律阿保机长子，辽太宗耶律德光长兄，辽世宗耶律阮之父，受封东丹国王。他文化修养极高，擅画水草放牧或游骑射猎的情景，尤擅画鞍马。

传此画为李赞华所作，画中的马矫健丰肥，左右顾盼，慢跑前行。东丹王李赞华在马背上手把缰绳，面带忧郁，若有所思。卷末有无名氏题“世传东丹王是也”。

胡瓌是五代时期画家，山后契丹乌素固部落人，居范阳（今河北涿州），擅画北方游牧民族的骑猎活动。

本画作描绘契丹人携鹰出猎之情景。画面绘猎骑者四人，穿圆领窄袖长袍，腰佩短刀。骑者左手驭马，右手架着猎鹰，四骑聚于一处，似在交流狩猎经过。最右者的马鞍上，捆扎一只胸前渗血的野兔。人物的髡发须髯、骏马的鬃鬣、猎鹰的毛羽，无不描绘精致，形象逼真。

此画作为宋太祖赵匡胤坐像，他身着淡黄色圆领大袖宽衫，腰系玉装红束带，脚穿皂纹靴，头戴由软翅幞头改装成方形硬胎的展翅乌纱帽。画幅无作者款印，仅座椅的扶手空白处，以小纸浮贴，上书“宋太祖”三字。

此画作描绘的是五代南唐中主李璟与其三个皇弟会棋的宫廷行乐场景。画面中间位置为中主李璟，右手拿一蓝色盒册，头戴高纱帽，身穿右衽丝缕衣，人物身材明显较其他四位高大；与其同榻而坐的是其弟景遂，身上衣物晕染为朱膘色。对隅而奕的是中主的另外两位兄弟：景达和景逷。左边景达形容较瘦，稍倾斜而坐，右手执棋子，左鞋脱至一旁；右边的景逷左手食指垂点棋盘，右鞋脱至一旁。四人身后屏风上画白居易《偶眠》的意境，由于此图背景的屏风中还画有屏风，因此人们称此图为“重屏”图。

周文矩为五代十国南唐著名画家，主要活动于中主李璟、后主李煜时期，擅人物仕女，多以宫廷贵族或文士生活为题材，后人可以从周文矩的画作中一窥南唐宫廷的真实样貌。

本画作是元代画家钱选临摹北宋苏汉臣原作的纸本设色画。摹本延续宋代院体画风，人物神态生动，构图疏密有致。画中右边身材矮胖，头戴巾帽，身穿便服，正在踢球的为宋太祖赵匡胤。其他五人身份无定论，据其相貌衣着推测：太祖对面侧脸有须，高帽长袍，手撩袍角作势接球者为赵普；赵普身后衣着相似，年少无须者为楚昭辅；楚昭辅身后，并排三人，由左向右，依次为石守信、赵光义和党进。

义军星火燎原，南唐朝廷也趁机发动反击。南唐保大十四年三月，李璟以四弟齐王李景达为主帅，以福州之役的败军之将陈觉为监军使，出师五万增援淮南，在义军的配合下，一路从周军手中收复了泰、扬、舒、蕲、光、和、滁诸州。一时间，唐军似有横扫千军之势。

各地周军为避敌锋芒，并未与唐军缠斗，而是收缩战线，纷纷退往寿州方向，参与围城。南唐诸将见有机可乘，要求占据险要地势狙击后撤中的周军，宋齐丘自作聪明地说：“如果穷追猛打，则我国与后周将成不解之仇，不如放他们一马，施恩于敌，未来还有和谈的机会。”于是下令诸将转攻为守，不得擅自出击，坐视周军有序撤往寿州。

如此一来，南唐虽看似势不可当，一路恢复失地，但由于周军是主动撤退，基本保存了有生力量，寿州之围越发风雨不透。反而是长驱直入的唐军，在六合（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大败于赵匡胤，赵匡胤仅凭一千余人，就阵斩唐军近五千人，为争抢渡船而淹死于江边的人更是不计其数。

南唐保大十五年（显德四年，957年）正月，李景达援军到达寿州境内，屯兵于紫金山，扎下十余个如连珠排列的营寨，与刘仁赡守军遥相呼应，又修筑了直达寿州的甬道，绵亘数十里，准备运粮以救济缺粮已久的城内守军。

