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陈桥到汴京，赵匡胤一路兵不血刃地坐上了帝位。但在汴京之外，还有一众强藩，心思各异地凝视着这个新王朝。尤其是昭义节度使李筠与淮南节度使李重进，正厉兵秣马，着手起事。

李筠的资历甚老，乃郭威的老部下，驻军潞州抵御北汉。李筠生性跋扈，平生只服郭威一人，柴荣即位后，李筠擅自挪用赋税，大量招揽逃亡者，还因私人恩怨囚禁了监军使，柴荣虽心不能堪，但也无可奈何，仅下诏斥责了事。李筠对世宗柴荣尚且轻慢不逊，更何况是资历不如自己的赵匡胤呢？

赵匡胤即位之初，加封李筠为中书令，派遣使者赴潞州传旨。李筠本想拒绝接受任命，但他的亲信们向他反复陈说周德已衰、天命归宋，李筠这才不情不愿地下拜接旨，但一脸桀骜不驯之色。旨意宣完，当奉使一脸轻松地参加酒宴时，李筠突然让人取来太祖郭威的画像悬挂于墙壁上，对着画像涕泣不已。在场的宾客和下属惊恐万分，赶紧从中斡旋向宋使解释：“令公喝多了，迷失了本性，希望您不要见怪。”

北汉君主刘钧听说李筠有异动，喜不自胜，遣人捎来密信，欲结盟李筠，共同举兵攻宋。李筠反志已决，但觉得时机未至，为稳住朝廷，便故意将密信上呈开封。赵匡胤也知道李筠此举只是故作姿态，但还是下诏慰抚，并提拔其长子李守节进京担任皇城使。

李筠倒也不担心儿子沦为质子，很痛快地打发李守节入京，想让他探听朝廷虚实。赵匡胤一见到李守节，就故意说：“太子，汝何故来？”李守节愕然失色，以头击地说：“陛下何出此言！定是有人向陛下进谗言，陷害臣的父亲。”赵匡胤说：“我听说你多次苦劝父亲顺服朝廷，但那老贼不听你劝，行事愈发肆无忌惮，这次派你来，也是想让我杀了你。你回去告诉他，我未称帝时，任由他自行其是。如今我既为天子，他难道不该收敛一些吗？”从这段对话可以看出，赵匡胤并不担心激怒李筠，甚至有些故意为之。

李守节飞马赶回潞州，将面君情形一五一十地告知父亲，李筠见赵匡胤已洞悉其反状，索性不再遮掩，全面备战。一面令幕僚撰写反宋檄文，言辞尖锐；一面将朝廷派来的监军使抓了送去太原，求援于北汉。

李筠的谋士献计称：“主公仅凭孤军起事，形势凶险。即便北汉同意出兵，恐怕也得不到实质性的帮助。宋军兵甲精锐，难与其正面争锋，不如西下太行，封锁虎牢关，占据洛阳，然后向东争夺天下，这才是上策。”李筠却不以为然，自信地说：“我乃大周宿将，与世宗柴荣情同兄弟，禁军将领皆是我的旧部同袍，一旦听闻我起兵，必定倒戈来归，何况我有勇将骏马，何愁不能平定天下？”

李筠虽狂妄自大，但用兵却是诡诈多谋，很快就不宣而战，于建隆元年四月派兵偷袭泽州（今山西晋城），首战告捷。

北汉皇帝刘钧收到求援消息后，倒是一点儿也没有保存实力之意，决意举倾国之兵亲征。临行前，大臣赵华劝谏道：“李筠起事过于轻率，必然失败，陛下却调动全国兵力亲征，臣看不出这样做的意义何在。”刘钧怒目圆睁，厉声质问赵华：“朕意已决，你怎知李筠必败？若你有良策，不妨说来听听。”赵华尚未作答，刘钧已拂袖上马。

赵华自然说得有理，即使李筠合兵北汉，军力仍远不及宋军。刘钧原本有意请援于契丹，谋三家合兵，则胜算更高。但李筠或许是过于自负，或许是担心受天下人非议，早早让使节带话“请无用契丹兵”。

但刘钧也并非全然冲动。北汉陷入了与三国时蜀汉相似的战略困局，“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北汉以一隅之地，与死敌后周（北宋）在体量上差距过大，打是找死，不打是等死，但打的话至少还有一线生机，因此索性趁对方内乱时，奋力一搏。

