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出生于一九八七年十月。我们之间有三岁多的年龄差。

她不喜欢我，这件事我从小就知道，我也不喜欢她，所以我们总是打架。她不喜欢我，因为我没有同龄的朋友，总是要跟在她后面，她和她的伙伴去做什么我都要跟着去，这让她感到厌烦不已。

再者，大人们总是会用“你是姐姐，你要”来开头——“你是姐姐，你要让着妹妹。”“你是姐姐，你要多干点儿活儿。”“你是姐姐，怎么个子还没妹妹高？”尤其是个子相关的话题，每当我们走在一起，成年人们想寒暄两句时，就会自然而然地选择“姐姐还没有妹妹高了”。

我能够感受到姐姐对这些话语的厌烦，也能感受到她顺带对我的讨厌。因为她讨厌我，所以我也不喜欢她。

姐姐很会阴阳怪气，而我又很容易被激怒，文斗最后就会升级为武斗。我们的战斗总是以我先哭为结局，她虽然个子矮，但是套路多，我总是在战斗中处于下风。尤其是当她频繁地使用言语攻击时，我的迎战能力显得更弱了。

举个例子，姐姐去镇上读初一时，我还在汉族“完小”读四年级，她开始接触英文了，而我对字母一无所知，这让她的阴阳怪气能力整整上升了几个台阶。我们吵起嘴来时，她就会环抱着双手，鄙夷地看着我，极尽讥讽之能，摇头摆尾地说“Sorry”。

我不知道 “Sorry” 是什么意思，但是看着她的样子应该不是什么好词。看我一脸不解，她十分得意，拖长音调，表情更夸张了，再度重复 “Sorry”。

这时候我就会选择武斗，我们打斗的声音引来了父母。了解来龙去脉之后，阿爸说：“我不管你们是谁先开始的，但是你先告诉妹妹那个英语是什么意思。”

姐姐的神情看起来十分不屑：“Sorry，就是对不起啊。我都说对不起了，她自己要打我的。”

我更生气了，跳起来就要决斗。这时候阿妈就会开始发飙：“姐姐说的对不起，她已经道歉了，不准再打！”我肯定是不服的，于是我们的战斗又一次以我挨打和大哭收尾。

此后，每周她从学校里回来，就是我的受苦时间，因为她掌握了英文武器，不可能不对我使用。

"Apple....." "Bike....." "Ba—na—na....."

她的绝技越来越熟练，每一个单词，她都说出了绝世脏话的神情，怎能叫我不怒。战斗愈演愈烈，到了最后，我们甚至已经无法在一张桌子上吃饭了，更无法在一张床上睡觉。

可是我们不得不睡一张床、盖一床被。睡觉时，姐姐不允许我接触到她的任何部位，尤其是我的屁股。一旦我的屁股不小心碰到她，必将迎来奋力一击，或者是更加阴阳怪气的“Good Morning”。

为了保全自身，同时也为了不再触发她的英文攻击，我只能紧紧靠着床边的木墙板，争取不要把屁股碰到她的身上去。

可以想见，当我发现姐姐非常恐惧一首叫做《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歌曲时，我简直像发现了封印恶魔的魔法！

这件事说起来十分滑稽。当时小五叔已经在读师范一年级了，他在学校里学会了很多流行歌曲，齐秦、王靖雯、老狼、张雨生……每次他从学校回家，我和姐姐就会缠着他唱歌给我们听。叔叔的唱功一般，但是鉴于我们没有更好的收听条件，所以在我心里，他的歌声一直是天籁。

有一天下午，阿妈让小五叔带着我们俩去把地里晒好的麦子拢作一堆，好在隔天打麦子。在田野里，小五叔照例一首接一首地为我们演唱他最新学会的流行歌，我们三个各自做着手里的活儿，不知不觉一轮弯月就挂在了天边。

这时，小五叔突然唱起了一首风格和其他歌曲截然不同的歌：“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我觉得这首歌美极了，停下手里的活儿抬头看着月亮，余光发现姐姐也在看月亮。我正准备不自量力地挑起事端，就发现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

一起长大的过程中，小五叔早就习惯了我们俩莫名其妙地哭泣。他对着姐姐说：“你要是累了就先回家吧，或者在田埂上坐着等我们也行。”

这可是我难得的出击机会，于是我学着她的样子，阴阳怪气地说：“累了就回家吧……”

没想到她不仅没有打我，还哭得更大声了。她跑到小五叔的身旁，蹲在他的脚边：“你不要唱这首歌，你不要唱！”

小五叔一脸错愕，“什么歌？”

“你不要说月亮！”姐姐几乎咆哮起来。

我抬头看看月亮，又看看她，心里本能地担心起来。

她可很少有如此脆弱的时候。就连她数学考三分，阿爸骂她“不好好读书，长大了只能睡猪圈”时，她都没有哭，而是收拾自己的书包真的去猪圈，在猪身上睡了一夜。

眼前的她哭得如此大声，身子也缩成了一团，我反而不知道该如何讥讽了。

小五叔把她抱在怀里——就像抱着一捆麦子一样。

“好了好了，不要哭了，我不会再唱了。”

