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7年（南吴天祚三年，后晋天福二年）七月，李煜出生时，他尚是南吴人。自割据江南的杨行密于902年建国以来，南吴已历四主。

三个月后，李煜又成了齐国人。937年十月，南吴权臣徐知诰逼末帝杨溥禅位，篡吴称帝，国号齐，改元升元。

一年多后，李煜又变为南唐人。939年正月，徐知诰恢复李姓，改名为昪，又易国号为唐，史称南唐。

不到两年时间，幼年李煜改换了两次“国籍”，做了三个国家的人，终成大唐皇族。

让李煜成为皇族的关键人物是他的祖父——南唐的开国皇帝李昪。

李昪幼时，便与父亲李荣因战乱失散，沦落为孤儿，流浪于濠州（今安徽凤阳）、泗州（今安徽泗县）一带，一度托身于当地寺庙，与后世朱元璋的早年行迹颇为相似。

南吴开国君主杨行密攻濠州时，“奇其状貌”，将李昪收为养子。但很快，由于杨行密诸子敌视李昪，杨行密只能将李昪交给亲信徐温抚养，改名徐知诰。

杨行密病逝后，私盐贩子出身的徐温发动兵变，进而控制了南吴朝政，连续架空了杨渥、杨隆演和杨溥三位南吴君主。徐温把持南吴朝政后，最重用的就是长子徐知训与养子徐知诰（李昪）。但明眼人都知道，亲儿子徐知训才是徐温属意的继承人，这对父子很可能如曹操和曹丕一样，父建霸府，子夺帝位，两代人接力颠覆南吴。也就是说，作为养子的徐知诰原本是没有任何问鼎机会的。但一次意外成就了徐知诰的逆天改命。

后梁贞明四年（918年）六月，南吴将领朱瑾不忿于徐知训毫无人臣之礼，凌弱欺侮吴王杨隆演，便在酒宴中安排伏兵袭杀了徐知训。

徐知诰闻报之后，即日率兵自润州（今江苏镇江）渡江定乱，抢先一步进入南吴国都广陵（今江苏扬州），将南吴朝廷置于掌控之下。

待身在升州（今江苏南京）的徐温带兵赶回广陵，大局已定。徐温本就宠爱这位养子，其余诸子又幼弱不堪大任。事已至此，他也就接受了既成事实，任命徐知诰为淮南节度行军副使、内外马步都军副使，代徐知训居广陵辅政。

徐温还镇升州，总揽军国大政，其余庶务，皆由徐知诰参决。也就是说，徐知诰一跃成为南吴的第二号实权人物。如果再算上暗弱却有大义在手的吴王，南吴进入了“三头政治”时代。

在五代，养子上位倒也算不上异乎寻常之事：后唐明宗李嗣源为李克用养子；后唐末帝李从珂为李嗣源养子；石重贵为石敬瑭养子；柴荣为郭威养子……

徐知诰秉政后，积极收揽人心，宽缓刑法，落实惠政，建延宾亭，用以招揽四方名士，在民间扶危济难。几年间，徐知诰渐有与养父分庭抗礼之势，甚至到了“温虽遥秉大政，而吴人颇已归昪”（《新五代史·南唐世家》）的地步。

主客易位在即，徐温阵营如坐针毡。行军司马徐玠等亲信多次怂恿徐温以次子徐知询代替养子徐知诰，以绝后患，“居中辅政，岂宜假之它姓？请更用嫡子知询”。但徐温因为养子孝谨而始终犹豫不决，加之徐温夫人陈氏也反对易嗣：“知诰自我家贫贱时养之，奈何富贵而弃之！”

后唐天成二年（927年）十月，可能徐温自觉时日无多，最终站在了血缘这一边，下定了易嗣的决心。徐温计划以奉吴王杨溥称帝为名义，亲自率领诸藩镇入朝，意在借此一举换掉徐知诰。

然而，临行之际，徐温突然发病，于是派徐知询奉表至广陵劝进，代己执行易嗣计划。徐知诰闻讯后，大为惶恐。他此时才明白，自己根本经不起养父的雷霆一击。于是，徐知诰决定放弃抵抗、束手听命，忍痛连夜写好自去其位的表章，乞出镇洪州。

运气，或者说天命，又一次站在了徐知诰这一边。

正当万念俱灰的徐知诰准备上呈表章之际，升州传来“噩耗”——养父徐温暴毙。踌躇满志的徐知询顿失靠山，他甚至不敢在广陵逗留片刻，立时奔还升州。此时的徐知诰，想必正撕碎表章，仰天长啸：试问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一个月后，也就是后唐天成二年十一月，徐知诰奉吴王杨溥在广陵称帝，本人则被任命为太尉、中书令、都督中外诸军事，封浔阳公，独揽南吴朝政大权。而所谓的吴王称帝，不过是从傀儡国王变为傀儡皇帝，为徐知诰未来称帝做嫁衣罢了。

这一年（927年）是五代史上很重要的一年：徐知诰夺权；耶律德光即大契丹国皇位；赵匡胤出生。

徐知诰篡吴，只剩最后一个阻碍。徐知询逃归升州后，据升州与徐知诰抗衡。两年后（929年），徐知诰诱徐知询入朝，治其以“不臣”之罪，悉夺其兵，徐氏势力一蹶不振。至此，南吴大权尽归徐知诰，易代进入垃圾时间。

权倾南吴十年后，徐知诰揽镜自怜，自觉“功业已就，而吾老矣”，终躬身入局。后晋天福二年（南吴天祚三年）十月，李昪以徐知诰之名受禅称帝，国号大齐，改元升元，尊杨溥为让皇帝，追尊养父徐温为太祖。

南吴遂亡，享国三十五年。也是这一年，在数千里之外的苍山洱海，没落贵族之后段思平建大理国，定都羊苴咩城（今云南大理）。

一年后（938年），南吴末帝杨溥在润州丹阳宫幽禁而死。

又一年后（939年），徐知诰恢复李姓，正式定名李昪，改国号为唐。

严格来说，称李昪为开国皇帝是不准确的。按照南唐皇室的口径，李昪乃唐朝宗室，承袭的是大唐国祚，登基时还为唐高祖、唐太宗立庙，以示正统。

依照《资治通鉴》的说法，李昪不知道自己的先祖究竟是大唐哪位宗室，于是他专门召集群臣开御前会议，为自己“选”一个祖宗。挑来拣去，他选中了太宗三子吴王李恪作远祖。在其他史书中，李昪的家世成了罗生门：有说他是玄宗子永王李璘的苗裔，有说他是宪宗子建王李恪的后代……

但先祖是谁根本就不重要。这么多的版本，其实都导向一个真相：李昪冒称唐室后代，随意编排了这些所谓的世系。《新五代史》甚至说，李昪“世本微贱”。但更接近真相的可能是：时值乱世，李昪的祖先无可稽考。

李存勖这个沙陀人可以自居唐室后裔，刘知远这个沙陀人可以附会汉室宗亲，李昪为什么就不可以冒称大唐宗室？再说，李渊还自称是飞将军李广的二十二世孙呢，能信吗？大概率也是凭空臆造的。攀一门显赫祖宗是那个时代常规的政治操作，何必过分较真？