李重进趁唐军立足未稳，连破两寨。刘仁赡见战局胶着，便自请率军出城决战，毕其功于一役，却被李景达与陈觉驳回，于是急火攻心，忧愤成疾。

但在总体上，唐军已占据上风，解围似指日可待。

后周朝廷收到南唐大举进援寿州的军情后，大臣们大多建议罢兵回朝，柴荣一时间也沉吟未决。病中的宰臣李谷痛陈利害，认为“寿春危困，破在旦夕”，敦请柴荣亲征，“有必胜利者三”。

二月，世宗柴荣第二次亲征淮南；三月，渡过淮河，抵达寿州城下。刚到第二天，柴荣就亲自前往紫金山督战，命赵匡胤连破唐军两座营寨，歼敌三千多人，切断了通往城内的甬道。

柴荣此次亲征，还带来一支全新的强大水军。第一次亲征淮南时，柴荣亲眼见到了南唐水军在淮河中的压倒性优势，深以为恨。回朝后，他在汴京西面的汴水岸边建造了数百艘战舰，又命南唐降卒教北方人水战，仅用了几个月时间，就打造了一支纵横出没、堪比南唐的水军。当后周水军突现淮河时，唐军无不瞠目结舌。

南唐没有把握住援军到来的时间窗口，内外合力一举解围。战机稍纵即逝，待到柴荣亲征大军杀到，唐军大势已去。

即使毫无胜算，只要调度得当，未必满盘皆输。偏偏南唐选择了最不堪的溃败方式——内讧。唐军此次北上解围，表现最骁勇的是北人朱元。朱元颇得军心，与士卒同甘苦，每每战前动员时，他慷慨陈词，泪流满面，闻者无不感奋。反攻时，他连取舒、和、蕲三州。然而，朱元的侨寓派身份，引发了土著派的猜忌，再加上朱元自恃战功，心高气傲，常常顶撞主帅。于是陈觉不顾大局，屡次上表李璟要求临阵换将。

李璟点头后，陈觉便以主帅李景达的名义，召朱元入大营议事，欲当场夺其兵权。朱元听到风声，悲愤难抑，决心自戕明志。一位门客劝阻说：“大丈夫到哪里不能获得富贵，何必为了妻儿而死呢！”当夜，走投无路的朱元率领所部万余人降周，得到柴荣的厚待。但朱元留在南唐的家眷因此被李璟屠戮殆尽。

朱元一降，唐军为之气夺。柴荣见机不可失，趁势对紫金山唐军发动总攻，斩首、俘敌万余人。唐军余众打算顺淮河东逃，谁料柴荣料敌于先，早就让水师封锁了唐军的东溃之路。后周水师自中流而下，所向披靡，威震淮河。唐军或战死，或溺死，或被俘，损失近四万人。李景达与陈觉不在前线，仓皇逃回金陵。

败讯传到寿州城，刘仁赡病情加重，气息奄奄。李璟在金陵听闻败报，面无人色，竟有御驾亲征之意。大臣们群起劝阻，有人吟诵罗隐《筹笔驿》一诗的名句“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意指败局已定，非人力可挽，李璟怫然作色，将反对者纷纷流放，但终究还是没有亲征。

李璟与柴荣的差距，从英武到决断力，岂可以道里计？

柴荣率新胜之师，在寿州城下炫耀武力。寿州诸将见城破在即，便假借刘仁赡的名义，于三月二十一日举城乞降。受降时，不省人事的刘仁赡被抬到柴荣面前，柴荣感佩他的忠节，厚加封赏，令其即刻入城养病。几天后，刘仁赡病逝，全城百姓垂泪不已，更有数十位将卒为他自杀殉葬。

刘仁赡以孤军死守寿州一年多，死后在两国君主那里皆极尽哀荣，又有谁不爱忠臣义士呢？柴荣遣专使吊唁，赞刘仁赡为“尽忠所事，抗节无亏，前代名臣，几人堪比”，追封为彭城郡王；李璟放声痛哭，追赠刘仁赡为太师、中书令，喟叹道：“仁赡若泉下有知，难道会舍弃我而接受后周的追封吗？”当天晚上，李璟梦到刘仁赡仿佛在庭院中叩拜致谢，于是又加封他为卫王。