北汉大军行至太平驿（今山西襄垣西南）时，李筠亲自率领官员、耆老前来迎接，在名义上向刘钧称臣。刘钧为表优宠，特许李筠朝拜时不直呼姓名，让他坐在宰相卫融的位置上，还册封他为西平王。

但李筠却不领情，他见刘钧的仪仗护卫兵力寡弱，望之不似人君，心中对结盟懊悔不已。心生怨念也就罢了，李筠还故意当着刘钧的面，大谈自己深受大周恩惠，不忍辜负。后周与北汉有世仇，刘钧听后不仅败兴，还对李筠结盟的诚意起了疑心。

为了监视李筠，刘钧派了一个名叫卢赞的监军官到其军中，李筠因此“心益不平”。卢赞有次面见李筠商议军情，李筠对他不理不睬，傲慢地对着左右说：“宋军皆是我昔日旧部，见到我就降了。”卢赞一生气，扬长而去。

北汉与李筠的所谓联盟，从一开始就是同床异梦。

数日后，李筠留下儿子李守节防卫潞州，自率三万主力南下。赵匡胤对李筠起兵早有准备，一面即刻派出石守信与高怀德先行迎敌，嘱咐他们守住关隘，切勿让李筠越过太行山；一面效法柴荣，下诏准备亲征，以求速战速决。

赵匡胤是五月二十一日率军出京的。行前，他向弟弟赵匡义（此时已改名赵光义）托付后事：“此次出征，如果朕胜了就不用说了；万一失利，就执行另外一套计划，派赵普退守河阳。”

赵匡胤可能是过于谨慎了，所谓“为将者，未虑胜先虑败”。但李筠却配不上这样的审慎，还未见到赵匡胤的亲征大军，便已连败两场。尤其是第二仗，石守信和高怀德大败李筠三万主力于泽州城南，俘虏三千余人，阵斩监军使卢赞，李筠被迫遁入泽州，婴城固守。

六月初一，亲征大军也赶到了泽州城下，赵匡胤亲自督战围城，李筠已是插翅难飞。李筠所部虽在野战中不堪一击，但困兽犹斗，泽州城在宋军的累日强攻下坚持了十余日。赵匡胤心忧战局，问计于群臣，或有退兵之意，有位叫马全义的将领建言速战速决：“李筠困守孤城，如果集中兵力急攻，很快定能破城；倘若给了他喘息之机，恐生变故。”赵匡胤深以为然：“此吾心也。”

于是赵匡胤当即下令全军昼夜猛攻，六月十三日，马全义率敢死队数十人率先登城，手臂被箭矢贯穿，血流满身。他拔箭再战，勇冠三军，士气大振，于当日一举攻克泽州，李筠赴火自焚而死，北汉宰相卫融被俘。

几天后，李守节又以潞州请降，李筠之乱遂平。刘钧一听说李筠败亡，即刻从太平驿遁还太原，对着曾劝阻他亲征的赵华痛悔不已：“李筠不成器，果然如卿所言。万幸大军全师而归，只是痛失卫融和卢赞这两位国士。”

李筠四月起兵，六月兵败，全程仅有两个月。赵匡胤之所以急于平定李筠，是因为淮南的李重进正虎视眈眈，战事间不容发。赵匡胤一直极力避免的就是两线作战，为此他甚至不惜提前逼反李筠，以达到各个击破的目的。

作为柴荣的姑表兄与心腹，李重进掌军多年，又何尝不知与李筠南北呼应的重要性？早在李筠起兵前，李重进就暗中派亲信翟守珣联络，欲秘密结成反宋联盟，谁料翟守珣是赵匡胤的老相识，途经汴京时，决定改换门庭，向赵匡胤告密。赵匡胤一见面就问：“我打算赐李重进丹书铁券，他会效忠于朕吗？”翟守珣答：“李重进终究没有归顺之心。”

于是赵匡胤厚赏翟守珣，许以爵位，让他劝说李重进暂缓起兵，以免自己腹背受敌、顾此失彼。翟守珣回潞州后，依计劝说李重进“养威持重，未可轻发”，李重进深信不疑，果然放慢了起事的节奏。就这样，李重进坐视李筠败亡，错失了南北夹攻的战略机遇，后来不得不独自直面赵匡胤。