大唐已于907年亡国，由李存勖于923年赓续，是为后唐；后唐于936年亡国，再由李昪于939年接续，是为南唐。短短三十余年间，王朝谱系已经出现了第三个“唐”。

南唐甫一出生，就风华正茂。

早在杨行密时代，南吴就是南方最强大的政权。南吴经济上据东南富庶之地，军事上据江淮天险，凭借杨行密亲军“黑云都”，屡次挫败朱温南下大计，与中原政权形成对峙。

朱温曾主动向南吴遣使修好，杨行密慨言：“等到大唐天子回到长安，我们才有罢兵修好的那一天。”可见，南吴虽偏安南方，但在与中原政权的战和博弈间，甚至已占据某种主动地位。

李昪篡吴，其中虽有鬼蜮伎俩，但毕竟是以和平方式完成政权交接，东南得以保留了元气。据《资治通鉴》记载：

及唐主即位，江、淮比年丰稔，兵食有馀。

在南方七国（南唐、吴越、南楚、南汉、南平、闽国、后蜀）中，南唐版图最大、国力最盛、军力最强，是唯一有实力与中原王朝较量的南方政权。南唐立国时，中原板荡，燕云易主，后晋内外交迫，李昪君臣似有逐鹿中原之意。

在外交上，为夹击后晋，图谋中原，南唐启动了“联辽抗晋”的长期计划。后晋天福二年五月，李昪采纳首席谋士宋齐丘的建议，“欲结契丹以取中国”，泛海北通契丹，并赠以美女、珍玩。耶律德光虽与石敬瑭政权结为“父子之邦”，但猜忌之心犹存，也有意交好南方政权，牵制后晋。

两国的中原政策一拍即合：南唐使节造访后，耶律德光很快遣使回访南唐，双方往来不绝；契丹几乎每年都派使者通过后晋境内到达南唐，用羊、马换取南方特产。

由此，两国正式开启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交聘关系。在李昪时代，南唐与契丹的交往重心虽集中于商业贸易，但情报往来不断。据《辽史·太宗本纪》记载，南唐使者曾多次奉蜡丸书，与契丹“言晋密事”。

为分化耶律德光与石敬瑭的“父子关系”，李昪君臣甚至冒险使出了“离间计”。天福三年（938年）八月，契丹使者高霸出访南唐后，从陆路返国。途经后晋境内时，南唐秘密遣人截杀使团，并嫁祸于后晋，史称“高霸事件”。

高霸事件发生后，耶律德光勃然大怒，刻意冷落以冯道为首的后晋使团。而按照宋人马令《南唐书》说法，契丹“意晋人杀其使，数犯中原”，这一事件似乎也成为契丹灭晋的导火索。

事实上，《南唐书》夸大了李昪君臣“离间计”的效用，契丹与后晋的关系并未因高霸事件彻底破裂。但对南唐真正有意义的是，此事过后，耶律德光愈加重视南唐牵制中原的战略作用，主动示好，密切了与南唐的联盟关系。[彭艳芬《契丹辽朝对南唐的交结与利用探析》，《北方文物》，2007年第3期。]

在外交围堵的同时，南唐也对后晋进行了军事试探。

后晋天福五年（南唐升元四年，940年）六月，石敬瑭召安远节度使李金全入朝。李金全唯恐一去不归，索性举安州（今湖北安陆）叛晋附唐。李昪闻报，派李承裕率军三千渡淮出迎。出于谨慎，李昪严禁李承裕进入安州，只待李金全出城，令李承裕殿后速归。很明显，李昪只想要人，不想夺地，以免贻后晋口实。

然而，到安州后，李承裕违命入城，被随后赶到的后晋军困于城中。在安州，晋军三战皆捷，斩首三千级，生擒千余人，李承裕也被擒杀。

晋军虽获大捷，但外有契丹威迫，内有藩镇强横，无力对南唐大张挞伐，石敬瑭急于结束这场冲突。为表善意，他将五百余名俘虏送归南唐。

李昪收到败报后，“惋恨累日”，羞愤难当。给石敬瑭写信时，他将边衅责任推给“边校贪功，乘便据垒”，拒绝接收这些违命引战的俘虏。而石敬瑭的回信也欣然接受了李昪的说辞，“岂期边帅，不禀上谋，洎复城池”，还替那些战俘求情，满满的和解之意。

一来二去，责任都推给了违命入城的亡人李承裕，石敬瑭与李昪都成了热爱和平的受害者，一场一触即发的大战戛然而止。虽然规模不大，但安州之战不仅是南唐立国以来的第一战，也是与后晋爆发的唯一一次战争。

在安州之战前，李昪固然不想与后晋全面开战，但多少也存有借招降纳叛、宣耀军威，并试探后晋军力的算计，以图日后大举北伐。谁料南唐军队早已不复杨行密时代的黑云长剑之勇，一触即溃，贻笑大方。

此役过后，李昪立时从军事冒险的迷梦中走出，确立了“养精蓄锐，以待时机”的止战国策。

南唐群臣见北方纷乱，觉得有机可乘，争言“陛下中兴，今北方多难，宜出兵恢复旧疆”，一时间，主战声主导了南唐朝堂。李昪却不以为然：“百姓皆父母所生，岂能为了争城广地，使之肝脑异处、血溅荒野？”

在一些南唐大臣看来，北伐确有不测之险，毕竟后晋是庞然大物；但在南方，南唐是罕有其匹的大国，扩张为何不“先南后北”呢？

南唐升元五年（后晋天福六年），吴越都城杭州大火，宫室府库付之一炬，吴越国王钱元瓘受惊，狂疾大发。钱元瓘是吴越第二任国君。后梁开平元年（907年），刚刚称帝的朱温册封占据着两浙十三州的钱镠为吴越王，兼任淮南节度使，吴越国始建。

当时周边各国君王及吴越群臣皆劝说钱镠称帝，还送来龙袍玉册。钱镠不屑地说：“这些人自己坐在炉炭之中，还想把我也架在上面被火烧吗？！”

钱镠一向教诫子孙，要“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自建国起，吴越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并接受其册封，被中原政权视为牵制南方诸国的政治盟友。相应地，吴越则视南吴（南唐）为敌国，交兵不息。

实际上，当年朱温之所以封钱镠为吴越王而不是越王，便存了挑拨其与南吴关系的意图，这一战略意图也为后来的中原政权所继承。而钱氏始终不肯称帝，也意在仰赖中原政权，以防被南吴兼并。

而今吴越有难，以宋齐丘为首的主战派大臣力劝李昪趁机出兵，攻灭吴越：“现在上天抛弃了吴越，我军晨出而暮践其廷，愿勿失机，为后世忧。”

李昪力排众议：“怎么能趁火打劫！”于是遣使至吴越唁慰，而且主动施以经济援助，助吴越渡过难关，两国遂“通好不绝，境内赖以休息”。

南汉也曾遣使至南唐，商议联兵伐南楚之计，然后平分其地，为李昪所拒，但双方的同盟关系却由此确立。

在李昪的纵横捭阖之下，天下大势为之一新。

在传统的中华势力范围内，此时共有九国并世：中原有后晋；南方有南唐、吴越、南楚、南汉、南平、闽国、后蜀七国；外加占据了燕云地区的大契丹国。

南唐与契丹、南汉、南平、后蜀建立了同盟关系，共同针对后晋。后晋则与吴越、闽国、南楚结为盟友，但李昪却又与这三国缓和了关系，非敌非友。南唐是这一平衡局面中的关键因素，“这一阵势既符合‘远交近攻’的传统原则，又符合南唐自身的实力状况”[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16页。]。