我很疑惑地问道：“你是害怕‘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吗？”

我的话音还没落，她哭得更厉害了，小五叔赶紧叫我闭嘴，背着她回了家。

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她为什么那么害怕这首歌。但这绝对是我们敌对生涯的一大转折点——我终于从武斗学会了智斗。

每当她阴阳怪气即将开始，我就 “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她就会立刻逃离我的视线。

每当阿妈让她和我一起去晒牛粪而她不想去时，我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每当我的屁股不小心碰到她而她准备揍我时，我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每当她从袋子里挑走了比较大的香蕉，给我留下烂香蕉时，我就“你看，你看，月亮的脸……”。

这首歌就是我的再生父母，它彻底结束了姐姐对我的压制。

但是好景不长，姐姐的智慧在升级。她很快就找到了治我的办法。

在讲这件事之前，首先我得讲一下香蕉在我们生活中的重要性。我们采购生活物资主要靠一周一次的赶集，从家里走路到赶集的地方大约需要两小时，每次父母去赶集，首要选购的就是生活必需的食物，像香蕉这样从外地拉到集上的“不必要”水果是昂贵的，尤其是它还不易保存，所以即使偶尔买，他们也只会买几根回来。

回到家的香蕉首先就会进行分配，我和姐姐一人一根，各自保管，各自享用，互不干涉。姐姐每一次都是一口气把香蕉吃完，为了提防姐姐吃我的那根，我不得不把香蕉藏在阁楼上——阁楼很黑，老鼠也很多，她怕鬼，不敢上去，我的香蕉在纸盒子里非常安全。

有那么一回，我俩一起去放鸭子。姐姐带了一个米饭团子做晌午饭，而我，带上了我宝贵的香蕉。

那一天风和日丽，天朗气清，鸭子们乖乖地在河沟里觅食。姐姐很快吃完了她的饭团，蹲在田埂上无聊地扯草，我就在这个时候拿出了我的香蕉。剥开香蕉皮的那一刻，我承认我的心里有一点儿小得意，于是我拿着香蕉，故意走到她面前，迟迟不下口。姐姐终于注意到了我的稀有物品，她白了我一眼，似乎并不在意，然而就在我准备下口时，她对我说：“我知道一个新游戏，你敢不敢和我玩。”

她的激将法对我总是管用的，我欣然答应。

“从现在开始，我来演妈妈，你来演女儿，你敢吗？” 那还用说！我当然敢了，于是点点头。

“好，现在你对我说：‘妈妈，这根香蕉有点儿苦，你来尝一口。’”

那时，急于表现的心已经冲昏了我的头脑，我大声地喊出来属于我那命运的台词：“妈妈，这根香蕉有点儿苦，你来尝一口。”

说时迟，那时快，一根香蕉顿时少了半截。

反应过来的我张大嘴巴，哇一声就哭了出来，恰好一位长辈路过，问她：“哎！你怎么欺负妹妹？”

她吓坏了，拔腿就跑，剩我一个人既因为上当了而伤心，又因为一个人赶不过来鸭子而难受。直到天色擦黑，我才把鸭子赶回家，而姐姐却一直没有出现。

“姐姐呢？”阿妈问我，我把来龙去脉讲了一遍，又哭了起来。阿妈和阿爸对视了一眼，不仅没有安慰我，反而着急忙慌地出去了。

过了很多年以后我才知道，那天姐姐认为那位长辈一定会告诉家长，她害怕挨打，所以藏在邻居家的柴堆里，谁知道一藏就睡着了。阿爸了解姐姐，他知道姐姐一定会因为害怕挨骂不敢回家，生怕她出事，所以才会和阿妈一起出去找。

其实姐姐挨骂的次数并不算多。还没有生下我的时候，她和小五叔的关系就像我和她的关系，不同的是打架总是小五叔赢，挨揍的也总是小五叔。小五叔有一句专门用来对付她的经典台词：“你这样的，来一亿个我都能打赢。”

那时候，姐姐是家里最小的人类，全家人的关注点都在她身上。可是我出生以后，姐姐就变成了家里的老二。老二总是尴尬的，当时我不懂，长大后才懂了。

上了高中以后，姐姐就彻底离开了家，就像小五叔一样，他们都不再回来。我变成了家里唯一的孩子。

那段时间的我十分孤独，数年如一日，一个人在学校到家的路程中间来来去去。打电话对我来说也是贵的，我和姐姐几乎半年才见一回，一开始我会给她写信，但她总是不怎么回信，我也就不再写了。也就是那段时间，我的性格变得越发孤僻起来。

再后来，我也去城里上了中学，我们之间的距离就更远了，所有对她近况的了解都来自父母的转述。长久的分别之后，我得知姐姐考上了大学。

姐姐是村子里第一个女大学生，我觉得她真了不起。当时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考上大学，我对数学的理解一塌糊涂，理解不了空间问题，几何和抛物线对我来说就像一团墨水。尽管天各一方，但是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非常高兴，爸妈说等我放假，一家人团聚，就杀鸡庆祝一下。姐姐自己却似乎并不高兴，还因为我们的欣喜而不快——“又不是什么好学校，有什么可庆祝的。”她说。