寿州既克，淮南已为俎上鱼肉，柴荣便也不急于一时，静待最后收网，于三月底先行班师回京。十月底，柴荣感到时机已至，决断第三次亲征淮南。此次亲征，周军势如破竹，鼓行而东，所至皆下，连克泗州、濠州、楚州、泰州和海州。南唐知东都扬州不可保，“悉焚扬州官府民居，驱其人南渡江”，等周军赶到时，全城只剩下十几个老弱病残。

更惊人的是，后周仅用了十天时间，就疏通了淮河通往长江的水道。当后周上百艘巨舰自淮河驶入长江时，南唐军民触目惊心，以为天降神兵。

正在此时，趁火打劫者也出现了。开战之初，柴荣就征调南平出师夹攻，但南平国主高保融打定主意坐观成败，拖拖拉拉了两年多。直到显德五年（958年）正月，高保融见南唐已是待宰羔羊，才出动了百艘战船，直趋鄂州。

南汉中宗刘晟也感到唇亡齿寒，忧形于色，遣使到汴京向后周进贡，但受阻于湖南，只得返回。于是刘晟干脆彻夜纵酒，今朝有酒今朝醉，并放言：“我自己能逃过亡国大劫，就已然很幸运了，何苦再去为后世子孙担惊受怕？”

而在契丹这边，南唐的使者几乎是申包胥哭秦庭了，契丹人还是不为所动，摆明了不愿意为江南盟友火中取栗。南唐使者段处常急切之下，多次当面指斥辽穆宗耶律璟，自知理亏的耶律璟也不动怒，但就是拖着不出兵，也不放人，最后竟拖到段处常病死于契丹。

显德四年十一月，契丹终于出兵了，北汉兴冲冲地派兵与其会合，合攻潞州。谁知道刚杀到潞州城下，未及攻城，契丹人就先撤为敬。北汉皇帝刘钧见契丹言而无信，对南唐竟更多了些肝胆相照的情义，索性独自进犯后周，围攻隰州（今山西临汾隰县）不克，反而被周军夜袭劫营，只得解围而去。

如此一来，南唐真的是四面受敌，孤立无援了。

显德五年三月，柴荣亲临扬州，耀兵长江之上。李璟计无所出，唯恐柴荣南渡灭唐，便以陈觉为使向后周求和，请称臣纳贡，划江为界，尽献淮南十四州。严格来说，南唐只割让了庐、舒、蕲、黄四州，毕竟其他十州已为周军攻取。以区区四州换得不亡国，也算是差强人意了。

柴荣满意地说：“朕本来也只是想夺取江北之地就够了，如今除了土地，你们还愿意举国归附我大周，朕复何求！”柴荣在给李璟的书信中，意味深长地来了这么一句：“皇帝恭问江南国主。”

李璟心领神会，于五月自去帝号，改称唐国主，奉周正朔。从此，南唐不仅没了皇帝，连自己的年号也不能用了，只能用后周的年号。

南唐自削帝号后，称后周为“大朝”。礼部尚书常梦锡一贯看不起冯延鲁这些佞幸之臣，听到他们言必称“大朝”后，在一旁冷笑说：“你们从前不是大言不惭地说什么‘致君尧舜’，怎么今日就自甘为‘小朝’了？”

南唐淮南之败，从根本上而言当然是其与后周的国力差距。当时还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南方将卒的战力与斗志均不及北人，所谓“南北勇怯不敌”。最沉痛的反思来自南唐内部，一位叫张易的大臣痛斥党争误国：“今若上下并力，敌何足畏哉！”

淮南一役，南唐失去了三分之一的领土，元气大伤，南唐都城金陵也直接暴露在后周的兵锋刃口下。所谓守江必守淮，淮南一失，南唐实际上丧失了与后周抗衡的能力，逐鹿中原更沦为梦中呓语。

大战过后，柴荣对南唐却滋生出一种奇妙的温情。第二年，也就是显德六年（959年），柴荣让使节带话给李璟：“我们当年是仇敌，今日则为一家。朕与汝国君臣大义已定，定不会再生事端。但是人生苦短，世事无常，后世之君如何做，谁又能知道呢？趁朕还在世，你们可去修缮城墙，整军经武，据守要害，为子孙后代好好打算。”

柴荣这番话，说得过于突兀，有一种淡淡的凄然。或许，这位五代第一英主已经预感到了某种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