李昪虽无雄才大略，但他的战略构想并非“止战”那么简单，更非“苟安”。他一方面通过止战休养生息，积蓄实力；一方面也有自知之明，深知以南唐一家之力，难以倾覆中原王朝，贸然开战只能自取其辱。他在等待时机，这个时机可以是待其自乱，也可以是契丹入寇。一旦南唐入主中原，南方诸国岂不是传檄而定？又何必与其纠缠，自损国力。

从这个意义而言，李昪战略思想的核心有两点：“等待时机”和“先北后南”。李昪之国策与诸葛亮《隆中对》有神似之处：

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

李昪与诸葛亮都在等待“天下有变”。

然而李昪终究没有等到这一天。原因之一是他崇信道术，大量服用丹砂。南唐升元七年（后晋天福八年）二月，李昪疽发于背，二十二日夜，驾崩于升元殿，时年五十六岁，是为南唐烈祖。

临死前，李昪召见长子李璟，反复叮嘱，望其延续保境安民之国策：“你是守成之主，宜善交邻国，以保社稷”，“不可效仿隋炀帝之迹，自恃富强，穷兵黩武，自取覆亡。你如果能按我说的做，就是孝子，百姓也会赞颂你为贤君”。

李昪还给儿子在德昌宫留下了金帛七百余万，专门叮嘱这笔特别军费是用于“北方有事”，不可轻启。为了让儿子刻骨铭记自己的遗言，李昪咬住李璟的手指，直至出血。

陆游在其编撰的陆氏《南唐书》中盛赞李昪之止战养民：

帝生长兵间，知民厌乱，在位七年，兵不妄动，境内赖以休息……仁厚恭俭，务在养民，有古贤主之风焉。

但时人却未必如此想。

以“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闻名的南唐大词人冯延巳，平日里好纸上谈兵，曾刻薄地讥讽李昪：“先帝龌龊无大略，安陆之役，丧兵不过数千，而痛惜旬日，甚至茶饭不思。此田舍翁，安能成大事！”

李昪驾崩没几年，冯延巳当上了宰相，他终于有机会“成大事”了。

南唐升元七年三月初一，李昪已驾崩多日，李璟犹未即位，仍在“泣让诸弟”（陆游《南唐书》）。

李璟当然不是真的无欲无求，而是忌惮三弟李景遂及背后的权臣宋齐丘一党。双方僵持不下，帝位难决[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40-141页。]。打破僵局的是重臣周宗、徐玠等人，他们不由分说，强行为李璟黄袍加身，在先帝灵柩前拥立其为天子。然后朝着李璟，实则更是朝着各怀异志的皇子与朝臣大呼：“大行皇帝付殿下以神器之重，殿下固守小节，非所以遵先旨、崇孝道也！”

这番话既凸显了李璟即位的合法性，强调李昪临终时已向李璟托付后事；又大事化小，掩盖了李景遂与李璟争夺皇位的暗战。[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41页。]

三月初一当日，李璟即位，即日改元保大。李璟在先帝灵柩前与诸弟盟誓，约定兄终弟及，将兄弟传国之意昭告天下。这可以视作李璟与李景遂集团的交易对价，李景遂虽然在几年后才被正式册封为“皇太弟”，但当时已居东宫，是朝野认可的储君。

这一年，李璟刚刚二十八岁。

李璟从父皇那里承继了一个臻于极盛的南唐，雄踞三十余州，国之殷富，朝野晏然，文物昌盛，媲美中原：

中外寝兵，耕织岁滋，文物彬焕，渐有中朝之风采（马令《南唐书》）。

其地东暨衢、婺，南及五岭，西至湖湘，北据长淮，凡三十余州，广袤数千里，尽为其所有，近代僣窃之地，最为强盛（《旧五代史·李璟传》）。

李璟“音容闲雅，眉目如画，好读书，喜骑射，知音律”[唐圭璋《南唐二主词汇笺》，人民文学出版社，2023年5月，6页。]，天性懦弱，本非穷兵黩武之人。据宋人笔记《钓矶立谈》记载，李璟的保大年号，就含有“止戈”之意，“改元保大，盖有止戈之旨”。

李璟词也写得极好，有多首传世之作。有一首《应天长》，沿用了五代风行的闺怨题材，或可见李璟的柔懦自怜的政治性格：

一钩初月临妆镜，蝉鬓凤钗慵不整。重帘静，层楼迥，惆怅落花风不定。

柳堤芳草径，梦断辘轳金井。昨夜更阑酒醒，春愁过却病。

看起来，李璟将依照父皇之遗愿，安心做他的守成尚文之君，“三四年间，皆以为守文之良主”（《钓矶立谈》）。

当时，南唐最有权势的大臣是一路辅佐李昪夺位登基的宋齐丘。宋齐丘有功于南唐，一手主导了奖励耕织的劝农之策，“自是不十年间，野无闲田，桑无隙地”（洪迈《容斋续笔》）。他因此自恃功高，无人臣之礼，大言不惭“江南有精兵三十万，士卒十万，大江当十万，而己当十万”（《南唐拾遗记》）。朝中的江南土著势力唯他马首是瞻，结党营私也就罢了，这群以文官为主的宋齐丘党人为了抢夺军功，以主战派自居，好谈兵事，以天下莫能当。

李璟继位后，原先在潜邸跟随他的一众幕僚也走上政治前台，一心建功立业，以固其位，“新进后生用事，争以事业自许，以为荡定天下，可以指日而就”（《钓矶立谈》）。冯延巳还公开嘲笑先帝李昪是“田舍翁”，李璟不仅不以介怀，似乎还对冯延巳颇为首肯心折。

这些新贵与宋齐丘一党合流，主战派由此主导了南唐朝政。主战派中最有名的是冯延巳、冯延鲁、陈觉、查文徽、魏岑这五人，时人称之为“五鬼”。

一时间，主战声沸反盈天，南唐群臣甚至“产生了南唐无敌于天下的幻觉”[邹劲风《南唐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6月，91页。]。彼时，李昪依凭其开国之君的政治权威，尚能够阻抑此种不切实际的对外扩张狂热。李璟原本与宋齐丘是有嫌隙的，有意抑制其一党势力扩张。但很快，李璟也循声附会，倒向了主战派。

李璟为何选择主战？

按照传统的说法，李璟暗弱无断、缺乏主见，眼见宋齐丘一党势大，只能受制于主战派，随波逐流。但归根结底，即位之初的李璟也有些好大喜功之嫌，再加上承继于父皇的强盛国力，“自以唐子孙，慨然有定中原复旧都之意”（陆游《南唐书》）。

有一种对历史的流行误解是，李璟这种文弱之君，必定是憎厌战争的。殊不知正是这样的君主才会因为未尝执戈披甲、不知战阵之艰，而对战争有着不切实际的想象，幻想自己也可以“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反倒是李昪这样带了半辈子兵的戎马君王，深知干戈扰攘之害，对战争有着必要的敬畏心与厌恶感。李璟君臣就这样于谈笑间摒弃了先帝李昪养精蓄锐以待时机的国策。