不过，李重进也未必就像史书描写得如此颟顸寡谋，他固然轻信了翟守珣，但他心中很可能本就抱有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的算计。因此才如此轻易地堕入陷阱：依他之计，待李筠与赵匡胤两败俱伤，他再大举北上，以逸制劳，击疲弊之敌。李重进只是没有料到，李筠仅仅支撑了两个月。

更关键的是，事到临头，李重进仍迟疑不决，没有下定起兵的最后决心。赵匡胤对李重进软硬兼施，硬的一手是宣他入京觐见，将李重进从淮南调往平卢任节度使；软的一手是加封他为中书令，并派使者带去丹书铁券，以安其心。

李重进如果遵旨进京，依照赵匡胤一贯的行事方式，大概率会放李重进一马，无非就是找个理由解除兵权，给他一个闲职养老。李重进见李筠败亡，一度有些心灰意懒，动过进京的念头，但为身边亲信所阻；又想到自己毕竟是周室近亲，很难全身而退。思来想去，最终还是决定起兵，羁押朝廷使臣，整军备战。

建隆元年九月，李重进在扬州竖起反旗。赵匡胤听说后，任命平李筠之战的头号功臣石守信为扬州行营都部署，总领淮南战事。

赵匡胤问计于赵普，赵普轻蔑地说：“李重进只知被动防守，既无远图，也不得军心。如今他外无援兵，内乏粮草，急攻亦取，缓攻亦取，本也没什么区别。既然兵法尚速，那就速战速决吧。”赵匡胤觉得很有道理，于十月下旬下诏亲征扬州。

但李重进甚至比李筠还要不经打。赵匡胤还在行军路上，石守信就已经击溃了李军主力，包围了扬州城。十一月十一日，当赵匡胤行至扬州附近时，石守信突然送来急报：“城破在朝夕，大驾亲临，一鼓可平。”

果不其然，赵匡胤率军当夜就赶到了扬州城下，即刻攻城，仅几个时辰便拿下了扬州。很显然，石守信完全可以不等皇帝亲临，单靠自己就可以轻松攻克扬州。但既然是御驾亲征，作为亲信的石守信深谙赵匡胤心意，刻意想把这泼天大功留给皇帝本人。

石守信大概率被后世低估了，他固然事君谄媚，但他不仅在没有亲征大军的增援下，连续击败李筠和李重进；更可以精准自如地把握战事节奏，在不影响制敌的前提下，确保赵匡胤御驾刚赶到城下，宋军就攻占了扬州。

城破后，李重进的死法与李筠完全一样，都是赴火自焚，没有给宋军献俘的机会。这两人虽昧于时势，军事能力也不过尔尔，却是后周的忠臣，身当鼎革之际，终究不肯束手称臣，孤忠自誓，前仆后继。因此《宋史》将二李与韩通一起，合撰《周三臣传》。

易代称帝后，赵匡胤最焦虑的就是藩镇问题。

据司马光《涑水记闻》记载，平定“二李”后，赵匡胤与赵普曾有过一次著名的对话。赵匡胤召见时任枢密副使的赵普问道：“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更迭八姓，战事不止，生灵涂炭，究竟是何原因？朕想平息天下战乱，为国家谋长治久安，该如何做？”赵普答道：“陛下能虑及此事，实乃天地人神之福。根源无他，在于藩镇势力过重，君弱臣强。如今治理之策亦无奇巧，无非逐步剥夺藩镇权力，控制其财赋，收编其精兵，则天下自安。”话还未说完，赵匡胤便说：“爱卿不必再言，朕已明白。”

在剪除藩镇势力方面，赵匡胤君臣有共识，赵普刚开了个头，赵匡胤便已心领神会。此时在赵匡胤的政治视野中，只要藩镇问题一解决，他便可高枕无忧了。但赵普没有这么乐观，在他看来，除了藩镇，大宋内部还有一个更为棘手的心腹大患——禁军。

自柴荣时代改组禁军以来，殿前司和侍卫亲军二司的禁军，不久后即成劲旅。从迅速犁庭扫穴二李就可以看出，禁军的实力已凌驾于地方藩镇军队之上。赵匡胤能够在短短数年间飞龙在天，恰与他在殿前司多年倾力经营，进而控制了整个禁军系统有关。所谓陈桥兵变，实际上与郭威代汉一样，都是禁军主导的兵变易代。