高考结束以后，姐姐也没有回家，所以我们并没能团聚庆祝。她在省城找了暑假工，攒下了自己大学第一年的生活费。读大学以后，姐姐就更少回家了，即便过年，也是大年初一才会回来，初三就走，她说春节假期间打工的工资比较多。阿妈不愿意她总是来去匆匆，不让她再打工，她却执意如此。从那时起，我能感觉到回家对姐姐而言变成了一项任务，而不是主动的选择。外面的世界也许更自由、放松和快乐一些。

那时候我当然是不理解姐姐的，我不知道是什么把她变成了这样，其间我们发生了几次争吵，主题都是关于和父母相处，她觉得我管得太宽，而我觉得她太过冷漠。我觉得上大学那几年，是姐姐最不快乐的几年，至少在我的印象里是这样的。

大学毕业以后，姐姐一直在做一份导游的工作，依旧不怎么回家，也不怎么联系家里人。阿爸和阿妈有一段时间因为这件事非常焦虑，可他们越是主动联系姐姐，似乎姐姐就越不想和家里联系。

等到我们之间自然而然地再次熟络起来时，姐姐已经是一个二十六岁的大人了，那时我才窥探到她生活的一小部分。她不谈恋爱，也不存钱，不买房子，不买车子，但也并没有买什么很昂贵的东西，她的收入大部分都用在了吃饭上面。她喜欢吃饭，就算是自己一个人，也要去下馆子，点三五个菜，吃不完从不打包，付了款就走。

其实我完全不知道姐姐一个人在省城上学、工作那十来年的时间当中究竟经历了什么，也不知道姐姐的心里在想什么。我曾经试图通过我自己的成长轨迹去猜想她的心理活动，但一切都是徒劳。

那时候我觉得，天天打架的时候我们反而是近的，长大以后，我们就远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之间的距离是因为吃苦太多——不管我吃了什么苦，姐姐只会比我吃得更多。

我还是很伤心，不希望和姐姐变得疏远。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和姐姐说我的心事，或者问姐姐的生活，她都是淡淡的、客气的、保守的。我觉得她的人生里有一块特别大的模糊地带是我无法走入的禁区，我多想知道那里面有什么，可姐姐始终没有开放过那里的大门。

疫情之后，姐姐失业了，收入一落千丈。阿爸和阿妈时常打电话和我说“多问问姐姐，多帮帮姐姐”，姐姐却从来不提自己的困难。写到这里，我意识到不管是姐姐，还是小五叔，他们都从来没有向家人诉说过和困难有关的事，想到这里，心里有些难过。

我也不知道难过的具体理由，究竟是那时候家庭的贫穷和父母对外处事时性格上的羸弱让我们觉得人生没有安全感，还是说我只是单纯地在难过我们之间难以挽回的疏远。

我不明白我自己，就像不明白姐姐。

二〇二三年，姐姐突然通知我们要结婚了，随后很快带回来一个小她十一岁的男孩，和父母商议婚事。她希望越快越好，父母就依照她的意愿仓促而快速地安排好了婚礼的一干事宜。婚礼前夜，我去她的房间贴喜字，她在床上刷小视频，我问：“镜柜要贴吗？”她说：“随便，随便弄弄就行了。”

整个婚礼的过程就像是一次集体活动，姐姐只做了自己“应当”做的部分，其余时间大多在玩手机。婚礼一结束，她就和姐夫一起回省城去了，临别时父母在她的背包里放了一摞钱，她又拿出来塞给了他们。

“办完客[办名，云南方言，指举办宴席。]你们还剩钱吗？”她问。

父母告诉她除去所有成本还剩一些，她说：“那就好，你们自己收着吧，只要没亏就行了。”

我能感受到这场婚礼对于姐姐来说就像是一种任务，不是说女人一定要出嫁的任务，而是她似乎在用这个方式弥补父母因为别人结婚而花出去的钱。这么说感觉很古怪，可我想不到更好的形容。农村就是什么神奇的理由都可以办客，我们虽然身在外地，成年之后，人家也是把我们单独作为一个客人而邀请的，父母就需要为我们而给礼金。而我们家唯一收回礼金的机会就是两个女儿结婚。

姐姐结婚以后，我们的话题就更少了。我很想念姐姐，但除了问候身体和工作之外，其余的话题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

在很多意识流淌的间隙里，一想到姐姐，就总是会想起小学二年级的那个夏天，放学的时候雨特别特别大，同班同学一个接一个被家长接回家，我一个人在教学楼的屋檐下哭，泪水婆娑中我看到从雨幕里走过来一个小小的人，她手里撑着一把巨大的黑布伞，是我的姐姐。

姐姐背着我，我撑着大伞。雨水浸到姐姐的腰部，可是她始终没有把我放下来。