既然要打，往哪里打呢？

李昪生前对此也曾深思熟虑，认为只要收复中原，南方诸国传檄可定，根本不必为之多费心：

今大敌在北，北方平，则诸国可尺书召之，何以兵为？轻举者，兵之大忌，宜畜财养锐，以俟时焉。

李昪欲进军中原，但仍在厚积国力，待时而动。他最反对的就是征伐南方诸国，空耗国力。

这是“先北后南”与“先南后北”的国策之争。

但李璟君臣选定的扩张方向偏偏就是南方。他们的道理也很简单，后晋泱泱大国，与之开战不仅成败未卜，更不易赚取军功；相比之下，南方诸国都是羸弱之邦，南唐轻易便可攻城略地、席卷天下。

李璟君臣很快就等到了用兵的时机。南汉一个叫张遇贤的小吏，假托罗汉下凡，率众起兵，纵横南汉，兵锋直指南唐虔州（今江西赣州）。保大元年（943年）十月，李璟刚刚即位七个月，南唐出兵进剿，一举生擒张遇贤，献俘阙下，斩于金陵。

登基后首次用兵即告大捷，灭此朝食，南唐君臣傲睨自若，目无余子，气吞万里如虎。在李璟、宋齐丘君臣看来，张遇贤之乱只是初试锋芒，大唐军威定能鹰扬天下。正所谓“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英主在朝，先帝时代的苟安一隅，也该翻篇了。

在好战者眼中，战机无处不在。

闽国乱了。

后梁开平三年（909年），王审知被朱温册封为闽王，闽国立国。王审知奉中原王朝正朔，拒绝称帝，自陈“宁为开门节度使，不作闭门天子”。

后唐同光三年（925年），王审知去世，长子王延翰即位，闽国不久便陷入绵绵不绝的内乱之中。先是王延翰被两位弟弟推翻，兵败身陨，次子王延均即位。接着两兄弟又发生内讧，王延均胜出。935年，储君王继鹏趁王延均病重，发动兵变，弑君即位。939年，两名闽将弑杀王继鹏，拥立王继鹏的叔父、王审知幼子王延羲即位。944年，这两名闽将又发动兵变，再次弑君，谁料两名闽将篡权后，也死于兵变，闽国一分为二……

面对这样的乱局，李璟君臣怎能不抚掌大笑？

宋齐丘一党的查文徽首倡出兵攻闽，李璟倒是没有草率从事，先让查文徽前往唐闽边境勘察军情，但这位枢密副使建功心切，一到就上疏李璟，大言出师必克。

于是，南唐保大二年（后晋开运元年）十二月，李璟任命查文徽为主帅，率师攻闽。查文徽首战告捷，益发轻敌冒进，很快就大败亏输。李璟不以为意，越挫越勇，于次年（945年）二月举兵进援查文徽。当援军与闽军正面相持时，查文徽绕至闽军背后，前后夹击，大败闽军。

保大三年（945年）八月，南唐大军在围攻数月后，攻陷建州（今福建建瓯），汀州、漳州、泉州随之纷纷归降，闽国就此亡国。

建州之役后，闽国福州守将李仁达易帜，称臣于南唐，但以藩镇自居，只是名义上隶属南唐。南唐佯装不见也就罢了，不就是一个小藩镇吗？但宋齐丘急功近利，于保大四年（946年）六月，派“五鬼”之一的宣谕使陈觉前往福州游说李仁达入朝。李仁达唯恐削藩，拒不从命，陈觉自耻无功，羞愤之下，矫诏征调周边数州军马，于八月进逼福州，欲以武力胁迫李仁达进京。彼时冯延巳之弟冯延鲁也在军中。李璟虽恼怒于陈觉无端生事，但迫于形势，只得增兵前线。

面对南唐大军的进剿，李仁达势单力孤，一面据城死守，一面向吴越国王钱弘佐乞师求援。吴越君臣有唇亡齿寒之忧，决心一战，以倾国之力，自海陆两路救援福州，这才堪堪稳住了局势，与南唐对峙于福州城下。

福州被围半年多后，也就是保大五年（947年）三月，吴越援军又由海路进抵福州海边。唐军本有极大机会阻遏吴越军登岸，逼其退兵，谁料冯延鲁竟突发奇想：“李仁达之所以不降，就是在期盼这支援兵。我军只要放吴越全师上岸，再一举聚歼，则福州再无指望，不攻自降。”

虽有将领反对，但冯延鲁固执己见，唐军就真的坐视吴越军登岸了。吴越军背水而战，死战不退，夸夸其谈的冯延鲁眼见不敌，竟弃军而逃。李仁达趁机从城中杀出，内外夹攻，唐军溃败，烧营而逃，丧师两万余人，委弃军资器械数十万。

南唐兵败福州后，泉州与漳州的闽国降将留从效兄弟趁机自立割据。李璟也只能承认既成事实，以留从效为节度使，据有二州，南唐仅仅维持名义上的羁縻统治。

保大八年（950年），福建战事的始作俑者查文徽又不辨虚实，轻信了吴越军撤兵回国的假情报，再度用兵福州。入城时正中埋伏，查文徽坠马被擒，损兵万人之多。

李璟对败军之将查文徽念念不忘，用吴越战俘将他换回。查文徽临行之际，吴越王设宴相送，以慢性毒酒相灌。查文徽虽苟全性命，却从此喑哑失音，苟延残喘。

南唐在八闽大地迭遭惨败，再也无力对东南用兵。自灭闽国以来，南唐丧师数万，却仅得建、汀二州，得不酬失。更不必说，南唐还与吴越再度反目成仇，李昪苦心经营的“通好吴越”之策化为泡影，两国沦为不亡不休的死敌，东南局面遂至不可收拾。

福建战事前功尽弃，南唐国力大损，李璟君臣仍执迷不悟，一步步陷入了另一场战争的泥潭。

保大八年，也就是南唐彻底输掉东南战事这一年，割据湖南的南楚正处于兵连祸结的内乱中。后梁开平元年，五代的第一个年头，朱温册封马殷为楚王，南楚遂立国。这一年也是吴越国与前蜀建政之年，只不过吴越受封于朱温，而蜀王王建自行称帝。

后唐长兴元年（930年），马殷薨逝，立次子马希声为嗣君，遗命诸子，兄终弟及。这一遗命，给南楚埋下了毁灭的种子。马希声去世前，遵照父亲遗命，传位四弟马希范。马希范身故后，传位同母弟马希广。马希广即位后，哥哥马希萼叛乱，联合蛮族军攻克都城潭州（今湖南长沙），生擒马希广，逼其自缢。马希萼仅当了不到一年的楚王，就被弟弟马希崇发动兵变推翻，马希萼被囚。看管马希萼的军将感到奇货可居，将其释放并拥立为王，与马希崇分庭抗礼。南楚这一长段马氏兄弟争国的兵荒马乱，在历史上有一个戏谑却传神的说法——众驹争槽。