作为陈桥兵变的直接参与者，赵普又怎能不知道禁军对皇权的巨大威胁。藩镇虽跋扈，毕竟无法直接插手宫廷政变，只是“肢体之患”，禁军才是“腹心之患”[聂崇岐《论宋太祖收兵权》，收于《宋史丛考》，中华书局，1980年版，266页。]。赵普有意尽快消弭禁军隐患，但赵匡胤却自信禁军如臂使指，不必大动干戈，君臣间由此产生了一些意见分歧。

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时石守信、王审琦等皆上故人，各典禁卫”，赵普多次向赵匡胤进言，建议解除这些人的军职，改授他职，赵匡胤屡屡推脱。一天，赵普抓住机会再次劝谏，赵匡胤还是不同意：“这些人必不叛朕，卿又有何忧？”赵普答：“臣也不担心他们反叛。但仔细观察这几人，统御下属的能力都不足。如果不能有效约束下属，那么军中万一有人制造事端，他们到时候也会身不由己啊！”

据宋人私家笔记《丁晋公谈录》记载，这段对话还有后续。赵匡胤又对赵普说：“这两人受国家如此提拔重用，怎么会辜负我呢？”赵普说得愈加露骨：“就像陛下当年，又怎会辜负周世宗呢？”

总之，无论赵匡胤此前有多么不情愿，但经过赵普的一再吁请，晓以利害，最终还是被说动了，于是就有了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杯酒释兵权”。

赵匡胤设宴召石守信等将领饮酒。酒正酣时，他屏退左右侍从，对众将说：“我若没有你们的辅佐，绝无今日，我感念你们的功劳，无有穷尽之时。但我这天子实在当得如坐针毡，远不如当节度使时逍遥自在，整夜都无法安枕而睡。”石守信等人忙问：“为何？”

赵匡胤说：“道理很简单，这个皇位，太多人想坐了。”众将闻之色变，连忙叩头道：“陛下何出此言？如今天命已定，谁敢复有异心！”

赵匡胤说：“不然。你们虽无异心，但若麾下有人贪图富贵，强行将黄袍套在你们身上，即便你们不想造反，又如何能拒绝？”众将听罢，叩头流涕道：“臣等愚钝，想不到这一层，求陛下怜悯，为我们指条生路。”

赵匡胤这才说：“人生如白驹过隙，追求富贵不过是想多积钱财，尽情享乐，令子孙衣食无忧。你们何不交出兵权，出守大州，购置良田美宅，为子孙创下永久家业。多养歌姬舞女，每日饮酒作乐以终天年。我还可与你们结为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岂不是好？”众将拜谢道：“陛下为臣等考虑至此，真是如同再生之恩！”

次日，诸将皆称病请求解除兵权。赵匡胤大喜，依照允诺赏赐珍宝田宅无数，恩遇之厚，一时无两。赵匡胤对联姻的承诺也是认真的，几乎所有高级将领都成为皇家姻亲：王审琦的长子娶了赵匡胤长女，石守信的次子娶了赵匡胤次女，韩重赟的次子娶了赵匡胤侄女，张令铎的三女儿嫁给赵匡胤三弟，高怀德娶了赵匡胤的寡妹。[[英]崔瑞德、[美]史乐民编《剑桥中国宋代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12月，197-198页。]

通过赵普策划的杯酒释兵权，赵匡胤既作为皇帝维护了皇权的安全，又作为“义社十兄弟”的大哥保全了兄弟之义。

据宋人笔记《闻见录》记载，杯酒释兵权还有一个更传奇的版本。一日，赵匡胤召集“义社十兄弟”，授以弓剑，骑马行至一片茂密树林中。众人下马饮酒，赵匡胤忽然对众将说：“此处四下无人，你们若想做皇帝，此刻便可杀了我，取而代之。”众人大惊，伏地战栗，一言不敢发。赵匡胤又问：“你们是真心尊我为天子吗？”众将纷纷再拜，齐呼“万岁”。赵匡胤说：“既然你们尊我为天下主，就须恪守臣节，今后无复跋扈。”众将再呼“万岁”，与官家痛饮至醉方归。

这个版本过于戏剧性而近乎荒诞，“大概是宋人为神化其开国之君的为人神奇、豪迈而虚构出来的，不能视作信史”。事实上，即使杯酒释兵权的正常版本，虽广泛流传，但也有不少学者认为疑点甚多，甚至视作子虚乌有。[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183-184页。]

但即使有争议，争议也是集中于是否有酒宴，也就是“杯酒”这个具体场景之上，而对于“释兵权”这个结果，却素无争议。

赵匡胤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兵权前后，还对禁军的编制和兵制进行了大幅更迭。

其一，赵匡胤将新禁军的指挥层几乎都换成自己的亲兵卫士。这些人不仅忠诚，易于驾驭，对赵匡胤唯命是从，而且在军中既无战功，也无人望，甚至也没什么统兵才能，对皇权构不成实质威胁。之后的北宋皇帝基本都继承了赵匡胤的这一做法，形成了以藩邸武将统领禁军的传统。[范学辉《关于“杯酒释兵权”若干问题的再探讨》，《史学月刊》，2006年第3期。]

其二，禁军不再设置殿前都点检、殿前副都点检、侍卫亲军马步军都指挥使、侍卫亲军马步军副都指挥使这些权力过大的要职。

其三，侍卫亲军被一分为二，禁军由两司变成三司：殿前司、侍卫亲军马军司和侍卫亲军步军司，在北宋又以“三衙”闻名。三衙鼎立，互相制衡，互相监督。

其四，禁军三衙仅仅掌有“握兵权”，“调兵权”归属文臣主持的枢密院。“当遇有战事，往往临时委派统兵将领，而禁军将帅，尤其是殿帅（殿前都指挥使），一般不被遣出领兵；待回军之日，兵归三衙，将还本职。由此，禁军的握兵权、调兵权和统兵权三者分开，互不统属”[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192页。]。

其五，三衙高级官员的任命、提拔或罢免，都由皇帝乾纲独断，所有任命都直接对皇帝负责。

当禁军不再对皇权构成威胁，赵匡胤又以加强禁军为名，将地方州府所属精壮骁勇士卒集中到京师，“收其精兵”，由此又削弱了藩镇。

有一种说法是，还有第二次“杯酒释兵权”，第一次收禁军大将的兵权，第二次收节度使的兵权。[范学辉《宋朝开国六十年》，齐鲁书社，2009年9月，132-135页。]

开宝二年（969年）十月，赵匡胤在皇宫后苑宴请数位资深节度使。酒足饭饱时，他从容说道：“各卿皆是国家宿旧，这么多年了还在执掌事务繁多的重镇，岂不有违于我朝优礼老臣的本意？”前凤翔节度使、中书令王彦超一点就透，抢先表态：“臣本就没立下什么大功，却长期蒙受荣耀恩宠，如今我已衰朽，请求告老还乡，这是臣的心愿啊！”剩下几位节度使心有不甘，仍在竞相炫耀自己的战功。赵匡胤听得明显有些不耐烦了：“这都是上个朝代的往事了，何足论也！”

第二天，赵匡胤一次性解除了七名节度使的兵权，转授给他们地位尊贵、俸禄丰厚的虚衔。“各节度使都得以荣华富贵而善终，这种理解对方和尊重对方实际利益的思路，和第一次杯酒释兵权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也同样取得了极佳的效果”[范学辉《宋朝开国六十年》，齐鲁书社，2009年9月，133页。]。

通过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自唐玄宗后期逞凶两百多年的藩镇至此偃旗息鼓，赵匡胤君臣真是好手段！

南宋初年，宋高宗赵构与近臣论及赵普，尝称誉道：“唐末五季藩镇之乱，普能消于谈笑间，如国初十节度，非普谋，亦孰能制？”在削减大将兵权这个问题上，赵构堪称赵普的隔代知己。

与赵普相比，赵匡胤无疑为人更宽厚、念旧情，做事也讲分寸。赵普的优点则是处事更为果决。这对君臣一碰撞，一合计，一妥协，一互补，就联手祭出“杯酒释兵权”这一中国历史上的经典权谋。

翻手为云也好，鸟尽弓藏也好，再怎么说，赵匡胤的确守诺保全了酒宴上的功臣，且福荫子孙。如石守信，他晚年“专事聚敛，积财巨万”；儿子石保吉做了赵匡胤的女婿，跟着宋真宗亲征澶渊；连五世孙石端礼都娶了宋哲宗的女儿。

宽宏与自信是一体的。赵匡胤即位后热衷于微服私访，有大臣劝谏“人心未安，今数轻出，万一有不虞之变”。赵匡胤付之一笑：“若应为天下主，谁能图之？不应为天下主，虽闭户深居，何益也？”