马希萼、马希崇这对兄弟在内战中相持不下，同时遣使南唐，乞师助战。彼时李璟还迷醉于天朝上国的虚荣中，宋齐丘一党见南楚势蹙，都建言出兵灭楚。保大九年（后周广顺元年，951年）九月，南唐大将边镐攻入楚境，几乎是兵不血刃便拿下了潭州，马希萼、马希崇兄弟相继请降，马氏王族尽迁于金陵，南楚遂亡。

南楚传檄而定，南唐主战派声势复振，自以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李璟君臣飘飘然有得意之色。在庆功宴上，君臣弹冠相庆。一位叫魏岑的大臣，煞有其事地向李璟讨要远在河北的官职说：“陛下平中原日，臣独乞魏博节度使”。这样的政治表演精准挠到了李璟痒处，他竟当场应承。

李璟自即位以来，未尝亲祀宗庙。礼官请求举行祭祀大典，李璟信口开河：“待到天下一统，再去告谢天地宗庙。”言语之间，似乎天下指麾可定。

举国若狂之际，起居郎高远愀然不乐：“我乘楚乱，取之甚易。观诸将之才，但恐守之难耳！”致仕的元老重臣李建勋忧心忡忡：“祸其始此乎！”另有一年，李璟在宫中建高楼，召近臣观赏。群臣皆赞叹宏丽，唯有大理寺卿萧俨默默地说：“此楼比南朝陈后主的景阳殿，只差一口胭脂井。”胭脂井是陈叔宝亡国时与爱妃张丽华的藏匿之处。李璟听后当然震怒，将萧俨贬黜出京。

李璟君臣的好运气很快到头了。

南唐灭楚之时，盘踞岭南的南汉以“解南楚生民于倒悬”为名，趁乱出兵，参与瓜分南楚。南汉连克桂、宜、连、梧、严、富、昭、柳、龚、象等州，始尽有岭南之地。南汉中宗刘晟得陇望蜀，伺机进军湖南，大败南唐军，夺取郴州，国境逾岭进入湖南，国势臻于鼎盛，堪称审时度势的典范。

南汉本是南唐亲密盟友，为了瓜分南楚，竟至大动干戈。南唐号称“南方第一强国”，李璟君臣又有一统宇内之志，谁料一交兵，竟完败于偏安岭南一隅的南汉。

不敌南汉也就罢了，无非分润一些南楚土地给野心勃勃的刘晟，毕竟凭南唐的实力也无法将之独吞。然而，令李璟君臣始料未及的是，一场雪崩式的军事危机即将袭来。

南楚马氏王族虽归为南唐臣虏，但手握重兵的南楚境内藩镇却不欲放弃实权，只愿在名义上臣服南唐。朗州（今湖南常德）守将刘言、周行逢拥兵自重，不仅抗命不朝，还积蓄力量，以图举事，光复南楚。

李璟本想招安刘言，授以节钺，正式承认他的藩镇节帅地位，以消弭刀兵，避免节外生枝。谁料身为宰臣的冯延巳贪功好名，不愿放弃到手的军功，“吾以偏师克全楚，天下惊动。今三分丧二，何以为功？”因此不顾大局，故意拖延诏命。

这一拖，形势急转直下。刘言等人暗中观察了一阵，又自逃人处尽知南唐人虚实，断定南唐“朝无贤臣，军无良将”，遂决意举兵，一战克复旧都潭州。唐军主帅边镐弃城而逃，南唐驻楚屯戍各部亦相继逃散，刘言、周行逢未经苦战，即“尽复马氏岭北故地”。

至此，南唐攻略南楚的新占领土丢失殆尽，两年间费尽心机的惨淡经营，终付诸东流。南楚旧地一分为二：岭北部分归刘言一党，后落入周行逢父子之手，史称“武平政权”；岭南部分为南汉所夺，南汉几乎是坐收渔利，意外成为南楚灭国的最大赢家。

从攻略闽国到侵吞南楚，南唐无不是先胜后败，得而复失。细究两场战争，均有第三方武装介入（吴越、南汉），且都扭转了战争走势。南唐趁闽国、南楚内乱进军，两国王族手到擒来，灭国之战一气呵成，但事后都遭遇了地方藩镇的降而复叛，令南唐军铩羽而归。

败一次或是偶然，连输两阵就有迹可循了。究其根本，南唐根本不具备短时间内鲸吞一个国家的实力，凭运气占下的领土，再凭实力失去。任何一个变量（第三方、藩镇）的出现，二者再随机结合一下，都可以轻易毁掉南唐君臣念兹在兹的一统梦想。

连年的南方战事已将李昪生前积蓄的财力物力消耗过半。南唐掌管宫廷计财的官员杜昌邻查阅账簿后，恸哭不止：“国事去矣！”

为了应对庞大的军事开支，李璟君臣不得不对民间加税。据《十国春秋》记载，有一次李璟与侍臣同游后苑，遥望钟山云雾弥漫，随口说道：“雨即至矣！”宫廷俳优李家明在一旁插言道：“雨虽来，必不敢入城。”李璟听后大惑不解，连忙追问原因，李家明半认真半戏谑地回答：“（雨也）惧陛下重税。”

李璟连遭重挫后，似乎也清醒过来。当臣子向李璟进言“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时，他毫不犹豫地回答：“将终身不用，何数十年之有！”

南唐于闽国战事泥足深陷之时，中原风云突变。这正是烈祖李昪生前悬悬而望的“中原有变”。

从后晋开运元年（南唐保大二年）始，契丹频频入寇中原；后晋开运四年正月初一，契丹攻克后晋京师汴梁，生俘少帝石重贵，后晋亡国。

据马氏《南唐书》和《江南野史》记载，契丹灭晋后，遣使至南唐告捷。契丹使者告诉李璟：“晋少主逆命背约，已被废黜。我大契丹皇帝欲与大唐延续先世之好，册封您为中原之主。”李璟以“孤守江淮，社稷已固，与梁宋阻隔”为由，婉拒了耶律德光的橄榄枝。

这段对话的真实性存疑，“不久，耶律德光自己称帝，哪里会有诚意到江南去请李璟”[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181页。]。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契丹人有意借中原帝位利诱南唐君臣，同样的招数，契丹人当时也用在了赵延寿与杜重威身上。

面对中原乱局，李璟君臣真的无动于衷吗？

《资治通鉴》的叙事更符合逻辑：

唐主遣使贺契丹灭晋，且请诣长安修复唐室诸陵。契丹不许，而遣使报之。

南唐不仅没有拒绝中原帝位，还主动遣使汴梁，明面上的理由当然是“贺契丹灭晋”及尽些孝心“修复唐室诸陵”，但很可能还有更隐匿的目的：窥探中原虚实，看看契丹人是否有常驻不走的意思。

耶律德光对此显然了然于心，拒绝得很干脆。更何况，若允许南唐派人去长安修唐陵，岂不是真的承认中原是李璟家的祖业了，那契丹人还有什么理由占着不走？

对南唐而言，此时的中原局势千载难逢：后晋亡国；契丹的中原统治人心尽失；后晋密州刺史皇甫晖、棣州刺史王建，不愿臣服契丹，率众奔唐；淮北各地的民间武装（贼帅）纷纷归附，奉南唐为正统。

中原板荡，群雄归附。以“长趋以定中原”为平生之志的韩熙载，深感北伐时机已至，慷慨激昂地上奏李璟：“陛下有一统天下之志，如今正是最好的时机。如果等到耶律德光北归，中原有主，再行北伐就为时已晚。”