赵匡胤的最大幸运在于，柴荣去世后，他是那个时代唯一的盖世英雄，余子谁堪共酒杯？

后世有很多人攻讦赵匡胤的以文抑武、强干弱枝，认为杯酒释兵权导致了两宋的武力不彰，甚至埋下了靖康之变的伏笔。此论或有道理，但过于“后见之明”了。站在赵匡胤的角度，他看见的是五代国祚无一超过二十年，最长的后梁十六年，最短的后汉三年多，他亲历的后周也不过九年。他首先考虑的当然是眼前的亡国教训，而不是所谓的“百世之弊”。

就安史之乱的爆发，后世往往热衷于批判玄宗朝“内轻外重”的军事体制，抨击李隆基为了开疆大业，将大唐军事主力都集中在东北和西北边境，导致关中和中原军力空虚，为安禄山所趁；而对于两宋，批判则反其道而行之，又大谈“内重外轻”导致亡国。

自古无不亡之国，兴一利必生一弊，哪有什么长治久安之策？两宋计有三百一十九年，这恐怕连赵匡胤也没有想到。

赵匡胤登基后，身在金陵的李璟甚至有些自身炙手可热的感觉，各方势力都欲与其交好。这对李璟而言是一种久违的体面。要知道，他此时已不是什么南唐皇帝，对中原只敢小心翼翼自称国主。

先是赵匡胤主动示好，将后周当年俘获的三十四位南唐降将放归金陵。李璟一时间受宠若惊，即刻派使者贡绢二万匹、银一万两作为贺礼。几个月后，重兵威压的李重进也遣使求援于南唐，欲结盟反宋。李璟北上争锋的雄心早就随着淮南之役的惨败烟消云散，北兵的强横至今让他心有余悸，他干脆利落地回绝了李重进之议。

但很快，李璟就失去了此种左右逢源的可能性。李重进兵败后，李璟连忙遣使犒劳宋师。不久，南唐为取悦北宋，又派出了由皇子李从镒和重臣冯延鲁带队的更高规格的使团。

一见冯延鲁，赵匡胤便面色冷峻地质问：“汝主怎么敢暗通我国叛臣？”冯延鲁答道：“陛下只知有交往，却不知其中详情。李重进的使者下榻在臣家中时，国主让臣向使者传话：‘反叛本不少见，但也要看时机成熟与否。大宋受禅立国之初，人心未定，上党李筠作乱，陛下亲率大军北征，你们那时不反，如今内外安定，却想凭残破扬州、数千弊卒，对抗万乘之师，我国虽有劲卒粮草，又怎会助你？’”

过了这一关，赵匡胤又咄咄逼人地问：“诸将皆劝我乘胜渡江，卿以为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战争威吓，冯延鲁镇定自若地回答：“陛下神武，亲率六军征讨小邦，区区江南怎敢抗拒天威？但我国主有侍卫数万，皆为先主亲军，誓言同生共死，断不会降。陛下若愿舍弃数万将士与我军血战，自可渡江。况且长江天堑，风涛无常，若攻城不下，粮道不继，虽为大国也不可不忧。”

赵匡胤见吓不倒冯延鲁，大笑称：“朕与汝主大义已定，刚才不过是与卿开玩笑罢了，卿又何必当真呢？”

冯延鲁历年在沙场上丑态百出，屡战屡败，淮南一役更是弃城逃跑，剃发伪装僧人藏匿于寺庙。但作为使节，他却在敌国君主面前不卑不亢，威武不能屈，俨然是苏秦张仪级别的纵横家。当然，这也远不是什么重大的外交胜利，赵匡胤此时本就无暇南顾，见口头挑衅占不到便宜，也就见好就收了。

赵匡胤对南唐的武力恫吓并未停止，在长江北岸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演兵，令江南人心惶惶。但北宋终究只是虚张声势，时下并无灭唐之意。建隆元年年底，南唐有两位官员奔宋，献平南唐之策。赵匡胤不仅置之不理，还恶其不忠，杀了一个，充军了一个。

但这已足以让李璟在金陵寝食难安了。此时，李璟可能无数次回忆起柴荣生前对他的肺腑之言：“吾与汝国大义已定，保无他虞。然人生难期，至于后世，则事不可知……可及吾时完城郭，缮甲兵，据守要害，为子孙计。”