但李璟此时却抽不出兵力北伐。后晋亡国时，南唐本已灭掉闽国，大军由福建北上正当其时，谁料福州降而复叛，南唐大军正忙于平叛。这年（947年）三月，吴越援闽之师又大败唐军于福州，南唐东南战事一败涂地。眼见痛失良机，李璟扼腕长叹：“闽役惫矣，其能抗衡中原乎？”

耶律德光仓皇北归后，李璟又看到了机会。纵然南唐在福建元气大伤，但中原无主，这样一片巨大的权力真空，南唐岂能束手坐视？

南唐保大五年五月，李璟下诏：“乃眷中原，我之故地！”任命李金全为北面行营招讨使，北伐如箭在弦。六月，唐军还在整军经武之时，中原传来消息：刘知远已进入开封，改国号为汉。

北伐大计戛然而止，南唐君臣懊悔无及。李璟悲不自胜，下诏罪己：“我错失中原大乱之良机，没有举兵北伐，恢复高祖、太宗之基业，而劳师于海隅，实乃先代之罪人也！”直到此刻，李璟君臣方深悟先帝李昪之苦心。

保大六年（948年），后汉节度使李守贞据河中反叛，求援于南唐。李璟命北面行营招讨使李金全率兵出援，刚刚进入沂州（今山东临沂），险些陷于后汉军队的伏击圈。李金全见军无斗志，且河中山高路远，便引兵回撤，不了了之。援河中之役，后蜀亦出兵，东西呼应，但也为后汉轻松击退。

保大七年（949年），契丹入寇后汉，李璟认为机不可失，出师渡淮北上，又为后汉颍州守将所败。时过境迁，战机已逝，这些小打小闹既称不上北伐，更不足以成事。

南唐真的曾有机会一统中原吗？

除了韩熙载这些南唐人士，几乎没有人认为南唐可以轻易定鼎中原。如果李璟恪守李昪生前养兵待时之国策，按兵不动，待中原有变，趁虚而入，挥师北上，与刘知远等中原群雄一决高下，“并非全无胜着”。但前提是南唐必须动员全部力量，破釜沉舟，“这实际上是一场赌博，胜则一统天下，败则破国丧家”。[任爽《南唐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9月版，181页。]

《资治通鉴》的立场相对中立，虽认同错失良机，“时方连兵福州，未暇北顾，唐人皆以为恨，唐主亦悔之”，但对北伐前景并未明确表态。胡三省在注中则认定北伐必败，“使唐无福州之役，举兵北向，亦丧师而已矣！”

陆游也是“必败派”。他在《南唐书》中对南唐群臣嗤之以鼻，认定靠这些庸人北伐只能是破家亡国：

且陈觉、冯延鲁辈用师闽楚，犹丧败若此。若北向而争天下，与秦晋赵魏之师战于中原，角一旦胜负，其祸可胜言哉！

陆游这道理自然也是对的，南唐“群英”遇南方小国尚且束手无策，去逐鹿中原岂不是自取灭亡！

刘知远只做了不到一年的皇帝，几乎没过过一天安乐日子。

后汉天福十二年二月，刘知远称帝于晋阳（今山西太原）。六月，入汴梁，改国号为汉。十一月，刘知远亲征平定杜重威。十二月，长子刘承训暴病而亡，刘知远哭之大恸，一病不起。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正月二十七日，刘知远驾崩，时年五十四岁，是为后汉高祖。

临终前，刘知远立次子刘承祐为储，托孤于重臣郭威、史弘肇、苏逢吉、杨邠等人，并授意除掉反复无常的杜重威。顾命大臣秘不发丧，以刘知远的名义诱杀杜重威父子三人。

二月初一，刘承祐在刘知远灵柩前即皇帝位，时年十八岁，史称后汉隐帝。

即位后，刘承祐迫在眉睫之事，便是平定河中节度使李守贞等三镇之乱。乾祐元年八月，官拜枢密使的郭威受命出征，用了整整一年时间，方克竟全功。不久后，契丹入寇，郭威又移师北伐，契丹人闻讯后即刻北撤，郭威本想趁势勒兵燕云，被诏书叫停。通过两次北征，郭威兵威赫赫，声振河北，河北诸州郡皆听郭威节制。

正是在郭威平叛三镇这一年（948年）冬，落魄江湖、擅使铁棒的赵匡胤应募入伍，成为郭威帐下亲兵。[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30页。]

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当赵匡胤正在襄阳一带流浪，寄居一座寺庙时，一位精通术数的老僧对他说：“我可以给你一笔盘缠，你拿着一直往北走，必有奇遇。”赵匡胤拿着钱真向北去了，碰上了郭威招兵。

刘承祐扫平三镇之乱后，果于自信，有意将大权自顾命大臣手中收回，乾纲独断。偏偏史弘肇与杨邠这两位辅臣平日里又多少有些颐指气使，议政时竟让皇帝不必多言，还对皇帝立后及赏赐伶人等私人事务指指点点，刘承祐因此动了杀心。

后汉乾祐三年（950年）十一月，刘承祐趁杨邠、史弘肇上朝时，一举诛杀了二人。刘承祐气也出了，权也夺了，按说也可以偃旗息鼓了。但这位年轻气盛的帝王想毕其功于一役，一并铲除军中异己势力。作为后汉军中势力最盛者，郭威首当其冲。

郭威截获了皇帝要诛杀自己的密诏后，不愿坐以待毙，便召集众将商议。他一上来就以退为进说：“我与杨邠、史弘肇诸公披荆斩棘，追随先帝取天下，受托孤之任。而今杨、史二公已死，我独活又有什么意思？诸位将军何不奉行密诏？取我首级以报天子，如此才不致拖累你们。”

众将深知自己一身的成败荣辱早已同郭威深深捆绑，于是都哭着说：“天子幼冲，一定是受到小人蛊惑，若让此辈得志，国家将永无安宁！我等愿跟随公入朝自诉，荡涤鼠辈，以清朝廷，切不可蒙冤被杀，受千载恶名！”一位翰林也在旁怂恿道：“徒死无益，不若顺从众位将士的意见，拥兵向南，此天启也！”所谓“入朝自诉”，就是发动兵变、清君侧的委婉说法。

此时的郭威，更多是徒以自保，见招拆招。他见军心可用，便留养子郭荣镇守邺都，以郭崇威率领骑兵做前锋，自将大军随后进发。十一月十四日，郭威大军举兵渡过黄河。

郭威起兵前后，刘承祐已命开封府尹刘铢将郭威在京家属尽数诛杀，其中包括郭威夫人张氏、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三个孙子，“婴孺无免者”。与郭威家族同遭飞来横祸的，还有他的密友王峻的亲眷。刘承祐以满门杀戮泄私愤，但终究还是要面对来势汹汹的郭威大军。

刘承祐将前线一切军事布置全权委托给叔叔慕容彦超（刘知远的同父异母弟）。有位叫侯益的大臣建言：“我军不可轻出浪战，不如紧闭城门，挫其锐气，然后让郭军家眷登城招降，定可不战而胜。”慕容彦超轻蔑地说：“侯益老了，才会想出这种懦夫的主意。”于是挥师向北。

交战之前，郭威为了振奋士气，再次使出了激将法：“听说朝廷大军正在北上，开战并非我等入朝自诉的本意，不战则束手就擒。我欲成全你们的功业，如果你们想奉行前诏，取我首级，我绝不会怪你们。”

众将心领神会，指日誓心，纷纷表忠心说：“是朝廷负公，非公负朝廷，因此将士人人感奋，都当作自己的事，纵是朝廷大军，又能奈我何？”郭威并没有将这些场面话当真，授意挚友王峻向众将士许诺：“等到占领汴京，任由你们剽掠十天。”如此，郭军上下就真的将起兵当作自家事了，士气如虹，呼啸南下。

直到此刻，刘承祐方对逼反郭威有了几分悔意，私下对近臣抱怨：“那些人行事太草率了。”明显有推卸责任之意。慕容彦超自恃骁勇，骄狂地宽慰隐帝：“北军在臣眼中不过是一群小飞虫，臣定当为陛下生擒郭威。”但私下里，当他知道郭军的人数后，又面露惧色：“敌军势大，不可轻敌。”

十一月二十日，南北两军相遇于封丘以南的刘子陂，列阵相持。刘承祐欲亲自劳军督战，李太后劝阻儿子说：“不如派人去问问郭威有什么诉求，说不定就可以息事宁人，这样君臣之礼尚可保全，万不可贸然开战。”然而，刘承祐一意孤行，还是亲赴前线。李太后只得嘱咐儿子的亲信聂文进：“切不可大意！”聂文进口出狂言：“有臣在，必无意外，纵有一百个郭威，亦当生擒之耳！”

当天，南北两军一直相持到晚上，也未曾交战，刘承祐这才回宫。慕容彦超不放弃任何自吹自擂的机会，向刘承祐夸口：“明日陛下若宫中无事，不妨再出宫观战，且看臣如何破贼。臣只要大喝几声，郭军便会吓得作鸟兽散。”

除了李太后，后汉庙堂尽是大言欺世的狂徒。次日（二十一日），刘承祐果然又亲赴大营，大战一触即发。

战前，郭威告诫全军：“我们进京是为诛杀群小，不是为了与天子为敌，不可先动刀兵。”

慕容彦超虽夸夸其谈，但一上战场也的确是勇冠三军，自领轻骑直前奋击，但激战中坐骑突然跌倒，慕容彦超险些被俘，只得仓皇后撤。于是三军夺气，败局已定。黄昏时，后汉大军非逃即降，众将纷纷暗中归降郭威，慕容彦超只带着十余骑遁逃。到了晚上，刘承祐独与三相及从官数十人宿于七里寨，其他人皆不知所终。

郭威告诉隐帝姐夫宋延渥：“陛下命悬一线，你是皇亲，可从速前往救驾，说动陛下入我营中，以免为左右所害。”宋延渥遵令而行，发现御营人荒马乱，隐帝不知所终，只得惶骇而还。

第二天一早，郭威远远望见天子旌旗飘扬于高地，认定隐帝在此，便下马免胄，打算前往觐见。郭威心腹担心他有不测，劝他三思。郭威泣对：“陛下在此，我又有何可担心！”等到了旌旗所在，郭威才发现隐帝已先行离去，唏嘘不已。

很快，刘承祐便死于乱军之中，时年二十岁。苏逢吉、聂文进等“群小”不是自杀，就是被杀。

郭威听闻隐帝被弑，当众号啕大哭：“老夫之罪也！”郭威这一连串的忠君表现，形于言色，自然有故作姿态的表演成分，毕竟他起兵的名义是“入朝自诉”，并不想被视为乱臣贼子。

但郭威也未必全然作伪，起兵是仓促行事，为时势所裹挟，并无周密计划可言。郭威起兵时很难预判到隐帝会死于非命，“挟天子以令天下”本是更现实的选项。

后汉大军既溃，郭威率师入汴。按照当初的约定，郭军在京城大肆抢掠、无恶不作，“通夕烟火四发”，郭威视若无睹。城内局势之纷乱失序，连王殷和郭崇威这两位郭军高层都忍无可忍了。他们次日找到郭威，劝诫说：“再不停止劫掠，今夜过后京师将沦为空城。”郭威这才下令诸将约束军纪，杀掉了一批领头抢掠者，天明时控制住了局面。

隐帝被弑，郭威是不是可以径直称帝了？

郭威一开始也这么觉得。太师冯道率百官谒见郭威，郭威满以为必是百官拥立自己称帝。见到冯道时，郭威假意如往常一样向他行拜礼，冯道竟也安然受礼，毫无拥戴之意，还不阴不阳地来了一句：“郭侍中此行不易！”郭威方知还未到称帝的时机。

冯道虽无一兵一卒，也无道德感召力可言，但作为文官集团的领袖，他的政治影响力却不容小觑。更重要的是，冯道虽朝秦暮楚，不知操守为何物，但政治下注一向是极准的，堪称“不倒翁”。如果连他都不支持易帜，只能说明改朝换代的时机确实尚不成熟。

既如此，郭威倒也进退洒脱，领百官上奏太后，请早立嗣君。在一堆候选人中，几经商议，众人最终选中了刘知远之侄刘赟。刘赟时任徐州节度使，身在徐州，于是李太后命冯道赴徐州迎立。

冯道出发前，诘问郭威：“遣我迎立新帝，您是出于真心吗？”郭威指天为誓。冯道喟叹：“我平生不说假话，看来这次不得不做妄语人了。”冯道到了徐州，果然没向刘赟警示个中风险，只是一味劝说其进京即位。刘赟本就欣喜若狂，见是冯道这位元老前来迎接，更是言听计从，即刻启程。

对于郭威而言，迎立新帝是以退为进，进可积蓄实力等待称帝时机，退可作为权臣独揽朝政。

河东节度使刘崇是刘赟之父，与郭威素有旧怨。隐帝即位时，他就担心“主上幼弱，政在权臣”，于是停止对朝廷上供财赋，整军经武，招纳亡命，以为自保之计算。

隐帝遇弑后，刘崇雄心顿起，本欲举兵南下，与郭威争夺天下，听说儿子被立为帝，刘崇大喜：“吾儿为帝，我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立时取消了南下计划。

刘崇还有些不放心，派使者到汴京打探消息，郭威亲自接见。郭威年轻时脖子被刺上了防止士兵逃跑的刺青记号，“周太祖少贱，黥其颈上为飞雀，世谓之郭雀儿”（《新五代史·东汉世家》）。为让刘崇安心、相信自己并无篡逆之心，郭威指着脖子上带有耻辱含义的飞雀刺青，对使者说：“自古哪个天子身上会有刺青？你回去告诉刘公，不要再猜疑我了。”

刘崇这下真放心了，对郭威拥立刘赟的诚意深信不疑。晋阳少尹李骧劝说刘崇备战：“郭威起兵时便做不得汉臣了，必不会再立刘氏为帝。您应举兵南下太行，控制孟津以坐观其变，如果公子真的登基，再撤兵也不迟。”刘崇大骂：“你这个腐儒，竟敢离间我们父子！”当即命人将李骧拖出去斩首。李骧临刑前长叹：“我为愚夫出谋划策，当有此报。”