于是，李璟决定干点“为子孙计”的大事。听起来深谋远虑，甚至有些悲壮，但李璟的大计划不是整军经武，不是锐意革新，不是卧薪尝胆，不是合纵连横。他只是想逃避，逃得远远的。

李璟决定迁都，将都城从宋军饮马江北的金陵迁往南都（今江西南昌），离宋军越远越好。李璟对众臣说：“建康与敌境仅一江之隔，又地处下游，若敌军压境，只能闭门死守。纵使有外藩诸侯能出兵勤王，也必然拥兵自重，他日成为刘裕、陈霸先那样的乱臣贼子。如今我们迁都豫章，据长江上游以制御国家命脉，才是上策。”南唐群臣留恋江南繁华，大多不愿迁都，但迫于李璟的威压，只得违心逢迎。

李璟生性懦弱，在朝堂上长期受制于皇太弟李景遂与权臣宋齐丘一党，怎么突然就可以乾纲独断了？

淮南之战时，李璟长子李弘冀因领军有功，威望大涨，再加上李璟的暗中支持，在储位之争中盖过了备位东宫十三年的李景遂。李景遂被迫上书要求“归藩”，李弘冀被立为太子。入主东宫后，李弘冀唯恐夜长梦多，于后周显德五年八月派人秘密毒杀了李景遂。李景遂一死，作为其长期政治盟友的宋齐丘一党顿失依凭。

淮南新败时，宋齐丘的亲信陈觉、李徵古趁势逼迫李璟退居深宫，将朝政托付给宋齐丘。李璟当着众臣面潸然泪下：“我大唐国势何以至此！”李徵古桀骜不恭地说：“陛下不去忙着整兵御敌，在这里大哭又有什么用？难道是喝醉了发酒疯？还是乳母没在身边让您感到难过了呢？”李璟勃然变色，左右皆战栗，只有李徵古泰然自若。

这彻底触怒了李璟，旧仇新怨涌上心头，再加上宋齐丘一党在淮南战事中的种种弄权行径，李璟终于不再犹豫，决意清洗宋齐丘集团。

后周显德五年十一月，李璟以“恶莫甚于无君，罪莫深于卖国”为由，对宋齐丘一党最后摊牌：下诏赐陈觉、李徵古自尽；宋齐丘则被迫“归隐”九华山，不久后在幽禁中自缢而死。还有一种说法是，李璟亲自密令活活饿死宋齐丘，可见怨念之深。

至此，皇太弟与宋齐丘党人这两个困扰李璟十余年的心病，相继被了却。然而，李璟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细细品评绝对权力的迷人滋味。

北宋建隆二年（961年）二月，南唐正式迁都。李璟乘着龙舟，一路游山玩水，大宴群臣，倒也逍遥。但乐极生悲，途中遭遇暴风，李璟船队差点儿被吹向长江北岸，险些做了北宋俘虏。

三月，李璟抵达南昌。一到新都，李璟便大失所望：这里居所迫隘，各方面条件远不能与金陵相比；群臣怨声载道，旦夕思归。李璟时常朝着金陵依依北望，念及昔日繁华，独怆然而泪下，左右不忍他触景伤情，只得用屏风挡住他的视线。

几个月后，李璟病危，不复进膳，唯“啖蔗浆，嗅藕华”。六月二十八日，李璟在忧惧与悔恨中驾崩，死前写下遗诏，命葬于南昌当地，累土数尺为坟，并强调“违吾言非忠臣孝子”。

遥想当年李璟即位之初，雄姿英发，气吞万里如虎，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临终前却是意气消沉，心怀百忧复千虑，甚至无颜归葬于念兹在兹的金陵。

彷徨无计中，李璟写出了他存世词作中最佳的两首。这两首《浣溪沙》很可能写于淮南之败后，景物凋残，怅惘已极：

手卷真珠上玉钩，依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

菡萏香销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韶光共憔悴，不堪看。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多少泪珠何限恨，倚阑干。

文学史上有一段佳话。一次，李璟拿冯延巳名作与这位大词人调笑：“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延巳乖巧地回答说：“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笙寒’之句也。”

陆游在其编撰的陆氏《南唐书》中痛斥这所谓的佳话：“当时南唐已丧败不支，几近亡国，俯首称臣于敌，奉其正朔，苟安求存，竟还如此麻木不仁地戏谑调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