新帝就位之前，郭威请李太后临朝听政。实权自然还在郭威手中，他将亲信安置于要害部门把持兵权：在外朝以王峻任枢密使统领全国兵马，在内朝以郭崇威和王殷等人任都指挥使统领侍卫亲军（也就是禁军）。

郭威城府极深，但为人称得上宽厚。开封府尹刘铢屠杀了郭威全家，与他有血海深仇，但郭威并没有以牙还牙，只杀了刘铢及其一子，而赦其家。郭威对公卿们说：“刘铢屠吾家，如果吾复屠其家，冤冤相报何时了！”

诸事已毕，郭威并没有在汴京待太久。

十一月底，河北诸州送来急报：契丹皇帝亲率数万骑兵南下，连克内丘、饶阳。耶律德光驾崩后，随军南征的侄子耶律阮被军队拥立为帝，是为辽世宗。

李太后敕郭威率大军反击，郭威安排好朝中大事后，于十二月初一离京北征。

契丹入寇一事倒不是郭威捏造，据《辽史·世宗本纪》记载，冬十月，辽世宗耶律阮“自将南伐，攻下安平、内丘、束鹿等城，大获而还”。但此战是否真的需要郭威出马，那就很难说了。从事态的后续发展来看，郭威北征，很可能是一场借助时势、自导自演的阳谋。

大军行至滑州时，冯道已在徐州接到了刘赟，一行人正赶往汴京登基。刘赟派人到滑州劳军，诸将相顾而视，迟迟不肯跪谢皇恩浩荡，反而窃窃私语：“我等攻陷京师，人人戴罪，若还是刘氏当皇帝，日后定将对我们赶尽杀绝。”

以历史后见之明观之，郭威纵兵劫掠京师之举，虽自毁清誉，却在不期然间与乱兵结成了休戚与共的利益共同体。倘若这一切皆在郭威谋算之中，则其心机之深沉，着实令人不寒而栗。

风言风语传到郭威耳中，据说他表现得很愕然，但还是带兵动身，一路走到澶州。十二月二十日这天，诸军将士突然拥到郭威驻地，如墙而进，郭威闭门不见。军士们越过围墙，爬过房顶，来到郭威面前，集体请愿：“天子这个位置一定要由郭侍中来坐，我们与刘氏已宛若仇雠，怎能再让他家做皇帝？”说着说着，军士们就行动起来。《旧五代史·太祖本纪》很传神地描写了这一大场面：

乱军山积，登阶匝陛，扶抱拥迫，或有裂黄旗以被帝体，以代赭袍，山呼震地。帝在万众之中，声气沮丧，闷绝数四，左右亲卫，星散窜匿。

洋洋洒洒数十字，可以简略为四个字：黄袍加身。“对郭威称帝，史籍上常说是被迫的，但从将士哗变事件的进程分析，完全是事先的预谋”[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36页。]。“黄袍加身”的最早践行者是郭威，而不是赵匡胤。

作为郭威亲兵的赵匡胤，是否直接参预了此次兵变，史书中并无明确记载。但郭威称帝后不久，赵匡胤即进入禁军系统的殿前诸班，授任东西班行首，可能这就是对兵变参与者论功行赏的结果。[顾宏义《细说宋太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8月，36页。]

黄袍加身当天（十二月二十日），郭威回师南行，直逼汴京，并上奏章给李太后，“请奉汉宗庙，事太后为母”。

澶州兵变时，刘赟尚在进京途中。闻变后，郭崇威按计划带兵出京拦阻刘赟，陈兵于宋州（今河南睢阳）城下。身在宋州的准皇帝刘赟惊愕失色，急令紧闭城门，亲自登城询问。郭崇威故作平静：“澶州兵变，郭侍中担心陛下不明内情，因此派我来护驾，并无他意。”

于是刘赟召郭崇威入城。郭崇威心中有鬼，不敢进城。冯道出城劝解后，他这才登城面君。刘赟惊魂未定，或许也想笼络人心，抓住郭崇威的手泣不成声。郭崇威又反复转达了郭威的“好意”，终于稳住了刘赟。

一位心腹断定这是圈套，忧心如焚地警示刘赟：“仔细观察郭崇威的言辞举动，必有阴谋。时下流言四起，都说郭威已经称帝，而陛下仍在继续深入险地，大祸将至！请您急召护圣指挥使张令超，晓以利害，令他连夜劫持郭崇威，夺其兵权，而后撤往晋阳，与您父亲刘崇会合。此为上策，望陛下早下决心！”

就在刘赟将信将疑、举棋不定之时，当天夜里，郭崇威已抢先一步收服了张令超。刘赟束手无措，大势已去。郭威步步紧逼，写信给刘赟，自称为诸军所迫，他也是身不由己，且让冯道先行回京。

冯道唯唯而已，即日向刘赟辞行。送行冯道时，刘赟悲不自胜：“我之所以毫不迟疑地进京，完全出于对您的信重。现今连我的侍卫都被夺了去，存亡只在旦夕之间，您可有救我之策？”冯道缄默不应，宫廷斗争波谲云诡，他避之犹恐不及，又怎会引火烧身？如果他是慷慨重义之士，就不可能在昏沉乱世中屹立不倒了。

刘赟左右瞋目切齿，欲一刀结果了冯道。刘赟动了恻隐之心：“不要滥杀无辜，此事怪不到冯公的身上。”冯道走后，郭崇威索性软禁了刘赟，将其心腹铲除殆尽。

很快，在郭威的操纵下，李太后的诰命来了，降刘赟为“湘阴公”。刘赟一天皇帝还没当上，就成了废帝。诰命废帝的理由是“军情不附”，倒是实话实说，这就是一场兵变。

至此，后汉亡国，享国仅三年，为五代中最短命的王朝。当然，隐帝刘承祐为乱军所弑时，国就算亡了。

郭威还是没有一步到位，仍在耐心推进他的政治议程。十二月二十七日，郭威被太后授为监国。在此前后，文武百官、内外将帅、藩臣郡守等，相继上表劝进。几天后，即广顺元年正月初五，郭威正式称帝，自称“周室之裔、虢叔之后”，定国号为大周，史称后周，改元广顺。

为了补偿李太后在政变中的合作，郭威请事其为母，迁居西宫，上尊号昭圣皇太后。郭威的宽厚大度是有选择性的，仅施于无实质威胁之人。刘赟连这个正月都没有过完，就在郭威的授意下被毒杀于宋州。刘赟被软禁后，他留在徐州的两名部将据城而守，不愿臣服郭威。郭威派兵围攻徐州，两名部将皆死于城破。

刘赟被废之初，刘崇曾遣使汴京，求郭威释放其子归晋阳，但此时刘赟已然遇害。刘赟被杀当天，刘崇称帝于晋阳，国号仍为“汉”，史称北汉，年号沿用隐帝刘承祐之乾祐，时为乾祐四年（951年）。

儿子遇害的噩耗传来，刘崇踣地呼天。直到此刻，刘崇方明白当初自己不纳忠言，怒杀李骧是多么愚蠢：“我不用忠臣之言，以至于此！”于是为李骧立祠，岁时祭之。

后周是五代最后一个王朝，北汉为十国最晚建立的政权。

中原乱，簪缨散，几时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